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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非子智慧名言故事
讀古文不再傷腦筋，國、高中最佳課外讀物，快速提升國學程度的利器 《韓非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法家著作，一向被認為是法家學說集大成的作品。 作者韓非（約前二八○?前二三三年），戰國後期韓國人，為韓國宗室貴族。他為人口吃，不善言談而善於寫作。早年曾從學於著名學術大師荀子，專攻「刑名法術之學」，與李斯為同學。後來他見本國日益削弱，為西鄰迅速強大起來的秦國所欺凌，曾屢次上書韓王，建議修明法制，救亡圖存。韓王不能用，於是他發憤著書，先後完成了《孤憤》、《五蠹》、《說難》等著作，共十餘萬字。 韓國最後一位君主韓王安即位後，他曾一度參與國政，與韓王安共同籌畫抵禦強秦的策略，但已無力挽回韓國江河日下的局面。據說他的著作傳到秦國，秦王政（即後來的秦始皇）看到後大為驚異，遂急發兵攻韓，韓王安被迫派韓非出使秦國。韓非到秦國後，因為勸秦王保存韓國，結果不得秦王的信任。第二年，由於李斯的嫉妒和客卿姚賈的陷害，他被投入監獄。李斯旋即派人送毒藥至獄中，他想見秦王辯白而不得，遂服毒自殺。等秦王下令赦免韓非時，韓非已死。 韓非的著作後來被編成《韓非子》一書，現存的版本共收錄五十五篇文章，分為二十卷。其中有少量作品可能是韓非後學增補的，不過大部分篇章是韓非的原作，可以全面地反映韓非的法家思想。 韓非思想體系的整體面貌是法、術、勢合一。關於「法治」，他強調一切功罪賞罰要嚴格按成文法實施，禁止任何人（包括君主在內）以「私行」妨害「公法」；強調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主張順應時勢而變法與在一定時期內保持法令的穩定相統一等等。這些都具有普遍的借鑑意義。不過他繼承商鞅的法治思想，主張少賞多罰和輕罪重判，也有流於嚴刑酷法的重刑主義傾向。關於「術治」，他所關注的唯一主題是君主「治臣」之術，其中除了對「無為而治」名義下有關行政手段的論說外，更多的是對在他看來只有人主才可以採取的種種政治權謀的刻意描述。這方面的言論貫穿於《韓非子》全書中，有許多尖銳的人情觀察和精密的心理分析顯得十分搶眼，而他所特有的那種毫無顧忌和遮掩的表達方式也讓人吃驚。他把一切人際關係（包括君臣、父子、夫妻關係）都看成是相互算計和利用的關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法家走向極端的非情感態度和功利價值觀。關於「勢治」，韓非反覆論說的也是人主怎樣才能保持自己的權勢、權位和權威。 韓非所處的時代，戰國紛爭接近尾聲，「秦王掃六合」的大趨勢已經形成，君主專制的大一統政權呼之欲出。單就這一趨勢而言，韓非宣導中央集權的思想是符合歷史潮流的。《韓非子‧揚權》篇所說的「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聖人執要，四方來效」，就可以看作是為秦王朝的建立所描繪的一幅藍圖。秦王朝建立後所採取的法治措施，也多與韓非的主張相合。後世統治者因為宗奉儒家思想，又因為韓非的「術治」理論過於刻薄露骨，所以通常不大喜歡張揚韓非的書，但在暗地裡卻又未嘗不加以研究和運用。 實際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基調還是「陽儒陰法」，法家思想始終是和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並存的主導性意識形態。韓非的全部政治理論對中國兩千多年傳統政治的影響之大，實在不可低估。 現在我們重視《韓非子》，首先是把它當作傳統文化史上的名著來看待的。韓非的思想廣博深刻，並不止於法家理論。他對先秦各種思想的綜合、消化、改造和反思本身就是一種不可忽視的遺產。即使他所津津樂道的「帝王之術」，雖不免赤裸裸地顯示出獨裁政治的卑鄙骯髒和陰險殘酷，但如果知其偏弊而反向思考，也未嘗不可以作為救治文化痼疾的猛藥。 韓非的思想中還包含著深刻的辯證意識，如「矛盾」之說就是由他創始的，儘管他的法術言論並不總能掌握穩妥的對立統一尺度。《韓非子》中還保存了大量重要的歷史資料和寶貴的歷史觀點，歷來受到史學家的重視。在文學上，韓非的作品也以雄偉森嚴、深刻明切而又激越犀利、嚴峻峭拔的獨特風格卓然自成一家，被稱為先秦散文的「四大台柱」之一。這些都是我們編寫《韓非子智慧名言故事》的出發點和著眼點。 本書的體例，共分名言、要義、故事三部分。名言的原文仍按原書的篇章順序編排，名言的選擇力求以典型性為準。這種典型性不大容易把握，特別是像《韓非子》這樣內容複雜的書。我們的考慮，一方面是注重所選言論能夠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精神或主流觀念，具有積極的意義且至今仍有生命力，相對來說流傳也較廣；另一方面，也考慮到《韓非子》一書的主導觀念或特殊語境，適當選擇一些能夠反映韓非本人或法家學派特有觀念的代表性言論。 這樣，對所選名言本身就未可一概作正面的肯定性理解，有些還須參照法家的立場和理念進行批判性的審查。這類問題我們盡可能地在要義部分作些說明，但要義部分仍以詮釋原文的基本含義為主，其餘內容（包括注釋、背景材料及現代啟示等）一般從簡。故事部分，由於《韓非子》原書中故事較多，我們在編寫時便盡量就原書所載選取，以求與名言原文更相契合；但原書故事拘於法家思想，侷限性也較大，不盡適用，所以我們也根據具體情況從其他書中選取了一些故事。選取的原則是由名言引出故事，以故事解讀名言，希望讀者能透過這種形式加深印象，由言、事而明理，獲得某些有益的心得和啟示。
