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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偷走了臺灣的黃金？
＃誰偷走了臺灣的黃金？．你是否知道光復初期的臺灣曾有件「黃金失竊案」？．察覺到案情並不單純，FBI當時如何行動？ ．事隔80年，黃金又在哪裡？．美國法院開庭審判，證物、攻防紀錄大公開！2003年，基隆市政府在大武崙砲臺做地下探測，沒有發現黃金的蹤影。戰爭結束時，究竟日軍把黃金藏去哪裡了呢？──────「貴行是否擁有任何黃金？」對方回答：「完全沒有！」「現在，參謀總部決意要處理掉這些黃金，但尚未決定是要運回日本、送往菲律賓或是交給中國當局。」「不要急著看，等我離開後再打開。」「每箱有250包共500枚金幣，每枚金幣重30公克。總督、參謀長、副參謀長以及財務處長都知道這件事。但是今天這4箱的移交，並未告知財務處長。」「很多人都知道有這黃金，這已經是不可能藏得住的祕密。」「真偽，就由陪審團來決定吧！」──────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華民國政府指派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臺灣，然而，在這個接收的過程中，出現了光復後第一件貪瀆大案──「黃金失竊案」。多年來各種版本流傳甚廣，究竟事實是什麼？恐怕知悉者也不多，但無論傳言如何，真相始終只有一個。 如今，這個塵封70多年的歷史，在作者努力不懈地奔走美國國家檔案館，終於搜得蛛絲馬跡，從檔案資料中拼湊出黃金失竊案的真相。美國國家檔案典藏文件首見出土，完整保存所有當庭證詞、對話紀錄，「疑史」是「讀史」的第一步，親愛的讀者，你曾否「懷疑」過？現在，就請跟著檔案一起尋找臺灣黃金的下落。
照會香港（上）：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近代中外關係文書選輯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關香港文獻原件彩色翻印點校版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大量與中國相關，特別是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時期的歷史檔案，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地理等諸多方面，是研究者必須重視的資料寶庫。從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直至當代，中英在各個方面的交往中留下大量的文書，其中有中英交涉產生的外交照會及其抄件，有貿易文書，還有英國駐華使領、來華商人等搜集的中國相關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原件，皆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和文獻價值。長期以來，這些材料藏諸英倫，不易獲得。即便有零散資料被點校出版，讀者亦難得見材料原貌。本書試圖彌補以上缺憾，將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部分中文文獻打字點校，並附上原檔的全彩圖像。 第一部分收錄兩次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英往來談判照會，及英軍在戰爭期間掠取的中國官員（林則徐、關天培、葉名琛、張之洞等人）奏摺。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總督兼任英國駐華公使，兩廣總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由雙方負責中英兩國的一切外交交涉事務。故兩廣總督與香港總督的往來照會，也就是這一時期中英兩國的外交往來照會。本書書名「照會香港」即源於此。資料內容涉及兩次鴉片戰爭中的雙方兵力調動，與戰後的賠款、領土交割、戰俘交換、使領派駐等，以及貿易糾紛、傳教士租房買地與教案、粵港走私和海盜緝捕、香港華民治理與糾紛等諸多中英交涉事項，為研究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關係的重要史料。 第二部分收錄庚子前中外往來文書。內容有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商定釐金與海關稅則、外人入內地遊歷與傳教事宜、教案交涉、朝鮮通商開埠交涉等問題。可為太平天國、清末教案、中外通商和朝鮮問題研究提供資料。 第三部分收錄嘉慶年間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的中外交涉和貿易文書。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鴉片戰爭前的中英十三行貿易文書出版整理有限，商業帳冊和往來信件更是稀缺。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拓展對華貿易，由此產生大量的相關檔案。本書中錄有廣東督撫、海關監督對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的飭諭，也有行商與東印度公司大班之間的貿易通信。主要涉及粵海關對於來華船隻入港、貿易事項的管理、中國地方官對英美來華船隻犯案水手的追訴，行商為完納餉銀及採買貨物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通信。這些史料是研究鴉片戰爭前粵港貿易的重要稀見文獻，值得學者深入挖掘。 