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
抵達，二○二二年九月
「那麼，霍格．魯迪先生，你此行的目的是什麼呢？」
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的官員撓著臂章下方的手臂，冷淡地看著我，眼神無精打采。
我說：「研究。」
「研究什麼？」
我剛從奧斯陸經雷克雅維克飛到明尼亞波利斯，有七小時的時差，身體說我早就該睡覺了。但我如果順應本能，回答「謀殺」，就會被帶進審訊室，所以我說我在寫一本小說，主角是一個有挪威血統的警察。
「所以你是作家？」
我有點想說我是標本師，我剝製標本，來這裡是想給一個角色穿衣服，他在故事裡的形象在我腦中已經非常清楚。過去這幾個月來，標本師的形象一直在我腦中縈繞不去，我很想自稱標本師。但如剛才所說，此刻我很疲倦。
所以我回答：「是的。」
「有意思。我正巧是在挪威路德會紀念教堂受洗的。」
「真的？」
「明尼蘇達州到處都有我們的人。」海關官員笑著把挪威護照還給我。
坐計程車進城的路上，我看見一切都變了，路是新的，建築物是新的，明尼亞波利斯和八年前我在這裡的時候不一樣了。
我望向窗外。從前來拜訪舅舅的時候，我們很少進市區，要買東西都去街角的雜貨店或是南谷購物中心。可現在街上也太安靜，人也太少了。八年前表哥帶我去過亨內平大道的一家頂樓餐廳，當時街上熙熙攘攘，尤其是我們接下來經過的下一條路，這裡是尼科萊特購物街，當時特別熱鬧。
「大家都到哪裡去了？」
「你是說，怎麼都沒有人嗎？」
「對。」
「喔，發生那些事以後，一切都變啦。」
發生那些事以後。對我而言，「那些事」指的是六年前的那些謀殺案，但對他和其他明尼亞波利斯的人而言，指的是兩年前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命案。光是從機場進城的路上，我們就經過了三面描繪這名黑人男子被明尼蘇達州警察殺害的壁畫。
我說：「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
「不覺得。」司機說，「有些人認為這會讓這個城市的人團結起來，一起對抗種族歧視的警察，對吧？但在我看來，這造成的是撕裂。偏偏又撞上疫情，還真是禍不單行啊。」
我們在希爾頓大飯店前面停車。我付現金，給了豐厚的小費，並且在他臨走前說我需要有人開車載我在市區繞繞，問他有沒有興趣接這份工作。我們談好時薪，他把電話號碼給我，讓我要出門的時候打給他。
偌大的旅館大廳和餐廳都沒什麼人，櫃台小姐戴著紙口罩，雖然看不清表情，但我猜她應該是給了我一個微笑。我把護照交給她。她注意到我要住超過一週，提醒我房間每五天才會打掃一次，然後把房卡交給我，二四○六號房，幾乎是飯店的頂樓了，這是我指定的。
床很大很軟，我立刻睡著。
第二次醒來，天仍是黑的。我起床打電話給計程車司機，請他去南十街附近的尼科萊特大道和我會合，接著就走出了旅館。明尼亞波利斯和聖保羅是隔著密西西比河的雙子城，此刻對岸的聖保羅已經微微露出曙光。十五分鐘後，計程車在人行道旁停下，我坐進後座。
「我們先去喬丹。」
司機從後照鏡看我。「那個鎮？」
「不，那個社區。」
他顯得有點為難。
「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先生，如果你是想買毒品，那最好還是換輛車。」
「喔，你誤會了，我是想去看那一片公共住宅。」
「喬丹那邊的？早就沒有了，先生。」
「沒有了？」
「最後一棟都在五、六年前拆掉了。」
「好，那就去那裡。」
我們遊走在沉睡中的城市裡。觀察細節，你就能看出行經的是怎樣的社區，是富裕的，還是貧窮的。線索在於，屋子前面的草坪有沒有修剪，周圍有沒有垃圾，路邊停放的是什麼牌子的汽車。
路過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贏家加油站時，有四個年輕的黑人男子盯著我們看。
