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銀之源 夏商兩周金銀器
在甘肅省玉門夏代古墓中，發現了鑄造粗糙的金耳環，這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金飾器實物。商代的金器以裝飾品占主導地位，器物類相對較少。
河南省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眼部貼金虎形飾及金片、金葉、金箔等裝飾，四川省廣漢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發現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說明，金器在商代已得到社會上層廣泛使用，夏商西周時期還沒有銀器發現。
夏代火燒溝發軔的金銀器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史記．夏本紀》注引《集解》等書說，夏朝「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四百七十一年。夏朝的主要活動地區在河南西部潁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晉南地區。
與夏朝文化遺址同時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遺址主要有黃河下游齊魯地區的岳石文化、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長江中游荊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吳、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與夏朝並存的還有全國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這些分布在中國的早期國家和氏族、部落集團共同發展了經濟，共同創造夏代的歷史。
在甘肅省玉門市清泉鄉火燒溝文化遺址，有一個稱為「火燒溝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蓬泥屋八座」展現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圖景。
遺址處於一條紅土山溝旁，山溝土色紅似火燒故名火燒溝遺址。該遺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遺存，距今三千七百年左右，屬夏朝末期，被稱為火燒溝文化。
火燒溝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中國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環、合金鼻環等飾物。雖然鑄造粗糙，但卻開了中國金銀器實物之先河。
透過火燒溝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夏代青銅器和冶煉作坊，說明這裡是中國夏商時代重要的冶煉中心。
中國最古老而又比較確實的地理書籍《禹貢》和《周禮．夏官．職方氏》中，有關夏朝「九州」的記載，均包括了河西走廊，從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並不是華夏文明之外的蠻荒之地。很多文獻展現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進性，例如《新語．術事篇》上說：「大禹出於西羌」；司馬遷《史記．六國表》中說：「禹興於西羌」；《荀子．大略》也說：「禹學於西王母國」等。
這些古代文獻和火燒溝的考古資料，共同印證了河西走廊在中國夏代時期不但與華夏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有著最先進的文化。
火燒溝文化是羌文化，《說文解字》說：「羌，西方牧羊人也。」位於夏朝西陲的火燒溝墓葬中，發現的四羊頭銅權杖柄、羊頭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規格的隨葬羊骨，都體現了典型的羊文化特點。
而在火燒溝文化東面的齊家文化各遺址，甚至臨近火燒溝的東灰山遺址，均不見這樣典型的羊文化特點。從這些遺址中的獸骨，均以豬為主，羊骨極少，因此火燒溝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應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燒溝人應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燒溝人的黃金製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燒溝遺址中發現的齊頭合縫的金耳環數量較多，純度很高，微泛紅色。
