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為文化哲學著作,作者將所有文化現象收在筆底,按其功用與特點分成三類:制度文化、工具文化和習俗文化;一般所說語言、神話、宗教、藝術、科學等,本書稱為工具文化。 作者主張:制度文化約束人,把人規則化;工具文化教育人、提高人、解放人,把人「文化」化;習俗文化顯示人,團結人,把人族群化、符號化、慣性 化。制度文化是戴在脖子的項圈,它時刻提醒你,按照一定的規矩辦;工具文化是別在口袋裡的鋼筆,它既表明你有文化,你也隨時可以把它拿出來,寫出你的心得、感想;習俗文化是插在胸前的徽章,人們一看見,就知道你是哪裡人,要做什麼事。之所以稱「圈層論」,係指以人的自我解放為軸心,按各自作用的大小,成一個同心圓,由裡向外,作用遞減。
當前在我們的國家與社會之中,對政治、社會、經濟、與政策諸問題的討論,從民意代表、學術界、一般人民與輿論界,都以是否合乎正義,公平的原則來抨擊、論證與影響政府的作為。因而可知,「正義」一詞目前正瀰漫盛行於我們當前的社會之中。「正義」之於我們社會國家既然如此重要,而且又是當代政治社會思潮所關切的主題。那麼試問究竟何謂正義?正義的基本主題是甚麼?正義的觀念是人與生俱來的嗎?此外,正義只是一個抽象的理念,當吾人運用它來評價一個社會與國家種種政策之際,必須有更具體的準繩或原則作為依據,而這些準繩或原則應如何建構或尋求呢?又如何給予這些準繩或原則合理的論證依據?最後,在實際運作上,究竟何種制度或政策方能落實正義原則呢?本書對許多當代正義理論家著作作深入探討與研究,包括羅爾斯(John Rawls)、杜爾金(Ronald Dworkin)、海耶克(Friedrich Hayek)、麥佛森(C. B. Macpherson)、諾錫克(Robert Nozick)、布魯斯.艾克曼(Bruce Ackerman)、達維.彌勒(David Miller)。
傳統儒學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清代學術」佔有一重要轉變關鍵;除了西力東漸刺激外,儒學「內在理路」的「變化」,即清儒思想轉變是否是一大促因?繼戴震反宋明理學的「存天理,去人欲」之說,主「義理」實事求是、「從考據中求」,正視人「情欲」的重要性,這群揚州學者的義理思想可謂將「理學」變向「禮學」;將「天理」轉向「情理」;究其「情理論」內容如何?他們所提倡的「以禮代理」、「養情節欲」等論說又會帶來哪些影響?在學術上的價值、地位如何等等,均是本書所欲探究的。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高雄地區的民間信仰,包括神農大帝、保生大帝、易牙祭、中元普度祭品、石公石婆信仰等;第二部份探討流傳在高雄地區的傳說及民間故事,包括林半仙、曹謹、卓肇昌、半屏山等。全書運用文獻探討與田野調查的研究方法,著重發掘信仰及故事背後的文化意涵,是少見研究高雄民間文化的深度論著。
以哲學的時代任務言,「中國哲學未來發展的主要方向為何」是作者長期考慮的重點;如果我們說胡塞爾以來當代哲學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即是對「處境」(situation)或某一「概念之基礎性」的探討,那麼,此觀念相當接近於本書試圖呈現出各種「概念」之「哲學背景」的目標,此目標即是對中國哲學之文本的「理論之基礎」或「概念發生的處境」進行一種哲學溯源或理論還原的工作。這亦是對西方「存在主義」 (Existentialism)以來,反省哲學處理的對象不應只是一些語言問題(verbal questions),而應該是對真實問題(real problems)的探討風潮之中國哲學式的回應。
漢文化自成系統的語言文字以及內蘊的宗教信仰、思想觀念、道德規範、文學藝術和典章制度等等,都戛戛乎獨造而不跟其他文化共量;只是近代以來西方文化獨霸橫行而被逼退場,不再能參與現實事務的運作而使得舉世偏行轉生失衡日困的後遺症。因此,漢文化原有的高格化所未被深入發掘的質素,都可以重新另眼看待而以「轉傳統為開新」的方式面世,以便對諍緩和西化或全球化浪潮所帶來的能趨疲窘迫的壓力。
建設中國新文化的過程中,起正面建設作用的新元素之一就是科學文化,其中的科學精神和科學方法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非常匱乏的元素之一。而後現代主義的批判、解構不但有助於打破舊文化還有助於為新文化的確立提供可能的思想交流空間。作者借後現代主義人文學者之眼,窺見了科學與文化關係中的一些端倪。
佛光山一向以倡導推動人間佛教而建立佛光淨士為職志,所從事教育、文化、慈善、醫療、觀光等佛化事業,已經深獲國際的重視和肯定。本書旨在探討佛光山的文化事業,藉以了解佛光山推展人間佛教的宏願和成就,並期與世人同申感念和仿效。探討結果,已知該文化事業在佛光山是作為弘法的媒介以及培植興教人才和倡導人間佛教的先行,但又是佛光山由內塑精神到外化行動而能獨顯殊異的現世體證所在,事涉複雜又韻味別具。
「政治權威」概念是理解「外來政權」現象最適合的切入點,因為無論是「外來政權」或是「本土政權」,都希望能建立統治合法性,取得統治者自願性服從的政治權威。何謂政治權威?此一概念與「外來政權」現象又有什麼樣的聯結?透過此書我們將會發現,希臘時代柏拉圖思想導引出的權威觀念,是多麼具有濃厚的外來政權影子!而馬基維里顛覆古典權威觀念,進而掀起的革命浪潮,又多麼具有本土政權的濃烈味道!
