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許多曾經造訪歷史名城的人來說，這種感受並不陌生：我第一次來到雅典，前往公民大會（Assembly）、柏拉圖學院（Academy）與亞里斯多德的呂刻昂（Lyceum）朝聖，但所見所聞卻讓我感到深切的哀傷。人類歷史上幾個最非凡的時刻就發生在這裡，然而這些場景如今只剩下瓦礫、垃圾與狗屎。朝氣蓬勃的創造力已不復見，能夠感受到的只是一片死寂，以及偶爾經過的路人醉醺醺地發出詭異的聲響。
不可否認，我在雅典也看到壯麗的美景，例如衛城（Acropolis）宏偉的紀念建築物。但即使如此，它們也只是用來展示昔日榮光的博物館。這裡曾經是世界運轉的中心，如今卻聚集了一堆拼湊起來的石柱、石塊與碎片，上面掛著的銘牌告訴我們：它曾經如此令人驚嘆。
想必這就是古希臘的超級仰慕者雪萊（Shelley），望著萬王之王奧西曼德斯（Ozymandias）傾頹的紀念碑寫下詩句時，內心所思索的：「看看我開創的功業，即令眾神擁有大能，亦當感到絕望！／如今一切俱無，僅餘斷垣殘壁……／孤寂而平坦的黃沙，不斷延展，直至天際。」
曾經偉大的文明，卻抵擋不住命運的無常，最終淪為一片廢墟，目睹這種景象，我的內心翻攪不已。是什麼讓這些文明得以壯大昌盛，它們又何以衰敗頹唐至此，以至於幾乎未留下任何痕跡？我不得不想到：未來的某一天，是否也會有旅人造訪我們引以為傲的地標與廣場，思索我們的文明究竟走錯了哪一步，才變得如此蕭條與停滯。
此時正是書寫歷史黃金時代的危機時刻。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威權與民粹復興的時代，殘暴的獨裁者企圖摧毀鄰國的民主制度，人們不再相信未來會持續進步，反而擔心接下來的日子將不可避免走向衰退。可能有人會揣測我的動機，認為我的想法類似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Berman）撰寫西方法律興起大歷史時的心境：據說溺水的人會在死前看見自己的一生一閃而過，或許人的潛意識會試圖從自己的經驗中尋找解救之道，好擺脫即將毀滅的命運。
我不會把話說得那麼極端，畢竟我們尚未陷入滅頂之災。然而，記取人類的歷史經驗，卻是一種能幫助我們免於陷入絕境的方法，甚至還能幫助我們走在安全的道路上。有人說，我們應該研究歷史以免重蹈覆轍。這話說得固然不錯，但我們的祖先並非只會犯錯而已。
人類歷史羅列著一長串的墮落與恐怖，但人類歷史也產生了知識、制度與技術，有了這些事物，絕大多數人類才能首次免於恐懼。從歷史紀錄可以看出人類探索、想像與創新的能力，光是這點就構成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理由。研究歷史可以拓展我們的心智視野，使我們擁有更多的可能。
本書探討世界的七個偉大文明：古雅典、羅馬共和國與早期帝國、阿拔斯哈里發國、宋代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荷蘭共和國以及英語圈。我為什麼挑選這幾個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這幾個文明都體現了我認為的黃金時代：一個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創新，並且在多個領域出現重大變革的時期。黃金時代伴隨著樂觀主義文化，鼓勵人們探索新知，嘗試新的方法與技術，並與他人交流成果。黃金時代的特徵是文化創造力、科學發現、科技成就與經濟成長，無論與前後時代相比，還是與同時代其他文化相較，都格外突出。黃金時代的人們平均生活水準較高，不僅令他人羨慕，也讓後代子孫心生嚮往。
這本書原本可以寫得更長，以探索其他更多文化，因為黃金時代並非取決於地理、種族或宗教，而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這些文化之所以在某個時代表現得特別出色，是因為它們基於某些原因，開始重新詮釋或強調自身信仰與傳統中的某些面向，使其更能接受意外之事：歡迎商人與移民帶來的非傳統觀念與方法，珍視本地怪才的奇思妙想，也不放過任何偶然降臨的幸運發現。