我問：「那是毒品交易的地方？」
司機不吭聲，又過了幾個街區，他將車停下。
「就是這裡，」他說，「這就是喬丹最後那批大樓所在的位置了。」
我看見一個標示：「以此為界，禁止攜帶槍械入內」。標示後方是一座低矮的建築，看起來很新，是所小學。昏暗的光線中有兩隻松鼠緊張地蹦來蹦去越過草坪，蓬鬆的大尾巴卻在身後柔軟地擺動。
那麼，霍格．魯迪先生，你此行的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想進入一個殺人凶手的腦子，去追溯二○一六年的事情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我要寫一本書，已經動筆了，書名暫定為《明尼亞波利斯復仇者》。我想出版社會對這書名有意見，對於如何行銷也會拿不定主意。「犯罪紀實」是現今書籍市場上最熱門的類型，大家對血腥故事總是樂此不疲，尤其是驚心動魄的謀殺，故事裡有懸疑的氛圍，意外的轉折，站在法律兩端的惡徒與英雄，如果能再加上一個真相未明的結局，留下足夠的空間給陰謀論，就更好了。而我這本書除了最後一項之外，通通都有。這個案子的罪責清清楚楚，並無疑問。問題在於那些確切發生過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為什麼會發生。要了解這些，單單進入凶手的腦子是不夠的，我需要進入故事中所有人的腦子，運用所知的一切，加上一點想像力，去看這個世界，看那個事件發生的地點。我得用他們的視角去看這一切，在泯滅人性的殘酷中找到人性，迫使讀者和我自己問出那個問題：換作是我，會不會也一樣？
我打算花八天做田野調查，所以時間不多，需要趕快開始。也就是說，從六年前那個早上站在我此刻所站位置的男子開始。當時也是黎明時分。
我閉上眼睛，在腦中看見高樓拔地而起，遮住天空。在那裡，在六樓，有一扇開著的窗。我飛到那裡，瞬間變成了他，放眼望去，望向四面八方，位置夠高，就能俯瞰全貌。
2
十字線，二○一六年十月
高度不同，視角便有所不同。我可以做一會兒冷靜的旁觀者，或至少假裝自己是，假裝自己能對社會、人類，以及下方的生活做出自認為客觀的評斷。我從早上七點鐘起，就坐在六樓窗邊，俯視下方，看人們從喬丹公共住宅走出來，像螞蟻爬出蟻窩。當時是星期二早上，八點十一分。我看見人行道旁和屋後停車場的車子紛紛開出來，排放著白色的廢氣。黃色校車正在接小孩，窗上有柵欄，活像是移動的監獄，預言他們未來的生活。公車運送其他人去上班，有些前往工廠，大多還是前往服務業的崗位，最低階的那種。但在喬丹公共住宅這裡，其實有許多人既不上學，也沒有工作，這時間還沒有起床。有些人雖然醒了，卻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他們在八年前首位黑人總統上任時燃起的希望已經消失，三個月後這位總統將和搬家貨車一起離開白宮。所以他們躺在那裡，想著那個始終想不出答案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要起床？
此刻，有一個找到了答案的人從門後現身。喬丹有件事情挺有趣，這裡的大門都不是向外開，而是向內開的。有人說這是因為這樣易守難攻。即便根據統計，喬丹的縱火案件數在明尼蘇達州居首，在喬丹被侵入者殺害的危險依然大過於燒死在自宅內。
八點十三分，蒼白的秋日用盡全力散發出一點晨光。我把眼睛湊近瞄準鏡，調整到十字線對準三號樓的大門。他昨天是八點十六分從那道門走出來的。昨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二，人是習慣的動物，他今天出門上班的時間和昨天應該差不多才對，而我從七點就坐在這裡等著了。不過他畢竟是自己的老闆，所以也有可能會容許自己在星期一賴個床，而在其他工作日早點出門。
