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是十分忙碌的一年。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1919年，世界各地正忙著各種善後，所以2019年很自然地就是各種百週年囉。

對於華語圈來說，1919年最大條的事件應該就是五四運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的協約國在戰後舉行巴黎和會，同屬戰勝國的中華民國希望能排除外國在華勢力，撤出在華駐軍，但會議中列強卻拒絕這些要求，將戰敗國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權益轉讓給日本。中國民眾對北洋政府未能捍衛國家權益極為不滿，青年學生接獲消息後很快組織起來，在五月四日這天，北京大學等校三千餘名學生聚集天安門示威遊行，提出了「外爭國權，內除國賊」等口號。五四學潮逐漸擴大成全民運動，全國各大城一一開始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北京的學生。這就是大家在歷史課堂上讀到的五四運動，樹立了二十世紀初期青年的反叛形象。（那句口號各位或許有印象吧？）

然而，一場運動的起點絕對不在示威遊行開始那一瞬間，而在於那之前的思想轉化，在於制度與精神氛圍的積蓄；其終點也不在抗議停止的那一天，而是隨其動能持續綿延不絕，影響往後的世代。今年恰逢五四學運一百週年，網路與書的黃金之葉書系希望藉由幾本新書來刻畫出那個當下的氛圍，重現啟蒙思潮下醞釀已久的喧嘩眾聲，理出歷史事實之間種種思辯的小細節，將梗概之外的血肉補上。

由陳平原教授與季劍青教授主編的《五四讀本》，意圖呈現的是「思想」的五四中國。書中選錄五四時期中國31位重要人物所著的50篇代表性文獻，有報紙雜誌刊載的評論，也有公開講演的演說詞，跨越8年時光，從《新青年》雜誌創辦的1915年到1922年新文化運動取得決定性勝利為止。內容以當時報章雜誌原刊為準，除了作者對學運本身的看法，更反映他們對新思潮、新青年、新倫理、新文學的想像；選文論點多元，將這8年間的各方相左意見、各種激烈論戰集結起來，帶領讀者凝視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成立的最初，不同背景的人們對於未來的世界有什麼期盼與想望。

在這個「德先生」（Democracy）與「賽先生」（Science）幾乎要與孔孟大對決的時代，眾人爭執著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是要全面擁抱西方文明，還是要融合東西新舊找新路，所謂的「洶湧思潮」當然不會只有中國人的聲音。一位美國重要的思想家恰好就在這時以巨星之姿路過五四現場──約翰‧杜威（John Dewey），五四許多知識分子將他奉為西方民主與科學的化身，甚至將他喻為「現代孔子」，其學生胡適則將之列為中西交流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外國學者。

1919年，杜威與妻子愛麗絲‧Ｃ‧杜威（Alice C. Dewey）本來是要到日本散心旅行，但在出發前突然接獲了日本友人發出的電報，邀請他到東京帝國大學講課。於是杜威抵達日本後，便在帝大講了合計8堂的長期講座，也在京都、大阪等地演講。既然恩師已到了隔壁的日本，杜威的中國學生自然不願錯過。胡適與陶行知、蔣夢麟等人便商議，邀請杜威到中國講學。原先有點猶疑的杜威夫婦，抱著試探的心情到了中國，誰知恰好就遇上五四這場歷史大戲，於是便興致勃勃地留下來觀察，一待就是2年多。

2年多來，杜威講了大大小小合計兩百餘場的講座。《五四讀本》之中也可見杜威四處串場，他與稍晚抵達中國的羅素在許多文章中都被引用或提及。這段期間，不只杜威到處演講授課，同為教育家的夫人愛麗絲也講了不少推廣女性教育的講座，後來加入中國行程的女兒露西與伊芙琳也都曾參與講學計畫。

演講中，約翰‧杜威到底告訴新生的中華民國什麼呢？《杜威的三十二堂課》選錄杜威在北京最重要的兩系列講座「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兩大講座各十六講，加起來便是三十二堂課。為本書撰寫導讀的杜威專家王清思教授，認為這兩講座之所以能被列為「最重要」，在於前瞻與回顧，「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意義可用「瞻前」形容，「教育哲學」則是「回顧」。

兩大講座皆由胡適口譯，經現場人員筆記後於《晨報》、《新青年》等各大報紙雜誌連載。《新青年》的「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連載前，胡適寫了段引言說，杜威為配合當時中國所需，首次以實用主義角度論述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杜威在「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裡回溯了社會與政治哲學的興起和相關學說論述，接著以科學的探究與求實精神剖析社會與國際政治狀況，並提出自己根源於民主與知識信念的社會與政治哲學觀。而「教育哲學」講座則涵蓋杜威先前教育論述的精華，他在演講中配合聽眾調整內容，重新梳理脈絡，配以各種案例，化繁為簡、由淺入深，使得講座更淺顯易懂。