火燒溝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煉青銅，而且能冶煉其他合金，這說明火燒溝的金屬製造業已達到相當高的層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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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溝遺址還發現了一個金屬鼻環，這個鼻環呈銀白色，密度較大，外表光亮。
它不可能是純銀，因為銀經過幾千年早就氧化發黑；也不會是純金，因為金是黃色的。但有一點應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製成，估計金、銀是其主要成分。
展現金屬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時期青銅工藝的繁榮發展，為金器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同時青銅、玉雕、漆器等工藝的發展，也促進了金器工藝的發展，並使金器得以在更廣闊的領域中，以更多樣的形式發揮其審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為裝飾品，而最常見的金箔，多用於其他器物上的飾件，或者說，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結合的形式來增強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遺址是殷墟，這裡發現的金箔十分輕薄，從厚度看，當時的錘揲工藝已相當高超，也說明商代工匠對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輕薄的厚度。
北京市平谷劉家河商墓發現的幾件金器，金耳墜，高三點四公分，墜部直徑二點二公分，重六點八克，耳墜部呈扇形，往上由粗及細彎成半圓形，尾端收束成尖錐形；金臂釧周長約三十九公分，截面直徑〇點三公分，釧直徑十二點五公分，其中一件重九十三點七克，另一件重七十九點八克；金簪長二十七點七公分，頭寬二點九公分，尾寬〇點九公分，重一百〇八點七克，器身截斷面呈鈍三角形，在其尾端有一長約〇點四公分的榫狀結構，可能原鑲嵌有其他裝飾品。
臂釧即臂環，古代稱臂環為釧。《正字通．金部》上說「古男女同用，今唯女飾有之」，《南史．王玄象傳》中也講「女臂有玉釧」；由此可以看出，臂釧在早期是男女都佩帶的飾物，以後才成為女性特有的一種裝飾品。
臂釧種類很多。劉家河商墓金臂釧用直徑〇點四公分的金條相對彎成環形，環兩端錘扁呈扇形，整體光素無紋飾，造型簡潔明快。
劉家河商墓的這些金器不僅器形完整，而且髮飾、耳飾、臂飾齊備，構成一個品類繁多的系列，十分罕見。
經測定，這些金器的含金量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雜有少量的銀和微量銅。
從工藝上看，金簪係用範鑄法成型，金耳墜和臂釧則是錘揲而成，造型都比較簡樸，並無紋飾和其他裝飾。這也是發現最早的成套金首飾。
劉家河商墓中的扁喇叭形金耳環、金簪等飾物，地方色彩十分鮮明，極有可能是商朝周邊少數民族製造的飾品。
這些器物與北京、河北、遼寧等地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的金或銅質飾件形制相同，說明商代貴金屬工藝的發生和發展與夏家店文化有密切的聯繫。
另外，在河南省安陽殷墟武官大墓中發現有環狀金片，其中殷墟侯家莊一座葬坑中發現六枚包金銅泡，是用圓形金片的周邊折入銅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為金箔飾銅器數例。
木器貼金的器物較多，河南省安陽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車馬坑輿上，中間有三片重疊一起的圓形金片飾，直徑為十二公分，有可能是傘蓋上的裝飾。
安陽小屯一座殷墓車馬坑輿內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縱列，當是鞭桿之飾。桿飾自頂端玉飾下分八節，每節用金片相對地飾於桿上，桿徑約兩公分，桿末端十公分間為手柄，沒有金飾。金片長五點五至六點五公分、寬一至一點一公分，總重三點九克。
此外，殷墟侯家莊一座墓中發現的橋形金片，片上有釘孔，可能是釘於木器上的箔飾。
安陽殷墟婦好墓發現的一件玉虎，其眼睛處貼金箔以點睛。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墓中的漆盒上貼有金箔，厚不到一毫米，箔片殘存半圓形，正面陰刻雲雷紋，背面遺有朱漆痕跡。
藁城台西遺址商代墓葬中還發現有金臂釧、金耳環、金簪等金器。
