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編序
你去過檔案館嗎？二○二五年九月，位於新北市林口的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開始試營運。新穎的建築設計和戶外公共藝術成為熱門打卡點，二樓的常設展與特展廳則運用展示設計與互動科技將檔案轉譯為平易近人的故事。短短一個月便吸引朝過十萬人次入館參觀。
隨著數位典藏與文化科技的推進，如今的檔案館、圖書館與博物館均不再是遙遠森嚴的冷僻機構，而成為與日常生活密切關連的公共文化設施。如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使命便是「蒐藏保護及分享國家歷史紀錄，並促進公共知識探討及民主參與」。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旨趣則強調：「本館的『公』字，如同公園的『公』（public）字般，目標是成為任何人都能輕鬆參觀，並可透過網路遠距參與利用的資訊廣場。」
檔案（archives）是近代歷史學的基礎史料。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實證歷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便以國家機構蒐集保存的政治外交檔案。如國發會檔案管理局的任務便明訂檔案是指各中央及地方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而國家檔案則是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檔案。隨著史家問題意識的轉變，檔案史料的蒐集範圍逐漸擴大至重要公私機構與家族人物。如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檔案館便透過採集、捐贈與購買等方式徵集海內外重要臺灣史相關檔案，並依來源分為個人文書、家族與民間集藏，以及公私機構典藏等三大類整理開放，提供館藏調閱諮詢、數位加值及參訪導覽等多項服務。
本書共收錄九篇作品，依照《島嶼新台誌》書系編輯宗旨邀請作者依照其研究興趣專長書寫「檔案裡的故事」，並進而思考「檔案」的當代定義及研究取向。
在時代上涵蓋了十七世紀至當代，從荷蘭、明鄭、清代、晚清到日治與戰後各時期歷史，在內容上包含了貿易、糧食、土地、司法、教會、金融、水利、白恐及漫畫等不同範疇的人物故事。以下試提要說明各篇內容：
陳瑢真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帶領讀者重回十七世紀臺灣大員、日本平戶，以及印尼巴達維亞的國際貿易網絡與政治經濟動態。並透過解讀往來船隻的「發貨單」史料，深入介紹各項重要商品以及熱蘭遮堡倉庫的興建始末。
石文誠解讀明末兵部衙門上奏給皇帝的奏疏「題行稿」史料，分析十七世紀閩南地區的糧食問題及閩粵沿海地方社會的海防走私現象。進而說明臺灣可濟水米之說的時代脈絡，以及鄭芝龍及鄭成功父子的廣東米糧供應線運作實況。
陳志豪研究留存於故宮博物院的「宮中檔」奏摺史料，重建清代臺灣中部藍興莊的土地開發過程。並分析歷任御史與閩臺官員對於藍廷珍家族以武將占墾與私置產業的處理方針，以及清廷對於官莊、荒埔與墾地的邊疆治理政策。
陳韻如解讀晚清臺灣《淡新檔案》中的地方訴訟個案。她深入分析檔案中刁婦與刁民真假莫辨的「虛構」劇情，重建百年前臺灣民間社會與官府交錯的衙門現場，並強調女性在情感、利益與權力關係之間的靈活生存智慧與複雜動態。
盧啟明利用《臺灣長老教會議事錄》等教會歷史檔案，重新回顧十九世紀末迄今臺灣南北神學院歷經組織分立、短暫共學、戰時體制、戰後分裂與政治分化的百年故事。並分析其間各種重組融合呼籲努力的曲折發展過程及失敗原因。
郭婷玉研究《臺灣總督府檔案》及相關日治時期金融史料，說明近代信用組合的新制度出現的原因。她著眼於當時一般民眾的資本借貸需求，從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揮商業服務機能，分析近代臺灣地方社會金融網絡的建立與變遷。
顧雅文發掘《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中的個人陳情書類，重建石門水庫建設的民間倡議與政府決策過程，並分析冷戰時代與美援背景的特殊影響。從而翻轉成功故事的傳統線性敘事，說明當時築壩所面臨的多重限制及複雜歷程。