進步的出現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條件，你會在接下來的每一章中看到這些條件。基本的原料是要有各式各樣的觀念與方法供人學習，以及新的方式來加以結合。因此，進步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而都市的集聚往往特別具有創造力。對其他文明的貢獻抱持開放態度，可以最快速地集思廣益，這也是為什麼這些黃金時代往往出現在與其他文化交會之處。從本書提到的每個例子可以看出，文明明顯受益於國際貿易、旅行與移民帶來的靈感與啟發。它們往往是海洋文化，總是在進行新的探索。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得好，距離是「文明的頭號敵人」。
要運用這些原料，需要一個相對包容的社會。民眾必須能夠自由實驗與創新，不受封建領主、中央集權政府或四處劫掠的軍隊的肆意侵擾。要做到這點，需要和平、法治與財產權保障。
最重要的是，不能存在由上而下加諸的正統觀念，規定民眾該信什麼、該想什麼、該說什麼、該怎麼生活與該做什麼。如果我們對於已知與感到舒適的一切加諸限制，規定何者可以接受、何者不可接受，那麼將不可避免陷入停滯。如果我們想獲得更多的知識、財富與科技能力，那麼我們就必須讓那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或麻煩製造者擁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本書將探討這些能夠允許探索、創新與適應的制度，對於科學、文化、經濟與戰爭會產生多深遠的影響。
要長期維持這類制度並不容易。研究黃金時代最令人沮喪的一點，就是這些時代無法永遠持續下去。你不需要等待兩千三百年再回去雅典感受這一點。從許多故事可以看出，只要經過幾十年再回去拜訪以前的文明中心，就會發現人事全非。地方還是一樣，傳統未變，甚至還住著同一批居民，但你會發現原本那個無可取代的火花已然熄滅。
加州歷史學家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把這種短暫成長的時期稱為「繁盛」（efflorescence）。這其實是「反危機」一詞的另外一種說法：正如危機是指人類福利指標出現了突然而出乎預料的下挫，繁盛則是指突然而出乎預料的上揚。
戈德斯通認為，絕大多數社會都曾經歷過這種繁盛期，通常會為思想、政治組織與經濟生活奠定新的模式，其影響將延續幾個世代之久。這種看法修正了普遍流行的觀念，以為人類歷史經歷漫長的停滯期，然後才突然出現進步。事實上，歷史充滿了成長與進步，只不過帶有週期性，而且繁盛的時間也相當短暫，與一般認為的自我維持與持續加速模式大不相同。換言之，成長與進步不會持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往往會把自己視為黃金時代。
歷史彷彿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現狀過濾器〔類似費米悖論（Fermi paradox）的假說，闡述為什麼外星生命確實有存在的可能，但卻至今未曾與我們相遇〕。每個時代的文明都試圖擺脫壓迫與匱乏的枷鎖，但逐漸地會遭遇相反的力量，遲早被拉回地面。菁英階級因為創新而獲得巨大利益，然而當他們地位提升之後，卻想把自己腳下的梯子踢掉；遭受變革威脅的群體，試圖將文化僵固下來，使其成為眾人必須遵守的正統思想；好戰的鄰國被優越文明的財富吸引，他們企圖殺鵝來奪取金蛋。
為什麼知識、經濟與政治菁英願意接受一個持續帶來意外與創新的制度？不可否認，這種制度也許能提供更多資源給他們的社會，但也有可能動搖他們最初賴以取得權力的社會現狀。這種制度的出現往往是在意外之下產生，可能是劇烈動盪的結果；也可能因為遭遇困境，而這種制度剛好能提供重要的解決辦法而在無意間被推上檯面；或者是因為與敵國陷入激烈的競爭關係，因此不得不接受這種制度以取得必要的資源與科技。
