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1◢《世界史上的中亞：跨越滿洲森林至黑海周緣的四萬年史》
導言 民族的層積（摘錄）
在歷史上，中亞人並沒有一個總括的詞語來稱呼該地區與諸民族。中亞人認同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氏族、部族、地位、地域或宗教等紐帶，而且這些紐帶常常是多重疊加的。對其廣大遊牧人口而言，政治劃界並不重要。控制了人民就控制了領土。
中亞作為千年來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受到了中國、印度、伊朗、地中海諸島，以及新近的俄國所影響。它也是薩滿、佛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彙聚之處。其變換的族群、語言、政治與文化邊界包含了兩種互相影響卻有基礎差異的生活方式，而這兩者各居於不同的生態宜居區當中：一為綠洲定居人群，另一則為草原遊牧民。上古與中世紀的觀察家認為中亞位於「文明」的邊際。由於中亞孕育了前現代時期最廣大的帝國，故現代史學家視其為歐亞歷史的「核心地區」或「樞紐」。
中亞占了地球陸地將近七分之一的面積，約八百萬平方英里。今天，中亞西部的人群主要是穆斯林，並且由新近獨立的前蘇聯國家所組成：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即歷史上所謂的「西突厥斯坦」（Turkestan）。蘇聯的政策決定了這些現代國家的名稱與邊界，企圖將政治劃分的領土與特定的民族－語言群體聯結在一起，而這些群體則依據政治需求來加以定義。此舉亦為中亞史上首見。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地區亦包括了中國新疆（亦稱為「東突厥斯坦」）以及其原住民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現今位於阿姆河與新疆之間的大半區域，在語言上通行突厥語，不過在過去主要以伊朗語為主。這個語言轉變已經進行了1500年，並且創造了一個「突厥－波斯」文化世界。往南，與其北方鄰居有著族群性和語言連結的阿富汗則是這個混合的縮影。中亞東部主要人口為佛教徒，由蒙古（今日被分隔為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滿洲地區所組成。西藏儘管在語言上與中亞截然不同，不過在中亞事務上卻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位於伏爾加河與西伯利亞西部的森林－草原區則有大量穆斯林突厥人口，其歷史與文化根源則位於中亞。在政治與文化上，中亞作為民族的輸出者，其範圍也延伸到匈牙利、烏克蘭、俄國與中東。混合了匈牙利到阿爾泰山（Altay Mountains）的大草原（prairie）、沙漠與半沙漠的草原（steppe），再加上滿洲地區（Manchuria）的森林，就是中亞主要的生態區。儘管中亞一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雪所覆蓋，其豐美的草場仍舊能養育廣大的畜群。在海一般浩瀚草場的沿邊，酷熱的沙漠（綠洲點綴其間）則是最常見的特徵，特別在南邊。這個區域的乾燥是如此之強烈，以至匈牙利裔英籍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於二十世紀初從新疆東部的羅布泊（Lop Nor）一處保存良好之中世紀「廢物堆」發掘的材料中，仍舊能夠聞到其強烈的惡臭氣味。而從白雪覆蓋之山上融化的雪水所形成的河流，則會在夏季的暑熱下變成水窪或乾涸的河床。土壤侵蝕與乾燥的問題持續存在。
