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一冊：清朝的興亡與「中華」的未來──從豐臣秀吉出兵朝鮮到日俄戰爭
1 「盛世」的善後
社會不安
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的確是處於「盛世」的黃金時代。清朝到達鼎盛時期，文化輝煌燦爛。但所謂的黃金時代，往往是苦悶與衰退的前奏曲。在繁榮的背後，非同尋常的事態正悄然醞釀。
乾隆年間能出現黃金時代，需歸功於上一代的累積與當代的經濟繁榮，更仰賴周邊環境的促成。所以我們會稱乾隆皇帝是個幸運兒，然而禍福相倚，災禍早已潛伏在幸運之中。於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後代子孫就被迫得歸還乾隆皇帝賒欠的幸運。
繁榮的十八世紀，驟然變成危機的十九世紀。關鍵在於轉變的前提，就潛藏在繁榮之中。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個部分。
旁觀者清，我們可以藉助同時代外國人的觀察，因此容我再度搬出馬戛爾尼。清朝舉朝上下，將馬戛爾尼與他部下們視為「外夷」，當成野蠻人對待。但馬戛爾尼一行人無視於此，他們目睹清朝的繁榮，孜孜不倦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戛爾尼詳細觀察的結果，沒有忽略被當時清朝繁榮至極的景象所掩蓋的危機徵兆。他被清朝當成野蠻人對待，但他斷定清朝的人們，「與現代歐洲各國的人民相比，已淪落為半野蠻人」。他還更進一步描述了清朝的具體現狀與未來。
「在遙遠的地方頻繁發生暴動，反映出民眾的真實情感，天命昭然若揭。」
「祕密結社擁有獨立不羈的傳統，雖受到嚴密監視，卻依然健在。」
「微不足道的衝突所迸出的火花，也許會引燃叛亂之火，延燒整個中國。」
「在我有生之年，要是清朝瓦解，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這幾句話摘錄自馬戛爾尼的報告。馬戛爾尼逝世於一八○六年，此時清朝雖尚未「瓦解」，但卻燃起了「叛亂」的火苗，已經開始出現異樣，因此他的觀察可說相當透澈。
此處引用的句子雖然零散，但彼此之間並非毫無關係。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到的是，十八世紀當時，人口過度急速增加一事。有些漢人知識分子，也對此事會造成的影響感到憂慮，發出了警告。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二冊：對立與共存的中日關係──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
第四節 革命再起──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
北京政府的苦鬥
從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後半，中國國內政局分裂為兩個中央政府，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廣東政府。就像聯省自治所象徵的那樣，制度的走向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搖擺不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竟朝著武力衝突的方向發展，這種情形自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活動，同時也迫使北京政府的財政逐漸走向崩潰。
北京政府在經歷過直系與皖系對立、直系與奉系對立後，黎元洪重回大總統的位子，一九二二年8月，再度召開舊國會，至此，基於舊約法的法統被恢復了。再啟的國會宣布「應該體認制憲工作是當前唯一的目標」（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展現了讓憲政回到軌道的企圖心。重視權力分立與自由保障，後來給中國憲政史發展帶來影響的王寵惠，於此時受命組閣，並欲落實胡適等人「憲政政府、公開政府、計面性政府」的政治信條。結果，廣東政府以維護舊約法為目標的行動陷入僵局，孫文的南方勢力於是再次走向革命。
而北京政府重建憲政的工作，也一再遭受打擊，重建憲政的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因為北京政府想以《天壇憲草》為基礎，再度展開制憲的行動，但是原本就有很多人對《天壇憲草》感到不滿，所以對北京政府此次制定憲法的行動採取抵制的態度。於是，北京政府不得不強行召開憲法會議。然而這種不顧外界看法，一意孤行的作為，反而擴大了社會對國會制定憲法的不信任感。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三冊：從友好的鄰人到對立的敵人──日本人眼中的朝鮮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章 大君的外交
日本國大君