第四部分收錄民國時期中英政治和商貿文書散件，包含安東商會輪船定價盟約問題，及國民政府官員與英國領事之交往等事，充分體現英國駐華領事對英商經濟利益的密切關注和隨時保護。 第五部分為近代條約。除了中英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文本之外，還有中國與普魯士、丹麥、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奧匈帝國、日本等國的通商條約及稅則條款。較為鮮見的則有中德《津浦鐵路合同》、中英《漢口後湖隄內地畝分等酌收新租章程十條》等地方性通商約章，冀能對條約史研究有所裨益。 總之，本書點校整理了大量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原始檔案文書，檔案來源可靠，內容詳實，圖文並茂，涵蓋了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的中英外交歷史。學者可以以此深入瞭解中國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之間的外交互動、政治博弈和經濟交流，揭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背景和影響。 本書亦提供不同層次的歷史視角，包含中國政府官員、英國外交人員及中英商人、商號、公司等各方面的互動紀錄，呈現了歷史事件的多維度敘述，促使學者從更為全面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中外關係。書中的諸多文獻皆為首次原版披露，不僅具有歷史價值，亦期望對國際關係、經濟史等研究諸多提供基礎史料和素材。
照會香港（中）：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近代中外關係文書選輯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關香港文獻原件彩色翻印點校版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大量與中國相關，特別是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時期的歷史檔案，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地理等諸多方面，是研究者必須重視的資料寶庫。從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直至當代，中英在各個方面的交往中留下大量的文書，其中有中英交涉產生的外交照會及其抄件，有貿易文書，還有英國駐華使領、來華商人等搜集的中國相關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原件，皆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和文獻價值。長期以來，這些材料藏諸英倫，不易獲得。即便有零散資料被點校出版，讀者亦難得見材料原貌。本書試圖彌補以上缺憾，將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部分中文文獻打字點校，並附上原檔的全彩圖像。 第一部分收錄兩次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英往來談判照會，及英軍在戰爭期間掠取的中國官員（林則徐、關天培、葉名琛、張之洞等人）奏摺。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總督兼任英國駐華公使，兩廣總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由雙方負責中英兩國的一切外交交涉事務。故兩廣總督與香港總督的往來照會，也就是這一時期中英兩國的外交往來照會。本書書名「照會香港」即源於此。資料內容涉及兩次鴉片戰爭中的雙方兵力調動，與戰後的賠款、領土交割、戰俘交換、使領派駐等，以及貿易糾紛、傳教士租房買地與教案、粵港走私和海盜緝捕、香港華民治理與糾紛等諸多中英交涉事項，為研究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關係的重要史料。 第二部分收錄庚子前中外往來文書。內容有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商定釐金與海關稅則、外人入內地遊歷與傳教事宜、教案交涉、朝鮮通商開埠交涉等問題。可為太平天國、清末教案、中外通商和朝鮮問題研究提供資料。 第三部分收錄嘉慶年間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的中外交涉和貿易文書。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鴉片戰爭前的中英十三行貿易文書出版整理有限，商業帳冊和往來信件更是稀缺。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拓展對華貿易，由此產生大量的相關檔案。本書中錄有廣東督撫、海關監督對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的飭諭，也有行商與東印度公司大班之間的貿易通信。主要涉及粵海關對於來華船隻入港、貿易事項的管理、中國地方官對英美來華船隻犯案水手的追訴，行商為完納餉銀及採買貨物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通信。這些史料是研究鴉片戰爭前粵港貿易的重要稀見文獻，值得學者深入挖掘。 第四部分收錄民國時期中英政治和商貿文書散件，包含安東商會輪船定價盟約問題，及國民政府官員與英國領事之交往等事，充分體現英國駐華領事對英商經濟利益的密切關注和隨時保護。 第五部分為近代條約。