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比汪精衛還汪精衛！」：臺灣多重記憶中的「漢奸」形象
馮大巍（David Serfass）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昔有漢奸汪精衛認賊作父，藉錯亂「雙十」宣揚「大東亞共榮」；今有蔡英文聯合美日對抗大陸，盜殼「中華X國」圖謀分裂國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奉勸台灣當局領導人別因滿足個人政治需要，在背棄家國的道路上越錯越遠，最終學汪精衛留個千古罵名。
2016年10月10日，是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首度執政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翌日，網路上出現一篇中文文章，並在中國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上這段語帶威脅的引文，正是該文結語。作者將蔡英文的致詞，與汪精衛（1883-1944）1943年10月10日的國慶演說，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類比。汪精衛是二十世紀初孫中山身邊的重要反清革命同志，與蔣介石則有複雜的恩怨，最終於中日戰爭前化敵為友。不過，由於汪精衛在1940年於南京建立了親日政府，因此也被貼上「漢奸」的標籤，難以洗脫惡名。
將七十三年後的蔡英文比做汪精衛，為的自然是彰顯典禮中所用象徵符號的「偽政權」性質。該文作者表示，國民黨是「一個為中華民族反封建、反侵略、反分裂做出諸多歷史貢獻的政黨」，並且認為既然民進黨極力要抹去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台灣的遺緒，身為民進黨黨員的蔡英文竟敢以中華民國之名發言。同樣地，汪精衛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國慶典禮時選擇沿用原國民政府的符號標誌，不但國旗相同，也推崇孫中山國父的地位，以確立己身的正當性，與蔣介石的「重慶國民政府」遙相對抗。該文認為，蔡英文的國慶典禮，在符號選擇上與汪精衛一脈相承。
該文的另一項批判，則是將蔡英文的親美姿態與汪日合作相提並論，譴責蔡英文把台灣放在一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大日本帝國於1940年起稱呼其影響勢力範圍的修辭）架構中。如果說冷戰後真的有一個新的「共榮圈」，居領導地位的當然是美國。不過，該文更嚴厲抨擊蔡英文的，則是她對日本的態度與汪精衛如出一轍。作者認為，273位日本代表訪台祝賀國慶，以及蔡英文對沖之鳥礁領海爭議的和解態度，在在顯示蔡英文的媚日立場。
蔡英文與汪精衛之間的類比不只一例，因此格外值得關注。儘管汪精衛跟台灣毫無關連，但是其「叛國賊」形象近年來卻在與台灣地位相關的爭論中頻頻出現。這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將說明，原因在於這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已然成為中國以及台灣在「叛國罪」上的一個主要「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記憶所繫之處」一詞，乃是由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提出的。保蘿．波提提耶（Paule Petitier）觀察到，雖然這個概念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意指「集體記憶的意象」（topoï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但是在日常用語裡卻「狹隘地僅指涉地理範圍」。無論如何，雖然諾哈在作品全集中也使用了「記憶節點」（nœud de mémoire）一詞，但他選擇談論「地點」（lieu），足以證明「記憶傾向體現於地點、地點的再現，或是地點的相關討論中。」就法國的例子而言，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就是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政府所在地維琪（Vichy），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恰好正值同一時期。如果「南京」這個地名沒有如同「維琪」一般成為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比起維琪這個座落於法國中部奧弗涅的溫泉城市，作為南方國都的南京擁有更豐富的歷史。單就民國時期（1912-1949）而言，孫中山於1912年1月建立的中華民國臨時首都正是南京。在「南京十年」（1927-1937）期間，這座城市成為國民黨國家現代化的表率。而1937、38年之交的冬天，日軍侵華暴行更讓南京成為中國人民苦難的象徵。這個「記憶所繫之處」沒有用地名來呈現，而是凝結於「汪精衛」這個中國最知名的叛國賊形象中。
