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過程James Clifford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今日的人類學作為一門精通特殊、差異、異質的學問,該如何展現這項有別於其他學科的專業,以維護這個複雜社會不至於傾向單一的見解?田野調查是否淪為資料搜集的管道或封閉場域?人類學家是否有能力保持對流動的異質性與混雜本眞性的現實感?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文化的困境》質疑:即便民族誌經由一連串密集式經驗與對話得以詮釋他者文化,這種研究經驗究竟如何轉化成權威的寫作經驗?這種往返於人類學田野工作和民族誌書寫的異文化認識與策略,《路徑》逐漸以「移轉」指稱之。《路徑》關注於移轉中所銜接的人類差異性,關切在愈來愈連結但非同質的世界中,糾纏的文化經驗、結構與可能性。《復返》試圖描述這個銜接性的多中心總體,藉以彰顯一種多元的時代精神,提出對本眞性的懷疑,從而呈現一種小寫複數形式的歷史觀「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以尋找一個複雜、協商、歷史偶然的眞實。【文化的困境】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第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第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第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第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1930年代,在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以及它與殖民主義的糾葛在倫理道德上的芥蒂。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什麼是一個文化的「本真性」?【路徑】人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皆是如此。探險、朝聖、移工或移民、觀光,以及旅行;人類移動並遭逢是一個存在已久且複雜的過程。所謂的「文化」與「邊界」並非先於接觸而存在,是透過接觸才得以維持。聚焦必然會有所排除。當人們傾向用「共同生活」的概念,來強調文化中的價值、社會階層與歷史,是否將忽略──甚至壓抑──許多不純粹的、難以或尚未梳理的集體創造與求生過程?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來看?如何在政治上闡明和挑戰重大差異?定義與捍衛一個家園需要的是什麼?是誰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何時,劃出一條區分你我的界線?我們是否能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將族群視為一種互動而開放的「形成過程」?《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中的討論,持續論證其對「文化」概念的主張,「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復返】1911年,「野人」伊許(Ishi)出現在加州一個屯墾者的城鎮,他是族群中唯一的倖存者,被視為「美國最後一位野生印第安人」。人類學家克魯伯為他取了伊許這個名字,將他安置在博物館工作和生活,為參觀者示範雅希人造箭和造弓的技藝。面對舊金山這個現代世界,這位雅希人的態度是好奇與保留參半。至於他感受過哪些恐懼,主要都藏在心裡。1961年,《兩個世界裡的伊許》出版並成為暢銷書,時值二戰後去殖民化的討論及60年代印第安人復振運動,伊許再度成為焦點。1990年代晚期,伊許又登上了報端,這次則是因為加州印第安人要求返還伊許遺骨和遷葬,過程中也重新掀開一段屯墾殖民的暴力史。伊許一度被視為加州原住民消失的象徵,如今卻代表了他們的存續。長久以來,部落社會或原住民社會被認為注定會在西方文化和經濟發展的暴力進逼下消失。許多人一度認定這個歷+AS9史任務將會由(悲劇性的)「種族屠殺」和(不可避免的)「涵化」完成。但到了20世紀末,顯然有些不同的事正在發生。許多原住民確實被殺害、許多語言確實消失、許多社會確實瓦解。然而,仍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堅持了下來,適應並重新組合橫遭破壞的生活方式的殘餘。他們選擇性地回溯到深深植根的適應性傳統,在複雜的後現代中創造新的道路。文化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過程從來就沒有一個觀點可以完整講述所有的故事我們永遠只能局部觸及他人經驗,「傾聽諸歷史」永遠比「如實講述歷史」更為重要
一則關於鬧鬼的人類學研究正是那些被噤聲或被消失的鬼魂,讓我們有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開始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碼頭,一群急著要去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性女性,擠上了前往高雄前鎮的渡船,「高中六號」。這類民營渡船通常最多只能搭載10多人,但這艘渡船當時卻擠進了超過70人,在航行中翻覆沉沒。25位年紀介於13到30歲之間的女性不幸溺斃喪生。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被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民間傳說未婚女子去世後會變成無家可歸的女鬼,二十五淑女墓開始出現鬼魂出沒、尋找丈夫的傳言,人們開始避免經過此地,當年喪命的年輕女工也承擔了鬼魅的汙名。2008年,在當地女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為這些不幸的女性正名,將「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並正式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當年25位上班途中不幸溺斃的年輕女性被定位為「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藉此宣導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議題。渡船事件罹難者一開始到底為什麼要合葬?這麼多年過去,為什麼還要挖出她們的遺骨,大費周章整修她們的安息之地?她們的生與死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對死者的共同記憶?這些記憶與過去、現在、未來如何連結?+++++記憶從來都不只關乎過去,記憶的建構始終是面向未來的過程。有三股力量直接參與了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造:罹難女性的家屬、台灣女性主義團體,以及身為國家行動者的高雄市政府,三方各自體現了某一種生者與逝者的關係。罹難者父母為了斷開逝去女兒未婚身分與女鬼的連結,他們尋求台灣民間宗教的力量,將女兒的死後地位從女鬼提升為神明。與此相對,高雄的女性主義團體努力消除未婚女鬼的汙名,她們組織社會運動,宣傳死去的女性是工業勞動力的寶貴一分子,曾經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女性主義團體同時也呼籲國家改善合葬地的環境,紀念她們的付出。至於高雄市政府方面,地方官員意識到,在全球經濟環境變遷之下,高雄的城市經濟無法再依賴傳統產業部門,於是響應女性主義者紀念罹難者的號召,將旗津船難二十五位罹難女性的墓地改造成適合遊憩的紀念公園,成為城市後工業大改造計畫的一環。這個脈絡將死去年輕勞工的鬼魂轉變成新象徵,代表高雄前瞻進步的新身分。《女工之死》全書三部,共分八個章節。第一部「緣起:逝去之人」描述當年渡船事故經過、各方後續處理,以及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背景,探討各方基於不同脈絡及目的的紀念方式。第二部「鬼魂地景」包含四章,以民族誌的形式,解讀二十五淑女墓的記憶地景,是如何與地方、國家甚或全球等紀念尺度緊密相連,以及這種地方的記憶實踐在同一尺度之內與不同尺度之間引發何種爭論。第三部「來世」則是探討「紀念」一詞的焦點如何從「場所」轉向「行動」,重點不在於紀念的場所,而是紀念的過程。人類學家以二十五淑女墓的故事為核心,探討後工業時代台灣女性勞工角色的公共敍事轉變,書中論及宗教人類學、「鬧鬼」與幽靈研究、女性勞動史、記憶與紀念、城市研究與地方創生等議題,由此剖析歷史、集體情感、記憶公共表達的本質,以及這些領域如何相互關聯、彼此交織。本書同時加入關於「鬧鬼」與記憶是如何交互作用的討論,也探討鬼魂顯靈如何能將失落、剝奪、遺憾、悔恨、不公不義等複雜的情感與經歷,注入紀念館、紀念碑和日常生活的語彙之中。「『鬧鬼』之地是另一種視角的記憶得以發聲之地。人們往往認為鬼魂是與過去連結的方式。然而過去只是前奏,眞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記得、或忘卻了什麼,而是為了管理或餵養大眾,特定意義如何又為何融入、制度化或改造了某些記憶。反過來說,這也代表了同樣這一群大眾,有能力解鎖這些記憶,對此進行競奪、挪用、介入。」──〈第一章,女工之死〉+++++本書觸及了空間正義的議題:在墓地轉型為公園的過程中,誰的觀點被凸顯,誰的聲音遭忽略?這些幽魂之所以縈繞不去,不僅因為祂們在某些文化宇宙中確實存在,更因為祂們代表著被主流敘事排除在外的聲音與記憶。書中呈現的三重宇宙——傳統漢人文化、女性主義與國家現代化——各自帶著不同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編織出一段關於城市歷史如何被記憶、被敘述與被重塑的複雜故事。這些宇宙通常平行存在,但當它們因故(如「二十五淑女墓」的改建)相遇、碰撞與妥協時,我們就見證了一場關於歷史詮釋權的深刻辯證,也看見了城市空間作為文化戰場的意義。──方怡潔,本書推薦
一則關於鬧鬼的人類學研究正是那些被噤聲或被消失的鬼魂,讓我們有一個重新認識歷史的開始1973年9月3日早晨,旗津中洲碼頭,一群急著要去高雄加工出口區工作的男性女性,擠上了前往高雄前鎮的渡船,「高中六號」。這類民營渡船通常最多只能搭載10多人,但這艘渡船當時卻擠進了超過70人,在航行中翻覆沉沒。25位年紀介於13到30歲之間的女性不幸溺斃喪生。罹難者家屬和高雄市政府決定將意外喪生的女性合葬,她們被集體埋葬之處稱為「二十五淑女墓」。民間傳說未婚女子去世後會變成無家可歸的女鬼,二十五淑女墓開始出現鬼魂出沒、尋找丈夫的傳言,人們開始避免經過此地,當年喪命的年輕女工也承擔了鬼魅的汙名。2008年,在當地女權團體的呼籲奔走下,高雄市政府為這些不幸的女性正名,將「二十五淑女墓」重新整修並正式更名為「勞動女性紀念公園」,當年25位上班途中不幸溺斃的年輕女性被定位為「60年代為台灣經濟建設奮鬥的工殤少女英雄」,藉此宣導兩性平權與勞動安全議題。渡船事件罹難者一開始到底為什麼要合葬?這麼多年過去,為什麼還要挖出她們的遺骨,大費周章整修她們的安息之地?她們的生與死如何影響身邊的人?周遭的社群如何形成對死者的共同記憶?這些記憶與過去、現在、未來如何連結?+++++記憶從來都不只關乎過去,記憶的建構始終是面向未來的過程。有三股力量直接參與了旗津二十五淑女墓的改造:罹難女性的家屬、台灣女性主義團體,以及身為國家行動者的高雄市政府,三方各自體現了某一種生者與逝者的關係。罹難者父母為了斷開逝去女兒未婚身分與女鬼的連結,他們尋求台灣民間宗教的力量,將女兒的死後地位從女鬼提升為神明。與此相對,高雄的女性主義團體努力消除未婚女鬼的汙名,她們組織社會運動,宣傳死去的女性是工業勞動力的寶貴一分子,曾經為國家經濟發展做出重要貢獻;女性主義團體同時也呼籲國家改善合葬地的環境,紀念她們的付出。至於高雄市政府方面,地方官員意識到,在全球經濟環境變遷之下,高雄的城市經濟無法再依賴傳統產業部門,於是響應女性主義者紀念罹難者的號召,將旗津船難二十五位罹難女性的墓地改造成適合遊憩的紀念公園,成為城市後工業大改造計畫的一環。這個脈絡將死去年輕勞工的鬼魂轉變成新象徵,代表高雄前瞻進步的新身分。《女工之死》全書三部,共分八個章節。第一部「緣起:逝去之人」描述當年渡船事故經過、各方後續處理,以及當時台灣的經濟發展背景,探討各方基於不同脈絡及目的的紀念方式。第二部「鬼魂地景」包含四章,以民族誌的形式,解讀二十五淑女墓的記憶地景,是如何與地方、國家甚或全球等紀念尺度緊密相連,以及這種地方的記憶實踐在同一尺度之內與不同尺度之間引發何種爭論。第三部「來世」則是探討「紀念」一詞的焦點如何從「場所」轉向「行動」,重點不在於紀念的場所,而是紀念的過程。人類學家以二十五淑女墓的故事為核心,探討後工業時代台灣女性勞工角色的公共敍事轉變,書中論及宗教人類學、「鬧鬼」與幽靈研究、女性勞動史、記憶與紀念、城市研究與地方創生等議題,由此剖析歷史、集體情感、記憶公共表達的本質,以及這些領域如何相互關聯、彼此交織。本書同時加入關於「鬧鬼」與記憶是如何交互作用的討論,也探討鬼魂顯靈如何能將失落、剝奪、遺憾、悔恨、不公不義等複雜的情感與經歷,注入紀念館、紀念碑和日常生活的語彙之中。「『鬧鬼』之地是另一種視角的記憶得以發聲之地。人們往往認為鬼魂是與過去連結的方式。然而過去只是前奏,眞正重要的不是我們記得、或忘卻了什麼,而是為了管理或餵養大眾,特定意義如何又為何融入、制度化或改造了某些記憶。反過來說,這也代表了同樣這一群大眾,有能力解鎖這些記憶,對此進行競奪、挪用、介入。」──〈第一章,女工之死〉+++++本書觸及了空間正義的議題:在墓地轉型為公園的過程中,誰的觀點被凸顯,誰的聲音遭忽略?這些幽魂之所以縈繞不去,不僅因為祂們在某些文化宇宙中確實存在,更因為祂們代表著被主流敘事排除在外的聲音與記憶。書中呈現的三重宇宙——傳統漢人文化、女性主義與國家現代化——各自帶著不同的時間觀與空間觀,編織出一段關於城市歷史如何被記憶、被敘述與被重塑的複雜故事。這些宇宙通常平行存在,但當它們因故(如「二十五淑女墓」的改建)相遇、碰撞與妥協時,我們就見證了一場關於歷史詮釋權的深刻辯證,也看見了城市空間作為文化戰場的意義。──方怡潔,本書推薦
