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對唐宋時期的十多個別集進行了專題版本研究,涉及到的作家既有陳子昂、李白、蘇軾等蜀中大家,也有杜甫、李德裕、陸游、韓琦等宦游過巴蜀的外省詩人,還有對宋蜀刻本別集的個案探討,是一部有著鮮明地域特色的目錄版本學研究專著。在具體的論述中,遵循著傳統版本學研究的路數,將版本考證與敘錄相結合,書目著錄與刻本實物相結合。除了弄清楚各別集的編纂緣由、刊刻過程、前後傳承等具體內容外,更多的是論析各版本之間的異同與優缺,卷數與篇目的增減,糾正前人著述中的錯誤,同時結合當時的文藝思潮與時代變遷,盡可能對不同時代的刻本作出合理的解釋。從文獻實證角度對具體別集在後世的傳播和接受進行闡述,進一步確立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博雅集林.文學13)
本書旨在揭開被遮蔽的民國詩話之書寫與論述,以張寅彭編纂1912-1949年《民國詩話叢編》為論,分別從四個向度開展論述:第一部分「生命情境與存在處境」,主要從知人論世探查詩話作者在動盪不安之際的時代觀察,銘刻其對時代的感知及個人情意流轉的心靈。第二部分「詩學場域之收攝與演繹」,旨在論述詩學義理內容,討論民國詩話在中國詩學傳統的籠罩下,開古通今之論述。第三部分「歷史回眸的圖像」,旨在論述帝國與民國更迭之後的詩話書寫類型與對帝國的回思與諷寫,示現異代更迭下的家國想像與身分認同。第四部分「從傳統面向現代的民國詩話闡釋」,旨在論述民國詩話對中國詩論與文論的沿承與新變,梳理其對治新文化、新文學的態度與立場,並昭揭其意義。(博雅集林.文學14)
本書原題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副標題爲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是由兩位著名學者──中古伊朗語專家恩莫瑞克和漢學家蒲立本發揮各自學術專長,共同撰寫的一部學術專著。本書的研究對象是兩片敦煌遺書殘卷(Ch.00120和P.5597,此二殘卷可以綴合)上的中亞婆羅米文字,其內容是以晚期于闐語音寫的鳩摩羅什譯漢文《金剛經》。兩位作者通過對婆羅米文與相應漢文的考察,歸納了不少晚期中古漢語和于闐語中的語音現象,提出了許多富有參考價值的推論。總而言之,本書是研究漢語音韻學和晚期于闐語的重要參考資料。(印度學與印度研究.譯叢Ⅲ)
近代文學史中存在一個普遍的現象,即將高適、岑參視為「邊塞詩派」之代表,然此一說法實乃「後設」的論調。本書藉由考察「高岑」系統之沿革,說明兩家在「唐代」並非理所當然地被視為「邊塞詩人」,「高岑」被形塑為「邊塞詩人」,是經由宋、元、明、清的歷史長河,加上文學史的編寫才被建立的圖像。書中亦統整歷代重要選本對高適、岑參作品的選錄情況,梳理兩家邊塞詩逐漸被重視與經典化的歷程。透過「並稱」與「選本」的分析,試圖對「邊塞詩派」之形成與建構提供重新省視與探討的視角。(典範集成.文學18)
本書旨在梳理明末武林書坊間的版片合作關係,以同一批書籍版片排列組合、另刊目錄,創造不同的叢書、彙編,書中稱此為「同板重印」現象。以往認為這些叢書是重編《說郛》版片散出的結果,實則為萬曆末至清初書籍版片分合、重編、重印的複雜過程。本書以調查四十三種「同板重印」書籍為基礎,先論其編纂背景,考訂書坊印記、編纂手法、編刊年代;其次,考訂編纂者張遂辰生平及其交遊所涉校閱群體;第三,依編纂類型,梳理小說彙編、閒賞清玩、斷代叢書等不同系列的「同板重印」現象,由此揭示武林書坊特有的出版文化。(典範集成.文學16)
本書以東亞儒學視野,參考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之研究,思考朱子學秩序關懷裡的價值與界限。朱熹道統思想對傳統漢唐中華秩序進行批判,類比沃格林思想,可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飛躍」。朝鮮儒者在明中葉至明清鼎革的巨變與失序危機感中,希冀傳承「朱子之後」的道統,重塑中華秩序,類比沃格林思想,也可視為一種中華秩序下的「存在的再飛躍」。值得我們在今日反思何為「中華秩序」之時作為參照。(人文新貴8)
本書是聚焦於「清末一代」(生於清亡前二十年間之社會世代,1890-1911)舊體詩人的首部著作,所關注的十位詩人包括:遜清皇族溥儒與溥傑、袁氏子弟袁克權與張伯駒、汪系文人陳公博與胡蘭成、國軍將領羅卓英與李則芬、中共作家蕭軍與聶紺弩。他們從屬的政治或文化群體在一定程度上有與時遞進的情況,其詩作兼具共時性與歷時性,反映出二十世紀中國複雜的時局,也呈顯了現代舊體詩豐富多變的內涵。本書尋繹他們作品中的記憶、想像與認同。(博雅集林.文學10)
北宋新起時風:懷素〈自敘帖〉、晉人小楷新解、顏真卿地位提升,影響深遠。全書分三段:北宋新風再探、明代前、後松江期。歐陽脩以「書如其人」來推舉李建中、顏真卿、楊凝式,本書再作深入研究。在〈自敘帖〉風氣下,米芾以章草為復古。明代前松江期,元末吳門宋克游寓松江,帶入〈自敘帖〉與晉人小楷書風,透過邑人沈度、沈粲兄弟,影響至成化朝。後松江期始於嘉靖朝,董其昌崛起,方從吳門取回書壇地位,其書學觀得力北宋,意臨前代諸書家為大成而終自成家。(典範集成.藝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