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策展的姿態
策展人「Curator」一詞，源自14世紀的拉丁語「Curare」， 原意為「照亮靈魂與精神」，最早是指照顧未成年者或精神病人。直到20世紀後期，「Curator」才被用於展覽策劃者，在博物館有館長的意思。
曾任歷史博物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近20年的館長黃光男先生曾說：「策展人的專業素養，是展覽成敗之關鍵所在。不僅應追求展覽品質與水準，亦須理解成本概念，在經費與成效之間取得平衡。展覽之理念應服務於大眾，而非高牆之內自語；展覽應真誠，使觀者成為主角，如此方能發揮其最大效能。」
倫敦V&A博物館前策展人凱瑟琳．普茲博士（Dr. Catherine Putz）亦指出：「策展人乃是藝術家、展覽空間、贊助者與評論家之間的橋梁，亦如同一台翻譯機，翻譯他們彼此之語，促其理解與對話。」
學者DiMaggio亦曾於《藝術管理者》一書中指出，策展人應兼具三種能力：審美的眼、管理的手、與社會的心。
當代藝術界最炙手可熱的策展人， 英國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藝術總監，曾替巴黎現代美術館（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策過展覽的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表示：「20世紀的展覽史，很多展覽都是由藝術家完成，作為對藝術資源整合過程的策展，藝術家功不可沒」。
2011年，我移居倫敦。當時，大家對「策展人」一詞非常陌生。曾幾何時，當我於2020年疫情之年返台，卻赫然發現「策展人」已儼然成為一門顯學，人人談策展，人人想當策展人，好像帶著巴黎時尚光環的職業，說它Fancy也不為過。但究其真正對工作內容的理解，依舊相當模稜兩可，一知半解。
「策展人」這三個字，聽來是時尚的新興行業，其實骨子裡是舊詞新用。若從歷史往回望，當年這種「照顧」，從中世紀涵蓋監護未成年或是精神異常者的醫護人員，體現了對個體身心的關懷與守護。
到近代，「照顧」已轉向藝術作品或文化遺產等物件。策展人，猶如穿行於文明長廊的引燈者，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的靜默空間裡徘徊，是替藝術說話、成為藝術與學術價值的代言人。其職務是對展覽核心價值提出旗幟鮮明的觀點，並以其學術理論為基礎。
在當代，策展人透過展覽策劃，連結藝術作品與觀眾，啟發思考與共鳴。這種角色的轉變，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時期，策展人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權力結構的變化，展現了美學與社會結構在時代變遷中的動態關係。但其職責始終圍繞著「照料」與「守護」，只不過，其對象與方式隨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而是聚焦於「物件、觀眾、觀點或語境」。
策展人如今多了身分，既是藝術翻譯者，也是文化的擺渡人。策展人的責任，是站在歷史與當代的門前，不只是守候藝術，更是替民眾敲開那扇門的人。
我個人尤為鍾情於「照亮靈魂與精神」此一初義，聽來有些老派，但在我個人的策展歷程中，固然需承擔「照護」與「引導」之責，然我更傾心自喻為「渡船人」──如擺渡之舟，靜靜承載此岸之眾，穩妥航行於感知與思想的水域，引領至彼岸風景之處。在那裡，他們得以相遇美好，領略景致，銘刻記憶。而我，作為引渡之人，則如微光般退隱，無聲消逝。
然而，也有不乏批判的聲音。藝術評論家瓦德瑪‧雅努茨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曾直言：「當我初次撰寫藝術評論時，世上根本尚無策展人之名號。如今，他們無處不在，穿梭於各大雙年展，說著晦澀難懂的藝術語言，掌握著超越藝術家創作之特權，主宰著整個藝術生態，還成了權力的代名詞。五千年來，人類的藝術從未倚賴策展人，如今，他們卻如門神般矗立其前，還得開口念咒，才讓你進去。」