從來就沒有一個觀點可以完整講述所有的故事我們永遠只能局部觸及他人經驗,「傾聽諸歷史」永遠比「如實講述歷史」更為重要 1911年,「野人」伊許(Ishi)出現在加州一個屯墾者的城鎮,他是族群中唯一的倖存者,被視為「美國最後一位野生印第安人」。人類學家克魯伯為他取了伊許這個名字,將他安置在博物館工作和生活,為參觀者示範雅希人造箭和造弓的技藝。面對舊金山這個現代世界,這位雅希人的態度是好奇與保留參半。至於他感受過哪些恐懼,主要都藏在心裡。1961年,《兩個世界裡的伊許》出版並成為暢銷書,時值二戰後去殖民化的討論及60年代印第安人復振運動,伊許再度成為焦點。1990年代晚期,伊許又登上了報端,這次則是因為加州印第安人要求返還伊許遺骨和遷葬,過程中也重新掀開一段屯墾殖民的暴力史。伊許的經驗謎樣而豐富,而他的生與死在很多不同方面對很多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伊許一度被視為加州原住民消失的象徵,如今卻代表了他們的存續。長久以來,部落社會或原住民社會被認為注定會在西方文化和經濟發展的暴力進逼下消失。許多人一度認定這個歷史任務將會由(悲劇性的)「種族屠殺」和(不可避免的)「涵化」完成。但到了20世紀末,顯然有些不同的事正在發生。許多原住民確實被殺害、許多語言確實消失、許多社會確實瓦解。然而,仍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堅持了下來,適應並重新組合橫遭破壞的生活方式的殘餘。他們選擇性地回溯到深深植根的適應性傳統,在複雜的後現代中創造新的道路。文化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過程。《復返》即是探索這個過程,是如何運用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周旋。+++++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屬於通論和理論性質,探索今日用於理解原住民的不同方法,主張歷史命運和發展時間的觀念必須加以修正,如此才能解釋這些原民文化復興和社會運動。「第二部分」透過伊許的故事在近一個世紀來的戲劇性發展,傳達了殖民暴力的持續遺產、人類學的歷史、恐懼與療癒、後殖民和解的前景等議題。「第三部分」則是聚焦於阿拉斯加中部原民文化復興的討論,原住民文化資產如何作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一環?地方歷史與跨國原民性如何為其祖先文物開啟「第二生命」?克里弗德處理了三種活躍於過去半世紀的敘事:去殖民化、全球化和原民生成(indigenous becoming)。它們代表不同的歷史能量、行動規模和可能性政治。這三段歷史彼此建構、彼此加強卻同時也對彼此造成困擾,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力量持續貫穿其中,「我們有必要把這一類『大小恰好』的歷史維持在辯證張力中,讓它們同時但非同步的存在。」「舊的社會團結與文化傳播形式正在重新銜接,在新的脈絡中為不同的受眾表演。創新的都市原民生活實踐有賴來回往返於祖居地與離散地網絡之間。正如二〇一三年那場成功的『別再袖手旁觀』(Idle No More)運動所證明的,『臉書』現已成了部落動員的場域之一。遺產復興與藝術創造如今利用新技術將其文化的連接『再路徑化』(reroute)。⋯⋯若要問這些務實的存續和文化復興作為一股歷史力量究竟意味著什麼仍為時尚早。這是個帶有種族中心主義色彩的問題。試問我們何來立足點可以如此下定論?就目前,我們能說的是部落、原住民或第一民族社會歷經轉化後存活了下來,並且日益茁壯。光是這樣的存在便已經挑戰了長期以來賦予西方文明、現代性或進步敘事的假設。」==========【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從來就沒有一個觀點可以完整講述所有的故事我們永遠只能局部觸及他人經驗,「傾聽諸歷史」永遠比「如實講述歷史」更為重要 1911年,「野人」伊許(Ishi)出現在加州一個屯墾者的城鎮,他是族群中唯一的倖存者,被視為「美國最後一位野生印第安人」。人類學家克魯伯為他取了伊許這個名字,將他安置在博物館工作和生活,為參觀者示範雅希人造箭和造弓的技藝。面對舊金山這個現代世界,這位雅希人的態度是好奇與保留參半。至於他感受過哪些恐懼,主要都藏在心裡。1961年,《兩個世界裡的伊許》出版並成為暢銷書,時值二戰後去殖民化的討論及60年代印第安人復振運動,伊許再度成為焦點。1990年代晚期,伊許又登上了報端,這次則是因為加州印第安人要求返還伊許遺骨和遷葬,過程中也重新掀開一段屯墾殖民的暴力史。伊許的經驗謎樣而豐富,而他的生與死在很多不同方面對很多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意義。伊許一度被視為加州原住民消失的象徵,如今卻代表了他們的存續。長久以來,部落社會或原住民社會被認為注定會在西方文化和經濟發展的暴力進逼下消失。許多人一度認定這個歷史任務將會由(悲劇性的)「種族屠殺」和(不可避免的)「涵化」完成。但到了20世紀末,顯然有些不同的事正在發生。許多原住民確實被殺害、許多語言確實消失、許多社會確實瓦解。然而,仍有為數不少的原住民堅持了下來,適應並重新組合橫遭破壞的生活方式的殘餘。他們選擇性地回溯到深深植根的適應性傳統,在複雜的後現代中創造新的道路。文化是一個不斷生成(becoming)的過程。《復返》即是探索這個過程,是如何運用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周旋。+++++本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屬於通論和理論性質,探索今日用於理解原住民的不同方法,主張歷史命運和發展時間的觀念必須加以修正,如此才能解釋這些原民文化復興和社會運動。「第二部分」透過伊許的故事在近一個世紀來的戲劇性發展,傳達了殖民暴力的持續遺產、人類學的歷史、恐懼與療癒、後殖民和解的前景等議題。「第三部分」則是聚焦於阿拉斯加中部原民文化復興的討論,原住民文化資產如何作為原住民文化復興的一環?地方歷史與跨國原民性如何為其祖先文物開啟「第二生命」?克里弗德處理了三種活躍於過去半世紀的敘事:去殖民化、全球化和原民生成(indigenous becoming)。它們代表不同的歷史能量、行動規模和可能性政治。這三段歷史彼此建構、彼此加強卻同時也對彼此造成困擾,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力量持續貫穿其中,「我們有必要把這一類『大小恰好』的歷史維持在辯證張力中,讓它們同時但非同步的存在。」「舊的社會團結與文化傳播形式正在重新銜接,在新的脈絡中為不同的受眾表演。創新的都市原民生活實踐有賴來回往返於祖居地與離散地網絡之間。正如二〇一三年那場成功的『別再袖手旁觀』(Idle No More)運動所證明的,『臉書』現已成了部落動員的場域之一。遺產復興與藝術創造如今利用新技術將其文化的連接『再路徑化』(reroute)。⋯⋯若要問這些務實的存續和文化復興作為一股歷史力量究竟意味著什麼仍為時尚早。這是個帶有種族中心主義色彩的問題。試問我們何來立足點可以如此下定論?就目前,我們能說的是部落、原住民或第一民族社會歷經轉化後存活了下來,並且日益茁壯。光是這樣的存在便已經挑戰了長期以來賦予西方文明、現代性或進步敘事的假設。」==========【人類學反思三部曲】《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擅自認定他人生命的價值,會不會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我們能不能想像或找到另一種傾聽的方式,一種容許不確定性的照護形式,來理解生命? ◎2015年,人文人類學學會,特納民族誌寫作獎◎2020年,高等研究學院,J. I. Staley Prize 「我們對照護的理解往往離不開善意、好的結果,或對受苦的情緒反應。但挪動這種理解將讓我們得以分辨照護論述的細微差異,進而看見自身欲望的矛盾,以及試圖照護他人時的混亂失措。」 1956年,一位名叫考雅克的因紐特女性從北極灣的家鄉搭船前往加拿大南部的醫院接受肺結核治療,病逝於途中。考雅克死前經歷了什麼、她跟誰在一起、遺體送去哪裡,是一個從未解開的謎。後來,每當那艘船再度靠岸,考雅克的孫子就會跑去工人裝卸貨的港口探聽消息。他當然知道祖母已經死了,但他希望聽到的是她死去的經過,而那通常是加拿大政府在處理因紐特社群肺結核大流行時努力抹除的資料——人只是一個身分牌號碼以及統計上的數字。1950年代晚期,加拿大政府展開肺結核清空行動,北方被想像成一座大實驗室,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社會實驗,藉由降低死亡率等方法,把因紐特人變成真正的加拿大公民。這項「實驗」要求因紐特人配合政府提供的照護形式和邏輯,包括把像考雅克這樣染上肺結核的因紐特人從家人身邊帶走,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1953到1964年間有將近一半的因紐特人被送進機構,其中有75%到80%再被送往南部城市的療養院。加拿大政府對外宣稱的目的當然從來不是要殘酷地置因紐特人於死地。將他們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只是降低因紐特人的死亡率和提升其生活水準的諸多措施之一。這些措施還包括將因紐特兒童送到寄宿學校、給他們一個「白人的」名字,將其過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阻擋在外;或是為了防堵青少年自殺潮,設立防治專線、發送海報文宣,努力宣導要年輕人「好好活下去」。要當一個好公民就表示要配合這樣的生命體制。只是,擅自認定生命的價值,將它捧為至高至善,可能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這本民族誌的主角是居住在加拿大北部的因紐特人,關注他們被收編進加拿大政府的醫療與照護體制下的結果。作者史蒂文森以傅柯「生命政治」的概念貫穿全書,整體結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透過1940到1960年代出現的肺結核大流行與1980年後出現的自殺潮,討論加拿大政府官僚體系提供的照護,以及其對因紐特人心靈造成的持續衝擊;第二部分試圖勾勒出因紐特人另類的照護模式。有別於當代生命政治的匿名照護,因紐特人的照護不急於確認事實與數據,而是以一種不確定、意象式的方式,陪伴、傾聽與理解他人。人類學研究關注的往往是重複發生的事。人類學家所謂的「實證」是建立在日常透過重複而趨於穩定的認知上。史蒂文森認為需要打造另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主張透過意象所做的人類學研究——有時候我們需要傳達的是可能的而非實際的真相,或是否定的、缺席的或懷疑的精神真相。傳達日常最好的方法不是累積實例,而是透過意象中的濃縮經驗;雖然意象並不能像事實一樣被檢驗。「我想要設想一種容許遲疑的人類學傾聽方式,去傾聽那些一再打亂我們確定知道什麼的話語。」+++++「我用『死活相依』這個詞來表達另一種思考生命的方式,以及支持這種思考方式的照護形式。『死活相依』關心的主要不是延續實體生命,而是誰是誰,而照護就在認出令人不安的他者意象並對它付出關懷中發生。……渡鴉的意象一方面暫時表達了生命中的死亡,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何謂生或死的不確定性,使我們得以放開乾淨/骯髒、生/死等建構人類照護方式的二分法,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間。若是活著跟目睹生命中的死亡有關呢?要是死去,但仍被愛你的人放在心上,也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呢?我們如何可能去關注那些存在於自身之外、永遠無法變得完整的生命?」──本書前言