引人注目的是，植物在沙漠中仍舊存活著，在春季時開花，而在漫長的夏季與冬季休眠。農業之所以能在綠洲興盛起來，則是拜河流的滋養所賜，如澤拉夫尚河（Zeravshan）、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後兩者流入鹹海（Aral Sea，實際上算是個大湖），但如今它遭到嚴重汙染一事則令人感到遺憾。中亞的河流一年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時間處於部分冰封狀態，而且這段時間常常會延長。不同於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等四大文明，中亞的河流沿岸相對人煙稀少，而且也不是商業與交通動脈。蒙古的鄂爾渾河（Orkhon）、色楞格河（Selenge）與克魯倫河（Kerulen）與偉大的草原帝國有所關聯，但是在其中並未扮演主要的經濟角色。除了捕魚以外，遊牧民從不利用河流。所謂的水上旅行通常指的就只是用動物皮所製成的皮筏渡過河流淺灘而已。
草原居民與其鄰近農業國家（agrarian states）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關於中亞的知識。定居社會的記載通常存有對遊牧民的文化偏見，認為這些人住在「不適人居的蠻荒之地」。古代波斯傳統將阿姆河以北使用伊朗語（及後來的突厥語）之兇猛民族的遊牧世界「圖蘭」（Turan）與「伊朗」（Iran，歷史上又稱為「波斯」）對比為善惡之爭。許多用來稱呼這些民族的漢字習慣上英譯為「barbarian」，但其實這些詞語有著微小差異，其意義則可指稱從相對中性的「附庸」（vassal）與「域外」（foreign），到帶有貶義的「野蠻」（barbarous）。中國史家無意隱藏他們對遊牧民「原始」習俗、飲食，以及用動物毛皮與毛氈製成之衣著的嫌惡。
然而，考古的發現顯示有部分遊牧民過著富裕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且這些情形也被前述抱持輕蔑態度的同時期觀察家所證實。……事實上，遊牧民與其「已開化」的鄰居相較之下並沒有比較嗜血或貪婪。生活在草原上是艱苦的，但是許多遊牧民感覺他們的生活比那些一輩子辛苦耕地的人來得優越許多。由於具有豐富與世界性的文化加上其農業和商業導向的經濟，中亞都市地區與其遊牧鄰居存在著共生關係，並且扮演連結草原與農業區的角色。
中亞歷史的關鍵主題之一就是民族和語言的移動以及新族群實體的創造。語言通常被歸類為許多「語系」（families），意指這些語言在語言學上（但不必然是生物學上）有著共同起源。在中亞歷史上有兩種語系占有主宰地位，分別是印歐語系和阿爾泰語系。印歐人於西元前4500年至西元前4000年間在黑海草原上形成了一個語言共同體。到了西元前3000年或西元前2500年，這個共同體開始分裂，部分人群移入中亞、南亞與西亞，以及地中海北岸。其語言學上的後裔從南亞的印度語使用者（印地－烏爾都語〔Hindi-Urdu languages〕、旁遮普語、以及許多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其他語言）與伊朗、阿富汗與中亞的伊朗語使用者（波斯語、塔吉克語、普什圖語和其他伊朗語），延伸到不列顛島並包括所有歐洲語言，但不包括巴斯克語、芬蘭語（Finnish）、愛沙尼亞語和相關的芬蘭語（Finnic），及其遠親匈牙利語。
阿爾泰語的使用者位於南西伯利亞、東蒙古與滿洲地區。阿爾泰語的成員包括了土耳其語和在中亞所使用的其他各種突厥語（如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另外還有蒙古語。在蒙古國、內蒙以及中國和俄國接壤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境內發現了各類蒙古語形式。滿語（如今瀕臨滅絕）及在滿洲地區人口較少的通古斯民族則構成了阿爾泰語的東部分支。有些學者會將韓語及日語的祖先納入阿爾泰語的「家族」當中。而其他學者不僅拒斥這個連結，而且也爭論阿爾泰語（Altaic language）作為一個語系的想法。更確切地說，他們主張不同阿爾泰語言之間的相似之處僅僅是數個世紀以來互動及語彙採借的結果。