儘管如此，絕大多數菁英遲早都會回過神來，開始重新建立正統思想與排除潛在的不確定性。偉大的經濟史家喬爾．莫基爾把這種現象稱為「卡德威爾法則」（Cardwell's Law），這個名稱取自科技史家卡德威爾（D. S. L. Cardwell），他發現絕大多數社會的科技創造力只能維持很短時間。
掌握既得利益的人，往往會因為變革而遭受巨大損失，這足以說明為什麼創造力與成長總是無法長久。然而這類群體總是存在，總是急欲阻止未來的到來。為什麼這些人的反應會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占上風，卻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落敗？其中牽涉的因素很多，本書都將詳細探討。不過，其中有一項心理因素會對所有的因素產生加強作用。
「誰是文明最大的敵人？」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提出這個問題，並回答說：「文明的大敵是恐懼——恐懼戰爭，恐懼入侵，恐懼瘟疫與饑荒，這些恐懼使文明不願進行建設或不願種樹，或甚至不願栽種下一年的作物。此外還有恐懼超自然力量，這意味著你不敢質疑任何事或改變任何事。」
我們人類有兩種基本設定：我們是貿易者，也是部族主義者。早期人類的（相對）繁榮主要仰賴外出探索、試驗與交換，並發現新的地方、夥伴與知識。然而人類想要在探險中倖存，有時必須仰賴對危險的敏銳感覺與對潛在威脅的立即反應，或進行搏鬥，或直接逃回熟悉的洞穴與部族。我們不僅需要熱愛冒險的性格，也需要提防風險的心態。不過由於智人是在一個比現今更危險的世界中，歷經數十萬年的演化而出現，因此我們的「蜘蛛感應」（spider sense）必然對威脅的存在特別敏感。但這種防備威脅的特質經常出錯，而且很容易被試圖分化與征服的人操弄。
我在《開放：人類進步的故事》（Open: 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裡提到，這種因威脅而產生的焦慮感一直是人類本性的核心部分，即使我們已經離開大草原來到比較安全的世界，這種傾向也依然存在。當整個社群因鄰國軍隊、疫情、經濟衰退或衝突而感受到威脅時，往往會在社會層面出現戰鬥或逃走的本能反應，促使人們尋找替罪羊並躲藏到物質與思想的高牆之後，即使因應複雜威脅需要的正是知識與創造力，而非逃避或攻擊。
我們不只一次看到，文明之所以昌盛，是因為擁抱貿易與試驗；而文明之所以衰亡，則是因為喪失文化自信。在遭受威脅時，我們通常會尋求穩定與可預測性，排除不同與不可預測之物。遺憾的是，這種做法通常會讓對災難的恐懼自我實現，因為各種的防備手段會限制各種的可能，壓抑原本可以協助我們面對威脅的調適與創新。恐懼會讓人慌亂，事實上，恐懼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會讓人六神無主，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不會因此誇大地說，我們沒有什麼好恐懼的，我們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這麼說有點像是低估了武裝劫掠者與黑死病的危險。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封閉而壓抑的焦慮會剝奪我們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外來者會大肆殺戮與摧毀，但他們無法殺死好奇心與創造力。能扼殺我們的好奇心與創造力的，只有我們自己。
歷史經常重演，因為人性本身就是如此。所有的黃金時代都走向終結，只有一個是例外，而我們今日正身處其中。美國記者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曾說，「歷史是一個巨大的早期預警系統。」那麼，我們的文明現在正處於什麼狀態呢？關於這點，先讓我賣個關子，等我們檢視了其他文明以後再說。不過，我可以先透露一點：我們仍知道怎麼游泳，但這種事不會自動發生，而是需要有意識的努力。因此，每隔一段時間複習一下歷史的游泳課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想把我的論點放在當前文化戰爭的脈絡下，那麼我不僅反對相對主義認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觀點，也反對兩個彼此對立與衝突的文化存在著高下之分，即文明與野蠻的對抗（通常指的是歐洲猶太─基督教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對立）。