關於叛國，汪精衛只是眾人記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而已。「漢奸」標籤與叛國的罪行緊密相連，也如影隨形般貼在汪精衛身上。在中國與台灣，漢奸這個概念，以及其他類似概念，長期以來是國族建構中的要素。關於「國族建構」，筆者指的是國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圍繞其緣起與性質存在諸多討論，本文暫且不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記憶在這當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國族共同體存在的基礎之一是成員必須同意彼此均擁有共同的過去，而這個共同的過去是由「記憶所繫之處」界定的。如此看來，國族建構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因為每個社會都會重新詮釋其過去。既然海峽兩岸在國族建構的軌道上越離越遠，中國與台灣便越來越難以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1980到1990年間的民主化進程，讓台灣人可以自由地表達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其中一種立場，就是要建立台灣國族主義，拒斥歷史中的中國要素。這些訴求在陳水扁（2000-2008）與蔡英文（2016-2024）總統任期中，貫徹到了國家最高層。雖然方式尚稱溫和，但還是跟中國以及部分台灣居民造成強烈的緊張關係。
這些互相衝突的國族建構，體現在對過去截然不同的解讀中，對於共同的「記憶所繫之處」，解讀方式更是不斷在變化，差異甚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隨著不同時期或是不同的國族主義立場，而有著不同面貌的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他有時是抵擋滿清和荷蘭入侵的愛國中國人，有時又是在島上建立起第一個王朝的台灣英雄，有時又象徵了台灣與日本之間久遠的聯繫。不過，就記憶的政治用途而言，沒有任何歷史事件的重要性能與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相比擬。自1945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起，這場戰爭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畢竟其政權正當性大部分來自於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則稍有不同：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革命偉業中，抗日戰爭的記憶長期以來都不是官方敘事的核心，直到1985年才開始強調其重要性，並且在根本上加以重新定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時中國政治上的三重脈絡：首先，中國共產黨要用國族主義取代毛澤東主義，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其次，中共試圖和平統一台灣；最後，中國已經躋身區域強權，乃至於全球強權。為了呼應這樣的三重脈絡，中日戰爭的記憶目前著重於三個主題：中華民族與同盟國並肩對抗法西斯所取得的勝利、承認國民黨在內中國各方勢力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平民遭遇到的痛苦，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經歷的磨難。中國共產黨對於中日戰爭記憶所做的這些調整，為的是憑藉記憶的趨同拉近台灣在政治上與中國的距離。然而，台灣正在進行民主化，又對國民黨敘事有所質疑，與中國政府的此種期待無法相容。
隨著中國大陸脫離毛澤東主義、台灣邁向民主化，戰爭的官方記憶也因此有了驚人的轉變，促成許多研究。不過，日軍占領時期「與外來勢力合作行為」（collaboration）的相關記憶，大致上還是受到忽略，只有純史學領域有所研究。然而，對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之外其實有很多辯論，因此我們需要將焦點擴展到政治與媒體的領域。
