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們的心理健全嗎？
沒有比這種看法更常見了︰生活在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人自認極為理智。雖然我們之中很多人事實上患了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但這並沒有使我們懷疑人類心理健康的整體水準。我們深信，只要採用較好的心理衛生方法，就能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至於個人的精神障礙，我們則僅僅視之為個別事件，你或許會有些驚訝，在一個如此理性的文化中竟然會發生那麼多的此類事件。
但我們有把握說我們不是在自欺欺人嗎？精神病院裡許多病人都認定，除了他們自己，人人都是瘋子。很多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患者相信，他那難以控制的強迫行為或歇斯底里的發作，都是對有點不正常的環境所做出的正常反應。我們自己的情形又是如何？
讓我們從正確的精神病學角度來看看事實吧。過去一百年來，西方國家創造出的物質財富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但是，我們卻透過一種名為「戰爭」 的機制，殺戮數以百萬計的人。除了小型戰爭之外，我們在一八七○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進行過三次大規模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每個參戰方都堅信自己是為自衛而戰，是為榮譽而戰，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反觀戰爭中的對手則常常被視作殘酷和喪失理性的惡魔，必須予以擊敗方能將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但不到幾年工夫，在相互殘殺事過境遷之後，昔日的敵人便成了我們的朋友，昔日的朋友便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又再一本正經地重新劃分敵友。在一九五五年的今天，我們正在準備進行一場大屠殺，如果成為事實，其規模將刷新人類歷史。自然科學領域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將被用於這項目的。每個人都懷著信任又擔憂的心情，指望各國的政治領袖，只要他們能成功避免戰
爭，就準備好對他們大加讚揚，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正是這些政治領袖才會引發戰爭。他們之所以造成戰爭，通常甚至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對人民所託付的事務管理不當。
然而，當我們爆發出毀滅性的行為與偏執的猜疑時，我們的行為其實與過去三千年來所謂文明社會的人類並無不同。按照維克多．切布里茲（Victor Cherbulliez）的計算，從西元前一五○○年到西元一八六○年之間，人類簽訂的和平條約不少於八千份，而每一紙和約都被認為能維持恆
久的和平，但平均效力只有兩年！
經濟事務的運作也談不上樂觀。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農作物特別豐收反而成為經濟上的災難，我們甚至以穩定市場為由，限制部分農業生產力—儘管世界上有千千萬萬人正好缺乏這些被限制生產的物資，且極度需要它們。目前，我們的經濟系統運轉良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來生產軍備。經濟學家對我們停止軍備生產的那一天感到憂慮；主張國家應該蓋房子與生產其他實用且必要的物資，而非軍備的觀點，則常被指控為危害自由與扼殺個人行動自主。
我們有九成人口識字。我們有廣播、電視、電影，人人天天有報紙可看。但是，這些傳播媒介並沒有為我們引介古今最好的文學和音樂，反而在廣告的推動下，用最廉價的垃圾內容塞滿人們的腦袋。這些內容完全缺乏現實感，充斥著施虐式的幻想，連稍有文化修養的人偶爾想到這些都會感到難堪。儘管不論老少，每個人的心靈都受到毒害，我們仍然高興地確保螢幕上不會出現任何「不道德」的內容。如果有人主張政府應該資助製作電影和廣播，以推出啟迪人心的節目，這樣的建議必定會被人以自由和理想主義之名加以指責。
我們已經將平均的工作時間減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們現在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遠超過先人所夢想的。但結果又是如何？是我們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新獲得的自由時間。我們盡力消磨掉這些省下來的時間，樂於看到另一天又結束了。