媽祖事蹟、歷朝誥封記載之來源及真偽。二:媽祖信仰起源的研究,筆者多次赴福建蒐集近年發現的族譜、方志、古文物等史料並參考佛教經典、史籍,探討媽祖信仰起源,發現媽祖為白衣大士轉世,白衣大士的開山為泗洲文佛,泗洲文佛即唐高宗朝來華傳教的僧伽大師,僧伽大師所奉之普照王似為摩尼光佛。三:臺灣之媽祖祠祀,包含媽祖信仰之傳入、清代之發展及道光以後以北港朝天宮為核心的信仰在地化,並論及日據時期及當前二岸交流後媽祖信仰的變遷。此乃關心媽祖史事者必備參考書籍。
全書分二編,第一編專門討論王廷相的氣學思想,由以氣為本的立場,詮釋與論證其本體論、心性論、知識論等,並與朱學、王學作比較。第二編分析明代氣學為四派,如以氣為本,心氣是一,理氣是一,由易說氣等。本書以王廷相為研究主軸,並輔以十四位氣學家,以期能共同證成明代氣學之特色。論文撰述的方法,是先對所有各家的原典,皆作地毯式的全面撿索,將相關的語句,如太極、陰陽、理、氣等分門別類歸類掌握後,再進行理論之詮釋與建構。其間除了對王廷相理論經過四五年的涵泳,不斷貼近體會,推翻修正,始得稍有會心。作者於研讀與教學中,發現氣學論者不但眾多,且與理學、心學互動過程中,呈現相當多向性的面貌。故本書的論述看似以王廷相為主,十四家為輔,實則在研究過程中,王廷相面貌的展現,多有取資於其他氣學家,其他氣學家短文篇幅似少,實則有一諸家彼此激盪所形成的氣學架構在其中。另外作者在深切感受到氣學由理學轉出,及與心學辯證而有之自由自信學風的可貴,為避免強加某家理論模式於另一家,所可能造成的限制與排擠,故在論述各家思想時,對意見同者即許其同,異者即存其異,希望能如實展現諸家以氣為本,方向內容卻又各具特色的新學風。作者認為大陸與日本學者對氣學已有充份之發展,惟亦有其客觀之限制,而台灣的氣學正處於萌芽的階段。其於研究過程中,發現著錄於《四庫全書》、《明儒學案》等書中之氣學家,不下數十人之夥,知其仍有極大之發展空間。
本書輯錄十五篇論文,約四十二萬字,內容涉及佛教與中國文化交互影響問題、文學掌故與佛教關係之論述、佛教史的重新考探、文學家對佛法的排斥與吸納、文學家對佛教經典的化用、疏忽佛教義學致解說錯誤、考證錯誤之舉證,還有佛典宣譯、佛教名僧相關問題的研究。雖仍難悉數涵括佛教入華後的一切論題,但各篇考辨務求深入,內容平實有據。全書並依時代,區分為魏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部,追本溯源佛教發展脈絡,彰顯文史相關主題。佛教與中國傳統文化歷經約兩千年的激盪、衝撞、調和,已完全滲入社會各層面,形成華化佛教自有的特殊風貌。史家陳垣寫過一篇〈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文中分析佛教所以能深入中國人心,有三種原因,一是能利用文學;二是能利用美術;三是能利用園林。事實上,此三原因僅就上層階級而論,且仍無法涵括全貌,例如於語言、思想、音樂、戲劇、曆數、飲食、醫方,亦無不與佛教相關。至其獨特性,則誠如陳氏文中談到詩人以僧家事物為題材,便多幾分閒適超然的例子—唐張繼詩:「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唐元稹詩:「何時最是思君處,月入斜窗曉寺鐘。」宋蘇軾詩:「官舍度秋驚歲晚,寺樓見雪與誰登?」天主堂何嘗無鐘,何嘗無樓,若把寺鐘換作天主堂鐘,寺樓換作天主堂樓,又何嘗不可?然總覺得不慣,這因為少人用的緣故。因此有關佛教與中國文化中值得探究的面向,實極廣泛,作者於本書就若干與佛教攸關的文史問題,於各篇論述中提出一己之見。
《智證傳》是北宋釋惠洪著作。乍看書名,很可能誤解是一位名叫「智證」的高僧傳記,其實不然。「智證」一詞出自《華嚴經》,所謂:「暫聞言音,便隨智證。」而「傳」字則是惠洪仿同儒家經書有經有傳的體例,將佛菩薩垂示,與歷代祖師法語,視為千古永恆的經典,在每一條開頭加以引用,然後由他「傳曰」疏解開通,或闡明奧義;或更引述經史公案、禪師語錄作旁證,令學人易得門徑,方便悟入。惠洪書中所引經論,與諸祖機鋒語句,皆是由般若智得證道果的精髓,惠洪心殷情切,拈提演繹,能近取譬,冀以融悟通貫,正是期許禪門行者透過文字般若證入實相。本書特別為《智證傳》標點注釋,以方便讀者閱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