在十七世紀前半，東亞各國致德川將軍的外交文書中，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都稱呼為「日本國王」。然而德川將軍本人在對外的文書中，從不自稱為「日本國王」，而是一直使用「日本國源某」這樣的稱號。這個稱號最初是在足利義持時期，為了對朝鮮自稱而創造出來的，到了江戶初期，也逐漸用於面對其他國家的場合。從外交上來看，各國稱德川將軍為「日本國王」，顯示出日本在客觀上仍被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之中；而德川將軍自己不使用這一稱號，則被視為一種主觀上對中國體制的自我區隔或自立的宣示。
當時，「將軍」這個稱呼，「在中國是中下級官職（於漢唐為中下之官）」（林羅山、林永喜）之意，因此被視為不適合作為對外名號。於是從寬永十二年（一六三五年）開始，德川幕府選用了全新且與中國王朝官職無關的外交稱號──「日本國大君」或簡稱「大君」。德川將軍本人仍稱「日本國源某」，而外交對象則稱之為「日本國大君」，這種不對稱的稱號制度，一般認為是一種偏離當時東亞國際秩序慣例的外交形式。
「日本國大君」、「大君」這些稱號，正是在日朝關係的歷史脈絡下，於寬永十二年所制定的。不過，要注意的是，德川將軍本人並不這樣自稱，而是由外交對象、幕府老中、大名等在提及德川將軍時所使用的。除了一六四四年至一七一四年間與琉球王國的外交中偶見「大君」的使用之外，這個稱號主要還是用於日本與朝鮮的交流上，這也正是它最具代表性的特徵。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四冊：百年變局下的朝鮮半島──民族主義視角下的兩韓現代史
第一章 民族主義與朝鮮半島
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的近現代史，有什麼意義呢？民族主義在全世界是相當普遍可見的現象，並非僅出現在朝鮮半島和東亞。故而，根據朝鮮的情況來論述民族主義，證明朝鮮也有那種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大概具有某種程度的意義。但是，果真只是如此嗎？論述朝鮮民族主義，想來必然有某些特殊意義。本書的目的，即是藉由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的近現代史，從而獲得一些關於朝鮮近現代史的新知。然後，也藉此獲得一些有關理解，民族主義這個現代世界的「必修課題」的新知。
只是，就像論述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可能完全涵蓋日本的近現代史；論述朝鮮的民族主義，也無法完整論述朝鮮近現代史。因為歷史之中還有存有其他領域，是無法完全納入民族主義的範疇之中的，比如民眾史或社會史。
縱使對以上幾點有所保留，筆者依然堅信，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近現代史，具有其重要意義。換句話說，就作為論述朝鮮近現代史的切入點而言，以民族主義為焦點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這是因為倘若進一步深究，我們在日常中感受到的「朝鮮的民族主義很強烈」的觀感，朝鮮民族主義之中就會浮現出民族主義具有多面性的特質，不論是潛在的或者顯在的層面。故而，筆者自身也很期待，藉由論述朝鮮民族主義，是否也能夠指出，民族主義這種概念具有多面性的特質。
1 「盛世」的善後
社會不安
十八世紀下半的乾隆時代，的確是處於「盛世」的黃金時代。清朝到達鼎盛時期，文化輝煌燦爛。但所謂的黃金時代，往往是苦悶與衰退的前奏曲。在繁榮的背後，非同尋常的事態正悄然醞釀。
乾隆年間能出現黃金時代，需歸功於上一代的累積與當代的經濟繁榮，更仰賴周邊環境的促成。所以我們會稱乾隆皇帝是個幸運兒，然而禍福相倚，災禍早已潛伏在幸運之中。於是進入十九世紀後，後代子孫就被迫得歸還乾隆皇帝賒欠的幸運。
繁榮的十八世紀，驟然變成危機的十九世紀。關鍵在於轉變的前提，就潛藏在繁榮之中。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個部分。
旁觀者清，我們可以藉助同時代外國人的觀察，因此容我再度搬出馬戛爾尼。清朝舉朝上下，將馬戛爾尼與他部下們視為「外夷」，當成野蠻人對待。但馬戛爾尼一行人無視於此，他們目睹清朝的繁榮，孜孜不倦地展開實地考察。這也是他們千里迢迢從英國來到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
馬戛爾尼詳細觀察的結果，沒有忽略被當時清朝繁榮至極的景象所掩蓋的危機徵兆。他被清朝當成野蠻人對待，但他斷定清朝的人們，「與現代歐洲各國的人民相比，已淪落為半野蠻人」。他還更進一步描述了清朝的具體現狀與未來。
「在遙遠的地方頻繁發生暴動，反映出民眾的真實情感，天命昭然若揭。」
「祕密結社擁有獨立不羈的傳統，雖受到嚴密監視，卻依然健在。」
「微不足道的衝突所迸出的火花，也許會引燃叛亂之火，延燒整個中國。」
「在我有生之年，要是清朝瓦解，也不會令人感到驚訝。」
這幾句話摘錄自馬戛爾尼的報告。馬戛爾尼逝世於一八○六年，此時清朝雖尚未「瓦解」，但卻燃起了「叛亂」的火苗，已經開始出現異樣，因此他的觀察可說相當透澈。