林正慧研究調查局「南平專案」檔案，指出此「惠安案」發生於一九七○年代，涉及百餘人的「匪諜」大案，其實是「特務變成匪諜」構陷叛亂的荒謬情節。而這群政治受難者的遭遇，也成為國共鬥爭與白色恐怖的另一個時代悲劇。
黃悠詩以臺灣漫畫家陳弘耀及其未完成作品為例，帶領讀者重溫一九八○年代初臺灣漫畫家的奮鬥軌跡。並說明社群檔案的理念與工作模式，如何能夠協助發掘整理和保存被邊緣化群體的資料，從而彌補主流檔案管理體制的盲點與不足。
本書除了為讀者們提供有趣生動的臺灣歷史故事，作者們也對於檔案的定義與功能提出豐富多元的研究觀點。無論是將檔案作為一手史料進行深入的爬梳和解讀，或者是分析檔案中的「虛構」進行文本分析與詮釋，抑或是反轉檔案的官方性格重新為弱勢者培力賦權，都反映了新世代臺灣史學者的豐沛學術活力與社會關懷。
如同美國著名女性史家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在《馬丹蓋赫返鄉記》及《檔案中的虛構》等名作所展現新文化史洞見，經歷語言與敘事轉向後的歷史學研究，除了史料實證技藝，也致力結合了人類學田野深描等方法。而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家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對於革命、資本、帝國與當代社會的論著，則凸顯了社會科學宏觀比較分析視野的重要性。近年來國際學界關於記憶政治與困難歷史的關注，乃至於生成式AI及數位歷史的論辯，都值得臺灣讀者們進一步參考。
檔案確實不是唯一的真相！在歷史研究中官方檔案、口述歷史與實地訪調各有其侷限。史料紀錄常帶有特定立場，內容可能誇大、掩飾或存在錯誤。而檔案可能因人為銷毀、未被記錄或保存不善而有缺漏。相較於歷史檔案的考證研究，當代政治檔案需透過交叉比對乃至於歷史脈絡的同理與想像，審慎進行機關文件與私人文書的分析。更需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以符合轉型正義精神。
另一方面，相較於高度專業化及標準化的檔案學知識與檔案館作業，社群檔案的新理念與方法，則為被主流論述排除的邊緣群體歷史提供了重新發聲的契機。如作者黃悠詩所言：「檔案不再只是靜態的紀錄，而是促進關係重構與記憶再生的媒介。這種當事者或關係人主動參與檔案管理及資料詮釋的過程，正是社群檔案精神的體現，也為臺灣歷史保存打開了新的可能。」
本書最後要紀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共筆夥伴：李佩蓁。她在二○二四於歐洲開會行程中因病離開我們，也留下一篇未能完成的作品。期待她對於清末開港通商、地方社會及商人集團的精彩研究，能持續發光發熱！
你去過檔案館嗎？二○二五年九月，位於新北市林口的我國首座國家檔案館開始試營運。新穎的建築設計和戶外公共藝術成為熱門打卡點，二樓的常設展與特展廳則運用展示設計與互動科技將檔案轉譯為平易近人的故事。短短一個月便吸引朝過十萬人次入館參觀。
隨著數位典藏與文化科技的推進，如今的檔案館、圖書館與博物館均不再是遙遠森嚴的冷僻機構，而成為與日常生活密切關連的公共文化設施。如美國國家檔案館的使命便是「蒐藏保護及分享國家歷史紀錄，並促進公共知識探討及民主參與」。而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的旨趣則強調：「本館的『公』字，如同公園的『公』（public）字般，目標是成為任何人都能輕鬆參觀，並可透過網路遠距參與利用的資訊廣場。」
檔案（archives）是近代歷史學的基礎史料。自十九世紀末以來實證歷史學的主要研究對象，便以國家機構蒐集保存的政治外交檔案。如國發會檔案管理局的任務便明訂檔案是指各中央及地方機關依照管理程序，而歸檔管理之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而國家檔案則是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移歸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之檔案。隨著史家問題意識的轉變，檔案史料的蒐集範圍逐漸擴大至重要公私機構與家族人物。如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檔案館便透過採集、捐贈與購買等方式徵集海內外重要臺灣史相關檔案，並依來源分為個人文書、家族與民間集藏，以及公私機構典藏等三大類整理開放，提供館藏調閱諮詢、數位加值及參訪導覽等多項服務。
