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後期（摘錄）
1307–1485
「盛飾風格」曙光乍現
盛飾風格與垂直風格的時期有所重疊，前者先出現，並慢慢融入後者。十三世紀末，盛飾哥德的曙光初現。起源於法蘭西的宮廷風格，英國最早的代表作出現在艾克塞特（Exeter）、伊里（Ely）以及韋爾斯大教堂（Wells Cathedrals）和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盛飾哥德的特色是由眾多肋柱構成的拱頂，以及拱窗加上曲線交錯的窗花格，這些窗花格是由尖角飾、匕首飾、劍形飾、三葉飾和四葉飾組合而成。拱的底部比早期英式哥德拱更寬，有時稱為等邊拱（equilateral）。蔥頭拱也在這時期出現，拱臂以蜿蜒動感的曲線會聚於拱尖。
上述所有特色都集中在1335年開始興建的伊里聖母禮拜堂（Lady Chapel）上。聖母禮拜堂充滿光線。東邊的窗戶是一整片玻璃，南北兩側的牆面底部有一整排蔥頭拱壁龕，上面各有四扇精雕細琢的裝飾窗戶。整個空間在細節上顯得精純而纖長。
聖母禮拜堂於1349年落成，正好是毀滅性黑死病傳入不列顛的隔一年，瘟疫病毒是跟隨老鼠身上的跳蚤一起飄洋過海搭船前來。這起瘟疫症狀駭人，短短兩年就奪走三到四成人口。人命損失已是重大災難，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更是二次打擊。當時的英格蘭以農業為主。勞力嚴重短缺，有些村莊甚至整個消失，這意味著偏遠地區無人耕種，工資則開始飆升。精明的地主知道，就算災後人口快速增加，但居高不下的夭折率和貧困仍會阻礙人力回升。於是，他們改變策略，開始將重心從農牧混合轉向以牧羊為主。牧羊需要的人力遠低於農牧混合，而羊毛和羊肉在當時都算是某種經濟作物。
新財富帶來的「垂直風格」
農業實務上的這項轉變，在經濟上也帶來同樣戲劇性的效應，而這份新財富便具體展現在建築上，也就是東安格里亞（East Anglia）、柯茲窩山丘（Cotswolds）和西南部地方宏偉的羊毛教堂（wool church）。這些教堂都採用垂直風格。 雖然盛飾風格和垂直風格在時間上有所重疊，但兩者給人的感覺大不相同。奔放、蜿蜒、幾乎填滿整扇窗戶的曲線窗花格，以及充滿流動感的寬拱不復出現。取而代之的垂直風格有以下特色：拱的形狀日益淺平，窗戶的橫檔（transom，水平橫條）數量降到最低，窗花格的面積大為節制，窗戶頂部只有淺淺的尖角飾和拱形。大門頂部也採用淺拱形，並配置在矩形框架內部。介於拱頂和框緣之間的位置稱為拱肩（spandrel），自然而然成為新的裝飾區塊。凸窗發展於十四世紀末，當它外懸於上方樓層時，稱為凸肚窗（oriel window），到了十五世紀，經常會用四葉飾和盲拱進行裝飾。更重要的是，凸窗為室內提供一個可坐著曬太陽的空間。屋頂隨著扇形拱頂的運用變得日益繁複：倒圓錐體上裝飾著極為纖細的肋條。其中最華麗的版本，會在扇肋尾端的交會處以懸垂飾（pendant）妝點。
更好住的莊園大宅＆城堡
在中世紀後期，雖然教堂依然興盛，但莊園大宅（manor house）和其他世俗建築也開始嶄露頭角。諾曼時代用來展現粗獷力量的城堡，隨著貴族的地位日益穩固，開始變得柔和，以便滿足與防禦較無關係的各項需求。例如1392年，岡特約翰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重建肯尼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壯麗的大廳長90英尺，寬45英尺，幾乎跟整座諾曼式主樓一樣大。窗戶高聳體面，妝點著優雅的尖角飾與窗花格。大廳的平面與中世紀的所有廳堂如出一轍：建於拱頂地下室上方，經由樓梯進入，然後穿過一扇門通往隔屏區。這些隔屏將大廳與服務性工作間、食品儲藏室、備餐室和僕人區分隔開來。這座大廳如今已成廢墟，但當年的宏偉程度，絕對不遜於接下來兩百年的任何一座城堡大廳，不過，它並未採用後期流行的對稱平面，而是以不規則方式環繞一座中庭排列。中庭的優點是可以讓更多光線射進廳堂，在一個人工照明非常昂貴的年代，這確實是一大利多。