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認為，否認這點，等於「否認我們的文化未來無法比現在優越」。也等於說動產奴隸制度與人權一樣好（或壞）。在本書裡，我們將看到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因為它們提供了正和博弈的制度而非零和博弈的制度，它們的時代創造了自由與機會，而非壓迫與毀滅。
不，我們這裡不是在談論兩個彼此對立與衝突的文明的固有特質。在本書提到的七個黃金時代中，我們看到了異教徒、穆斯林、儒家文明、天主教徒、喀爾文派、聖公會與世俗文明。在某個時代被視為野蠻人的文明，到了下一個時代成為科學與科技的領導者，等到又進入下一個時代，角色再度反轉。這些文明在某個時代變得特別優越往往是出於偶然，因為它們的文化在那時對其他文明採取全面開放的態度，因而羅致了較多的人才。
這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右派與覺醒主義左派在發起運動反對文化大雜燴時，會顯得如此缺乏歷史感。文明並非擁有固有特質且內容單一的事物，相反，文明的內容複雜且持續成長，文明的發展會隨著與別處發現的事物進行交流、採納與適應（你也可以說是一種挪用）而有所不同。正是這種連結與結合的過程，使文明形成自己的面貌。
如果你讀完這本書，卻留下世界上只有七個已開化文明、其餘全是野蠻人的印象，那麼就表示我並未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由與壓迫的戰爭、理性與迷信的對抗，並非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內部」的衝突，某種程度來說，甚至可說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每個文化、國家與政府都可以做到合宜有禮並具有創造力，但也不乏愚蠢無知與行徑野蠻的時候。這是為什麼我們在理解「黃金」時，不僅要跟其他人相比，更要與自己原本可能成為的樣子相比。當然，這不只是純粹意志力的問題，而是你我都具備這樣的能力，可以讓我們所在的地方合宜有禮並具有創造力，而非表現出愚蠢無知、行徑野蠻。
順帶一提，我必須強調一點，「黃金時代是為了誰而存在？」這個問題並非只是敏感的口號式提問。我在書中描述的所有文明都曾施行過奴隸制度，全都反對過婦女的基本權利，而且全都曾以滅絕鄰邦的人口為樂，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子，一個不留。
我常常忍不住回顧那些時代、夢想生活在那些時代該有多好，例如在雅典的呂刻昂或巴格達的智慧宮（House of Wisdom）辯論哲學，與西塞羅（Cicero）或宋朝皇帝討論政治策略，或親眼見證萬神殿、《最後的晚餐》或印刷術的誕生。每當這時我就會提醒自己，我根本不可能接近那些地方。我只會是個貧困的農民，拚命工作好讓家人多活一季，免於饑饉與劫掠者的威脅。
如果我成為萬中選一的幸運兒，那麼當然可以這麼夢想。正如古典學者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指出，當人們說自己仰慕羅馬帝國時，他們總是假定自己會是皇帝或（不過幾百人的）元老院議員，而不是礦坑、種植園或富人家裡被奴役的（數百萬）群眾。
