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利˙密利根，罹患多重人格，是同儕嘲笑霸凌的箭靶，師長眼中的問題學生。無人知曉他內在碎裂如拼圖片片，只知道他陰晴不定，每分每秒都像不同的人。直到他因搶劫及強暴被捕，心理學家及精神科醫師才發現他不是個狡詐的罪犯，而是個急需幫助的病人。終於有人願意明白他為何如此怪異且希冀幫助他，而非一味責怪嘲笑。
因此他說：「我現在明白了，警察到查寧威來找我，我並沒有真的被捕，我是獲救了，我很遺憾必須先傷害到別人，可是我覺得在過了二十二年之後，上帝終於對我微笑了。」
他被送至艾森斯接受治療，以受審判。在那裏他抓住一小片希望，第一次相信痊癒的可能。然而命運似乎仍對他冷笑——他得到盟友，也招來更多人對他大作文章。可怕的強暴犯和精神病患是報紙強烙在他身上的印記，讀者惶惑不安，因全然相信與放大的恐懼。醫生准許他外出的決定，被「驚人的批判聲浪」所拍打沖刷。
比利被迫暫時放棄請假外出等權利。他一直都遵守醫院規定，沒有觸犯法律，可是「現在他的權利卻被奪走了」。
種種挫敗及敵意使他在融合與裂解之中擺盪。然而人們不明白是他們加深了傷痛。即使醫生指出「因為媒體及密利根對媒體的反應，導致比利˙密利根的治療出現反效果。」議員卻嗤之以鼻，「責怪媒體報導真相簡直是推卸責任。」
報紙大肆報導比利，以一種預設立場。形塑著某些人的想法。
於是他在一次外出中遭槍擊，靈魂又因此碎片滿地。
法官判決將其送至惡名昭彰的利馬醫院，那裏是絕望的具象，因為患者不被視而為人。儘管二年半後，比利獲准回艾森斯，期間造成的損傷卻難以修復。
而這並非精神病患第一次受不公對待。自古老的年代，初民便視其為惡靈附身，將其驅逐是方法之一；中世紀的他們是惡魔與女巫，被焚燒、鞭打、吊死；文藝復興時代以餓死、鞭笞、放血加以「治療」；十八世紀的病人被監禁於牢獄及救濟院，受各種器具束縛自由。是人道精神醫療推動後，他們才再次成為人、成為需要治療的病人。
但常人對待他們的態度也跟著大幅改變了嗎？或許，只是自露骨的嫌惡轉為內心的偏見吧。「罹患精神病是可恥的，使家族蒙羞。」、「他們是無法治療的瘋子，應該和社會隔離。」不可否認，仍有人的觀念這樣扭曲，態度如此敵意。如此，我們該如何幫助他們本已傷痕累累的心？僅僅是一把更銳利的刀剜出他們的希望和自尊，逼迫他們演繹出我們預期看見的瘋狂罷了。
如果我們願給同等尊重，而非偏執視之洪水猛獸，願以平等看待，而非因畏怕而扭曲的目光，他們也許，就能少承受一些苦痛。
然而，盲目地排擠異類、偏執地厭惡特類，從不是罕異的現象。精神病患僅為一角冰山。
比利其中一個人格，菲利普，就曾以「死玻璃」輕蔑同性戀者，甚至打劫他們，因為清楚他們不敢聲張。其中一名被害人如此答覆比利的哥哥：「因為我目前正要應徵一份很重要的新工作，而且我是同性戀，要是我報警了，不但自己的身分曝光，連我幾個朋友也會遭殃。」
原來我們的目光無形中剝奪著特定族群的權利，逼迫他們收起不同顏色的羽翼，要他們安靜不喧譁，偽裝成所謂正常。有太多太多的無理觀念已深根於社會，加諸在他們身上的是令人痛苦的刻板印象。精神病患和同性戀者如是，原住民、外籍勞工、伊斯蘭教徒等等，又何嘗不是。
是怎樣的心態准許我們歧視較小的群眾，允許我們拋棄尊重，不肯給予他們相同的待遇，反而歧視、打壓、嘲諷，甚或傷害他們？
是莫名的、自以為「正常」的優越感作祟，使我們排斥非我族類，還是害怕著遭遇排斥、追尋認可與歸屬，想藏進「正常」的羽絨下呢？
似乎，我們忘了，從來不是由聲音大小決定對錯是非，不是這樣的。正常與否當然也不能如此斷定。
剛出獄的比利和一個女孩驅車共遊，當他提起並非每個人都會如此對待剛出獄的人時，她說：「我不會為那種事評斷一個人，我也不願意別人來評斷我。」
也許每個人都該如她所言，不為了那種事──那些迥異於自身的種族、宗教、性別、性向、疾病──任意為別人標上註記。放下預設立場後，才真正看見那個人，而非標籤化的版。
或許，爭吵會因此沉睡，打鬥會因而離去，歧視與偏見也悄然踏上旅行。那時的世界，該是個平等快樂，容許各色羽翼的人們在蒼穹昂揚飛舞，自由唱出心曲的美麗世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