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那一夜，急診未歇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深夜十一點五十分，地震來得又猛又長。
花蓮人已經很多年沒遇過這樣的強震，不只樓在晃，燈在晃，整個人像被拋進一片沒有著力點的黑暗裡。等到第一波劇烈搖晃稍稍停下，我腦中浮起來的，不是街道變成了什麼樣子，而是另一個更直接的念頭：「醫院現在的狀況怎麼樣了？」
我很快拿起醫師袍，踏過散落一地的物品。太太正蹲著，小心翼翼的撿拾花瓶碎片，抬起頭看著正要套上醫師袍的我，只說了一句：「一切小心。」
我點點頭，從宿舍往急診走。那一路大約七、八分鐘，我沒有直接往醫院的入口衝去，而是邊走邊看醫院的外觀，從大愛樓一棟一棟數過去，再確認設有急診的合心樓完好無損、做為後勤行政的協力樓一切平安，這才加快腳步。
身在花蓮，災難來時，不能只想著收傷患，得先確認醫院是不是還站得住，還能不能成為別人的依靠。那一晚，我一路看著建築、燈光，以及院區傳來的動靜，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只要醫院穩得住，後面的人，就有地方可以回來。」
等我走到急診，裡面已經動起來了。
臨時指揮官、標示、重輕傷分區都已到位，在院內值班的同仁也陸續趕到，像是一場無聲的接力，地震才剛停，人卻已經一個一個往自己的位置上站，沒有人等命令喊完才動，因為大家都知道，接下來進到醫院裡的，不會只是零星擦傷的病人，也有可能是一整夜都停不下來的傷患潮。
當晚守在急診現場為首的，是陳煌濱醫師與副護理長周英芳（現為護理部督導）。地震猛然襲來時，急診裡原本就還有病人，監測儀器在晃，推床跟著震動，連牆面與天花板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外頭的災情還沒完全傳進來，裡頭的人卻已經知道，這一夜不會平靜。
一起走，讓力量變大
二○一八年八月，我們向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請，希望成為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機構，不到一個月，衛生福利部便正式回函，花蓮慈濟醫院正式取得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機構資格。
如此速度，放在平常已經不慢，放在東部，更顯得難得，因為這不是一般的行政申請，而是一間原本已經肩負繁重醫療工作的醫學中心，決定再替地方扛起另一分沉重責任。
有人曾問我：「通過高級救護技術員專責訓練醫院資格，對醫院而言會不會很麻煩？」
「哪有什麼麻煩，只是責任變大而已。」
我的語氣很輕，彷彿這件事對醫院而言，不過是我在手術房裡一臺尋常的小手術。對方沒有再問下去，但我們都知道，這比麻煩更複雜。
花蓮慈濟醫院雖然是醫學中心，卻是臺灣規模最小、人力招募最不容易的一家醫學中心。多年來，為了把新血帶進東部，將優秀人才留在花蓮，我與醫師早已不知道說過多少次話、跑過多少趟路。醫院裡原本的工作就很重了，臨床、教學、研究、管理，每一樣都得顧，現在還要再承接一整套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系統，怎麼可能真的「不麻煩」？
只是，麻煩是一回事，要不要做，對我而言，是另一回事。
我沒有後悔那一天在會議室裡答應林局長，因為那個念頭，早就放在我心裡很久了。