除了中英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文本之外，還有中國與普魯士、丹麥、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奧匈帝國、日本等國的通商條約及稅則條款。較為鮮見的則有中德《津浦鐵路合同》、中英《漢口後湖隄內地畝分等酌收新租章程十條》等地方性通商約章，冀能對條約史研究有所裨益。 總之，本書點校整理了大量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原始檔案文書，檔案來源可靠，內容詳實，圖文並茂，涵蓋了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的中英外交歷史。學者可以以此深入瞭解中國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之間的外交互動、政治博弈和經濟交流，揭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背景和影響。 本書亦提供不同層次的歷史視角，包含中國政府官員、英國外交人員及中英商人、商號、公司等各方面的互動紀錄，呈現了歷史事件的多維度敘述，促使學者從更為全面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中外關係。書中的諸多文獻皆為首次原版披露，不僅具有歷史價值，亦期望對國際關係、經濟史等研究諸多提供基礎史料和素材。
照會香港（下）：英國國家檔案館藏近代中外關係文書選輯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關香港文獻原件彩色翻印點校版 英國國家檔案館藏有大量與中國相關，特別是晚清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宣統等時期的歷史檔案，涉及政治、經濟、司法、文化、地理等諸多方面，是研究者必須重視的資料寶庫。從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直至當代，中英在各個方面的交往中留下大量的文書，其中有中英交涉產生的外交照會及其抄件，有貿易文書，還有英國駐華使領、來華商人等搜集的中國相關政治、經濟、社會情報原件，皆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和文獻價值。長期以來，這些材料藏諸英倫，不易獲得。即便有零散資料被點校出版，讀者亦難得見材料原貌。本書試圖彌補以上缺憾，將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部分中文文獻打字點校，並附上原檔的全彩圖像。 第一部分收錄兩次鴉片戰爭前後的中英往來談判照會，及英軍在戰爭期間掠取的中國官員（林則徐、關天培、葉名琛、張之洞等人）奏摺。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香港總督兼任英國駐華公使，兩廣總督兼任五口通商大臣，由雙方負責中英兩國的一切外交交涉事務。故兩廣總督與香港總督的往來照會，也就是這一時期中英兩國的外交往來照會。本書書名「照會香港」即源於此。資料內容涉及兩次鴉片戰爭中的雙方兵力調動，與戰後的賠款、領土交割、戰俘交換、使領派駐等，以及貿易糾紛、傳教士租房買地與教案、粵港走私和海盜緝捕、香港華民治理與糾紛等諸多中英交涉事項，為研究鴉片戰爭前後中英關係的重要史料。 第二部分收錄庚子前中外往來文書。內容有中外聯合鎮壓太平天國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商定釐金與海關稅則、外人入內地遊歷與傳教事宜、教案交涉、朝鮮通商開埠交涉等問題。可為太平天國、清末教案、中外通商和朝鮮問題研究提供資料。 第三部分收錄嘉慶年間廣州十三行貿易時期的中外交涉和貿易文書。長期以來，學術界對鴉片戰爭前的中英十三行貿易文書出版整理有限，商業帳冊和往來信件更是稀缺。英國東印度公司成立後拓展對華貿易，由此產生大量的相關檔案。本書中錄有廣東督撫、海關監督對行商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大班的飭諭，也有行商與東印度公司大班之間的貿易通信。主要涉及粵海關對於來華船隻入港、貿易事項的管理、中國地方官對英美來華船隻犯案水手的追訴，行商為完納餉銀及採買貨物與東印度公司之間的通信。這些史料是研究鴉片戰爭前粵港貿易的重要稀見文獻，值得學者深入挖掘。 第四部分收錄民國時期中英政治和商貿文書散件，包含安東商會輪船定價盟約問題，及國民政府官員與英國領事之交往等事，充分體現英國駐華領事對英商經濟利益的密切關注和隨時保護。 第五部分為近代條約。除了中英南京條約、天津條約等文本之外，還有中國與普魯士、丹麥、西班牙、比利時、義大利、奧匈帝國、日本等國的通商條約及稅則條款。較為鮮見的則有中德《津浦鐵路合同》、中英《漢口後湖隄內地畝分等酌收新租章程十條》等地方性通商約章，冀能對條約史研究有所裨益。 總之，本書點校整理了大量來自英國國家檔案館藏的原始檔案文書，檔案來源可靠，內容詳實，圖文並茂，涵蓋了19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的中英外交歷史。學者可以以此深入瞭解中國與英國及其他西方列強之間的外交互動、政治博弈和經濟交流，揭示了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背景和影響。 本書亦提供不同層次的歷史視角，包含中國政府官員、英國外交人員及中英商人、商號、公司等各方面的互動紀錄，呈現了歷史事件的多維度敘述，促使學者從更為全面的角度重新審視近代中外關係。書中的諸多文獻皆為首次原版披露，不僅具有歷史價值，亦期望對國際關係、經濟史等研究諸多提供基礎史料和素材。
學人從政：朱家驊與中國國民黨（1938－1944）
