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民本主義和都市民眾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群眾」的衝擊
首先，讓我們翻開《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它是在日俄戰爭中創刊的《戰時畫報》的「臨時增刊」。這份畫報B4大小，主編是國木田哲夫（獨步）。本期畫報卷首刊登了《燒打派出所的實況》的圖（請參考章首的圖）。這幅圖描繪了「群眾」拆掉派出所並付之一炬時氣勢高昂的樣子。圖中，最前面躺著巡查的鞋。行動的人們被畫成了日薪制工人，穿著工服，腳穿膠底短布襪，頭纏毛巾。
另一幅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中，在亂石飛竄、濃煙滾滾中，我們能看見戴著巴拿馬帽和鴨舌帽的人。兩幅圖都描繪了行動的人們。《東京騷亂畫報》把這些人叫做「群眾」，用實況圖加上照片的形式，描畫了他們火燒帝都的樣子。畫報的後半部分，是作家矢野龍溪寫的騷亂見聞錄 ── 《騷亂記》。
畫報借用了原本在日俄戰爭時用圖像和文章來呈現戰況的手法，真實的描繪出了「群眾」參加暴動時的情景。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群眾」登場所帶來的震撼感。它還記錄下了人們進行破壞 ── 動搖秩序 ── 的情況。
騷亂之始
這份畫報所特刊的「東京騷亂」指的是所謂的日比谷燒打事件，事件發生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到七日，其經過如下。日俄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締結的合約中沒有賠償金一項。對此不滿的人們集結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了國民大會。之後，他們火燒了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和主張贊成講和的國民新聞社。他們還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和軍隊發生了衝突。
九月五日，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河野廣中、大竹貫一等人）計劃召開反對議和的國民大會。政府在事前就禁止他們開會，暫時拘留了連合會會員，封鎖了會場日比谷公園。但是，人群在當天一大早就開始聚集在日比谷公園，人數達到四千人。他們高喊著「開門，奸臣的爪牙〔走狗〕」，用圓木撞毀了封鎖的大門，爭前恐後地衝進公園，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發生了衝突。這時，警隊拔劍恐嚇人群，這使得人群更為「激昂」，他們開始投擲石塊。報道稱投擲的石塊數量有「數萬」，有的稱有「七、八萬」。在這樣的混亂中，煙火盛放，寫著「十萬碧血可奈何」的氣球升上天空，大會在慌亂中召開了。包黑邊的悼旗被竪了起來，上書「悼議和達成」。臨時的講桌準備好之後，大竹發表了演講，河野朗讀了決議，宣佈合約不成立。然後，大家齊唱《君之代》，三呼「皇帝陛下」和海陸軍萬歲後閉會。