擅自認定他人生命的價值,會不會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 我們能不能想像或找到另一種傾聽的方式,一種容許不確定性的照護形式,來理解生命? ◎2015年,人文人類學學會,特納民族誌寫作獎 ◎2020年,高等研究學院,J. I. Staley Prize 我們對照護的理解往往離不開善意、好的結果,或對受苦的情緒反應。但挪動這種理解將讓我們得以分辨照護論述的細微差異,進而看見自身欲望的矛盾,以及試圖照護他人時的混亂失措。 1956年,一位名叫考雅克的因紐特女性從北極灣的家鄉搭船前往加拿大南部的醫院接受肺結核治療,病逝於途中。考雅克死前經歷了什麼、她跟誰在一起、遺體送去哪裡,是一個從未解開的謎。後來,每當那艘船再度靠岸,考雅克的孫子就會跑去工人裝卸貨的港口探聽消息。他當然知道祖母已經死了,但他希望聽到的是她死去的經過,而那通常是加拿大政府在處理因紐特社群肺結核大流行時努力抹除的資料——人只是一個身分牌號碼以及統計上的數字。 1950年代晚期,加拿大政府展開肺結核清空行動,北方被想像成一座大實驗室,正在進行一場大規模社會實驗,藉由降低死亡率等方法,把因紐特人變成真正的加拿大公民。這項「實驗」要求因紐特人配合政府提供的照護形式和邏輯,包括把像考雅克這樣染上肺結核的因紐特人從家人身邊帶走,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1953到1964年間有將近一半的因紐特人被送進機構,其中有75%到80%再被送往南部城市的療養院。 加拿大政府對外宣稱的目的當然從來不是要殘酷地置因紐特人於死地。將他們撤離到南部的療養院,只是降低因紐特人的死亡率和提升其生活水準的諸多措施之一。這些措施還包括將因紐特兒童送到寄宿學校、給他們一個「白人的」名字,將其過去的一整套生活方式阻擋在外;或是為了防堵青少年自殺潮,設立防治專線、發送海報文宣,努力宣導要年輕人「好好活下去」。 要當一個好公民就表示要配合這樣的生命體制。只是,擅自認定生命的價值,將它捧為至高至善,可能跟否定生命的價值一樣危險。 +++++ 這本民族誌的主角是居住在加拿大北部的因紐特人,關注他們被收編進加拿大政府的醫療與照護體制下的結果。作者史蒂文森以傅柯和巴特勒「生命政治」的概念貫穿全書,整體結構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透過1940到1960年代出現的肺結核大流行與1980年後出現的自殺潮,討論加拿大政府官僚體系提供的照護,以及其對因紐特人心靈造成的持續衝擊;第二部分試圖勾勒出因紐特人另類的照護模式。有別於當代生命政治的匿名照護,因紐特人的照護不急於確認事實與數據,而是以一種不確定、意象式的方式,陪伴、傾聽與理解他人。 人類學研究關注的往往是重複發生的事。人類學家所謂的「實證」是建立在日常透過重複而趨於穩定的認知上。史蒂文森認為需要打造另一種理解世界的方法,主張透過意象所做的人類學研究——有時候我們需要傳達的是可能的而非實際的真相,或是否定的、缺席的或懷疑的精神真相。傳達日常最好的方法不是累積實例,而是透過意象中的濃縮經驗;雖然意象並不能像事實一樣被檢驗。 「我想要設想一種容許遲疑的人類學傾聽方式,去傾聽那些一再打亂我們確定知道什麼的話語。」 +++++ 「我用『死活相依』這個詞來表達另一種思考生命的方式,以及支持這種思考方式的照護形式。『死活相依』關心的主要不是延續實體生命,而是誰是誰,而照護就在認出令人不安的他者意象並對它付出關懷中發生。……渡鴉的意象一方面暫時表達了生命中的死亡,另一方面也表達了何謂生或死的不確定性,使我們得以放開乾淨/骯髒、生/死等建構人類照護方式的二分法,哪怕只是短短一瞬間。若是活著跟目睹生命中的死亡有關呢?要是死去,但仍被愛你的人放在心上,也是一種活著的方式呢?我們如何可能去關注那些存在於自身之外、永遠無法變得完整的生命?」──本書前言
是誰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何時,劃出一條區分你我的界線? 我們是否能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將族群視為一種互動而開放的「形成過程」? 人類座落(location)除了是由靜止所構成,也是由移轉(displacement)所構成。旅行(travels)與接觸(contacts)才是未竟的現代性研究中的關鍵。 在這些來來去去的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哪些生存與互動技巧?有哪些資源可供一個多樣性的未來所使用? 人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皆是如此。探險、朝聖、移工或移民、觀光,以及旅行;人類移動並遭逢是一個存在已久且複雜的過程。所謂的「文化」與「邊界」並非先於接觸而存在,是透過接觸才得以維持。 聚焦必然會有所排除。因此,當人們傾向用「共同生活」的概念,來強調文化中的價值、社會階層與歷史,是否將忽略──甚至壓抑──許多不純粹的、難以或尚未梳理的集體創造與求生過程?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來看?如何在政治上闡明和挑戰重大差異?定義與捍衛一個家園需要的是什麼?是誰得以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以及在何時)劃出一條區分內部者和外部者的界線?我們能否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而不僅僅是文化的轉移或延伸? 國家的、族群的界線,究竟是如何被不同的歷史主體所維繫、守衛、破壞與跨越? ++++ 《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中的討論,持續論證其對「文化」概念的主張,「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 本書分為「旅行」、「接觸」與「諸多未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主要討論民族誌田野工作,克里弗德將田野工作視為一項旅行實踐,突顯了在被歷史地、政治地定義的地點中進行的具身活動(embodied activity)。這種世俗的強調有助於開拓當前的可能性,擴展並複雜化民族誌研究的路徑。第二部分「接觸」談的是博物館──博物館不單純是一種西方機構的延伸,而是一個不同文化願景和不同社群利益的接觸區。那麼,在全球博物館蓬勃發展的當下,我們可以如何看待並期待更多樣性的參與?第三部分「諸多未來」考察了「離散」(diaspora)的當代銜接,考察了如何在與多個地方保持聯繫之際,又能同時履踐非絕對主義的公民身分形式。各式各樣的離散史被重構為一種「後殖民主義的史前史」,跨國旅行和接觸——人、物和媒體的旅行和接觸——並不指向單一的歷史方向。 然後,當歷史現實被理解為一連串未竟的遭逢,或許我們可以試圖定位自己,講述一則關於移動的新故事。 ++++ 「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會永遠被他的『身分』固定住,但也沒有人可以擺脫他的種族與文化、階級與種姓、性別與性向、環境與歷史等的特定結構。我理解這些以及其他交叉影響的決定因素,不是作為選擇或被迫接受的家園,而是作為世界旅行的場域,是困難的遭逢與對話的機緣。由此而來的推論是,任何關於一致性或普世性價值的新舊觀點,都沒有辦法解開文化政治的難題。只有更多的翻譯。 這些文章是一點點開端,試圖追溯人們旅行的新、舊地圖和歷史,而其中被賦予了不同程度的權力或受迫。本書關切在移轉中所銜接的人類差異性,關切在愈來愈連結但非同質的世界中,糾纏的文化經驗、結構與可能性。」──〈序:未竟之業〉 ==========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是誰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何時,劃出一條區分你我的界線? 我們是否能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將族群視為一種互動而開放的「形成過程」? 人類座落(location)除了是由靜止所構成,也是由移轉(displacement)所構成。旅行(travels)與接觸(contacts)才是未竟的現代性研究中的關鍵。 在這些來來去去的移動中,我們可以發現哪些生存與互動技巧?有哪些資源可供一個多樣性的未來所使用? 人人都在移動,幾世紀以來皆是如此。探險、朝聖、移工或移民、觀光,以及旅行;人類移動並遭逢是一個存在已久且複雜的過程。所謂的「文化」與「邊界」並非先於接觸而存在,是透過接觸才得以維持。 聚焦必然會有所排除。因此,當人們傾向用「共同生活」的概念,來強調文化中的價值、社會階層與歷史,是否將忽略──甚至壓抑──許多不純粹的、難以或尚未梳理的集體創造與求生過程?所謂的「在地」是從誰的觀點來看?如何在政治上闡明和挑戰重大差異?定義與捍衛一個家園需要的是什麼?是誰得以決定一個社群要在哪裡(以及在何時)劃出一條區分內部者和外部者的界線?我們能否將移動視為文化的構成要素,而不僅僅是文化的轉移或延伸? 國家的、族群的界線,究竟是如何被不同的歷史主體所維繫、守衛、破壞與跨越? ++++ 《路徑》延續克里弗德在《文化的困境》中的討論,持續論證其對「文化」概念的主張,「無論如何,在受到族群絕對論撕裂的當代世界,對身分一致性的聲稱是無可避免的。文化看來是禍福參半的事物。我企圖鬆動對文化的常識性看法,聚焦在民族誌再現(ethnographic representation)的過程。我用來撬開文化觀念的槓桿是關於『書寫』(writing)與『拼貼』(collage)的延伸概念,前者被視為互動性、開放性和過程性的,而後者則是要為異質性提供空間,不僅是為美學並置,更是為歷史並置和政治並置提供空間。」 本書分為「旅行」、「接觸」與「諸多未來」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旅行」主要討論民族誌田野工作,克里弗德將田野工作視為一項旅行實踐,突顯了在被歷史地、政治地定義的地點中進行的具身活動(embodied activity)。這種世俗的強調有助於開拓當前的可能性,擴展並複雜化民族誌研究的路徑。第二部分「接觸」談的是博物館──博物館不單純是一種西方機構的延伸,而是一個不同文化願景和不同社群利益的接觸區。那麼,在全球博物館蓬勃發展的當下,我們可以如何看待並期待更多樣性的參與?第三部分「諸多未來」考察了「離散」(diaspora)的當代銜接,考察了如何在與多個地方保持聯繫之際,又能同時履踐非絕對主義的公民身分形式。各式各樣的離散史被重構為一種「後殖民主義的史前史」,跨國旅行和接觸——人、物和媒體的旅行和接觸——並不指向單一的歷史方向。 然後,當歷史現實被理解為一連串未竟的遭逢,或許我們可以試圖定位自己,講述一則關於移動的新故事。 ++++ 「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會永遠被他的『身分』固定住,但也沒有人可以擺脫他的種族與文化、階級與種姓、性別與性向、環境與歷史等的特定結構。我理解這些以及其他交叉影響的決定因素,不是作為選擇或被迫接受的家園,而是作為世界旅行的場域,是困難的遭逢與對話的機緣。由此而來的推論是,任何關於一致性或普世性價值的新舊觀點,都沒有辦法解開文化政治的難題。只有更多的翻譯。 這些文章是一點點開端,試圖追溯人們旅行的新、舊地圖和歷史,而其中被賦予了不同程度的權力或受迫。本書關切在移轉中所銜接的人類差異性,關切在愈來愈連結但非同質的世界中,糾纏的文化經驗、結構與可能性。」──〈序:未竟之業〉 ========== 【人類學反思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先前在大英帝國體制下所組建的多族群且多元社會,轉變成為現代國族國家。一如許多後殖民國家的處境,族群認同成為這個新國家賴以建構政治體系的主要原則;也如同許多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殖民時期的馬來西亞的族群意識是「其中各個群體相遇且相處」的結果,「他們會藉由文化手段,刻意標示彼此在權力、經濟地位、政治企圖心與歷史想像方面的差異與不平等」。華人的廟宇和節慶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面向,其不僅是華人移民建立其社會存在感、組構社會生活,並展現經濟實力的一種手段;華人也透過文化實踐傳遞社會記憶、創造屬於族群的「記憶劇場」。1979年,人類學家白瑨到檳城進行華人傳統信仰的民族誌研究。田野中,她學習華語,也學著講混合馬來語的福建話,她試圖從乩童、道士、寺廟管委會,甚至政治人物等檳城華人身上,建構出一套他們關於自身信仰以及認同的敘事。但這個田野方式在她1987年來到台灣後發生了變化。她在台灣意識到,台灣在歷經日本統治、國民黨占領、蔣介石丟失中國大陸前後所發生的幾場創傷性事件,塑造了台灣閩南人所抱持的政治態度。檳城歷經超過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政府以及脫離殖民後的馬來西亞政府的統治,同樣塑造了檳城華人的社會記憶、儀式習俗和社會政治策略。她決定納入英國殖民時期的歷史文獻研究,試圖從人類學角度,探討檳城華人從1786年到1990年代所面臨的族群歸屬感議題。白瑨試圖以人類學的視角、人類學知識,重寫——也重新解釋——一部檳城華人史。本書依據歷史脈絡分為兩部。第一部「殖民地檳城的宗教與社會」,從歷史人類學角度探討檳城華人社會的在地化,以及華人對英殖民政府「治理」的回應;第二部「當代檳城的宗教與族群復振政治」聚焦於另一個轉折──1963年脫離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北婆羅洲(沙巴)、砂拉越各邦,與馬來亞聯合邦共同組建馬來西亞。之後經歷1969年513事件、1970年「新經濟政策」,在土著/非土著的區分下,華人的處境形同次等國民。面臨此一重大身分危機,華人社會以民間宗教慶典作為對政治緊張的積極回應,從傳統文化中找出提升華人共同意識的載體,並試圖讓國家政策重回地域國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的方向。檳城華人面臨英殖民政府、後殖民的國族國家馬來西亞的政治勢力支配,試圖透過社群共同儀式塑造社會記憶,進一步建構其主體性,並與現代性的價值互相調和,追求獨立且合乎時代的身分認同。這是檳城華人追尋認同的故事;也是一部以檳城華人為例,進一步思考華人離散、族群歸屬、歷史記憶、現代性與認同的民族誌作品。 +++++ 乩童這類的宗教專家在其教誨和儀式中,傳承了佛教、儒家思想與道教的文本傳統的教義,但檳城當地的宗教文化也是一種口語傳統,具有經驗上的強大力量,而且往往奧妙難解,這個宗教文化最深層的意義都刻畫在檳城的地景(廟宇、節慶)上。如同所有的口語傳統,它既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的「書」就是世人的心智;但它也是脆弱的,只有在個人和社群具有傳承並執行的熱情時,才得以延續下去。——白瑨對特定族群而言,那是生活;對「非我族類」而言,那都是民族身分的自我確認。——黃錦樹
