諸葛亮和岳飛被什麼害慘了？
無論新舊何種思想，其自身本沒有什麼罪惡。但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
──陳獨秀
中國歷史有個怪現象：造反的農民領袖都先把孔子視為假想敵、想拉孔子下神壇，可一旦他們成功、做了開國皇帝後，對孔子的態度就會大變。尤其是他們繼位的子孫，往往會重新把孔子扶上神壇。這一拉一扶間，中國的歷史基座就見了底。
顯然，前者為了造反，後者為了統治。孔子之說利於統治，不利於造反。儒家「牧羊」不「養狼」。
和世界很多思想家的命運一樣，儒教教主孔子是死後被無限拔高重用，且一用就是兩千年，真正實現了永垂不朽。他還有個終身搭檔，從政治的角度說，正因為有了這個搭檔的組合，他才得以不朽兩千年。這個搭檔叫嬴政，別號秦始皇。
然而，孔子死在秦始皇之前。始皇帝應該早就了解孔子的理論，但嬴政並不感興趣，對孔子本人他也並不欣賞。這對搭檔儼然是一種「被組合」，中國式政治的「拉郎配」（按：比喻強行讓兩種人事物聯合起來）。
我們先揭曉儒教的真諦。嚴格來說，所謂儒教並不是宗教，也不屬於哲學。因為宗教與哲學要解決的是人類的終極問題──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而儒教只提供現世的倫理，充其量只能算是世俗社會的一種道德學說。
世所共知，儒家學說的核心教義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之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秩序，忠君是國民的核心道德。五常之內，仁義禮智信，仁居首位。仁道是統治者治世的標準品格。
必須承認，這理論聽起來不壞。教君主仁，教國民忠。尤其是在兩千多年前，一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戰亂世界，能創造出這樣的理論，已是君主制下理想社會的難得暢想。
但是，請大家注意。三綱五常裡都有些深究起來不對勁的東西。
首先，「君為臣綱」之忠君演化成更具體的一句話，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讓你死，不要問理由，賞你個全屍，叫賜死；無論怎麼個死法，都要「謝主隆恩」。
其次，五常裡缺了兩樣東西，一是「真」，二是「勇」。一個人的品質裡，少了這兩樣東西，就會虛偽、懦弱。如此，把三綱五常裡不對勁的東西，彙聚成兩個字，就是「愚弱」。
我在第十章已經講過，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中國封建官僚制度之本質，奠定的是「狼吃羊」的食物鏈條─皇帝及其官員壟斷資源、侵占民眾勞動成果的合法性。而對於這一點，孔子也是毫不諱言的。在孔子看來，所謂治理國家，其實就是牧羊。他直接向君主傳授祕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國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們就任由你「牧」了。孔子說的話最大功效就顯而易見：把臣民培養成沒頭腦的人，這樣的人好操控，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
後來的歷史驗證了這些功效果然管用，受儒教洗禮的臣民會變成一群逆來順受的羔羊，在狼面前無比溫順─被吃也要謝恩、也是一種幸福。
所以，無論儒學者怎麼解讀儒教「博大精深」，在我看來，拋開學術價值、專就政治價值而論，儒家教義可一言蔽之：狼會愛上羊。所有「子曰」，與其說是規勸狼去愛羊，不如說是讓羊相信，狼會愛上羊。
我想孔子也許並非刻意教君愚民，生於專制國家，身處禮壞樂崩的時代，他沒有「御民」（按：統治人民）以外的想像力，只能在圈內為君主處心積慮。
司馬懿非儒家信徒
