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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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有關孫逸仙的研究，長期以來被兩種歷史生產模式所主宰：一是中國史學的製造迷思，一是西方史學的破除迷思，兩者都扭曲了孫逸仙。本書顛覆又客觀地企圖呈現中國百餘年前第一次現代化時期，孫逸仙真正的歷史角色。

在法國漢學家白吉爾筆下，孫逸仙其實是昏庸的政客、慷慨又糊塗的機會主義者，更不是個偉大的理論家。但作者同時認為他的確懷抱救國理想，最倚仗的才能就是「跨界」溝通。綜其一生，他為革命全球奔波，訴諸三合會、教會、學生、商人、西方列強、共產國際等的支持，能悠遊與動員這些利益與思想大相逕庭的群體。如此複雜而矛盾的形象，放大到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脈絡來看，白吉爾認為，孫逸仙正是海洋中國的產物，他的發跡，代表的是沿海中國勢力的崛起。在如是的風雲湧動中，孫逸仙的一生讓我們有機會探究近代中國發生革命的背景與條件。

究竟該如何看待孫逸仙留下的龐大政治和智識遺產？本書試圖重建孫逸仙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之父（第二部），最終成了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或許正可以幫助我們反思認識孫逸仙的方式。

譯者

溫洽溢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博士，現任教於世新大學，譯有《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前朝夢憶》等。

目錄

臺灣版序

導論

第一部 南海冒險家 一八六六至一九○五

第一章 一八六六至一八九四，成長歲月
第二章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七，革命領袖的象徵性創造
第三章 一八九七至一九○○，革命運動的象徵性創造
第四章 一九○五年，喚醒民族主義與創立同盟會

第二部 國父？ 一九○五至一九二○

第五章 孫逸仙與同盟會
第六章 謀反者
第七章 中華共和之（養）父
第八章 一九一三至一九二○，跨越沙漠

第三部 孫逸仙晚年：民族革命和革命民族主義 一九二○至一九二五

第九章 一九二○至一九二四，孫逸仙、蘇聯顧問和廣州革命基地
第十章 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第十一章 孫逸仙之死與變形

人物小傳
註釋
參考書目

序／導讀

導 論
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天安門廣場上，孫逸仙的肖像取代了毛澤東的位置，而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偉大先驅並列。這個取而代之的動作象徵改革開放新時代的序曲。鄧小平還能找誰充當他四個現代化政策的神主牌？畢竟，孫逸仙（一八六六至一九二五年）曾熱切擁護脫胎自西方模式的現代化，並主張假西方之力來實踐現代化。中國歷史學家據此而受到鼓勵，開始大量研究這位中國共和政體肇建者的生平、思想、著作，以古鑑今，為鄧小平的權力與宏圖祭出嶄新的正當性基礎。

共黨政權一貫改寫歷史以合於眼前的種種框架和目標，我們早就習以為常。在中國，這種政治化的史觀特別有影響力，因為將歷史的記憶及詮釋，與主導性意識形態及當朝施政作扣連，原本就是中國根深柢固的傳統。帝制時代，史家受朝廷延攬為官，蒐羅、剪裁史料，為歷史事件確立標準的解釋。史家的使命，基本上是在宣揚教化，以昭烱戒。其志業不在於喚回某個時期或人品風骨，而是在於彰顯能夠燭照並擁護儒家道統的特定事件或行動。凡是與這套陳規牴觸者，無不抹除殆盡。個別人物的歷史也服膺於相同的功用取向，舉凡個人的特質、情懷、樣態皆丟到一旁。唯有符合儒家道德倫常的某些社會行為，才值得注意：基本上就是那些由家族和官僚所體現的倫常關係。悲劇或英雄式的個別特徵，在歷史上一概被刻意摒棄。

就此面向而論，國民黨政權證明自己與共產黨不分軒輊，足任帝國的繼承人。兩個政權均拿孫逸仙為象徵，視他為革命運動的化身。這個革命運動孕育自龐大的架構，既適合絕對的領導，也兼具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這個稱為三民主義的學說，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定型，解決掉種種曖昧、侷限與矛盾。不管是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都利用史學研究充當他們政治正當性的基礎，聲稱孫逸仙為其創始人，替脫胎自這場革命運動的政權取得認可：在臺灣是「國父」，一個名副其實的崇拜對象；在以馬列主義為基本意識形態的北京，則以「革命先行者」之名表達敬意，讓國家歷史得以保有連續性。