超大廚房＆「門樓」的轉型
基於安全考量，廚房通常會自成一棟，而且規模龐大。例如史坦頓哈考特莊園（Stanton Harcourt, 1470）和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 1400）的廚房長度，分別為25英尺和34英尺，八角形的屋頂挑高40英尺。這些留存至今的罕見之作，已成為十九世紀重建的範本，例如牛津的自然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或布里斯托（Bristol）附近的廷茲菲爾德莊園（Tyntesfield）。
門樓變成重要的建築類型。門樓不僅是門房的小屋，更是世俗宅邸或修道院的出入口。這些宅邸與修道院，會環繞著一系列中庭排列配置。早期的門樓可能會包含一間守衛室，扮演迷你城堡的角色，但隨著時間演進，門樓的居家性質日益濃烈，主要是用來接待訪客或儲存文書檔案。到了都鐸（Tudors）時代，這些門樓在建築上的地位更形重要。
●維多利亞時代初期（摘錄）
1837–1851
哥德復興派代表人物──普金
十九世紀初，哥德復興主義者將古典主義的最後殘餘掃除殆盡，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建築師便是普金。普金的父親是法國移民，是紛亂的十八世紀末眾多移居英格蘭的人士之一。父子兩人都是建築繪圖師，他們攜手合作，將納許和雷普頓的設計化為現實。當時人只把哥德式當成古典建築的門面裝飾，對於這種虛有其表的做法，年輕的普金很快就心生厭惡。他是一名偉大的尚古主義者，在歐洲北部四處遊歷時，蒐集了許多手稿、雕刻和彩繪玻璃的殘片。他描繪中世紀的居家和宗教建築，研究它們的構造，以及窗花格的繁複文法。
普金的職業生涯短暫，年僅四十便因過勞去世，儘管如此，他還是設計了數十座大小教堂，並與許多建築師共同合作。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那座新建的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國會的奢華內部和大多數的外部細節都是出自普金之手。普金出版的哥德裝飾圖樣集，也對眾多仿效者影響深遠，在他於1852年去世之際，他的尖拱風格以及他在新哥德領域上的種種發展，已橫掃不列顛和其日益擴大的海外帝國。普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二十世紀消失無蹤，少數殘留的作品裡，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史坦福郡（Staffordshire）契德爾（Cheadle）的聖吉爾斯教堂（St Giles' Church, 1846）。這是盛飾哥德復興風格的揮灑演出，可看到色彩鮮豔的裝飾、明頓公司（Minton）生產的彩色鑲嵌磚（工廠就位於鄰近的斯托克〔Stoke-on-Trent〕）、細膩繁複的金工和模板畫。最重要的是，教堂裡還有一道聖壇屏，宗教改革爆發後，這項元素幾乎已在教堂內部消失無蹤。
「展示建築結構」的英國哥德式建築
普金其道不孤。他的確是哥德復興主義派的急先鋒，但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喬治．艾德蒙．史崔特（George Edmund Street）、喬治．吉爾伯特．史考特（George Gilbert Scott），以及稍晚的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和威廉．巴特菲爾德（William Butterfield），全都致力發展哥德風格。自1845年至1870年代，流行風尚歷經早期英式、盛飾式和仿羅馬式，仿羅馬式還有個眾所周知且饒有趣味的德文名字：圓拱風格（Rundbogenstil）。在這段時期，展示建築結構成為最主要的驅動力，所有裝飾都是為了凸顯營造結構。於是我們看到，在先前兩百五十年裡，樓梯始終是住宅的內部設施，從外面根本看不見，但這段時期卻會用一扇扇逐層上升的哥德式窄窗來標示樓梯的行進，也會用巨大的煙囪來強調廚房的位置，而不是讓它在一度極為重要的立面對稱性中隱而不見。英國哥德式建築取得了如同古典主義帕拉底歐建築那樣的重要地位：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的廚房取代了圓廳別墅，成為建築師們爭相效法的範本，十九世紀的諸多仿效之作─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即為一例─也加乘了這棟建築的深遠影響。
