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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投岩麝退香：論1946─1948年間平津地區【新寫作】文學思潮
1980年的沈從文在回答舊時的學生林蒲有關動亂年代的生活方式時，曾淡然回答：「投岩麝退香」。傳說中，麝被獵人追到極處，會自行撕裂香囊，投岩而亡。1940年代後期的沈從文對自己歷史命運似乎也有某種預知：「最後一個浪漫主義者」的自省，大約也是「麝退香」式的生命補償吧。本書以史料為基礎，論析了20世紀40年代後期，圍繞著沈從文、朱光潛形成的自由主義作家群，在左翼文化進程之外，對文學自由主義的自覺探索，揭示了在中國現代文學由多元發展趨向一元生存的轉折中遮蔽多年的文學探索。本書將這一文學思潮概括為「新寫作」文學思潮，描述了「新寫作」文學思潮形成、發展和消亡的歷程，剖析了其生成的歷史淵源、政治意識、文學立場和主張。
【電子書】大陸當代文學史下編〈1980─1990年代〉
本書對20世紀1980-199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做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內容涉及重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影響、制約文學狀況的大陸政治、文化體制，以及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文學題材、體裁、文學成規、敘述方式發生的變易，是這本書關注的重點。
【電子書】大陸當代文學史上編〈1950─1970年代〉
本書對20世紀1950-1970年代的中國大陸文學做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內容涉及重要文學現象、文學思潮，和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影響、制約文學狀況的大陸政治、文化體制，以及在特定社會環境中文學題材、體裁、文學成規、敘述方式發生的變易，是這本書關注的重點。
【電子書】文學之用：從啟蒙到革命
《文學之用──從?蒙到革命》，在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用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方法，從實證和話語分析的角度，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功用觀，特別是對從晚清到20年代末的文學功用觀，作了細緻深入的闡述和分析，既有對歷史的梳理，又有對文論核心命題的研究。選題新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功利主義文學觀是中國文學的核心觀念，它們在中國現代文化和現代文學的發展中，仍有重大的影響。作者對它的歷史淵源、現代演變及其具體理論表現，都作了較前更深入細緻的解剖；並在此基礎上真實可信地總結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經驗、教訓。研究成果的創新，集中表現在作者找出了支撐主流文學觀念理論結構的三個支點——真實性、傾向性和時代性，並在三者的關係中，深刻地論析了功利主義文學觀的內部運行機制。
【電子書】魯迅日記箋釋：一九二五年
過去許多年我們所讀到的魯迅，被太多的各種各樣的?色所塗抹，失去了真實面目，這本日記卻使我們向魯迅走近了一大步。我們看到的是「最真不過」的魯迅。我們看到了魯迅的心靈，看到了他作?普通人的一面。我們看到的魯迅，是一個平民化的魯迅，是一個偉大被平凡所掩蓋的魯迅，是一個沒有被意識形態和黨派觀念所侵蝕的魯迅。也可以說，日記中所顯示的是一個普通人的真實生活情景，他處在日常生活中，又被徹底生活化了。
【電子書】中國新詩的傳統與現代