被記錄下來的歷史，其實是由極少數識字菁英寫下的，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在絕大多數時代，生活都是卑劣、粗野而短暫的。事實上，對於少數菁英來說，生活也是如此。無論他們多有權勢，一旦不幸觸怒了反覆無常的統治者，一切都將瞬間化為烏有。而即使是統治者自己，也幾乎無法抵擋像細菌感染或蠻族入侵這樣的威脅。記住，每當史書上記載某座城市被「劫掠」，便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平民遭到強暴、肢解與開腸剖肚。這也告訴我們，人類究竟可以做出什麼樣可怕的行徑。
我們的祖先能夠通過這些考驗，足以證明他們的偉大。曾經大約有一萬個世代飽受恐懼與饑餓的折磨，然而到了最近這十個世代，一切突然間有了變化，改變的程度之大，讓今日許多人開始把和平、民主自由與溫飽視為理所當然。歷史並非只是個犯罪現場，它也是發展觀念的地方，這些觀念可以協助人類認清什麼是犯罪與如何擺脫犯罪。如果我們因為前人不夠開明、不夠合宜有禮（他們確實未能做到），就全盤否定他們的成就，那麼我們最終將失去分辨何謂開明與何謂合宜有禮的能力。因為正是前人的努力拚搏，才發展出我們今日的語言與道德感。
所以，如果你在雜草叢生的歷史廢墟裡發現了某些既能啟迪人心又有實際用處的事物，撿拾保存它們將有助於確保我們的文明不被列入戈德斯通的一長串短暫繁盛名單。就讓我們為此而奮鬥，好嗎？正如歌德所言，你無法從父母那裡繼承傳統，你必須自己去爭取。
不可否認，我在雅典也看到壯麗的美景，例如衛城（Acropolis）宏偉的紀念建築物。但即使如此，它們也只是用來展示昔日榮光的博物館。這裡曾經是世界運轉的中心，如今卻聚集了一堆拼湊起來的石柱、石塊與碎片，上面掛著的銘牌告訴我們：它曾經如此令人驚嘆。
想必這就是古希臘的超級仰慕者雪萊（Shelley），望著萬王之王奧西曼德斯（Ozymandias）傾頹的紀念碑寫下詩句時，內心所思索的：「看看我開創的功業，即令眾神擁有大能，亦當感到絕望！／如今一切俱無，僅餘斷垣殘壁……／孤寂而平坦的黃沙，不斷延展，直至天際。」
曾經偉大的文明，卻抵擋不住命運的無常，最終淪為一片廢墟，目睹這種景象，我的內心翻攪不已。是什麼讓這些文明得以壯大昌盛，它們又何以衰敗頹唐至此，以至於幾乎未留下任何痕跡？我不得不想到：未來的某一天，是否也會有旅人造訪我們引以為傲的地標與廣場，思索我們的文明究竟走錯了哪一步，才變得如此蕭條與停滯。
此時正是書寫歷史黃金時代的危機時刻。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威權與民粹復興的時代，殘暴的獨裁者企圖摧毀鄰國的民主制度，人們不再相信未來會持續進步，反而擔心接下來的日子將不可避免走向衰退。可能有人會揣測我的動機，認為我的想法類似美國法學家哈羅德．伯爾曼（Harold Berman）撰寫西方法律興起大歷史時的心境：據說溺水的人會在死前看見自己的一生一閃而過，或許人的潛意識會試圖從自己的經驗中尋找解救之道，好擺脫即將毀滅的命運。
我不會把話說得那麼極端，畢竟我們尚未陷入滅頂之災。然而，記取人類的歷史經驗，卻是一種能幫助我們免於陷入絕境的方法，甚至還能幫助我們走在安全的道路上。有人說，我們應該研究歷史以免重蹈覆轍。這話說得固然不錯，但我們的祖先並非只會犯錯而已。
人類歷史羅列著一長串的墮落與恐怖，但人類歷史也產生了知識、制度與技術，有了這些事物，絕大多數人類才能首次免於恐懼。從歷史紀錄可以看出人類探索、想像與創新的能力，光是這點就構成研究歷史的一個重要理由。研究歷史可以拓展我們的心智視野，使我們擁有更多的可能。
本書探討世界的七個偉大文明：古雅典、羅馬共和國與早期帝國、阿拔斯哈里發國、宋代中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荷蘭共和國以及英語圈。我為什麼挑選這幾個文明？因為在我看來，這幾個文明都體現了我認為的黃金時代：一個在短時間內出現大量創新，並且在多個領域出現重大變革的時期。黃金時代伴隨著樂觀主義文化，鼓勵人們探索新知，嘗試新的方法與技術，並與他人交流成果。黃金時代的特徵是文化創造力、科學發現、科技成就與經濟成長，無論與前後時代相比，還是與同時代其他文化相較，都格外突出。黃金時代的人們平均生活水準較高，不僅令他人羨慕，也讓後代子孫心生嚮往。