禮記智慧名言故事
《禮記》智慧名言故事 讀古文不再傷腦筋，國、高中最佳課外讀物，快速提升國學程度的利器 《禮記》是儒家經典之一，又稱《小戴禮記》、《小戴禮》、《小戴記》，西漢戴聖撰集。戴聖，字次君，梁國（治今河南睢陽）人，生卒年不詳。據《漢書．儒林傳》載，他與漢宣帝（前七三—前四九年在位）同時，是著名經學家，官至九江郡太守。戴聖和他的叔父戴德都是禮學大師后倉的學生，世稱為小戴、大戴。相傳戴德刪益古「記」得八十五篇，其姪戴聖又從中刪得四十九篇，後人遂名之《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東漢時經學家鄭玄為《小戴禮記》作注，於是傳習它的人愈來愈多，其影響也愈來愈大，這就是流傳至今的《禮記》，它與《儀禮》、《周禮》並稱為「三禮」。 《禮記》凡四十九篇，內容龐雜而豐富。當代學者王文錦先生在《經書淺談》一書中，將四十九篇大體分成八類：專記某項禮節的，體裁跟《儀禮》相近，有《奔喪》、《投壺》；專說明《儀禮》的，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分別解釋《儀禮》中之《士冠禮》、《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大射儀》、《燕禮》、《喪服》各篇；雜記喪服喪事的，有《檀弓》、《曾子問》、《喪服小記》、《雜記》、《喪大記》、《奔喪》、《問喪》、《服問》、《間傳》、《三年問》、《喪服四制》等篇；記各種禮制的，有《王制》、《禮器》、《郊特牲》、《玉藻》、《明堂位》、《大傳》、《祭法》、《祭統》、《深衣》等篇；記日常生活禮節和守則的，有《曲禮》、《內則》、《少儀》等篇；記孔子言論的，有《坊記》、《表記》、《緇衣》、《仲尼燕居》、《孔子閒居》、《哀公問》、《儒行》等篇，均為託名孔子的儒家言論；有結構比較完整的儒家論文，如《禮運》、《學記》、《祭義》、《經解》、《大學》、《中庸》等篇；授時頒政的有《月令》；為王子示範用的有《文王世子》。 關於《禮記》各篇的年代屬性問題，歷來眾說不一。大多數學者把《禮記》的年代定在西漢。也有不少學者從《漢書．藝文志》之說，認為《禮記》的基本材料出於孔門七十子之徒，只是後來經過了漢儒的加工或竄改。但也有少數學者認為《禮記》是先秦的作品，如當代學者沈從文先生從周秦兩漢墓葬所反映的制度對《禮記》的年代作了如下判斷：「所發墓葬，其中制度，凡漢代者，以《禮記》證之皆不合；凡春秋、戰國者，以《禮記》證之皆合；足證《禮記》一書必成於戰國，不當屬之漢人也。」（《顧頡剛學術文化隨筆》，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第一七六頁引）這種研究方法雖有說服力，但尚不能從文獻本身來證明。 一九九五年，湖北荊門的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戰國中期偏晚的竹簡，除《老子》外，大體上是儒家文獻，其中不少內容涉及到《禮記》。這批珍貴資料的發現，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迴響，從而對《禮記》年代和性質的認知有了新的突破。許多學者認為，雖然《禮記》中的少數篇章或疑為西漢儒者所作，或目前尚缺乏必要的證據來判斷它們的年代，但大部分篇章當屬於戰國時作品。這就為《禮記》和早期儒家的研究開闢了更廣闊的領域。 《禮記》自東漢鄭玄為之作注以後，其地位逐步上升，由原來為經典的附庸上升為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的「正經」。其後，從三國的魏、蜀至晉初，均立三禮於學官，晉元帝更立《禮記》鄭氏博士。梁武帝作《禮記大義》十卷。唐初，太宗命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禮記》便居其一。唐朝設科取士，把《左傳》、《禮記》列為大經，《儀禮》、《周禮》、《詩經》等列為中經。宋以後到明清，《禮記》被列為《十三經》之一。南宋理學家朱熹將《禮記》裡的《大學》、《中庸》二篇抽出，與《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並作《四書章句》。此後八百年間，「四書」內容一直被列為科舉考試的題目，成為天下士子們的必讀之書。到了明朝，《禮記》取代《儀禮》成為五經之一，其地位進一步提高。 從西漢到明清的漫長歷史時期中，《禮記》何以愈來愈受重視？究其原因，是由於《禮記》不僅記載了具體生活中許多實用性較大的細枝末節，而且詳盡地論述了各種典禮的意義和精神，相當全面而深刻地宣揚了儒家的禮治主義，從而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精神支柱，成為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並進而達到獲得「長治久安」目的不容忽視的大政方針。