策展人究竟是靈魂的照耀者？是權力的守門人？抑或在資源與話語之門外設下隱形的閾限？這個問題，或許沒有唯一解答。答案或許仍漂浮在那通往彼岸的渡口之上，隨時間、情境與文化交錯，緩緩浮現。
二、策展人的煉心術
我在倫敦做了十三年策展人，2020年歲首，值農曆新年之際，與無數海外遊子一樣返鄉團聚，卻因新冠疫情隨著全球化之網絡迅速蔓延而滯留台灣。人類足履月球、發明3G與5G等劃時代科技，彷彿跨越千年的文明門檻；然而，面對微不可見的病毒威脅，卻顯得無所適從。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仍在一次次的摸索如何面對病毒與重返秩序的軌道。
作為策展人，我們反覆思索：在此不確定的時代中，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又應該準備什麼？縱使全球博物館與策展專業者皆積極投入線上知識的流通與共享，我們深知：數位化雖便利，但屏幕之隔終究無法替代親臨現場所帶來的觸動與凝視。無論博物館、文物或畫作面前，唯有身體的臨在，才能體驗歷史回聲與情感連結之價值。
有時候，沒有選擇反倒成了一種命運的慈悲。對我而言，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滯留於家鄉，意外的獲得一段沉澱自我的光陰。這段時光，讓我得以放緩步履，靜靜細嚼著十年間穿梭於異文化之間所積累的足跡與思索，最終完成博士學位，也重新凝視自身的價值與未竟之志。或許，正是時候，回望這片孕育我的土地，也是時候關懷自己的家鄉與土地。 亦是在此時，我觀察到一種現象的萌芽－－「人人皆可成為策展人」。這個原本游離於傳統行業分類之外的當代表述，竟引發許多人由衷的好奇。無論是藝術圈內或圈外的朋友，都熱切的追問我在倫敦所歷練的策展工作煉「心」術。
藝術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它是一條漫長而持續累積的過程，是時光淬鍊與積澱。我從小學習古典芭蕾，舞蹈為我在12歲時開啟了通往世界的大門。自香港至倫敦，我五度投身學術，在返台之後則耕耘於藝術品牌與文化行銷的實務場域。從華山創意園區的整合行銷部經理、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到台北市立大學藝術品牌與行銷的講師，再至華陽創投集團的文創投資經理與駐點創業家等不一而足，每一段歷程皆為我鋪陳出不同的文化實踐路徑。而自2011年起，策展人的工作讓倫敦成為我第二個家鄉。
策展人「Curator」一詞，源自14世紀的拉丁語「Curare」， 原意為「照亮靈魂與精神」，最早是指照顧未成年者或精神病人。直到20世紀後期，「Curator」才被用於展覽策劃者，在博物館有館長的意思。
曾任歷史博物館與台北市立美術館近20年的館長黃光男先生曾說：「策展人的專業素養，是展覽成敗之關鍵所在。不僅應追求展覽品質與水準，亦須理解成本概念，在經費與成效之間取得平衡。展覽之理念應服務於大眾，而非高牆之內自語；展覽應真誠，使觀者成為主角，如此方能發揮其最大效能。」
倫敦V&A博物館前策展人凱瑟琳．普茲博士（Dr. Catherine Putz）亦指出：「策展人乃是藝術家、展覽空間、贊助者與評論家之間的橋梁，亦如同一台翻譯機，翻譯他們彼此之語，促其理解與對話。」
學者DiMaggio亦曾於《藝術管理者》一書中指出，策展人應兼具三種能力：審美的眼、管理的手、與社會的心。
當代藝術界最炙手可熱的策展人， 英國蛇形畫廊（Serpentine Gallery）藝術總監，曾替巴黎現代美術館（Musee d'Art Moderne de la Ville de Paris）策過展覽的策展人-漢斯．烏爾里希．奧布里斯特（Hans-Ulrich Obrist）表示：「20世紀的展覽史，很多展覽都是由藝術家完成，作為對藝術資源整合過程的策展，藝術家功不可沒」。