中國現代新詩在思想、語言及審美形態上都與傳統詩歌有很大的差異，在過去，我們習慣於將這樣的差異視作現代中國詩人反叛古典傳統的結果。於是，百年來中國現代新詩的歷史被闡述?一段不斷反叛自己傳統的歷史。在今天，身處「全球化」與「本土化」糾纏不清的我們才悟出：所謂的傳統其實就是根植在我們骨髓、流淌在我們血液中的元素，不是情緒化的反叛就能夠真正清除的東西，甚至我們所依據的常常就是傳統。對於中國現代新詩，亦可以作如是觀。從胡適等人與中國古典的「宋詩運動」之密切關係開始，中間經過了新月派、象徵派、現代派之於晚唐五代諸傳統的吸取，直到最「現代化」的中國新詩派（九葉派），莫不留著中國古典精神的印記，發掘中國新詩與古代傳統的聯繫，當?我們理解文學的現代處境提供新的思路。
【電子書】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小說敘事
在新文學的第一個十年裏，有發軔之作《狂人日記》的出手不凡，有《吶喊》、《彷徨》為中國現代小說奠定了堅實基礎，有冰心、葉聖陶、郁達夫、許地山、王統照、廬隱等作家的小說風姿各異，有眾多文學青年在小說園地拓荒耕耘，可以說，中國現代小說有了一個興盛的勢頭與良好的開端。在此基礎上，三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文學史界通常指1927年至1949年前後）的小說創作，無論從作者隊伍的規模與整體素質來看，還是就藝術多樣性和意義深廣性而言，都無疑取得了長足的發展，顯得更為壯觀。 三四十年代小說創作的成就，不僅表現為文體形式的成熟、豐富和意義空間的拓展、深化，而且見之於流派的形成與發展。五四時期，一則剛剛起步，二則時間尚短，小說流派現象固然已經出現，但成績較為顯著的只有魯迅影響下的鄉土小說與創造社影響下的自我小說，文學研究會的小說固然顯示出「為人生」的共性，但其藝術品格卻相當繁多。新文學進入第二個十年直至40年代，小說創作蔚為壯觀，因文學觀念、文學風格的相近而形成一些流派，流派內部相互支援、相互砥礪，有些流派之間既相互衝突，又相互競爭，促進了小說的繁榮。頗為活躍且有可觀業績的小說流派有：蔣光慈、柔石、張天翼等所代表的左翼小說，茅盾、吳組緗、沙汀等所代表的社會剖析派小說，廢名、沈從文、淩叔華、蕭乾、汪曾祺等一脈相承的京派小說，劉吶鷗、穆時英、葉靈鳳、黑嬰、禾金等所代表的新感覺派小說，施蟄存所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說，蕭紅、蕭軍、端木蕻良、舒群、駱賓基、羅烽、白朗等所代表的東北風小說，丘東平、彭柏山、路翎、阿壟、曹白、賈植芳、冀汸等所代表的七月派小說，張愛玲、蘇青等所代表的女性主義小說，無名氏所代表的現代主義小說，張恨水所代表的章回體市民小說，趙樹理所代表的新鄉土小說，丁玲、周立波等所代表的解放區小說，等等。諸多流派的形成，既是小說史演進的結晶與標誌，也是繼續發展的資源與動力。如果不是後來政治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文藝政策出現了重大的失誤，至少京派、七月派、現代主義小說等流派，在以後的幾十年裏還會有可以期待的成績。然而事實上，流派被腰斬，小說發展走了令人痛心的彎路。 三四十年代小說的繁榮有著多重原因，除了前面提到的文學自身的積累與名著翻譯的借鑒之外，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狀況也有密切的關聯。「四‧一二政變」、「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等一系列事件所標誌的社會大變動，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的痛苦與掙扎、困惑與求索，給小說創作提供了強大的動力與廣闊的題材。蔣介石基本結束了軍閥混戰的局面以後，到盧溝橋事變之前，中國民族經濟出現了20世紀上半葉發展速度最快的局面，市民階層與接受現代教育的群體迅速擴大，產生了比以往大得多的閱讀需求。新聞出版業興盛，報刊為小說提供了大量的發表陣地，許多作品就是在這種文化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創作並問世的。僅在《中國現代文學期刊目錄彙編》所收從1915年到1948年間創刊的276種期刊裏面，前13年僅為41種（1915-1917年只收《新青年》一種），平均每年3.2種，其中持續到1928年1月以後的有《小說月報》、《文學周報》、《學衡》、《歌謠周刊》、《小說世界》、《語絲》、《現代評論》、《創造周刊》、《狂飆》、《沈鐘》、《北新》、《一般》、《幻洲》、《泰東》、《真善美》等16種；1928－1937年是高峰期，創刊132種，平均每年13.2種；即使是戰火紛飛的1938－1948年，創刊的新期刊也有103種，平均每年9.4種。