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一起守護花東，彼此結合，讓力量變得更大，我們可以照顧到的人就更多了。
一直以來，這都是我對花蓮醫療、對東區醫療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醫院若只是把自家守好，力量仍舊有限；唯有把力量往外開展出去，和地方醫衛機構、消防銜接，以及促進整個花東連在一起，花蓮慈濟醫院的存在才真正有意義，這也是證嚴上人的期待。
只是，真正困難的，是接下來怎麼做。
──────
第十六章 搜救現場
清水隧道口外，天光是亮的，裡面卻像另一個世界。
脫軌傾斜的列車卡在隧道裡，車廂扭曲，碎片、行李、鞋子、水瓶散了一地，還能自己走出來的人，一手扶著牆，一手捂著傷口，眼睛卻不停往後看，像還在找人。更裡面一點，呼救聲一陣高過一陣，有哭聲，有呻吟，有人不斷喊著家人的名字。聲音在隧道裡回盪，那感覺就像被水泥牆壓住了一層，愈聽愈讓人胸口發緊。
最先抵達的劉冠英，一眼看過去，覺得自己似乎快要被壓垮，呼喊聲像沒有盡頭，一波接著一波從隧道口傳出來，也將能量往劉冠英身上放，他在心裡一再告訴自己：「不能亂，現在絕對不能亂。」
那天，很多原本該由不同單位接下的事，幾乎都落到消防特搜隊人員上。
依照大型災難的前期指揮所規定，救護指揮由消防端承擔，特搜人員把傷者移出後，再交給災難醫療救護隊檢傷分類、處置、分流送醫，這部分由衛生局統籌調度。
然而，那一天是清明連假第一天，行政單位的人還在趕來的路上，衛生局的災難醫療救護隊也需要時間到位，協助交通管制的警力、大體運送的人力都還沒完全就緒。可是隧道裡的傷患不能等。於是，第一批進場的特搜隊員沒有思索太久，就把能扛的責任先扛了起來。
劉冠英就是在那樣的時刻，被推到了災難救護指揮的位置上。
他不是最高階的幹部，卻因為專業與訓練，被直接放到那個位置。那一刻，他沒有太多時間去想自己夠不夠格，眼前只有一件事：「我們必須先把現場穩定下來。」
凝聚十七家醫院的力量
第一年，我們爭取到四千萬元。
這筆錢不算多，遠遠補不起花東長久累積下來的缺口，可是至少像在暗處先點了一盞燈。只不過，隔年，錢又沒了。
於是走過的路，只能再走一次。
同樣的資料，再整理一遍；同樣的道理，再講一遍；相同的焦慮，也再受一遍。那種感覺像什麼？像你明明知道這件事對這片土地有多重要，卻還得一次次去證明，東部真的值得被看見。那不是一條走起來舒心的路，但我們沒有停。
直到二○一九年，我們終於再度爭取到九千兩百萬元，而且這一次，不只是單年挹注，而是往制度化邁進。
我跟星助副院長同時鬆了一口氣，不是因為事情做完了，而是未來這條路，不用每年都從零開始。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決定，是這筆款項該如何應用？由誰來用？
我再度集結十七家醫院共同討論，各自提出計畫調撥使用。有人聽了會覺得意外，由花蓮慈濟醫院主導爭取而來的資源，當然可以先用在院內最缺的地方，何況，花蓮慈濟醫院是花東唯一的醫學中心，需求更廣。
可是我心裡很清楚，若只讓一間醫院變強，東部的醫療環境不會真正改變，若資源只停在一家醫院，民眾就醫仍然要長途跋涉，很多病還是會拖很久，許多原本可以早一點接受醫療的人，依舊會被排除在照護網之外。
所以我說，這筆錢要由十七家醫院共同使用，但「共同」不等於平均切分，真正該做的，是讓每一分錢落在最需要的地方。於是我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盤點、分析、比對，了解花東最深的幾個痛點究竟在哪裡。
星助副院長後來把它整理成「三大哀愁」：醫療資源分布不平均、人口結構改變，以及交通成本與就醫距離過高。這三件事，成了花東醫療最沉重的現實。