將商王朝統治區與周邊地區發現的金器進行對照會發現，它們應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在形制和紋飾上，各自的地域文化特點十分鮮明。
商王朝統治區的黃金製品大多為金箔、金葉和金片，主要用於器物裝飾。在商王朝北部地區的金飾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黃金首飾。
這個時期所發現的金器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四川省廣漢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一批金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形制別具一格，這反映出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開採和使用黃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當於中原殷商時期就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黃金的加工技術，製作了精美絕倫的金杖、黃金面罩、金虎、金葉、金魚、金璋等多種黃金動物圖形和裝飾品。
這些黃金飾品，不僅展現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製作技藝，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金箔加工工藝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黃金製品水平，能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貴資料和重新認識中國早期黃金的冶煉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在甘肅省玉門夏代古墓中，發現了鑄造粗糙的金耳環，這是中國發現的最早的金飾器實物。商代的金器以裝飾品占主導地位，器物類相對較少。
河南省安陽殷墟遺址出土的眼部貼金虎形飾及金片、金葉、金箔等裝飾，四川省廣漢三星堆商代祭祀坑中，發現的金面罩和金杖等祭祀用的金器說明，金器在商代已得到社會上層廣泛使用，夏商西周時期還沒有銀器發現。
夏代火燒溝發軔的金銀器
夏朝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朝代。《史記．夏本紀》注引《集解》等書說，夏朝「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共四百七十一年。夏朝的主要活動地區在河南西部潁水上游和伊河、洛河下游及山西晉南地區。
與夏朝文化遺址同時存在的其他氏族、部落的文化遺址主要有黃河下游齊魯地區的岳石文化、黃河上游的齊家文化，長江中游荊楚先民的石家河文化和長江下游吳、越先民的晚期良渚文化等。
夏朝是中國第一個奴隸制王朝，與夏朝並存的還有全國各地的氏族、部落、部落聯盟。這些分布在中國的早期國家和氏族、部落集團共同發展了經濟，共同創造夏代的歷史。
在甘肅省玉門市清泉鄉火燒溝文化遺址，有一個稱為「火燒溝原始村」的地方，其中「建草蓬泥屋八座」展現了河西先民的生活圖景。
遺址處於一條紅土山溝旁，山溝土色紅似火燒故名火燒溝遺址。該遺址中有大量新石器文化遺存，距今三千七百年左右，屬夏朝末期，被稱為火燒溝文化。
火燒溝文化遺址中發現了中國最原始的金器，主要是金耳環、合金鼻環等飾物。雖然鑄造粗糙，但卻開了中國金銀器實物之先河。
透過火燒溝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夏代青銅器和冶煉作坊，說明這裡是中國夏商時代重要的冶煉中心。
中國最古老而又比較確實的地理書籍《禹貢》和《周禮．夏官．職方氏》中，有關夏朝「九州」的記載，均包括了河西走廊，從中可以看到，河西走廊全境都包括在九州之中，是夏朝疆域的西陲。
因此，河西走廊並不是華夏文明之外的蠻荒之地。很多文獻展現出的是河西走廊文化的先進性，例如《新語．術事篇》上說：「大禹出於西羌」；司馬遷《史記．六國表》中說：「禹興於西羌」；《荀子．大略》也說：「禹學於西王母國」等。
這些古代文獻和火燒溝的考古資料，共同印證了河西走廊在中國夏代時期不但與華夏有著密切的聯繫，而且有著最先進的文化。
火燒溝文化是羌文化，《說文解字》說：「羌，西方牧羊人也。」位於夏朝西陲的火燒溝墓葬中，發現的四羊頭銅權杖柄、羊頭柄彩陶方杯，尤其是成規格的隨葬羊骨，都體現了典型的羊文化特點。
而在火燒溝文化東面的齊家文化各遺址，甚至臨近火燒溝的東灰山遺址，均不見這樣典型的羊文化特點。從這些遺址中的獸骨，均以豬為主，羊骨極少，因此火燒溝所在的河西走廊西部應是早期的羌文化所在地，火燒溝人應是早期羌人的一支。
尤其重要的是，火燒溝人的黃金製造水平也是高超的。火燒溝遺址中發現的齊頭合縫的金耳環數量較多，純度很高，微泛紅色。
