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二二八事件的史觀建構歷程,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因素便是「時間差」。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社會大眾無從接觸官方檔案,對事件的理解主要依賴於私下的口耳相傳、家族記憶,以及解嚴初期大量出現的受難者口述歷史。當然,問題並不在於這些記憶是否真實,真正需要留意的是這類材料在性質上並不適合也難以單獨承擔釐清決策過程與因果關係的功能。 從我聞到我執。 在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展開之前,社會對這段歷史的理解長期依賴以受難者經驗為核心的口耳相傳、家族記憶與特別是海外的投稿傳播。這些材料本身具有高度的情感重量與個人視角,也在檔案尚未公開的年代填補了歷史理解的空白。隨著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推進,這些早期形成的敘述又進一步透過口述歷史、平反決定書等文件被系統性地保存與擴充。久而久之,圍繞二二八事件的公共敘事逐漸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語義結構與解釋路徑。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本書邀請二二八國家紀念館首任館長共同執筆,不再停留於二二八事件本身,而是轉向真正形塑歷史記憶的「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作者結合史料與制度分析,並融入歷史現場的第一手經歷與觀察,重構體制內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如何對內與政治議程、選舉動員深度交織,對外與國際局勢互動,最終形塑大眾對二二八事件本身的理解與記憶。
本書《鑄風成形:明儒的學思與實踐》首論羅洪先、胡直、鄒元標、李邦華四位學者,師徒授受,一脈相承。從羅洪先私淑陽明之學,迄李邦華明亡殉國,他們體現「王學」磨勵心性、踐履篤行的一面,與學行放逸、清談孔孟的「王學末流」成鮮明對比。「王學」中修心用世的淵源實可上溯至王守仁在贛的赫赫事功,這也是他吸引江右士紳歸信的原因。高攀龍素與顧憲成齊名,被視為明末「王學」過渡到清初實學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實攀龍驟然殉節,其著作之選錄均假晚輩之手,不免夾雜清初學界的後見之明,刪節部分形上論述,將他形塑成主張經世致用的時代先知。若參合《高子未刻稿》鈔本齊觀,攀龍對理學近乎宗教般的虔誠壑然呈露,方能貼切詮釋他潔身殉節的行為。收入本書末篇的山人何白與前六位文官儒者截然有別。受惠於晚明開放自由的學風和士風,在那些身處廟堂,心寄山林的官員資助下,何白得以開創另類的文藝品味和學思格調,因而也拓展了本輯對明代思潮的覆蓋率和解析度。
本書分六大部分:一是《汪同志烏家殉難紀念碑》的故事。透過同志汪烏家案、軍醫簡錦文案、工程師陳朝輝案說明二二八事件的基隆不只軍方在殺人。二是基隆港浮屍疑案。該案一般稱為「基隆港屠殺案」,但這是一個左翼的宣傳,並且騙倒了許多史學者。本書從基隆市警察局與潛伏共諜為核心重新架構這個事件。三是張七郎之死。本書的切入點有三,第一,駁斥通說關於花蓮縣縣長張文成挾嫌殺害張七郎的說法;第二,確實去考量當時的反共體制對於內部每一個人的影響,以及他們的行為因為制度的關係發生了怎樣的偏轉;第三,三青團參與日產接收與分享執政資源的訓政體制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與張七郎等人被處決起了如何的作用。四是王育霖案。除駁斥通說關於王育霖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挾怨報復的說法,並還原美國在二二八事件中的間諜活動,以及與王育霖失蹤的關係。五是反共體制的建構。本書以「匪諜獎金」為線索,呈現當時體制內部思考問題與實際執行的真實情境,以及這些真實情境跟某些先行研究想像、臆測之間的差距。最後以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中關於「官方紀錄中的死難人數」的說法,分析他們的宣傳手法如何混淆視聽。
昔日胡璉將軍豪語:有十二兵團就有臺灣,有臺灣便有中華民國。同樣的,他們何嘗不能也說:有埔心眷村就有臺灣,有臺灣便有中華民國。在桃園楊梅的埔心,一個丁點大的地方,緊挨著9個眷村,超過10個軍、師和特種部隊的核心幹部,當年,他們保衛臺海,打過古寧頭戰役、登步島戰役、大二擔戰役,硬是將共軍頂在大陸沿海,出不了海,他們還突擊南日島、湄洲島,頂住了九三砲戰,也頂住平均每1平方公尺就落下10發砲彈的八二三砲戰。當年,他們甚至待命反攻,傳說中的《野馬計畫》、三一訓練班、特戰部隊、中美聯合情報中心、《武漢計畫》、《國光計畫》就是他們的故事。
他們比洪秀全的太平天國還早!乾隆四十二年∕西元一七七七年,這群廣東省嘉應州的客家人由「太哥」羅芳伯帶領下南洋,在大清帝國和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英國東印度公司間開天闢地,於今印尼的西婆羅洲建立起一個以客家人為主,轄有近三十萬人口的國家──蘭芳。他們比華盛頓的美利堅合眾國還早!更了不起的是,蘭芳未以一人、一家為王。時為荷屬東印度總督府駐西婆羅洲的漢語翻譯官,負責跟蘭芳溝通的高延(Jan Jakob Maria de Groot)在近身觀察後,赫然發現蘭芳竟是一個「Republiekje」(共和國)。他們不是義民,不為人保天下,只為自己打天下。有為者亦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