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李白評價述論
中國文學史上二人齊名的現象頗常見──如屈宋、揚馬、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勝列舉──無不是由於風格相近或屬同一流派。唯獨李白和杜甫，風格截然不同，卻連得比誰都緊；歷代論家評李必及杜，評杜必及李，幾無例外。
李、杜齊名在歷史上起於何時？《舊唐書》載：「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不足信，那是劉昫上了元稹的當（他判李白為山東人亦由元稹傳訛）。李白在世時已經名揚宇宙，以匹夫而動九重，詩名之盛遠非杜甫所可比擬，李陽冰評李白「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未及杜甫；殷璠於天寶末選《河嶽英靈集》未收杜詩，也是個證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詩人孟郊還說「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也還沒有把杜甫放在眼裡。過了不久，隨著社會情況和文學潮流的變化，到了比孟郊年輕的白派詩人眼裡，情況才發生變化。杜甫詩名顯赫，肇自白派詩人的揄揚，一下子便凌駕李白之上。李、杜齊名實際上是由抑李揚杜開始。
宋人每以元稹為抑李揚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係銘序〉被五代人劉昫寫進了堂堂正史。其實元稹背後還站著個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與元九書〉中說：「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覶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所謂「風雅」指詩歌內容，「覶縷格律」指詩歌形式；白居易認為兩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元稹抑李揚杜側重形式，認為李白樂府歌行尚可差肩於杜甫；至於在「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方面，李連杜的藩籬也搆不著，不用說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上述〈書〉和〈序〉中對屈原也不無貶抑，白居易說「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得風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說「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所謂「怨思」、「怨憤」都是貶辭。白派詩人一向把《詩經》當作自己的典範和衡量歷代作品的楷模，而他們對《詩經》的理解則全由漢儒影響，如「干預教化」（元〈序〉），「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白〈書〉）之類──毫無創新。（當然，他們對《詩經》的這種迂腐理解與他們從《詩經》受到的實際影響並不相符。）他們從形式方面抑李揚杜也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破綻。首先，被他們奉為圭臬的《詩經》──主要是〈風〉和〈雅〉──本身便是古代樂府詩，從形式上來看，倒是擅長樂府歌行的李白離它較近，善於「覶縷格律」的杜甫離它較遠；另一方面，「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也並非杜詩精華所在，後世元好問在〈論詩〉中說：「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這個批評頗中肯。再說，元稹所指杜詩特點「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也並不符合白派詩人自己的主張和詩風。不過，話說回來，白派詩人的抑騷揚風和抑李揚杜又是很有見識的。我們現在稱之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種創作方法，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文學史上兩種傳統；白派詩人已經感覺到兩種傳統的存在，並加以區分。雖然他們對《詩經》和杜甫的理解有差異，但在關心民生疾苦、重視文學真實性和思想性這些重要方面，他們與《詩經》和杜甫的確有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對於自己的祖師和前輩，理所當然地要極力頌揚。至於代表另一項傳統的屈原和李白，他們在別的場合也頌揚，但用自己的文學標準衡量，終嫌是旁門邪道。我們說元、白有見識，指的便是這種門戶偏見。
中國文學史上二人齊名的現象頗常見──如屈宋、揚馬、嵇阮、沈宋、王孟、元白等等，不勝列舉──無不是由於風格相近或屬同一流派。唯獨李白和杜甫，風格截然不同，卻連得比誰都緊；歷代論家評李必及杜，評杜必及李，幾無例外。
李、杜齊名在歷史上起於何時？《舊唐書》載：「天寶末詩人，（杜）甫與李白齊名」，不足信，那是劉昫上了元稹的當（他判李白為山東人亦由元稹傳訛）。李白在世時已經名揚宇宙，以匹夫而動九重，詩名之盛遠非杜甫所可比擬，李陽冰評李白「千載獨步，唯公一人」，未及杜甫；殷璠於天寶末選《河嶽英靈集》未收杜詩，也是個證明。直到中唐，苦吟派詩人孟郊還說「天寶太白歿，六義已消歇」，也還沒有把杜甫放在眼裡。過了不久，隨著社會情況和文學潮流的變化，到了比孟郊年輕的白派詩人眼裡，情況才發生變化。杜甫詩名顯赫，肇自白派詩人的揄揚，一下子便凌駕李白之上。李、杜齊名實際上是由抑李揚杜開始。
宋人每以元稹為抑李揚杜老祖宗，原因是他那篇〈杜君墓係銘序〉被五代人劉昫寫進了堂堂正史。其實元稹背後還站著個更大的人物，便是白居易。白在〈與元九書〉中說：「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覶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所謂「風雅」指詩歌內容，「覶縷格律」指詩歌形式；白居易認為兩方面李白均不如杜甫。元稹抑李揚杜側重形式，認為李白樂府歌行尚可差肩於杜甫；至於在「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方面，李連杜的藩籬也搆不著，不用說登堂入室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上述〈書〉和〈序〉中對屈原也不無貶抑，白居易說「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得風人之什二三」，元稹也說「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所謂「怨思」、「怨憤」都是貶辭。白派詩人一向把《詩經》當作自己的典範和衡量歷代作品的楷模，而他們對《詩經》的理解則全由漢儒影響，如「干預教化」（元〈序〉），「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白〈書〉）之類──毫無創新。（當然，他們對《詩經》的這種迂腐理解與他們從《詩經》受到的實際影響並不相符。）他們從形式方面抑李揚杜也存在難以自圓其說的破綻。首先，被他們奉為圭臬的《詩經》──主要是〈風〉和〈雅〉──本身便是古代樂府詩，從形式上來看，倒是擅長樂府歌行的李白離它較近，善於「覶縷格律」的杜甫離它較遠；另一方面，「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也並非杜詩精華所在，後世元好問在〈論詩〉中說：「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這個批評頗中肯。再說，元稹所指杜詩特點「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也並不符合白派詩人自己的主張和詩風。不過，話說回來，白派詩人的抑騷揚風和抑李揚杜又是很有見識的。我們現在稱之為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兩種創作方法，可以用來解釋中國文學史上兩種傳統；白派詩人已經感覺到兩種傳統的存在，並加以區分。雖然他們對《詩經》和杜甫的理解有差異，但在關心民生疾苦、重視文學真實性和思想性這些重要方面，他們與《詩經》和杜甫的確有一脈相承的血緣關係。對於自己的祖師和前輩，理所當然地要極力頌揚。至於代表另一項傳統的屈原和李白，他們在別的場合也頌揚，但用自己的文學標準衡量，終嫌是旁門邪道。我們說元、白有見識，指的便是這種門戶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