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東京大審】（部分）
裕仁天皇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曉得，盟國作戰有一個官方目標——要把主要戰犯繩之以法，交付審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證實了這一點。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又重申此一目標；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法庭規章」（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明確聲明盟國對戰犯所採取的政策。因此，當八月九、十日，裕仁和政府首腦考量是否投降時，戰爭罪行乃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第一批戰犯嫌犯，更是令人憂心忡忡，首相東條英機也在第一批被捕人士之列。東條英機深受裕仁寵信，卻讓日本人民恨之入骨，原因不僅是他掌握的憲兵隊對人民殘暴鎮壓，也因為他執行糧食配給相當不公。
東久邇內閣驚覺統治菁英危機重重，立即投票決定從盟國手裡奪回主動權，由日本自行審判戰犯。裕仁大為不悅。如果戰犯受到國法制裁，以他的名義治罪，必然使他十分難堪。到此之前，裕仁每天都和稔彥見面，突然間君臣碰頭的次數大減。不過，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次日還是向盟軍總部提出要求，希望盟總准許日本自行偵辦戰犯。盟總立刻嚴峻拒絕。日本不能自行審判戰犯，盟國東京大審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庭訊，而且也不會有針對日本部隊對日本百姓施暴罪行的審判。這件事就全都交給盟國來辦吧！
麥帥本人認為起訴戰犯的事實在挺討厭的。他的原則是速審速決，有關盟總對於證據和程序的界定寬鬆，以及規定不全所引起的濫用偵審權力，他既不介意也不關心。他動作神速，審判在菲律賓率軍和他交戰的日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山下奉文。兩名日本將領遭以「未能採行一切措施，防止部屬犯下暴行」的罪名起訴、定罪，立予處死，此舉遭到兩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尖銳的批評，認為菲律賓軍事法庭所遵循的程序有瑕疵，而且充滿報復精神。麥帥大為光火，反罵回去：「反對這種誠實方式的人只是少數……任何詭辯都不能把正義限定在任何特定形式裡。它的純正是在於宗旨，而非拘泥細節。戰爭法則、軍法……一向都能在嚴格的道德限制範圍內有充分彈性去成就正義。」
麥帥批准兩人之死刑，後來又說：「餘下的這些案子將交給東京國際法庭審判。」在他看來，美國軍事法庭、國際戰犯法庭，其實沒什麼差別。
費勒斯准將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任職一年之後，於一九四三年底奉調到麥帥設在澳洲的西南太平洋總部任職。費勒斯和麥帥同機抵達日本，一抵埠立即致力於保護裕仁天皇，迴避其戰時責任。費勒斯的大目標就是證實自己主持的戰時宣傳戰有功效，同時還要迴護裕仁，不讓他受到戰犯審判。 費勒斯親自悄悄訊問約四十名日本戰時領袖，其中多人稍後遭到甲級戰犯之起訴。他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止的五個多月裡，帶著兩名譯員，親到東京巢鴨監獄進行盤詢。費勒斯的動作使得所有的主要戰犯嫌犯都警覺到盟總關切的重點，趕緊統一口徑，保護天皇不受起訴。因此，控方檢察官努力蒐集證據要用來審判這些人，費勒斯卻變相協助他們。檢察官不一會兒就發現，怎麼日本戰爭領袖異口同聲，講著同樣的話？——天皇乾綱獨斷，決定終止戰爭。這個基調吻合費勒斯要展示他本身執行的對日宣傳戰功效宏大的目標，但他們並不知情。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小組（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的文武成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到十二月期間進行的訪談，也有助於日本戰時領袖保護天皇的苦心。此一調查的宗旨是要評估空中轟炸對日本決定投降產生何種效果，尤其要了解原子彈投下的影響有多大。調查小組也想徹底了解日本戰時政治體制的運作情形。毋庸多言，內大臣木戶幸一，近衛文、米內光政、鈴木貫太郎等前任首相，以及鈴木貫太郎的秘書迫水久常、木戶幸一的秘書松平康昌和海軍將領高木? 吉等日本高層政、軍領袖，都把他們與調查小組的互動看成保護國體的機會。他們在回答問題時極其配合，因而成了有關投降過程證據之主要來源，也得以利用他們接受偵訊的機會，來塑造美國官方對裕仁扮演的終戰決策者角色之觀點。