我搓了搓手，昨夜降過霜，冷風從窗簾縫吹進來。我早先已把窗簾用膠帶固定在玻璃上，以防它被風吹動干擾我瞄準。街角的毒販都就位了，我看見有人完成了一筆交易。顧客多半是黑人，也有拉丁美洲人，還有一些只停車不下車的顧客，伸出車窗外的是白人的手。八點十五分，我深吸一口氣，空氣中有食用油、大蒜和菸草的味道。這間套房我最後一次擦洗完還是很臭，壁紙上附著的那些陳年舊味大概到他們拆房子的時候還會在。
八點十六分，大腿開始疼了，我再一次向後坐在腳跟上，緩解大腿的痠痛。這姿勢並不理想，我跪在搬到窗邊的沙發上，槍管靠著椅背。距離是三百公尺，比理想射程遠了點，尤其是風還一陣陣地吹。若能擊中頭部，一槍斃命，乾淨俐落，自然最好，但那有點冒險，如果沒有射中，會把整件事搞砸。所以我打算先射胸部，讓他倒地，然後重新上膛，再補一槍。這把M24步槍是六天前花一千九百塊美金買的，買槍的地方當然不是槍枝專賣店，而是在地的槍販子。那名槍販子會找沒有犯罪紀錄又急需用錢的毒蟲當人頭，派他們去某些「容易」的槍店，那些老闆不會問太多問題，即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人頭，他們也只會把申請書和登記簿對照一下，就心安理得地將二十把有可能被拿去殺人的武器，賣給連哪一邊是槍頭都搞不清楚的毒蟲。每一把槍，槍販子頂多付給人頭二十塊美金，之後會以一點五倍的價格販售。這個槍販子的名字叫作但丁，活像隻肥孔雀，在明尼亞波利斯鄉間出生長大，可是衣著打扮像義大利人，吃義大利菜，說話故作義大利口音，當然了，做生意也跟義大利人一樣不老實。他做生意的地方是距離這裡兩個街區的一間車庫，顧客都是有前科的人。這些買家不是小角色，不是會派女友去槍枝專賣店或自己帶假身分證去買槍的人，他們願意多付一點錢，換取專業的服務。因為他們很清楚，這些槍若不慎掉在犯罪現場，警察無法循線追查到他們身上。
但丁不太注意體重和健康，卻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他的頭髮和鬍鬚看起來就好像是用指甲刀剪的，衣服總是搭配得宜，而且他熱愛黃金。他眉毛上有金眉環、耳朵上有金耳環，脖子上有金鍊子，嘴裡還有金牙。
我去他車庫那天，第一個注意到的就是他那些金牙。當時他對我說，希望他賣給我的槍是用來獵鹿的，不會出現在某個犯罪現場，因為這把槍是他自己買的，沒有透過人頭代買。
「我也只是說說，朋友，你不用告訴我。」朋友這兩個字他是用西語說的。
其實他根本不用說這些，因為我打從走進車庫就沒開過口。再說，我又能說什麼呢？說我要獵的就是他？說他賣給我的這把槍是用來殺他的？當時他身旁沒有別人，可我還是很小心，沒有拿下墨鏡，也沒掀開帽兜，就只點點頭，指指我要的那把槍和兩顆手榴彈，數好錢付給他。他找出隨槍附帶的槍套，我自己動手用氣泡紙把槍包起來，放在瞄準鏡和兩顆手榴彈旁邊。當時他盯著我的手看，盯著我的手看了又看，可能是注意到我手腕上的五角星了。或許他和別人提過這事，但那也無所謂，這就跟他在我身後喊再見一樣，不重要。他大概自以為那句西班牙語的發音還可以吧，他說Hasta la vista，意思是「後會有期」。
他都不知道自己說得有多正確。
臨街的大門開了。
但丁。
他出門站定，跟昨天早上一樣，左看看，右看看，握緊右拳敲擊左掌，彷彿每一天都是一場戰鬥，每一天都能有所選擇，可以選擇往右走或往左走似的，真是天真。
他的車是一輛瑪莎拉蒂，停在大樓後方的停車場，雖然不算太新，可是在喬丹這種地方，那樣的車能安然無恙也算是個小奇蹟。原因顯而易見：那些有幫派背景的顧客會保護他的車。喬丹這一帶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把瞄準鏡的十字線對準他胸口，我算過距離和角度，因為他在下方遠處，所以將瞄準鏡略為向下調整，抬高槍口。我屏住呼吸，試著在扳機上均勻施壓，但我的脈搏實在不應該這麼快。扳機動了，一直在動，子彈還沒發射出去，脈搏狂跳。我努力對自己說，不要急，雖然有可能再過一秒他就會移動，目標就會更難擊中，但我不能去想這個。不要按得太猛，要穩定均勻地施壓。