因此，九千兩百萬元對我來說，不是一筆值得炫耀的數字，更像一盞小煤油燈，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是能讓那盞燈多燒久一點的煤油。它沒有大到足以讓花東一夕翻轉，但讓我們終於能做一些事，把這片土地上原本分散、隔著距離的力量，一點一點的聚在一起。
二○一八年二月六日深夜十一點五十分，地震來得又猛又長。
花蓮人已經很多年沒遇過這樣的強震，不只樓在晃，燈在晃，整個人像被拋進一片沒有著力點的黑暗裡。等到第一波劇烈搖晃稍稍停下，我腦中浮起來的，不是街道變成了什麼樣子，而是另一個更直接的念頭：「醫院現在的狀況怎麼樣了？」
我很快拿起醫師袍，踏過散落一地的物品。太太正蹲著，小心翼翼的撿拾花瓶碎片，抬起頭看著正要套上醫師袍的我，只說了一句：「一切小心。」
我點點頭，從宿舍往急診走。那一路大約七、八分鐘，我沒有直接往醫院的入口衝去，而是邊走邊看醫院的外觀，從大愛樓一棟一棟數過去，再確認設有急診的合心樓完好無損、做為後勤行政的協力樓一切平安，這才加快腳步。
身在花蓮，災難來時，不能只想著收傷患，得先確認醫院是不是還站得住，還能不能成為別人的依靠。那一晚，我一路看著建築、燈光，以及院區傳來的動靜，心裡只有一個想法：「只要醫院穩得住，後面的人，就有地方可以回來。」
等我走到急診，裡面已經動起來了。
臨時指揮官、標示、重輕傷分區都已到位，在院內值班的同仁也陸續趕到，像是一場無聲的接力，地震才剛停，人卻已經一個一個往自己的位置上站，沒有人等命令喊完才動，因為大家都知道，接下來進到醫院裡的，不會只是零星擦傷的病人，也有可能是一整夜都停不下來的傷患潮。
當晚守在急診現場為首的，是陳煌濱醫師與副護理長周英芳（現為護理部督導）。地震猛然襲來時，急診裡原本就還有病人，監測儀器在晃，推床跟著震動，連牆面與天花板都讓人忍不住多看兩眼。外頭的災情還沒完全傳進來，裡頭的人卻已經知道，這一夜不會平靜。
一起走，讓力量變大
二○一八年八月，我們向衛生福利部提出申請，希望成為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機構，不到一個月，衛生福利部便正式回函，花蓮慈濟醫院正式取得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機構資格。
如此速度，放在平常已經不慢，放在東部，更顯得難得，因為這不是一般的行政申請，而是一間原本已經肩負繁重醫療工作的醫學中心，決定再替地方扛起另一分沉重責任。
有人曾問我：「通過高級救護技術員專責訓練醫院資格，對醫院而言會不會很麻煩？」
「哪有什麼麻煩，只是責任變大而已。」
我的語氣很輕，彷彿這件事對醫院而言，不過是我在手術房裡一臺尋常的小手術。對方沒有再問下去，但我們都知道，這比麻煩更複雜。
花蓮慈濟醫院雖然是醫學中心，卻是臺灣規模最小、人力招募最不容易的一家醫學中心。多年來，為了把新血帶進東部，將優秀人才留在花蓮，我與醫師早已不知道說過多少次話、跑過多少趟路。醫院裡原本的工作就很重了，臨床、教學、研究、管理，每一樣都得顧，現在還要再承接一整套高級救護技術員訓練系統，怎麼可能真的「不麻煩」？
只是，麻煩是一回事，要不要做，對我而言，是另一回事。
我沒有後悔那一天在會議室裡答應林局長，因為那個念頭，早就放在我心裡很久了。
如果有人願意跟我們一起守護花東，彼此結合，讓力量變得更大，我們可以照顧到的人就更多了。
一直以來，這都是我對花蓮醫療、對東區醫療的看法，我始終認為，醫院若只是把自家守好，力量仍舊有限；唯有把力量往外開展出去，和地方醫衛機構、消防銜接，以及促進整個花東連在一起，花蓮慈濟醫院的存在才真正有意義，這也是證嚴上人的期待。