學人從政，不單是指朱家驊個人，而是代表整個朱家驊系的群體。 朱家驊，字騮先，浙江人，德國柏林大學博士。1924年回國後先在北京大學任教，後轉投南方陣營，除了在中山大學教書以外，也開始涉足政界。他經歷中國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廣東省政府、廣東省黨部、浙江省政府、浙江省黨部、建設委員會等黨政機關，1931年任教育部部長，1932年任交通部部長，1936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主席。一步一步累積自己的人脈，形成自成一格的「朱家驊系」。 朱家驊之所以能從學人躍上政壇，可以說是源自於國民政府執政的黃金十年期間，蔣介石將黨務工作委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主持，形成所謂的CC系，但蔣介石又有意培植黃埔系力行社勢力來相互牽制。在兩派鬥爭嚴重的情況下，為了革新黨務並建立健全的人事制度，蔣介石開始重用朱家驊。學而優則仕，作為黨內新貴，朱家驊常被看作學人從政的典型，早年的政治熱情、地緣優勢與學歷背景，鑄就了他獨特的人際網絡與政治軌跡。 本書主要在勾勒「朱家驊系」的主體面貌，從抗戰期間朱家驊以中央組織部部長之職，介入國民黨內部組織人事實際運作機制與效能，凸顯了黨內從未停歇的矛盾與衝突。在CC系、黃埔系，以及地方實力派軍人之間，即使他承蔣介石之命辦理「健黨」工作，即使他在1941年底兼任考試院副院長，也無力在戰時擔起重建國民黨組織和人事制度的重任，終在1944年先後離開中央組織部與考試院。 學而優則仕，是《論語》千百年來對學人的期許，以專家學者型官僚，來輔佐執政當局。而朱家驊雖然投身政治，甚至進入以黨領政的黨中央，但組織人事與他的專長相距甚遠，又必須培養自己的人馬以抗衡其他派系，反而使健全黨體的目標，在一輪又一輪的派系勢力競逐和幹部更迭中逐漸模糊，有志於革命事業的黨員日漸沉淪，醉心於權力競逐的黨員疏於主業，預示了戰後國共兩黨的較量，國民黨的潰敗結局。
權力之筆：解讀兩蔣日記
2024年4月，民國歷史文化學社與財團法人蔣經國國際文化交流基金會主辦，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財團法人中正文教基金會協辦，寒舍集團贊助，「兩蔣日記與民國政治」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北大直經國七海文化園區國際會議廳舉行。 在歷史材料持續「出土」，數位化工具、AI工具盛行的現在，《蔣中正日記》、《蔣經國日記》的出版，具有是否什麼樣的意義，是否更能幫助我們解讀兩蔣執政時期的過往。透過十一位學者之筆，以兩蔣日記為軸心，輔以其他日記及檔案，不僅了解兩蔣對國事與家事的看法，和他們內心世界的幽微奧妙，也寫下民國歷史與故事，開啟新的篇章與無限可能。 本書先由葉文心教授談中西史學發展的問題，與兩蔣日記出版後人物研究的不同面向。再由八位學者，分就家事、人事、軍事、政事等議題，利用兩蔣日記，深入探究兩蔣對民國的影響。最後由兩位學者，討論經濟與外交的可能思考方向。
尋找自己的蔣中正Ⅲ：1937－1947日記解讀
封印已久的蔣中正日記，已經逐步問世，我們該如何看待這套日記？ 蔣中正日記不只是歷史發展的一部分，更是人性的揭露與展現。他在生前死後，被很多人崇拜過，也被很多人罵過。他的日記仰慕過許多人，也批評了不少人。他既傳統又現代，想要突破既有的框架，卻又受到時代環境的局限。 從1937年到1947年，他剛渡過驚險萬分的西安事變，又馬上面臨國家存亡的「最後關頭」，就此抗戰八年，苦撐待變。當好不容易與盟軍一同迎來抗戰勝利，思索如何讓國家正常化、憲政化，卻不得不進入動員戡亂時代。 他所下的決定，有對有錯；他所做的事情，有功有過。當然從後世的後視角度，我們可以大放厥詞，春秋筆削，但何不試試，走進日記當中，揣摩身為國家領導人的所思、所言及所行。 本書是一把打開蔣中正內心大門的鑰匙，由研究蔣中正日記的專家學者，依據各年日記的內容，還原解釋在那個時空背景下，他的心情與選擇，或許能有所體會，一位國家領導人在面對內外局勢的心路歷程。 當我們自己看、探尋、挖掘、解讀，每個人都可以尋找自己的蔣中正。
左舜生口述史（1893－1961）
國共以外的第三路線真實記憶重見天日 本書原為左舜生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函邀加入的中國口述史計畫，由夏連蔭女士將漢語訪談譯成英語，未曾留下全套訪談錄音，長期以來罕為外界所知。本書第一譯者兼校注者郭世佑受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之托，研讀中國青年黨，以該黨領袖之一左舜生口述史之漢譯為首選，糾正英譯中的少量錯誤，且對眾多民國人物作注，讓部分真實記憶重見天日，歷史的曲折與精妙猶在兩黨格局之外。 在中國國民黨以黨領政的訓政時期，左舜生堅持中國青年黨路線。蔣介石邀入廬山別墅請益的座上之賓，他不但名列其中，更是蔣介石敦促中央政治學校特聘的兩位非國民黨黨籍的教授之一。而1945年國民參政會的延安訪問團，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寓所單獨邀宴兩位國民參政員，其一就是左舜生。 本書帶領讀者看左舜生是如何投入中國青年黨的愛國救國運動，與蔣介石斡旋，使中國青年黨取得合法地位，又致力於調解國共兩黨的衝突，聯繫第三勢力黨派一同抗戰。在抗戰勝利後，代表中國青年黨參加政府，擔任農林部部長，使國民政府表面上不再是一黨專政。當遠離臺北政壇之後，他對整個中華民國發展的過程，對蔣介石、毛澤東這兩位20世紀的重要人物，又有什麼樣的評價。
行動的策略：上海三罷始末（前篇）