下方那人穿著大衣仍瑟瑟發抖，朝手掌呼氣，就像賭徒吹骰子那樣。
他身體向右轉。
就在這一瞬間，步槍發射了。我握槍一定握得很穩，因為他一直在我視線中。我看見他僵住了，好像忽然發現自己忘了什麼似的。有某種東西從大衣裡落到了人行道上。我第一個聯想到的是莫妮卡羊水破了的時候，我們站在浴室裡，她的羊水濺在磁磚上，我們兩個差點暈倒，又害怕又高興，又害怕又高興。
這是血。但丁倒下，向後倒，撞上了門，大門被向內撞開，他身體躺在黑暗的走道上，雙腳卻伸在門外的陽光中。沒有尖叫，沒有喊聲，沒有奔跑的腳步聲，也沒有門猛然關上的聲音，就只有不遠處高速公路的車潮聲持續不斷，現在是早上的尖峰時間。忽然，嘻哈音樂響起，是某個賴床的人起身開窗，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發覺自己開始顫抖，噁心反胃。我強迫自己去想莫妮卡和孩子們，拚命想著他們，同時再裝填一發子彈，舉槍瞄準，眼睛緊貼著瞄準鏡。我看他躺在那裡一動不動，心想他鞋子看起來好貴，警察要花一點時間才會趕到喬丹，在那之前說不定有人會把那雙鞋偷走。我眼裡進了東西，眨掉再看時那雙鞋竟然在動。有人在黑暗的過道裡把他往裡拖，要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我想再開一槍，可是想到有可能會誤擊鄰居，而且那個鄰居只是在做任何有良知的人都該做的事，我猶豫了一下。最終我決定還是要開槍，因為沒有人—絕對沒有人—是完全無辜的，可是到了那個時候，門已經關上了。
我起身時連站都站不好，腳麻了，不得不靠在廚房流理台上穩住身子。我用氣泡紙把槍包好，把流理台、沙發扶手和椅背擦乾淨，接著走進浴室，穿上我的裝備，拔下一根不聽話的眉毛，用兩根手指捏著放進嘴裡，想吞掉，可是它卡在喉嚨裡，彷彿不肯下去。我戴上墨鏡，拉上連帽衫的拉鍊，背起裝了我所有東西的背包，抓起那個種著絲蘭的花盆，看這間公寓最後一眼，然後離開。
我走樓梯，爬了兩層樓去找懷特太太，敲了敲門，聽見屋內穿拖鞋走路的聲音。然後腳步聲停下，一切都靜了下來，我猜她正從魚眼看我，接著門就開了。我當然沒問過懷特太太的年紀，但想來應該超過八十，她是一位和藹可親、灰白頭髮的黑人老太太，身上帶著一股介於杏桃醬和蜂蜜之間的氣味。
「托馬斯，」她說，「哎呀，好久不見。你也聽見那砰的一聲了嗎？」
我不發一語，將絲蘭盆栽遞給她。
她有點驚訝，笑著說：「給我的？」
我點點頭。
她歪著頭問：「怎麼了嗎，托馬斯，你怎麼看起來……死氣沉沉的，是不是因為那隻貓？你很想牠，是不是？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完成？你也知道，這得耐心等。」
我再次點頭，然後轉身離去。我聽得出她沒有關門，她站在門邊目送我離開，心裡有事。或許她是在思索，又或許是骨子裡有種預感，知道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電梯向下，向下，向下。
外面的空氣很清新，晨霧漸漸散了，今天的陽光會戰勝陰霾。我踏著穩健的步伐，向市區走去。
就這樣走了四十分鐘。
明尼亞波利斯市區總讓我想到八○年代汽車城底特律的汽車，彷彿困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一切都乾淨又整齊，保守又沉悶，實用又無聊。那裡有摩天大樓和橋梁，可是沒有帝國大廈和金門大橋。如果你問倫敦人、巴黎人或紐約人對明尼亞波利斯的印象，他們可能會說這裡有湖泊和森林。好，假如他知道的多一點，也許就會知道這個城市有全美最大的空橋系統，我前往尼科萊特購物街和第九街交口時，就從其中一座空橋下方走過。那是由玻璃和金屬做成的空中走廊，連接起許多的購物中心和辦公大樓，讓大家在冬天極冷和夏天極熱時也能舒適通行。