如同中亞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中世紀與現代「民族」（peoples）常常是許多族群和語言層在時間中混合的產物，並且帶有不小程度的政治算計，特別是在現代。一種語言散播的方式並非總是那麼清楚無疑。征服、大規模遷徙，以及一個民族被另一個完全取代是一種模式。而另一種模式的特徵則是逐漸滲透、互動，與因而產生的雙語並用（bilingualism）。遷徙的人群本身常常就是廣泛的族群和語言互動的產物。隨著每次新的移動，族名以及隨其名稱相關的語言改變會以接力賽的形式傳遞給另一個人群。其結果是，擁有相同名稱且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可能實際上具有多重與相異的起源。民族的移動製造了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案。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族群－語言地圖僅僅是在某個時間點上對前述混合的點滴瞭解，而這個混合已經發生了超過千年以上。民族的創造仍然是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
◤BOOK2◢《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從蒙古高原到安納托利亞半島的歷史大遷徙》
導言（摘錄）
有一回，當我利用現代土耳其這個很好的切入點談論土耳其人的起源和身分時，我跟我的土耳其朋友用開玩笑的方式打個比喻，我說土耳其性（Turkishness, Türklük）這整個現象的發展過程就好比是一部由東向西橫越亞洲的巴士。這趟巴士之旅花了好長一段時間，途中還有許多停靠站。每到一個停靠站，有人上車、有人下車。在人們上車、下車之際，他們也同時攜上帶下了許多袋子和行李。大多數的旅客都不在意巴士路線的起點和終點。很多人只打算搭一小段路程。他們在車上與其他乘客分享了一些想法，這些交流的想法遠比計較他們彼此之間存在的差異來得更重要，他們甚至根本沒有察覺到彼此之間有何差異。偶爾，巴士故障抛錨了，必須在路上就能找到的零件湊合著修理。在巴士抵達土耳其之前，我們無從得知哪些乘客或哪些行李全程都在車上，或許有也可能沒有，跟著經歷了整個旅程。乘客不再是同一批乘客，同樣的，這輛巴士也不再是出發時一模一樣的車子了。但它仍然是那部「橫越亞洲開往土耳其的巴士」。
我的土耳其朋友聽完這個巴士的比喻之後笑了出來，沒多久他就依樣把這個比喻告訴了他的其他朋友們。其實，仔細想想，用巴士做比喻只能算是個開頭。按理說，現今的土耳其共和國其實是可以從三個方向來回顧它的歷史：首先是從安納托利亞繼承而來的遺產，包括早在突厥人到來之前的部分；其次是伊斯蘭的遺產，可以回溯到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最後是突厥人的，或者稱之為突厥－蒙古人（Turko-Mongol）的遺產，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突厥人和他們在內亞的前身。巴士的比喻只是勾起對第三項歷史遺產的回憶。還有，當代土耳其共和國其實並不是唯一一個可以好好研究突厥人歷史的切入點。對突厥人而言，這條駛向現代土耳其的巴士路線也不是他們唯一的一條路線。