因此，當北京政府於一九七九年呼籲重新研究孫逸仙，其目的不在於鼓勵回歸歷史的客觀性。毋寧說，北京政府意欲重新調整它的教義，使之能宣揚新一波的改革政策。雖然如是的過程，不啻凸顯孫逸仙至今仍面目不清的思想、著作的許多面向。不過，與過往的操作如出一轍，這樣的做法大體上還是有選擇性的、政治性的。基於這層理由，這場跟上時代腳步的孫逸仙研究潮，縱然不乏正面的效應（特別是孫逸仙著作的大量付梓），卻幾乎得不到西方史學家的關注，也沒有讓他們接受孫逸仙這個人。

大部分的歐美史學家本於追求真相（雖然有其困難），以迥異的歷史概念為名義，不斷質疑孫逸仙的性格和角色，強調這個人的弱點，思想上的自相矛盾，以及身為革命領導人的種種挫敗。他們破除迷思的最好方法，是以無懈可擊的研究專著發動毀滅式攻擊，強調他們實事求是的、科學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同儕概觀式論點之間的對比。

孫逸仙的歷史研究，因而成為兩種不同歷史生產模式的主要戰場，同時也是中、西專家一直互不理解的無盡根源。無論是製造迷思或者執意破除迷思，都扭曲了對孫逸仙的研究。面對中國史學家鮮明的政治建構，西方史學家採取實證主義，以破除英雄崇拜為其正當性（與侷限）。然而這場無疾而終的對話，終究使西方史學家選擇揮別孫逸仙。一九七九年，中國重啟對孫逸仙的研究也未在西方造成迴響。西方年輕史學家排斥孫逸仙崇拜，連帶也排斥因崇拜而生的分析；舉例而言，關於西方在中國人追求現代化過程中的角色分析，以及沿海中國在喚醒民族主義的角色分析。中國史學中孫中山的無所不在，恰與西方史學裡孫逸仙的近乎無影無蹤形成鮮明對照。

無疑是到終結此弔詭的時刻了。在刻板的中國官方歷史與不完備的西方專著觀點之間，是否還存有審慎分析，讓孫逸仙的生平與著作獲得全面評價的空間？這正是本書想要嘗試的方向。在致力於研究中國第一次現代化（二十世紀初期）的經濟與社會面向之後，我自然而然地轉向這個一般認為是其推手、理論家與具體化身的人。

孫逸仙，成長於夏威夷、香港的廣東人，是對外來影響保持開放的海洋中國（中國沿海省分以及海外華人社群）產物。這個年輕的鄉下人在教會學校期間的遊歷、遭遇、教育，啟迪他走進現代世界，也激起他想讓中國在世界據有一席地位的渴望。

起初，他與祕密會黨往來，竭盡全力組織農民起義；但最後他不僅為新興知識分子所接納，還成為標榜民族主義與共和革命黨派的領袖，組織「同盟會」矢志推翻帝國。辛亥革命後，孫逸仙一度短暫膺任總統的共和政體很快便隳墮成獨裁，之後甚至陷入無政府狀態。孫逸仙對中國天命的堅信，加上使命感，激發他在廣州組建根據地，以廣結各方的進步力量，自北京的軍閥手中奪回權力。至一九二四年，西方強權的敵意迫使孫逸仙不得不與蘇聯結盟，而正是蘇聯的模式讓他對重組國民黨，以及改造其三民主義學說有了想法。

以這些資料為基礎，他的讚頌者為他編造了不同常人的命運：他是個魅力領袖、理論家，也是熱切愛國主義的行動者，對現代化的風險具備透徹的瞭解，然而，在理念實行上卻受阻於所處環境的缺陷（國民黨的講法），或社經脈絡的落後本質（馬列主義者的講法）。

單純看待孫逸仙的生平事蹟就能產生迥然的圖像，這也是我試著想提供的解釋。我借助最近剛在西方世界出版的兩本基礎著作（作者分別是史扶鄰（Harold Z. Schiffrin）、韋慕庭（Martin Wilbur）），我試圖根據年代發展，重建孫的生涯，看他如何從一位南海冒險家（第一部）蛻變為創建共和體制之父（第二部），而且最終成為偉大民族主義運動的領導人（第三部）。

