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巴黎花神咖啡館 Café de Flore, Paris
位於聖日耳曼大道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於一八八七年開門迎客。其名源自於曾矗立於對街的一尊雕像：芙蘿拉，羅馬神話中的春之母，是掌管花朵和花園的女神。如今雕像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白底綠字遮陽棚上方綠意盎然的植物。
咖啡館所在的左岸聖日耳曼德佩區，長期以來都是巴黎的波西米亞文化與知識分子聚集地，吸引音樂家、藝術家與作家駐足，流連於那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咖啡館與小酒館。除了花神，還有長年與它競爭、近在咫尺的雙叟咖啡館（Deux Magots）；對街是海明威在一九二○年代常去吃午餐的利普啤酒館，以及傳奇的普羅可布咖啡館。
當時剛從雷丁監獄獲釋、身無分文的王爾德，就在美術街上一間破舊小的阿爾薩斯旅館度過生命最後時光。那旅店如今仍在，改名為「L'Hotel」，但已搖身一變，成為一家奢華的精品酒店，現在住上一晚的房價，遠非當年落魄詩人與劇作家所能負擔。
雙叟咖啡館擁有二十世紀名人薈萃的輝煌歷史，是思想家與創作者的聚會之所。但花神或許更負盛名：更多的「主義」在此誕生，如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更多的書籍在此寫就，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性主義經典之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還有許多刊物也是在此創辦。
回到十九世紀末，花神咖啡館已是作家和哲學家們的聚集之地。政治理論家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是常客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複雜且備受爭議的人物，加入了名為「法蘭西行動」的政治運動，並成為該運動的領導者。這是一場民族主義、君主主義、反議會制的運動，是對法國大革命遺緒的徹底反抗，主張恢復波旁王朝統治——雖然有點不切實際——自一九○八年起，該運動的日報便由莫拉斯主編。多年後，他在花神咖啡館樓上創作了《花神之下》（Au Signe de Flore），描述法蘭西行動的早期歷史。
莫拉斯本身就是個矛盾人物。他曾是天主教會的堅定支持者，但因對宗教信念的迷惘，最後成為了不可知論者；他曾因威脅殺害猶太社會主義政治家萊昂．布魯姆（Leon Blum）而入獄數月，卻又因拒絕以暴力手段推動「法蘭西行動」而遭法西斯分子嘲諷；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在二戰期間支持貝當元帥（Marshal Pétain）的合作政權，卻又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和對猶太人的驅逐。一九四四年維琪法國政府垮台後，莫拉斯被判終身監禁，一九五二年因健康因素獲得緩刑釋放，同年去世。
如今，莫拉斯被視為二十世紀歐洲具影響力的右翼政治理論家，甚至是他那一代最重要的法國保守派知識分子。無論如何，他的爭議性還是不小。因他的反猶立場與支持維琪政權，左翼批評他是「法西斯標竿」；而一九六○、七○年代曾任法國總統的保守派人士喬治．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則視他為「現代世界的先知」。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二○二○年接受《快報》（L'Express）雜誌專訪時表示：「我反對莫拉斯所有的反猶思想，但我認為說莫拉斯必須從歷史中消失是荒謬的。」
至於「法蘭西行動」，該組織於一九四四年解散，但僅三年後便重組，此後幾經轉型，創辦新刊物、建立新的政治聯盟；如今成員約三千人，規模甚小，自視為智庫而非政黨，就國家主權、經濟、全球化等議題提出自身見解。他們推廣古典法國文化與傳統天主教價值。作為民族主義運動，它自然是反歐盟的，並將國家利益置於首要考量，正如其口號所言：「凡屬於民族的，便是我們的。」他們至今仍堅定擁護君主制。法國大革命過去近兩半個世紀後，共和主義與君主制之爭，在法國似乎仍未完全塵埃落定。