如果我們不是從今日土耳其的這個切入點看突厥人的歷史軌跡，而是由突厥人的起始點來看的話，我們會發現，其實不是只有一條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而是有許多條以內亞東部為中心點呈輻射狀放射出去的路線，一路交織連結，終點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就從一九六○年代以後開始──遍布全世界。這樣的網絡路線，不出所料，與數百年前橫跨亞洲的貿易路線極為近似。既然說到了是數百年前，自然就要把巴士這種交通方式給換掉，應該要改為：牧民遷移和商人車隊。「這世界，就像是在大路邊為商隊開設的旅店（阿拉伯語：ribat）；亞當的兒子們就像商隊；他們有的住下來了，有的只是路過，」這段話是十七世紀詩人阿布加齊（Ebulgazi）在歌頌烏古斯可汗（Oghuz Khan）的英雄事蹟時所寫下的金句；烏古斯可汗是突厥人的祖先，也是帶領突厥人伊斯蘭化的人，他的後代開拓了突厥人西邊的疆土，從他的子孫繁衍出來的人口遍布其間，從土庫曼（Turkmenistan）到鄂圖曼帝國（Ottoman）。
換句話說，用巴士行駛到土耳其的比喻只是讓大家方便討論何謂土耳其人（Turkish）的相關事宜──傳統學術界在用英語提及土耳其共和國的人民、語言和文化時的習慣用法──土耳其人（Turkish）並不能代表包含所有講突厥語的人（Turkic）──突厥系人群（Turkic），這才是用來指稱全世界所有突厥人的正確用詞，它也包括土耳其共和國在內。從內亞出發的商旅隊伍，這個比喻倒是可以方便大家用來討論突厥人的一切。這土耳其－突厥（Turkish-Turkic）之間的區別，說來可真是一段居心不良充滿罪過的歷史。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因為有他們的政治動機，刻意在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的突厥人中間劃一條線區隔開來。後來學術界重新界定了一種區分法，那就是，有個國家叫作土耳其（Turkey），但並不是所有突厥人（the Turks）都是土耳其人（Turkish）。這也難怪，現代的土耳其人，就他們自己所說，在進入了後蘇維埃時期之後，就已經不再使用過去的傳統方式區分「土耳其人」和「突厥人」了。為了彌補罪過，使用土耳其（Türki）這個字眼讓我們在討論突厥人東邊的疆土時，好像有讓某些東西回流，又回復到從前的感覺。有些民族主義者不喜歡在突厥人中間做區分；但也有另外一批人，他們不想讓各個不同突厥語族所擁有的獨特性因為被整個貼上標籤而抹殺掉。所有突厥語族的人都是突厥人，若想用術語區分其差別，在實務上很難做到。為了能幫助區分，在這本書裡我會切合實際地使用「土耳其人」（Turkish）和「突厥系人群」（Turkic）這兩個詞彙：當提到土耳其的突厥人（the Turks of Turkey）時，就使用「土耳其人」（Turkish）；如果提到涵蓋每個地方的所有突厥人（all Turks everywhere）時，就用「突厥系人群」（Turkic）。……
突厥人在歐亞大陸的發展史，在很多方面都跟巴士、商隊和地毯的比喻相符合。不論採用哪種運送方式，能夠讓突厥各個部族結合在一起的，就是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文化行李，他們帶著這些行李走遍整個歐亞大陸。這份文化綜合體的特色就是有長期延續不斷的連續性，它同時還有巨大的潛能，能夠吸收外來元素，進行自我改造。這個文化綜合體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有主要和次要的主題圖案輪流交替出現，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從襯托的背景變換到顯眼的前景，稍後再從顯眼的前景變換到背景去當襯托。只不過，這些有如正、反、合三段辯證法般變化出來的流行圖案並不會回頭去更動那已然不可改變的起點，反而是去重新設計它未來的圖案版面，一路繼續往前發展下去。