一輛黑白相間的警車朝這邊慢慢駛來，車門上有明尼亞波利斯警局的標誌和標語「勇敢守護，共情服務」。那個坐在深色車窗後面的警察可能覺得我不太對勁，但他們不會攔下我。媒體對警方缺乏正當理由又帶有種族偏見的臨檢發表了諸多批評，以至於明尼亞波利斯警方高層已經宣布修改政策，此後不得以直覺作為理由攔下像我這樣的人。
車開走了，但我知道他們已經看見了我，也知道一路上尼科萊特購物街和第九街所有的監視器都拍到了我，這附近的監視器比城裡其他地方更多。
我還知道另一件事。
我知道我死了。
抵達，二○二二年九月
「那麼，霍格．魯迪先生，你此行的目的是什麼呢？」
美國海關暨邊境保護局的官員撓著臂章下方的手臂，冷淡地看著我，眼神無精打采。
我說：「研究。」
「研究什麼？」
我剛從奧斯陸經雷克雅維克飛到明尼亞波利斯，有七小時的時差，身體說我早就該睡覺了。但我如果順應本能，回答「謀殺」，就會被帶進審訊室，所以我說我在寫一本小說，主角是一個有挪威血統的警察。
「所以你是作家？」
我有點想說我是標本師，我剝製標本，來這裡是想給一個角色穿衣服，他在故事裡的形象在我腦中已經非常清楚。過去這幾個月來，標本師的形象一直在我腦中縈繞不去，我很想自稱標本師。但如剛才所說，此刻我很疲倦。
所以我回答：「是的。」
「有意思。我正巧是在挪威路德會紀念教堂受洗的。」
「真的？」
「明尼蘇達州到處都有我們的人。」海關官員笑著把挪威護照還給我。
坐計程車進城的路上，我看見一切都變了，路是新的，建築物是新的，明尼亞波利斯和八年前我在這裡的時候不一樣了。
我望向窗外。從前來拜訪舅舅的時候，我們很少進市區，要買東西都去街角的雜貨店或是南谷購物中心。可現在街上也太安靜，人也太少了。八年前表哥帶我去過亨內平大道的一家頂樓餐廳，當時街上熙熙攘攘，尤其是我們接下來經過的下一條路，這裡是尼科萊特購物街，當時特別熱鬧。
「大家都到哪裡去了？」
「你是說，怎麼都沒有人嗎？」
「對。」
「喔，發生那些事以後，一切都變啦。」
發生那些事以後。對我而言，「那些事」指的是六年前的那些謀殺案，但對他和其他明尼亞波利斯的人而言，指的是兩年前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的命案。光是從機場進城的路上，我們就經過了三面描繪這名黑人男子被明尼蘇達州警察殺害的壁畫。
我說：「時間已經過去很久了。」
「不覺得。」司機說，「有些人認為這會讓這個城市的人團結起來，一起對抗種族歧視的警察，對吧？但在我看來，這造成的是撕裂。偏偏又撞上疫情，還真是禍不單行啊。」
我們在希爾頓大飯店前面停車。我付現金，給了豐厚的小費，並且在他臨走前說我需要有人開車載我在市區繞繞，問他有沒有興趣接這份工作。我們談好時薪，他把電話號碼給我，讓我要出門的時候打給他。
偌大的旅館大廳和餐廳都沒什麼人，櫃台小姐戴著紙口罩，雖然看不清表情，但我猜她應該是給了我一個微笑。我把護照交給她。她注意到我要住超過一週，提醒我房間每五天才會打掃一次，然後把房卡交給我，二四○六號房，幾乎是飯店的頂樓了，這是我指定的。
床很大很軟，我立刻睡著。
第二次醒來，天仍是黑的。我起床打電話給計程車司機，請他去南十街附近的尼科萊特大道和我會合，接著就走出了旅館。明尼亞波利斯和聖保羅是隔著密西西比河的雙子城，此刻對岸的聖保羅已經微微露出曙光。十五分鐘後，計程車在人行道旁停下，我坐進後座。
「我們先去喬丹。」
司機從後照鏡看我。「那個鎮？」
「不，那個社區。」
他顯得有點為難。
「有什麼問題嗎？」
「不是，先生，如果你是想買毒品，那最好還是換輛車。」
「喔，你誤會了，我是想去看那一片公共住宅。」
「喬丹那邊的？早就沒有了，先生。」
「沒有了？」
「最後一棟都在五、六年前拆掉了。」
「好，那就去那裡。」
我們遊走在沉睡中的城市裡。觀察細節，你就能看出行經的是怎樣的社區，是富裕的，還是貧窮的。線索在於，屋子前面的草坪有沒有修剪，周圍有沒有垃圾，路邊停放的是什麼牌子的汽車。
路過一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贏家加油站時，有四個年輕的黑人男子盯著我們看。
