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有人打網球嗎？
國安人員從電視台「接走」了我。沉默中，我們驅車前往我的公寓。
BMW 駛入地下車庫時，物業經理走上前來迎接他們。原來他們早就安排好了。
我才知道被國安調查是這樣子。從現在起，我成了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新成員——裡面已經有很多人，包括官員、藝術家、律師、記者、商界大亨，還有異議人士。
我們下了車，乘電梯到我的公寓門口。我按指紋打開了門，一名警官全程錄像。
房號為 9E 的這間公寓，是我這兩年半以來的家。當初租下它，是因為離工作單位和孩子們的學校都很近。雖然房租佔了我工資的三分之一，但在北京這個「堵都」，還是很值得的。傢俱是那種劣質的「假法式」，房東也很摳門，但我能在節目間隙回家做晚飯，陪孩子寫作業。而且雖然社區不大，但有綠地和兒童遊樂區，這在北京 CBD 裡已堪稱奢侈了。對我這種捨不得浪費時間，平時恨不得把一分鐘掰成兩半用的人來說，算是完美了。
此時，我和警官們魚貫走進公寓。跨過門前的鞋子和網購包裹時，我還在想著那些生活中的瑣事。我想起來，上午十一點，我約了朋友一起上網球課，現在看來，我得告訴她，我去不了了。
我問膚色較黑的那位警官，能不能打個電話。「我就告訴朋友，我去不了了。要不然，你們也可以替我打。」我說。
他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拒絕了。
後來的幾個月，我常常想起這段對話。那個警察一定在心裡嘲笑我：網球？你的人生已經 over 了，你還惦記著反手擊球？或者，他在揣測：網球課，這種老把戲？你大概是想找機會，給你的間諜同夥傳遞暗號吧！
我的「隨行人員」準確地走向我的臥室。進門後，他們戴上手套開始翻查書桌。房間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樣子，被子半卷著，睡衣胡亂扔在上面，床頭櫃上有散開的藥瓶。
書桌上的電腦周圍，堆著一堆文件，最上面是我的待辦清單：預訂攝製組、檢查剪輯進展、聯繫採訪對象。
文件堆裡，有一本《政府工作報告》，那是我五月份在電視上報導全國人大開幕式時，用作背景材料的。還有一份，是我早年在上海保存下來的宣傳通知複印件。所謂「宣傳通知」，其實就是宣傳部下發的規定，內容一般是媒體該怎麼報導，該怎麼迴避一些話題。比如：「不要大肆報導網球明星李娜的獲勝感言，因為她沒有感謝中國體育總局。」或者：「不要報導家樂福超市員工在四川罷工。」
這些文件在當天被扣押了。
還有一封我簽字蓋章的信，是寫給中國民政部的，請求對我這個外國人破例安排，讓孩子們回到北京。自從二月在台灣渡假後揮手送別 Ava 和 Alex ，已經過去六個月了。此時，我忍不住想，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嗎？如果他們親眼看到媽媽被抓走，會不會内心更受傷？
這封信也被拿走了。
兩名女警——四十多歲，穿著土氣，面容平平——把我帶回客廳。對她們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我的公寓就是可以八卦的「茶水間」。她們當著我的面，指著照片裡的孩子說：「哎呀，你看，他們多可愛啊！」
潛台詞分明是：你曾經擁有這麼好的生活，可你自己搞砸了。
「這些是你孩子的畫嗎？」她們問。我呆呆地盯著牆上的樹皮畫（其實是我在斐濟買的），搖了搖頭。
這種閒聊，讓我有點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問能不能看書。她們去請示帶頭的警官，他上下打量著我，彷彿在說：這女人在這種場合竟然還想看書？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同時在判斷，我想要的書裡，是不是藏著什麼——一、槍？二、劇毒？三、通訊裝置？後來，他檢查了一遍我的《射鵰英雄傳》，確認沒問題，然後把書遞給了我。
我側躺在沙發上，身體依然在隱隱作痛。那兩名女警繼續用典型的「大媽」口吻閒聊著：「這房租得多少啊？」
我報了數字。
「什麼？」她們倒吸一口涼氣，可見她們的工資水平確實不高。
「也不是很乾淨嘛？！」（那天是保姆該來打掃的日子。）
「我還以為，電視主持人住得比這要好呢！」
簡體中文裡，「主持人」帶有光鮮甚至曖昧的聯想，暗示和權貴交往。我這個屌絲讓她們失望了。
上廁所時，她們跟進來，盯著我換衛生巾、擦拭身體。雙方都沒表現出羞恥感。生過兩個孩子，又常年在鏡頭前，我早就不在乎身體隱私了。這種「遲鈍」，後來倒成了對自己的一種保護。
當這些「不速之客」在我家裡翻找時，我覺察到自己有一種冷冷的順從感。或許這是我應對危機的另一種本能：抽離，否認這一切的發生。如果我不在乎（太多），這一切就傷不到我。即然已經這樣，倒不如，把自己放飛到書中的桃花島上，在那兒，背叛與復仇，反而能錘鍊出絕世武功。
當然，天真的信念也在支撐我：我是清白的，我受人尊重，我樂於助人，我是正直善良的人——事情終將回到正軌。
我的手機被關掉了，我在想，朋友和同事是不是已經開始擔心我出事了。平時我回覆消息很快。（幾年後我才知道，當時媽媽因我沒回消息，很擔心，還讓同樓的鄰居上門查看過。鄰居沒發現我昏倒在地上，便沒了線索。）