可以說，《禮記》在過去兩千多年裡對中華民族的思想、品格、心態的影響是複雜的、多方面的，不可一概而論。與《儀禮》、《周禮》兩書比較，儘管這兩部書體例較《禮記》完整，取得經典地位較《禮記》早，但《禮記》的影響則遠比上兩書為大，它僅次於《論語》，可與《孟子》比肩，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社會狀況不可多得的寶貴歷史資料。 在封建時代，《禮記》被視為「學術、治術，無所不包」的一部經典，它涉及到政治、法律、倫理、哲學、教育、歷史、文學、祭祀、民俗、衣飾、器物、飲食等等諸多領域，可以說包羅萬象。從總體上看，它已是過時的東西，但就其價值系統看，其中的精華部分，對當今社會仍有其借鑑和認知意義。 關於人的價值，《禮記》闡述了人的重要性，把塑造什麼樣的人放在中心地位。對於人的價值的論述，集中體現在《大學》篇。《大學》云：「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朱熹認為，這是「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教育人、塑造人的最終目的，就是能夠承擔起治國平天下的大任。修齊治平的道路，就是實現人生價值的道路，就是人生理想人格的自我實現的過程。《禮記》中還特別強調了執政者的個人品德修養在治國行政中的重要性。哀公問政，孔子答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君子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君主治國行政，主要靠自己的表率作用。「上樑不正，則下樑歪」，這是古今之真理。 關於社會的價值。《禮運》篇集中討論了理想價值和現實價值的實現。理想價值就是大同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謂大同。」這一精練而優美的描述，不僅反映了我們祖先對美滿而公正社會的強烈嚮往，而且成為歷代志士仁人建立理想社會的重要依據。現實價值就是小康社會。 實現小康社會的標誌就是「人肥」、「家肥」、「國肥」、「天下肥」。「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國家物質豐富，社會文明，天下大順，就是實現了社會的現實價值。 在思想方法上，《禮記》也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最突出的就是不走極端的「中庸」理論。《中庸》講：「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也。」所謂「致中和」，也就是「中庸」，即以「中」為用。所以，「中庸」的思想方法就是不走極端，凡事要做到合情合理。 另外，還有記錄許多生活上細小儀節的篇章，有專門探討制禮深義的篇章以及具體記錄各種祭禮、喪禮、冠禮、鄉飲酒禮、射禮、聘禮等等的篇章，這些內容雖大都已遠離今天的生活，但對於認識和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對於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體系，仍有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但是，《禮記》中也存有一些封建糟粕，如全力強調和維護建立在親親尊尊基礎上的等級制度，竭力宣揚男尊女卑等等，對此我們必須採取批判的態度。 歷代注釋《禮記》的著作很多，除鄭玄《禮記注》外，最重要的是唐代孔穎達的《禮記正義》。此外，宋代衛湜的《禮記集說》、清代杭世駿的《續衛氏禮記集說》、朱彬的《禮記訓纂》、孫希旦的《禮記集解》等較為有名。今人傅任敢的《學記譯述》、張守基的《學記注譯評》、楊天宇的《禮記譯注》等，也各具特色。 本書按照「叢書」體例的統一要求，由三部分組成：第一部分「名言」，是從全文標點本《十三經．禮記》中選出的傳誦較廣、較久，至今對人們有借鑑和認知作用的名言、格言。第二部分「要義」，是用通俗語言對「名言」的內涵及其現代意義進行詮釋，力求做到簡明、扼要、準確，以有助於對「名言」的理解。第三部分「故事」，是從中國古代有關著述中選取與「名言」內容相應的故事，這些故事通俗易懂，形象生動，內容健康。
孟子智慧名言故事
《孟子》是我國古代著名的儒家經典。《孟子》原文七篇並無上下卷之分，亦無章次之別。東漢趙岐為《孟子》作注時，將各篇劃分為上下卷，每卷分若干章。七篇的順序是《梁惠王》、《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全書總計二百六十章，約三萬四千字。相傳另有《孟子外書》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書》為明代姚士 偽撰。古今對《孟子》的注釋著作甚多，較優的有趙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戴震《孟子字義疏證》、焦循《孟子正義》以及今人楊伯峻《孟子譯注》等。《孟子》一書的作者，主要是孟子本人，其中也有萬章、公孫丑等學生的記述。