之後，大會主辦者從日比谷公園前往新富座演講會場，途中，有兩、三千人向二重橋行進。這群人讓樂隊演奏《君之代》，三呼萬歲。騎警阻止他們，於是，衝突發生了，人們投擲石塊。儘管警隊在新富座進行了強有力的警備，但是人們仍然堅持等候會議召開。京橋署長趕在講演者登場之前下令「解散」，命令人們退場，不聽命令的人被強行趕走。於是，這裡也投石亂飛，變成一場大混亂。
新富座的群眾與來自日比谷公園的人群匯合後，變成了幾千人的隊伍。他們蜂擁至國民新聞社，砸壞社牌，投擲石塊砸破玻璃，毀壞輪轉式印刷機和鉛字。人們又試圖前往首相官邸，為此，半夜之後，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三個中隊出動，進行警戒。另一個數千人的隊伍包圍了日比谷公園正門前的內務大臣官邸。他們砸壞正門，與拔劍的警隊發生了衝突。就這樣，「群眾」在日比谷公園周邊，與警隊、軍隊發生了衝突。
火燒與戒嚴令
傍晚時，騷亂進一步激化。人群衝出日本橋大街 ── 此大街從銀座通往萬世橋，開始火燒沿路的警署、警亭、派出所。在京橋警署轄區內，千餘人的「放火隊」兵分三路前進。京橋警署藉助軍隊之力得以保全，但是轄區內的京橋警察分署和其他十五個派出所都被火燒了，還有兩個派出所被砸壞。日本橋警署的玻璃也被砸壞，轄區內二十六個派出所被燒。除此之外，神田、本鄉、下谷警署轄區內的工商業區均遭受嚴重破壞，到五日午夜，共計兩間警署、六間警察分署被燒，被破壞的警亭和派出所達二百零三個。
六日時，騷亂仍在繼續。是夜，人群阻止市營電車前行，趕走了乘客和乘務員，在日比谷交叉點燒掉十一輛電車，在四谷見附燒掉四輛電車。另外，他們不但攻擊了火燒後的警署，還進攻了淺草、本所、下谷的基督教會（十三個）以及神田的東正教會大聖堂。六日晚上，政府發佈戒嚴令，七號在市內設置了七十三個檢查處。然而，騷亂仍在持續，人們聚集在內務大臣官邸周圍，還有人群湧向日本橋警察署等兩個地方。警察固守在國民新聞社前。但是，關於「火燒」的流言不斷，市營電車也在下午六點停運。然後，騷亂最終還是在這天停息了。
「雜業階層」
這次的騷亂可謂大規模，死亡十七人，傷者無數，被逮捕和起訴的人有三百一十一人。不過，它不具計劃性和組織性。
從被起訴者的具體身份來看（表1 - 1），此次騷亂的參與者很多都是「工人」、「商人」，以及在城市從事雜業的人，如「體力工人」、「車伕」、「手藝人」等。據說，在五日半夜襲擊赤羽橋際派出所的那些人，實際上「有五、六個流氓頭子，外衣脫到腰上露出肉色襯衣，高舉棍棒。眾人以他們為首，各自手拿棍棒，高聲齊呼後開始襲擊」（《萬朝報》，九月七日）。參加者們的階層接近城市下層，他們直接受到日俄戰爭影響。政府對煙草和白糖等徵稅，這種由大眾承擔的稅收壓迫著他們的生活。而且，隨著產業化的發展，他們的生計越來越不穩定。地面電車出現（一九〇三年）後，人力車伕漸漸失去了顧客。
他們這些城市「雜業階層」在生計上受工匠頭目、中小商店主、中小工廠主等「老闆們」僱傭。而且，他們住在商店，或是住在老闆們經營的出租房裡。他們從生計和居住這兩方面依附於老闆們。老闆們面向大街而居，而他們的空間則在老闆住所後面的小巷裡。騷亂如火如荼時，他們衝過的大街既是他們熟悉的空間，也是讓他們有壓抑感的空間 ── 被火燒掉的警察署和派出所平時就在旁邊。
「老闆們」
但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園的人群中還有其他階層。據《萬朝報》（九月六日）報道，聚集在日比谷公園準備聽新富座演講的人大多「來自地方」，很多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不惑之年」，衣著整潔，留著鬍子，或者是「軍人遺屬」。通常認為，參加公園內集會的人來自「幾乎所有的階級和職業」，年紀和性別各異，但「都犧牲了父兄、愛子」，他們對「元老、內閣大臣有著深深的憤概，抱著滿腔怒火」。