這裏面還不包括北京淪陷區至少30種以上的文學期刊，上海「孤島」時期（1937年11月－1941年12月）百餘種文藝刊物的大半，上海淪陷時期的40餘種文學期刊。出版業的興盛，加強了文學作品的集束效應。在現代文學史上較有影響的70餘種文學叢書中，始於20年代、延續到三四十年代繼續出版的叢書就有10餘種；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有40餘種，如《新文藝叢書》、《現代文學叢刊》、《良友文學叢書》、《奴隸叢書》、《文學叢刊》、《現代長篇小說叢書》、《北方文叢》、《晨光文學叢書》、《中國人民文藝叢書》等。
【電子書】林語堂的文化選擇
作者王兆勝先生在本書對於林語堂的研究系統而又全面，發表出自己不少新穎和獨特的見解，從林語堂對東西文化的觀點以及他自己整個的人生哲學，他有關女性的系統看法、有關都市與鄉村的完整見解，直至對他整個文化特徵的分析，從思想到藝術方面都提出了許多精闢的看法。本書對林語堂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極有價值的參考材料，為這一研究領域學術水平的不斷提高，作出了很有意義的貢獻。 林語堂對於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具有深刻的瞭解，對於西方文化也在日久天長的浸淫中知之甚多，其畢生的思考和寫作歷程誠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兩腳蹋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他對於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以及自己故國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在有了相當深入的理解之後，竭力想採取一種取長補短的態度，進行多元的整合，從而思索著如何建造融匯東西方文化中的各種優點的世界新文化。 關於林語堂的人生哲學，以前的許多研究者都是偏重於採取貶抑的態度，稱之為「輕巧」或「膚淺」，此種看法並不是毫無道理的，的確有著事實的依據，這就是當整個民族面對災難和痛苦的時候，林語堂卻過多地強調著人生應該歡快、瀟灑和享受，他的幽默觀也常趨於插科打諢似的油滑，與自己所處的時代氛圍顯得極不協調。作者在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之後，就致力於分析他大量存在著的另外一個側面，即他貼近人生的本相與靈性時，確實還存在著悲劇的生命體驗，不過他並不往這方面深入地傾斜下去，卻依舊強調著閒適和有趣的人生境界。書中是挖掘出林語堂這種「反抗絕望，善處人生」的人生哲學，具有合理的因素，並且深入地分析他此種主張來自所接受的某些東西方文化的影響，是闡述得相當具有說服力的。 作者對於林語堂女性崇拜的全部分析，說得充滿了令人信服的情趣，論文對於林語堂此種思想形成的原因，作出了相當深入的解剖，關於此種見解與西方女權主義者許多看法的重大差別，更是說得可以讓閱讀者獲得不少的啟發。在此所展開的論述中間，還跟魯迅等一批現代文學作家進行了比較性的研究，視野顯得相當開闊。在論述林語堂對於「都市」與「鄉村」文化之間所進行的內心抉擇時，作者則是於更大的規模之上展開比較性的研究，論述了魯迅、巴金、廢名、沈從文、張愛玲等現代作家在這方面的思想與情感傾向。他認為林語堂既留戀現代化的都市生活，也更鍾情於純樸自然的鄉村文化，還分析了這對於克服都市的「異化」和鄉村的「封閉」，都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 關於林語堂整個文學創作的文體特徵，作者一言以蔽之地稱它們為「閒談」，這也許是很有道理的，因為他的作品往往都表現為從容自在地與讀者傾心交談，從這樣的角度來觀察林語堂的作品，確實可以抓住它的內在特點。
【電子書】海派小說論