孟子（前三七二年 前二八九年），名軻，戰國中期鄒國（今山東鄒城）人。戰國時期著名的儒家大師，中國傳統儒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孟子是魯國公族孟孫氏的後代。少年時期，家境貧寒，但從母親那裡得到了很好的教育。約十五歲時，孟子懷著對孔子的仰慕之情，赴魯國求學，受業於子思的門徒。約四十歲左右，孟子在鄒魯一帶從事講學，廣招學生，宣傳德治仁政學說。為了實現濟世救民、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約從周顯王四十年（前三二九年）起，孟子率領弟子先後遊歷齊、宋、魯、滕、梁、齊等國。因他的仁政主張不符合各國國君的需要，便於周赧王三年（前三一二年）離開齊國返回鄒國。孟子結束了近二十年的遊說生涯，晚年在鄒聚徒講學和著書立說，終老於鄒。《孟子》一書主要反映了孟子的思想。從系統方法的角度看，該書主要探討了個體、社會、天人問題，分別回答了人與自身、人與社會、人與天的關係。孟子追求的個體人格的完善、社會的和諧、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個體、社會、天人三者之間的和諧，是《孟子》一書的主要內容。孟子繼承、發展了孔子的思想，懷著治國平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自覺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弘揚仁義，宣傳德治，同情民苦，抨擊暴政，志在匡世救民，兼濟天下，表現出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朝氣蓬勃、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他在抨擊暴政的同時，又懷著極大的政治熱情，力諫諸侯借鑑三代天下得失的經驗教訓，擯棄霸道，施行仁政，制民之產，發展經濟，減輕刑罰，薄收賦稅，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加強修養，改過從善，從而獲得民心，統一天下。他以新興地主階級思想家的深邃洞察力和理性批判精神，揭露、批判了當時社會的貧富對立和各種弊端，在深度、廣度上都是前人所未及的。這既在廣闊的層面上揭示了當時各種錯綜複雜的社會衝突，又順應了封建統一的社會發展趨勢。孟子在長期的政治、學術活動中，崇尚仁義，堅守信念，剛直不阿，藐視權貴，強調士人無論在身居窮困之時，還是通達顯赫之時，都要堅持仁義節操和不可屈服的獨立人格，不為富貴所淫、貧賤所移、威武所屈，為堅守道義而不惜獻出自己的生命。他所強調的士的志向、節操、尊嚴，完全壓倒了對富貴利祿的追求和滿足，既表現了對高尚人格和道德境界的孜孜追求，又表現了中國古代優秀知識份子堅持理想、不苟全取容的傲岸性格和風骨。《孟子》一書的總體特色是感情充沛，氣勢奔放。文章中飽含著作者的激越之情，讀後令人感到一種酣暢淋漓的味道。他斥責時弊，抨擊暴政，既激蕩著憂國憂民的思想情感，又言辭犀利，呈現出凌鑠一切之勢。當他闡述自己的志向和理想時，又豪爽直率，火辣熱烈，顯示了對仁義之道的堅定信仰。當他譴責見利忘義之輩和權佞之徒時，又充滿鄙視、憎惡和激憤。本書的內容，包括名言、要義和故事三個緊密結合的部分。第一，關於名言。選取了《孟子》書中五十餘則蘊含哲理、發人深省、激勵人奮發向上的名言、警句。它的主要內容涉及道德修養、德治仁政兩個方面。就道德修養來看，孟子特別強調了道德修養對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重要作用，主張社會成員只有加強修養、不斷完善自己的道德品質和追求高尚的道德境界，才能尊親敬長，交友有信，進而治理國家，安定天下。這樣，個體的道德修養是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礎；而治國、平天下又是個體道德修養的必然延伸和體現。這裡選取的道德修養的名言，主要包括嚴己寬人、正己正人、崇尚仁義、培養正氣、知恥改過、養心寡欲、尚儉抑奢、以義制利、藐視權貴、捨生取義、反求諸己、推己及人、效法聖賢、躬行踐履等等。這些名言反映了孟子崇尚仁義、堅守信念、剛直不阿、堅持理想、不苟全取容的傲岸性格和風骨，對我們加強修養、陶冶情操和樹立高尚的人格具有積極的啟示作用。就德治仁政來看，孟子繼承了孔子的「為政以德」思想，並將它發展為系統的仁政學說。孟子的德治仁政就是以道德為基礎的政治倫理學說。這個問題與前面的道德修養緊密相連。孟子認為，應該讓那些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處在管理百姓的地位。如果不仁的人處在管理地位，就會把他的罪惡施加給群眾。孟子強調國君的道德修養和道德行為在社會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指出：「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孟子主張國君應把倫理上的愛人之心推廣並運用於治國、平天下的社會活動中。這樣，國君既負有治國、平天下的政治責任，又負有導民向善、為民表率的道德責任。