1919年的五四運動，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們大聲呼喊著「外爭主權、內除國賊」的口號，使人印象深刻。 但五四運動並不是北京的專利，雖然過去大家都注目著北京，然而其他地區的反響，同樣不可忽視。 國際視聽舉足輕重、華洋居民交錯的上海，不只是受到五四運動氛圍的影響，實際上也大力參與其中。上海的社會菁英集團，在學生愛國意識抬頭的時候，有什麼樣的看法，做出什麼樣的行動，又對整個五四運動有什麼樣的迴響，在時空變遷的百餘年之後，我們可以用去中心化的角度，重新探究五四運動時期，不同地區、不同結構之下，官、商、學、民的多重複雜關係。 本書是「東南集團與五四研究系列」第二部曲前篇，接續《動員的力量：上海學潮的起源》，作者分析五四運動發生後，南北學界如何統整意見，逐步擴大社會動員聲勢，製定及落實其「行動的策略」，在上海豎起總罷課的旗幟。又詳細比對華洋公私文書，揭示江蘇省教育會的潛在作用，不僅作為罷課集會的場外提調，更促成商學一致共同行動。其領袖人物善於運籌帷幄，塑造及發動公共輿論，精於化身及隱身之術，並留下自身的五四敘事。
梁宗岱、沉櫻與我：兩岸分飛的家族故事
橫跨三地的兩代家族故事，雖斷猶連牽的文壇怨偶詩人父親、翻譯家母親與女兒的生命連結隔著歲月、誤會與沉默，藏著未竟的愛與相互理解*梁宗岱（1903-1983），詩人、評論家、翻譯家。1924年赴歐洲留學，親炙梵樂希（Paul Valéry）、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大師，1931年返中國，任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代表作有《詩與真》、《一切的峰頂》等。*陳鍈（1907-1988），筆名沉櫻，為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1948年到臺灣後，任教大成中學、北一女中。代表作為《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同情的罪》等。 本書由兩人長女梁思薇，以口述方式回望父母的人生軌跡，呈現女兒視角的梁宗岱與沉櫻。而清新可讀的文字，鮮明動人的回憶過往，可看出時代背景與家族關懷。尤其梁、沉交往對象皆是著名文學作家、翻譯家，如沈從文、熊十力、徐志摩、巴金、趙清閣、林海音、琦君、張秀亞等，透過兩人看似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們不平凡的文學歷程。 父親熱情如火，有時炙熱地像太陽般，讓人不能忍受。而母親卻像躲在雲片後面的月亮般含蓄，當他們在北平再相遇時，被彼此截然不同的個性吸引……在梁、沉相愛時到日本葉山旅居，過著有文學有詩意的生活，有文學這個共同的興趣，此時期亦是他們的良辰，梁宗岱最有名的譯著《一切的峰頂》，即是此時的作品，他在沉櫻的陪伴下，在寫作和情感獲得豐收，是他愛情和事業的雙重峰頂。梁、沉回到中國後於1936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沉櫻轉而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沒有餘裕寫作，但在婚後六年，梁宗岱結識粵劇花旦甘少蘇，為其贖身。之後沉櫻決定帶著子女到臺灣，開啟她的譯寫盛年。梁宗岱在1944年返鄉後潛心研製中藥，與文學漸行漸遠，到文革後才重拾譯筆。 人家說，婚姻常因彼此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而我卻認為父母的婚姻是相知而結合，深知而分離。 關於他們後來的婚姻故事在坊間傳聞不少，女兒梁思薇透過自身觀察與對父母的了解，另有一番想法，認為梁宗岱與沉櫻是怨藕，兩人之間的情感剪不斷、理還亂，即使第三者的介入，他們在精神上仍是相知相惜。當甘少蘇出現，讓沉櫻對這段婚姻有了掙扎，也因為她堅持平起平坐的婚姻關係，最後決定不為情所困，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兩岸分隔近三十年之後，1976年梁思薇與父親終於再次見面，看到父親捧讀詩集時的眼淚，不只是歲月如流，人事已非，他內心澎湃洶湧的必然還有對沉櫻的愛怨情愁。沉櫻於1980年代曾回中國居住一段時間，雖然兩人自1947年分別後沒有再見面，但仍有書信往來，沉櫻到了晚年體悟到應該彼此珍惜，兩人如同梁宗岱回信引Robert Browning的詩句所說：The best is yet to be（最好景還在後頭）。
【電子書】梁宗岱、沉櫻與我：兩岸分飛的家族故事
橫跨三地的兩代家族故事，雖斷猶連牽的文壇怨偶詩人父親、翻譯家母親與女兒的生命連結隔著歲月、誤會與沉默，藏著未竟的愛與相互理解*梁宗岱（1903-1983），詩人、評論家、翻譯家。1924年赴歐洲留學，親炙梵樂希（Paul Valéry）、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大師，1931年返中國，任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代表作有《詩與真》、《一切的峰頂》等。*陳鍈（1907-1988），筆名沉櫻，為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1948年到臺灣後，任教大成中學、北一女中。代表作為《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同情的罪》等。 本書由兩人長女梁思薇，以口述方式回望父母的人生軌跡，呈現女兒視角的梁宗岱與沉櫻。而清新可讀的文字，鮮明動人的回憶過往，可看出時代背景與家族關懷。尤其梁、沉交往對象皆是著名文學作家、翻譯家，如沈從文、熊十力、徐志摩、巴金、趙清閣、林海音、琦君、張秀亞等，透過兩人看似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們不平凡的文學歷程。 父親熱情如火，有時炙熱地像太陽般，讓人不能忍受。而母親卻像躲在雲片後面的月亮般含蓄，當他們在北平再相遇時，被彼此截然不同的個性吸引……在梁、沉相愛時到日本葉山旅居，過著有文學有詩意的生活，有文學這個共同的興趣，此時期亦是他們的良辰，梁宗岱最有名的譯著《一切的峰頂》，即是此時的作品，他在沉櫻的陪伴下，在寫作和情感獲得豐收，是他愛情和事業的雙重峰頂。