雖然報道還稱有軍人和軍屬的身影，但那個樣子其實是老闆們。就這樣，與九月五日的事件相關的人士中有兩個階層。一個是「老闆們」，他們主導了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等反對議和的大會，聚集在此。另一個階層是積極參加騷亂的「雜業階層」。在此次事件前後，「老闆們」參與的不議和運動，不僅在東京、橫濱展開，還擴散到全國。大會在各地召開，先是在大阪、名古屋、京都、福岡等大都市，繼而在吳、栃木、富山、岐阜等地。各個大會的參加者都有數千人，針對議和的「反對決議」、「上奏」超過二百篇（《嗚呼，九月五日》，一九〇九年）。
新聞記者和律師
這時，使兩個階層、使集會和騷亂兩個事態連接起來的是新聞記者和律師。在東京發行的《都新聞》、《二六新報》、《萬朝報》等報紙頻繁進行反對議和的宣傳。《東京朝日新聞》設立「關於議和事件的讀者來信」欄目，刊登讀者來稿，報紙介紹的很多意見都稱議和條約是「屈辱的」。關於發生在日比谷的事件，他們報道集會的情況，還批判性的報道了騷亂中警官們拔劍等粗暴行為。為此，《萬朝報》受到停刊三日的處罰，《東京朝日新聞》則是十五天。
九月五日之後，大部分讀者來信都談到了火燒事件。《東京朝日新聞》的讀者來稿稱，「當局必須馬上明確其責任，以此向上下各方謝罪」，若不如此，「巷戰的修羅場」還會爆發（憂國生，九月七日）。
律師們則進一步控告警察。東京律師會關注警察的「虐待以及其他違法行為」，他們召開臨時大會，譴責「警察鎮壓手段之暴戾」（《日本律師協會錄事》，一九〇五年九月），並對受害者進行調查、採訪和記錄，以《流血遺滴》為題發表在《法律新聞》上（一九〇五年十月五日開始，共十九期）。為了批判動作遲鈍的檢察官，他們甚至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在本鄉座召開演講會，問責檢察長，有三千人到會。與此同時，他們還為「兇徒聚眾被告事件」辯護，負責代理河野、大谷等人和雜業階層這兩方。
他們的這種態度，在後來涉及到刑法修正時，統一變成了「擁護人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在神田錦輝館召開了「人權問題政談演講大會」，《日本律師協會錄事》還出版了「人權問題特集號」（一九一〇年一月）。
一、日比谷燒打事件和雜業階層
「群眾」的衝擊
首先，讓我們翻開《東京騷亂畫報》（第六十六號，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它是在日俄戰爭中創刊的《戰時畫報》的「臨時增刊」。這份畫報B4大小，主編是國木田哲夫（獨步）。本期畫報卷首刊登了《燒打派出所的實況》的圖（請參考章首的圖）。這幅圖描繪了「群眾」拆掉派出所並付之一炬時氣勢高昂的樣子。圖中，最前面躺著巡查的鞋。行動的人們被畫成了日薪制工人，穿著工服，腳穿膠底短布襪，頭纏毛巾。
另一幅火燒內務大臣官邸的圖中，在亂石飛竄、濃煙滾滾中，我們能看見戴著巴拿馬帽和鴨舌帽的人。兩幅圖都描繪了行動的人們。《東京騷亂畫報》把這些人叫做「群眾」，用實況圖加上照片的形式，描畫了他們火燒帝都的樣子。畫報的後半部分，是作家矢野龍溪寫的騷亂見聞錄 ── 《騷亂記》。
畫報借用了原本在日俄戰爭時用圖像和文章來呈現戰況的手法，真實的描繪出了「群眾」參加暴動時的情景。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群眾」登場所帶來的震撼感。它還記錄下了人們進行破壞 ── 動搖秩序 ── 的情況。