此處引用的句子雖然零散，但彼此之間並非毫無關係。首先我想請大家注意到的是，十八世紀當時，人口過度急速增加一事。有些漢人知識分子，也對此事會造成的影響感到憂慮，發出了警告。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二冊：對立與共存的中日關係──共和國體制下的中國
第四節 革命再起──從辛亥革命到國民革命
北京政府的苦鬥
從一九一○年代末到一九二○年代後半，中國國內政局分裂為兩個中央政府，一個是北京政府，另一個是廣東政府。就像聯省自治所象徵的那樣，制度的走向在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搖擺不定。中央與地方的權力鬥爭竟朝著武力衝突的方向發展，這種情形自然阻礙了社會經濟的活動，同時也迫使北京政府的財政逐漸走向崩潰。
北京政府在經歷過直系與皖系對立、直系與奉系對立後，黎元洪重回大總統的位子，一九二二年8月，再度召開舊國會，至此，基於舊約法的法統被恢復了。再啟的國會宣布「應該體認制憲工作是當前唯一的目標」（李強選編《北洋時期國會會議記錄彙編》第十三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二○一○年），展現了讓憲政回到軌道的企圖心。重視權力分立與自由保障，後來給中國憲政史發展帶來影響的王寵惠，於此時受命組閣，並欲落實胡適等人「憲政政府、公開政府、計面性政府」的政治信條。結果，廣東政府以維護舊約法為目標的行動陷入僵局，孫文的南方勢力於是再次走向革命。
而北京政府重建憲政的工作，也一再遭受打擊，重建憲政的工作可以說是困難重重。因為北京政府想以《天壇憲草》為基礎，再度展開制憲的行動，但是原本就有很多人對《天壇憲草》感到不滿，所以對北京政府此次制定憲法的行動採取抵制的態度。於是，北京政府不得不強行召開憲法會議。然而這種不顧外界看法，一意孤行的作為，反而擴大了社會對國會制定憲法的不信任感。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三冊：從友好的鄰人到對立的敵人──日本人眼中的朝鮮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章 大君的外交
日本國大君
在十七世紀前半，東亞各國致德川將軍的外交文書中，除了極少數例外，幾乎都稱呼為「日本國王」。然而德川將軍本人在對外的文書中，從不自稱為「日本國王」，而是一直使用「日本國源某」這樣的稱號。這個稱號最初是在足利義持時期，為了對朝鮮自稱而創造出來的，到了江戶初期，也逐漸用於面對其他國家的場合。從外交上來看，各國稱德川將軍為「日本國王」，顯示出日本在客觀上仍被納入以中國為中心的東亞國際秩序之中；而德川將軍自己不使用這一稱號，則被視為一種主觀上對中國體制的自我區隔或自立的宣示。
當時，「將軍」這個稱呼，「在中國是中下級官職（於漢唐為中下之官）」（林羅山、林永喜）之意，因此被視為不適合作為對外名號。於是從寬永十二年（一六三五年）開始，德川幕府選用了全新且與中國王朝官職無關的外交稱號──「日本國大君」或簡稱「大君」。德川將軍本人仍稱「日本國源某」，而外交對象則稱之為「日本國大君」，這種不對稱的稱號制度，一般認為是一種偏離當時東亞國際秩序慣例的外交形式。
「日本國大君」、「大君」這些稱號，正是在日朝關係的歷史脈絡下，於寬永十二年所制定的。不過，要注意的是，德川將軍本人並不這樣自稱，而是由外交對象、幕府老中、大名等在提及德川將軍時所使用的。除了一六四四年至一七一四年間與琉球王國的外交中偶見「大君」的使用之外，這個稱號主要還是用於日本與朝鮮的交流上，這也正是它最具代表性的特徵。
【東亞近現代史】系列第四冊：百年變局下的朝鮮半島──民族主義視角下的兩韓現代史
第一章 民族主義與朝鮮半島
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的近現代史，有什麼意義呢？民族主義在全世界是相當普遍可見的現象，並非僅出現在朝鮮半島和東亞。故而，根據朝鮮的情況來論述民族主義，證明朝鮮也有那種普遍存在的民族主義，大概具有某種程度的意義。但是，果真只是如此嗎？論述朝鮮民族主義，想來必然有某些特殊意義。本書的目的，即是藉由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的近現代史，從而獲得一些關於朝鮮近現代史的新知。然後，也藉此獲得一些有關理解，民族主義這個現代世界的「必修課題」的新知。
只是，就像論述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可能完全涵蓋日本的近現代史；論述朝鮮的民族主義，也無法完整論述朝鮮近現代史。因為歷史之中還有存有其他領域，是無法完全納入民族主義的範疇之中的，比如民眾史或社會史。
縱使對以上幾點有所保留，筆者依然堅信，以民族主義為切入點來論述朝鮮近現代史，具有其重要意義。換句話說，就作為論述朝鮮近現代史的切入點而言，以民族主義為焦點是一種最有效的方法。這是因為倘若進一步深究，我們在日常中感受到的「朝鮮的民族主義很強烈」的觀感，朝鮮民族主義之中就會浮現出民族主義具有多面性的特質，不論是潛在的或者顯在的層面。故而，筆者自身也很期待，藉由論述朝鮮民族主義，是否也能夠指出，民族主義這種概念具有多面性的特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