這就是超現實
一九一二年，詩人紀堯姆．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與同為詩人、評論家的安德烈．薩爾蒙（André Salmon）在花神咖啡館共同創辦了文學藝術評論刊物《巴黎之夜》（Les Soirées de Paris）。他們將咖啡館的二樓變成編輯部，當時的前衛藝術家如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亨利．馬諦斯（Henri Matisse）、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等人，都曾為該刊物繪製插圖。
阿波里奈爾有波蘭血統，本名Wilhelm Albert W odzimierz Apolinary Kostrowicki，出生於羅馬，成年之際移居法國後，才改用這個新名字。可惜的是，他的藝術評論刊物並未持續太久。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波里奈爾加入法軍，一九一五年春天被派往前線。一年後，他因頭部重傷被迫退役，隨即回到花神咖啡館。他每日一早便來，坐在靠近暖爐的位置，在那寫作、會友，一待就是一整天。
在他往來的人中，最重要的是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與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他們深受阿波里奈爾影響，後來創立了「超現實主義」運動。布勒東是超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他與阿拉貢聲稱，一九一七年他們正是在花神的某張桌上，孕育了這個理念。超現實主義是要釋放想像力、潛意識與夢境的無限力量。用布勒東的話說，這是一種純粹的精神自動主義。
「超現實主義」一詞最早由阿波里奈爾在同年三月提出，用於描述一齣名為《遊行》（Parade）的新芭蕾舞劇。該劇由萊昂尼德．馬歇尼（Léonide Massine）編舞、艾瑞克．薩提（Erik Satie）作曲、尚．考克多（Jean Cocteau）創作劇本。阿波里奈爾在為謝爾蓋．達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俄羅斯芭蕾舞團撰寫節目說明中，形容這部作品是「某種超現實主義」。
他的一筆之間，便為這新興藝術運動命名定調。十年後，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及西班牙電影導演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也加入了這場運動。
如今，超現實主義的先驅阿波里奈爾，被視為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認為藝術不應依附於任何理論或流派，創作應源於個人直覺與想像。他做了許多前人未做、後人效仿之事，例如寫詩不用標點。在他看來，語法規則皆可拋棄。他也是超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之一，其戲劇作品《蒂蕾西亞的乳房》（The Breasts of Tiresias）探討跨性別與女性主義，至今仍充滿共鳴。該劇靈感源自希臘神話中盲眼先知蒂蕾西亞的故事，講述女主角為了在男性社會中取得權力、顛覆傳統並建立性別平等，因而選擇改變性別的故事。
阿波里奈爾的戰傷始終未能完全康復。一九一八年，身體虛弱的他染上西班牙流感，於同年十一月病逝，享年三十八歲。然而超現實主義的風格，無論是繪畫、攝影、電影或文學，都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人人都能憑直覺理解它的含義。
迷失、酗酒、無所敬畏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迎來了「迷惘的一代」。他們這些作家（以美國人為主）飽受戰爭創傷，感到困惑、幻滅與悲傷。親友死於戰火，純真已然失落，人生的輕重緩急重新洗牌。他們眼中的美國社會，瀰漫著濃厚的清教徒式的保守氣息，思想封閉，壓抑創作生機。