舉凡所有傳記作家，都會面臨如何勾勒孕育其主人翁那個環境的問題。就以政治領導或軍事將領為例，難題在於如何於人物本身與人物所涉足的歷史之間維持一個適度的平衡。蘇伊托尼亞斯（Suetonius）教導西方人一門技藝，能夠區別帝國傳記（imperial biography）與帝國歷史（imperial history）、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凡夫俗子與蓋世英雄。不過，在中國，傳記寫作大體上仍近似聖徒傳（或鬼神論），所以歷史學家首要之務是要能確認他或她主人翁真正的歷史角色。

實際上，孫逸仙是一個昏庸的政客，是一個慷慨大度但糊裡糊塗的機會主義者，他最熱衷追逐的是征服和權力遊戲；這個孫逸仙並未在歷史的過程中留下深刻印記。相反的，孫逸仙大體上是無能為力的，除了幾個短暫時期（一九一二年初，擔任中華民國總統，以及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四年間，廣州各臨時政府的領導）曾擔負領導人的職責，但他的權力大都有名無實。孫逸仙也不是一個偉大的理論家。他的三民主義學不像馬克思主義，或中國改良派康有為、梁啟超偉大的政治創作，既無原創性又缺乏學術性的嚴謹度。如此看來，孫逸仙似乎不太像是歷史的主人翁，一個能夠扭轉事件和思想進程的主要演員。他的命數實在很難和同時代之人、他朝思暮想要師法的列寧，相提並論。

受膜拜的人若從神壇被掃落，孫逸仙這號人物還殘餘些什麼？許多研究他的評論者可能會說什麼也不剩，或者所剩無幾、少的可憐，對於顛覆這位偶像感到心滿意足或筋疲力竭。

然而，他們全都大謬不然。真實的孫逸仙，不是被歌功頌德的那個冰冷形象，而是在其冒險犯難和字裡行間、成功和挫折之間所顯現的血肉之軀，是一個屬於當代世界的人物：一個溝通者、某種媒體天才，生來就該使用噴射客機、傳真機和電視，即便當時的他必須屈就於蒸氣船、電報和報紙。孫逸仙並未在他所處時代的歷史烙下自己的印記。十七世紀末的法國至今仍被視為「路易十四的法國」，在這層意義上，二十世紀初的中國，尚且稱不上是「孫逸仙的中國」。孫逸仙所處的歷史脈絡形塑著他，他亦體現了該歷史脈絡：即中國正邁向現代化。

鼎故革新的問題，師法西方典範的問題，揚棄或調適傳統的問題，往往是透過學術的唇槍舌劍、作家的苦思冥想推論而來；在這個案例中，則是透過一個人的命數而獲得傳達，這個人本能地掌握他所處時代的啟發，瞭解這些啟發所蘊藏的力量，並將之具體化為實踐的綱領。在帝國日薄崦嵫之時，他將反朝廷的敵意納為其反對勢力的基礎；爾後，在一九二○年代期間，他或有耽遲地關注到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這兩種想法都對其革命動員有所貢獻，儘管革命計畫本身並未克竟全功。

洞燭先機的天賦使他能夠在萌芽階段，便掌握事情的根本發展之勢。他預見技術官僚對民主政治的危害，強調經濟現代化過程中基礎建設（如交通運輸、能源）的重要性，寄望能夠超越或者化解陳年敵意，在外交與國際經濟關係上締造嶄新的合作基礎。這種種「烏托邦的政治計畫」，被與他同時代之人打從心底嗤之以鼻，如今看來，似乎是未卜先知。

孫逸仙的敏銳直覺得利於他所處的偏離位置，意即所屬社會的邊陲性。他誕生在廣東省的最南端，這是一個距北京天高皇帝遠的沿海省分。他在夏威夷長大，在香港接受教育；直到一九一二年，四十六歲的他一直都住在海外，往來旅行於日本、東南亞及歐、美。