1957年,馬來亞聯合邦宣布獨立,先前在大英帝國體制下所組建的多族群且多元社會,轉變成為現代國族國家。一如許多後殖民國家的處境,族群認同成為這個新國家賴以建構政治體系的主要原則;也如同許多大英帝國的殖民地,殖民時期的馬來西亞的族群意識是「其中各個群體相遇且相處」的結果,「他們會藉由文化手段,刻意標示彼此在權力、經濟地位、政治企圖心與歷史想像方面的差異與不平等」。華人的廟宇和節慶是其中不可忽視的面向,其不僅是華人移民建立其社會存在感、組構社會生活,並展現經濟實力的一種手段;華人也透過文化實踐傳遞社會記憶、創造屬於族群的「記憶劇場」。1979年,人類學家白瑨到檳城進行華人傳統信仰的民族誌研究。田野中,她學習華語,也學著講混合馬來語的福建話,她試圖從乩童、道士、寺廟管委會,甚至政治人物等檳城華人身上,建構出一套他們關於自身信仰以及認同的敘事。但這個田野方式在她1987年來到台灣後發生了變化。她在台灣意識到,台灣在歷經日本統治、國民黨占領、蔣介石丟失中國大陸前後所發生的幾場創傷性事件,塑造了台灣閩南人所抱持的政治態度。檳城歷經超過一百五十年的英國殖民政府以及脫離殖民後的馬來西亞政府的統治,同樣塑造了檳城華人的社會記憶、儀式習俗和社會政治策略。她決定納入英國殖民時期的歷史文獻研究,試圖從人類學角度,探討檳城華人從1786年到1990年代所面臨的族群歸屬感議題。白瑨試圖以人類學的視角、人類學知識,重寫——也重新解釋——一部檳城華人史。本書依據歷史脈絡分為兩部。第一部「殖民地檳城的宗教與社會」,從歷史人類學角度探討檳城華人社會的在地化,以及華人對英殖民政府「治理」的回應;第二部「當代檳城的宗教與族群復振政治」聚焦於另一個轉折──1963年脫離英國殖民的新加坡、北婆羅洲(沙巴)、砂拉越各邦,與馬來亞聯合邦共同組建馬來西亞。之後經歷1969年513事件、1970年「新經濟政策」,在土著/非土著的區分下,華人的處境形同次等國民。面臨此一重大身分危機,華人社會以民間宗教慶典作為對政治緊張的積極回應,從傳統文化中找出提升華人共同意識的載體,並試圖讓國家政策重回地域國族主義(territorial nationalism)的方向。檳城華人面臨英殖民政府、後殖民的國族國家馬來西亞的政治勢力支配,試圖透過社群共同儀式塑造社會記憶,進一步建構其主體性,並與現代性的價值互相調和,追求獨立且合乎時代的身分認同。這是檳城華人追尋認同的故事;也是一部以檳城華人為例,進一步思考華人離散、族群歸屬、歷史記憶、現代性與認同的民族誌作品。 +++++ 乩童這類的宗教專家在其教誨和儀式中,傳承了佛教、儒家思想與道教的文本傳統的教義,但檳城當地的宗教文化也是一種口語傳統,具有經驗上的強大力量,而且往往奧妙難解,這個宗教文化最深層的意義都刻畫在檳城的地景(廟宇、節慶)上。如同所有的口語傳統,它既是牢不可破的,因為它的「書」就是世人的心智;但它也是脆弱的,只有在個人和社群具有傳承並執行的熱情時,才得以延續下去。——白瑨對特定族群而言,那是生活;對「非我族類」而言,那都是民族身分的自我確認。——黃錦樹
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什麼是一個文化的「本真性」? 「文化」差異不僅是本質的問題,更關乎權力與修辭。 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地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地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 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地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也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庭作證。「部落」、「文化」、「身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審理。 ++++ 1930年代,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非洲研究」,在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話語的職權,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以及殖民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芥蒂。1980年代,美國詮釋人類學將單向的「在地者觀點」推展至在地者與人類學家雙向共塑的「地方知識」,使得這種「追求本眞性」的科學式命題獲得解脫。民族誌書寫不再是單純的記錄謄寫,而成為一項「編寫」(fiction)的文本。「民族誌眞實」僅是部分的眞實,同時彰顯了權力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持續給出的矛盾。 什麼才是一個族群或是文化足以識別的「本真性」?(誰又擁有權威對此發言?) 在這個既強調多元差異又移居混同的時代,「我們」和「他們」的界線為何? 文化工作者憂心所謂「傳統」消失,但什麼是「傳統」呢? 人類學者試圖從「在地」推向普世,是可能的嗎? 這些討論都涉及文化的詮釋模式、群體的共識、距離的形態,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故事。顯而易見,這不僅是文化議題,而是具有政治與法律性爭議以及歷史過程的討論。 +++++ 本書分為「話語」、「移轉」、「收藏」與「諸多歷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話語」聚焦於書寫與再現的策略,試圖表明民族誌文本是在充滿政治主導情境中的多聲交流的編排(orchestrations),呈現民族誌職權(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歷史轉向與書寫中見證和記錄的現身;第二部分「移轉」描繪民族誌研究與前衛藝術和文化批判的結盟,第三部分「收藏」轉向收藏的歷史,所謂「異國情調」如今近在咫尺,界線難分;第四部分則試圖以非西方歷史經驗展現當代議題——屬於「東方」和美國原住民「部落」的經驗,是如何讓集體身分成為一種混雜且互相關聯的創造過程。 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人們總是若干程度上顯得「不夠本真」(inauthentic),因為在全球權力體系下,話語是透過相互關係加以發展的,一個文化或傳統的連續性中,不可能只有差異或獨特性。因此,身分是關聯性的,而非本質性的。「文化」不再是穩定的異國情調般的差異,自我-他者的各種關係不是本質上的,是權力和修辭的問題。 因此,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關於《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好評推薦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官大偉,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高俊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晏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當文化接觸與變遷常被簡化為同化或抵抗的二元對立,克里弗德提出了把「猶豫」和「抵抗」區分開來的重要性。除了抵抗的歷史,我們也需要一個猶豫的歷史,在警覺的猶豫中,身分並非要去劃出邊界,而是一種積極參與的、主動交流的位置。──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意圖拆解民族誌單單作為(較為神聖的)口述資料文字化,以及本土(原住民)田野工作者身分優先於書寫職權的迷思。透過上述反思,我們才能夠面對當代許多可能出現的田野書寫認識論問題,諸如: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身分政治正確的倫理矛盾、對保存歷史(傳統)文化或是提倡流行混合與創新的衝突。──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編完掀起人類學後現代批判風潮的《書寫文化》後,克里弗德緊接出版了《文化的困境》,不僅延續對民族誌的反省,更涉足藝術、博物館、原住民等領域,至今在評論展示或剖析身分政治時仍廣被引用,文化研究經典著作的地位無庸置疑。──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的困境》是克里弗德著名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也是其中探索主題最多面向,理論見解最具創意的一本論文集。我們可以在本書中看到他的知識遊歷是如何開始,也看到他如何透過一個個精采的文化展演例證,不斷地質疑、暴露當代的各種原住民論述的假設;並且透過並置與反諷,抽掉腳下站立的地毯,讓我們難以保持平衡。──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在現代性造成的混亂與熵增論中,本真性、經驗、存在這些修辭,多已石化為虛詞,而我們需要的是動詞。民族誌書寫尤然。超現實主義藝術進入博物館,已經例示了視覺文化驅力的真實回返。本書譯筆曉暢,對於當代藝術、書寫與展示的批判處境,深具啟示。──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什麼是一個文化的「本真性」? 「文化」差異不僅是本質的問題,更關乎權力與修辭。 1977年秋天,美國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住在梅斯皮「鱈魚角的印地安城鎮」的萬帕諾格(Wampanoag)印地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然而,這群印地安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 20世紀這群站在法庭上的原住民,是否仍是17世紀同樣的印地安人?或者我們該問的是,當涉及權利/力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法庭上,除了印地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也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庭作證。「部落」、「文化」、「身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都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審理。 ++++ 1930年代,由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的「非洲研究」,在當時倫敦政經學院人類學系系主任馬凌諾斯基的主導下,建制了這門學科自身知識體系的實踐方式。自此之後,所有人類學研究者都被要求經過「田野工作」這種儀式般洗禮方能獲得專業上的肯認:人類學家抱持文化相對主義立場「置身田野現場」,從而獲得話語的職權,獲得「在地者觀點」的發言人身分,闡述一個深信未受其他文明汙染的部落本眞性以及後續的「拯救」任務。 然而,這種研究方式也同時反映了這門學科始終存在的憂慮:面對科學有效性指標的擔憂,以及殖民主義在倫理道德上的芥蒂。1980年代,美國詮釋人類學將單向的「在地者觀點」推展至在地者與人類學家雙向共塑的「地方知識」,使得這種「追求本眞性」的科學式命題獲得解脫。民族誌書寫不再是單純的記錄謄寫,而成為一項「編寫」(fiction)的文本。「民族誌眞實」僅是部分的眞實,同時彰顯了權力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持續給出的矛盾。 什麼才是一個族群或是文化足以識別的「本真性」?(誰又擁有權威對此發言?) 在這個既強調多元差異又移居混同的時代,「我們」和「他們」的界線為何? 文化工作者憂心所謂「傳統」消失,但什麼是「傳統」呢? 人類學者試圖從「在地」推向普世,是可能的嗎? 這些討論都涉及文化的詮釋模式、群體的共識、距離的形態,以及歷史發展的不同故事。顯而易見,這不僅是文化議題,而是具有政治與法律性爭議以及歷史過程的討論。 +++++ 本書分為「話語」、「移轉」、「收藏」與「諸多歷史」四個部分。第一部分「話語」聚焦於書寫與再現的策略,試圖表明民族誌文本是在充滿政治主導情境中的多聲交流的編排(orchestrations),呈現民族誌職權(ethnographic authority)的歷史轉向與書寫中見證和記錄的現身;第二部分「移轉」描繪民族誌研究與前衛藝術和文化批判的結盟,第三部分「收藏」轉向收藏的歷史,所謂「異國情調」如今近在咫尺,界線難分;第四部分則試圖以非西方歷史經驗展現當代議題——屬於「東方」和美國原住民「部落」的經驗,是如何讓集體身分成為一種混雜且互相關聯的創造過程。 