因此，這一部分所選取的名言，主要包括以民為本、愛民利民、仁賢使能、選拔清廉、順乎民心、與民同樂、端正君心、上行下效、為民表率、以德服人等等。這些名言，表現了孟子尊王抑霸、民貴君輕、愛民仁民、獲得民心的政治倫理思想。第二，關於要義。對名言中的生僻字詞作簡要注釋，並簡述名言發生的時代背景、概括名言的基本含義和現代啟示。第三，關於故事。每一則故事與前面的名言、要義有著緊密的關聯，通俗、生動地反映名言、要義的中心思想。這些故事發生的時間分為三類：一是在孟子之前發生的，二是在孟子之時發生的，三是在孟子去世後發生的。在編撰前兩類故事時，力求凸顯孟子名言是對歷史經驗教訓和當時社會狀況或事件的概括及總結；編撰第三類故事則明確指出它從一個側面證實了孟子的名言所揭示的深刻哲理。所編寫的每一則故事，只是表現了某一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的一個側面，力求凸顯其與名言的內在聯繫，並不是對某一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全面研究和評價。本書的撰寫，力求融學術性、實用性、通俗性、科學性於一體，將每一名言、要義、故事視為一個緊密相連的整體，讀後使人受到啟迪。在對名言作深入淺出解說的基礎上，既肯定它在當時的積極作用和對後世的重要影響，又指出其階級、歷史的侷限和不足，堅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原則，對名言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周易智慧名言故事
《周易》智慧名言故事被冠以「群經之首」的《周易》，是我國最古老的典籍之一。它蘊含著神妙的智慧和博大精深的思想。古往今來，對《周易》進行的注解和詮釋，可謂卷帙浩繁，汗牛充棟，而且各家又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給後人增加了許多理解上的困難。再者，《周易》本來就是在記載古人占筮活動的基礎上形成的一部經典，這就更使《周易》蒙上了一層神秘的面紗。「周易」一詞，最早的記載見於《左傳‧莊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左傳‧昭公七年》又有記：「孔成子以《周易》筮（筮音筮）之。」可見，「周」、「易」兩字合用最晚不會晚於戰國時期。「周」字有兩種理解：一是周普，二是周朝。「易」字主要指變化。總之，「周易」指普遍的變化，而《周易》一書就是古人對宇宙、人生變化規律的總結。《周易》一書是在不斷發展中形成的。「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春秋時期，《周易》只有六十四卦卦畫和卦爻辭。到了戰國時期，《易傳》成書。因此，我們今天見到的《周易》就包括《易經》和《易傳》兩部分內容。一般認為，《易經》是文王被商紂王囚於羑里（今河南湯陰）時而作；《易傳》是儒家的作品，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其實，不管是《易經》還是《易傳》，皆非一時一人所為，而是集體智慧的結晶。「傳」是對「經」的解釋和闡發。戰國初期和中期，以解釋《易經》為宗旨的《易傳》成書了。漢代的人稱其為「十翼」，包括《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上、下，《文言》、《說卦》、《序卦》和《雜卦》。《易傳》對《易經》作了深刻的闡發，使《易經》所蘊含的智慧和哲理得以發掘，從而圓滿地彰顯出來。它揭示了卦與卦之間、卦象與卦辭之間、爻象與爻辭之間、卦與爻之間的內在聯繫，發揮了儒家的倫理思想，從現實社會人生和道德的角度詮釋《易經》，為《易經》這一原本用於卜筮的書增添了修身治國的色彩，使其能更好地用來指導紛繁複雜的現實社會人生。《周易》思想博大精深：「易道廣大，無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樂律、兵法、韻學、算術，以逮方外之爐火，皆可援《易》以為說。」（《四庫全書總目‧〈易〉類小序》）《周易》在古代雖為占筮之書，然透過神秘的占筮外衣，其所包含的整體思維、陰陽觀念、符號系統、中庸原則、變化思想等，至今仍然煥發出奪目的光芒。尤其是，它揭示了「崇德廣業」的內聖外王之道，告訴我們應如何安頓我們的生命和回應外在的世界；提供了謙讓憂惕、居安思危等諸多修養原則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治國之道，對我們當今社會仍有很大的借鑑意義。在這個意義上說，《周易》是一部觀照人生的哲學著作。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筆者本著傳承文明、開拓創新的原則，力圖使《周易》這部經典穿越五千年的時空隧道來與我們現代社會對話。本書力圖發掘《周易》的精華，給予創新的詮釋。本書從體例上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名言。《周易》一書中蘊含著古人對社會、人生探索的智慧結晶。所選名言所依據的版本是阮刻《十三經注疏》本。本書共選取了五十一則膾炙人口、發人深省的名言警句，主要是關於修身養性和治國安邦的理論。