他所到之處，總會發現移居海外的華商、負笈他國的學生、流亡在外的知識分子。他所屬的國度即今日我們所泛稱的「大中華」（greater China）。這類互連的華僑社群，透過多重的紐帶關係──宗族、宗教、語言、經濟，仍與母國保持聯繫；這些超越任何地域和國家單位的紐帶，使得孫逸仙對儒家文化某些面向的忠誠恆久不滅，但同時又激勵他轉而追求現代性（modernity）。他從此半球旅行至彼半球，在龐大的海外華人網絡裡從一個連結穿梭到另一個連結，教他能在不必然割捨中國文明的情況下探索世界。他因而是以一個世界主義（普世）旁觀者（cos

試閱

錯過的約會：孫逸仙與武昌起義

一九一一年十月爆發的武昌起義，或者套用中國的用語「雙十起義」，並非如孫逸仙所形容的「純屬意外」。武昌起義由地方革命團體發難，黨人多招募自新軍，同時還有祕密會黨和城市菁英的奧援。這些地方組織，和由孫逸仙、東京集團領導的革命運動，關聯微乎其微，但它們確實一直都存在，它們之間的傳遞除了一方面透過黃興，另一方面則是透過宋教仁在一九一一年八月創立的中部同盟會。然而，黃興與宋教仁都不認為起義會成功。當他們後來真的馳往武昌時，兩人都無法成功領導隨武昌起義應運而生的湖北軍政府。革命風潮在各省接二連三的響應之下，於十月、十一月間席捲全國；值此之際，第二個指揮重鎮在上海、 南京成立，由同盟會的成員主導之，這些成員大多出身自長江流域。

不過，孫逸仙仍繼續他的歐美之行。他是否因喪失主導權而感到不快？他是否對軍、紳領導革命的成功機率抱持懷疑，就像他的粵籍同志們、特別是胡漢民一樣？或者，遊走海外尋找外交與財務的援助，可幫助他掌控整個局面？


無首之龍：雙十起義

一九一一年四月廣州起義的失敗，為由孫逸仙領導、同盟會策動的一連串未遂起義劃下句點。爾後，廣東人失去主導權，革命行動的中心轉移至長江流域。到了夏季時節，四川沸騰騷動，起因於川人抗議政府將鐵路國有化的政策，愛國人士憂心鐵路國有化，將為新一波外國侵占大開方便之門。
十多年來，湖北一帶的小型革命團體一直都很活躍。面對官警的追獵，這些革命團體時常解散，只為能盡快易名重組。武昌起義前夕，湖北革命團體一同集結在「文學社」與「共進會」的旗幟下。文學社的成員多招募自駐紮武昌的新軍軍官與士兵。共進會則是同盟會內異議組織的地方分支，一九○七年四月始成立於東京，成立後一直與祕密會黨密切合作，也吸收士紳和知識分子入會。分隔文學社與共進會兩者的差異是屬於社會性的，而不是意識形態的。不過在一九一一年九月，湖北革命人士在雙方領袖的訴求下，克服彼此間的歧異，同意戮力同心為起義做準備。

這些小團體與同盟會維繫的多是私人往來，而非機構間的交流。它們的合作始終是斷斷續續，是由一些地方領袖促成，這些人與同盟會內非廣東幫一直保持聯繫，尤其是黃興與宋教仁。孫武與居正即是這類領袖，他們兩人都是共進會成員，都在東瀛完成學業。也有少部分地方革命人士，同時隸屬同盟會和共進會。這類型組織的繁衍增生、靈活彈性，使警察鎮壓無門；他們深植於各類社會圈子，因此當前有特定目標時，他們不會排除更換支持者的類型或尋求臨時的聯合陣線—這些特質彰顯一個活力十足、且能緊扣當時中國社會的運動。同盟會在意識形態上的野心是它的特色，湖北─湖南革命運動能持續運作，最重要的動力是它們的行動主義者。

一九一一年八月，宋教仁創立中部同盟會，就是渴望吸納這些革命團體的行動力與勢力。他想要將中部總會的權威，加諸於過去對同盟會口惠而實不至的大量長江流域革命團體。透過他主編的《民立報》，宋教仁亦試圖擴展這些革命團體的政治視野，將顛覆滿人政權的眼前目標，和創建民主、立憲政府的計畫做了連結。出於政治現實的盤算，為了鼓動立憲派地方菁英對排滿的支持，確保革命一蹴可幾，宋教仁完全沒提民生主義。宋教仁亟欲限制革命騷亂的時間與地理擴散，在軍隊的援助之下，他計畫以湖北為發難中心，並盡快與北方各省聯繫。這個計畫以及成立中部同盟會，都經過黃興的首肯，不過黃興勸戒行事要謹慎。