本書從都市文化的角度細讀「海派小說」，深入探討了西方唯美頹廢主義思潮和馬克思主義頹廢觀及新興的電影藝術海派小說在主題、形象、意象及小說范式上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並在都市化、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知識分子世俗化的背景下，通過文本分析，細致辨析了海派文人獨特的文學觀、人性觀，揭示出海派小說所滲透的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的哲學的精神傾向，具體顯現出海派小說的現代性的特徵。本書對海派小說進行文化解讀和闡釋，從海派小說重構都市文化的景觀，從都市文化透視海派小說對人生與人性的重塑。 《海派小說論》是作者李今在北大三年攻讀博士學位的學術結晶。自80年代以來，海派小說已成為現代文學研究界的一個持續發燒的學術熱點，繼嚴家炎先生關於新感覺派小說的開創性研究之後，李歐梵先生、吳福輝先生並有不凡的建樹，在他們三位的身後更是尾隨著眾多的追隨者，每年論文都不在少數。但俗話說，能手之後難為功，何況在嚴、李、吳三位高手之後？所以到90年代中期，關於海派小說的研究事實上處於熱鬧而膠著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作者選擇此題材，在學術上顯然是不大「明智」的。但看了本書後，會令人感覺到多年處於膠著不進狀態的海派小說研究終於有了一次新的突破，而嚴家炎先生、李歐梵先生、吳福輝先生的一致首肯，更屬難得。 不難想像，在知難而進的過程中，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的勞動和艱苦的思索。她一頭扎進上海徐家?圖書館的舊報刊中，發掘出了一大批不為人知的重要文獻資料，尤其是劉吶鷗、穆時英等人參與「軟性電影與硬性電影之爭」的資料，從而不僅對因資料的缺乏而一向讓人礙難說清的海派小說家的文藝觀念問題，有了令人豁然開朗的分析，而且進而得以對現代都市時尚文化作打通的觀照，這反過來也使她能夠從借鑒電影藝術這個角度，對海派小說敘事藝術的特點有了過人的發現。同時，她也特別注意拓展自己的理論視野和知識結構，恰好90年代中期以來文化研究，尤其是都市文化的研究成為國際學術的熱點，她敏銳地感受到這些與自己的課題的相關性而致力於同步的思考，從而得以避短用長──超越單純以地域文化論海派的限制，而著眼於老上海人和海派作家如何應對世界都市化進程中的一些普遍問題和現代衝擊，因此所見始大、所造遂深。 吳福輝先生特別讚賞作者獨具慧眼地揭示了海派小說家與西方唯美頹廢派的複雜關聯，以及對海派代表作家作品的精細入微的解讀功夫。她對這種關係的系統深入的揭示，使我們對海派小說的現代性有了更為具體、更為準確的認識，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學術推進。 作者把開闊的都市文化研究視野，成功地落實到精細的文本分析之中。本書中「海派與電影」、「日常生活意識和都市市民的哲學」等章之所以讓人讀了深信不疑，其實不僅在於它們理論視野的獨特和學術觀點的新穎，更重要的是作者細緻入微的文本解讀給了我們妥帖愜當、怡然理順之感──沒有這個，就只是觀點的徒然新穎而已，未必能夠讓人信服。 從學術發展的脈絡來看，這本著作最值得重視的的學術貢獻，是她對海派小說以至於海派文化的兩面性或矛盾性的深入抉發，這無疑標誌著海派研究在歷經「平反發覆」、「正名加封」和新的「一邊倒」好評之後，已步入可以平心而論、辯正分析的新階段。
【電子書】中國當代散文發展史略
本書對1949年以來中國大陸散文的發展做了縱向考察，同時對一些重點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做了深入分析。力圖通過縱橫交錯的歷史描述，探究半個世紀以來散文的藝術成就及其文化蘊含，以期從散文創作曲折的發展歷程中探究更多的精神內容。 中國大陸散文半個世紀以來，走過一條曲曲折折的道路，其中有繁榮、有沈寂、甚至也有完全失聲的時候。它的每一步消漲起落，都承載著巨大的歷史內容，具有審美意義同時也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筆者從當下生活的立足點出發，展開對於幾十年散文發展歷程的回顧。散文是藝術的心靈史，心靈應當是一片自由的天地，散文是自由的心靈世界馳騁的疆場，它保留了原初的詩性，它所展現的「情」的世界是作家主體人格的世界。在那裏，作家把他所感悟到的生活坦然地、親切地展示出來，作家心靈世界的真實坦露，使散文對心靈的展示較之其他文體更加痛快淋漓。 從對當代散文發展史的描述中，我們看到一個事實：在心靈不自由的時代，在話語成為一種權力、一種號令，被規範、被限定的時候，散文儘管在藝術上做了很大的努力，儘管有一批有藝術造詣、有創作熱情的作家寫了許多美文，但最終，還是因為頌歌體的範式、以「時代精神」為準則的選材原則而限制了其發展。