只是，真正困難的，是接下來怎麼做。
──────
第十六章 搜救現場
清水隧道口外，天光是亮的，裡面卻像另一個世界。
脫軌傾斜的列車卡在隧道裡，車廂扭曲，碎片、行李、鞋子、水瓶散了一地，還能自己走出來的人，一手扶著牆，一手捂著傷口，眼睛卻不停往後看，像還在找人。更裡面一點，呼救聲一陣高過一陣，有哭聲，有呻吟，有人不斷喊著家人的名字。聲音在隧道裡回盪，那感覺就像被水泥牆壓住了一層，愈聽愈讓人胸口發緊。
最先抵達的劉冠英，一眼看過去，覺得自己似乎快要被壓垮，呼喊聲像沒有盡頭，一波接著一波從隧道口傳出來，也將能量往劉冠英身上放，他在心裡一再告訴自己：「不能亂，現在絕對不能亂。」
那天，很多原本該由不同單位接下的事，幾乎都落到消防特搜隊人員上。
依照大型災難的前期指揮所規定，救護指揮由消防端承擔，特搜人員把傷者移出後，再交給災難醫療救護隊檢傷分類、處置、分流送醫，這部分由衛生局統籌調度。
然而，那一天是清明連假第一天，行政單位的人還在趕來的路上，衛生局的災難醫療救護隊也需要時間到位，協助交通管制的警力、大體運送的人力都還沒完全就緒。可是隧道裡的傷患不能等。於是，第一批進場的特搜隊員沒有思索太久，就把能扛的責任先扛了起來。
劉冠英就是在那樣的時刻，被推到了災難救護指揮的位置上。
他不是最高階的幹部，卻因為專業與訓練，被直接放到那個位置。那一刻，他沒有太多時間去想自己夠不夠格，眼前只有一件事：「我們必須先把現場穩定下來。」
凝聚十七家醫院的力量
第一年，我們爭取到四千萬元。
這筆錢不算多，遠遠補不起花東長久累積下來的缺口，可是至少像在暗處先點了一盞燈。只不過，隔年，錢又沒了。
於是走過的路，只能再走一次。
同樣的資料，再整理一遍；同樣的道理，再講一遍；相同的焦慮，也再受一遍。那種感覺像什麼？像你明明知道這件事對這片土地有多重要，卻還得一次次去證明，東部真的值得被看見。那不是一條走起來舒心的路，但我們沒有停。
直到二○一九年，我們終於再度爭取到九千兩百萬元，而且這一次，不只是單年挹注，而是往制度化邁進。
我跟星助副院長同時鬆了一口氣，不是因為事情做完了，而是未來這條路，不用每年都從零開始。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決定，是這筆款項該如何應用？由誰來用？
我再度集結十七家醫院共同討論，各自提出計畫調撥使用。有人聽了會覺得意外，由花蓮慈濟醫院主導爭取而來的資源，當然可以先用在院內最缺的地方，何況，花蓮慈濟醫院是花東唯一的醫學中心，需求更廣。
可是我心裡很清楚，若只讓一間醫院變強，東部的醫療環境不會真正改變，若資源只停在一家醫院，民眾就醫仍然要長途跋涉，很多病還是會拖很久，許多原本可以早一點接受醫療的人，依舊會被排除在照護網之外。
所以我說，這筆錢要由十七家醫院共同使用，但「共同」不等於平均切分，真正該做的，是讓每一分錢落在最需要的地方。於是我們用了整整一年的時間，重新盤點、分析、比對，了解花東最深的幾個痛點究竟在哪裡。
星助副院長後來把它整理成「三大哀愁」：醫療資源分布不平均、人口結構改變，以及交通成本與就醫距離過高。這三件事，成了花東醫療最沉重的現實。
因此，九千兩百萬元對我來說，不是一筆值得炫耀的數字，更像一盞小煤油燈，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是能讓那盞燈多燒久一點的煤油。它沒有大到足以讓花東一夕翻轉，但讓我們終於能做一些事，把這片土地上原本分散、隔著距離的力量，一點一點的聚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