我為什麼要繼續描繪這幅人盡皆知的畫面呢？如果一個人以這種方式生活，我們一定會懷疑他神智是否健全。又如果他聲稱自己一切正常，行為完全合乎常理，那我們的診斷更顯正確無疑。
可是，很多精神疾病學者和心理學家都拒絕接受「社會整體可能神智不健全」的說法。他們力主社會的心理健康問題只關於某些「無法調適的」個人，文化本身不可能存在這種問題。本書關注的是後者，不討論個人的病態，只討論常人的病態，特別是當今西方社會的病態。在對社會病態這個概念進行複雜討論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些有關西方文化中個人病態發生率的數據，它們說明了很多問題。
西方各國的精神疾病發生率是多少？最讓人吃驚的是，我們竟然沒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任何數據。在物質資源、就業、出生率和死亡率這些方面，我們都有精確的比較統計數據，但我們卻沒有關於心理疾病的充分資料。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和瑞典）有一些精確數據，但這些數據只是關於精神病院收容的病人，無助於我們估計心理疾病的相對發生率。有關精神疾病護理和設備的改善情況，以及精神疾病發病率增加程度的數據，也少得可憐。美國所有醫院的大半病床都用來安置精神病患者的事實，還有我們每年在他們身上花費了十多億美元的事實，可能並不表示精神疾病發病率的增加，只表示對這方面的醫療護理資源有所增加。不過，有些其他數字更能顯示較嚴重的心理障礙的發生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免服兵役的人，當中，有一七．七％是由於患有精神疾病。這樣，即使我們沒有過去或其他國家的數據可供比較，
也足以說明精神疾病的高發生率了。
我們能夠得到的唯一可粗略顯示心理健康情況的比較數據，是有關自殺、殺人和酒精中毒的數值。自殺無疑是最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某個單一原因。但是，即便我們不馬上討論自殺問題，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做出以下假設：一個國家的自殺率高，顯示這國家的人民缺乏心理健康和精神穩定。所有數據都清楚證明：高自殺率絕不是物質匱乏的結果。最貧窮的國家自殺率最低，而在歐洲，人們在物質方面日趨繁榮的同時，自殺率也在升高。至於酒精中毒，毫無疑問也是精神和情緒不穩定的徵狀。
殺人的動機可能不像自殺的動機那樣具有病態性。雖然在他殺率高的國家自殺率通常較低，但如果把這兩者加總，卻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結論。如果我們把殺人和自殺都歸入「破壞性行為」，那麼，表二便顯示了兩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三五．七六％與四．二四％之間浮動，這與佛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論中所假設的「破壞性相對恆定」相矛盾，並進一步推翻其「破壞性保持恆定比率，僅在指向自我或外在世界時有所不同」的說法。
我們只要略看一下這些表，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現象：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的自殺率最高，自殺率與殺人率的總和也最高，而西班牙、義大利、北愛爾蘭，及愛爾蘭共和國的自殺率和殺人率最低。有關酒精中毒的數字顯示，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瑞士、瑞典和丹麥），酒精中毒率也最高，不同的只是美國高居首位，而法國位居第二（法國的自殺率是第六位）。
這些數據確實令人震驚，也發人深省。我們或許應該懷疑，單憑高自殺率是否足以判斷一個國家人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但自殺率與酗酒率大體一致的事實，似乎清楚地表明，我們所面對的是精神失衡的症狀。