工程技術與哥德風的融合──火車站建築
維多利亞時代的前半部，並不都是焚香、祈禱和肅穆的中世紀主義。當時，不列顛新興發展最強有力的單一象徵是鐵路。自1837年，倫敦與伯明罕鐵路公司（London & Birmingham Railway）在尤斯頓廣場（Euston Square）打造第一座車站以來，火車站及其附屬旅館就變成具有主導性的建築類型。
尤斯頓是第一座火車站，擁有由菲利浦．哈德維克（Philip Hardwick, 1792–1870）設計的多立克式大門廊和兩側的守衛小樓。這種風格很令人熟悉，常見於鄉村宅邸的大門，但在接下來那十年，倫敦橋（London Bridge）、九榆樹（Nine Elms）和泥水匠紋徽（Bricklayer's Arms）等車站，陸續發展出宏偉的義大利式風格。1851年，大北方鐵路（Great Northern Railway）開始興建國王十字（King's Cross）車站，該站將成為新時代的壯闊象徵。月台的棚架本身，就是極具挑戰性的工程問題，因為它們需要跨距超大的屋頂。國王十字車站的棚架跨距為105英尺，而最寬的是帕丁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由十九世紀工程巨擘伊桑巴德．京頓．布魯諾（Isambard Kingdom Brunel, 1806–59）設計─其跨距高達110英尺。
傾向現代主義的人士，往往會將這些工程壯舉視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偉大的遺產，推崇其中大膽而創新的技術。然而，讓當時下車乘客感到震撼的，不只在於車站屋頂的簡潔曲線或數量眾多的月台，更在於工程技術與哥德裝飾的大量結合。鋼樑與棚架端牆上，點綴著窗花格、劍形飾、匕首飾和各式各樣的尖角飾。在這之下，那些冒著蒸汽駛往牛津、斯萬西（Swansea）或朋占斯（Penzance）的火車，不再只是置身在冷峻的半圓機能空間之中，而是被蜿蜒流動的鋼鐵紋樣所環繞，整體設計也因此多了一抹尊貴。畢竟，這是維多利亞時代。
●建築原型（摘錄）
絕少建築是從零開始，憑空出現。即便是最離奇的建築方案，也有先例可循。常常我們很難指認出某棟建築的參考先例；有時建築師最初的草圖看起來也只是些幾何圖形，彷彿憑空而來。然而，沒有人能在真空中創作，無論是在建築史上的哪個時點，總是都有啟發靈感的典型與範例。這些建築不僅界定出了某種形式風格、不僅為一道實務難題提出解決方案，它們還成為建築師們在構思設計時有意無意的參照。這類建築有些已具有近乎普世價值的意義。
希臘羅馬建築原型
帕德嫩神廟（Parthenon）就是最明顯的範例。這座原型級希臘神廟建於西元前450年，以令人難忘之姿矗立在雅典衛城之上，在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依然俯視著荷馬（Homer）筆下暗如酒色的大海。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帕德嫩神廟始終是後世建築的典範。有些是忠實的復刻，例如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的帕德嫩神廟複製版，有些則做了適度更動。