本書就是要找出突厥人歷史當中那些長期不變的連續性以及各種獨特的圖案設計。若要全面探討突厥人在世界歷史中的發展，依照時間先後順序，就一定先想到在信奉伊斯蘭之前的突厥人以及他們的前身（整個十一世紀）；再來就是突厥人與蒙古人進入到了伊斯蘭世界（從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在這段期間內，突厥人與蒙古人共享了許多事物；接著就是，亞洲本土大帝國建構的最後全盛時期（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最後，突厥人來到了現代。這是一趟在時間裡進行的旅程，文明之間有時會產生衝突，其他時候又彼此融合，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如我們所見，突厥人的歷史裡不僅有長期不變的連續性，同時也有徹頭徹尾的大變革，兩者都十分令人讚嘆。在所有的變革當中有兩項特別突出，也特別重要：首先是，突厥人進入了伊斯蘭世界，其次是，他們進入了現代。
導言 民族的層積（摘錄）
在歷史上，中亞人並沒有一個總括的詞語來稱呼該地區與諸民族。中亞人認同的主要構成要素是氏族、部族、地位、地域或宗教等紐帶，而且這些紐帶常常是多重疊加的。對其廣大遊牧人口而言，政治劃界並不重要。控制了人民就控制了領土。
中亞作為千年來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受到了中國、印度、伊朗、地中海諸島，以及新近的俄國所影響。它也是薩滿、佛教徒、祆教徒、猶太教徒、基督徒與穆斯林的彙聚之處。其變換的族群、語言、政治與文化邊界包含了兩種互相影響卻有基礎差異的生活方式，而這兩者各居於不同的生態宜居區當中：一為綠洲定居人群，另一則為草原遊牧民。上古與中世紀的觀察家認為中亞位於「文明」的邊際。由於中亞孕育了前現代時期最廣大的帝國，故現代史學家視其為歐亞歷史的「核心地區」或「樞紐」。
中亞占了地球陸地將近七分之一的面積，約八百萬平方英里。今天，中亞西部的人群主要是穆斯林，並且由新近獨立的前蘇聯國家所組成：土庫曼、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即歷史上所謂的「西突厥斯坦」（Turkestan）。蘇聯的政策決定了這些現代國家的名稱與邊界，企圖將政治劃分的領土與特定的民族－語言群體聯結在一起，而這些群體則依據政治需求來加以定義。此舉亦為中亞史上首見。以穆斯林為主的中亞地區亦包括了中國新疆（亦稱為「東突厥斯坦」）以及其原住民維吾爾族和其他突厥－穆斯林人口。現今位於阿姆河與新疆之間的大半區域，在語言上通行突厥語，不過在過去主要以伊朗語為主。這個語言轉變已經進行了1500年，並且創造了一個「突厥－波斯」文化世界。往南，與其北方鄰居有著族群性和語言連結的阿富汗則是這個混合的縮影。中亞東部主要人口為佛教徒，由蒙古（今日被分隔為蒙古國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與滿洲地區所組成。西藏儘管在語言上與中亞截然不同，不過在中亞事務上卻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位於伏爾加河與西伯利亞西部的森林－草原區則有大量穆斯林突厥人口，其歷史與文化根源則位於中亞。在政治與文化上，中亞作為民族的輸出者，其範圍也延伸到匈牙利、烏克蘭、俄國與中東。混合了匈牙利到阿爾泰山（Altay Mountains）的大草原（prairie）、沙漠與半沙漠的草原（steppe），再加上滿洲地區（Manchuria）的森林，就是中亞主要的生態區。儘管中亞一年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被雪所覆蓋，其豐美的草場仍舊能養育廣大的畜群。在海一般浩瀚草場的沿邊，酷熱的沙漠（綠洲點綴其間）則是最常見的特徵，特別在南邊。這個區域的乾燥是如此之強烈，以至匈牙利裔英籍探險家奧萊爾．斯坦因爵士（Sir Aurel Stein）於二十世紀初從新疆東部的羅布泊（Lop Nor）一處保存良好之中世紀「廢物堆」發掘的材料中，仍舊能夠聞到其強烈的惡臭氣味。而從白雪覆蓋之山上融化的雪水所形成的河流，則會在夏季的暑熱下變成水窪或乾涸的河床。土壤侵蝕與乾燥的問題持續存在。