於是我們發現，最民主、最和平、最繁榮的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繁榮的美國，顯示出最嚴重的精神障礙症狀。西方世界整體社經發展的目標是舒適的物質生活、相對平均的財富分配、穩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然而，正是最接近這些目標的國家表現出最嚴重的心理失衡跡象！當然，這些數字本身並沒有證明什麼，但至少它們令人吃驚。雖然我們對整個問題還未做詳細討論，但是這些數據卻引發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奮鬥的目標，難道沒有根本性的錯誤嗎？
這是否因為，中產階級的富足生活在滿足我們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帶給我們強烈的乏味感，而自殺和嗜酒則是逃避這種乏味感的病態方式呢？這些數字是否有力地說明了「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這句話的真理性，顯示出現代文明未能滿足人內心深處的需求？果真如此，那麼，這些需求又是什麼呢？
以下幾章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批判性地評估當代西方文化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但是，在進入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討論前，我們似乎應該先探討「常人的病態」這個基本問題，因為它是本書整體思想脈絡的前提。
沒有比這種看法更常見了︰生活在二十世紀西方世界的人自認極為理智。雖然我們之中很多人事實上患了或輕或重的心理疾病，但這並沒有使我們懷疑人類心理健康的整體水準。我們深信，只要採用較好的心理衛生方法，就能進一步改善我們的心理健康狀況。至於個人的精神障礙，我們則僅僅視之為個別事件，你或許會有些驚訝，在一個如此理性的文化中竟然會發生那麼多的此類事件。
但我們有把握說我們不是在自欺欺人嗎？精神病院裡許多病人都認定，除了他們自己，人人都是瘋子。很多嚴重的精神官能症患者相信，他那難以控制的強迫行為或歇斯底里的發作，都是對有點不正常的環境所做出的正常反應。我們自己的情形又是如何？
讓我們從正確的精神病學角度來看看事實吧。過去一百年來，西方國家創造出的物質財富超過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但是，我們卻透過一種名為「戰爭」 的機制，殺戮數以百萬計的人。除了小型戰爭之外，我們在一八七○年、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三九年進行過三次大規模戰爭。在這些戰爭中，每個參戰方都堅信自己是為自衛而戰，是為榮譽而戰，再不然就是得到了上帝的支持。反觀戰爭中的對手則常常被視作殘酷和喪失理性的惡魔，必須予以擊敗方能將世界從罪惡中拯救出來。但不到幾年工夫，在相互殘殺事過境遷之後，昔日的敵人便成了我們的朋友，昔日的朋友便成了我們的敵人，我們又再一本正經地重新劃分敵友。在一九五五年的今天，我們正在準備進行一場大屠殺，如果成為事實，其規模將刷新人類歷史。自然科學領域最重大的發現之一將被用於這項目的。每個人都懷著信任又擔憂的心情，指望各國的政治領袖，只要他們能成功避免戰
爭，就準備好對他們大加讚揚，卻忽略了一個事實：正是這些政治領袖才會引發戰爭。他們之所以造成戰爭，通常甚至不是出於惡意，而是因為對人民所託付的事務管理不當。
然而，當我們爆發出毀滅性的行為與偏執的猜疑時，我們的行為其實與過去三千年來所謂文明社會的人類並無不同。按照維克多．切布里茲（Victor Cherbulliez）的計算，從西元前一五○○年到西元一八六○年之間，人類簽訂的和平條約不少於八千份，而每一紙和約都被認為能維持恆
久的和平，但平均效力只有兩年！
經濟事務的運作也談不上樂觀。在我們的經濟制度中，農作物特別豐收反而成為經濟上的災難，我們甚至以穩定市場為由，限制部分農業生產力—儘管世界上有千千萬萬人正好缺乏這些被限制生產的物資，且極度需要它們。目前，我們的經濟系統運轉良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來生產軍備。經濟學家對我們停止軍備生產的那一天感到憂慮；主張國家應該蓋房子與生產其他實用且必要的物資，而非軍備的觀點，則常被指控為危害自由與扼殺個人行動自主。
我們有九成人口識字。我們有廣播、電視、電影，人人天天有報紙可看。但是，這些傳播媒介並沒有為我們引介古今最好的文學和音樂，反而在廣告的推動下，用最廉價的垃圾內容塞滿人們的腦袋。這些內容完全缺乏現實感，充斥著施虐式的幻想，連稍有文化修養的人偶爾想到這些都會感到難堪。儘管不論老少，每個人的心靈都受到毒害，我們仍然高興地確保螢幕上不會出現任何「不道德」的內容。如果有人主張政府應該資助製作電影和廣播，以推出啟迪人心的節目，這樣的建議必定會被人以自由和理想主義之名加以指責。
我們已經將平均的工作時間減少到一百年前的一半左右。我們現在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遠超過先人所夢想的。但結果又是如何？是我們不知道如何使用這些新獲得的自由時間。我們盡力消磨掉這些省下來的時間，樂於看到另一天又結束了。