午飯時，國安人員叫了快餐。我讓他們喝飲水機裡的水，他們拒絕了，喝外賣的橙味汽水。也許他們擔心水裡有毒？
⋯⋯
有人打網球嗎？
國安人員從電視台「接走」了我。沉默中，我們驅車前往我的公寓。
BMW 駛入地下車庫時，物業經理走上前來迎接他們。原來他們早就安排好了。
我才知道被國安調查是這樣子。從現在起，我成了這個「精英俱樂部」的新成員——裡面已經有很多人，包括官員、藝術家、律師、記者、商界大亨，還有異議人士。
我們下了車，乘電梯到我的公寓門口。我按指紋打開了門，一名警官全程錄像。
房號為 9E 的這間公寓，是我這兩年半以來的家。當初租下它，是因為離工作單位和孩子們的學校都很近。雖然房租佔了我工資的三分之一，但在北京這個「堵都」，還是很值得的。傢俱是那種劣質的「假法式」，房東也很摳門，但我能在節目間隙回家做晚飯，陪孩子寫作業。而且雖然社區不大，但有綠地和兒童遊樂區，這在北京 CBD 裡已堪稱奢侈了。對我這種捨不得浪費時間，平時恨不得把一分鐘掰成兩半用的人來說，算是完美了。
此時，我和警官們魚貫走進公寓。跨過門前的鞋子和網購包裹時，我還在想著那些生活中的瑣事。我想起來，上午十一點，我約了朋友一起上網球課，現在看來，我得告訴她，我去不了了。
我問膚色較黑的那位警官，能不能打個電話。「我就告訴朋友，我去不了了。要不然，你們也可以替我打。」我說。
他意味深長地看了我一眼，拒絕了。
後來的幾個月，我常常想起這段對話。那個警察一定在心裡嘲笑我：網球？你的人生已經 over 了，你還惦記著反手擊球？或者，他在揣測：網球課，這種老把戲？你大概是想找機會，給你的間諜同夥傳遞暗號吧！
我的「隨行人員」準確地走向我的臥室。進門後，他們戴上手套開始翻查書桌。房間保持著我離開時的樣子，被子半卷著，睡衣胡亂扔在上面，床頭櫃上有散開的藥瓶。
書桌上的電腦周圍，堆著一堆文件，最上面是我的待辦清單：預訂攝製組、檢查剪輯進展、聯繫採訪對象。
文件堆裡，有一本《政府工作報告》，那是我五月份在電視上報導全國人大開幕式時，用作背景材料的。還有一份，是我早年在上海保存下來的宣傳通知複印件。所謂「宣傳通知」，其實就是宣傳部下發的規定，內容一般是媒體該怎麼報導，該怎麼迴避一些話題。比如：「不要大肆報導網球明星李娜的獲勝感言，因為她沒有感謝中國體育總局。」或者：「不要報導家樂福超市員工在四川罷工。」
這些文件在當天被扣押了。
還有一封我簽字蓋章的信，是寫給中國民政部的，請求對我這個外國人破例安排，讓孩子們回到北京。自從二月在台灣渡假後揮手送別 Ava 和 Alex ，已經過去六個月了。此時，我忍不住想，這就是命運的安排嗎？如果他們親眼看到媽媽被抓走，會不會内心更受傷？
這封信也被拿走了。
兩名女警——四十多歲，穿著土氣，面容平平——把我帶回客廳。對她們來說，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工作日，我的公寓就是可以八卦的「茶水間」。她們當著我的面，指著照片裡的孩子說：「哎呀，你看，他們多可愛啊！」
潛台詞分明是：你曾經擁有這麼好的生活，可你自己搞砸了。
「這些是你孩子的畫嗎？」她們問。我呆呆地盯著牆上的樹皮畫（其實是我在斐濟買的），搖了搖頭。
這種閒聊，讓我有點渾身起雞皮疙瘩。
我問能不能看書。她們去請示帶頭的警官，他上下打量著我，彷彿在說：這女人在這種場合竟然還想看書？從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同時在判斷，我想要的書裡，是不是藏著什麼——一、槍？二、劇毒？三、通訊裝置？後來，他檢查了一遍我的《射鵰英雄傳》，確認沒問題，然後把書遞給了我。
我側躺在沙發上，身體依然在隱隱作痛。那兩名女警繼續用典型的「大媽」口吻閒聊著：「這房租得多少啊？」
我報了數字。
「什麼？」她們倒吸一口涼氣，可見她們的工資水平確實不高。
「也不是很乾淨嘛？！」（那天是保姆該來打掃的日子。）
「我還以為，電視主持人住得比這要好呢！」
簡體中文裡，「主持人」帶有光鮮甚至曖昧的聯想，暗示和權貴交往。我這個屌絲讓她們失望了。
上廁所時，她們跟進來，盯著我換衛生巾、擦拭身體。雙方都沒表現出羞恥感。生過兩個孩子，又常年在鏡頭前，我早就不在乎身體隱私了。這種「遲鈍」，後來倒成了對自己的一種保護。
當這些「不速之客」在我家裡翻找時，我覺察到自己有一種冷冷的順從感。或許這是我應對危機的另一種本能：抽離，否認這一切的發生。如果我不在乎（太多），這一切就傷不到我。即然已經這樣，倒不如，把自己放飛到書中的桃花島上，在那兒，背叛與復仇，反而能錘鍊出絕世武功。
當然，天真的信念也在支撐我：我是清白的，我受人尊重，我樂於助人，我是正直善良的人——事情終將回到正軌。
我的手機被關掉了，我在想，朋友和同事是不是已經開始擔心我出事了。平時我回覆消息很快。（幾年後我才知道，當時媽媽因我沒回消息，很擔心，還讓同樓的鄰居上門查看過。鄰居沒發現我昏倒在地上，便沒了線索。）
午飯時，國安人員叫了快餐。我讓他們喝飲水機裡的水，他們拒絕了，喝外賣的橙味汽水。也許他們擔心水裡有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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