在一個相互關聯的世界中,人們總是若干程度上顯得「不夠本真」(inauthentic),因為在全球權力體系下,話語是透過相互關係加以發展的,一個文化或傳統的連續性中,不可能只有差異或獨特性。因此,身分是關聯性的,而非本質性的。「文化」不再是穩定的異國情調般的差異,自我-他者的各種關係不是本質上的,是權力和修辭的問題。 因此,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關於《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三部曲】 《文化的困境》、《路徑》、《復返》是一系列持續的反思,以及對時代變遷的回應。 這三部作品試圖討論當代原民社群在世界主義與全球現代性的過程中所涉及有關現代跨國活動、殖民經驗、政治記憶與文化身分等議題,並且透過實用主義手段與全球化勢力,周旋於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和特定的國家霸權。 克里弗德延續《書寫文化》(Writing Culture)中「部分眞實」觀點,提出「諸多歷史」(histories)作為貫穿整個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在《文化的困境》裡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在《路徑》裡闡述羅斯堡的諸多過往;在《復返》裡賦予「偶然性銜接」的歷史辯證。 因此,當代的原民文化復振從來不是一個從「殖民壓迫」朝向「解放獨立」的簡單過程,而是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的各式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在這種民族誌現實主義之下,我們終會領悟到原民文物復返運動與博物館收藏正義,有賴於殖民歷史與後殖民原民主張的彼此協商與合作。 好評推薦 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官大偉,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高俊宏,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 蔡晏霖,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當文化接觸與變遷常被簡化為同化或抵抗的二元對立,克里弗德提出了把「猶豫」和「抵抗」區分開來的重要性。除了抵抗的歷史,我們也需要一個猶豫的歷史,在警覺的猶豫中,身分並非要去劃出邊界,而是一種積極參與的、主動交流的位置。──方怡潔,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本書意圖拆解民族誌單單作為(較為神聖的)口述資料文字化,以及本土(原住民)田野工作者身分優先於書寫職權的迷思。透過上述反思,我們才能夠面對當代許多可能出現的田野書寫認識論問題,諸如:如何處理田野工作與身分政治正確的倫理矛盾、對保存歷史(傳統)文化或是提倡流行混合與創新的衝突。──李宜澤,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編完掀起人類學後現代批判風潮的《書寫文化》後,克里弗德緊接出版了《文化的困境》,不僅延續對民族誌的反省,更涉足藝術、博物館、原住民等領域,至今在評論展示或剖析身分政治時仍廣被引用,文化研究經典著作的地位無庸置疑。──林浩立,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文化的困境》是克里弗德著名三部曲中的第一本,也是其中探索主題最多面向,理論見解最具創意的一本論文集。我們可以在本書中看到他的知識遊歷是如何開始,也看到他如何透過一個個精采的文化展演例證,不斷地質疑、暴露當代的各種原住民論述的假設;並且透過並置與反諷,抽掉腳下站立的地毯,讓我們難以保持平衡。──林開世,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 在現代性造成的混亂與熵增論中,本真性、經驗、存在這些修辭,多已石化為虛詞,而我們需要的是動詞。民族誌書寫尤然。超現實主義藝術進入博物館,已經例示了視覺文化驅力的真實回返。本書譯筆曉暢,對於當代藝術、書寫與展示的批判處境,深具啟示。──龔卓軍,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他們有人離鄉來台灣念書、與家人團聚,或是在台灣建立新的家庭;有的則是遠赴異地追訪移民的來處。 這是一本在台灣寫下的東南亞故事。 踏進一間街角常見的家庭理髮店,你有留意過那位手執剪刀的女性來自何處嗎?她們為何選擇家庭理髮作為職業?家庭與工作如何兼顧?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工作上的情緒勞動?在體貼專業的服務背後,每個女性都有屬於自己、既相似又不同的故事。 「跨國銜轉生」是指因為父親或母親的移居,轉學來台灣的孩子。語言上的障礙造成了學習或生活上的適應不良,而此時教他們語言、陪他們聊天的,是同樣離開家鄉來台灣念博士的越南外籍生。大跨國生如何看待小跨國生?大、小跨國生對於異鄉生活的想像、需要克服的困難,一樣也不一樣。 信仰是移民的重要慰藉與力量。這份力量不只來自信仰本身,宗教空間塑造出家的環境、信眾互動時如同親人般的關心,讓他們在台灣有了家的感覺。「你是什麼人?」這個問題讓一位研究生遠渡重洋、到越北尋找一支流動遷移的民族「𠊎」,卻也讓他更進一步思考到底什麼是「認同」?「志工是服務、是學習,還是添麻煩?」志工參與是大學生接觸不同人群的重要管道,不過泰北當地人怎麼看這些來「幫助」他們的大學生?他們又如何省視自己? +++++ 「異地」在這裡意義多重。對台灣人來說,東南亞是異地;對東南亞移民而言則反之;木柵的東南亞移民社區,對台灣人來說又是另一種異地。 這本書是一位人類學家帶著一群研究生,進入移民的社群,寫下他們在台灣的故事。這本書也是一本從田野課堂逐漸長成的田野心法,作者們都是初入田野的菜鳥,從如何「開始說話」、如何拿捏與採訪對象的距離,一步步學起;也因為是田野菜鳥,訪談中放了很多「我」進去,他們問出問題,也跟著受訪者一起思考,思考什麼是認同、怎樣算是家人,哪裡才是家。 踏出舒適圈、進入田野地(隨之帶來干擾)、感受文化衝擊、建立關係、嘗試理解(或許也嘗試改變)、離開,作者們在不同階段提出各自對田野的困惑;也分別試著從經濟、認同、教育、宗教、志工五個不同角度,理解並思考田野中的故事。 這本書記錄了田野中,人的故事,也從人的故事,思考什麼是田野。
他們有人離鄉來台灣念書、與家人團聚,或是在台灣建立新的家庭;有的則是遠赴異地追訪移民的來處。 這是一本在台灣寫下的東南亞故事。 踏進一間街角常見的家庭理髮店,你有留意過那位手執剪刀的女性來自何處嗎?她們為何選擇家庭理髮作為職業?家庭與工作如何兼顧?她們如何看待自己工作上的情緒勞動?在體貼專業的服務背後,每個女性都有屬於自己、既相似又不同的故事。 「跨國銜轉生」是指因為父親或母親的移居,轉學來台灣的孩子。語言上的障礙造成了學習或生活上的適應不良,而此時教他們語言、陪他們聊天的,是同樣離開家鄉來台灣念博士的越南外籍生。大跨國生如何看待小跨國生?大、小跨國生對於異鄉生活的想像、需要克服的困難,一樣也不一樣。 信仰是移民的重要慰藉與力量。這份力量不只來自信仰本身,宗教空間塑造出家的環境、信眾互動時如同親人般的關心,讓他們在台灣有了家的感覺。「你是什麼人?」這個問題讓一位研究生遠渡重洋、到越北尋找一支流動遷移的民族「𠊎」,卻也讓他更進一步思考到底什麼是「認同」?「志工是服務、是學習,還是添麻煩?」志工參與是大學生接觸不同人群的重要管道,不過泰北當地人怎麼看這些來「幫助」他們的大學生?他們又如何省視自己? +++++ 「異地」在這裡意義多重。對台灣人來說,東南亞是異地;對東南亞移民而言則反之;木柵的東南亞移民社區,對台灣人來說又是另一種異地。 這本書是一位人類學家帶著一群研究生,進入移民的社群,寫下他們在台灣的故事。這本書也是一本從田野課堂逐漸長成的田野心法,作者們都是初入田野的菜鳥,從如何「開始說話」、如何拿捏與採訪對象的距離,一步步學起;也因為是田野菜鳥,訪談中放了很多「我」進去,他們問出問題,也跟著受訪者一起思考,思考什麼是認同、怎樣算是家人,哪裡才是家。 踏出舒適圈、進入田野地(隨之帶來干擾)、感受文化衝擊、建立關係、嘗試理解(或許也嘗試改變)、離開,作者們在不同階段提出各自對田野的困惑;也分別試著從經濟、認同、教育、宗教、志工五個不同角度,理解並思考田野中的故事。 這本書記錄了田野中,人的故事,也從人的故事,思考什麼是田野。
某種類比來說,他們活在卡夫卡筆下的甲蟲與外部世界,或是馬奎斯的回憶與現實之間。 「我想這便是精神病院的價值吧,它具現並且時刻提醒我們空缺的存在。」——林徐達,本書結論 或許對所有人類學家而言,異文化的田野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帶有奇幻性質的經驗,不管是美拉尼西亞島嶼居民的經濟生活、非洲烏班吉流域的部落巫術、新幾內亞高地的死亡儀式,或是城市裡傳統市集的氣味、聚落裡祕密進行的鬥雞活動、林間的松茸採集族群,或是精神病院裡的生活形態,都經由自身活動形塑了屬於各自的文化表現。 但是,將精神病院視為一座奇幻地,並不存在任何異文化的浪漫想像。 事實上,我們很難確認應該給予精神病院怎樣的評價。一方面,精神病院是現代社會應對「瘋癲」的隔離機構,保障了社會機能得以繼續運作而不至於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幸與苦痛的匯集地,肯認了患者的患病經驗、目睹精神疾患帶給他的困擾,以及因為這個困擾所導致無法控制的殘酷意念和行為。 臨床文化因此經常是不一致的。收容意味著隔離阻絕,照顧則顯露出病人複雜的生存技術;在科學病理學診斷中透露出憐憫,在專業照顧中顯現醫療人員的氣憤情緒。一如在精神病院每週的團隊會議裡,逐一討論急性病房病人這週的病情和病室表現時,一名資深的精神科醫師告誡臨床團隊的同理心不僅是同理家屬照顧病患的辛苦,而是同理家屬放棄照顧的酸楚。 《在奇幻地》是一位詮釋人類學家,以臨床心理師身分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民族誌紀錄。 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在當代民族誌調查主張移動、非典型定居模式、全球化溝通等特質看來,精神病院確實相對「封閉」——它被第一線的臨床醫療相關專業的養成和訓練,第二線的公共衛生、疾病防治法規、健保制度,以及第三線的機構組織、公會、藥商和醫療器材商層層圍覆。這種封閉性讓臨床機構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受限於現實條件,但也開展了人類學全貌觀點介入的可能性,使得人類學專業得以從文化視角,詮釋當代精神醫學的醫療處遇和精神病院患者的生活處境。因而,從事醫療場域調查的人類學家得以探究臨床文化如何從病患行為、診斷和治療目標,以及各個臨床專業職責等獨特的社會實踐形式,以各自不同方式表述「臨床現實」,並且將這些診斷知識與治療行動的意義相應於不同形式的現實之中,試圖釐清精神疾患臨床醫療場域的整體意義。 本書著重於對精神疾患、精神病院、患者、臨床工作團隊的文化詮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古典心理病理學論述、社會學的醫療機構批判,以及醫療人類學的文化觀點,對精神疾患的診斷發展與理論概念化進行爬梳;第二部分則試圖在這三個學科專業的既有理解下,探討精神病院患者的日常作息、醫院的處遇和管理,闡釋精神病患的臨床經驗,並且展現穿梭於妄想內容與病院真實生活兩者之間的邏輯與意義。 「人類學並不像政治科學帶有明確目的性的檢討,以及爭取改變的清楚說服力。它更像是一則長篇寓言,提供內容、傳遞寓意,帶領讀者離開化約式的世界觀。『事情並非如你想像的那般簡單。』」 但,「最接近的真實恐怕就是這樣了。」
某種類比來說,他們活在卡夫卡筆下的甲蟲與外部世界,或是馬奎斯的回憶與現實之間。 「我想這便是精神病院的價值吧,它具現並且時刻提醒我們空缺的存在。」——林徐達,本書結論 或許對所有人類學家而言,異文化的田野工作本身就是一項帶有奇幻性質的經驗,不管是美拉尼西亞島嶼居民的經濟生活、非洲烏班吉流域的部落巫術、新幾內亞高地的死亡儀式,或是城市裡傳統市集的氣味、聚落裡祕密進行的鬥雞活動、林間的松茸採集族群,或是精神病院裡的生活形態,都經由自身活動形塑了屬於各自的文化表現。 但是,將精神病院視為一座奇幻地,並不存在任何異文化的浪漫想像。 事實上,我們很難確認應該給予精神病院怎樣的評價。一方面,精神病院是現代社會應對「瘋癲」的隔離機構,保障了社會機能得以繼續運作而不至於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它又是不幸與苦痛的匯集地,肯認了患者的患病經驗、目睹精神疾患帶給他的困擾,以及因為這個困擾所導致無法控制的殘酷意念和行為。 臨床文化因此經常是不一致的。收容意味著隔離阻絕,照顧則顯露出病人複雜的生存技術;在科學病理學診斷中透露出憐憫,在專業照顧中顯現醫療人員的氣憤情緒。一如在精神病院每週的團隊會議裡,逐一討論急性病房病人這週的病情和病室表現時,一名資深的精神科醫師告誡臨床團隊的同理心不僅是同理家屬照顧病患的辛苦,而是同理家屬放棄照顧的酸楚。 《在奇幻地》是一位詮釋人類學家,以臨床心理師身分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民族誌紀錄。 作為人類學田野場域,在當代民族誌調查主張移動、非典型定居模式、全球化溝通等特質看來,精神病院確實相對「封閉」——它被第一線的臨床醫療相關專業的養成和訓練,第二線的公共衛生、疾病防治法規、健保制度,以及第三線的機構組織、公會、藥商和醫療器材商層層圍覆。這種封閉性讓臨床機構的社會科學研究往往受限於現實條件,但也開展了人類學全貌觀點介入的可能性,使得人類學專業得以從文化視角,詮釋當代精神醫學的醫療處遇和精神病院患者的生活處境。因而,從事醫療場域調查的人類學家得以探究臨床文化如何從病患行為、診斷和治療目標,以及各個臨床專業職責等獨特的社會實踐形式,以各自不同方式表述「臨床現實」,並且將這些診斷知識與治療行動的意義相應於不同形式的現實之中,試圖釐清精神疾患臨床醫療場域的整體意義。 本書著重於對精神疾患、精神病院、患者、臨床工作團隊的文化詮釋,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從古典心理病理學論述、社會學的醫療機構批判,以及醫療人類學的文化觀點,對精神疾患的診斷發展與理論概念化進行爬梳;第二部分則試圖在這三個學科專業的既有理解下,探討精神病院患者的日常作息、醫院的處遇和管理,闡釋精神病患的臨床經驗,並且展現穿梭於妄想內容與病院真實生活兩者之間的邏輯與意義。 「人類學並不像政治科學帶有明確目的性的檢討,以及爭取改變的清楚說服力。它更像是一則長篇寓言,提供內容、傳遞寓意,帶領讀者離開化約式的世界觀。『事情並非如你想像的那般簡單。』」 但,「最接近的真實恐怕就是這樣了。」
