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因緣（節錄）
過去五年，我住在北京市中心一條小胡同的一棟公寓樓房裡，位於紫禁城以北約一公里半。這條胡同沒有正式名稱，始於西，經過三個九十度轉彎，然後朝南而去。從地圖上看來，它的形狀奇特，有點像問號，或半個佛教的卍字符號，而它還有一個特點：位於老北京少數倖存的其中一個區域。和今日中國所有的城市一樣，首都北京瞬息萬變，因此，為了跟上發展的腳步，當地最大的地圖出版社每隔三個月，就得更新一次北京地圖。然而幾百年來，我居住的這個社區的布局大致沒變。第一張詳盡的北京地圖於一七五○年完成，正值偉大的清朝乾隆皇帝統治中國之時，而在這張地圖上，這條胡同的路線和今日一模一樣。北京考古學家徐蘋芳告訴我，這條街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紀，當時，北京諸多區域原先都是在元朝統治下規畫出來的。元朝也留下了「胡同」一詞，這是蒙古語，但是在漢語裡，這兩個字被拿來表示「巷弄」。當地人稱我的巷弄為「小菊兒」，因為它連接一條較大的「菊兒胡同」。
我住在一棟現代的三層樓房裡，樓房四周盡是由磚塊、木頭和瓦片蓋成的平房，而這正是胡同的特色。這些建築物立在灰色的磚牆後，以致來到老北京的訪客往往有一種分隔的印象：牆跟著牆，灰磚連接著灰磚。然而事實上，胡同社區的一大特色就是聯絡和活動。好幾戶家庭可能共用一個入口，雖然舊住宅有自來水，卻很少有獨立衛浴，因此，公廁在當地生活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在胡同裡，許多東西都是共用的，包括胡同本身。即使在冬天，居民也會裹著厚厚的衣服，坐在路邊和鄰居聊天。街頭小販經常穿梭於此，因為胡同太小，超市無法進駐。
這兒車輛稀少。和我居住的胡同一樣，一些胡同太窄，汽車無法通行，而日常生活的聲音，完全不同於你想像中一個住著七百萬人口的城市中心該有的聲音。通常我天亮即醒，當我坐在書桌旁，可以聽見居民邊拿著夜壺前往這棟樓房隔壁的公廁，邊和鄰居寒暄。到了八、九點，小販傾巢而出，踩著三輪車往來於胡同，以自己的招牌吆喝聲叫賣產品。賣啤酒的婦人嗓門最大，一遍又一遍喊著：「買──啤──酒──！」早上八點鐘，這種叫聲令人分心，但是幾年下來，我已學會欣賞其中的音樂。賣米小販的叫賣聲較尖銳，賣醋的較低沉，而磨刀的祭出打擊樂器，不斷以金屬板製造喀噠聲。這些聲響具有撫慰人心的效果，讓我想到即使足不出戶，生活儘管失衡，但仍然可以持續。我依然會有烹飪油、醬油，以及當令的蔬菜和水果。冬天到了，我可以買一串串的大蒜。一個賣衛生紙的小販天天踩著三輪車經過，而煤也不缺，偶爾我也可以吃吃冰糖葫蘆。……
四月底的一天，我坐在書桌旁，忽然聽到有人叫喊著：「長──頭──髮！長──頭──髮！」那是一種新的吆喝聲，於是我去到胡同查看究竟，發現一個男人已經將三輪車停在那兒。那人來自河南，他為該地一間生產假髮和接髮的工廠工作。我向他打聽生意，他將手伸入一只粗麻袋，取出一條長長的黑色馬尾。他說那是他以相當於十塊美金的價錢，向另一個胡同居民買來的。他來北京是因為天氣暖了，正是剪頭髮的時候，而他希望回河南之前，能夠買到五十公斤重的好頭髮。他說，最後大多數的頭髮都外銷到美國或日本。
我們交談時，一名婦人匆匆自隔壁房子出來，手裡拿著紫色絲帕包裹的東西。她小心翼翼打開絲帕，裡頭有兩束厚厚的頭髮。
「我閨女的頭髮絲兒」她說，並解釋那是她女兒上回剪髮時，她留下來的。
絲帕裡的每一束馬尾約有二十公分長，而那人拿起一束，讓它懸在那兒，像釣線上的魚。他瞇起眼睛評估一番，然後說：「太短了。」
「你啥意思？」
「對我沒用處，」他說：「得長點兒才行。」