翻閱二十四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奇妙現象：「太祖群」中無一儒家信徒。也就是說，自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讀儒書而做開國皇帝的人。那些高祖、太祖不是出於行伍，就是出於草莽。無一來自儒家學堂。
熟悉歷史的朋友，或許會舉出不同事例：譬如，晉朝的奠基人「宣皇帝」司馬懿，不是被《晉書》稱「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嗎？
依我看來，稱司馬懿是儒士，完全是名不副實的包裝。司馬懿絕對不會是儒家信徒，他骨子裡信奉的不可能是忠孝仁義那套東西。否則，他如何能完成「宣皇帝」的偉業？別忘了，這位三國後期魏國驃騎大將軍，是靠什麼起家的。
名儒出山往往需要伴隨著「明主幾請」這樣的美麗故事。諸如諸葛亮，就是在劉備三顧茅廬之後，被主公的真誠與真情所打動而出山的。但司馬懿不同，他是遭主公曹操脅迫、被逼下山的。所以一個偽字貫穿了他的一生。
史書記載，司馬懿擁有一個與秦始皇相仿的特徵：狼顧相。一般擁有狼性特徵的人，是不可能對主人忠誠到底的。為了成就大事，司馬懿在上司曹氏面前，除了貢獻智慧，還不時的裝病，表現出快不行的一面。適時表現出智與不智，使他在曹操祖孫三代人手下都過了關。在給曹操獻計獻策時，他無比智慧。但當涉及權力爭奪戰時，他又能裝得「垂死」一般遲鈍。當魏國第三代領導曹芳派人觀察他時，他病入膏肓，不能言語。其實他是在醞釀著一場政變。政歸司馬氏，就是他在裝死的情況下發動的。
不是裝癱，就是裝死的司馬懿，其實是三國裡最長壽的一位智多星。他比對手諸葛亮多活了19年、熬死了曹魏幾代人，足足活到73歲，可謂壽終正寢。他死時，國家最高權力已牢牢從自己手中，轉到兩個兒子的手上。
《三國演義》講述，司馬懿臨死前，囑咐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負我清名，但有違者，乃大不孝之人也！」
這段描述，表明司馬懿臨死都無二心，簡直是美化司馬懿。但我認為不太可信。以司馬懿的野心，決不會甘心「位極人臣」而已，司馬氏以晉代魏，絕非兒孫之力所能及。真正奠定以晉代魏的，正是司馬懿發動的高平陵政變（司馬懿趁曹爽與魏帝曹芳去謁陵，控制京城，捏造罪名殺了曹爽，接管兵權）。
所以，我想，司馬懿臨死時，對兩個兒子說的「私房話」，一定少不了授予帝王之道──走自己的路，握最高的權，讓大臣們說去吧。這才回歸了司馬懿的本來面目：一個絕頂聰明的偽儒。
司馬懿透過武裝政變，脅迫幼主，政歸司馬氏，他的二兒子司馬昭還指使手下，殺了魏皇帝曹髦。以儒家觀念評判，此野心勃勃弒君奪權之輩，乃貳臣賊子之舉。如何是儒家信徒所為？
三國為何歸了司馬氏，而不是諸葛氏？從哲學的角度，也可如是解答這個問題：忠君到底的諸葛亮是儒家真信徒，而叛君奪權的司馬懿是個偽信徒。所以，司馬氏完成了帝王之業，而諸葛家只能世代為臣。
由此，我們可以再一次認清儒家作為教義的功效。儒教作用於臣子的最佳效果，是令其喪失獨立思想與反抗意識。失去這兩樣東西的人註定愚蠢，即便是智慧的化身諸葛亮，成為忠實的儒家信徒後，在酒囊飯袋的後主面前，也有種插手聽命的愚不可及之舉。更別論後來岳飛這等儒將，之所以死得窩囊、被昏君設計殺害，主要就是因為失去了獨立思想與反抗意識。這樣的臣子只知忠君，沒有野心。受儒學洗禮就是這般效果，失去了獨立反抗之念，猶如雄鷹斷了雙翅。斷翅之鷹、愚化之將，還能蹦躂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嗎？
當然，對於岳飛式的愚忠，也不免有人會為儒教鳴冤，說那是南宋程朱理學改造後的惡果。孔孟儒教原本是不錯的。然而，總被和尚念歪的經，難道僅僅是因為和尚的嘴有問題，而原經無過嗎？「餓死是小、失節是大」，「有天理滅人欲」。孔子難道會反對這樣的論調嗎？
而另一方面，開國皇帝雖然無一信儒，但他們得了天下後卻尊儒為正教。這充分說明，那是皇帝用來教育別人的道德、彈給臣民的牧羊曲。皇帝不傻，但他需要臣民傻，所以他讓別人信而他自己不信。
想想也真是這回事。如果那些太祖們從小就篤信「狼會愛上羊」的聖賢書，恐怕就永遠不會率領羊群造反、亦永遠與天子無緣了。