這本書原本可以寫得更長，以探索其他更多文化，因為黃金時代並非取決於地理、種族或宗教，而取決於我們如何運用這些條件。這些文化之所以在某個時代表現得特別出色，是因為它們基於某些原因，開始重新詮釋或強調自身信仰與傳統中的某些面向，使其更能接受意外之事：歡迎商人與移民帶來的非傳統觀念與方法，珍視本地怪才的奇思妙想，也不放過任何偶然降臨的幸運發現。
進步的出現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條件，你會在接下來的每一章中看到這些條件。基本的原料是要有各式各樣的觀念與方法供人學習，以及新的方式來加以結合。因此，進步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而都市的集聚往往特別具有創造力。對其他文明的貢獻抱持開放態度，可以最快速地集思廣益，這也是為什麼這些黃金時代往往出現在與其他文化交會之處。從本書提到的每個例子可以看出，文明明顯受益於國際貿易、旅行與移民帶來的靈感與啟發。它們往往是海洋文化，總是在進行新的探索。法國歷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說得好，距離是「文明的頭號敵人」。
要運用這些原料，需要一個相對包容的社會。民眾必須能夠自由實驗與創新，不受封建領主、中央集權政府或四處劫掠的軍隊的肆意侵擾。要做到這點，需要和平、法治與財產權保障。
最重要的是，不能存在由上而下加諸的正統觀念，規定民眾該信什麼、該想什麼、該說什麼、該怎麼生活與該做什麼。如果我們對於已知與感到舒適的一切加諸限制，規定何者可以接受、何者不可接受，那麼將不可避免陷入停滯。如果我們想獲得更多的知識、財富與科技能力，那麼我們就必須讓那些與社會格格不入的人或麻煩製造者擁有一點喘息的空間。
本書將探討這些能夠允許探索、創新與適應的制度，對於科學、文化、經濟與戰爭會產生多深遠的影響。
要長期維持這類制度並不容易。研究黃金時代最令人沮喪的一點，就是這些時代無法永遠持續下去。你不需要等待兩千三百年再回去雅典感受這一點。從許多故事可以看出，只要經過幾十年再回去拜訪以前的文明中心，就會發現人事全非。地方還是一樣，傳統未變，甚至還住著同一批居民，但你會發現原本那個無可取代的火花已然熄滅。
加州歷史學家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把這種短暫成長的時期稱為「繁盛」（efflorescence）。這其實是「反危機」一詞的另外一種說法：正如危機是指人類福利指標出現了突然而出乎預料的下挫，繁盛則是指突然而出乎預料的上揚。
戈德斯通認為，絕大多數社會都曾經歷過這種繁盛期，通常會為思想、政治組織與經濟生活奠定新的模式，其影響將延續幾個世代之久。這種看法修正了普遍流行的觀念，以為人類歷史經歷漫長的停滯期，然後才突然出現進步。事實上，歷史充滿了成長與進步，只不過帶有週期性，而且繁盛的時間也相當短暫，與一般認為的自我維持與持續加速模式大不相同。換言之，成長與進步不會持續。這也是為什麼後來的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與鐵器時代往往會把自己視為黃金時代。
歷史彷彿存在著一個巨大的現狀過濾器〔類似費米悖論（Fermi paradox）的假說，闡述為什麼外星生命確實有存在的可能，但卻至今未曾與我們相遇〕。每個時代的文明都試圖擺脫壓迫與匱乏的枷鎖，但逐漸地會遭遇相反的力量，遲早被拉回地面。菁英階級因為創新而獲得巨大利益，然而當他們地位提升之後，卻想把自己腳下的梯子踢掉；遭受變革威脅的群體，試圖將文化僵固下來，使其成為眾人必須遵守的正統思想；好戰的鄰國被優越文明的財富吸引，他們企圖殺鵝來奪取金蛋。
為什麼知識、經濟與政治菁英願意接受一個持續帶來意外與創新的制度？不可否認，這種制度也許能提供更多資源給他們的社會，但也有可能動搖他們最初賴以取得權力的社會現狀。這種制度的出現往往是在意外之下產生，可能是劇烈動盪的結果；也可能因為遭遇困境，而這種制度剛好能提供重要的解決辦法而在無意間被推上檯面；或者是因為與敵國陷入激烈的競爭關係，因此不得不接受這種制度以取得必要的資源與科技。