如今，汪精衛的形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處不在，並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起開始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不但將抗日志士英雄化，也對服務過「傀儡」政權的人嚴加譴責。不過，漢奸形象的原型竟然也出現在台灣，則較令人訝異，畢竟國民黨在1945年後竭力要抹去相關記憶（下文將說明）。汪精衛出現在台灣的辯論中，當然可以視為一種模仿效應，反映出海峽兩岸在政治媒體領域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不過，不要忘記，台灣其實也存在著類似於中國大陸對於「叛國罪行」的記憶，這種記憶直接影響了1945年「光復」台灣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戰爭結束時，國民黨將台灣視為遭到日本奴化教育洗腦的舊淪陷區，從而將1931年後中國大陸圍繞「叛國行為」出現的善惡二分思維模式，放入一個截然不同的脈絡中—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
馮大巍（David Serfass）
歷史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昔有漢奸汪精衛認賊作父，藉錯亂「雙十」宣揚「大東亞共榮」；今有蔡英文聯合美日對抗大陸，盜殼「中華X國」圖謀分裂國土。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奉勸台灣當局領導人別因滿足個人政治需要，在背棄家國的道路上越錯越遠，最終學汪精衛留個千古罵名。
2016年10月10日，是蔡英文作為中華民國（台灣）總統首度執政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翌日，網路上出現一篇中文文章，並在中國網路上廣為流傳，以上這段語帶威脅的引文，正是該文結語。作者將蔡英文的致詞，與汪精衛（1883-1944）1943年10月10日的國慶演說，做了一個令人意外的類比。汪精衛是二十世紀初孫中山身邊的重要反清革命同志，與蔣介石則有複雜的恩怨，最終於中日戰爭前化敵為友。不過，由於汪精衛在1940年於南京建立了親日政府，因此也被貼上「漢奸」的標籤，難以洗脫惡名。
將七十三年後的蔡英文比做汪精衛，為的自然是彰顯典禮中所用象徵符號的「偽政權」性質。該文作者表示，國民黨是「一個為中華民族反封建、反侵略、反分裂做出諸多歷史貢獻的政黨」，並且認為既然民進黨極力要抹去孫中山與國民黨在台灣的遺緒，身為民進黨黨員的蔡英文竟敢以中華民國之名發言。同樣地，汪精衛建立的「南京國民政府」，在國慶典禮時選擇沿用原國民政府的符號標誌，不但國旗相同，也推崇孫中山國父的地位，以確立己身的正當性，與蔣介石的「重慶國民政府」遙相對抗。該文認為，蔡英文的國慶典禮，在符號選擇上與汪精衛一脈相承。
該文的另一項批判，則是將蔡英文的親美姿態與汪日合作相提並論，譴責蔡英文把台灣放在一個新的「大東亞共榮圈」（大日本帝國於1940年起稱呼其影響勢力範圍的修辭）架構中。如果說冷戰後真的有一個新的「共榮圈」，居領導地位的當然是美國。不過，該文更嚴厲抨擊蔡英文的，則是她對日本的態度與汪精衛如出一轍。作者認為，273位日本代表訪台祝賀國慶，以及蔡英文對沖之鳥礁領海爭議的和解態度，在在顯示蔡英文的媚日立場。
蔡英文與汪精衛之間的類比不只一例，因此格外值得關注。儘管汪精衛跟台灣毫無關連，但是其「叛國賊」形象近年來卻在與台灣地位相關的爭論中頻頻出現。這該如何解釋呢？筆者將說明，原因在於這位有爭議的歷史人物已然成為中國以及台灣在「叛國罪」上的一個主要「記憶所繫之處」（lieu de mémoire）。
「記憶所繫之處」一詞，乃是由皮耶．諾哈（Pierre Nora）所提出的。保蘿．波提提耶（Paule Petitier）觀察到，雖然這個概念的涵蓋範圍相當廣泛，意指「集體記憶的意象」（topoï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但是在日常用語裡卻「狹隘地僅指涉地理範圍」。無論如何，雖然諾哈在作品全集中也使用了「記憶節點」（nœud de mémoire）一詞，但他選擇談論「地點」（lieu），足以證明「記憶傾向體現於地點、地點的再現，或是地點的相關討論中。」就法國的例子而言，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就是菲利普．貝當（Philippe Pétain）政府所在地維琪（Vichy），與汪精衛的南京政府恰好正值同一時期。如果「南京」這個地名沒有如同「維琪」一般成為叛國罪的「記憶所繫之處」，原因很簡單，就是因為比起維琪這個座落於法國中部奧弗涅的溫泉城市，作為南方國都的南京擁有更豐富的歷史。單就民國時期（1912-1949）而言，孫中山於1912年1月建立的中華民國臨時首都正是南京。在「南京十年」（1927-1937）期間，這座城市成為國民黨國家現代化的表率。而1937、38年之交的冬天，日軍侵華暴行更讓南京成為中國人民苦難的象徵。這個「記憶所繫之處」沒有用地名來呈現，而是凝結於「汪精衛」這個中國最知名的叛國賊形象中。