關於杜威在中國的講座，既可惜又有趣的一點是，當時沒有英文聽寫記錄，杜威本人的筆記也佚失多時，所以近百年來親近這些講座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透過當年連載的中文筆記了。1962年，一群杜威學者有感於這些講座之重要，還曾將一篇篇中文連載回譯成英文，試圖彌補英語世界杜威研究的缺口；他們也將「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和「教育哲學」集合成《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由夏威夷大學出版社於1973年出版。直到21世紀初，美國德堡大學江勇振教授於北京社會科學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適檔案」中尋得一批標註「SPP」（Soci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縮寫）的文稿（以打字機打成，附手寫筆記），研究出是杜威給口譯者參考的筆記殘篇，學界這才有了更接近杜威本人的英語資料。

「社會哲學與政治哲學」的中文記錄，市面上杜威演講集中常見的是《晨報》版本。此次出版的《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則選用《Lectures in China, 1919-1920》編譯團隊認為較貼近杜威精神的《新青年》版記錄，編輯過程中有疑議處便參考新發現的英文筆記殘稿，以及夏威夷大學版的英文翻譯詮釋。

杜威夫婦既是對中國奮力成為統一獨立的民主政體深感興趣，希望留在中國研究，那麼他們在中國的時光，自然不只是當「老師」而已。王清思教授在英文專書《John Dewey in China: To Teach and to Learn》中點出，杜威也扮演了「學生」的角色。杜威旅居中國期間為《新共和》（New Republic）和《亞細亞》（Asia）兩本雜誌寫了四十多篇報導，文中可見這段亞洲行對杜威思想的影響。

針對杜威本人與妻子愛麗絲在亞洲的「學生」身分，我們捨棄了大部頭的論文、報導選集，改以較輕鬆的角度切入，希望藉著《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展現這對學者夫妻平易近人的那一面。這本書由杜威夫婦的長女伊芙琳‧杜威選編，收錄其父母於1919年從日本和中國寄回的64封家書，讓我們看到了兩人的旅遊記趣。他們在日本參觀了御苑與古寺，吃了生魚片、玉子燒，還喝了台灣烏龍茶（台灣正值日治時期嘛）；對日本美食、工藝、藝術之精緻大為驚豔，為屋舍整潔讚嘆不已（嗯？跟台灣人的日本遊記也挺像的）。愛麗絲誤學了旅遊日語書裡為男性設計的對話，逗得友人家的侍女呵呵笑（他們住在「台灣糖業之父」新渡戶稻造家呢）。杜威則為長時間跪坐而受盡折騰（愛麗絲比較擅長跪坐）。到了中國，他們遊覽上海、杭州、南京、北京，欣賞當地人的率真與書卷氣，也感嘆中國樹種得太少。他們品評日中宴席呈現方式差異，為了能在北京吃到冰淇淋大感開心……

當然，隨著他們在兩地待的時間越久，我們也可見兩人對於日本與中國社會時而分別評析，時而兩相比較，由表層的觀光客見聞逐步逼近核心：自由主義、社會主義、女性地位、勞工權益、留學生、兒童教育、產業結構、國家神道與天皇體制、前清皇室地位、在兩國都引起轟動的韓國三一運動、傳統文化與新思想的衝突……遇上了五四運動（又恰巧在這事件裡針鋒相對的正是日本與中國），他們更激動地記下所見所聞、所思所想，小至由種樹和奉茶等日常討論兩國民族性，大至由新聞與議論抽絲剝繭點評國際關係。這兩位實在是忙得不得了，在6月1日的信裡，他們這麼寫道：「我們倆昨天取得了共識，在最近四個月內獲取的新知，超越了我們這輩子以往累積的知識。」在東方，他們汲取的資訊遠比在歐美還多，這些新知讓他們開始反思母國美國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也思考自己回國後應有的作為。

杜威夫婦不只在家書中與子女談論所學，也很快地整理了這些想法，在演講中與中國聽眾分享。在《杜威的三十二堂課》中，便可隱隱看見些許論點與家書內容相互呼應。此外，在中國所寫的書信中，也可以看到《五四讀本》的眾多作者（如胡適、蔡元培、孫中山）跑龍套呢。

1919真是好不熱鬧的一年。若將《五四讀本》、《杜威的三十二堂課》與《一九一九，日本與中國》並列閱讀，讀者應能從中發掘許多趣味。

趁此機會，我們也將2006年已推出的《民主與教育》換裝再版。杜威於1916年出版的這本書，可謂西方教育史的里程碑，他當時提出的種種論述，如今仍力道不減，十分有參考價值。先讀《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再讀《民主與教育》，可視為由淺入深的延伸閱讀；先讀《民主與教育》再讀《杜威的三十二堂課》，則像是由杜威本人為讀者提綱挈領做重點整理，想必能更為透徹。

願讀者能藉著這四本書，聽見百年前思想浪潮的滾滾原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