「我發現了一種看待人事物的全新方法。緩慢而綿長,允許溫柔與掙扎的方法。」 人類學從來就是一門關乎移動的學科。只是當人類學家遠渡重洋,研究那些往往與自身迥異的陌生族群之後,真正認識的是什麼?「走了那麼遠的路,是不是最終都會透過異文化來認識自己?」人類學也總是在乎能否在地,在遙遠異鄉有另一個等待自己回去的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重視關係,但同時為家和家人賦予了更直覺與情感上的定義。 《流離之書》收錄寫作者金其琪17篇跨界移動紀事;她是擁有七年資歷的記者,也是剛入門的人類學學徒;她從中國移動到香港,再到台灣。一路以來,她報導香港馬屎埔農地抗爭、記錄2016年香港大學生間的中港矛盾,文中許多描述已人事全非,但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她描述了環球大廈週日的菲傭聚會、九龍城的泰國移民、南方澳的漁工,人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把異地當成家?她寫阿美族祭師從抗拒到接受自身文化的歷程、達悟人如何從大島看到自己的島嶼、學阿美語的猶太人類學家,她寫的是台灣當代原住民,也寫下每一個人企圖尋求身為「人」的自己。 記者和人類學家某個程度是相似的。進入田野地、熟悉報導人(當然,也被報導人熟悉),試圖透過一次次的對話建立關係、看到與理解彼此,然後帶回自己與他者的故事。17篇文章中,7篇關於香港、7篇關於台灣、3篇關於中國,但書中的主題跨越地理上的分界。「土地」書寫具象的土地迫遷、老屋肢解、無家可依,也寫忘記了自己名字的人怎樣找回與故土的親密感;「陣痛」寫的是那些自願和非自願的跨境移動,人們因身分政治而彼此碰撞,移動的海上貨櫃則塞滿走私動物的牙齒;「扎根」書寫在異鄉和面目全非的故鄉創造新生活、新社群的人;「微塵」則是在這個生死常臨的年代,一些像流沙般逝去的故事。 17篇文章呈現的不僅是世界的變化,也讓人在閱讀中發現,人類學如何逐漸滲入一個寫作者的文字DNA,乃至看待世界的方法。 「經歷了多變的生活,讀了人類學並在今年邁入30歲的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想用任何文字形式來還原世界本身的混沌。寫得『混沌』比寫得『清楚』可要難太多了。」 「和讀新聞、做記者受到的訓練不同,這種全新的方法緩慢而綿長,充滿速食閱聽者可能錯過的細節,且允許你的筆流露溫柔與掙扎。」
「我發現了一種看待人事物的全新方法。緩慢而綿長,允許溫柔與掙扎的方法。」 人類學從來就是一門關乎移動的學科。只是當人類學家遠渡重洋,研究那些往往與自身迥異的陌生族群之後,真正認識的是什麼?「走了那麼遠的路,是不是最終都會透過異文化來認識自己?」人類學也總是在乎能否在地,在遙遠異鄉有另一個等待自己回去的家。人類學家研究親屬、重視關係,但同時為家和家人賦予了更直覺與情感上的定義。 《流離之書》收錄寫作者金其琪17篇跨界移動紀事;她是擁有七年資歷的記者,也是剛入門的人類學學徒;她從中國移動到香港,再到台灣。一路以來,她報導香港馬屎埔農地抗爭、記錄2016年香港大學生間的中港矛盾,文中許多描述已人事全非,但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她描述了環球大廈週日的菲傭聚會、九龍城的泰國移民、南方澳的漁工,人要花多久時間才能把異地當成家?她寫阿美族祭師從抗拒到接受自身文化的歷程、達悟人如何從大島看到自己的島嶼、學阿美語的猶太人類學家,她寫的是台灣當代原住民,也寫下每一個人企圖尋求身為「人」的自己。 記者和人類學家某個程度是相似的。進入田野地、熟悉報導人(當然,也被報導人熟悉),試圖透過一次次的對話建立關係、看到與理解彼此,然後帶回自己與他者的故事。17篇文章中,7篇關於香港、7篇關於台灣、3篇關於中國,但書中的主題跨越地理上的分界。「土地」書寫具象的土地迫遷、老屋肢解、無家可依,也寫忘記了自己名字的人怎樣找回與故土的親密感;「陣痛」寫的是那些自願和非自願的跨境移動,人們因身分政治而彼此碰撞,移動的海上貨櫃則塞滿走私動物的牙齒;「扎根」書寫在異鄉和面目全非的故鄉創造新生活、新社群的人;「微塵」則是在這個生死常臨的年代,一些像流沙般逝去的故事。 17篇文章呈現的不僅是世界的變化,也讓人在閱讀中發現,人類學如何逐漸滲入一個寫作者的文字DNA,乃至看待世界的方法。 「經歷了多變的生活,讀了人類學並在今年邁入30歲的我,強烈地感覺到自己想用任何文字形式來還原世界本身的混沌。寫得『混沌』比寫得『清楚』可要難太多了。」 「和讀新聞、做記者受到的訓練不同,這種全新的方法緩慢而綿長,充滿速食閱聽者可能錯過的細節,且允許你的筆流露溫柔與掙扎。」
◎研究社會結構壓迫與受害者主體性經典之作◎ 他們都曾夢想成為比上一代更好的人。可是為什麼總會掉回街頭暴力、地下經濟的泥淖,困在社會底層無法翻身?是什麼把他們推向社會邊緣,他們又是如何在集體毀滅中,掙扎著尋求個人尊嚴? 半世紀前,伯恩斯坦的《西城故事》描繪了1950年代紐約的波多黎各移民,呈現他們的貧窮、暴力、犯罪,街頭上的逞兇鬥狠、種族歧視,以及美國人與移民間、移民本身不同世代間無所不在的文化衝突。到了1990年代,布古瓦筆下紐約東哈林區的埃巴里歐似乎沒有太大的不同。 這裡住的一直都是紐約最窮的一群人。從早期的愛爾蘭人、義大利人,然後是波多黎各人,以及接下來的墨西哥人,他們因為不同原因遠離家鄉,在這個全世界最富裕城市的角落奮力求生,努力尋求向上流動的可能。 《尋找尊嚴》的時間點落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研究對象是紐約東哈林區的波多黎各移民,人類學家布古瓦最初著眼的是紐約內城的貧窮與種族隔離,以及這群移民是如何在整個社會及政治極度不友善的環境下,成為經濟邊緣、毫無未來可言的一群人。但問題不僅止於此,這些移民一方面被美國主流社會和合法經濟體系排除在外,而當時美國的經濟轉型又使得他們即使找得到工作,也缺乏應對這份工作的文化資本,更別說還必須面對工作中無所不在的種族歧視,以及挑戰傳統波多黎各男子氣概的性別互動。這些無法融入主流社會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波多黎各移民,可能掉回油水豐厚的藥物經濟,或是街頭暴力與物質濫用的泥淖,並為了尋求尊嚴,被激發出一種與外界對立的「內城街頭文化」,重新發明出屬於他們的生活模式。諷刺的是,原本想要反抗結構壓迫、尋求個人尊嚴的街頭文化,卻往往導致這些街頭求生者更加走向毀滅。 布古瓦的研究奠基於文化生產理論的分析架構,並採用女性主義的概念,也從政治經濟學角度,試圖理解美國都會的長期貧窮與被社會邊緣化的經驗,另一方面,他更為這些理論分析賦予血肉。布古瓦花了幾百個晚上在街頭及快克站晃蕩,在那裡觀察藥頭和上癮者。他錄下他們的對話和人生故事、拜訪他們的家人、參加他們的派對或朋友聚會,他也訪談了那些快克藥頭的配偶、愛人、手足、母親、祖母,情況允許的話還有他們的父親。他以大量充滿細節的對話、極具爭議性的描繪,見證了人們的受苦,讓讀者不只停留在快克藥頭所面臨的結構性壓迫,而能真實有感地碰觸到這個邊緣社群裡,人們的「個體自主性、性別與家庭在這些經驗裡的核心位置」。 這本書不是關於快克,也不是關於用藥本身。當然,藥癮及物質濫用是形塑街頭日常生活形態最直接、也最殘酷的元素,但內城的物質濫用其實是一種病徵,存在於底下更深層的,是將人推向社會邊緣的各種動力。這本書記錄了這個過程,以及普里莫、凱薩、糖糖、雷伊⋯⋯這一個個書中主角如何在貧窮門檻邊緣掙扎著生存,並想要贏得尊嚴的生命故事。 「聚焦於結構通常會模糊一項事實:人是自身歷史積極的行動者,而不只是被動的受害者。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能解救出困在更巨大結構性力量中的『人質』,讓他們重新成為得以形塑自身未來的、一個個真實的『人』。……在我的紀錄中,都會窮人為了逃出、規避困住他們且造成隔離及邊緣化的結構,各自發展出一系列不同的策略,只是有些策略反而導致了自身的苦難。我之所以將這一切寫下來,是希望『人類學的書寫可以是一種抵抗的現場』,同時抱持社會科學家應該也能『面對權力』的信念。」 審訂 趙恩潔,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得獎記錄 1995年,社會問題研究學會,萊特‧米爾斯獎(C. Wright Mills Award) 1997年,應用人類學學會,瑪格麗特・米德獎
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 池上,或許是台灣最有名、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 在「地方創生」這個名詞尚未成為流行用語之前,伯朗大道、金城武樹,還有那片無敵稻景,早已成為我們講到池上時理所當然浮現出的景象。「池上米」、「秋收稻穗藝術節」,更是將當地主要產業及歲時活動,成功打造成品牌、行銷推廣的知名案例。 池上如何成為池上?或許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地方社會具備怎樣的能動性,除了壯大自身,更為台灣的未來摸索出一條可能的出路? 本書從講述這塊平原的歷史及人群開始。從清代到戰後,不同統治者的治理政策及疆域劃定,地理政治上的界線逐漸明確;從島內到島外,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住民陸續移入,產業生計、人群互動、宗教儀式,一步一步凝聚出池上的「地方感」。 1990年代之後,WTO帶來的稻米產業衝擊、城鄉差距及人口組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新自由主義經濟對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造成影響,池上結合官方資源與民間動能,推動池上米認證、發展兼顧生態與觀光的大坡池國家級濕地和無敵稻景等景點,充實地方經濟,並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規畫出一套改變地方的社福制度。 三十年前,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蔚為風潮,近幾年則轉型為地方創生,但我們究竟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或者說,我們「該」如何想像?而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為地方創生帶來怎樣不同的視野? 傳統人類學擅長村落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及歷史文獻的爬梳撰寫地方的故事。《成為池上》將空間尺度擴大到鄉鎮層次,納入「政府」與「人」的互動,並著重描寫每一個人的行動是如何環環牽動地方的改變;本書也將池上近三十年來的變化嵌進台灣社會發展脈絡,從過去的社造到今日的地方創生,地方社會的民主參與,何嘗不是社會運動回歸在地的生活實踐呢? 《成為池上》從對「池上現象」的好奇,寫出一個「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的故事。
我們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 池上,或許是台灣最有名、自我經營最成功的鄉鎮。 在「地方創生」這個名詞尚未成為流行用語之前,伯朗大道、金城武樹,還有那片無敵稻景,早已成為我們講到池上時理所當然浮現出的景象。「池上米」、「秋收稻穗藝術節」,更是將當地主要產業及歲時活動,成功打造成品牌、行銷推廣的知名案例。 池上如何成為池上?或許我們該問的是:台灣的地方社會具備怎樣的能動性,除了壯大自身,更為台灣的未來摸索出一條可能的出路? 本書從講述這塊平原的歷史及人群開始。從清代到戰後,不同統治者的治理政策及疆域劃定,地理政治上的界線逐漸明確;從島內到島外,不同地區、不同族群的住民陸續移入,產業生計、人群互動、宗教儀式,一步一步凝聚出池上的「地方感」。 1990年代之後,WTO帶來的稻米產業衝擊、城鄉差距及人口組成所造成的社會問題,新自由主義經濟對每一個人的生活都造成影響,池上結合官方資源與民間動能,推動池上米認證、發展兼顧生態與觀光的大坡池國家級濕地和無敵稻景等景點,充實地方經濟,並進行各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規畫出一套改變地方的社福制度。 三十年前,社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蔚為風潮,近幾年則轉型為地方創生,但我們究竟如何想像地方發展的可能性?或者說,我們「該」如何想像?而人類學的視角可以為地方創生帶來怎樣不同的視野? 傳統人類學擅長村落研究,透過田野調查及歷史文獻的爬梳撰寫地方的故事。《成為池上》將空間尺度擴大到鄉鎮層次,納入「政府」與「人」的互動,並著重描寫每一個人的行動是如何環環牽動地方的改變;本書也將池上近三十年來的變化嵌進台灣社會發展脈絡,從過去的社造到今日的地方創生,地方社會的民主參與,何嘗不是社會運動回歸在地的生活實踐呢? 《成為池上》從對「池上現象」的好奇,寫出一個「池上如何成為池上」的故事。