關於叛國，汪精衛只是眾人記憶中最知名的代表人物而已。「漢奸」標籤與叛國的罪行緊密相連，也如影隨形般貼在汪精衛身上。在中國與台灣，漢奸這個概念，以及其他類似概念，長期以來是國族建構中的要素。關於「國族建構」，筆者指的是國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圍繞其緣起與性質存在諸多討論，本文暫且不論。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記憶在這當中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國族共同體存在的基礎之一是成員必須同意彼此均擁有共同的過去，而這個共同的過去是由「記憶所繫之處」界定的。如此看來，國族建構是一個永無休止的過程，因為每個社會都會重新詮釋其過去。既然海峽兩岸在國族建構的軌道上越離越遠，中國與台灣便越來越難以形成這樣的共識。事實上，1980到1990年間的民主化進程，讓台灣人可以自由地表達各種不同的身分認同。其中一種立場，就是要建立台灣國族主義，拒斥歷史中的中國要素。這些訴求在陳水扁（2000-2008）與蔡英文（2016-2024）總統任期中，貫徹到了國家最高層。雖然方式尚稱溫和，但還是跟中國以及部分台灣居民造成強烈的緊張關係。
這些互相衝突的國族建構，體現在對過去截然不同的解讀中，對於共同的「記憶所繫之處」，解讀方式更是不斷在變化，差異甚大。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隨著不同時期或是不同的國族主義立場，而有著不同面貌的國姓爺鄭成功（1624-1662）。他有時是抵擋滿清和荷蘭入侵的愛國中國人，有時又是在島上建立起第一個王朝的台灣英雄，有時又象徵了台灣與日本之間久遠的聯繫。不過，就記憶的政治用途而言，沒有任何歷史事件的重要性能與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相比擬。自1945年國民政府統治台灣起，這場戰爭就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畢竟其政權正當性大部分來自於他們在這場戰爭中扮演的角色。至於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則稍有不同：在以毛澤東為中心的革命偉業中，抗日戰爭的記憶長期以來都不是官方敘事的核心，直到1985年才開始強調其重要性，並且在根本上加以重新定義。在這方面，我們可以分析出當時中國政治上的三重脈絡：首先，中國共產黨要用國族主義取代毛澤東主義，作為其統治正當性的基礎；其次，中共試圖和平統一台灣；最後，中國已經躋身區域強權，乃至於全球強權。為了呼應這樣的三重脈絡，中日戰爭的記憶目前著重於三個主題：中華民族與同盟國並肩對抗法西斯所取得的勝利、承認國民黨在內中國各方勢力所發揮的作用，以及平民遭遇到的痛苦，尤其是在南京大屠殺中經歷的磨難。中國共產黨對於中日戰爭記憶所做的這些調整，為的是憑藉記憶的趨同拉近台灣在政治上與中國的距離。然而，台灣正在進行民主化，又對國民黨敘事有所質疑，與中國政府的此種期待無法相容。
隨著中國大陸脫離毛澤東主義、台灣邁向民主化，戰爭的官方記憶也因此有了驚人的轉變，促成許多研究。不過，日軍占領時期「與外來勢力合作行為」（collaboration）的相關記憶，大致上還是受到忽略，只有純史學領域有所研究。然而，對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之外其實有很多辯論，因此我們需要將焦點擴展到政治與媒體的領域。
如今，汪精衛的形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無處不在，並不令人意外。1990年代起開始推動的愛國主義教育，不但將抗日志士英雄化，也對服務過「傀儡」政權的人嚴加譴責。不過，漢奸形象的原型竟然也出現在台灣，則較令人訝異，畢竟國民黨在1945年後竭力要抹去相關記憶（下文將說明）。汪精衛出現在台灣的辯論中，當然可以視為一種模仿效應，反映出海峽兩岸在政治媒體領域上千絲萬縷的關係。不過，不要忘記，台灣其實也存在著類似於中國大陸對於「叛國罪行」的記憶，這種記憶直接影響了1945年「光復」台灣時國民黨政府的態度。戰爭結束時，國民黨將台灣視為遭到日本奴化教育洗腦的舊淪陷區，從而將1931年後中國大陸圍繞「叛國行為」出現的善惡二分思維模式，放入一個截然不同的脈絡中—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殖民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