致使1949至1966的十七年中，散文留下許多遺憾。本書對十七年散文的反思，對於那個扼制自由、規範創作的時代的關注是基於對自由精神的強調，更是一種站在當下，對散文中的新的更高的自由精神的呼喚。因此，在對新時期散文進行描述時，突出強調了「多元複調時代與藝術共生局面的形成」。強調代表世俗化傾向的閒適散文與代表深度思考和理性力量的學者文化散文同時共存的意義，強調自由的散文應當表現人們日趨自由的心靈，並對這種自由加以藝術的提升。 散文是生命本身的內在律動的自由表達，作者也特別關注散文文體外在形式的自由。散文這種文體的格式就是沒有格式，它的規矩就是沒有規矩。當與意義結合起來研究時，文體的這一特徵更有了特殊意義。正是在無法之法中，散文體現了最大的自由。任何試圖對散文文體進行格式化的努力，都是對散文的束縛，其結果必然限制其發展。因此，作者對文體形式的感受和分析也不是純操作層面的，而更多關注這種自由的表達形式與自由的心態的重要關係。當把散文文體自由提升到一個哲理層面來認識時，它就不僅僅是一個形式問題。作者在對散文進行縱向考察時，清晰地感到，五、六十年代散文在形式上的一個大缺憾，是將「形散神不散」作為一種規範化的構架。這「形」即是作品所用的材料，「神」即是那根思想的「紅線」。無論任何作者寫什麼，都要用思想的線串起來，而這根思想的線即是著眼於國家大事，寫當時的時代主題，為時代唱頌歌。這樣，許多題材被排斥在外，「五四」以來「所謂『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一不可入我範圍」（林語堂語）的散文傳統為單調的「頌歌」所取代，形式上也日趨格式化。當考察新時期以來的散文時，作者看到在散文形式方面的發展和變化。尤其肯定了一批學者在反對散文的格式化，提倡自由的創作形式方面所做出的認真探討。更展示了多元的時代自由的形式給散文帶來的新的生機。 在對散文發展的現狀和前景進行分析和展望時，作者從讀者閱讀的角度進一步強調自由的創作狀態，色彩紛呈的作品和無拘無束的創作形式使散文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獲得發展的機遇和條件。同時，對自由的更高品味、更高格調的追求是散文的前景之所在，若沒有這種自覺，「散文熱」很快就會過去，隨之而來的是新的寂寞和冷清。
【電子書】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
五四時期，由於新文化啟蒙運動的強力推動，新文學開創基業的急切需求，以及新聞出版業與新式教育的迅速發展，翻譯文學遠承古代翻譯的遺緒，近續近代翻譯的脈絡，呈現出波瀾壯闊的局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邁進了一個新紀元。譯者隊伍不斷擴大，發表陣地星羅棋布，讀者群遍布社會各個階層，翻譯文體漸趨豐富，白話翻譯升帳掛帥，翻譯批評相當活躍，翻譯質量有了長足進步，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文學門類，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中國現代文學的殿堂。 本書《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對五四時期的翻譯文學既有宏觀把握，也有微觀透視，呈現出歷史原生態，梳理出翻譯文學由近代跨進現代的發展脈絡。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把握，如對翻譯價值的體認、翻譯主體的構成及其姿態、翻譯選擇的動因與廣度、翻譯方法的多樣性、翻譯的效應等，均有全面而準確的概括；也有精準細密的微觀透視，如對泰戈爾熱、易卜生熱、日本文學翻譯、兒童文學翻譯、俄羅斯文學翻譯等，做出了系統的梳理與剴切的分析。本書從第一手資料出發，呈現出五四時期翻譯文學的原生態，澄清了一些史實，如易卜生戲劇在中國大陸的初演時間等，也見得出翻譯文學由近代跨進現代的發展脈絡。 五四時期翻譯文學蔚?大觀，不僅其本身成?文學園地的豔麗新景，而且給中國新文學的迅速崛起提供了重要參照，新文學文體的建立、語體的成熟和表現空間的拓展，都離不開翻譯文學的滋養。舉凡五四時期重要的報刊，很少有不刊登翻譯作品的，也成為報刊吸引讀者的一道亮麗的風景。那時，《新青年》創刊伊始，就注意譯介外國文學作品，翻譯作品的國家與民族涉及英、俄、美、法、日、印度、葡萄牙、蘇格蘭、挪威、波蘭、丹麥、阿美尼加（亞美尼加）、愛爾蘭等，文體有小說、戲劇、詩歌、童話、理論與批評等。