婦人嘗試和他商量，但沒用，最後就拿著頭髮回家了。當那人離開時，他的吆喝聲在胡同迴響：「長──頭──髮！長──頭──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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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搬入「小菊兒」後不久，北京加速展開申辦二○○八年奧運會的活動，而奧運光環的蛛絲馬跡開始在胡同顯現。為了推廣體育活動，並改善北京市民的健康，政府建造了數百個戶外健身站。上了漆的鋼鐵設施出自政府的一番好意，但顯得十分怪異，彷彿設計者匆匆朝一間健身房瞄一眼，然後憑記憶設計出那些東西。在健身站，市民可以以手轉動巨輪，可以推動沒有阻力的大槓桿，或蕩搖錘，像公園的孩子。在大北京地區，這類健身站隨處可見，甚至長城邊的小農村也有它們的蹤跡，讓農民可以選擇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一天辛辛苦苦花十二小時採收胡桃後，再藉著不斷轉動巨大的黃色輪子來維持健康。
然而，沒有人比胡同居民更加感激這類健身設施。健身器材散布在舊城區，塞入狹窄的胡同裡。黎明和黃昏，這裡尤其忙碌，老人群聚閒聊，並蕩幾圈搖錘。在溫暖的夜晚，男人悠閒地坐在器材上吞雲吐霧。胡同裡最主要的消遣，就是和左鄰右舍在街巷閒蕩，而健身站正是提供這種消遣的好地方。
二○○○年年末，全北京市為了奧運的其中一項籌備活動，就是改善衛生設施，為此，政府在菊兒胡同入口興建了公廁。這項改變十分戲劇化，彷彿一道亮光從奧林帕斯山直接照進胡同，促成了一間了不起的建築物的誕生。這間建築物有自來水、紅外線自動沖水馬桶，以及中英文和盲人點字告示牌，此外，它的灰色屋瓦讓人想起傳統的胡同建築。公廁的不鏽鋼板列出詳盡的使用規則，例如：「三、每一位使用者可使用一張免費普通草紙（長八十釐米，寬十釐米）。」有一對夫妻住在一間小房間裡，他們是公廁的全職管理員。政府明白，沒有一位驕傲的北京市民願意在公廁工作，所以他們特地從內陸招來許多對夫妻。這些人多半來自貧窮的安徽省，而工作分配的原則十分合理：丈夫打掃男廁，妻子打掃女廁。
菊兒胡同的這對夫妻把他們的幼兒也給帶來了，孩子就在公廁前開始學走路。這類場景出現在首都各地，或許有一天，這些孩子會變成北京版的「午夜之子」──一個世代的學步幼兒在公廁長大，奧運後十年，他們將成年，並為祖國貢獻衛生上的光榮成就。菊兒胡同的居民在這期間盡情地利用新公廁前受到細心呵護的公共空間。修理自行車的老楊把工具和多出來的自行車存放在那兒。秋天時，包心菜小販就睡在廁所旁的那塊草地上。隔壁菸店的老闆王兆新在廁所入口旁放了幾張破沙發，還有人帶了棋盤過來。接著，折疊椅出現了，擺滿啤酒杯的木頭櫥櫃也擺在那裡。
過了一段時間，由於這地方堆滿了家具，而且許多人每晚來此報到，因此，王兆新宣布「W. C.俱樂部」成立了，而且人人都可加入，雖然誰來當主席或政治局委員仍有爭議。由於我是外國人，只能加入「少年先鋒隊」的層級。週末夜裡，俱樂部在廁所前舉行烤肉會，王兆新供應香菸、啤酒和白酒，而新華社的司機曹先生則把報上的新聞拿來品評一番。燒炭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殘障人士照料，由於行動不便，此人取得了駕駛小型機動車的許可證，因此，他能輕易穿過胡同，將羊肉串運來。二○○二年夏天，中國男子足球隊打破紀錄，首次踢進世界盃，所以W. C.