我為什麼要繼續描繪這幅人盡皆知的畫面呢？如果一個人以這種方式生活，我們一定會懷疑他神智是否健全。又如果他聲稱自己一切正常，行為完全合乎常理，那我們的診斷更顯正確無疑。
可是，很多精神疾病學者和心理學家都拒絕接受「社會整體可能神智不健全」的說法。他們力主社會的心理健康問題只關於某些「無法調適的」個人，文化本身不可能存在這種問題。本書關注的是後者，不討論個人的病態，只討論常人的病態，特別是當今西方社會的病態。在對社會病態這個概念進行複雜討論之前，讓我們先看一些有關西方文化中個人病態發生率的數據，它們說明了很多問題。
西方各國的精神疾病發生率是多少？最讓人吃驚的是，我們竟然沒有可以回答這個問題的任何數據。在物質資源、就業、出生率和死亡率這些方面，我們都有精確的比較統計數據，但我們卻沒有關於心理疾病的充分資料。只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比如美國和瑞典）有一些精確數據，但這些數據只是關於精神病院收容的病人，無助於我們估計心理疾病的相對發生率。有關精神疾病護理和設備的改善情況，以及精神疾病發病率增加程度的數據，也少得可憐。美國所有醫院的大半病床都用來安置精神病患者的事實，還有我們每年在他們身上花費了十多億美元的事實，可能並不表示精神疾病發病率的增加，只表示對這方面的醫療護理資源有所增加。不過，有些其他數字更能顯示較嚴重的心理障礙的發生率。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免服兵役的人，當中，有一七．七％是由於患有精神疾病。這樣，即使我們沒有過去或其他國家的數據可供比較，
也足以說明精神疾病的高發生率了。
我們能夠得到的唯一可粗略顯示心理健康情況的比較數據，是有關自殺、殺人和酒精中毒的數值。自殺無疑是最複雜的問題，不能簡單地歸因於某個單一原因。但是，即便我們不馬上討論自殺問題，我們也可以有把握地做出以下假設：一個國家的自殺率高，顯示這國家的人民缺乏心理健康和精神穩定。所有數據都清楚證明：高自殺率絕不是物質匱乏的結果。最貧窮的國家自殺率最低，而在歐洲，人們在物質方面日趨繁榮的同時，自殺率也在升高。至於酒精中毒，毫無疑問也是精神和情緒不穩定的徵狀。
殺人的動機可能不像自殺的動機那樣具有病態性。雖然在他殺率高的國家自殺率通常較低，但如果把這兩者加總，卻得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結論。如果我們把殺人和自殺都歸入「破壞性行為」，那麼，表二便顯示了兩者相加的比率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三五．七六％與四．二四％之間浮動，這與佛洛伊德「死亡本能」理論中所假設的「破壞性相對恆定」相矛盾，並進一步推翻其「破壞性保持恆定比率，僅在指向自我或外在世界時有所不同」的說法。
我們只要略看一下這些表，就會發現一個明顯現象：丹麥、瑞士、芬蘭、瑞典和美國的自殺率最高，自殺率與殺人率的總和也最高，而西班牙、義大利、北愛爾蘭，及愛爾蘭共和國的自殺率和殺人率最低。有關酒精中毒的數字顯示，自殺率最高的國家（美國、瑞士、瑞典和丹麥），酒精中毒率也最高，不同的只是美國高居首位，而法國位居第二（法國的自殺率是第六位）。
這些數據確實令人震驚，也發人深省。我們或許應該懷疑，單憑高自殺率是否足以判斷一個國家人民的心理健康狀況，但自殺率與酗酒率大體一致的事實，似乎清楚地表明，我們所面對的是精神失衡的症狀。
於是我們發現，最民主、最和平、最繁榮的歐洲國家，以及世界上最昌盛繁榮的美國，顯示出最嚴重的精神障礙症狀。西方世界整體社經發展的目標是舒適的物質生活、相對平均的財富分配、穩定的民主和持久的和平，然而，正是最接近這些目標的國家表現出最嚴重的心理失衡跡象！當然，這些數字本身並沒有證明什麼，但至少它們令人吃驚。雖然我們對整個問題還未做詳細討論，但是這些數據卻引發一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奮鬥的目標，難道沒有根本性的錯誤嗎？
這是否因為，中產階級的富足生活在滿足我們物質需求的同時，也帶給我們強烈的乏味感，而自殺和嗜酒則是逃避這種乏味感的病態方式呢？這些數字是否有力地說明了「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這句話的真理性，顯示出現代文明未能滿足人內心深處的需求？果真如此，那麼，這些需求又是什麼呢？
以下幾章試圖回答這個問題，並批判性地評估當代西方文化對人類心理健康的影響。但是，在進入對這些問題的具體討論前，我們似乎應該先探討「常人的病態」這個基本問題，因為它是本書整體思想脈絡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