騷亂之始
這份畫報所特刊的「東京騷亂」指的是所謂的日比谷燒打事件，事件發生於一九〇五年九月五日到七日，其經過如下。日俄戰爭結束後，在美國的樸茨茅斯締結的合約中沒有賠償金一項。對此不滿的人們集結在東京日比谷公園，召開了國民大會。之後，他們火燒了附近的內務大臣官邸和主張贊成講和的國民新聞社。他們還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和軍隊發生了衝突。
九月五日，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河野廣中、大竹貫一等人）計劃召開反對議和的國民大會。政府在事前就禁止他們開會，暫時拘留了連合會會員，封鎖了會場日比谷公園。但是，人群在當天一大早就開始聚集在日比谷公園，人數達到四千人。他們高喊著「開門，奸臣的爪牙〔走狗〕」，用圓木撞毀了封鎖的大門，爭前恐後地衝進公園，與試圖阻止他們的警隊發生了衝突。這時，警隊拔劍恐嚇人群，這使得人群更為「激昂」，他們開始投擲石塊。報道稱投擲的石塊數量有「數萬」，有的稱有「七、八萬」。在這樣的混亂中，煙火盛放，寫著「十萬碧血可奈何」的氣球升上天空，大會在慌亂中召開了。包黑邊的悼旗被竪了起來，上書「悼議和達成」。臨時的講桌準備好之後，大竹發表了演講，河野朗讀了決議，宣佈合約不成立。然後，大家齊唱《君之代》，三呼「皇帝陛下」和海陸軍萬歲後閉會。
之後，大會主辦者從日比谷公園前往新富座演講會場，途中，有兩、三千人向二重橋行進。這群人讓樂隊演奏《君之代》，三呼萬歲。騎警阻止他們，於是，衝突發生了，人們投擲石塊。儘管警隊在新富座進行了強有力的警備，但是人們仍然堅持等候會議召開。京橋署長趕在講演者登場之前下令「解散」，命令人們退場，不聽命令的人被強行趕走。於是，這裡也投石亂飛，變成一場大混亂。
新富座的群眾與來自日比谷公園的人群匯合後，變成了幾千人的隊伍。他們蜂擁至國民新聞社，砸壞社牌，投擲石塊砸破玻璃，毀壞輪轉式印刷機和鉛字。人們又試圖前往首相官邸，為此，半夜之後，第一師團和近衛師團的三個中隊出動，進行警戒。另一個數千人的隊伍包圍了日比谷公園正門前的內務大臣官邸。他們砸壞正門，與拔劍的警隊發生了衝突。就這樣，「群眾」在日比谷公園周邊，與警隊、軍隊發生了衝突。
火燒與戒嚴令
傍晚時，騷亂進一步激化。人群衝出日本橋大街 ── 此大街從銀座通往萬世橋，開始火燒沿路的警署、警亭、派出所。在京橋警署轄區內，千餘人的「放火隊」兵分三路前進。京橋警署藉助軍隊之力得以保全，但是轄區內的京橋警察分署和其他十五個派出所都被火燒了，還有兩個派出所被砸壞。日本橋警署的玻璃也被砸壞，轄區內二十六個派出所被燒。除此之外，神田、本鄉、下谷警署轄區內的工商業區均遭受嚴重破壞，到五日午夜，共計兩間警署、六間警察分署被燒，被破壞的警亭和派出所達二百零三個。
六日時，騷亂仍在繼續。是夜，人群阻止市營電車前行，趕走了乘客和乘務員，在日比谷交叉點燒掉十一輛電車，在四谷見附燒掉四輛電車。另外，他們不但攻擊了火燒後的警署，還進攻了淺草、本所、下谷的基督教會（十三個）以及神田的東正教會大聖堂。六日晚上，政府發佈戒嚴令，七號在市內設置了七十三個檢查處。然而，騷亂仍在持續，人們聚集在內務大臣官邸周圍，還有人群湧向日本橋警察署等兩個地方。警察固守在國民新聞社前。但是，關於「火燒」的流言不斷，市營電車也在下午六點停運。然後，騷亂最終還是在這天停息了。
「雜業階層」
這次的騷亂可謂大規模，死亡十七人，傷者無數，被逮捕和起訴的人有三百一十一人。不過，它不具計劃性和組織性。