俱樂部弄來一部電視，將插頭插入廁所，然後毫不留情地把他們的國家隊嘲弄一番，因為在世界盃期間，他們沒有踢進任何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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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新婉拒主席頭銜，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最佳人選，因為這社區就屬他經歷過最多的變化。一九五一年，即共產黨取得中國政權後兩年，他的父母搬進菊兒胡同。當時，北京延續自十五世紀初期的布局依舊完好如初，在世界主要的首都中，這座幾乎未受現代化或戰爭波及的古老城市顯得獨樹一幟。
北京曾有一千多間廟宇和寺院，但幾乎全被共產黨解散，或改作他用。在菊兒胡同，和尚被趕出一間叫圓通寺的喇嘛廟，許多家庭搬入廟裡，包括王兆新的父母。在此期間，共產黨鼓勵其他無產階級成員占領富人宅第。早先，這類私人胡同住宅中間建有寬敞的露天庭院，但是在一九五○和六○年代，這些院落多半擠滿簡陋棚屋，或臨時搭建的建築物。先前一個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變成二十幾個家庭的住處，而北京人口因為不斷有新來者湧入而持續膨脹。接下來的二十年，北京重要的城門多半遭到共產黨拆毀，氣派的城牆（某些地方高達十二公尺）也是如此。一九六六年，王兆新還是一個六歲大的小學生，卻已加入兒童志願工作隊，這個工作隊協助拆毀了一部分離菊兒胡同不遠的明朝城牆。一九六九年，政府在文化大革命期間為了興建地鐵站，拆除了附近的安定門。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澤東過世時，老北京大約有五分之一已被摧毀殆盡。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在一間北京麵廠找到第一份工作，然而不到幾個月，這個十八歲的年輕人就被和麵機絞斷了右臂。之前不久，王兆新已決定投入零售業，希望在新的市場經濟中，躋身成功行列。弟弟出事後，當他選擇商品，他必須考量弟弟的肢體障礙。他認為水果和蔬菜太重，而賣衣服得用雙手幫顧客看看衣服是否合身，也得用雙手折衣服。不過，香菸很輕，所以王氏兄弟選擇賣菸。
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初期，當王氏兄弟在菊兒胡同賣香菸，房地產開發商賣掉了大部分的老北京。城市受到保護的地區寥寥可數，部分原因就是地方政府部門從房地產開發中嘗到了甜頭。每當一條胡同的命運被決定了，胡同中的建築物就會被貼上一個加了圓圈的偌大字拆，就像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者在塗鴉中塗上字母「A」一樣。
「拆」是推倒、解體。當房地產開發商橫行北京，這個字變成一種驅邪物──北京的藝術家拿它的形狀進行引人發噱的創作，而北京居民開起「拆」的玩笑。在W. C.俱樂部，王兆新曾說：「我們住在『拆哪兒？』。」這句話的最後三個字聽起來就像「中國」的英文──China。
和我認識的許多北京市民一樣，王兆新務實、脾氣好、不濫情，而他的慷慨眾所皆知，左鄰右舍都叫他「王老善」。W. C.俱樂部舉行烤肉會時，他總是大方付出，也總是最後離開。他曾說，政府遲早要繼續拆這兒的房子，但他不會滿腦子想著未來。在「拆哪兒？」住了四十多年，他明白了一件事：沒有一樣東西是持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