而巴黎作為自由文化與社會的中心，自然成了這些外來者的歸宿。一九二○年代，他們紛至沓來：包括當年在戰爭期間，駕駛紅十字會救護車、在義大利身負重傷的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彼時還是個懷抱夢想的年輕小說家；已聲名鵲起的法蘭西斯．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爵士時代的代表人物，當時正埋首創作日後的代表作《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畫家兼自由詩人e．e康明斯（e.e. cummings，他不用大寫字母）；以及現代主義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英國作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dox Ford）對他的怪誕裝扮形容如下：「他穿著綠色撞球布做的長褲、粉紅色外套、藍襯衫，搭配一條日本友人手繪的領帶，戴一頂巨大的墨西哥寬邊帽，留一把火紅的尖鬍子，還戴一隻碩大的藍色耳環。」龐德後來精神失常，被送入精神病院。
實驗作家與藝術收藏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是他們的先行者。一九○三年，她從美國移居巴黎，終其一生住在這裡，與她的同性伴侶艾麗絲．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共組家庭。在她著名的週六晚間沙龍裡，這群
旅居巴黎的作家和藝術家，不論成名或新秀，都會在此相聚、交流思想。為海明威和他那一代人創造「迷惘的一代」標籤就是她。有一天，她對海明威說：「你們這群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都是一群迷惘的人……你們對什麼都沒有敬畏之心，只會把自己喝到死。」
海明威不認同她的觀點，卻被「迷惘的一代」這詞深深打動，便將其用於自己第一本小說《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的卷首語，該部小說講述一群飽受戰爭創傷、焦慮不安、對世事疏離的巴黎外來者，他們彼此之間有著情感與性愛糾葛，一如海明威與他的朋友們。
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後來回憶道：「所有人整天都在喝酒，無時無刻不在搞外遇。我有點受不了。」她的不安並非沒有道理：海明威最終為了婚外情對象寶琳．費孚（Pauline Pfeiffer）而離開了哈德莉。而史坦的評價也並非毫無根據：費茲傑羅確實酗酒到把自己喝死了。但不管怎麼說，那一代人寫出了二十世紀最受推崇、最為不朽的部分文學作品。海明威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大亨小傳》自一九二五年出版以來，銷量已逾三千萬冊，改編成電影不下五次。
除了史坦的週末沙龍，這些旅居巴黎的小說家與詩人，也經常躲進自己喜歡的咖啡館，或與人聚會，或埋頭寫作。聖日耳曼德佩區緊鄰的花神與雙叟，便是迷惘一代的常去之地。這兩家咖啡館一直享有盛名，是文藝界創新人物的聚集地，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也經常在此辯論。
然而，海明威的「自家咖啡館」卻是南邊蒙帕納斯區的紫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他在巴黎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中寫道：「冬天時屋內溫暖，春秋兩季，樹蔭下的座位也十分宜人。」他每天早上都會在那待上幾小時，寫寫短篇小說，暗自祈禱龐德別來吃早餐打斷他的思緒。他對蒙帕納斯區其他幾間著名咖啡館的苛刻評價，也是記錄在案：圓亭（Rotonde）咖啡館是「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沉渣泛起、又被大勺聚而傾倒之所」；菁英（Sélect）咖啡館盡是「一群牛鬼蛇神」；多摩（Le Dôme）咖啡館還行，因為出沒的都是「工作的人」，不是觀光客。他說他喜歡那些「去大咖啡館的人，因為在人群中，他們誰也不是，沒有人會注意自己，在那裡既可以獨處，又有人陪伴。」幾十年後，作家艾瑞絲．梅鐸（Iris Murdoch）也有相似感受：「我討厭孤獨，又害怕親密。我需要的是那種在小酒館或咖啡館裡的陪伴。」