古人歷來重視道德修養，《周易》在總結這方面經驗的基礎上，予以精闢的闡述，為後人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財富。本書選取的經典名言，主要涉及持正不阿、堅守氣節、勤儉節約、自律改過、謙恭禮讓、奮發圖強、嚴己寬人、言行謹慎、持之以恆、虛懷若谷、尊師重道、居仁行義、自我修養等。這些名言反映了《周易》一書對社會人生的道德關懷。在強調道德修養的基礎上，《周易》繼而提出了一套治國安邦的理論。選取的這方面的名言主要涉及愛民、恤民、以民為本、損上益下、教化治國、居安思危、以德服人、窮則思變等。其次是要義。由於《周易》本身獨特的表述方式，所以本書對要義的闡釋比較詳細。主要對爻畫、卦畫、爻象、卦象、卦爻辭本身的含義等進行介紹和說明，對名言中的生僻字詞進行注釋，由名言本身的含義引申推導出它的現代意義。最後是故事。本書中選取的大多是歷史故事，配以具體、準確的史料，以求更貼切地闡釋名言，通俗易懂。所選故事有的發生在《周易》成書前，有的則在《周易》成書後，不求時間上的限制，只求更貼近名言本身之內涵。透過這些故事，不僅可以更確切地理解名言本身的含義，還可以瞭解歷史的發展。名言、要義、故事三位一體，是一種很好的解讀經典的方法。本書力圖從學術、知識、通俗實用的不同層面來適應讀者的不同需求。
詩經智慧名言故事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書中所收作品，其成詩年代從西元前十一世紀至西元前六世紀，前後約六百年，產生於今陝西、山西、河北、河南、山東、湖北等地。相傳周王室有專人收集民間詩歌的制度，稱為「採詩」，《詩經》中不少作品的輯集與這種制度有關。《詩經》本只稱《詩》，至西元前二世紀漢武帝時，被列為儒家五經之一，故稱《詩經》。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詩》中本含有三千多首作品，後經孔子刪定，存留三百零五篇，因此也被稱為「詩三百」。秦始皇統一中國後，曾焚燒了諸家典籍，不過《詩經》因為是韻文，易於傳誦，所以得以保全，至漢代重新開始流傳。傳詩者共有四家：齊人轅固所傳的叫《齊詩》，魯人申培所傳的叫《魯詩》，燕人韓嬰所傳的叫《韓詩》，魯人毛亨所傳的叫《毛詩》。此四家之詩，原文與章節幾無差異（個別字句因通假而不同，個別地方分章不同），對詩的解釋則差別很大。自東漢鄭玄為《毛傳》作箋後，《毛詩》一系漸盛，其他三家則逐漸亡佚。現在的《詩經》，就是毛亨所傳。《詩經》分為「風」、「雅」、「頌」三大類。所謂「風」，據《毛詩序》所說，有「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之意。籠統言之，「風」就是某一個地方的民間歌曲。《詩經》中的《國風》，包括周南、邶風、衛風、鄭風、齊風等十五個國家的民間歌曲，共一百六十篇。所謂「雅」，《毛詩序》訓為「正」，即政，言王政之意。政有大小，故《雅》有《大雅》、《小雅》之分，共一百零五篇。在風格上，《風》、《雅》、《頌》的區別很清楚。鄭玄釋「頌」為「容」，認為《頌》之詩歌主要是稱頌聖德，其詩篇多屬祭祀、祈禱、讚頌。《頌》分為《周頌》、《魯頌》、《商頌》，共四十篇。《詩經》的題材，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描繪婚姻與愛情的詩，這一類詩在《詩經》中數量最多，具有濃郁的抒情色彩，是藝術價值最高的部分；二、鞭撻黑暗現實、反映勞動人民生活場景的詩，這一類詩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重要的歷史價值；三、有關上古神話傳說、英雄事蹟的詩，這一類詩成為我們瞭解上古社會的珍貴資料。《詩經》的三種主要創作方法是賦、比、興，用朱熹的話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外。」「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簡而言之，「賦」是鋪陳敘述法，「比」是比擬法，「興」是聯想法。同時，《詩經》還大量使用疊字、疊句、疊章的方式，富有一種音樂的節奏感，表現出民歌的特點。《詩經》中的許多作品語言樸素自然，同時又鮮明生動，具有高度的藝術概括力。《詩經》是我國幾千年文學創作的源頭，它不僅奠定了我國以抒情為主的詩歌傳統，而且為後代詩人的創作提供了範本和母題，對中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無可企及的深遠影響。同時，《詩經》中的一些篇章還對當時的生活場景及歷史事件作了真實的描繪和記錄，具有非常重要的史學價值，同時也是一種寶貴的思想資源。幾千年來，解《詩》的作品多不勝數，我們撰寫這本《〈詩經〉智慧名言故事》，就是希望透過這種前人較少採用的方式，來向閱讀習慣有所改變的現代讀者介紹《詩經》，使人們重新領略《詩經》的語言、意境之美以及其所蘊含的深刻哲理。本書在內容上包括名言、要義、故事三個部分：首先，在名言選擇上，按照《詩經》的特色，注重這樣幾點：一是濃郁的藝術氣息。如「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文辭曼妙，意境深邃，是歷來所稱頌的佳句。二是積極的思想意義。