1862年，由查爾斯．科克雷爾（Charles Cockerell）和威廉．普萊費爾（William Playfair）在愛丁堡設計的蘇格蘭國家紀念堂（National Monument of Scotland），原本是打算完整復刻，但因資金有限，只完成了一部分。位於雅典衛城山腳下的萊西克拉提斯合唱紀念碑（Choragic Monument of Lysicrates）的保存狀況驚人完好，而愛丁堡在1831年為蘇格蘭慈善家道戈．史都華（Dugald Stewart）興建神廟式紀念碑時，便是以它為範本。當時，愛丁堡憑著知識與學術上的聲譽，贏得北方雅典（ATHENS OF THE NORTH）的美稱，而這樣的建築引用，正好凸顯出蘇格蘭首府的學術地位與聲望。同樣地，羅馬競技場（Colosseum）、萬神殿（Pantheon）、圖拉真凱旋門（Trajan Arch）或君士坦丁凱旋門（Constantine's Arch），也讓古羅馬可以出一本西方建築家庭相簿。自十六世紀到今天，這些從太平洋到俄羅斯大草原所有公共建築的卓越先祖，依然矗立在壯遊學子的眼前。
帕拉底歐建築原型
建築師以及能解讀建築的壯遊旅行家，記錄下逐漸浮現在世人眼前的羅馬帝國廢墟。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有古典建築師都會採用神廟、劇場、浴場和長方形大會堂中的建築元素，包括裝飾細部、窗戶、門框與特定柱式。維特魯威撰寫的四本建築書籍，是西元一世紀為這些石造建築譜寫的書面伴奏。日後的帕拉底歐、隆蓋納（Longhena）、亞伯提（Alberti）和布拉曼特（Bramante）等建築師，也都創造出自己的原型和範本。
帕拉底歐在雙重神廟式立面的威尼斯教堂和威內托別墅上，都創造出新的形式。這些創新在整個西方世界深受推崇。北義大利維辰札郊外的卡普拉別墅（Villa Capra，或稱圓廳別墅〔Rotonda〕），在英國各地以不同的仿真程度重建：兩個世紀後建於肯特郡的米爾沃斯堡（Mereworth Castle）即為一例，柏林頓勳爵1729年在倫敦奇斯威克也幾乎原樣重建了一棟，在1984年則有柴郡（Cheshire）的亨伯里宅邸（Henbury Hall）的重新演繹。帕拉底歐的埃莫別墅（Villa Emo）在威爾特郡的斯托海德（Stourhead）找到它的英國分身，科爾納羅別墅（Villa Cornaro）則是特威肯漢（Twickenham）大理石山宅邸（Marble Hill House）的範本，以它為範本的還有美國維吉尼亞州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自宅。在以上所有案例中，採用帕拉底歐做為原型，都是為了彰顯建造者身為思想前衛之啟蒙人物的資格。
1307–1485
「盛飾風格」曙光乍現
盛飾風格與垂直風格的時期有所重疊，前者先出現，並慢慢融入後者。十三世紀末，盛飾哥德的曙光初現。起源於法蘭西的宮廷風格，英國最早的代表作出現在艾克塞特（Exeter）、伊里（Ely）以及韋爾斯大教堂（Wells Cathedrals）和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盛飾哥德的特色是由眾多肋柱構成的拱頂，以及拱窗加上曲線交錯的窗花格，這些窗花格是由尖角飾、匕首飾、劍形飾、三葉飾和四葉飾組合而成。拱的底部比早期英式哥德拱更寬，有時稱為等邊拱（equilateral）。蔥頭拱也在這時期出現，拱臂以蜿蜒動感的曲線會聚於拱尖。
上述所有特色都集中在1335年開始興建的伊里聖母禮拜堂（Lady Chapel）上。聖母禮拜堂充滿光線。東邊的窗戶是一整片玻璃，南北兩側的牆面底部有一整排蔥頭拱壁龕，上面各有四扇精雕細琢的裝飾窗戶。整個空間在細節上顯得精純而纖長。
聖母禮拜堂於1349年落成，正好是毀滅性黑死病傳入不列顛的隔一年，瘟疫病毒是跟隨老鼠身上的跳蚤一起飄洋過海搭船前來。這起瘟疫症狀駭人，短短兩年就奪走三到四成人口。人命損失已是重大災難，隨之而來的經濟崩潰更是二次打擊。當時的英格蘭以農業為主。勞力嚴重短缺，有些村莊甚至整個消失，這意味著偏遠地區無人耕種，工資則開始飆升。精明的地主知道，就算災後人口快速增加，但居高不下的夭折率和貧困仍會阻礙人力回升。於是，他們改變策略，開始將重心從農牧混合轉向以牧羊為主。牧羊需要的人力遠低於農牧混合，而羊毛和羊肉在當時都算是某種經濟作物。
新財富帶來的「垂直風格」