梁、沉回到中國後於1936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沉櫻轉而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沒有餘裕寫作，但在婚後六年，梁宗岱結識粵劇花旦甘少蘇，為其贖身。之後沉櫻決定帶著子女到臺灣，開啟她的譯寫盛年。梁宗岱在1944年返鄉後潛心研製中藥，與文學漸行漸遠，到文革後才重拾譯筆。 人家說，婚姻常因彼此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而我卻認為父母的婚姻是相知而結合，深知而分離。 關於他們後來的婚姻故事在坊間傳聞不少，女兒梁思薇透過自身觀察與對父母的了解，另有一番想法，認為梁宗岱與沉櫻是怨藕，兩人之間的情感剪不斷、理還亂，即使第三者的介入，他們在精神上仍是相知相惜。當甘少蘇出現，讓沉櫻對這段婚姻有了掙扎，也因為她堅持平起平坐的婚姻關係，最後決定不為情所困，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兩岸分隔近三十年之後，1976年梁思薇與父親終於再次見面，看到父親捧讀詩集時的眼淚，不只是歲月如流，人事已非，他內心澎湃洶湧的必然還有對沉櫻的愛怨情愁。沉櫻於1980年代曾回中國居住一段時間，雖然兩人自1947年分別後沒有再見面，但仍有書信往來，沉櫻到了晚年體悟到應該彼此珍惜，兩人如同梁宗岱回信引Robert Browning的詩句所說：The best is yet to be（最好景還在後頭）。
【電子書】梁宗岱、沉櫻與我：兩岸分飛的家族故事
橫跨三地的兩代家族故事，雖斷猶連牽的文壇怨偶詩人父親、翻譯家母親與女兒的生命連結隔著歲月、誤會與沉默，藏著未竟的愛與相互理解*梁宗岱（1903-1983），詩人、評論家、翻譯家。1924年赴歐洲留學，親炙梵樂希（Paul Valéry）、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大師，1931年返中國，任教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等。代表作有《詩與真》、《一切的峰頂》等。*陳鍈（1907-1988），筆名沉櫻，為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1948年到臺灣後，任教大成中學、北一女中。代表作為《一位陌生女子的來信》、《同情的罪》等。 本書由兩人長女梁思薇，以口述方式回望父母的人生軌跡，呈現女兒視角的梁宗岱與沉櫻。而清新可讀的文字，鮮明動人的回憶過往，可看出時代背景與家族關懷。尤其梁、沉交往對象皆是著名文學作家、翻譯家，如沈從文、熊十力、徐志摩、巴金、趙清閣、林海音、琦君、張秀亞等，透過兩人看似平凡的一生，了解他們不平凡的文學歷程。 父親熱情如火，有時炙熱地像太陽般，讓人不能忍受。而母親卻像躲在雲片後面的月亮般含蓄，當他們在北平再相遇時，被彼此截然不同的個性吸引……在梁、沉相愛時到日本葉山旅居，過著有文學有詩意的生活，有文學這個共同的興趣，此時期亦是他們的良辰，梁宗岱最有名的譯著《一切的峰頂》，即是此時的作品，他在沉櫻的陪伴下，在寫作和情感獲得豐收，是他愛情和事業的雙重峰頂。梁、沉回到中國後於1936年結婚，育有二女一子，沉櫻轉而過著柴米油鹽的生活，沒有餘裕寫作，但在婚後六年，梁宗岱結識粵劇花旦甘少蘇，為其贖身。之後沉櫻決定帶著子女到臺灣，開啟她的譯寫盛年。梁宗岱在1944年返鄉後潛心研製中藥，與文學漸行漸遠，到文革後才重拾譯筆。 人家說，婚姻常因彼此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而我卻認為父母的婚姻是相知而結合，深知而分離。 關於他們後來的婚姻故事在坊間傳聞不少，女兒梁思薇透過自身觀察與對父母的了解，另有一番想法，認為梁宗岱與沉櫻是怨藕，兩人之間的情感剪不斷、理還亂，即使第三者的介入，他們在精神上仍是相知相惜。當甘少蘇出現，讓沉櫻對這段婚姻有了掙扎，也因為她堅持平起平坐的婚姻關係，最後決定不為情所困，堅定地走自己的路。兩岸分隔近三十年之後，1976年梁思薇與父親終於再次見面，看到父親捧讀詩集時的眼淚，不只是歲月如流，人事已非，他內心澎湃洶湧的必然還有對沉櫻的愛怨情愁。沉櫻於1980年代曾回中國居住一段時間，雖然兩人自1947年分別後沒有再見面，但仍有書信往來，沉櫻到了晚年體悟到應該彼此珍惜，兩人如同梁宗岱回信引Robert Browning的詩句所說：The best is yet to be（最好景還在後頭）。
【電子書】重訪中國：鄧嗣禹回憶錄
鄧嗣禹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輩，費正清第一代學生，研究晚清近代史有一定份量。這個回憶錄提供了1970年代第一批自美返中學者對中國的印象，算是少見的紀錄。譯筆流暢，對近代中美學術交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 來自兩個世界的眼睛一位美籍華裔教授的文革中國觀察 「我不禁流下了眼淚，或許是因為返回闊別二十四年的祖國而興奮，也或許是出於恐懼――我的朋友們警告說，我可能會被中國共產黨扣押。」 鄧嗣禹清末出生於湖南，畢業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赴美留學，在內戰期間短暫返國執教，之後一直留在美國工作與生活。 中共建政以後，與美國關係不佳。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拉攏中共對抗蘇聯，造訪大陸。此後許多華裔美籍知識分子紛紛回大陸探親或旅遊，鄧嗣禹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重新踏上故土的他心中滿是忐忑。