《每周評論》、《新潮》、《國民》、《少年中國》、《解放與改造》、《曙光》、《新社會》、《人道》、《努力周報》等綜合性刊物，翻譯文學都占有一席之地，至於《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詩》、《晨報副刊》、《京報副刊》、《民國日報‧覺悟》、《時事新報‧學燈》等文藝性雜誌與報紙副刊，翻譯文學更是占有大量篇幅。 出版機構也成為翻譯文學的重要園地，單部譯著的出版已嫌不夠，推出叢書演成風氣。《文學研究會叢書》、《小說月報叢刊》、《文學周報社叢書》、《少年中國學會叢書》、《兒童世界叢刊》、《小說叢集》等叢書中，翻譯占有重要分量，更有一些翻譯文學叢書競相問世，如《未名叢刊》（北新書局、未名社等）、《近代世界名家小說》（北新書局）、《歐美名家小說叢刊》（北新書局）、《世界名著選》（創造社出版部）、《小說世界叢刊》（商務印書館）、《世界文學名著》（商務印書館、上海金屋書店、北新書局）、《新俄叢書》（上海光華書局）、《歐羅巴文藝叢書》（上海光華書局）、《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上海開明書店）、《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上海朝花社）、《共學社叢書‧俄羅斯文學叢書》（商務印書館）、《世界文藝叢刊》（上海今代書店）等，文學的翻譯及其閱讀成為一種時代風尚，發表與出版翻譯文學成為新聞出版業的生財之道和與時俱進的表徵。
【電子書】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
本書以生存體驗為視角，一改傳統比較文學的思路，通過中國現代作家留日「體驗」的研究，總結了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一系列內在規律。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比較注意借助比較文學「影響研究」的角度，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巨人背景上來分析、闡述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發展問題。本書作者通過對一系列文學史現象的深入考察後提出，傳統比較文學的所謂「影響研究」並不足以完全闡述中國作家自己的心態變化，而心態的變化又根植於生存體驗的文化，因此，從生存體驗出發將能夠更加清晰地描述一個時代文學與文化的真實變遷。 本書試圖通過對中國現代留日作家「日本體驗」的分析，總結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內在規律。作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對作家自身的「體驗」加以深入的剖析，從晚清到「五四」，留日中國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豐富體驗，最終推動了現代中國文學的發生。從生存體驗入手，我們將有可能更具體地揭示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的若干細節。 今天，在世紀之交，隨著中國文化與中國文學發展狀況的變化，留日中國知識份子的這一獨立性似乎已經喪失，倒是與之相異的英美「海歸」派繼續在中國社會的發展中扮演著他們固有的「知識精英」角色，然而，這一切是否就那麼的「理所當然」？我們是否真的只能在「大江東去」的感歎中接受歷史「轉折」的現實？中國現代文學的精神傳統是否就應當按照今天英美學術的「規範」進行重寫？這都是一些難以解決卻又必須解決的問題。正是這些問題提醒我們再次回望歷史，重新在歷史自我演化的程式?婺唹[辨析，究竟是什麼構成了中國現代文化與文學的內在脈絡？究竟是什麼可能對歷史造成更大的遮蔽與扭曲？在中國現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中，究竟曾經發生過什麼？究竟什麼是所謂的「激進」？什麼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中彌足珍貴的傳統？
