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四四年，南京一位名叫曹君義的出版商，印製了一幅獨特的世界地圖，他稱之為「天下全圖」。其雖沿襲了某些可上溯宋元時期的中國慣例，卻也借鑑了一幅由奧特柳斯（Ortelius）設計、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在南京印製的歐洲版世界地圖。本書原是發表在中央研究院郭廷以學術講座的講稿，每章即是以這兩本曹君義地圖中的一本作為出發點，去重建一段世界地圖的歷史，以此回顧早期的中國和歐洲在繪製世界地圖上的嘗試，並展望中國的世界地圖對歐洲地圖學的影響。這段歷史表明了：歐洲人仰賴中國人對亞洲的知識，並不亞於中國人倚賴歐洲人對世界的認識。今日我們所知道的世界地圖，正是在這種相互作用下，於焉誕生。
本書分為兩部分，討論十八世紀乾隆年間的皇室財政。第一部探討皇室的財政收入：地租、關稅、當鋪、發商生息以及鹽商之額外支出。皇室財政和國家財政不同的是，田賦為國家主要的收入來源，清皇室雖有百萬畝以上的土地，但其重要收入則來自商業方面。第二部討論乾隆皇帝在北京、熱河等處興建藏傳寺廟，並賞賜喇嘛土地、口糧、衣單等。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有長久歷史，乾隆皇帝在位期間，巧妙地利用藏傳佛教，並藉助黃教領袖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影響力，號令蒙、藏各部，整合與穩定蒙、藏社會，維護統治目的。面對新的財政支出，乾隆皇帝並未增加以田賦為主的稅收，而是憑藉權力擷取商業上的利益，將這些資源轉為在北京、熱河建造藏傳佛寺，打造另一個藏傳佛教中心。除了宗教上的意義外，乾隆皇帝修建藏傳佛寺也有經濟的意義。以宗教的力量吸引蒙古人到北京、熱河、五台山等地朝聖，寺廟成為集市和進香活動的中心，豐富了商品交換和地方經濟發展。宗教與貿易，如同乾隆皇帝的雙翼，因而得以有效地統治新的疆域，解決中國長期的邊患問題。比起明代和蒙古戰爭每年動輒耗費七八百萬兩來說，更呈顯乾隆皇帝成功的統治政策。但在清朝外患問題變少的同時，因為各項稅收所引起的內部問題卻也層出不窮，種下日後清朝衰敗的遠因。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驗，運用小說、教科書、歌曲、電影等媒介及勞動模範和女拖拉機手典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包括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蘇聯經驗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施政的重要參照座標；但隨著中蘇關係從蜜月到反目的翻轉，中共宣傳「新人」的重點也隨之產生變化。全書藉由比較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背後成因，進而討論斯大林模式在中國的適用性。毛澤東不斷強化階級鬥爭的觀點和政策，是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此外，研究中共所宣傳的新人觀，也有助於了解紅衛兵在文革前十七年的養成教育，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毛時代中共對「新人」的宣傳，造成二元對立的價值觀，其影響至今猶見。
石覺先生(1908-1987)，字為開，廣西省人，為黃埔三期傑出將領。由東征、北伐起，親與國軍諸重大戰役，大部份時間任作戰部隊長及司令官，戰功彪炳。一九四三年底於贛中擊潰共軍，締造霍邱及滸灣兩次大捷；抗戰期間先後參加台兒莊會戰、棗宜會戰，及中原會戰，迭著戰績；一九四四年底，所部十三軍戰力堅強，獲第一優先換裝美械；一九四五年底率軍赴東北接收領土主權，鎮守熱河，迨東北不守，復先後受命保衛北平、上海兩大名城；一九四九年任舟山群島防衛司令官，締造登步大捷，後又負責轉移十餘萬舟山部隊至臺灣；返臺後復先後出任軍政要職。全書約三十萬言，詳述其一生重要經歷。有關重要戰役，先生另繪詳圖補充說明，為本書一項特色。
本書係就外交部交與本所之中日交涉檔案編纂而成，內容包括民國八年至十五年的排日問題。
本書係就外交部交與本所之中日交涉檔案編纂而成，內容包括民國七年至十六年的漁鹽路礦交涉。
本叢刊係編者四十年辛勤搜集，潛心編研的碩果。全書共收文件約一千九百一十餘件，約二百零五萬言。錄自原稿、傳單、布告、稿本、孤本者約四百零數件，錄自稀有資料者約三百四十餘件，共約七百五十餘件。