費勒斯結束了五個多月以來的私下偵訊被起訴戰犯，他在同一天召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第一生命保險會社大樓的辦公室晤談；米內光政稍早曾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也見過麥克阿瑟。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米內光政在譯員陪同下，前往費勒斯辦公室拜訪；費勒斯告知，有些同盟國家（尤其是蘇聯）希望把天皇當做戰犯予以懲處：
為了對付此一情勢，最好日方能向我們證明——天皇完全沒有過錯。我認為即將舉行的〔戰犯〕大審乃是如此做的最佳機會。特別是東條英機，應該讓他在大審時承擔起一切責任。換言之，我要你去交代東條英機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裡，我已經決定，即使天皇陛下反對與美國交戰，也得推動戰爭。」
米內光政答說，他絕對同意這個看法。要確立天皇無辜的最佳辦法，是讓東條英機和繁太郎一肩挑起全部責任。「就田繁太郎來說，我深信他已預備負起全部責任。」
米內光政之所以對田繁太郎願意承擔責任有信心，是有原因的。幣原政府已經在推動日本這一方讓天皇擺脫戰爭責任的政策，透過設在橫濱的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已經取得田繁太郎同意為開啟戰端承擔責任。顯然，日本政府尚未取得東條英機的承諾。兩星期之後，譯員寫下一份三月二十二日米內光政第二度與費勒斯談話的備忘錄。費勒斯在談話中表示：
在美國主張非美思想（un-American thought）、最有影響力的人是柯恩（Cohen，一位猶太人、共產黨員），他是國務卿貝爾納斯的高級顧問。我告訴米內……把一個跟他合作、協助佔領當局順利管理的天皇送審，對麥帥在美國國內的地位將是極端不利的事。因此我才有這樣的要求……「我不知道上次我跟米內大將講的話，是否已經傳達給東條了？」
費勒斯毫不掩飾嫌惡猶太人（他和麥帥都仇視羅斯福總統、新政以及一切的自由派人士），他和麥帥也把偏見傳遞給日本領導人知曉，不過這些偏見並沒出現在日本新憲法草案中，對於把皇位轉化為「象徵」也沒有影響。但是麥帥拯救裕仁，不讓他遭到戰犯起訴之種種極不尋常的措施，卻對日本人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持久、深遠又扭曲的影響。
東京大審還未開始之前好幾個月，麥帥的最高階副手就努力要把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栽到東條英機頭上。東條英機自己的陸軍同僚也在這麼做。回到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東條英機聽說盟軍總部很快就會來抓他時，曾經企圖自裁未遂，東條英機養病時，他的舊同僚再次傳話，他必須活著才能保護天皇。東條英機了解，也想一肩挑起日本戰敗的一切責任。由於他的證詞攸關裕仁能否開脫免責，所以一點也不能輕忽。
第一個碰觸東條英機對裕仁的戰爭責任究竟會如何做證者，顯然是惠特尼少將。根據東條英機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的說法，在東條英機開始做審前供述之前（有可能是在米內光政及譯員見費勒斯之前），惠特尼曾經告訴米內光政，麥帥和杜魯門總統「想讓天皇不必負起責任來保護國體」，可是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聲音」，東條英機在回答美方偵訊人員問話時，可以鼓舞反對天皇的人士，也可以協助控制住局勢。惠特尼這番話反映出麥帥對於美國國內任何可能干預到他的佔領行為之風吹草動都十分敏感，而且這番話反映出麥帥決心利用東京大審做為他建構和平的工具。
