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於二○一一年，在法國正式出道，成為一名自由譯者，並於二○一二年以譯者身分取得法國的工作居留權。二○一三年十月底返台奔父喪後，眼見我初確診阿茲海默症的老母生活堪虞，便毅然決然拋卻累積五年的旅法生活而留了下來，扛起照顧老母的責任。想不到我返台未及一年半，原本尚能行動自理的老母竟又意外中風併跌倒骨折，導致老母變成行動不便且無法自理的狀態。我在這段期間把生活的重心都放在老母身上，本身僅能勉強維持最低限度的翻譯、教課工作，實際上已非自由之身。長照的艱鉅任務於二○二一年十二月初，在哀慟難捨的情緒中畫下句點，總計我以非獨子的么兒之姿獨力照護老母前後達整整八年之久。

然而在我恢復人身自由之際，卻遭全盤推卸長照責任的唯一親兄，亦即我老母的親生長子，為所謂的遺產指控為侵占、詐欺、偽造文書的罪犯，並在之後經歷一年的官司折磨。

我對此全然無法理解和接受，並且深深感到憤慨。

回想當初，我為了全家著想，放下自己的生涯、職涯規劃，想方設法讓全家不必為長照龐大的開銷操心，不必為長照的應盡作為費力傷神，結果換來的是全家欺負我一個人，把長照責任整個推卸給我，完全不須出錢出力。直等到我付出巨大且無從量化的精神體力、時間成本，悉心竭力完成長照的艱鉅任務後，這個我以為是一個家的家中，最該分擔責任的人沒有表達任何一句感謝，沒有任何一分不捨，沒有任何一絲安慰，也不管我有沒有地方住、我今後要何去何從，再不由分說糟蹋我、背刺我！

在悲慟、忿恨心理的雙重夾擊下，我想我是當時全宇宙最需要被安慰的人。我最常聽到知情的周遭親友捎來的安慰話語，不外乎：「生老病死，是人一生都會經歷的」、「媽媽生前能有你陪伴照料，她一定很安心幸福」、「你陪伴照料媽媽到最後，相信你不會再有遺憾」、「人在做天在看！」、「遲早會有現世報的！」、「以後會越來越好的」。這些字句雖然都是老生常談，卻也在某種意義上提供了堅固的支持力量。

二○二三年九月，擬出版本書的責任編輯在了解我的處境後，將這本主題為「安慰」的著作，交付給我執行翻譯的工作。對我而言，這行為本身就是一種鼓舞，更是一種安慰。

我並沒有去諮詢精神科醫師，但是我在翻譯這本由精神科醫師所撰寫的專業內容時，也趁機從閱讀的過程中，汲取適用於我的面向和做法，讓我從生活中尋求並尋得安慰自己的方式。而令人喜出望外的是，這本著作並不會令人感到艱澀且難以消化，反而因為在字裡行間中流露出文學上的詩意，不但讓我從字面意義上獲得安慰，也讓我的心情從優美的行文中得到舒緩。

我不曉得我所接收到捎自各方親友，或是吸收到這本書裡論述的一切安慰鼓舞，是否發揮了作用，但是從我老母離世後至今三年餘，我的心境已經比較平穩，心情已經比較不容易波動起伏。我不再因為憶及自己隨侍在老母身旁多年一起對抗病魔，眼睜睜看著老母的病痛和離世，乃至於觸景、睹物思親而容易潸然涕泣；不再因為想到長期遭受無義霸凌，乃至於無情傷害而驟然義憤填膺。或許我的心理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能夠放下、釋懷了。而之所以如此，可能是時間沖淡的關係，也可能是因為我從這本著作當中，理解並體會到一個重要的觀念，亦即「人生就是一個不停在受苦的過程，唯有讓自己獲得安慰，才能振作起來，重拾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