這些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在他們心馳神往的「光之城」，並沒有待上多久。一九二九年十月，股市崩盤導致全球經濟瓦解，大蕭條時代來臨。賺錢越來越難，生活開銷上漲，藝術家過去那種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日子也無法再繼續。空氣中瀰漫焦慮，作家和藝術家們陸續回國。不過幾年光景，這群人便紛紛散去。只有史坦留了下來，於一九四六年病逝於巴黎郊區的美國醫院。
但海明威在巴黎的歲月，無論快樂或痛苦，都伴隨了他一生，也成了他身後出版的回憶錄書名：如果你年輕時有幸住過巴黎，那麼此後一生，不論你去到哪裡，巴黎都會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位於聖日耳曼大道的花神咖啡館（Café de Flore）於一八八七年開門迎客。其名源自於曾矗立於對街的一尊雕像：芙蘿拉，羅馬神話中的春之母，是掌管花朵和花園的女神。如今雕像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白底綠字遮陽棚上方綠意盎然的植物。
咖啡館所在的左岸聖日耳曼德佩區，長期以來都是巴黎的波西米亞文化與知識分子聚集地，吸引音樂家、藝術家與作家駐足，流連於那些充滿傳奇色彩的咖啡館與小酒館。除了花神，還有長年與它競爭、近在咫尺的雙叟咖啡館（Deux Magots）；對街是海明威在一九二○年代常去吃午餐的利普啤酒館，以及傳奇的普羅可布咖啡館。
當時剛從雷丁監獄獲釋、身無分文的王爾德，就在美術街上一間破舊小的阿爾薩斯旅館度過生命最後時光。那旅店如今仍在，改名為「L'Hotel」，但已搖身一變，成為一家奢華的精品酒店，現在住上一晚的房價，遠非當年落魄詩人與劇作家所能負擔。
雙叟咖啡館擁有二十世紀名人薈萃的輝煌歷史，是思想家與創作者的聚會之所。但花神或許更負盛名：更多的「主義」在此誕生，如超現實主義、存在主義，更多的書籍在此寫就，如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的女性主義經典之作《第二性》（The Second Sex），還有許多刊物也是在此創辦。
回到十九世紀末，花神咖啡館已是作家和哲學家們的聚集之地。政治理論家夏爾．莫拉斯（Charles Maurras）是常客之一，他同時也是一位複雜且備受爭議的人物，加入了名為「法蘭西行動」的政治運動，並成為該運動的領導者。這是一場民族主義、君主主義、反議會制的運動，是對法國大革命遺緒的徹底反抗，主張恢復波旁王朝統治——雖然有點不切實際——自一九○八年起，該運動的日報便由莫拉斯主編。多年後，他在花神咖啡館樓上創作了《花神之下》（Au Signe de Flore），描述法蘭西行動的早期歷史。
莫拉斯本身就是個矛盾人物。他曾是天主教會的堅定支持者，但因對宗教信念的迷惘，最後成為了不可知論者；他曾因威脅殺害猶太社會主義政治家萊昂．布魯姆（Leon Blum）而入獄數月，卻又因拒絕以暴力手段推動「法蘭西行動」而遭法西斯分子嘲諷；他是個反猶太主義者，在二戰期間支持貝當元帥（Marshal Pétain）的合作政權，卻又反對納粹的種族政策和對猶太人的驅逐。一九四四年維琪法國政府垮台後，莫拉斯被判終身監禁，一九五二年因健康因素獲得緩刑釋放，同年去世。
如今，莫拉斯被視為二十世紀歐洲具影響力的右翼政治理論家，甚至是他那一代最重要的法國保守派知識分子。無論如何，他的爭議性還是不小。因他的反猶立場與支持維琪政權，左翼批評他是「法西斯標竿」；而一九六○、七○年代曾任法國總統的保守派人士喬治．龐畢度（George Pompidou）則視他為「現代世界的先知」。法國總統艾曼紐．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在二○二○年接受《快報》（L'Express）雜誌專訪時表示：「我反對莫拉斯所有的反猶思想，但我認為說莫拉斯必須從歷史中消失是荒謬的。」
至於「法蘭西行動」，該組織於一九四四年解散，但僅三年後便重組，此後幾經轉型，創辦新刊物、建立新的政治聯盟；如今成員約三千人，規模甚小，自視為智庫而非政黨，就國家主權、經濟、全球化等議題提出自身見解。他們推廣古典法國文化與傳統天主教價值。作為民族主義運動，它自然是反歐盟的，並將國家利益置於首要考量，正如其口號所言：「凡屬於民族的，便是我們的。」他們至今仍堅定擁護君主制。法國大革命過去近兩半個世紀後，共和主義與君主制之爭，在法國似乎仍未完全塵埃落定。