農業實務上的這項轉變，在經濟上也帶來同樣戲劇性的效應，而這份新財富便具體展現在建築上，也就是東安格里亞（East Anglia）、柯茲窩山丘（Cotswolds）和西南部地方宏偉的羊毛教堂（wool church）。這些教堂都採用垂直風格。 雖然盛飾風格和垂直風格在時間上有所重疊，但兩者給人的感覺大不相同。奔放、蜿蜒、幾乎填滿整扇窗戶的曲線窗花格，以及充滿流動感的寬拱不復出現。取而代之的垂直風格有以下特色：拱的形狀日益淺平，窗戶的橫檔（transom，水平橫條）數量降到最低，窗花格的面積大為節制，窗戶頂部只有淺淺的尖角飾和拱形。大門頂部也採用淺拱形，並配置在矩形框架內部。介於拱頂和框緣之間的位置稱為拱肩（spandrel），自然而然成為新的裝飾區塊。凸窗發展於十四世紀末，當它外懸於上方樓層時，稱為凸肚窗（oriel window），到了十五世紀，經常會用四葉飾和盲拱進行裝飾。更重要的是，凸窗為室內提供一個可坐著曬太陽的空間。屋頂隨著扇形拱頂的運用變得日益繁複：倒圓錐體上裝飾著極為纖細的肋條。其中最華麗的版本，會在扇肋尾端的交會處以懸垂飾（pendant）妝點。
更好住的莊園大宅＆城堡
在中世紀後期，雖然教堂依然興盛，但莊園大宅（manor house）和其他世俗建築也開始嶄露頭角。諾曼時代用來展現粗獷力量的城堡，隨著貴族的地位日益穩固，開始變得柔和，以便滿足與防禦較無關係的各項需求。例如1392年，岡特約翰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重建肯尼沃斯城堡（Kenilworth Castle）。壯麗的大廳長90英尺，寬45英尺，幾乎跟整座諾曼式主樓一樣大。窗戶高聳體面，妝點著優雅的尖角飾與窗花格。大廳的平面與中世紀的所有廳堂如出一轍：建於拱頂地下室上方，經由樓梯進入，然後穿過一扇門通往隔屏區。這些隔屏將大廳與服務性工作間、食品儲藏室、備餐室和僕人區分隔開來。這座大廳如今已成廢墟，但當年的宏偉程度，絕對不遜於接下來兩百年的任何一座城堡大廳，不過，它並未採用後期流行的對稱平面，而是以不規則方式環繞一座中庭排列。中庭的優點是可以讓更多光線射進廳堂，在一個人工照明非常昂貴的年代，這確實是一大利多。
超大廚房＆「門樓」的轉型
基於安全考量，廚房通常會自成一棟，而且規模龐大。例如史坦頓哈考特莊園（Stanton Harcourt, 1470）和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 1400）的廚房長度，分別為25英尺和34英尺，八角形的屋頂挑高40英尺。這些留存至今的罕見之作，已成為十九世紀重建的範本，例如牛津的自然史博物館（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或布里斯托（Bristol）附近的廷茲菲爾德莊園（Tyntesfield）。
門樓變成重要的建築類型。門樓不僅是門房的小屋，更是世俗宅邸或修道院的出入口。這些宅邸與修道院，會環繞著一系列中庭排列配置。早期的門樓可能會包含一間守衛室，扮演迷你城堡的角色，但隨著時間演進，門樓的居家性質日益濃烈，主要是用來接待訪客或儲存文書檔案。到了都鐸（Tudors）時代，這些門樓在建築上的地位更形重要。
●維多利亞時代初期（摘錄）
1837–1851
哥德復興派代表人物──普金
十九世紀初，哥德復興主義者將古典主義的最後殘餘掃除殆盡，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建築師便是普金。普金的父親是法國移民，是紛亂的十八世紀末眾多移居英格蘭的人士之一。父子兩人都是建築繪圖師，他們攜手合作，將納許和雷普頓的設計化為現實。當時人只把哥德式當成古典建築的門面裝飾，對於這種虛有其表的做法，年輕的普金很快就心生厭惡。他是一名偉大的尚古主義者，在歐洲北部四處遊歷時，蒐集了許多手稿、雕刻和彩繪玻璃的殘片。他描繪中世紀的居家和宗教建築，研究它們的構造，以及窗花格的繁複文法。
