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化的帝國主義式職涯 在殖民地工作的沖繩女性在日本統治初期，由於臺灣治安尚不穩定，前往當地的日本人多為男性。不過，隨著統治體制漸趨穩定，女性移民人數也逐漸增加，只是其中許多人是跟著父親或丈夫一起前往。因此在臺灣從事有薪勞動的日本女性並不多。根據一九三○年的統計，臺北州共有一○一一八四名日本移民定居，其中女性有四六三八五人，但受僱工作的女性占比不到百分之一五。 另一方面，當時沖繩縣的女性前往臺灣工作卻不是少見的現象。如果說其他地區的日本女性移居臺灣，大多是受到父親或丈夫工作影響；那沖繩的女性則多半是為了尋找自己的工作機會，而主動赴臺。 這種情況在臺北市職業介紹所的求職者資料中可見一斑。一九三三年，日本（內地）女性求職者合計有一五六九人，其中沖繩縣女性高達一○九九人，大約占了總人數七成。雖然當時並非所有日本移民都是透過職業介紹所找工作，但上述比例仍清楚指出沖繩移民在日本移民中的特殊性。 然而，比起男性，當時女性能從事的職業種類相當受限。當時，女性求職者大多介於十五到二十五歲左右，學歷多為小學校畢業，而針對女性的招募幾乎都是家務勞動者（女傭）。無獨有偶，筆者的訪談調查也印證這一點。多數為了打工渡臺的沖繩女性，都是在日本移民家庭中以住家女傭的身分工作。不過也有一些例外狀況。對職業婦女的憧憬 一九二四年出生於石垣島的山本清子（化名），小學校畢業後在一九四○年首次前往臺灣。她與鄰居好友仲間トヨ（讀作Toyo，化名）同行，兩人前往投靠當時在臺北市一名大學教授家中當女傭的姐姐。抵達臺灣後，仲間到一名醫生家裡當女傭，山本則因為不想做女傭，改在和菓子店工作。她在接受採訪時如此回憶： 山本： 姐姐介紹我的工作是甜點店店員。雖然說是店員，但不是在外面賣東西，而是在店後面切羊羹、包紅豆餡。我心裡就想，我來臺灣可不是為了做這個啊〔笑〕。 筆者：你的意思是想找一份不一樣的工作？ 山本： 對啊。怎麼說呢，小時候不是都會有一些憧憬嗎？像憧憬那些讀女學校的學生，會穿上石垣島上從沒看過的有摺邊的漂亮裙子、白色水手服，還會戴端正的制服帽、穿皮鞋。那時我就很嚮往那些，覺得很羨慕。同樣地，到了臺灣之後看見穿著高跟鞋、昂首闊步的女性，我就會想：「我不要當女傭或店員，要成為那樣的職業女性。」 山本的雙親在年幼時就過世了，她是被祖父母養大。祖父母家境並不寬裕，但山本前往臺灣不是為了賺取更高收入、在經濟上支援祖父母。事實上，雖然後來她確實賺得比其他女性多，但她從未將錢寄回家。對山本而言，比起金錢收入，更重要的是去體驗她在石垣島聽別人說過並心生嚮往的「近代都市生活」。 然而，現實生活並非如她想像般理想。山本在和菓子店工作幾個月後便辭職，開始尋找其他工作，但始終找不到理想職位。別無他法下，她透過熟人介紹，去到一戶位於臺北市高級住宅區「大正街」的家庭擔任女傭。這個家庭的男主人是臺灣電力公司的高層主管，他與一名曾為藝伎的小妾同住。由於這戶人家沒有生小孩，而當時女傭主要的工作是幫忙顧小孩，山本認為生活應該會相對輕鬆。她進入這戶人家時，有一名來自竹富島的女性已在那裡擔任女傭。 家裡有兩個女傭，新來的是下女，資深的是上女。雖然只有兩個人，但在以前的殖民地，日本人真的很驕傲啊。他們不是拿了外派津貼嗎？因為有外派津貼，他們的生活相當優渥，還雇得起車夫。〔中間省略〕我去的時候雖然千百個不願意、哭著上工，但還是得過生活。記得有一天是個陰雨天，那天雨不大，主人夫妻倆外出歸來。