這就是超現實
一九一二年，詩人紀堯姆．阿波里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與同為詩人、評論家的安德烈．薩爾蒙（André Salmon）在花神咖啡館共同創辦了文學藝術評論刊物《巴黎之夜》（Les Soirées de Paris）。他們將咖啡館的二樓變成編輯部，當時的前衛藝術家如巴勃羅．畢卡索（Pablo Picasso）、亨利．馬諦斯（Henri Matisse）、喬治．布拉克（Georges Braque）等人，都曾為該刊物繪製插圖。
阿波里奈爾有波蘭血統，本名Wilhelm Albert W odzimierz Apolinary Kostrowicki，出生於羅馬，成年之際移居法國後，才改用這個新名字。可惜的是，他的藝術評論刊物並未持續太久。兩年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阿波里奈爾加入法軍，一九一五年春天被派往前線。一年後，他因頭部重傷被迫退役，隨即回到花神咖啡館。他每日一早便來，坐在靠近暖爐的位置，在那寫作、會友，一待就是一整天。
在他往來的人中，最重要的是詩人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路易．阿拉貢（Louis Aragon）與保爾．艾呂雅（Paul Éluard）。他們深受阿波里奈爾影響，後來創立了「超現實主義」運動。布勒東是超現實主義的主要理論家；他與阿拉貢聲稱，一九一七年他們正是在花神的某張桌上，孕育了這個理念。超現實主義是要釋放想像力、潛意識與夢境的無限力量。用布勒東的話說，這是一種純粹的精神自動主義。
「超現實主義」一詞最早由阿波里奈爾在同年三月提出，用於描述一齣名為《遊行》（Parade）的新芭蕾舞劇。該劇由萊昂尼德．馬歇尼（Léonide Massine）編舞、艾瑞克．薩提（Erik Satie）作曲、尚．考克多（Jean Cocteau）創作劇本。阿波里奈爾在為謝爾蓋．達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的俄羅斯芭蕾舞團撰寫節目說明中，形容這部作品是「某種超現實主義」。
他的一筆之間，便為這新興藝術運動命名定調。十年後，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及西班牙電影導演路易斯．布紐爾（Luis Buñuel）也加入了這場運動。
如今，超現實主義的先驅阿波里奈爾，被視為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詩人之一。他認為藝術不應依附於任何理論或流派，創作應源於個人直覺與想像。他做了許多前人未做、後人效仿之事，例如寫詩不用標點。在他看來，語法規則皆可拋棄。他也是超現實主義文學的先驅之一，其戲劇作品《蒂蕾西亞的乳房》（The Breasts of Tiresias）探討跨性別與女性主義，至今仍充滿共鳴。該劇靈感源自希臘神話中盲眼先知蒂蕾西亞的故事，講述女主角為了在男性社會中取得權力、顛覆傳統並建立性別平等，因而選擇改變性別的故事。
阿波里奈爾的戰傷始終未能完全康復。一九一八年，身體虛弱的他染上西班牙流感，於同年十一月病逝，享年三十八歲。然而超現實主義的風格，無論是繪畫、攝影、電影或文學，都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人人都能憑直覺理解它的含義。
迷失、酗酒、無所敬畏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巴黎迎來了「迷惘的一代」。他們這些作家（以美國人為主）飽受戰爭創傷，感到困惑、幻滅與悲傷。親友死於戰火，純真已然失落，人生的輕重緩急重新洗牌。他們眼中的美國社會，瀰漫著濃厚的清教徒式的保守氣息，思想封閉，壓抑創作生機。