火燒溝人除了懂得如何冶煉青銅，而且能冶煉其他合金，這說明火燒溝的金屬製造業已達到相當高的層次了。
【閱讀連結】
火燒溝遺址還發現了一個金屬鼻環，這個鼻環呈銀白色，密度較大，外表光亮。
它不可能是純銀，因為銀經過幾千年早就氧化發黑；也不會是純金，因為金是黃色的。但有一點應是肯定的，即它是由合金製成，估計金、銀是其主要成分。
展現金屬之美的商代金器
商朝時期青銅工藝的繁榮發展，為金器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和技術基礎，同時青銅、玉雕、漆器等工藝的發展，也促進了金器工藝的發展，並使金器得以在更廣闊的領域中，以更多樣的形式發揮其審美功能。
商代金器大多為裝飾品，而最常見的金箔，多用於其他器物上的飾件，或者說，是以和其他器物相結合的形式來增強器物的美感。
商代最主要的遺址是殷墟，這裡發現的金箔十分輕薄，從厚度看，當時的錘揲工藝已相當高超，也說明商代工匠對金子的延展性有了相當深刻的認識，不然不可能加工到如此輕薄的厚度。
北京市平谷劉家河商墓發現的幾件金器，金耳墜，高三點四公分，墜部直徑二點二公分，重六點八克，耳墜部呈扇形，往上由粗及細彎成半圓形，尾端收束成尖錐形；金臂釧周長約三十九公分，截面直徑〇點三公分，釧直徑十二點五公分，其中一件重九十三點七克，另一件重七十九點八克；金簪長二十七點七公分，頭寬二點九公分，尾寬〇點九公分，重一百〇八點七克，器身截斷面呈鈍三角形，在其尾端有一長約〇點四公分的榫狀結構，可能原鑲嵌有其他裝飾品。
臂釧即臂環，古代稱臂環為釧。《正字通．金部》上說「古男女同用，今唯女飾有之」，《南史．王玄象傳》中也講「女臂有玉釧」；由此可以看出，臂釧在早期是男女都佩帶的飾物，以後才成為女性特有的一種裝飾品。
臂釧種類很多。劉家河商墓金臂釧用直徑〇點四公分的金條相對彎成環形，環兩端錘扁呈扇形，整體光素無紋飾，造型簡潔明快。
劉家河商墓的這些金器不僅器形完整，而且髮飾、耳飾、臂飾齊備，構成一個品類繁多的系列，十分罕見。
經測定，這些金器的含金量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另雜有少量的銀和微量銅。
從工藝上看，金簪係用範鑄法成型，金耳墜和臂釧則是錘揲而成，造型都比較簡樸，並無紋飾和其他裝飾。這也是發現最早的成套金首飾。
劉家河商墓中的扁喇叭形金耳環、金簪等飾物，地方色彩十分鮮明，極有可能是商朝周邊少數民族製造的飾品。
這些器物與北京、河北、遼寧等地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中的金或銅質飾件形制相同，說明商代貴金屬工藝的發生和發展與夏家店文化有密切的聯繫。
另外，在河南省安陽殷墟武官大墓中發現有環狀金片，其中殷墟侯家莊一座葬坑中發現六枚包金銅泡，是用圓形金片的周邊折入銅泡的背面，使金箔牢固地包在泡面上的，方法十分巧妙，此為金箔飾銅器數例。
木器貼金的器物較多，河南省安陽大司空村一座殷墓車馬坑輿上，中間有三片重疊一起的圓形金片飾，直徑為十二公分，有可能是傘蓋上的裝飾。
安陽小屯一座殷墓車馬坑輿內西部出土金箔片，金箔呈南北縱列，當是鞭桿之飾。桿飾自頂端玉飾下分八節，每節用金片相對地飾於桿上，桿徑約兩公分，桿末端十公分間為手柄，沒有金飾。金片長五點五至六點五公分、寬一至一點一公分，總重三點九克。
此外，殷墟侯家莊一座墓中發現的橋形金片，片上有釘孔，可能是釘於木器上的箔飾。
安陽殷墟婦好墓發現的一件玉虎，其眼睛處貼金箔以點睛。
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墓中的漆盒上貼有金箔，厚不到一毫米，箔片殘存半圓形，正面陰刻雲雷紋，背面遺有朱漆痕跡。
藁城台西遺址商代墓葬中還發現有金臂釧、金耳環、金簪等金器。
將商王朝統治區與周邊地區發現的金器進行對照會發現，它們應屬不同的文化系統。在形制和紋飾上，各自的地域文化特點十分鮮明。
商王朝統治區的黃金製品大多為金箔、金葉和金片，主要用於器物裝飾。在商王朝北部地區的金飾品，主要是人身佩戴的黃金首飾。
這個時期所發現的金器中，最令人矚目的是四川省廣漢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一批金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形制別具一格，這反映出中國早期文明發展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
古蜀族是世界上最早開採和使用黃金的古老的民族之一，在相當於中原殷商時期就已經熟練地掌握了黃金的加工技術，製作了精美絕倫的金杖、黃金面罩、金虎、金葉、金魚、金璋等多種黃金動物圖形和裝飾品。
這些黃金飾品，不僅展現了古代蜀人高超的金箔加工製作技藝，而且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這些金箔加工工藝也代表了商代最早的黃金製品水平，能揭示三星堆古蜀文明的珍貴資料和重新認識中國早期黃金的冶煉水平，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