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一九五九年的三月十七日，漆黑霜寒的夜晚，我穿著一件日常藏袍（chuba，楚巴），偽裝成在家人，溜出羅布林卡宮的大門。不料那竟成了我從祖國西藏離開超過一甲子的流亡生活的起始。雖然我需逃離家園的種子早在一九五○年中國共產黨入侵我的國家時已經種下，直接的觸發點卻是由於西藏首都拉薩日益增長的緊張局勢，爆發了一九五九年三月十日的人民起義。在中共入侵後的近九年中，為了謀求藏人的福祉，我努力和中共達成某種協議，但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我出走幾天後，中國人民解放軍轟炸了這座城市。就這樣，開啟了我的祖國與人民從二十世紀下半直至二十一世紀的悲慘故事。
自從在一九五九年被迫流亡印度開始，我的首要重責大任一直就是西藏的事務及其人民。我現在已經快九十歲了，西藏議題還是沒有獲得解決，而我的家鄉至今仍在共產中國壓迫性的緊密控制中。在西藏境內的西藏人，他們的民族尊嚴持續被剝奪，不具有依照自己的意願過生活的自由，如同一九五○年以前，持續了千年以上的文化傳統那樣。現今，只要有西藏人表達出任何一絲西藏認同，就會被新的西藏統治者視為威脅，有可能藉危及「穩定」和「領土完整」之名，企圖做出消滅我們文化的各種攻擊。
這本書主要是我代表西藏及其人民，與中國共產黨歷任領導人超過七十年的交涉記
述。同時這是對中國人良心的呼籲，在中國有許多人和我們共享大乘佛教（我稱之為梵文傳統）的心靈傳承；除此之外，我也想向關心藏人悲慘處境、更廣大的國際社會說明我們的訴求。西藏人現在面對的問題是一種生存危機：古老民族及其文化、語言的存續關鍵，信仰的宗教也岌岌可危。基於我長期與北京交涉往來所學習到的心得，我也在本書中致力提出一些可作為問題解決之道的提議。鑑於我們的問題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獨特文明的民族的抗爭，若有必要，即便我此生終結，這抗爭也仍會持續下去。西藏人有權利作為他們祖國的守護者，這個權利不能被無限期地拒絕，他們對自由的渴求也不能經由鎮壓永遠被粉碎。我們從歷史中所學到足以引以為鑑的明確教訓如下：如果人民永遠不能快樂，就不可能有穩定的社會。
前言
不同於我為自己選擇的其他使命，當我在兩歲被認證為達賴喇嘛的那一刻，整個西藏與人民的責任就加諸於我身上了。一九五○年，年僅十六歲的我正式成為西藏的世俗領袖。1從那時候開始，我內心深處就已承擔起保護西藏、藏人及其文化的責任，只要我還活著，我將一直這樣做。
除了這個主要使命，我承擔的其他人生使命，包含提升以普世或世俗道德為根本的基本人性價值、促進宗教之間的相互瞭解與和諧、鼓勵對古印度的智慧與知識有更深的領會與欣賞。在其他領域，經由內容廣泛的對話、著述和為數眾多的國際訪問，對於自己能夠做出一些實際的貢獻，我感到快樂。
關於西藏，這個我首要承擔且最為切身的責任，卻總是十分艱難。我已經竭盡全力，為求與在一九五○年侵占我國家的中國共產黨達成協議而持續開創契機。在這期間，曾有過三階段的密集對話：一九五○年代，當我還是住在西藏的年輕領袖時；一九八○年代，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開放中國時；以及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在我生活的其他所有面向和我所有的其他工作領域中，我和人們來往交流，他們都展現出對共同願景的承諾之心，能夠心胸開闊地彼此信任，甚至在意見不一致時也會誠實表達自己的想法，願意真正參與投入和學習。但說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令人難過的是，從毛澤東主席到當今的習近平國家主席，情況卻一直大不相同。我經常抱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只有一張想要說話的嘴巴，卻沒有可以聆聽的耳朵。
以二○二一年五月中國政府頒布的《西藏和平解放與繁榮發展》白皮書為例，這份文件一開頭就提及，在一九五○年中國入侵西藏之後，西藏人民「永遠擺脫離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桎梏和羈絆，走上了團結的光明大道」。（原文：西藏人民永遠擺脫了帝國主義的侵略和羈絆，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在祖國大家庭裡走上了團結、進步、發展的光明大道。）又說今天西藏人民享受了「穩定的社會環境、經濟和文化的繁榮」。根據這個說法，自從共產中國「和平解放」西藏以後，藏族人民已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PRC）的大家庭中走向通往自由、繁榮、滿足的不斷上升的軌道。如果這個說法是真實的，在入侵西藏後的各個時期中，又如何解釋超過七十年以來，西藏人為何持續反抗、不滿中國的存在？共產中國似乎有一個簡單的答案：這是因為「達賴集團分裂祖國的活動」。他們在這裡所指的正是我們為了藏人的自由所投入的長期非暴力運動，還有我們為拯救獨特的語言、文化、生態和宗教所付出的努力。西藏人是世代居於西藏高原達數千年之久的民族，我們擁有在自己祖國繼續成為其守護者的各項權利。我們承認，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經濟自由化後，經濟情況得到顯著的改善，但西藏議題與發展經濟事務無關。西藏議題關乎一個民族以他們與眾不同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傳統生存的需求與權利。既然住在西藏境內的西藏民眾沒有說出自己心聲的自由，這個責任就特別落在我個人身上，自從我在一九五九年流亡以後，我就成為為無權發言者的代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