到此，儒教的真面越來越清晰了，我們也可就此給出辨別儒家信徒真偽之一標準，那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愚與智。前者真的相信狼會愛上羊，後者則打死也不信，且要自己主宰自己乃至國家的命運。
無論新舊何種思想，其自身本沒有什麼罪惡。但若利用政府權勢，來壓迫異己的新思潮，這乃是古今中外舊思想家的罪惡。
──陳獨秀
中國歷史有個怪現象：造反的農民領袖都先把孔子視為假想敵、想拉孔子下神壇，可一旦他們成功、做了開國皇帝後，對孔子的態度就會大變。尤其是他們繼位的子孫，往往會重新把孔子扶上神壇。這一拉一扶間，中國的歷史基座就見了底。
顯然，前者為了造反，後者為了統治。孔子之說利於統治，不利於造反。儒家「牧羊」不「養狼」。
和世界很多思想家的命運一樣，儒教教主孔子是死後被無限拔高重用，且一用就是兩千年，真正實現了永垂不朽。他還有個終身搭檔，從政治的角度說，正因為有了這個搭檔的組合，他才得以不朽兩千年。這個搭檔叫嬴政，別號秦始皇。
然而，孔子死在秦始皇之前。始皇帝應該早就了解孔子的理論，但嬴政並不感興趣，對孔子本人他也並不欣賞。這對搭檔儼然是一種「被組合」，中國式政治的「拉郎配」（按：比喻強行讓兩種人事物聯合起來）。
我們先揭曉儒教的真諦。嚴格來說，所謂儒教並不是宗教，也不屬於哲學。因為宗教與哲學要解決的是人類的終極問題──人從哪裡來，要到哪裡去。而儒教只提供現世的倫理，充其量只能算是世俗社會的一種道德學說。
世所共知，儒家學說的核心教義是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三綱之中，君為臣綱是核心秩序，忠君是國民的核心道德。五常之內，仁義禮智信，仁居首位。仁道是統治者治世的標準品格。
必須承認，這理論聽起來不壞。教君主仁，教國民忠。尤其是在兩千多年前，一個從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戰亂世界，能創造出這樣的理論，已是君主制下理想社會的難得暢想。
但是，請大家注意。三綱五常裡都有些深究起來不對勁的東西。
首先，「君為臣綱」之忠君演化成更具體的一句話，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讓你死，不要問理由，賞你個全屍，叫賜死；無論怎麼個死法，都要「謝主隆恩」。
其次，五常裡缺了兩樣東西，一是「真」，二是「勇」。一個人的品質裡，少了這兩樣東西，就會虛偽、懦弱。如此，把三綱五常裡不對勁的東西，彙聚成兩個字，就是「愚弱」。
我在第十章已經講過，以君主專制為核心的中國封建官僚制度之本質，奠定的是「狼吃羊」的食物鏈條─皇帝及其官員壟斷資源、侵占民眾勞動成果的合法性。而對於這一點，孔子也是毫不諱言的。在孔子看來，所謂治理國家，其實就是牧羊。他直接向君主傳授祕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讓國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們就任由你「牧」了。孔子說的話最大功效就顯而易見：把臣民培養成沒頭腦的人，這樣的人好操控，對凌辱有極強的忍耐力。
後來的歷史驗證了這些功效果然管用，受儒教洗禮的臣民會變成一群逆來順受的羔羊，在狼面前無比溫順─被吃也要謝恩、也是一種幸福。
所以，無論儒學者怎麼解讀儒教「博大精深」，在我看來，拋開學術價值、專就政治價值而論，儒家教義可一言蔽之：狼會愛上羊。所有「子曰」，與其說是規勸狼去愛羊，不如說是讓羊相信，狼會愛上羊。
我想孔子也許並非刻意教君愚民，生於專制國家，身處禮壞樂崩的時代，他沒有「御民」（按：統治人民）以外的想像力，只能在圈內為君主處心積慮。
司馬懿非儒家信徒
翻閱二十四史，我們會發現一個奇妙現象：「太祖群」中無一儒家信徒。也就是說，自古以來，中國沒有一個讀儒書而做開國皇帝的人。那些高祖、太祖不是出於行伍，就是出於草莽。無一來自儒家學堂。
熟悉歷史的朋友，或許會舉出不同事例：譬如，晉朝的奠基人「宣皇帝」司馬懿，不是被《晉書》稱「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嗎？