引人注目的是，植物在沙漠中仍舊存活著，在春季時開花，而在漫長的夏季與冬季休眠。農業之所以能在綠洲興盛起來，則是拜河流的滋養所賜，如澤拉夫尚河（Zeravshan）、阿姆河（Amu Darya）與錫爾河（Syr Darya）。後兩者流入鹹海（Aral Sea，實際上算是個大湖），但如今它遭到嚴重汙染一事則令人感到遺憾。中亞的河流一年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時間處於部分冰封狀態，而且這段時間常常會延長。不同於中國、印度、美索不達米亞與埃及等四大文明，中亞的河流沿岸相對人煙稀少，而且也不是商業與交通動脈。蒙古的鄂爾渾河（Orkhon）、色楞格河（Selenge）與克魯倫河（Kerulen）與偉大的草原帝國有所關聯，但是在其中並未扮演主要的經濟角色。除了捕魚以外，遊牧民從不利用河流。所謂的水上旅行通常指的就只是用動物皮所製成的皮筏渡過河流淺灘而已。
草原居民與其鄰近農業國家（agrarian states）之間的互動形塑了吾人關於中亞的知識。定居社會的記載通常存有對遊牧民的文化偏見，認為這些人住在「不適人居的蠻荒之地」。古代波斯傳統將阿姆河以北使用伊朗語（及後來的突厥語）之兇猛民族的遊牧世界「圖蘭」（Turan）與「伊朗」（Iran，歷史上又稱為「波斯」）對比為善惡之爭。許多用來稱呼這些民族的漢字習慣上英譯為「barbarian」，但其實這些詞語有著微小差異，其意義則可指稱從相對中性的「附庸」（vassal）與「域外」（foreign），到帶有貶義的「野蠻」（barbarous）。中國史家無意隱藏他們對遊牧民「原始」習俗、飲食，以及用動物毛皮與毛氈製成之衣著的嫌惡。
然而，考古的發現顯示有部分遊牧民過著富裕甚至奢侈的生活，而且這些情形也被前述抱持輕蔑態度的同時期觀察家所證實。……事實上，遊牧民與其「已開化」的鄰居相較之下並沒有比較嗜血或貪婪。生活在草原上是艱苦的，但是許多遊牧民感覺他們的生活比那些一輩子辛苦耕地的人來得優越許多。由於具有豐富與世界性的文化加上其農業和商業導向的經濟，中亞都市地區與其遊牧鄰居存在著共生關係，並且扮演連結草原與農業區的角色。
中亞歷史的關鍵主題之一就是民族和語言的移動以及新族群實體的創造。語言通常被歸類為許多「語系」（families），意指這些語言在語言學上（但不必然是生物學上）有著共同起源。在中亞歷史上有兩種語系占有主宰地位，分別是印歐語系和阿爾泰語系。印歐人於西元前4500年至西元前4000年間在黑海草原上形成了一個語言共同體。到了西元前3000年或西元前2500年，這個共同體開始分裂，部分人群移入中亞、南亞與西亞，以及地中海北岸。其語言學上的後裔從南亞的印度語使用者（印地－烏爾都語〔Hindi-Urdu languages〕、旁遮普語、以及許多在印度次大陸上的其他語言）與伊朗、阿富汗與中亞的伊朗語使用者（波斯語、塔吉克語、普什圖語和其他伊朗語），延伸到不列顛島並包括所有歐洲語言，但不包括巴斯克語、芬蘭語（Finnish）、愛沙尼亞語和相關的芬蘭語（Finnic），及其遠親匈牙利語。
阿爾泰語的使用者位於南西伯利亞、東蒙古與滿洲地區。阿爾泰語的成員包括了土耳其語和在中亞所使用的其他各種突厥語（如烏茲別克語、哈薩克語和維吾爾語），另外還有蒙古語。在蒙古國、內蒙以及中國和俄國接壤地區（包括伏爾加河地區的卡爾梅克人）境內發現了各類蒙古語形式。滿語（如今瀕臨滅絕）及在滿洲地區人口較少的通古斯民族則構成了阿爾泰語的東部分支。有些學者會將韓語及日語的祖先納入阿爾泰語的「家族」當中。而其他學者不僅拒斥這個連結，而且也爭論阿爾泰語（Altaic language）作為一個語系的想法。更確切地說，他們主張不同阿爾泰語言之間的相似之處僅僅是數個世紀以來互動及語彙採借的結果。