在美國流傳的「文化大革命」情節相當令人不安，有人說代表舊傳統的建築與文物被大量破壞，也有人說知識分子們被批鬥與迫害。雖然這些流言虛實難辨，但橫立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間的隔閡幾乎無法讓人證實或證偽。因此心懷傳統已然消失殆盡（以及可能被中共扣押）的恐懼，他鼓起勇氣「重訪中國」，就為了親眼看看文革的真實樣貌。 第一次訪問是正在文革的1972年，他從香港進廣州，去了包括杭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小城市，以華僑的身分，而非美國人的身分，接受各種招待與行程安排，見了舊時師友、親人，也以教授身分做了學術交流。他除了記下所見所聞，也不斷回想起過去的中國，以及現在正生活著的美國，將他的兩種生活經驗與眼前的「新中國」不斷地相互比較。 而第二次訪問則是文革已然結束的1978年，匆匆一瞥，與六年前又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鄧嗣禹提筆記下的「重訪中國」，原稿是英文，明顯是為了向當時還在霧裡看花的西方世界，介紹文革發生後的當代中國樣貌。因此這本遊記可說是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美國，兩種世界觀綜合後產出的寶貴紀錄。 本書並收錄鄧嗣禹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學教書，以及1956年訪問港澳始末、1985年三度「重訪中國」的相關記述。
【電子書】重訪中國：鄧嗣禹回憶錄
鄧嗣禹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輩，費正清第一代學生，研究晚清近代史有一定份量。這個回憶錄提供了1970年代第一批自美返中學者對中國的印象，算是少見的紀錄。譯筆流暢，對近代中美學術交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 來自兩個世界的眼睛一位美籍華裔教授的文革中國觀察 「我不禁流下了眼淚，或許是因為返回闊別二十四年的祖國而興奮，也或許是出於恐懼――我的朋友們警告說，我可能會被中國共產黨扣押。」 鄧嗣禹清末出生於湖南，畢業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赴美留學，在內戰期間短暫返國執教，之後一直留在美國工作與生活。 中共建政以後，與美國關係不佳。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拉攏中共對抗蘇聯，造訪大陸。此後許多華裔美籍知識分子紛紛回大陸探親或旅遊，鄧嗣禹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重新踏上故土的他心中滿是忐忑。在美國流傳的「文化大革命」情節相當令人不安，有人說代表舊傳統的建築與文物被大量破壞，也有人說知識分子們被批鬥與迫害。雖然這些流言虛實難辨，但橫立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間的隔閡幾乎無法讓人證實或證偽。因此心懷傳統已然消失殆盡（以及可能被中共扣押）的恐懼，他鼓起勇氣「重訪中國」，就為了親眼看看文革的真實樣貌。 第一次訪問是正在文革的1972年，他從香港進廣州，去了包括杭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小城市，以華僑的身分，而非美國人的身分，接受各種招待與行程安排，見了舊時師友、親人，也以教授身分做了學術交流。他除了記下所見所聞，也不斷回想起過去的中國，以及現在正生活著的美國，將他的兩種生活經驗與眼前的「新中國」不斷地相互比較。 而第二次訪問則是文革已然結束的1978年，匆匆一瞥，與六年前又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鄧嗣禹提筆記下的「重訪中國」，原稿是英文，明顯是為了向當時還在霧裡看花的西方世界，介紹文革發生後的當代中國樣貌。因此這本遊記可說是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美國，兩種世界觀綜合後產出的寶貴紀錄。 本書並收錄鄧嗣禹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學教書，以及1956年訪問港澳始末、1985年三度「重訪中國」的相關記述。
重訪中國：鄧嗣禹回憶錄
鄧嗣禹是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前輩，費正清第一代學生，研究晚清近代史有一定份量。這個回憶錄提供了1970年代第一批自美返中學者對中國的印象，算是少見的紀錄。譯筆流暢，對近代中美學術交流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民國歷史文化學社社長呂芳上 來自兩個世界的眼睛一位美籍華裔教授的文革中國觀察 「我不禁流下了眼淚，或許是因為返回闊別二十四年的祖國而興奮，也或許是出於恐懼――我的朋友們警告說，我可能會被中國共產黨扣押。」 鄧嗣禹清末出生於湖南，畢業於燕京大學，抗戰爆發後赴美留學，在內戰期間短暫返國執教，之後一直留在美國工作與生活。 中共建政以後，與美國關係不佳。直到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為了拉攏中共對抗蘇聯，造訪大陸。此後許多華裔美籍知識分子紛紛回大陸探親或旅遊，鄧嗣禹也是其中之一。 然而事隔多年，重新踏上故土的他心中滿是忐忑。在美國流傳的「文化大革命」情節相當令人不安，有人說代表舊傳統的建築與文物被大量破壞，也有人說知識分子們被批鬥與迫害。雖然這些流言虛實難辨，但橫立在自由世界與共產世界間的隔閡幾乎無法讓人證實或證偽。因此心懷傳統已然消失殆盡（以及可能被中共扣押）的恐懼，他鼓起勇氣「重訪中國」，就為了親眼看看文革的真實樣貌。 第一次訪問是正在文革的1972年，他從香港進廣州，去了包括杭州、上海、北京等各大小城市，以華僑的身分，而非美國人的身分，接受各種招待與行程安排，見了舊時師友、親人，也以教授身分做了學術交流。他除了記下所見所聞，也不斷回想起過去的中國，以及現在正生活著的美國，將他的兩種生活經驗與眼前的「新中國」不斷地相互比較。 而第二次訪問則是文革已然結束的1978年，匆匆一瞥，與六年前又有了不一樣的感受。 鄧嗣禹提筆記下的「重訪中國」，原稿是英文，明顯是為了向當時還在霧裡看花的西方世界，介紹文革發生後的當代中國樣貌。因此這本遊記可說是傳統的中國與現代的美國，兩種世界觀綜合後產出的寶貴紀錄。 本書並收錄鄧嗣禹1946-1947年在北京大學教書，以及1956年訪問港澳始末、1985年三度「重訪中國」的相關記述。