從被起訴者的具體身份來看（表1 - 1），此次騷亂的參與者很多都是「工人」、「商人」，以及在城市從事雜業的人，如「體力工人」、「車伕」、「手藝人」等。據說，在五日半夜襲擊赤羽橋際派出所的那些人，實際上「有五、六個流氓頭子，外衣脫到腰上露出肉色襯衣，高舉棍棒。眾人以他們為首，各自手拿棍棒，高聲齊呼後開始襲擊」（《萬朝報》，九月七日）。參加者們的階層接近城市下層，他們直接受到日俄戰爭影響。政府對煙草和白糖等徵稅，這種由大眾承擔的稅收壓迫著他們的生活。而且，隨著產業化的發展，他們的生計越來越不穩定。地面電車出現（一九〇三年）後，人力車伕漸漸失去了顧客。
他們這些城市「雜業階層」在生計上受工匠頭目、中小商店主、中小工廠主等「老闆們」僱傭。而且，他們住在商店，或是住在老闆們經營的出租房裡。他們從生計和居住這兩方面依附於老闆們。老闆們面向大街而居，而他們的空間則在老闆住所後面的小巷裡。騷亂如火如荼時，他們衝過的大街既是他們熟悉的空間，也是讓他們有壓抑感的空間 ── 被火燒掉的警察署和派出所平時就在旁邊。
「老闆們」
但是，聚集在日比谷公園的人群中還有其他階層。據《萬朝報》（九月六日）報道，聚集在日比谷公園準備聽新富座演講的人大多「來自地方」，很多人年齡在「四十歲以上的不惑之年」，衣著整潔，留著鬍子，或者是「軍人遺屬」。通常認為，參加公園內集會的人來自「幾乎所有的階級和職業」，年紀和性別各異，但「都犧牲了父兄、愛子」，他們對「元老、內閣大臣有著深深的憤概，抱著滿腔怒火」。雖然報道還稱有軍人和軍屬的身影，但那個樣子其實是老闆們。就這樣，與九月五日的事件相關的人士中有兩個階層。一個是「老闆們」，他們主導了講和問題同志連合會等反對議和的大會，聚集在此。另一個階層是積極參加騷亂的「雜業階層」。在此次事件前後，「老闆們」參與的不議和運動，不僅在東京、橫濱展開，還擴散到全國。大會在各地召開，先是在大阪、名古屋、京都、福岡等大都市，繼而在吳、栃木、富山、岐阜等地。各個大會的參加者都有數千人，針對議和的「反對決議」、「上奏」超過二百篇（《嗚呼，九月五日》，一九〇九年）。
新聞記者和律師
這時，使兩個階層、使集會和騷亂兩個事態連接起來的是新聞記者和律師。在東京發行的《都新聞》、《二六新報》、《萬朝報》等報紙頻繁進行反對議和的宣傳。《東京朝日新聞》設立「關於議和事件的讀者來信」欄目，刊登讀者來稿，報紙介紹的很多意見都稱議和條約是「屈辱的」。關於發生在日比谷的事件，他們報道集會的情況，還批判性的報道了騷亂中警官們拔劍等粗暴行為。為此，《萬朝報》受到停刊三日的處罰，《東京朝日新聞》則是十五天。
九月五日之後，大部分讀者來信都談到了火燒事件。《東京朝日新聞》的讀者來稿稱，「當局必須馬上明確其責任，以此向上下各方謝罪」，若不如此，「巷戰的修羅場」還會爆發（憂國生，九月七日）。
律師們則進一步控告警察。東京律師會關注警察的「虐待以及其他違法行為」，他們召開臨時大會，譴責「警察鎮壓手段之暴戾」（《日本律師協會錄事》，一九〇五年九月），並對受害者進行調查、採訪和記錄，以《流血遺滴》為題發表在《法律新聞》上（一九〇五年十月五日開始，共十九期）。為了批判動作遲鈍的檢察官，他們甚至於一九〇五年八月十日在本鄉座召開演講會，問責檢察長，有三千人到會。與此同時，他們還為「兇徒聚眾被告事件」辯護，負責代理河野、大谷等人和雜業階層這兩方。
他們的這種態度，在後來涉及到刑法修正時，統一變成了「擁護人權」。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二日，他們在神田錦輝館召開了「人權問題政談演講大會」，《日本律師協會錄事》還出版了「人權問題特集號」（一九一〇年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