儘管如此，絕大多數菁英遲早都會回過神來，開始重新建立正統思想與排除潛在的不確定性。偉大的經濟史家喬爾．莫基爾把這種現象稱為「卡德威爾法則」（Cardwell's Law），這個名稱取自科技史家卡德威爾（D. S. L. Cardwell），他發現絕大多數社會的科技創造力只能維持很短時間。
掌握既得利益的人，往往會因為變革而遭受巨大損失，這足以說明為什麼創造力與成長總是無法長久。然而這類群體總是存在，總是急欲阻止未來的到來。為什麼這些人的反應會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占上風，卻在某些地方、某些時候落敗？其中牽涉的因素很多，本書都將詳細探討。不過，其中有一項心理因素會對所有的因素產生加強作用。
「誰是文明最大的敵人？」藝術史家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提出這個問題，並回答說：「文明的大敵是恐懼——恐懼戰爭，恐懼入侵，恐懼瘟疫與饑荒，這些恐懼使文明不願進行建設或不願種樹，或甚至不願栽種下一年的作物。此外還有恐懼超自然力量，這意味著你不敢質疑任何事或改變任何事。」
我們人類有兩種基本設定：我們是貿易者，也是部族主義者。早期人類的（相對）繁榮主要仰賴外出探索、試驗與交換，並發現新的地方、夥伴與知識。然而人類想要在探險中倖存，有時必須仰賴對危險的敏銳感覺與對潛在威脅的立即反應，或進行搏鬥，或直接逃回熟悉的洞穴與部族。我們不僅需要熱愛冒險的性格，也需要提防風險的心態。不過由於智人是在一個比現今更危險的世界中，歷經數十萬年的演化而出現，因此我們的「蜘蛛感應」（spider sense）必然對威脅的存在特別敏感。但這種防備威脅的特質經常出錯，而且很容易被試圖分化與征服的人操弄。
我在《開放：人類進步的故事》（Open: The Story of Human Progress）裡提到，這種因威脅而產生的焦慮感一直是人類本性的核心部分，即使我們已經離開大草原來到比較安全的世界，這種傾向也依然存在。當整個社群因鄰國軍隊、疫情、經濟衰退或衝突而感受到威脅時，往往會在社會層面出現戰鬥或逃走的本能反應，促使人們尋找替罪羊並躲藏到物質與思想的高牆之後，即使因應複雜威脅需要的正是知識與創造力，而非逃避或攻擊。
我們不只一次看到，文明之所以昌盛，是因為擁抱貿易與試驗；而文明之所以衰亡，則是因為喪失文化自信。在遭受威脅時，我們通常會尋求穩定與可預測性，排除不同與不可預測之物。遺憾的是，這種做法通常會讓對災難的恐懼自我實現，因為各種的防備手段會限制各種的可能，壓抑原本可以協助我們面對威脅的調適與創新。恐懼會讓人慌亂，事實上，恐懼最大的問題就在於它會讓人六神無主，喪失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不會因此誇大地說，我們沒有什麼好恐懼的，我們應該恐懼的是恐懼本身。這麼說有點像是低估了武裝劫掠者與黑死病的危險。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封閉而壓抑的焦慮會剝奪我們用來解決問題的工具。外來者會大肆殺戮與摧毀，但他們無法殺死好奇心與創造力。能扼殺我們的好奇心與創造力的，只有我們自己。
歷史經常重演，因為人性本身就是如此。所有的黃金時代都走向終結，只有一個是例外，而我們今日正身處其中。美國記者諾曼．卡森斯（Norman Cousins）曾說，「歷史是一個巨大的早期預警系統。」那麼，我們的文明現在正處於什麼狀態呢？關於這點，先讓我賣個關子，等我們檢視了其他文明以後再說。不過，我可以先透露一點：我們仍知道怎麼游泳，但這種事不會自動發生，而是需要有意識的努力。因此，每隔一段時間複習一下歷史的游泳課是有幫助的。
如果你想把我的論點放在當前文化戰爭的脈絡下，那麼我不僅反對相對主義認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觀點，也反對兩個彼此對立與衝突的文化存在著高下之分，即文明與野蠻的對抗（通常指的是歐洲猶太─基督教文化與其他文化的對立）。