本書共收錄九篇作品，依照《島嶼新台誌》書系編輯宗旨邀請作者依照其研究興趣專長書寫「檔案裡的故事」，並進而思考「檔案」的當代定義及研究取向。
在時代上涵蓋了十七世紀至當代，從荷蘭、明鄭、清代、晚清到日治與戰後各時期歷史，在內容上包含了貿易、糧食、土地、司法、教會、金融、水利、白恐及漫畫等不同範疇的人物故事。以下試提要說明各篇內容：
陳瑢真利用荷蘭東印度公司檔案，帶領讀者重回十七世紀臺灣大員、日本平戶，以及印尼巴達維亞的國際貿易網絡與政治經濟動態。並透過解讀往來船隻的「發貨單」史料，深入介紹各項重要商品以及熱蘭遮堡倉庫的興建始末。
石文誠解讀明末兵部衙門上奏給皇帝的奏疏「題行稿」史料，分析十七世紀閩南地區的糧食問題及閩粵沿海地方社會的海防走私現象。進而說明臺灣可濟水米之說的時代脈絡，以及鄭芝龍及鄭成功父子的廣東米糧供應線運作實況。
陳志豪研究留存於故宮博物院的「宮中檔」奏摺史料，重建清代臺灣中部藍興莊的土地開發過程。並分析歷任御史與閩臺官員對於藍廷珍家族以武將占墾與私置產業的處理方針，以及清廷對於官莊、荒埔與墾地的邊疆治理政策。
陳韻如解讀晚清臺灣《淡新檔案》中的地方訴訟個案。她深入分析檔案中刁婦與刁民真假莫辨的「虛構」劇情，重建百年前臺灣民間社會與官府交錯的衙門現場，並強調女性在情感、利益與權力關係之間的靈活生存智慧與複雜動態。
盧啟明利用《臺灣長老教會議事錄》等教會歷史檔案，重新回顧十九世紀末迄今臺灣南北神學院歷經組織分立、短暫共學、戰時體制、戰後分裂與政治分化的百年故事。並分析其間各種重組融合呼籲努力的曲折發展過程及失敗原因。
郭婷玉研究《臺灣總督府檔案》及相關日治時期金融史料，說明近代信用組合的新制度出現的原因。她著眼於當時一般民眾的資本借貸需求，從在地人際網絡如何發揮商業服務機能，分析近代臺灣地方社會金融網絡的建立與變遷。
顧雅文發掘《石門水庫建設委員會檔案》中的個人陳情書類，重建石門水庫建設的民間倡議與政府決策過程，並分析冷戰時代與美援背景的特殊影響。從而翻轉成功故事的傳統線性敘事，說明當時築壩所面臨的多重限制及複雜歷程。
林正慧研究調查局「南平專案」檔案，指出此「惠安案」發生於一九七○年代，涉及百餘人的「匪諜」大案，其實是「特務變成匪諜」構陷叛亂的荒謬情節。而這群政治受難者的遭遇，也成為國共鬥爭與白色恐怖的另一個時代悲劇。
黃悠詩以臺灣漫畫家陳弘耀及其未完成作品為例，帶領讀者重溫一九八○年代初臺灣漫畫家的奮鬥軌跡。並說明社群檔案的理念與工作模式，如何能夠協助發掘整理和保存被邊緣化群體的資料，從而彌補主流檔案管理體制的盲點與不足。
本書除了為讀者們提供有趣生動的臺灣歷史故事，作者們也對於檔案的定義與功能提出豐富多元的研究觀點。無論是將檔案作為一手史料進行深入的爬梳和解讀，或者是分析檔案中的「虛構」進行文本分析與詮釋，抑或是反轉檔案的官方性格重新為弱勢者培力賦權，都反映了新世代臺灣史學者的豐沛學術活力與社會關懷。
如同美國著名女性史家娜塔莉．戴維斯（Natalie Davis）在《馬丹蓋赫返鄉記》及《檔案中的虛構》等名作所展現新文化史洞見，經歷語言與敘事轉向後的歷史學研究，除了史料實證技藝，也致力結合了人類學田野深描等方法。而英國馬克斯主義史家如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等人對於革命、資本、帝國與當代社會的論著，則凸顯了社會科學宏觀比較分析視野的重要性。近年來國際學界關於記憶政治與困難歷史的關注，乃至於生成式AI及數位歷史的論辯，都值得臺灣讀者們進一步參考。
檔案確實不是唯一的真相！在歷史研究中官方檔案、口述歷史與實地訪調各有其侷限。史料紀錄常帶有特定立場，內容可能誇大、掩飾或存在錯誤。而檔案可能因人為銷毀、未被記錄或保存不善而有缺漏。相較於歷史檔案的考證研究，當代政治檔案需透過交叉比對乃至於歷史脈絡的同理與想像，審慎進行機關文件與私人文書的分析。更需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以符合轉型正義精神。
另一方面，相較於高度專業化及標準化的檔案學知識與檔案館作業，社群檔案的新理念與方法，則為被主流論述排除的邊緣群體歷史提供了重新發聲的契機。如作者黃悠詩所言：「檔案不再只是靜態的紀錄，而是促進關係重構與記憶再生的媒介。這種當事者或關係人主動參與檔案管理及資料詮釋的過程，正是社群檔案精神的體現，也為臺灣歷史保存打開了新的可能。」
本書最後要紀念一位英年早逝的共筆夥伴：李佩蓁。她在二○二四於歐洲開會行程中因病離開我們，也留下一篇未能完成的作品。期待她對於清末開港通商、地方社會及商人集團的精彩研究，能持續發光發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