如同中亞歷史所充分證明的，中世紀與現代「民族」（peoples）常常是許多族群和語言層在時間中混合的產物，並且帶有不小程度的政治算計，特別是在現代。一種語言散播的方式並非總是那麼清楚無疑。征服、大規模遷徙，以及一個民族被另一個完全取代是一種模式。而另一種模式的特徵則是逐漸滲透、互動，與因而產生的雙語並用（bilingualism）。遷徙的人群本身常常就是廣泛的族群和語言互動的產物。隨著每次新的移動，族名以及隨其名稱相關的語言改變會以接力賽的形式傳遞給另一個人群。其結果是，擁有相同名稱且使用同一語言的人們可能實際上具有多重與相異的起源。民族的移動製造了一幅錯綜複雜的馬賽克圖案。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族群－語言地圖僅僅是在某個時間點上對前述混合的點滴瞭解，而這個混合已經發生了超過千年以上。民族的創造仍然是個持續進行中的過程。
◤BOOK2◢《世界史上的突厥人：從蒙古高原到安納托利亞半島的歷史大遷徙》
導言（摘錄）
有一回，當我利用現代土耳其這個很好的切入點談論土耳其人的起源和身分時，我跟我的土耳其朋友用開玩笑的方式打個比喻，我說土耳其性（Turkishness, Türklük）這整個現象的發展過程就好比是一部由東向西橫越亞洲的巴士。這趟巴士之旅花了好長一段時間，途中還有許多停靠站。每到一個停靠站，有人上車、有人下車。在人們上車、下車之際，他們也同時攜上帶下了許多袋子和行李。大多數的旅客都不在意巴士路線的起點和終點。很多人只打算搭一小段路程。他們在車上與其他乘客分享了一些想法，這些交流的想法遠比計較他們彼此之間存在的差異來得更重要，他們甚至根本沒有察覺到彼此之間有何差異。偶爾，巴士故障抛錨了，必須在路上就能找到的零件湊合著修理。在巴士抵達土耳其之前，我們無從得知哪些乘客或哪些行李全程都在車上，或許有也可能沒有，跟著經歷了整個旅程。乘客不再是同一批乘客，同樣的，這輛巴士也不再是出發時一模一樣的車子了。但它仍然是那部「橫越亞洲開往土耳其的巴士」。
我的土耳其朋友聽完這個巴士的比喻之後笑了出來，沒多久他就依樣把這個比喻告訴了他的其他朋友們。其實，仔細想想，用巴士做比喻只能算是個開頭。按理說，現今的土耳其共和國其實是可以從三個方向來回顧它的歷史：首先是從安納托利亞繼承而來的遺產，包括早在突厥人到來之前的部分；其次是伊斯蘭的遺產，可以回溯到七世紀的阿拉伯半島；最後是突厥人的，或者稱之為突厥－蒙古人（Turko-Mongol）的遺產，這可以追溯到最早的突厥人和他們在內亞的前身。巴士的比喻只是勾起對第三項歷史遺產的回憶。還有，當代土耳其共和國其實並不是唯一一個可以好好研究突厥人歷史的切入點。對突厥人而言，這條駛向現代土耳其的巴士路線也不是他們唯一的一條路線。如果我們不是從今日土耳其的這個切入點看突厥人的歷史軌跡，而是由突厥人的起始點來看的話，我們會發現，其實不是只有一條通往西方世界的道路，而是有許多條以內亞東部為中心點呈輻射狀放射出去的路線，一路交織連結，終點遍及歐亞大陸，甚至──就從一九六○年代以後開始──遍布全世界。這樣的網絡路線，不出所料，與數百年前橫跨亞洲的貿易路線極為近似。既然說到了是數百年前，自然就要把巴士這種交通方式給換掉，應該要改為：牧民遷移和商人車隊。「這世界，就像是在大路邊為商隊開設的旅店（阿拉伯語：ribat）；亞當的兒子們就像商隊；他們有的住下來了，有的只是路過，」這段話是十七世紀詩人阿布加齊（Ebulgazi）在歌頌烏古斯可汗（Oghuz Khan）的英雄事蹟時所寫下的金句；烏古斯可汗是突厥人的祖先，也是帶領突厥人伊斯蘭化的人，他的後代開拓了突厥人西邊的疆土，從他的子孫繁衍出來的人口遍布其間，從土庫曼（Turkmenistan）到鄂圖曼帝國（Ottoman）。