【電子書】詩性敘事與敘事的詩：中國現代敘事詩史簡編
從中國敘事文學及其詩性敘事藝術的視角，尤其是二十世紀中國「革命與戰爭」的歷史語境和中國文學抒情傳統及其意識形態性背景之下，圍繞中國現代敘事詩及其文學類型的文學成長經驗與美學選擇，以及不同時期各種流派及其作家的創作實踐和敘事詩學理論及其批評活動等，在細緻系統地實證性考察分析和學理性歷史闡釋基礎之上，從「文學類型史」的學術角度，描述、把握並有意超越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政治意識形態結構的單純及其意義闡釋的偏向等，拓展並夯實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研究視野及其學科建構，是作者之研究課題，也是其寫作的學術初衷和基本目的。 作者在復旦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後，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及其理論有較整體瞭解及研究，尤其在現代敘事詩創作和理論批評資料的搜集及整理上有了很大的收穫。隨著文學專業學習以及對相關學科的涉及和深入，作者意識到雖然「敘事詩」文類及其創作本身，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成就有限，但是，從清末民初之際，梁啟超、黃遵憲、王國維、章太炎、周樹人等關於「史詩」、敘事詩的論述及其理論倡導，到隨後胡適、聞一多、梁實秋、茅盾、郭紹虞、朱光潛等圍繞現代敘事詩創作，以及中國古代文學有無「史詩」、敘事詩及其文學傳統的討論等，特別是在直到九十年代前後各個時期作家們的藝術實踐等文學史事實中，實質上顯示並深蘊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及其「現代性」追求、現代中國「國家意識」及其「文學想像」的趨向，以及與中國古代「史傳」敘事文學傳統及其「詩史」創作精神的內在聯繫等。所以從學術研究的立場審視，應當是一個具有多重學術價值及意義，值得探究的關乎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及其敘事文學「來龍去脈」的論題及領域。
【電子書】文化的轉軌：【魯郭茅巴老曹】在中國〈1949─1976〉
奧斯維德‧斯賓格勒在其著名的《西方的沒落》中對歷史的發展持著一種過分悲觀的態度，但是，他對「文明」的深刻考察和認識，對文明與文化關係的深刻辯析，確實又給我們提供了新的視角。為此，作者試圖從這一角度對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作家文化現象等作出某種反思。由於牽涉面較寬，作者將結合當代文化的幾個點進行比較考察。並且，還將觸及若干個相對敏感的議題，以引起人們更加深入的思考。 從當前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來看，人們似乎更傾向於認為，他們對左翼文化的某種認同與當代中國的左翼文化思潮來自同一資源。他們與後者從「趨同」到「合作」，完全在想像之中，是邏輯的必然。但我想提醒人們注意，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另一方面，即他們之間的「分歧」則被輕易地遮蔽了。我想說，他們與毛澤東的文化觀雖不能說屬於兩個體系，但畢竟不盡相同的兩個話語。所以，當毛澤東激進主義的「現代性」試圖壓倒他們猶豫在激進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現代性」的時候，我們不能說，這是兩種思想的對峙，而應該意識到，它是五四內部分化的結果──是一種現代性，征服並代替了另一種現代性。 那麼，在現代民族國家這一話題下，對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的研究，就應該被納入更加複雜的考察線索之中。從而，我們才能認識，為什麼恰恰在進入了「現代民族國家」階段的新中國，他們（除魯迅之外）的精神生活和文學創作反而出現了深刻的危機？「現代化」的「國家」與「文化」之間出現了意想不到的斷裂？ 人們通常認為，標榜個性自由精神的中國作家對文學制度是深惡痛絕的，這其實是個錯覺。五四後文學社團和刊物的大量湧現，既起到了攻擊舊文學（包括文學制度）的作用，也為新文學的傳播、擴散組織了創作隊伍，建立起新型的思想和文學規範。