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衿寡，不畏強禦」（《大雅‧蒸民》），頌揚了堅韌不屈的民族性格。三是強烈的諷喻色彩。如「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魏風‧伐檀》），表達了被壓迫者的心聲。四是重要的史料價值。如「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大雅‧生民》），是關於周人的史詩。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所選的詩句，絕大多數不僅為歷代文獻經常引用，而且至今仍為人所熟悉，成為名副其實的「名言」，如「窈窕淑女」、「投桃報李」等等，這說明《詩經》中這些詩句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其次，在要義解釋上，除了註明原文的出處、將冷僻字翻譯成現代語之外，還特別注意對原文含義進行合乎歷史事實的解釋。這是因為，自從各家為《詩經》作注以來，歧義紛出，尤其是當《詩經》被奉為儒家經典之後，注疏家常常對其含義作歪曲附會的理解。如《關雎》本是一首抒寫戀情的愛情詩，卻被附會為歌頌周代的「后妃之德」。因此有必要按照唯物史觀，還其本來面目。此外，我們還對原文的現代意義有所闡發，以利於讀者更深刻地瞭解《詩經》中這些名言所以久傳不衰的原因所在。再次，在故事取材上，我們一方面注意了其與名言、要義在內容上的銜接，將其作為兩者的生動詮釋和意義的再度闡發；另一方面，也注意了其本身所具有的相對獨立和完整的含義，將其作為名言所含意義的拓展和延伸，目的是讓讀者在趣味性閱讀中真切地感受這些看似簡單的詩句之中所蘊含的豐富寓意。這些故事採自古代的史傳、筆記、小說、民間故事和傳說，時間範圍從上古神話時代直到明末清初，在忠於原著的基礎上對文字作了潤色，力求真實性與可讀性。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詩經》之不同於先秦其他典籍之處在於，它是以抒情詩為主的文學作品，所以選入的許多段落往往只表達了一種朦朧的意緒，既無明確所指，亦不能簡單地框定在一個故事之中，由此給我們的選材帶來一定的難度。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盡可能地選取一些富有詩意的故事，並引入了後代意境相近的一些詩詞，與原文形成比照，以期啟發讀者從審美的視角來感受古典詩歌的藝術魅力。本書在參考《毛詩正義》（毛亨傳，鄭玄箋，唐孔穎達疏）、《詩集傳》（宋朱熹著）、《詩毛氏傳疏》（清陳奐著）、《毛詩傳箋通釋》（清馬瑞辰著）等通行已久的注本的同時，還廣泛吸收了近人的研究成果。書中如有偏頗疏漏之處，懇請讀者批評指正。
老子、莊子智慧名言故事
《老子》《莊子》智慧名言故事《老子》是我國故代著名的道家經典。《老子》，又稱《道德真經》、《道德經》。原為先秦諸子中道家的代表作，後被道教奉為主要經典，至唐代被尊為《道德真經》。《老子》一書主要反映了老子的思想體系。老子的思想體系以「恆無名」之「道」為核心，以動反、用弱為法要，以清靜自然、返璞歸真為指歸，兼有治國和治身兩大方面的內容。《老子》的思想表述從表面形式上來看是分成「道」與「德」兩部份的，但思想理路實際上一以貫之，從宇宙說到人生，從人生說到政治與社會。《莊子》是一部奇書。它的奇特之處在於書中闡發的價值觀、人生觀和社會政治觀都與社會上通行的觀念大不相同，作者自有其一套極為獨特的認識方法和思想方法。他所提出的問題以及對問題的分析，常常出人意表。讀者初次接觸書中的觀點，往往會不以為然，甚至覺得有些可笑，但是隨著人生閱歷的增長，就會感到這些略嫌偏激的觀點確有道理。有些名著，讀者必須具備一定的人生體驗和社會經驗並且反覆閱讀、反覆體味才能讀懂，《莊子》正是這樣的一部書。《莊子》不但是一部思想深刻的理論著作，同時也是一部優美的文學作品。在先秦諸子中，莊子的文學才能無人可比。他的文章，風格汪洋恣肆，充滿豐富的想像，讀起來別具魅力。《莊子》一書能在歷史上產生廣泛的影響，與它富於文學色彩和藝術感染力也是分不開的。本書主要內容包括名言、要義和故事緊密相關的三個方面。第一，關於名言。本書選取了《老子》《莊子》書中蘊含哲理、發人深省、激勵人奮發向上的名言、警句。這些名言和警句選取的角度偏重於有關慈善、謙退、儉約、清靜、質樸、寡欲等道德主張、社會政治思想方面的民本意識、憂患意識、用兵智慧等方面。第二，關於要義。對名言中的生僻字詞作簡要注釋，簡述名言發生的時代背景，概括名言的基本含義和現代啟示。在對名言作出深入淺出解說的基礎上，既肯定了它在當時的積極作用和對後世的重要影響，又指出其階級、歷史的侷限和不足，堅持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原則，對名言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第三，關於故事。每一則故事與前面的名言、要義有著密切的內在關係。它通俗、生動地反映名言、要義的中心思想。由於《老子》《莊子》一書是以哲理詩形式出現的，這就決定了其本身沒有直接敘述的故事，因而筆者撰寫的故事，均出自其著作。
孫子兵法智慧名言故事