「好好地記錄死亡。」 這是一個人類學家最艱困的敘事,從中呈現出這個時代最急迫的政治議題── 我們該如何在國家政策的框架下,思考所謂「人命價值」? 美墨邊境的索諾拉沙漠不時可見散落棄置的屍骨,或是亡者的遺留物。因為有成千上萬無證移民企圖從墨西哥跨越邊界進入美國。只是,這趟理應邁向美好未來的希望之旅(雖然非法),很多人無法走完,很多家庭從此支離破碎。 近三十年來,美國逐步加強邊境管理,1993年開始,在所謂「威懾預防」政策之下,邊境巡警透過在城市近郊頻繁且大規模的巡邏查緝,將無證移民從原本穿越城市的路線上移除,然後把他們推向嚴苛的自然環境。過去這些遷移者貼近城市,相對而言安全,如今則被迫到險惡的沙漠中尋找越境路線,美國政府等同於把邊境治理的成本轉嫁給沙漠,以嚴苛的自然環境來恫嚇無證移民的越境企圖。而當移民失敗,也是以同樣的環境來消除其遷移的痕跡,從而讓美國政府得以免去一場人道危機。 這本質上就是一個以沙漠的險惡為掩護和工具的殺人計畫。 《敞墳之地》記錄的就是這些邊境穿越者每天面對的暴力與死亡。 作者德里昂受的是考古學訓練,並於2009年開始帶領學生在美墨邊境進行「無證遷移計畫」。在本書中,他從無證移民會走的路徑、躲避「邊巡的」地點和休息場所,尋找無證移民在沙漠中遺留下來的物品和痕跡,分析這些沙漠中的物質遺留背後可能代表的意義,並且試圖由此還原無證移民在沙漠中的經歷;他甚至透過實驗考古學式的研究方法,實際觀察沙漠是如何吞噬這些逝去的生命所留下的最後痕跡。他研究政府對於非法越境者的遣送作業、在邊境巡邏隊的陪同下參觀政府設施;他也實際踏上了遷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徑。 德里昂結合了人類學四大領域:民族誌、考古學、語言學及鑑識科學,清楚呈現無證遷移的社會過程,同時剖析美國的「威懾預防」政策並對其提出嚴厲批判。他以多物種民族誌的視角,將過去研究者未曾注意、但對無證移民影響甚巨的險惡自然環境置於重要地位,並檢視其影響,更將宏觀政策上的變遷,腳踏實地呈現於邊境場景和無證移民實際行動的微觀研究,讓這些無證移民不再只是官方評估政策效益的數字。 這些在沙漠裡經歷死生的人有名有姓、有面孔有家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 他們有些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則是冀望修補跨國遷移撕裂的家庭。德里昂訪談了數百位曾經或正在遷移過程中的男女,透過倖存者或失蹤者親友的第一人稱敘事,從他們的視角來描述那些發生在邊界帶及邊界以外的,關於存活、失敗與心碎的故事。這些故事反映出跨國遷移者與全球經濟不平等的緊密關聯,但我們很少仔細看他們走過的這趟可怕旅程,聽他們用自己的話描述其間經歷。 我們該從怎樣的角度思考移民問題,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人類學家選擇以一種幾乎過於詳實,甚至可能引起讀者不適的方式呈現死亡,並詳細記錄這些無證移民的歡笑和痛苦,以及逝者和失蹤者親屬那沉痛而無盡的哀傷。記錄這些絕大多數未曾被記錄的故事,近距離看見這些面孔與身軀,或許能提醒明日的我們記得,這些人今天就在這片沙漠上生存,在這片沙漠上死去。 或許,唯有將這一大群無證者還原為「人」,我們才能開始認真討論如何解決美國千瘡百孔的移民制度,以及該如何在國家政策的框架下,思考所謂「人命價值」。 +++++++ 「對墨西哥人來說,邊界根本不存在,我們會一直嘗試到成功為止。我們相信瓜達露佩聖母會保佑我們。只可惜有時你的身體跟不上信仰。」 「『我要你放那些能真實呈現我們的照片。這樣更好,大家才能看到發生什麼事。看到真實。這樣大家就會相信正在發生的事,就會知道這是真的。很多人認為這一切都是假的,這些事根本沒發生。』或許,書裡接下來的照片和文字能幫助那些人,那些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要多麼走投無路才會踏進沙漠、而身旁親友被這個過程奪去性命又是多麼傷痛的人,讓他們離『真實』稍微近一點點。」
「好好地記錄死亡。」 這是一個人類學家最艱困的敘事,從中呈現出這個時代最急迫的政治議題── 我們該如何在國家政策的框架下,思考所謂「人命價值」? 美墨邊境的索諾拉沙漠不時可見散落棄置的屍骨,或是亡者的遺留物。因為有成千上萬無證移民企圖從墨西哥跨越邊界進入美國。只是,這趟理應邁向美好未來的希望之旅(雖然非法),很多人無法走完,很多家庭從此支離破碎。 近三十年來,美國逐步加強邊境管理,1993年開始,在所謂「威懾預防」政策之下,邊境巡警透過在城市近郊頻繁且大規模的巡邏查緝,將無證移民從原本穿越城市的路線上移除,然後把他們推向嚴苛的自然環境。過去這些遷移者貼近城市,相對而言安全,如今則被迫到險惡的沙漠中尋找越境路線,美國政府等同於把邊境治理的成本轉嫁給沙漠,以嚴苛的自然環境來恫嚇無證移民的越境企圖。而當移民失敗,也是以同樣的環境來消除其遷移的痕跡,從而讓美國政府得以免去一場人道危機。 這本質上就是一個以沙漠的險惡為掩護和工具的殺人計畫。 《敞墳之地》記錄的就是這些邊境穿越者每天面對的暴力與死亡。 作者德里昂受的是考古學訓練,並於2009年開始帶領學生在美墨邊境進行「無證遷移計畫」。在本書中,他從無證移民會走的路徑、躲避「邊巡的」地點和休息場所,尋找無證移民在沙漠中遺留下來的物品和痕跡,分析這些沙漠中的物質遺留背後可能代表的意義,並且試圖由此還原無證移民在沙漠中的經歷;他甚至透過實驗考古學式的研究方法,實際觀察沙漠是如何吞噬這些逝去的生命所留下的最後痕跡。他研究政府對於非法越境者的遣送作業、在邊境巡邏隊的陪同下參觀政府設施;他也實際踏上了遷移者穿越沙漠的小徑。 德里昂結合了人類學四大領域:民族誌、考古學、語言學及鑑識科學,清楚呈現無證遷移的社會過程,同時剖析美國的「威懾預防」政策並對其提出嚴厲批判。他以多物種民族誌的視角,將過去研究者未曾注意、但對無證移民影響甚巨的險惡自然環境置於重要地位,並檢視其影響,更將宏觀政策上的變遷,腳踏實地呈現於邊境場景和無證移民實際行動的微觀研究,讓這些無證移民不再只是官方評估政策效益的數字。 這些在沙漠裡經歷死生的人有名有姓、有面孔有家庭;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命故事。 他們有些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有些人則是冀望修補跨國遷移撕裂的家庭。德里昂訪談了數百位曾經或正在遷移過程中的男女,透過倖存者或失蹤者親友的第一人稱敘事,從他們的視角來描述那些發生在邊界帶及邊界以外的,關於存活、失敗與心碎的故事。這些故事反映出跨國遷移者與全球經濟不平等的緊密關聯,但我們很少仔細看他們走過的這趟可怕旅程,聽他們用自己的話描述其間經歷。 我們該從怎樣的角度思考移民問題,以及其所造成的影響? 人類學家選擇以一種幾乎過於詳實,甚至可能引起讀者不適的方式呈現死亡,並詳細記錄這些無證移民的歡笑和痛苦,以及逝者和失蹤者親屬那沉痛而無盡的哀傷。記錄這些絕大多數未曾被記錄的故事,近距離看見這些面孔與身軀,或許能提醒明日的我們記得,這些人今天就在這片沙漠上生存,在這片沙漠上死去。 或許,唯有將這一大群無證者還原為「人」,我們才能開始認真討論如何解決美國千瘡百孔的移民制度,以及該如何在國家政策的框架下,思考所謂「人命價值」。 +++++++ 「對墨西哥人來說,邊界根本不存在,我們會一直嘗試到成功為止。我們相信瓜達露佩聖母會保佑我們。只可惜有時你的身體跟不上信仰。」 「『我要你放那些能真實呈現我們的照片。這樣更好,大家才能看到發生什麼事。看到真實。這樣大家就會相信正在發生的事,就會知道這是真的。很多人認為這一切都是假的,這些事根本沒發生。』或許,書裡接下來的照片和文字能幫助那些人,那些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要多麼走投無路才會踏進沙漠、而身旁親友被這個過程奪去性命又是多麼傷痛的人,讓他們離『真實』稍微近一點點。」
29位人類學家‧35篇迷航異溫層的田野筆記 從異文化到異溫層,從看見、感受,理解到學習 人類學是一門關於「異文化」的學科。峇里島的鬥雞、太平洋初布蘭群島的貝殼飾品交換、非洲努爾人的牛隻和婚姻制度……不過,人類學善於呈現的,不僅僅是處於遙遠異地的社會文化,而是在其中現身的人們的生命經驗:他們為何在意某些事、做出這樣那樣的行為,又為了什麼高興或難過;人類學家在遙遠陌生世界裡闖蕩冒險,但也築起跨文化之間的橋樑,使得鮮為人知乃至驚世駭俗的人類行為,都有獲得同理共感的機會。 正是如此,人類學不會只停留在異文化的田野。在世界各處彷彿平行宇宙般的各種溫層,不論在遠方或家中,總是能引起人類學家的關注與投入。人類學在乎的是差異的探尋,始終孕育著移動踏入、熟悉「異溫層」的能量。所以有一群人類學家從台灣的過去,到台灣原住民、日本統治下的沖繩、非裔美國人、國安法通過後的香港、流亡的藏人、紐約的波多黎各人,到台灣的「紐約東村」,從政治抗爭、疫病日常、台中東協廣場、課綱爭議、風電、女僕咖啡店、考古遺址……一步步踏進不同社群、不同場景、不同議題,以及在其中所面對的異溫層。 《異溫層迷航記》延續芭樂人類學一貫的日常細膩,用問題回答問題。本書分為七個單元。「連結異溫層的人類學開箱」是人類學面對當今快速變遷的世界與剖析「單一幸福路徑」的大補帖。面對COVID-19這個兩年來全世界都無法忽略的話題,「在這疫常的時空」從國境防疫、遠距教學、口罩意識形態、在地生活支持系統、疫情下的台灣原住民著手,提供了這場世紀之疫珍貴的田野筆記。「許多奮鬥持續進行」則是芭樂人類學向來不會錯過的政治與抗爭,談香港、美國黑人與日本沖繩,也談了與我們切身的離岸風電,以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總統大選。 「有的戰場開在身體上」把討論拉回自身,討論性愛、家庭與情緒勞動;「有的在各地敲打與修補」關注空間、地方、社區,從台中東協廣場到宜蘭考古遺址的挖掘,除了空間,也埋入了時間的深度。「環境與各物種也是我們的身體」討論從南美到大洋洲再回到台灣的食物,可是我們怎麼吃、吃什麼,其實關乎我們如何看待與我們共存於這個世界的所有物種;「我們對著物體歌唱,如同世界總是對我們吶喊」則討論「聲音」所牽動的跨洋情感之流,從非洲鼓與印尼甘美朗、網紅阿翰、阿美族流行歌、西藏流亡歌曲,再到征服全世界的烏克麗麗。 台灣當代人類學家們關注時事,而且不只觀察批判,他們試著多加入一點同理,把這種種議題(多數是爭議)都當作是跨出同溫層,對異溫層的觀察、理解,甚至學習。 人類學家們在異溫層中迷航、返航、再迷航,並與我們分享那些稀奇古怪的,生機盎然的,積極亂入的,充滿福態的。分享最傷心,最黑暗,以及幸福的各種可能。 這是一本迷航於異溫層的田野筆記。 從中,我們想像與異溫層和解的可能。
29位人類學家‧35篇迷航異溫層的田野筆記 從異文化到異溫層,從看見、感受,理解到學習 人類學是一門關於「異文化」的學科。峇里島的鬥雞、太平洋初布蘭群島的貝殼飾品交換、非洲努爾人的牛隻和婚姻制度……不過,人類學善於呈現的,不僅僅是處於遙遠異地的社會文化,而是在其中現身的人們的生命經驗:他們為何在意某些事、做出這樣那樣的行為,又為了什麼高興或難過;人類學家在遙遠陌生世界裡闖蕩冒險,但也築起跨文化之間的橋樑,使得鮮為人知乃至驚世駭俗的人類行為,都有獲得同理共感的機會。 正是如此,人類學不會只停留在異文化的田野。在世界各處彷彿平行宇宙般的各種溫層,不論在遠方或家中,總是能引起人類學家的關注與投入。人類學在乎的是差異的探尋,始終孕育著移動踏入、熟悉「異溫層」的能量。所以有一群人類學家從台灣的過去,到台灣原住民、日本統治下的沖繩、非裔美國人、國安法通過後的香港、流亡的藏人、紐約的波多黎各人,到台灣的「紐約東村」,從政治抗爭、疫病日常、台中東協廣場、課綱爭議、風電、女僕咖啡店、考古遺址……一步步踏進不同社群、不同場景、不同議題,以及在其中所面對的異溫層。 《異溫層迷航記》延續芭樂人類學一貫的日常細膩,用問題回答問題。本書分為七個單元。「連結異溫層的人類學開箱」是人類學面對當今快速變遷的世界與剖析「單一幸福路徑」的大補帖。面對COVID-19這個兩年來全世界都無法忽略的話題,「在這疫常的時空」從國境防疫、遠距教學、口罩意識形態、在地生活支持系統、疫情下的台灣原住民著手,提供了這場世紀之疫珍貴的田野筆記。「許多奮鬥持續進行」則是芭樂人類學向來不會錯過的政治與抗爭,談香港、美國黑人與日本沖繩,也談了與我們切身的離岸風電,以及我們再熟悉不過的總統大選。 「有的戰場開在身體上」把討論拉回自身,討論性愛、家庭與情緒勞動;「有的在各地敲打與修補」關注空間、地方、社區,從台中東協廣場到宜蘭考古遺址的挖掘,除了空間,也埋入了時間的深度。「環境與各物種也是我們的身體」討論從南美到大洋洲再回到台灣的食物,可是我們怎麼吃、吃什麼,其實關乎我們如何看待與我們共存於這個世界的所有物種;「我們對著物體歌唱,如同世界總是對我們吶喊」則討論「聲音」所牽動的跨洋情感之流,從非洲鼓與印尼甘美朗、網紅阿翰、阿美族流行歌、西藏流亡歌曲,再到征服全世界的烏克麗麗。 台灣當代人類學家們關注時事,而且不只觀察批判,他們試著多加入一點同理,把這種種議題(多數是爭議)都當作是跨出同溫層,對異溫層的觀察、理解,甚至學習。 人類學家們在異溫層中迷航、返航、再迷航,並與我們分享那些稀奇古怪的,生機盎然的,積極亂入的,充滿福態的。分享最傷心,最黑暗,以及幸福的各種可能。 這是一本迷航於異溫層的田野筆記。 從中,我們想像與異溫層和解的可能。