普金的職業生涯短暫，年僅四十便因過勞去世，儘管如此，他還是設計了數十座大小教堂，並與許多建築師共同合作。其中最著名的，首推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那座新建的國會大廈（Houses Of Parliament），國會的奢華內部和大多數的外部細節都是出自普金之手。普金出版的哥德裝飾圖樣集，也對眾多仿效者影響深遠，在他於1852年去世之際，他的尖拱風格以及他在新哥德領域上的種種發展，已橫掃不列顛和其日益擴大的海外帝國。普金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二十世紀消失無蹤，少數殘留的作品裡，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史坦福郡（Staffordshire）契德爾（Cheadle）的聖吉爾斯教堂（St Giles' Church, 1846）。這是盛飾哥德復興風格的揮灑演出，可看到色彩鮮豔的裝飾、明頓公司（Minton）生產的彩色鑲嵌磚（工廠就位於鄰近的斯托克〔Stoke-on-Trent〕）、細膩繁複的金工和模板畫。最重要的是，教堂裡還有一道聖壇屏，宗教改革爆發後，這項元素幾乎已在教堂內部消失無蹤。
「展示建築結構」的英國哥德式建築
普金其道不孤。他的確是哥德復興主義派的急先鋒，但查爾斯．巴里（Charles Barry）、喬治．艾德蒙．史崔特（George Edmund Street）、喬治．吉爾伯特．史考特（George Gilbert Scott），以及稍晚的威廉．伯吉斯（William Burges）和威廉．巴特菲爾德（William Butterfield），全都致力發展哥德風格。自1845年至1870年代，流行風尚歷經早期英式、盛飾式和仿羅馬式，仿羅馬式還有個眾所周知且饒有趣味的德文名字：圓拱風格（Rundbogenstil）。在這段時期，展示建築結構成為最主要的驅動力，所有裝飾都是為了凸顯營造結構。於是我們看到，在先前兩百五十年裡，樓梯始終是住宅的內部設施，從外面根本看不見，但這段時期卻會用一扇扇逐層上升的哥德式窄窗來標示樓梯的行進，也會用巨大的煙囪來強調廚房的位置，而不是讓它在一度極為重要的立面對稱性中隱而不見。英國哥德式建築取得了如同古典主義帕拉底歐建築那樣的重要地位：格拉斯頓伯里修道院（Glastonbury Abbey）的廚房取代了圓廳別墅，成為建築師們爭相效法的範本，十九世紀的諸多仿效之作─牛津大學自然史博物館（Oxford University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即為一例─也加乘了這棟建築的深遠影響。
工程技術與哥德風的融合──火車站建築
維多利亞時代的前半部，並不都是焚香、祈禱和肅穆的中世紀主義。當時，不列顛新興發展最強有力的單一象徵是鐵路。自1837年，倫敦與伯明罕鐵路公司（London & Birmingham Railway）在尤斯頓廣場（Euston Square）打造第一座車站以來，火車站及其附屬旅館就變成具有主導性的建築類型。
尤斯頓是第一座火車站，擁有由菲利浦．哈德維克（Philip Hardwick, 1792–1870）設計的多立克式大門廊和兩側的守衛小樓。這種風格很令人熟悉，常見於鄉村宅邸的大門，但在接下來那十年，倫敦橋（London Bridge）、九榆樹（Nine Elms）和泥水匠紋徽（Bricklayer's Arms）等車站，陸續發展出宏偉的義大利式風格。1851年，大北方鐵路（Great Northern Railway）開始興建國王十字（King's Cross）車站，該站將成為新時代的壯闊象徵。月台的棚架本身，就是極具挑戰性的工程問題，因為它們需要跨距超大的屋頂。國王十字車站的棚架跨距為105英尺，而最寬的是帕丁頓車站（Paddington Station）─由十九世紀工程巨擘伊桑巴德．京頓．布魯諾（Isambard Kingdom Brunel, 1806–59）設計─其跨距高達110英尺。