回到家時我到玄關迎接他們，說：「歡迎回來。」結果他們把腳伸出來。一句話也沒說。那時比較資深的女傭說：「拿毛巾來幫他們擦。」我只好用毛巾幫他們擦腳，突然心中湧上一股氣，就把毛巾丟在地上說：「我要走了。」我心裡想，這樣被當成傻瓜，為了那一點錢竟然得幫別人擦腳？如果是現在根本是人權問題了。於是我說：「我要辭職」，然後就走了。 就這樣，山本先後辭去了姐姐和認識友人介紹的兩個工作，對任何一份都不滿意。幾個月後，她前往職業介紹所，終於獲得理想的近代工作──電話接線員。 山本曾說：「看到那些穿著高跟鞋、在街上昂首闊步的女性，就覺得不想再當女傭或店員。」這段話透露出她嚮往的是當時「職業婦女」的女性形象。雖然「職業婦女」在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定義，但該稱呼一般是指隨著日本近代化興起的新型態女性職業，例如辦公職員、教師、打字員、護士、電話接線員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職業婦女成為社會矚目的新興群體，引發廣泛討論。這個稱呼不僅單指職業或產業類別，也象徵女性進入近代都市生活與社會地位發生的變化。因此，儘管有時職業婦女的稱呼會被揶揄或批評，但這種身分也是讓無數女性欣羨嚮往的存在。 如此觀之，我們就不難理解在山本心目中，在臺北都市生活與職業婦女的形象何以會連結在一起。相較於男性移民，女性移民要在殖民地臺灣實現社會流動的機會相當渺茫。不過在山本的案例中，她對都會職業女性的憧憬與非凡的意志與行動力，讓這一切成為可能。 成為軍隊的打字員 進入一九三○年代後期，隨著戰時體制強化，在臺灣從事軍事相關工作的女性也漸漸出現。來自宮古島的大原ヤヨイ（讀音為Yayoi）便是其中一人。她在臺灣習得日文打字技能後成為軍隊專屬打字員，開啟女性的帝國主義式職涯。 一九二三年生的大原，是在母親四十八歲時出生。她有兩個年長許多的哥哥和姐姐。由於父親長年多病無法工作，母親靠著販賣紡織的麻繩維生。大原與當時許多女性一樣，嚮往成為紅十字會的護士。 她從尋常高等小學校畢業後，便到家附近的福嶺診所擔任助理。然而診所工作內容很瑣碎，要清洗髒污的衣服，還要幫患者剃毛，大原對此心生抗拒，只做了半年就辭職了，決定前往臺灣。當時，她的兩位大哥已在臺灣擔任警察，並已結婚擁有自己的家庭。 一九三八年左右，她抵達臺灣的基隆，在當地短暫停留後，從基隆動身前往工作機會更多的臺北，並立即造訪職業介紹所。由於她曾在宮古島的診所工作，而被介紹到市區一家小兒科診所成為住院護士。那家診所還有一名來自八重山地區的女性擔任住家女傭。大原工作兩年後，決定用存下來的錢報名日文打字學校。 當時，學歷低的人都只能做〔體力〕勞動，在大太陽底下工作。高中畢業的人能做行政類型的〔工作〕。我也嚮往那類職位，現在想想覺得自己真的滿會想的。我工作的那家醫院附近正好有一間日文打字學校，是培養日文打字員的地方。一般課程是六個月，但如果能拿到優等成績，就能四個月畢業。於是我拚命把《我是貓》的三、四十段文章全部背下來，不用看也可以啪啪啪打出全文。最後我拿到優等，四個月就畢業了。 大原花了四個月完成日文打字學校的課程後，透過隸屬於軍隊、擔任理髮師的姐夫介紹，到臺灣南部岡山的海軍航空基地擔任打字員。之後連續六年她都從事同一份工作，直到終戰後一九四六年引揚回到宮古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