而巴黎作為自由文化與社會的中心，自然成了這些外來者的歸宿。一九二○年代，他們紛至沓來：包括當年在戰爭期間，駕駛紅十字會救護車、在義大利身負重傷的厄尼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彼時還是個懷抱夢想的年輕小說家；已聲名鵲起的法蘭西斯．史考特．費茲傑羅（F. Scott Fitzgerald），爵士時代的代表人物，當時正埋首創作日後的代表作《大亨小傳》（The Great Gatsby）；畫家兼自由詩人e．e康明斯（e.e. cummings，他不用大寫字母）；以及現代主義詩人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英國作家福特．馬多克斯．福特（Ford Maddox Ford）對他的怪誕裝扮形容如下：「他穿著綠色撞球布做的長褲、粉紅色外套、藍襯衫，搭配一條日本友人手繪的領帶，戴一頂巨大的墨西哥寬邊帽，留一把火紅的尖鬍子，還戴一隻碩大的藍色耳環。」龐德後來精神失常，被送入精神病院。
實驗作家與藝術收藏家葛楚．史坦（Gertrude Stein）是他們的先行者。一九○三年，她從美國移居巴黎，終其一生住在這裡，與她的同性伴侶艾麗絲．B．托克拉斯（Alice B. Toklas）共組家庭。在她著名的週六晚間沙龍裡，這群
旅居巴黎的作家和藝術家，不論成名或新秀，都會在此相聚、交流思想。為海明威和他那一代人創造「迷惘的一代」標籤就是她。有一天，她對海明威說：「你們這群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都是一群迷惘的人……你們對什麼都沒有敬畏之心，只會把自己喝到死。」
海明威不認同她的觀點，卻被「迷惘的一代」這詞深深打動，便將其用於自己第一本小說《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的卷首語，該部小說講述一群飽受戰爭創傷、焦慮不安、對世事疏離的巴黎外來者，他們彼此之間有著情感與性愛糾葛，一如海明威與他的朋友們。
海明威的妻子哈德莉．理查森（Hadley Richardson）後來回憶道：「所有人整天都在喝酒，無時無刻不在搞外遇。我有點受不了。」她的不安並非沒有道理：海明威最終為了婚外情對象寶琳．費孚（Pauline Pfeiffer）而離開了哈德莉。而史坦的評價也並非毫無根據：費茲傑羅確實酗酒到把自己喝死了。但不管怎麼說，那一代人寫出了二十世紀最受推崇、最為不朽的部分文學作品。海明威後來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而《大亨小傳》自一九二五年出版以來，銷量已逾三千萬冊，改編成電影不下五次。
除了史坦的週末沙龍，這些旅居巴黎的小說家與詩人，也經常躲進自己喜歡的咖啡館，或與人聚會，或埋頭寫作。聖日耳曼德佩區緊鄰的花神與雙叟，便是迷惘一代的常去之地。這兩家咖啡館一直享有盛名，是文藝界創新人物的聚集地，知識分子與政治人物也經常在此辯論。
然而，海明威的「自家咖啡館」卻是南邊蒙帕納斯區的紫丁香園（La Closerie des Lilas）。他在巴黎回憶錄《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中寫道：「冬天時屋內溫暖，春秋兩季，樹蔭下的座位也十分宜人。」他每天早上都會在那待上幾小時，寫寫短篇小說，暗自祈禱龐德別來吃早餐打斷他的思緒。他對蒙帕納斯區其他幾間著名咖啡館的苛刻評價，也是記錄在案：圓亭（Rotonde）咖啡館是「紐約格林威治村的沉渣泛起、又被大勺聚而傾倒之所」；菁英（Sélect）咖啡館盡是「一群牛鬼蛇神」；多摩（Le Dôme）咖啡館還行，因為出沒的都是「工作的人」，不是觀光客。他說他喜歡那些「去大咖啡館的人，因為在人群中，他們誰也不是，沒有人會注意自己，在那裡既可以獨處，又有人陪伴。」幾十年後，作家艾瑞絲．梅鐸（Iris Murdoch）也有相似感受：「我討厭孤獨，又害怕親密。我需要的是那種在小酒館或咖啡館裡的陪伴。」
這些旅居巴黎的美國作家在他們心馳神往的「光之城」，並沒有待上多久。一九二九年十月，股市崩盤導致全球經濟瓦解，大蕭條時代來臨。賺錢越來越難，生活開銷上漲，藝術家過去那種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日子也無法再繼續。空氣中瀰漫焦慮，作家和藝術家們陸續回國。不過幾年光景，這群人便紛紛散去。只有史坦留了下來，於一九四六年病逝於巴黎郊區的美國醫院。
但海明威在巴黎的歲月，無論快樂或痛苦，都伴隨了他一生，也成了他身後出版的回憶錄書名：如果你年輕時有幸住過巴黎，那麼此後一生，不論你去到哪裡，巴黎都會與你同在，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