中國傳統文化能否適應現代化的工商社會？臺灣近數十年來的成功發展經驗，在近代中國歷史上傳統與現代複雜糾葛的問題上，具有何種意義？本書從社會經濟史的角度入手，以臺灣當代重要企業集團之一的臺南幫作為個案研究對象，對臺灣自光復以來的社會經濟發展與變遷，以及臺灣經驗的內涵，有所剖析。
英國與滇西回民政權的關係，初時英國處於主動的地位，末後則為滇西回民政權急而求援，其間雙方各自有其目的，且復各自有所顧慮，彼此聯交的行動，情節複雜曲折，有待於深入研究。本書分滇西回民政權前期的內外交通、英人與滇西回民政權的初步接觸、英滇直接貿易的延緩、滇西回民政權聯英的決策與活動、聯英外交的尾聲等五章，章下復各分三節進行探討，而殿以結論。
本書旨在研討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後數年間的中俄關係。從加拉罕兩次對華宣言，到優林、巴意開斯、越飛的來華，雙方交涉的重點，不外商務、建交、外蒙、中東路、松黑航權等五端。蘇聯慣於運用「制衡政策」與「分離主義」，一面挑撥中國與西方列強的關係，一面促成北京與廣州政府間的對立，並進而爭取民間工、商、學及輿論各界的同情。蘇聯的外交手腕，極其靈活，可謂巧謀百出，而中國在肆應方面，難免處處陷於被動。 本書宗旨，即是依據北京外交部的原始資料，將早期中蘇外交，加以綜合敘述；並對蘇聯對華策略，加以客觀的分析，作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
「革命外交」一辭，顧名思義，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與手段來解決中外之間不平等的外交關係；也就是要廢除不平等條約的目的。惟在實際運作上，「革命外交」實有「激烈型」與「溫和型」的不同。本書第一章首就「革命外交」的理念與其發軔過程，予以析述；其次則在第二章至第七章中，分就此兩種型態的「革命外交」的實際運作，分予詳細而深入的討論，而特著重於外交談判的過程。第八章結論中，則就1925-1931年間歷屆廣州、武漢、南京國民政府所主張的「革命外交」政策在撤廢不平等條約方面的成功與失敗之處，予以評析。
文化大革命中被戴錯帽子死亡的人以百萬數，肉體雖然健在，但回憶往事、心有餘悸的人更多。本書以中共最近出版資料為基礎，為此曠古所未聞的人間慘劇尋找歷史根源，和一般作品不同的是，本書在作此努力時不自我設限，所以在一九四零年代毛澤東這顆人造的紅太陽開始東昇時，已發現陽光底下呈現陰影，而一九四五年紅太陽昇至頂天時，陰影仍存，不過由於陽光熾烈，看不到陰影罷了。在追根溯源方面，本書強調思想統一和集權中央兩政策結合的貽禍人間，並批評中共以整風、審幹和肅反這一套方法達到毛澤東思想定於一尊目標的作法，同時也澄清中共所謂群眾路線的整風、審幹和肅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是否是真正尊重群眾。
「王子壯日記」涵蓋時間為民國十年至三十七年，有關北大學風、校園動態、政治牽動學術的案件，均有記載；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抗戰八年完整的日記中，一個文人對抗日時期中央政治變遷、地方與中央關係、社會變化、物價波動、黨團糾紛、黨內派系糾葛、蔣宋關係的批評與認識、戰後接收與時局等，著墨極多，係研究抗戰時期黨政、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珍貴史料。
「王子壯日記」涵蓋時間為民國十年至三十七年，有關北大學風、校園動態、政治牽動學術的案件，均有記載；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抗戰八年完整的日記中，一個文人對抗日時期中央政治變遷、地方與中央關係、社會變化、物價波動、黨團糾紛、黨內派系糾葛、蔣宋關係的批評與認識、戰後接收與時局等，著墨極多，係研究抗戰時期黨政、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珍貴史料。
「王子壯日記」涵蓋時間為民國十年至三十七年，有關北大學風、校園動態、政治牽動學術的案件，均有記載；抗戰前有關黨政問題，包括地方軍人異動，黨內蔣胡派系、山東黨務等，不論親自與聞或品評之辭，均是過去難能獲知的資料。抗戰八年完整的日記中，一個文人對抗日時期中央政治變遷、地方與中央關係、社會變化、物價波動、黨團糾紛、黨內派系糾葛、蔣宋關係的批評與認識、戰後接收與時局等，著墨極多，係研究抗戰時期黨政、社會、文化等問題的珍貴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