傾向現代主義的人士，往往會將這些工程壯舉視為維多利亞時代最偉大的遺產，推崇其中大膽而創新的技術。然而，讓當時下車乘客感到震撼的，不只在於車站屋頂的簡潔曲線或數量眾多的月台，更在於工程技術與哥德裝飾的大量結合。鋼樑與棚架端牆上，點綴著窗花格、劍形飾、匕首飾和各式各樣的尖角飾。在這之下，那些冒著蒸汽駛往牛津、斯萬西（Swansea）或朋占斯（Penzance）的火車，不再只是置身在冷峻的半圓機能空間之中，而是被蜿蜒流動的鋼鐵紋樣所環繞，整體設計也因此多了一抹尊貴。畢竟，這是維多利亞時代。
●建築原型（摘錄）
絕少建築是從零開始，憑空出現。即便是最離奇的建築方案，也有先例可循。常常我們很難指認出某棟建築的參考先例；有時建築師最初的草圖看起來也只是些幾何圖形，彷彿憑空而來。然而，沒有人能在真空中創作，無論是在建築史上的哪個時點，總是都有啟發靈感的典型與範例。這些建築不僅界定出了某種形式風格、不僅為一道實務難題提出解決方案，它們還成為建築師們在構思設計時有意無意的參照。這類建築有些已具有近乎普世價值的意義。
希臘羅馬建築原型
帕德嫩神廟（Parthenon）就是最明顯的範例。這座原型級希臘神廟建於西元前450年，以令人難忘之姿矗立在雅典衛城之上，在兩千五百年後的今天，依然俯視著荷馬（Homer）筆下暗如酒色的大海。在這段時期的大部分時間，帕德嫩神廟始終是後世建築的典範。有些是忠實的復刻，例如位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Atlanta）的帕德嫩神廟複製版，有些則做了適度更動。
1862年，由查爾斯．科克雷爾（Charles Cockerell）和威廉．普萊費爾（William Playfair）在愛丁堡設計的蘇格蘭國家紀念堂（National Monument of Scotland），原本是打算完整復刻，但因資金有限，只完成了一部分。位於雅典衛城山腳下的萊西克拉提斯合唱紀念碑（Choragic Monument of Lysicrates）的保存狀況驚人完好，而愛丁堡在1831年為蘇格蘭慈善家道戈．史都華（Dugald Stewart）興建神廟式紀念碑時，便是以它為範本。當時，愛丁堡憑著知識與學術上的聲譽，贏得北方雅典（ATHENS OF THE NORTH）的美稱，而這樣的建築引用，正好凸顯出蘇格蘭首府的學術地位與聲望。同樣地，羅馬競技場（Colosseum）、萬神殿（Pantheon）、圖拉真凱旋門（Trajan Arch）或君士坦丁凱旋門（Constantine's Arch），也讓古羅馬可以出一本西方建築家庭相簿。自十六世紀到今天，這些從太平洋到俄羅斯大草原所有公共建築的卓越先祖，依然矗立在壯遊學子的眼前。
帕拉底歐建築原型
建築師以及能解讀建築的壯遊旅行家，記錄下逐漸浮現在世人眼前的羅馬帝國廢墟。自文藝復興以來，所有古典建築師都會採用神廟、劇場、浴場和長方形大會堂中的建築元素，包括裝飾細部、窗戶、門框與特定柱式。維特魯威撰寫的四本建築書籍，是西元一世紀為這些石造建築譜寫的書面伴奏。日後的帕拉底歐、隆蓋納（Longhena）、亞伯提（Alberti）和布拉曼特（Bramante）等建築師，也都創造出自己的原型和範本。
帕拉底歐在雙重神廟式立面的威尼斯教堂和威內托別墅上，都創造出新的形式。這些創新在整個西方世界深受推崇。北義大利維辰札郊外的卡普拉別墅（Villa Capra，或稱圓廳別墅〔Rotonda〕），在英國各地以不同的仿真程度重建：兩個世紀後建於肯特郡的米爾沃斯堡（Mereworth Castle）即為一例，柏林頓勳爵1729年在倫敦奇斯威克也幾乎原樣重建了一棟，在1984年則有柴郡（Cheshire）的亨伯里宅邸（Henbury Hall）的重新演繹。帕拉底歐的埃莫別墅（Villa Emo）在威爾特郡的斯托海德（Stourhead）找到它的英國分身，科爾納羅別墅（Villa Cornaro）則是特威肯漢（Twickenham）大理石山宅邸（Marble Hill House）的範本，以它為範本的還有美國維吉尼亞州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的蒙蒂塞洛（Monticello）自宅。在以上所有案例中，採用帕拉底歐做為原型，都是為了彰顯建造者身為思想前衛之啟蒙人物的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