我問：「那是毒品交易的地方？」
司機不吭聲，又過了幾個街區，他將車停下。
「就是這裡，」他說，「這就是喬丹最後那批大樓所在的位置了。」
我看見一個標示：「以此為界，禁止攜帶槍械入內」。標示後方是一座低矮的建築，看起來很新，是所小學。昏暗的光線中有兩隻松鼠緊張地蹦來蹦去越過草坪，蓬鬆的大尾巴卻在身後柔軟地擺動。
那麼，霍格．魯迪先生，你此行的目的是什麼呢？
目的是想進入一個殺人凶手的腦子，去追溯二○一六年的事情是如何一步步發生的。我要寫一本書，已經動筆了，書名暫定為《明尼亞波利斯復仇者》。我想出版社會對這書名有意見，對於如何行銷也會拿不定主意。「犯罪紀實」是現今書籍市場上最熱門的類型，大家對血腥故事總是樂此不疲，尤其是驚心動魄的謀殺，故事裡有懸疑的氛圍，意外的轉折，站在法律兩端的惡徒與英雄，如果能再加上一個真相未明的結局，留下足夠的空間給陰謀論，就更好了。而我這本書除了最後一項之外，通通都有。這個案子的罪責清清楚楚，並無疑問。問題在於那些確切發生過的事情，究竟是如何發生的，又為什麼會發生。要了解這些，單單進入凶手的腦子是不夠的，我需要進入故事中所有人的腦子，運用所知的一切，加上一點想像力，去看這個世界，看那個事件發生的地點。我得用他們的視角去看這一切，在泯滅人性的殘酷中找到人性，迫使讀者和我自己問出那個問題：換作是我，會不會也一樣？
我打算花八天做田野調查，所以時間不多，需要趕快開始。也就是說，從六年前那個早上站在我此刻所站位置的男子開始。當時也是黎明時分。
我閉上眼睛，在腦中看見高樓拔地而起，遮住天空。在那裡，在六樓，有一扇開著的窗。我飛到那裡，瞬間變成了他，放眼望去，望向四面八方，位置夠高，就能俯瞰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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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線，二○一六年十月
高度不同，視角便有所不同。我可以做一會兒冷靜的旁觀者，或至少假裝自己是，假裝自己能對社會、人類，以及下方的生活做出自認為客觀的評斷。我從早上七點鐘起，就坐在六樓窗邊，俯視下方，看人們從喬丹公共住宅走出來，像螞蟻爬出蟻窩。當時是星期二早上，八點十一分。我看見人行道旁和屋後停車場的車子紛紛開出來，排放著白色的廢氣。黃色校車正在接小孩，窗上有柵欄，活像是移動的監獄，預言他們未來的生活。公車運送其他人去上班，有些前往工廠，大多還是前往服務業的崗位，最低階的那種。但在喬丹公共住宅這裡，其實有許多人既不上學，也沒有工作，這時間還沒有起床。有些人雖然醒了，卻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他們在八年前首位黑人總統上任時燃起的希望已經消失，三個月後這位總統將和搬家貨車一起離開白宮。所以他們躺在那裡，想著那個始終想不出答案的問題：為什麼？為什麼要起床？
此刻，有一個找到了答案的人從門後現身。喬丹有件事情挺有趣，這裡的大門都不是向外開，而是向內開的。有人說這是因為這樣易守難攻。即便根據統計，喬丹的縱火案件數在明尼蘇達州居首，在喬丹被侵入者殺害的危險依然大過於燒死在自宅內。
八點十三分，蒼白的秋日用盡全力散發出一點晨光。我把眼睛湊近瞄準鏡，調整到十字線對準三號樓的大門。他昨天是八點十六分從那道門走出來的。昨天是星期一，今天是星期二，人是習慣的動物，他今天出門上班的時間和昨天應該差不多才對，而我從七點就坐在這裡等著了。不過他畢竟是自己的老闆，所以也有可能會容許自己在星期一賴個床，而在其他工作日早點出門。