2011年，我移居倫敦。當時，大家對「策展人」一詞非常陌生。曾幾何時，當我於2020年疫情之年返台，卻赫然發現「策展人」已儼然成為一門顯學，人人談策展，人人想當策展人，好像帶著巴黎時尚光環的職業，說它Fancy也不為過。但究其真正對工作內容的理解，依舊相當模稜兩可，一知半解。
「策展人」這三個字，聽來是時尚的新興行業，其實骨子裡是舊詞新用。若從歷史往回望，當年這種「照顧」，從中世紀涵蓋監護未成年或是精神異常者的醫護人員，體現了對個體身心的關懷與守護。
到近代，「照顧」已轉向藝術作品或文化遺產等物件。策展人，猶如穿行於文明長廊的引燈者，在博物館、美術館、圖書館的靜默空間裡徘徊，是替藝術說話、成為藝術與學術價值的代言人。其職務是對展覽核心價值提出旗幟鮮明的觀點，並以其學術理論為基礎。
在當代，策展人透過展覽策劃，連結藝術作品與觀眾，啟發思考與共鳴。這種角色的轉變，反映了在不同歷史時期，策展人所承擔的社會責任與權力結構的變化，展現了美學與社會結構在時代變遷中的動態關係。但其職責始終圍繞著「照料」與「守護」，只不過，其對象與方式隨時代變遷而有所不同，而是聚焦於「物件、觀眾、觀點或語境」。
策展人如今多了身分，既是藝術翻譯者，也是文化的擺渡人。策展人的責任，是站在歷史與當代的門前，不只是守候藝術，更是替民眾敲開那扇門的人。
我個人尤為鍾情於「照亮靈魂與精神」此一初義，聽來有些老派，但在我個人的策展歷程中，固然需承擔「照護」與「引導」之責，然我更傾心自喻為「渡船人」──如擺渡之舟，靜靜承載此岸之眾，穩妥航行於感知與思想的水域，引領至彼岸風景之處。在那裡，他們得以相遇美好，領略景致，銘刻記憶。而我，作為引渡之人，則如微光般退隱，無聲消逝。
然而，也有不乏批判的聲音。藝術評論家瓦德瑪‧雅努茨扎克（Waldemar Januszczak）曾直言：「當我初次撰寫藝術評論時，世上根本尚無策展人之名號。如今，他們無處不在，穿梭於各大雙年展，說著晦澀難懂的藝術語言，掌握著超越藝術家創作之特權，主宰著整個藝術生態，還成了權力的代名詞。五千年來，人類的藝術從未倚賴策展人，如今，他們卻如門神般矗立其前，還得開口念咒，才讓你進去。」
策展人究竟是靈魂的照耀者？是權力的守門人？抑或在資源與話語之門外設下隱形的閾限？這個問題，或許沒有唯一解答。答案或許仍漂浮在那通往彼岸的渡口之上，隨時間、情境與文化交錯，緩緩浮現。
二、策展人的煉心術
我在倫敦做了十三年策展人，2020年歲首，值農曆新年之際，與無數海外遊子一樣返鄉團聚，卻因新冠疫情隨著全球化之網絡迅速蔓延而滯留台灣。人類足履月球、發明3G與5G等劃時代科技，彷彿跨越千年的文明門檻；然而，面對微不可見的病毒威脅，卻顯得無所適從。人類自詡為萬物之靈，仍在一次次的摸索如何面對病毒與重返秩序的軌道。
作為策展人，我們反覆思索：在此不確定的時代中，我們能夠做些什麼？又應該準備什麼？縱使全球博物館與策展專業者皆積極投入線上知識的流通與共享，我們深知：數位化雖便利，但屏幕之隔終究無法替代親臨現場所帶來的觸動與凝視。無論博物館、文物或畫作面前，唯有身體的臨在，才能體驗歷史回聲與情感連結之價值。
有時候，沒有選擇反倒成了一種命運的慈悲。對我而言，那場突如其來的疫情，讓我滯留於家鄉，意外的獲得一段沉澱自我的光陰。這段時光，讓我得以放緩步履，靜靜細嚼著十年間穿梭於異文化之間所積累的足跡與思索，最終完成博士學位，也重新凝視自身的價值與未竟之志。或許，正是時候，回望這片孕育我的土地，也是時候關懷自己的家鄉與土地。 亦是在此時，我觀察到一種現象的萌芽－－「人人皆可成為策展人」。這個原本游離於傳統行業分類之外的當代表述，竟引發許多人由衷的好奇。無論是藝術圈內或圈外的朋友，都熱切的追問我在倫敦所歷練的策展工作煉「心」術。
藝術的養成並非一蹴可幾，它是一條漫長而持續累積的過程，是時光淬鍊與積澱。我從小學習古典芭蕾，舞蹈為我在12歲時開啟了通往世界的大門。自香港至倫敦，我五度投身學術，在返台之後則耕耘於藝術品牌與文化行銷的實務場域。從華山創意園區的整合行銷部經理、樂賞音樂教育基金會的執行長、到台北市立大學藝術品牌與行銷的講師，再至華陽創投集團的文創投資經理與駐點創業家等不一而足，每一段歷程皆為我鋪陳出不同的文化實踐路徑。而自2011年起，策展人的工作讓倫敦成為我第二個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