同理，現代民族國家的確立，也需要創立自己一整套的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和文學制度。現代中國作家與現代民族國家在這一點上並無分歧，而關鍵問題在於：建立什麼樣的文學制度？ 歷史地看，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的人生實踐和創作實踐，都程度不同地與現代文學文學制度的草創過程發生過緊密聯繫。魯迅辦過《莽原》、《語絲》，之後成為左聯的盟主。郭沫若創辦「創造社」，主編過《創造》、《創造週報》。茅盾參與發起「文學研究會」，主持著名的《小說月報》和《抗戰文藝》，又兼任全國「文抗」的負責人。巴金雖然與文學「組織」保持著一定距離，但他非常投入新興的出版事業，主編過《文學季刊》。30、40年代，曹禺與各種劇院和電影公司關係密切，曾以「編劇」、「導演」等多種身份參與到排演、發行工作之中。但需要指出，這種現實的不完善狀況是個性尋求現代性的一種現實存在狀態。應當說，文學制度其實就是現代性矛盾與張力的一個非常典型的體現。 那麼下一個問題就會浮現出來：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的關係和位置應該怎麼擺？因此，在文人創作與文化調整關係的「天平」，人們不難發現這些文學大師的心靈世界一再向後者的「傾斜」，進一步說，發現了他們精神痛苦內部的「歷史合理性」。由此推導，郭沫若從對文人意識和創作技巧的維護到逐步的弱化、妥協，既代表著茅盾、巴金們的普遍心理，也反映了他們共同的歷史處境。 儘管如此，並不能影響到我們對核心問題的追問：作家何為？我們知道，中國的儒家文化對精神個體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同化能力」，在這個語境中，個體對精神價值的追問和堅持很難得以實現。即使偶爾有幸運者，也都是一些游離於這一主體軌道之外的離經叛道者、科場失意的知識份子，他們「在野」的社會身份，可能反而為他們獨立的思想話語提供了一定的生存空間和現實可能。而處於主流體系中的「文官」群體，則很難對思想自由做長久的堅持。上述格局，在當代社會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進一步可以說，整個20至40年代的現代中國文學，都或多或少與這種虛擬性敘事有極大的關係。由此作者認為，從「在野」身份到走向社會的「中心」，不只是人生位置的「互換」，它還影響深刻勾劃了一個人的歷史處境和精神狀態，正是這一「處境」長期的潛移默化和由此產生的壓力、吸引力，把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和曹禺推向了思想與文學上的極限。 在此背景下，當我們將當代中國文學與當代文化的幾個焦點問題略作比較性觀察之後，會發現，「走進當代」的魯、郭、茅、巴、老、曹現象不單是一個文學現象，它還是一個文化現象，或者徑直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文明」現象。通過對「走進當代」後的他們的研究，目的在於觀察追蹤和研究這一階段文學和文化的轉向和滑落，並把思考的基點建立在後者是如何轉向和滑落的，而這種變化對當代文學和文化的建設究竟又意味著什麼，放在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中看，它將給後人什麼豐富的啟示。
【電子書】流動的瞬間：晚清與五四文學關係論
五四以後，晚清在現代文學中失去話語權。90年代以降，晚清文學研究逐漸升溫。由於長期的遮蔽，晚清文學成?一個極富闡釋空間的領域。那?，晚清與五四之間的關係，究竟怎樣？本書選取晚清至五四時期幾個突出的作家作品與文學現象，以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視域，深入考察了晚清與五四文學之間密切而又複雜的關聯。本書資料翔實，論證精警。作者?沈析疑，燭幽發微，就若干似有定論的老話題，闡述出極富?發性的新見解。 本書不是一般地討論文學的現代性，它最出色的部分體現了三個特點： 一、進入歷史的具體情境，充分體察歷史本身的複雜豐富與多樣。 二、良好的藝術感覺，富有靈氣的文字表述。 三、寬廣的學術視野與縱橫錯綜的比較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