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再版】
宣傳是什麼？歷史事實又是什麼？在面臨外敵的當下，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宣傳是有必要的。但做為後世歷史研究者，則有必要對事實作釐清，留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在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民族記憶」大纛之下，誤謬流傳「歷史垃圾」。 本書是在發掘大量日軍原始檔案基礎上，對比國內戰史檔案，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長城抗戰）進行的國際對比考證。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手段的方法面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為了重新考證，澄清當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電子書】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
宣傳是什麼？歷史事實又是什麼？在面臨外敵的當下，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宣傳是有必要的。但做為後世歷史研究者，則有必要對事實作釐清，留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在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民族記憶」大纛之下，誤謬流傳「歷史垃圾」。 本書是在發掘大量日軍原始檔案基礎上，對比國內戰史檔案，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長城抗戰）進行的國際對比考證。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手段的方法面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為了重新考證，澄清當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電子書】長城抗戰：日中檔案比較研究【再版】
宣傳是什麼？歷史事實又是什麼？在面臨外敵的當下，為了鼓舞民心士氣，宣傳是有必要的。但做為後世歷史研究者，則有必要對事實作釐清，留下真實的歷史，而不是在所謂「國家認同建構」的「民族記憶」大纛之下，誤謬流傳「歷史垃圾」。 本書是在發掘大量日軍原始檔案基礎上，對比國內戰史檔案，對1933年日軍熱河作戰（長城抗戰）進行的國際對比考證。曝露了第二十九軍喜峰口大刀隊殺敵紀錄的虛偽，釐正臺海兩岸戰史紀錄中的種種謬誤，並指出以政治宣傳取代歷史事實，將抗戰史作為民族精神教育手段的方法面弊病，是對今日已成為民族抵抗精神原點的長城抗戰史紀錄的顛覆性研究。 利用實證戰史研究，注重使用第一手原始資料，為了重新考證，澄清當今官方戰史紀錄中有重大爭議的歷史事實，可以做為利用戰史檔案進行國際比較研究的新方法。
【電子書】蔣介石與中日蘇三角關係（1931－1937）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大為十一章。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電子書】蔣介石與中日蘇三角關係（1931－1937）
*本書日文版《日中全面戦争に至る中国の選択1933-1937－「防共」と「抗日」をめぐる葛藤》由東京大學出版會於2025年1月出版。中文版不僅年代從1933年至1937年，延長為1931年至1937年；在內容方面，也由九章擴大為十一章。 1930年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北方面對蘇聯，東方面對日本，究竟是防共優先，還是抗日重要，在有限的資源裡，亟需深思熟慮。 此時，中日蘇三角關係，因「疑」、「謀」、「憎」、「鬥」的多重交叉而形成種種錯綜複雜的兩難困境。身處其中的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圍繞「抗日」與「防共」兩大難題經歷了怎樣的抉擇過程？日本因素對此發揮了什麼作用？蘇聯因素又予以何種影響？ 本書透過探究以上問題的答案，揭示了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多重面相，以及中日全面戰爭爆發的深層原因，為基於三個結合──中國研究與日本研究的結合、中日雙邊關係研究與中日蘇德等多邊關係研究的結合、政策演變史研究與人物研究的結合──的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