米內光政把這段對話告訴鹽原時三郎，鹽原時三郎答應在協助東條英機規劃辯詞時，會謹記著美國的輿論。此後，東條英機在他的供詞和庭上作證時，都照著日本政府對天皇一九四一年角色的官方版本說詞演出；也就是說，只有天皇賦予職權的顧問應該對當時的決定負起責任，「因為既然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就別無選擇，天皇必須批准」開戰。多年之後，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在接受司法省研究部人員訪談時，透露當時惠特尼、米內光政，甚至首席檢察官，都逼著東條英機要照麥帥的意思作證，裕仁曾經打過一次電話，向東久邇宮稔彥查問進展。
裕仁天皇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曉得，盟國作戰有一個官方目標——要把主要戰犯繩之以法，交付審判。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莫斯科宣言」（Moscow Declaration）證實了這一點。一九四五年七月的波茨坦宣言又重申此一目標；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倫敦簽署的「國際軍事法庭規章」（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IMT），明確聲明盟國對戰犯所採取的政策。因此，當八月九、十日，裕仁和政府首腦考量是否投降時，戰爭罪行乃成為相當嚴重的問題。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一日，麥克阿瑟下令逮捕第一批戰犯嫌犯，更是令人憂心忡忡，首相東條英機也在第一批被捕人士之列。東條英機深受裕仁寵信，卻讓日本人民恨之入骨，原因不僅是他掌握的憲兵隊對人民殘暴鎮壓，也因為他執行糧食配給相當不公。
東久邇內閣驚覺統治菁英危機重重，立即投票決定從盟國手裡奪回主動權，由日本自行審判戰犯。裕仁大為不悅。如果戰犯受到國法制裁，以他的名義治罪，必然使他十分難堪。到此之前，裕仁每天都和稔彥見面，突然間君臣碰頭的次數大減。不過，外務大臣重光葵在次日還是向盟軍總部提出要求，希望盟總准許日本自行偵辦戰犯。盟總立刻嚴峻拒絕。日本不能自行審判戰犯，盟國東京大審不會有日本法官參與庭訊，而且也不會有針對日本部隊對日本百姓施暴罪行的審判。這件事就全都交給盟國來辦吧！
麥帥本人認為起訴戰犯的事實在挺討厭的。他的原則是速審速決，有關盟總對於證據和程序的界定寬鬆，以及規定不全所引起的濫用偵審權力，他既不介意也不關心。他動作神速，審判在菲律賓率軍和他交戰的日軍司令官本間雅晴、山下奉文。兩名日本將領遭以「未能採行一切措施，防止部屬犯下暴行」的罪名起訴、定罪，立予處死，此舉遭到兩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尖銳的批評，認為菲律賓軍事法庭所遵循的程序有瑕疵，而且充滿報復精神。麥帥大為光火，反罵回去：「反對這種誠實方式的人只是少數……任何詭辯都不能把正義限定在任何特定形式裡。它的純正是在於宗旨，而非拘泥細節。戰爭法則、軍法……一向都能在嚴格的道德限制範圍內有充分彈性去成就正義。」
麥帥批准兩人之死刑，後來又說：「餘下的這些案子將交給東京國際法庭審判。」在他看來，美國軍事法庭、國際戰犯法庭，其實沒什麼差別。
費勒斯准將在中央情報局的前身——戰略服務處（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OSS）任職一年之後，於一九四三年底奉調到麥帥設在澳洲的西南太平洋總部任職。費勒斯和麥帥同機抵達日本，一抵埠立即致力於保護裕仁天皇，迴避其戰時責任。費勒斯的大目標就是證實自己主持的戰時宣傳戰有功效，同時還要迴護裕仁，不讓他受到戰犯審判。 費勒斯親自悄悄訊問約四十名日本戰時領袖，其中多人稍後遭到甲級戰犯之起訴。他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起，至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止的五個多月裡，帶著兩名譯員，親到東京巢鴨監獄進行盤詢。費勒斯的動作使得所有的主要戰犯嫌犯都警覺到盟總關切的重點，趕緊統一口徑，保護天皇不受起訴。因此，控方檢察官努力蒐集證據要用來審判這些人，費勒斯卻變相協助他們。檢察官不一會兒就發現，怎麼日本戰爭領袖異口同聲，講著同樣的話？——天皇乾綱獨斷，決定終止戰爭。這個基調吻合費勒斯要展示他本身執行的對日宣傳戰功效宏大的目標，但他們並不知情。