這是關於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部精神醫學的近代史 精神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面對精神疾病患者 「我想,一旦我能夠單純地把他看成是個瘋子,事情就簡單多了。但是,我仍然會看到那裡有一個『人』。」這是一個精神科病房的新進住院醫師在面對患者時的內心掙扎,或許也是我們的。所以涉及精神疾病的社會議題總是會有許多爭議——我們希望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理性、能夠為自己負責的人;但我們不確定是否可以。 因為我們不確定該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它是一種身體上的病,還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病?它存在於大腦或血液中的某些成分濃度的改變,還是存在於我們的心智以及對他人的情緒反應之中? 但無論如何,受苦是真實的。 《兩種心靈》是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科醫師、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精神醫學的田野觀察和思考。「兩種心靈」指的是美國80、90年代精神科醫師面對患者時兩種不同的治療模式,也可以說是思考方式:一種是基於生物醫學,以藥物治療為主;一種是基於精神分析,以談話治療為主。這兩種模式形塑了醫師如何看待病人、病人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病、醫師如何解決病人的痛苦的方式,也涉及了社會上一般人如何看待精神疾病跟精神疾病患者。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有各自的訓練方式,卻因為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的介入而失去了平衡。 身為醫療/心理人類學家,魯爾曼決定進入精神科醫生的養成場域和工作現場進行田野研究;她觀察精神科醫師,也觀察精神科醫師如何面對他們的病人。她帶我們理解這兩種模式如何影響精神科醫師感覺和思考的方式。宗教人類學出身的魯爾曼借用基督神學的「受苦」概念,她認為生物醫學模式和談話治療模式兩者缺一不可,但若精神醫學只剩下生物醫學模式,而社會上多數人也把精神疾病只視為身體疾病,那麼病人會陷入怎樣的處境呢?人們會想成為醫者,是因為想要幫助受苦之人。但精神醫學對苦難的解釋是複雜的。當醫(學)生們開始逐步成為有能力醫治他人的人,他們所受的訓練改變了他們對苦難的看法,他們如何在此過程中面對自己?而影響醫病關係的,除了醫療實作的不同模式,是不是也與醫療系統與政策有關? 魯爾曼透過對患者和醫師的深入訪談、公私立精神醫院的實地踏查,她用人類學的洞察力,帶我們重新審視了精神醫學的世界、精神科醫師的不安和困惑,以及此一領域的變遷是如何影響了廣大的醫師和患者。人類學家用參與觀察的方式,解析那個時代精神醫學的文化現象,也記錄了一段精神醫學變革的歷史過程。她在觀察精神科醫師的過程中自言,她「開始用不同的方式觀看人」,而她也「確實看到不同的人」了。魯爾曼試圖理解精神科醫師如何觀看,因為「如何觀看」關乎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們無法知道精神上的苦痛是否確實存在著「疾病」,也沒有辦法一勞永逸地斷定一個人是否患有憂鬱症。但我們理解、看待這些疾病的方式,將會影響我們的作為,以及我們面對受苦者的方式。而最終我們會發現,精神醫學不可避免地觸及我們最深切的道德叩問:是什麼使一個人(person)得以成為人(human)?而醫療要怎樣的條件,才能維持它理想的道德實踐? ++++ 「沒有人是簡單的。我們穿越自己閉塞的過往,穿越過往的眾聲嘈雜來聆聽他們的悲痛。我們能聽見的,往往只有能和我們共振的聲音。精神科醫師被教導用特殊的方式聆聽:他們會聽到我們大部分的人聽不見的訊號,他們會尋找我們大部分的人看不見的模式。⋯⋯一個年輕精神科醫師如何學習成為他的病人的醫師?這就是本書所要描述的故事。」 精神醫學具有無法遏止的吸引力,因為它一直在改變你理解人類經驗的方式。它讓你躲進常規行為後的密室,得以一窺日常生活有禮接觸背後,那些真實而古怪的人類情感。──譚亞・魯爾曼
這是關於精神醫學的文化研究,也是一部精神醫學的近代史 精神醫師如何成為醫師,精神病人又是如何成為病人? 我們理解精神疾病的方式,將會決定我們如何面對精神疾病患者 「我想,一旦我能夠單純地把他看成是個瘋子,事情就簡單多了。但是,我仍然會看到那裡有一個『人』。」這是一個精神科病房的新進住院醫師在面對患者時的內心掙扎,或許也是我們的。所以涉及精神疾病的社會議題總是會有許多爭議——我們希望將精神疾病患者視為理性、能夠為自己負責的人;但我們不確定是否可以。 因為我們不確定該如何看待精神疾病。它是一種身體上的病,還是社會建構出來的病?它存在於大腦或血液中的某些成分濃度的改變,還是存在於我們的心智以及對他人的情緒反應之中? 但無論如何,受苦是真實的。 《兩種心靈》是一個人類學家對精神科醫師、精神疾病、精神疾病患者,以及精神醫學的田野觀察和思考。「兩種心靈」指的是美國80、90年代精神科醫師面對患者時兩種不同的治療模式,也可以說是思考方式:一種是基於生物醫學,以藥物治療為主;一種是基於精神分析,以談話治療為主。這兩種模式形塑了醫師如何看待病人、病人如何看待自己與自己的病、醫師如何解決病人的痛苦的方式,也涉及了社會上一般人如何看待精神疾病跟精神疾病患者。這兩種模式相輔相成,有各自的訓練方式,卻因為管理式照護(managed care)的介入而失去了平衡。 身為醫療/心理人類學家,魯爾曼決定進入精神科醫生的養成場域和工作現場進行田野研究;她觀察精神科醫師,也觀察精神科醫師如何面對他們的病人。她帶我們理解這兩種模式如何影響精神科醫師感覺和思考的方式。宗教人類學出身的魯爾曼借用基督神學的「受苦」概念,她認為生物醫學模式和談話治療模式兩者缺一不可,但若精神醫學只剩下生物醫學模式,而社會上多數人也把精神疾病只視為身體疾病,那麼病人會陷入怎樣的處境呢?人們會想成為醫者,是因為想要幫助受苦之人。但精神醫學對苦難的解釋是複雜的。當醫(學)生們開始逐步成為有能力醫治他人的人,他們所受的訓練改變了他們對苦難的看法,他們如何在此過程中面對自己?而影響醫病關係的,除了醫療實作的不同模式,是不是也與醫療系統與政策有關? 魯爾曼透過對患者和醫師的深入訪談、公私立精神醫院的實地踏查,她用人類學的洞察力,帶我們重新審視了精神醫學的世界、精神科醫師的不安和困惑,以及此一領域的變遷是如何影響了廣大的醫師和患者。人類學家用參與觀察的方式,解析那個時代精神醫學的文化現象,也記錄了一段精神醫學變革的歷史過程。她在觀察精神科醫師的過程中自言,她「開始用不同的方式觀看人」,而她也「確實看到不同的人」了。魯爾曼試圖理解精神科醫師如何觀看,因為「如何觀看」關乎我們會「看到什麼」。 我們無法知道精神上的苦痛是否確實存在著「疾病」,也沒有辦法一勞永逸地斷定一個人是否患有憂鬱症。但我們理解、看待這些疾病的方式,將會影響我們的作為,以及我們面對受苦者的方式。而最終我們會發現,精神醫學不可避免地觸及我們最深切的道德叩問:是什麼使一個人(person)得以成為人(human)?而醫療要怎樣的條件,才能維持它理想的道德實踐? ++++ 「沒有人是簡單的。我們穿越自己閉塞的過往,穿越過往的眾聲嘈雜來聆聽他們的悲痛。我們能聽見的,往往只有能和我們共振的聲音。精神科醫師被教導用特殊的方式聆聽:他們會聽到我們大部分的人聽不見的訊號,他們會尋找我們大部分的人看不見的模式。⋯⋯一個年輕精神科醫師如何學習成為他的病人的醫師?這就是本書所要描述的故事。」 精神醫學具有無法遏止的吸引力,因為它一直在改變你理解人類經驗的方式。它讓你躲進常規行為後的密室,得以一窺日常生活有禮接觸背後,那些真實而古怪的人類情感。──譚亞・魯爾曼
假如你夠幸運,可能一輩子都不用找上警察;也可能一輩子不會需要請消防隊員幫忙。 可是你每天都少不了清潔隊員。 但他們卻是城市裡的隱形人,不引人注意、不受人歡迎,甚至被徹底忽視。 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清潔隊員,帶我們看見城市中這群總是被忽視的街頭隱形人 每個人、每天,無時無刻,都在製造垃圾。人們怎麼生活,就會出現怎樣的垃圾,垃圾可說是人類文明的縮影。此外,垃圾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子(不丟怎麼買新的?),是都市公衛的重要議題(垃圾放太久會孳生害蟲,引發傳染病),更是都市規畫的重要環節(越大的城市就會有越多的垃圾,這些垃圾該往哪丟?)。但一般人卻很少關心自己製造出的垃圾,更不在意處理垃圾的人。 羅蘋‧奈格爾從小就對垃圾有興趣,成為人類學家後,她開始以此為研究主題,關注幫城市清理垃圾的這群人。一開始,她跟在垃圾車後面,企圖深入了解處理垃圾所需的人力成本和勞動條件;但後來她發現這樣不夠。清潔隊員究竟需要哪些能力?為什麼他們沒有獲得應有的讚揚?是什麼讓人們對清潔隊員視而不見?以及,這份工作究竟有多危險? 她決定加入他們,成為紐約清潔隊員!她跟各層級的清潔隊員一起工作,學著開垃圾車、掃街車;沿路清路邊的垃圾桶,也定點收拾家戶丟出來的垃圾。她實際體驗身陷垃圾堆那種巨大襲來的臭味、日復一日勞動引發的身體酸痛(當然也習得運用肌肉的技巧)、人們對清潔隊員的無視或善意,以及清潔隊員微小而創意的抵抗。身為高度陽剛場域的少數女性,奈格爾當然也觀察其中的性別議題。 在《街頭隱形人》中,奈格爾記述了這批遭人忽視、不受歡迎的清潔大軍,爬梳幾百年來的紐約垃圾史。但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垃圾和清潔隊的故事。它透過垃圾和清潔隊彰顯當代社會文化的運作,以及人在此處境中的行動。書中提到了經濟,垃圾反映資本主義永無止境生產的邏輯,但清潔隊員也從中尋寶,創造自己的禮物經濟;提到了政治,清潔隊如何透過簽到表、工作卡、清收垃圾目標重量、儀容規範、升遷制度來控管隊員,但隊員也會透過怠工、發臉文,或是組互助社團等方式回應或抵抗。當然也提到了性別,紐約市清潔局一直到1986年才首次任用女隊員,奈格爾參加的清潔隊駕訓班,班上的性別比例是77比2;更別提男性隊員對其能力的質疑,還有衣櫃上的裸女圖以及無處不在的粗俗言語。 社會學中有所謂的「未被標誌」(unmarked)概念,清潔隊員無疑就是一群「未被標誌者」。被標誌的現象能獲得大眾關注,也常被用來說明整體現實,但是如果只認出被標誌的現象,將有可能曲解世界;重要的真相往往存在於未被標誌和沒被看見的現象中。人類學家奈格爾透過田野,並將田野材料轉化成讓人感同身受的人物和故事,讓我們「看見」這群總是被忽視的隱形人。 ※本書初版為左岸文化《垃圾天使:清潔隊裡的人類學家》
假如你夠幸運,可能一輩子都不用找上警察;也可能一輩子不會需要請消防隊員幫忙。 可是你每天都少不了清潔隊員。 但他們卻是城市裡的隱形人,不引人注意、不受人歡迎,甚至被徹底忽視。 一位人類學家,同時也是一位清潔隊員,帶我們看見城市中這群總是被忽視的街頭隱形人 每個人、每天,無時無刻,都在製造垃圾。人們怎麼生活,就會出現怎樣的垃圾,垃圾可說是人類文明的縮影。此外,垃圾還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因子(不丟怎麼買新的?),是都市公衛的重要議題(垃圾放太久會孳生害蟲,引發傳染病),更是都市規畫的重要環節(越大的城市就會有越多的垃圾,這些垃圾該往哪丟?)。但一般人卻很少關心自己製造出的垃圾,更不在意處理垃圾的人。 羅蘋‧奈格爾從小就對垃圾有興趣,成為人類學家後,她開始以此為研究主題,關注幫城市清理垃圾的這群人。一開始,她跟在垃圾車後面,企圖深入了解處理垃圾所需的人力成本和勞動條件;但後來她發現這樣不夠。清潔隊員究竟需要哪些能力?為什麼他們沒有獲得應有的讚揚?是什麼讓人們對清潔隊員視而不見?以及,這份工作究竟有多危險? 她決定加入他們,成為紐約清潔隊員!她跟各層級的清潔隊員一起工作,學著開垃圾車、掃街車;沿路清路邊的垃圾桶,也定點收拾家戶丟出來的垃圾。她實際體驗身陷垃圾堆那種巨大襲來的臭味、日復一日勞動引發的身體酸痛(當然也習得運用肌肉的技巧)、人們對清潔隊員的無視或善意,以及清潔隊員微小而創意的抵抗。身為高度陽剛場域的少數女性,奈格爾當然也觀察其中的性別議題。 在《街頭隱形人》中,奈格爾記述了這批遭人忽視、不受歡迎的清潔大軍,爬梳幾百年來的紐約垃圾史。但這不只是一個關於垃圾和清潔隊的故事。它透過垃圾和清潔隊彰顯當代社會文化的運作,以及人在此處境中的行動。書中提到了經濟,垃圾反映資本主義永無止境生產的邏輯,但清潔隊員也從中尋寶,創造自己的禮物經濟;提到了政治,清潔隊如何透過簽到表、工作卡、清收垃圾目標重量、儀容規範、升遷制度來控管隊員,但隊員也會透過怠工、發臉文,或是組互助社團等方式回應或抵抗。當然也提到了性別,紐約市清潔局一直到1986年才首次任用女隊員,奈格爾參加的清潔隊駕訓班,班上的性別比例是77比2;更別提男性隊員對其能力的質疑,還有衣櫃上的裸女圖以及無處不在的粗俗言語。 社會學中有所謂的「未被標誌」(unmarked)概念,清潔隊員無疑就是一群「未被標誌者」。被標誌的現象能獲得大眾關注,也常被用來說明整體現實,但是如果只認出被標誌的現象,將有可能曲解世界;重要的真相往往存在於未被標誌和沒被看見的現象中。人類學家奈格爾透過田野,並將田野材料轉化成讓人感同身受的人物和故事,讓我們「看見」這群總是被忽視的隱形人。 ※本書初版為左岸文化《垃圾天使:清潔隊裡的人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