我搓了搓手，昨夜降過霜，冷風從窗簾縫吹進來。我早先已把窗簾用膠帶固定在玻璃上，以防它被風吹動干擾我瞄準。街角的毒販都就位了，我看見有人完成了一筆交易。顧客多半是黑人，也有拉丁美洲人，還有一些只停車不下車的顧客，伸出車窗外的是白人的手。八點十五分，我深吸一口氣，空氣中有食用油、大蒜和菸草的味道。這間套房我最後一次擦洗完還是很臭，壁紙上附著的那些陳年舊味大概到他們拆房子的時候還會在。
八點十六分，大腿開始疼了，我再一次向後坐在腳跟上，緩解大腿的痠痛。這姿勢並不理想，我跪在搬到窗邊的沙發上，槍管靠著椅背。距離是三百公尺，比理想射程遠了點，尤其是風還一陣陣地吹。若能擊中頭部，一槍斃命，乾淨俐落，自然最好，但那有點冒險，如果沒有射中，會把整件事搞砸。所以我打算先射胸部，讓他倒地，然後重新上膛，再補一槍。這把M24步槍是六天前花一千九百塊美金買的，買槍的地方當然不是槍枝專賣店，而是在地的槍販子。那名槍販子會找沒有犯罪紀錄又急需用錢的毒蟲當人頭，派他們去某些「容易」的槍店，那些老闆不會問太多問題，即使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人頭，他們也只會把申請書和登記簿對照一下，就心安理得地將二十把有可能被拿去殺人的武器，賣給連哪一邊是槍頭都搞不清楚的毒蟲。每一把槍，槍販子頂多付給人頭二十塊美金，之後會以一點五倍的價格販售。這個槍販子的名字叫作但丁，活像隻肥孔雀，在明尼亞波利斯鄉間出生長大，可是衣著打扮像義大利人，吃義大利菜，說話故作義大利口音，當然了，做生意也跟義大利人一樣不老實。他做生意的地方是距離這裡兩個街區的一間車庫，顧客都是有前科的人。這些買家不是小角色，不是會派女友去槍枝專賣店或自己帶假身分證去買槍的人，他們願意多付一點錢，換取專業的服務。因為他們很清楚，這些槍若不慎掉在犯罪現場，警察無法循線追查到他們身上。
但丁不太注意體重和健康，卻非常注重自己的外表。他的頭髮和鬍鬚看起來就好像是用指甲刀剪的，衣服總是搭配得宜，而且他熱愛黃金。他眉毛上有金眉環、耳朵上有金耳環，脖子上有金鍊子，嘴裡還有金牙。
我去他車庫那天，第一個注意到的就是他那些金牙。當時他對我說，希望他賣給我的槍是用來獵鹿的，不會出現在某個犯罪現場，因為這把槍是他自己買的，沒有透過人頭代買。
「我也只是說說，朋友，你不用告訴我。」朋友這兩個字他是用西語說的。
其實他根本不用說這些，因為我打從走進車庫就沒開過口。再說，我又能說什麼呢？說我要獵的就是他？說他賣給我的這把槍是用來殺他的？當時他身旁沒有別人，可我還是很小心，沒有拿下墨鏡，也沒掀開帽兜，就只點點頭，指指我要的那把槍和兩顆手榴彈，數好錢付給他。他找出隨槍附帶的槍套，我自己動手用氣泡紙把槍包起來，放在瞄準鏡和兩顆手榴彈旁邊。當時他盯著我的手看，盯著我的手看了又看，可能是注意到我手腕上的五角星了。或許他和別人提過這事，但那也無所謂，這就跟他在我身後喊再見一樣，不重要。他大概自以為那句西班牙語的發音還可以吧，他說Hasta la vista，意思是「後會有期」。
他都不知道自己說得有多正確。
臨街的大門開了。
但丁。
他出門站定，跟昨天早上一樣，左看看，右看看，握緊右拳敲擊左掌，彷彿每一天都是一場戰鬥，每一天都能有所選擇，可以選擇往右走或往左走似的，真是天真。
他的車是一輛瑪莎拉蒂，停在大樓後方的停車場，雖然不算太新，可是在喬丹這種地方，那樣的車能安然無恙也算是個小奇蹟。原因顯而易見：那些有幫派背景的顧客會保護他的車。喬丹這一帶的人都心知肚明。
我把瞄準鏡的十字線對準他胸口，我算過距離和角度，因為他在下方遠處，所以將瞄準鏡略為向下調整，抬高槍口。我屏住呼吸，試著在扳機上均勻施壓，但我的脈搏實在不應該這麼快。扳機動了，一直在動，子彈還沒發射出去，脈搏狂跳。我努力對自己說，不要急，雖然有可能再過一秒他就會移動，目標就會更難擊中，但我不能去想這個。不要按得太猛，要穩定均勻地施壓。
下方那人穿著大衣仍瑟瑟發抖，朝手掌呼氣，就像賭徒吹骰子那樣。
他身體向右轉。