《孫子兵法》是兵家一部經典性的理論著作，千百年來一直享有極高的聲譽，對我國的傳統兵學及世界兵學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孫子兵法》是春秋末年齊國的孫武所著。孫武字長卿，世人尊稱孫子，是齊國的貴族陳氏後裔。其祖陳書（田完的四世孫），因伐莒有功，被齊景公賜姓孫氏，食采邑於樂安。孫書生子馮，馮生武。後因齊國內亂，孫武來到了吳國。當時，吳國正與楚國爭霸，伍子胥把孫武推薦給了吳王闔閭，孫子向吳王獻上兵法十三篇，吳王大加稱讚，並且要求馬上當面實踐一下。於是孫武就以宮女為演練隊伍，並且以吳王的兩名寵姬為隊長，各領一隊，操練起來。孫武首先告訴她們如何前後進退左右旋轉的步伐，並要求她們聽鼓聲動作。可是，一通鼓聲過後，宮女們前仰後倒，嬉笑不止。孫武遂再次申明動作及紀律，並且親自擊鼓，宮女們依然嬉笑不止。孫武大怒，命令軍法官執行軍法說：軍令不明是將領的過錯，軍令已經多次申明而士卒不用命，則是軍士的過錯。於是，他下令斬殺兩名隊長嚴明軍令。吳王見孫武要斬殺自己的寵姬，忙派人來制止。孫武卻說：受命為將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說完，就斬了那兩名寵姬。宮女們人人驚懼，再次演練，都寂然無聲，全部按號令行動，再也沒有違規犯紀的了。孫武的事蹟在《春秋》的經傳中沒有任何記載，只見於《史記》和《吳越春秋》，而《史記》又有齊國孫臏的記載，《漢書．藝文志》所記載的《孫臏兵法》後世又失傳，因此，後人對孫武其人和《孫子兵法》的真實性有所懷疑，認為傳世的《孫子兵法》即《孫臏兵法》。一九七二年在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同時出土了《孫子兵法》和《孫臏兵法》，其中《孫子兵法》的殘篇《吳問》記載了孫武和吳王的對話，證明了孫武的事蹟和傳世的《孫子兵法》都是真實的，近千年的疑案終於揭開，不能不說是中國學術界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國兵學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孫子兵法》是我國存世的第一部兵書，它總結了春秋及以前歷代的軍事思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是政治爭鬥的最後解決方式。對此，孫子有著清醒的認知。戰爭必須以國內政治為基礎，「道」即政治的意義多次被孫子關注，提出應「修道而保法」。他更將道列為「五事」、「七計」之首。相對於對政治的關注，更為精彩的是孫子戰爭規律、謀略原則、具體戰法的總結和創新。春秋時代頻繁的戰爭使孫武意識到：戰爭是不可避免的，對待戰爭一定要認真、慎重，因此他說：「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孫子兵法．九變篇》，下引僅注篇名）嚴酷的戰爭是關係到國家存亡、人民生死的大事，必須慎重對待。「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計篇》）在「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火攻篇》）的嚴峻而冷酷的現實面前，孫子以高度理性的態度看待戰爭，反對以任何感情上的衝動和任何觀念上的鬼神「天意」，來替代或影響理智的判斷和謀劃，而一切的軍事行動必須以現實利害為基礎和重點。「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火攻篇》）「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用間篇》）因此，為了在戰爭中能夠生存下去，孫子便要求「先計而後戰」，注重廟算。所謂廟算，就是戰前所進行的謀劃和預測。孫子從戰爭的角度大張旗鼓地提出：「兵者，詭道也。」「兵以詐立。」正因為兵家追求的是勝利，所以兵家的立足點就是廟算詭道。詭道的策劃在此有了極為現實的意義。它是基於對現象的觀察，天時（氣候的種種變化）、地利（地形的險易、高下、遠近、河流、山川等）、人事（包括將領、法令、政治、士卒、軍需等）等等現象都是兵家必須仔細觀察的。不僅如此，還要知彼知己：「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謀攻篇》）「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地形篇》）戰爭中具體情況千變萬化，不僅忌諱紙上空談，也忌諱按既定方針的刻板教條，因敵、因地、因時靈活用兵才是兵家制勝的法寶。所以，「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虛實篇》）由於《孫子兵法》一書具有高度的理論性，它對一些戰爭規律的總結具有高度的濃縮性質，就連其中對於一些特殊條件下的具體戰法等等，也同樣僅僅是片言隻語的指導性話語。因此，在《孫子兵法》一書中幾乎沒有可以選取的故事。但是《孫子兵法》的精神，乃至它的具體用兵原則，千百年來卻一直輝耀於歷史的長河中。中國是一個戰爭頻繁的國度，本書中所選的故事幾乎都是歷史上發生過的事例。至於所選恰當與否，就有待讀者諸君的評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