換句話說，用巴士行駛到土耳其的比喻只是讓大家方便討論何謂土耳其人（Turkish）的相關事宜──傳統學術界在用英語提及土耳其共和國的人民、語言和文化時的習慣用法──土耳其人（Turkish）並不能代表包含所有講突厥語的人（Turkic）──突厥系人群（Turkic），這才是用來指稱全世界所有突厥人的正確用詞，它也包括土耳其共和國在內。從內亞出發的商旅隊伍，這個比喻倒是可以方便大家用來討論突厥人的一切。這土耳其－突厥（Turkish-Turkic）之間的區別，說來可真是一段居心不良充滿罪過的歷史。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因為有他們的政治動機，刻意在俄羅斯與鄂圖曼帝國的突厥人中間劃一條線區隔開來。後來學術界重新界定了一種區分法，那就是，有個國家叫作土耳其（Turkey），但並不是所有突厥人（the Turks）都是土耳其人（Turkish）。這也難怪，現代的土耳其人，就他們自己所說，在進入了後蘇維埃時期之後，就已經不再使用過去的傳統方式區分「土耳其人」和「突厥人」了。為了彌補罪過，使用土耳其（Türki）這個字眼讓我們在討論突厥人東邊的疆土時，好像有讓某些東西回流，又回復到從前的感覺。有些民族主義者不喜歡在突厥人中間做區分；但也有另外一批人，他們不想讓各個不同突厥語族所擁有的獨特性因為被整個貼上標籤而抹殺掉。所有突厥語族的人都是突厥人，若想用術語區分其差別，在實務上很難做到。為了能幫助區分，在這本書裡我會切合實際地使用「土耳其人」（Turkish）和「突厥系人群」（Turkic）這兩個詞彙：當提到土耳其的突厥人（the Turks of Turkey）時，就使用「土耳其人」（Turkish）；如果提到涵蓋每個地方的所有突厥人（all Turks everywhere）時，就用「突厥系人群」（Turkic）。……
突厥人在歐亞大陸的發展史，在很多方面都跟巴士、商隊和地毯的比喻相符合。不論採用哪種運送方式，能夠讓突厥各個部族結合在一起的，就是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文化行李，他們帶著這些行李走遍整個歐亞大陸。這份文化綜合體的特色就是有長期延續不斷的連續性，它同時還有巨大的潛能，能夠吸收外來元素，進行自我改造。這個文化綜合體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它有主要和次要的主題圖案輪流交替出現，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從襯托的背景變換到顯眼的前景，稍後再從顯眼的前景變換到背景去當襯托。只不過，這些有如正、反、合三段辯證法般變化出來的流行圖案並不會回頭去更動那已然不可改變的起點，反而是去重新設計它未來的圖案版面，一路繼續往前發展下去。
本書就是要找出突厥人歷史當中那些長期不變的連續性以及各種獨特的圖案設計。若要全面探討突厥人在世界歷史中的發展，依照時間先後順序，就一定先想到在信奉伊斯蘭之前的突厥人以及他們的前身（整個十一世紀）；再來就是突厥人與蒙古人進入到了伊斯蘭世界（從十一世紀到十四世紀），在這段期間內，突厥人與蒙古人共享了許多事物；接著就是，亞洲本土大帝國建構的最後全盛時期（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最後，突厥人來到了現代。這是一趟在時間裡進行的旅程，文明之間有時會產生衝突，其他時候又彼此融合，脫胎換骨、煥然一新。如我們所見，突厥人的歷史裡不僅有長期不變的連續性，同時也有徹頭徹尾的大變革，兩者都十分令人讚嘆。在所有的變革當中有兩項特別突出，也特別重要：首先是，突厥人進入了伊斯蘭世界，其次是，他們進入了現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