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試閱

2 客家與假黎仔——外來者所吟唱的故鄉
人,不知為何總想在自己與他人之間畫條界線。就像日本有關東與關西的文化差異一樣,臺灣經常談論的是南北差異。東京與大阪、或者東京與京都這種文化核心,在臺灣則以臺北與高雄、或者臺北與臺南的結構進行比較。
例如在日本屢獲介紹的滷肉飯,在南臺灣被稱為肉燥飯。準確來說,前者使用五花肉,後者使用絞肉,難以說是相同的菜餚,不過從分布區域上卻可看出清楚的南北區分。我在臺灣生活了十幾年,吃滷肉飯的次數屈指可數,每當有從日本遠道而來高雄的人要我推薦好吃的滷肉飯餐廳時,我的臉上總是浮現不自在的微笑。
在臺灣,以南北軸心談論南北文化差異,始於日本時代臺灣縱貫鐵道開始營運。縱貫臺灣島南北的中央、玉山、阿里山、雪山、海岸等五大山脈,由兩千多至三千公尺的群山構成,將此小島區隔成東西兩部分。加上許多源自這些山脈的溪流將西部劃分成大大小小的平原,長期以來南北移動皆相當困難。實際上在十九世紀末,從臺北前往臺南需要三天的船期,而且還不是直航,得繞道大陸廈門。直到被稱為文明利器、殖民地近代象徵的鐵道縱貫此島為止。所謂臺灣的文化差異,與其關注南北,不如說東西差別更加顯著。
實際上,當我跨上老夥伴從高雄市左營區經屏東平原,朝大武山聳立的中央山脈南端奔馳時,無論如何都會感受到臺灣的文化差異呈現東西分布的樣貌。沿著海岸或內陸的平原,建有許多閩南的傳統寺廟。離開市區來到山岳地帶,則可見到客家人信仰的三山國王廟或義民廟。從此地再往西前進,就會出現平埔原住民大武壠族(大滿族)或馬卡道族信奉、被稱為「公廨」(Kuba)的祠堂。而居住在宛若遮蔽平原般聳立的中央山脈山村之中,魯凱族或排灣族的聚落則散布著充滿民族色彩的基督教教堂。
這種自西向東漸變的民族、文化與宗教差異,是南臺灣移民與原住民間長期不斷衝突與融合的歷史沉澱。每隔幾十分鐘就會出現令人眼花撩亂的變化,色彩豐富的南臺灣地景,宛若透過手搖放映機放映風景般,滿溢著變換的躍動感,即便今日,對我而言始終是比任何電影都更刺激的光景。

當我在冷氣很弱的郊區小吃店,把筷子伸向如山般盛盤的空心菜時,長得圓胖的小吃店老闆不知從何處走來問我從哪來。
「高雄(Ko-hiông)。我從左營(Tsó-iânn)來。」
老闆聽到我夾雜著臺語與中文的回答,點點頭,用扔的把粄條丟到桌上。粄條是以米製作、類似日本名古屋名產棊子麵(きしめん)的食物,乃客家傳統料理之一。
屏東縣高樹鄉。外來者漫步在這個位於屏東市東北隅的小鎮時,便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老闆與坐在鄰桌貌似常客的人說話,從那種獨特的聲調,我立刻察覺那是客家話。
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渡海來臺的中國移民浪潮中,大致可區分為閩南人與客家人。「閩」是福建省的簡稱,居住在該省南部的人們被稱為「閩」南人,或也被稱為福佬人。最初定居此島的閩南人中,來自福建省泉州地方者沿西部海岸居住,而來自漳州地方者則散布在平原上。於是來自廣東省東部、較遲到來的客家人只能往更偏遠的地區居住,或者在不利耕作的山麓上組建聚落。在有臺灣府城臺南或縣城打狗的嘉南平原上,聚集著閩南人;客家人則在更南方,流淌過屏東平原的下淡水溪東岸集居。因為屏東平原的背後屹立著龐大的中央山脈,南臺灣的客家人生活圈極度鄰接原住民生活的「番界」。
約占臺灣總人口十五%的客家人,被認為是一群不厭勞苦、鼓勵質樸儉約、善於營商、至今人才輩出的族群。另一方面他們也背負著極其頑固、獨善其身的吝嗇者等刻板印象,一直以來屢屢與多數派的閩南人發生衝突。
某日,我與負責班級的學生共同進餐,某位學生拿出一個菜色特別簡樸的便當,其他同學邊竊笑邊說:「老師,這傢伙是客家人唷。」我一時不解其意,直覺以為他們指的大概是傳統客家料理之類,所以一直盯著那個扭曲的塑膠便當盒看。
「這些傢伙想說的是:客家人很小氣啊。」
從他們的笑容中,我頓悟到。即便同樣很節省,但他卻因為是客家人而遭到揶揄。無論在世界何處都被視為 「客」(外人)的客家人,即便在臺灣這個民族的熔爐,也難以逃脫所有移民社會都會出現的負面刻板印象。
我的筷子夾起碗中冒著熱氣的粄條,南臺灣的粄條也被稱為面帕粄,正如字面意思,麵條如「面帕」(mièn-pà,手帕)般薄。一直以來面對窮困與流浪的客家人不得不在生活條件嚴峻的地區生活,職是之故鮮少有機會品嘗生鮮食品,從屢遭饑饉與戰亂的經驗中,客家社會學習到有必要儲備能長期保存的食材,因此發展出許多像粄條這樣的加工食品。
小吃店的電視正在播放「世界棒球經典賽」,但店內充滿常客們的客語交談,甚至淹沒了中文的實況轉播聲音。以高雄市美濃區為中心,棒球在南部客家人之間屬於人氣運動,至今為止也出現過許多職棒選手。
老闆問我,接下來打算去哪裡?
「我打算往三地門方向去。」我邊向老闆遞過已變成赤褐色的五十元硬幣邊回答。老闆擦著額頭上的汗珠,迅速回應道:「汽油,記得加滿。因為番仔的山上吶,沒什麼可加油的地方。」

