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學之本體
(一)經史非神話
在古代書籍中，原有些記載是神話；如《山海經》、《淮南子》中所載的，我們看了，覺得是怪誕極了。但此類神話，在王充《論衡》裡，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而且正經正史中本沒有那些話，如「盤古開天闢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載。又如「女媧煉石補天」，「後羿射日」那種神話，正史裡也沒有。經史所載，雖在極小部分中還含神祕的意味，大體並沒神怪離奇的論調。並且，這極小部分神祕記載，也許使我們能作合理的解釋：
《詩經》記後稷的誕生，頗似可怪。因據《爾雅》所釋「履帝武敏」，說是他的母親，足蹈了上帝的足跡得孕的。但經毛公注釋，訓「帝」為皇帝，就等於平常的事實了。
國學之進步
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了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了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只好追隨其後，絕不再能超過了。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吧！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伸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別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闢的精金正多呢！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願，必須別創新律，高出古人才滿足心願—這便是進步之機。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1.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2.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3.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代治經學較歷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別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于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才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詁，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制的考明，「襞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了。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絕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才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秋》，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紀傳」是源于《尚書》，「編年」是源於《春秋》，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秋》。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于《尚書》、《春秋》，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治經：對於制度，下則求諸《六典》、《會典》諸書，上以歸之于《周禮》、《儀禮》；對於地理，下則考諸史及地輿志，上以歸之于《禹貢》及《周禮•職方志》；即風俗道德，亦從後代記載上求源於經典。總之，把經看作古代的歷史，用以參考後世種種的變遷，於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那麼，經學家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來所新見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一)經史非神話
在古代書籍中，原有些記載是神話；如《山海經》、《淮南子》中所載的，我們看了，覺得是怪誕極了。但此類神話，在王充《論衡》裡，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沒有存在的餘地了。而且正經正史中本沒有那些話，如「盤古開天闢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載。又如「女媧煉石補天」，「後羿射日」那種神話，正史裡也沒有。經史所載，雖在極小部分中還含神祕的意味，大體並沒神怪離奇的論調。並且，這極小部分神祕記載，也許使我們能作合理的解釋：
《詩經》記後稷的誕生，頗似可怪。因據《爾雅》所釋「履帝武敏」，說是他的母親，足蹈了上帝的足跡得孕的。但經毛公注釋，訓「帝」為皇帝，就等於平常的事實了。
國學之進步
中國學術，除文學不能有絕對的完成外，其餘的到了清代，已漸漸告成，告一結束。清末諸儒，若曾國藩、張之洞輩都以為一切學問已被前人說盡，到了清代，可說是登峰造極，後人只好追隨其後，絕不再能超過了。我以為後人僅欲得國學中的普通學識，則能夠研究前人所已發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學問，怕還不足吧！即以「考據」而論，清代成就雖多，我們依著他們的成規，引而伸之，也還可以求得許多的知識。在他們的成規以外，未始沒有別的途徑可尋；那蘊蓄著未開闢的精金正多呢！總之，我們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著古人所發明的於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願，必須別創新律，高出古人才滿足心願—這便是進步之機。我對於國學求進步之點有三：
1.經學，以比類知原求進步；2.哲學，以直觀自得求進步；3.文學，以發情止義求進步。畢竟講來，文學要求進步，恐怕難能呢？
清代治經學較歷代為尤精，我在講經學之派別時已經講過；我們就舊有成規再加講討，原也是個方法。不過「溫故知新」僅「足以為師」，不足語于進步。我們治經必須比類知原，才有進步。因前人治經，若宋、明的講大體，未免流於臆測妄斷；若清代的訂訓詁，又僅求一字的妥當，一句的講明，一制的考明，「襞績補苴」，不甚得大體。我們生在清後，那經典上的疑難，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讓我們融會貫通再講大體了。
從根本上講，經史是絕不可以分的。經是古代的歷史，也可以說是斷代史。我們治史，當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斷代的史，才有效果，若專治斷代史，效果是很微細的。治經，不先治通史，治經不和通史融通，其弊與專治斷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張比類求原，以求經史的融會，以謀經學的進步。如何是比類求原？待我說來！經典中的《尚書》、《春秋》，是後代「編年」、「紀傳」兩體之先源。劉知幾曾說「紀傳」是源于《尚書》，「編年」是源於《春秋》，章學誠也曾說後代諸史皆本於《春秋》。這二人主張雖不同，我們考諸事實，諸史也不盡同于《尚書》、《春秋》，而諸史濫觴於彼，是毫無疑義的。所以治經：對於制度，下則求諸《六典》、《會典》諸書，上以歸之于《周禮》、《儀禮》；對於地理，下則考諸史及地輿志，上以歸之于《禹貢》及《周禮•職方志》；即風俗道德，亦從後代記載上求源於經典。總之，把經看作古代的歷史，用以參考後世種種的變遷，於其中看明古今變遷的中心。那麼，經學家最忌的武斷、瑣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來所新見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