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物理學家戴維．多伊奇（David Deutsch）認為，否認這點，等於「否認我們的文化未來無法比現在優越」。也等於說動產奴隸制度與人權一樣好（或壞）。在本書裡，我們將看到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優越，因為它們提供了正和博弈的制度而非零和博弈的制度，它們的時代創造了自由與機會，而非壓迫與毀滅。
不，我們這裡不是在談論兩個彼此對立與衝突的文明的固有特質。在本書提到的七個黃金時代中，我們看到了異教徒、穆斯林、儒家文明、天主教徒、喀爾文派、聖公會與世俗文明。在某個時代被視為野蠻人的文明，到了下一個時代成為科學與科技的領導者，等到又進入下一個時代，角色再度反轉。這些文明在某個時代變得特別優越往往是出於偶然，因為它們的文化在那時對其他文明採取全面開放的態度，因而羅致了較多的人才。
這是為什麼民族主義右派與覺醒主義左派在發起運動反對文化大雜燴時，會顯得如此缺乏歷史感。文明並非擁有固有特質且內容單一的事物，相反，文明的內容複雜且持續成長，文明的發展會隨著與別處發現的事物進行交流、採納與適應（你也可以說是一種挪用）而有所不同。正是這種連結與結合的過程，使文明形成自己的面貌。
如果你讀完這本書，卻留下世界上只有七個已開化文明、其餘全是野蠻人的印象，那麼就表示我並未做好自己的工作。自由與壓迫的戰爭、理性與迷信的對抗，並非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而是文明「內部」的衝突，某種程度來說，甚至可說是我們人與人之間的衝突。每個文化、國家與政府都可以做到合宜有禮並具有創造力，但也不乏愚蠢無知與行徑野蠻的時候。這是為什麼我們在理解「黃金」時，不僅要跟其他人相比，更要與自己原本可能成為的樣子相比。當然，這不只是純粹意志力的問題，而是你我都具備這樣的能力，可以讓我們所在的地方合宜有禮並具有創造力，而非表現出愚蠢無知、行徑野蠻。
順帶一提，我必須強調一點，「黃金時代是為了誰而存在？」這個問題並非只是敏感的口號式提問。我在書中描述的所有文明都曾施行過奴隸制度，全都反對過婦女的基本權利，而且全都曾以滅絕鄰邦的人口為樂，無論男人、女人還是孩子，一個不留。
我常常忍不住回顧那些時代、夢想生活在那些時代該有多好，例如在雅典的呂刻昂或巴格達的智慧宮（House of Wisdom）辯論哲學，與西塞羅（Cicero）或宋朝皇帝討論政治策略，或親眼見證萬神殿、《最後的晚餐》或印刷術的誕生。每當這時我就會提醒自己，我根本不可能接近那些地方。我只會是個貧困的農民，拚命工作好讓家人多活一季，免於饑饉與劫掠者的威脅。
如果我成為萬中選一的幸運兒，那麼當然可以這麼夢想。正如古典學者瑪莉．畢爾德（Mary Beard）指出，當人們說自己仰慕羅馬帝國時，他們總是假定自己會是皇帝或（不過幾百人的）元老院議員，而不是礦坑、種植園或富人家裡被奴役的（數百萬）群眾。
被記錄下來的歷史，其實是由極少數識字菁英寫下的，對絕大多數人而言，在絕大多數時代，生活都是卑劣、粗野而短暫的。事實上，對於少數菁英來說，生活也是如此。無論他們多有權勢，一旦不幸觸怒了反覆無常的統治者，一切都將瞬間化為烏有。而即使是統治者自己，也幾乎無法抵擋像細菌感染或蠻族入侵這樣的威脅。記住，每當史書上記載某座城市被「劫掠」，便意味著有成千上萬的平民遭到強暴、肢解與開腸剖肚。這也告訴我們，人類究竟可以做出什麼樣可怕的行徑。
我們的祖先能夠通過這些考驗，足以證明他們的偉大。曾經大約有一萬個世代飽受恐懼與饑餓的折磨，然而到了最近這十個世代，一切突然間有了變化，改變的程度之大，讓今日許多人開始把和平、民主自由與溫飽視為理所當然。歷史並非只是個犯罪現場，它也是發展觀念的地方，這些觀念可以協助人類認清什麼是犯罪與如何擺脫犯罪。如果我們因為前人不夠開明、不夠合宜有禮（他們確實未能做到），就全盤否定他們的成就，那麼我們最終將失去分辨何謂開明與何謂合宜有禮的能力。因為正是前人的努力拚搏，才發展出我們今日的語言與道德感。
所以，如果你在雜草叢生的歷史廢墟裡發現了某些既能啟迪人心又有實際用處的事物，撿拾保存它們將有助於確保我們的文明不被列入戈德斯通的一長串短暫繁盛名單。就讓我們為此而奮鬥，好嗎？正如歌德所言，你無法從父母那裡繼承傳統，你必須自己去爭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