番仔(huan-á)。
這個意味著原住民的臺語,大概也包含著人種歧視的意義。當然,客語中也有同樣的詞彙。
假黎(gǎ lǐ)。
對一直夾在閩南人與原住民之間生存的客家人而言,假黎仔是非常貼近自身生活的。
客籍作家鍾理和(一九一五~一九六〇)也在短篇小說〈假黎婆〉中,描繪得知自己最喜歡的祖母是排灣族時的震驚。
鍾理和生於日本統治時代的阿緱廳阿里港支廳(現在的屏東縣高樹鄉),此處與居住著許多排灣族、被稱為三地門的「番界」鄰接。面向屏東平原、海拔超過兩千公尺的山脈綿延不絕,三地門是南臺灣漢人社會與原住民社會的交界處。年幼的「我」得知祖母是假黎而感到震撼,但仍舊一直對祖母充滿孺慕之情。但,某次「我」與祖母因找尋逃往山區的牛而踏入「番界」,聽到祖母開心地啟口唱著假黎的歌曲後,「我」感到莫名的不安。見到離開客家人聚落後逐漸變回原本假黎模樣的祖母,「我」深感恐懼,甚至哭著請求祖母不要繼續歌唱。
這篇寫於民國四十九年(一九六〇),即鍾理和逝世那年的自傳式短篇小說,曾多次被翻譯為日文,較容易取得的是日本最早的臺灣原住民文學選集《非情的山地》(非情の山地,田畑書店,一九九二年),以及以臺灣客家文學為主題的《客家的女性們》(客家女たち,國書刊行會,二〇〇二年)等二冊。從這個故事被同時收錄於原住民文學與客家文學的兩部選集一事可以看出,臺灣客家人的生活與「番界」接觸有多麼密切,兩者的文化與血統存在著不可分割的交融。對身為少數移民的客家人而言,透過地緣與血緣團結在一起乃是生存的重要手段。同時這當中也存在著漫長歷史中反覆發生的衝突與融合,最終培養出來的混雜性(hybridity)。
在故事中「我」感受到的,是與祖母關係崩壞後帶來的恐懼。也就是說,本應存在於客家/我們的世界裡的祖母,突然變回假黎/他們;自己所知的祖母,甚至可以說以為熟知祖母的「我」本身,都有可能就此消失——「我」察覺到的即是如此的恐懼感。然而年幼的「我」,尚無力將如此複雜的情感化作語言,僅能以哭泣來表達這股不安的感受。
第一次讀到這個故事的我,想起了平常連蟲子都不忍殺害的祖父,某天突然乘興哼起了軍歌,讓我感到非常困惑的回憶。當然,那時的我連那是軍歌都不知道,只是透過那首沒怎麼聽過的歌,感受到祖父變成我所不認識的「某種人」。直至今日依然記得一直握著的祖父的手,似乎突然變成冰冷鐵棒的感覺。祖父以不明所以的眼光俯視著愛哭鬼的孫子,我則揮開祖父的手嚎啕大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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