美國戰略轟炸調查小組（U. 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USSBS）的文武成員在一九四五年九月底到十二月期間進行的訪談，也有助於日本戰時領袖保護天皇的苦心。此一調查的宗旨是要評估空中轟炸對日本決定投降產生何種效果，尤其要了解原子彈投下的影響有多大。調查小組也想徹底了解日本戰時政治體制的運作情形。毋庸多言，內大臣木戶幸一，近衛文、米內光政、鈴木貫太郎等前任首相，以及鈴木貫太郎的秘書迫水久常、木戶幸一的秘書松平康昌和海軍將領高木? 吉等日本高層政、軍領袖，都把他們與調查小組的互動看成保護國體的機會。他們在回答問題時極其配合，因而成了有關投降過程證據之主要來源，也得以利用他們接受偵訊的機會，來塑造美國官方對裕仁扮演的終戰決策者角色之觀點。
費勒斯結束了五個多月以來的私下偵訊被起訴戰犯，他在同一天召請海軍大將米內光政到第一生命保險會社大樓的辦公室晤談；米內光政稍早曾在東久邇內閣擔任海軍大臣，也見過麥克阿瑟。一九四六年三月六日，米內光政在譯員陪同下，前往費勒斯辦公室拜訪；費勒斯告知，有些同盟國家（尤其是蘇聯）希望把天皇當做戰犯予以懲處：
為了對付此一情勢，最好日方能向我們證明——天皇完全沒有過錯。我認為即將舉行的〔戰犯〕大審乃是如此做的最佳機會。特別是東條英機，應該讓他在大審時承擔起一切責任。換言之，我要你去交代東條英機這麼說：「在開戰前的御前會議裡，我已經決定，即使天皇陛下反對與美國交戰，也得推動戰爭。」
米內光政答說，他絕對同意這個看法。要確立天皇無辜的最佳辦法，是讓東條英機和繁太郎一肩挑起全部責任。「就田繁太郎來說，我深信他已預備負起全部責任。」
米內光政之所以對田繁太郎願意承擔責任有信心，是有原因的。幣原政府已經在推動日本這一方讓天皇擺脫戰爭責任的政策，透過設在橫濱的終戰聯絡事務局局長鈴木九萬，已經取得田繁太郎同意為開啟戰端承擔責任。顯然，日本政府尚未取得東條英機的承諾。兩星期之後，譯員寫下一份三月二十二日米內光政第二度與費勒斯談話的備忘錄。費勒斯在談話中表示：
在美國主張非美思想（un-American thought）、最有影響力的人是柯恩（Cohen，一位猶太人、共產黨員），他是國務卿貝爾納斯的高級顧問。我告訴米內……把一個跟他合作、協助佔領當局順利管理的天皇送審，對麥帥在美國國內的地位將是極端不利的事。因此我才有這樣的要求……「我不知道上次我跟米內大將講的話，是否已經傳達給東條了？」
費勒斯毫不掩飾嫌惡猶太人（他和麥帥都仇視羅斯福總統、新政以及一切的自由派人士），他和麥帥也把偏見傳遞給日本領導人知曉，不過這些偏見並沒出現在日本新憲法草案中，對於把皇位轉化為「象徵」也沒有影響。但是麥帥拯救裕仁，不讓他遭到戰犯起訴之種種極不尋常的措施，卻對日本人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持久、深遠又扭曲的影響。
東京大審還未開始之前好幾個月，麥帥的最高階副手就努力要把偷襲珍珠港的最終責任栽到東條英機頭上。東條英機自己的陸軍同僚也在這麼做。回到一九四五年九月間，東條英機聽說盟軍總部很快就會來抓他時，曾經企圖自裁未遂，東條英機養病時，他的舊同僚再次傳話，他必須活著才能保護天皇。東條英機了解，也想一肩挑起日本戰敗的一切責任。由於他的證詞攸關裕仁能否開脫免責，所以一點也不能輕忽。
第一個碰觸東條英機對裕仁的戰爭責任究竟會如何做證者，顯然是惠特尼少將。根據東條英機辯護律師鹽原時三郎的說法，在東條英機開始做審前供述之前（有可能是在米內光政及譯員見費勒斯之前），惠特尼曾經告訴米內光政，麥帥和杜魯門總統「想讓天皇不必負起責任來保護國體」，可是美國國內有「相當的反對聲音」，東條英機在回答美方偵訊人員問話時，可以鼓舞反對天皇的人士，也可以協助控制住局勢。惠特尼這番話反映出麥帥對於美國國內任何可能干預到他的佔領行為之風吹草動都十分敏感，而且這番話反映出麥帥決心利用東京大審做為他建構和平的工具。
米內光政把這段對話告訴鹽原時三郎，鹽原時三郎答應在協助東條英機規劃辯詞時，會謹記著美國的輿論。此後，東條英機在他的供詞和庭上作證時，都照著日本政府對天皇一九四一年角色的官方版本說詞演出；也就是說，只有天皇賦予職權的顧問應該對當時的決定負起責任，「因為既然國家最高機關已經決定，就別無選擇，天皇必須批准」開戰。多年之後，東條英機的辯護律師在接受司法省研究部人員訪談時，透露當時惠特尼、米內光政，甚至首席檢察官，都逼著東條英機要照麥帥的意思作證，裕仁曾經打過一次電話，向東久邇宮稔彥查問進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