就在這一瞬間，步槍發射了。我握槍一定握得很穩，因為他一直在我視線中。我看見他僵住了，好像忽然發現自己忘了什麼似的。有某種東西從大衣裡落到了人行道上。我第一個聯想到的是莫妮卡羊水破了的時候，我們站在浴室裡，她的羊水濺在磁磚上，我們兩個差點暈倒，又害怕又高興，又害怕又高興。
這是血。但丁倒下，向後倒，撞上了門，大門被向內撞開，他身體躺在黑暗的走道上，雙腳卻伸在門外的陽光中。沒有尖叫，沒有喊聲，沒有奔跑的腳步聲，也沒有門猛然關上的聲音，就只有不遠處高速公路的車潮聲持續不斷，現在是早上的尖峰時間。忽然，嘻哈音樂響起，是某個賴床的人起身開窗，想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發覺自己開始顫抖，噁心反胃。我強迫自己去想莫妮卡和孩子們，拚命想著他們，同時再裝填一發子彈，舉槍瞄準，眼睛緊貼著瞄準鏡。我看他躺在那裡一動不動，心想他鞋子看起來好貴，警察要花一點時間才會趕到喬丹，在那之前說不定有人會把那雙鞋偷走。我眼裡進了東西，眨掉再看時那雙鞋竟然在動。有人在黑暗的過道裡把他往裡拖，要把他拉到安全的地方。我想再開一槍，可是想到有可能會誤擊鄰居，而且那個鄰居只是在做任何有良知的人都該做的事，我猶豫了一下。最終我決定還是要開槍，因為沒有人—絕對沒有人—是完全無辜的，可是到了那個時候，門已經關上了。
我起身時連站都站不好，腳麻了，不得不靠在廚房流理台上穩住身子。我用氣泡紙把槍包好，把流理台、沙發扶手和椅背擦乾淨，接著走進浴室，穿上我的裝備，拔下一根不聽話的眉毛，用兩根手指捏著放進嘴裡，想吞掉，可是它卡在喉嚨裡，彷彿不肯下去。我戴上墨鏡，拉上連帽衫的拉鍊，背起裝了我所有東西的背包，抓起那個種著絲蘭的花盆，看這間公寓最後一眼，然後離開。
我走樓梯，爬了兩層樓去找懷特太太，敲了敲門，聽見屋內穿拖鞋走路的聲音。然後腳步聲停下，一切都靜了下來，我猜她正從魚眼看我，接著門就開了。我當然沒問過懷特太太的年紀，但想來應該超過八十，她是一位和藹可親、灰白頭髮的黑人老太太，身上帶著一股介於杏桃醬和蜂蜜之間的氣味。
「托馬斯，」她說，「哎呀，好久不見。你也聽見那砰的一聲了嗎？」
我不發一語，將絲蘭盆栽遞給她。
她有點驚訝，笑著說：「給我的？」
我點點頭。
她歪著頭問：「怎麼了嗎，托馬斯，你怎麼看起來……死氣沉沉的，是不是因為那隻貓？你很想牠，是不是？他有沒有說什麼時候完成？你也知道，這得耐心等。」
我再次點頭，然後轉身離去。我聽得出她沒有關門，她站在門邊目送我離開，心裡有事。或許她是在思索，又或許是骨子裡有種預感，知道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面。
電梯向下，向下，向下。
外面的空氣很清新，晨霧漸漸散了，今天的陽光會戰勝陰霾。我踏著穩健的步伐，向市區走去。
就這樣走了四十分鐘。
明尼亞波利斯市區總讓我想到八○年代汽車城底特律的汽車，彷彿困在過去與未來之間，一切都乾淨又整齊，保守又沉悶，實用又無聊。那裡有摩天大樓和橋梁，可是沒有帝國大廈和金門大橋。如果你問倫敦人、巴黎人或紐約人對明尼亞波利斯的印象，他們可能會說這裡有湖泊和森林。好，假如他知道的多一點，也許就會知道這個城市有全美最大的空橋系統，我前往尼科萊特購物街和第九街交口時，就從其中一座空橋下方走過。那是由玻璃和金屬做成的空中走廊，連接起許多的購物中心和辦公大樓，讓大家在冬天極冷和夏天極熱時也能舒適通行。
一輛黑白相間的警車朝這邊慢慢駛來，車門上有明尼亞波利斯警局的標誌和標語「勇敢守護，共情服務」。那個坐在深色車窗後面的警察可能覺得我不太對勁，但他們不會攔下我。媒體對警方缺乏正當理由又帶有種族偏見的臨檢發表了諸多批評，以至於明尼亞波利斯警方高層已經宣布修改政策，此後不得以直覺作為理由攔下像我這樣的人。
車開走了，但我知道他們已經看見了我，也知道一路上尼科萊特購物街和第九街所有的監視器都拍到了我，這附近的監視器比城裡其他地方更多。
我還知道另一件事。
我知道我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