依我看來，稱司馬懿是儒士，完全是名不副實的包裝。司馬懿絕對不會是儒家信徒，他骨子裡信奉的不可能是忠孝仁義那套東西。否則，他如何能完成「宣皇帝」的偉業？別忘了，這位三國後期魏國驃騎大將軍，是靠什麼起家的。
名儒出山往往需要伴隨著「明主幾請」這樣的美麗故事。諸如諸葛亮，就是在劉備三顧茅廬之後，被主公的真誠與真情所打動而出山的。但司馬懿不同，他是遭主公曹操脅迫、被逼下山的。所以一個偽字貫穿了他的一生。
史書記載，司馬懿擁有一個與秦始皇相仿的特徵：狼顧相。一般擁有狼性特徵的人，是不可能對主人忠誠到底的。為了成就大事，司馬懿在上司曹氏面前，除了貢獻智慧，還不時的裝病，表現出快不行的一面。適時表現出智與不智，使他在曹操祖孫三代人手下都過了關。在給曹操獻計獻策時，他無比智慧。但當涉及權力爭奪戰時，他又能裝得「垂死」一般遲鈍。當魏國第三代領導曹芳派人觀察他時，他病入膏肓，不能言語。其實他是在醞釀著一場政變。政歸司馬氏，就是他在裝死的情況下發動的。
不是裝癱，就是裝死的司馬懿，其實是三國裡最長壽的一位智多星。他比對手諸葛亮多活了19年、熬死了曹魏幾代人，足足活到73歲，可謂壽終正寢。他死時，國家最高權力已牢牢從自己手中，轉到兩個兒子的手上。
《三國演義》講述，司馬懿臨死前，囑咐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以吾有異志，吾何敢焉。吾死之後，汝二人善事主人，勿生他意，負我清名，但有違者，乃大不孝之人也！」
這段描述，表明司馬懿臨死都無二心，簡直是美化司馬懿。但我認為不太可信。以司馬懿的野心，決不會甘心「位極人臣」而已，司馬氏以晉代魏，絕非兒孫之力所能及。真正奠定以晉代魏的，正是司馬懿發動的高平陵政變（司馬懿趁曹爽與魏帝曹芳去謁陵，控制京城，捏造罪名殺了曹爽，接管兵權）。
所以，我想，司馬懿臨死時，對兩個兒子說的「私房話」，一定少不了授予帝王之道──走自己的路，握最高的權，讓大臣們說去吧。這才回歸了司馬懿的本來面目：一個絕頂聰明的偽儒。
司馬懿透過武裝政變，脅迫幼主，政歸司馬氏，他的二兒子司馬昭還指使手下，殺了魏皇帝曹髦。以儒家觀念評判，此野心勃勃弒君奪權之輩，乃貳臣賊子之舉。如何是儒家信徒所為？
三國為何歸了司馬氏，而不是諸葛氏？從哲學的角度，也可如是解答這個問題：忠君到底的諸葛亮是儒家真信徒，而叛君奪權的司馬懿是個偽信徒。所以，司馬氏完成了帝王之業，而諸葛家只能世代為臣。
由此，我們可以再一次認清儒家作為教義的功效。儒教作用於臣子的最佳效果，是令其喪失獨立思想與反抗意識。失去這兩樣東西的人註定愚蠢，即便是智慧的化身諸葛亮，成為忠實的儒家信徒後，在酒囊飯袋的後主面前，也有種插手聽命的愚不可及之舉。更別論後來岳飛這等儒將，之所以死得窩囊、被昏君設計殺害，主要就是因為失去了獨立思想與反抗意識。這樣的臣子只知忠君，沒有野心。受儒學洗禮就是這般效果，失去了獨立反抗之念，猶如雄鷹斷了雙翅。斷翅之鷹、愚化之將，還能蹦躂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嗎？
當然，對於岳飛式的愚忠，也不免有人會為儒教鳴冤，說那是南宋程朱理學改造後的惡果。孔孟儒教原本是不錯的。然而，總被和尚念歪的經，難道僅僅是因為和尚的嘴有問題，而原經無過嗎？「餓死是小、失節是大」，「有天理滅人欲」。孔子難道會反對這樣的論調嗎？
而另一方面，開國皇帝雖然無一信儒，但他們得了天下後卻尊儒為正教。這充分說明，那是皇帝用來教育別人的道德、彈給臣民的牧羊曲。皇帝不傻，但他需要臣民傻，所以他讓別人信而他自己不信。
想想也真是這回事。如果那些太祖們從小就篤信「狼會愛上羊」的聖賢書，恐怕就永遠不會率領羊群造反、亦永遠與天子無緣了。
到此，儒教的真面越來越清晰了，我們也可就此給出辨別儒家信徒真偽之一標準，那就是意識形態上的愚與智。前者真的相信狼會愛上羊，後者則打死也不信，且要自己主宰自己乃至國家的命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