宋教仁自然是臨淵履薄。依精擅組織之宋教仁的個人看法，完成所有籌備工作尚需耗費二、 三年的時間。但武昌的革命人士已等不急要行動了。十月十日，武昌駐軍亂起。不管是黃興或宋教仁，都沒有足夠時間去重整武昌；革命領袖皆不在場，他們不是在逃（如文學社的蔣翊武）就是負傷（如共進會的孫武）。軍隊自行鼓譟鬧事，只一夕之間便戰勝當局的抵抗。但沒有領袖的叛民們，彷彿一條「無首之龍」。他們找上守備統領黎元洪，逼他出任湖北軍政府都督—第一個革命政府的首領，竟只是個政治囚徒！
湖北軍政府

逾兩個星期過去了，宋教仁和黃興才趕到武昌。在這段期間，軍政府已獲得鞏固，權力擴及武昌、漢陽、漢口三鎮。十月十一日，新軍起義者已取得地方士紳，以及湖北省諮議局代表的支持。幾年來，這批地方菁英在管理地方事務的角色日益吃重，也在清廷改革主義的「新政」架構下，漸漸關注起國家大事。所以當好戰共和派與清廷官員對一九一一年十月的起義大感意外，相較之下，這群深知其制度上具合法性，且明確意識到自己社會代表身分的省議員，早已準備要抓住主導權。在環境的鼓動下，這些疾呼捍衛國家利益、擴大政治參與的忠實立憲派，毫不掙扎地改當溫和共和派。
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於是成了黎元洪身邊的政事部長。密切合作的還有提供貸款、協助維護秩序的商人。軍政府已進一步取得外國勢力不介入的承諾：十月十八日，各國領事宣布保持中立。

同盟會各領袖抵達武昌時，他們能做的只有讓自己融入已成形的政府體制，認可由革命行動派與地方菁英攜手擁護駐軍而生的混成聯合政府。駐軍效忠的領袖仍是黎元洪，黃興接任革命軍總司令，直屬於黎元洪，因此該為十一月一、二十七日敗給朝廷軍隊、失守漢口與漢陽負責。宋教仁回到長江下游成立第二革命中心。在中國，權力的爭奪經常透過地理展現，新政治中心的創建從一地轉往另一地就是例證。


分庭抗禮：上海─南京軸心

武昌起義後的幾週之間，革命席捲華中、華南，各省紛紛宣布脫離中央。在上海，陳其美（中部同盟會領袖之一）於十一月初攻克江南機器製造總局，助革命黨人占領該市。陳其美等革命黨人得到菁英的支持：學社成員、商會、上海市工部局、江蘇省諮議局。在這批菁英的督促下，長江下游的江蘇省、浙江省亦宣告獨立。

長江下游的革命雖與武昌一樣由地方菁英主導，不過兩地的菁英迥然有別。在上海，商賈、買辦、現代化或半現代化實業家的人數，遠勝過士紳階層；長江三角洲各省這樣的情況不若上海，但亦如此。這個大城市既是外國經濟滲透的橋頭堡，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的要塞，此地的傳統菁英逐漸被認同同盟會國家獨立、共和民主、經濟發展綱領的商人階級取而代之。黎元洪在武昌的權力，奠基於新軍、士紳、祕密會黨三者的結盟上；在情勢迥異的上海，基礎是建立在同盟會與這些新興商人階級的合作。發動雙十起義讓武昌集團居於領先，但武昌集團的權威，不久就遭到上海領袖的挑戰。

十一月初，舉國已有十四個省宣布獨立，為防止區域間的競爭，並在洋人面前維持國家統一的表象，建立中央政府就成了當務之急。上海與武昌便在組織中央臨時政府的問題上產生齟齬。

結果，革命黨人奪占的南京城被選為臨時政府所在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各省諮議局代表雲集南京，共計四十四人，分別代表十七個省分。
在革命黨人與清廷方面協商結果的同時，南京集會必須選出一位臨時政府領袖。武昌集團擁戴黎元洪，上海集團青睞黃興，此外，集會也無法對這未來領導人的權責達成共識。以宋教仁為首的部分代表，主張領導人的權力必須受責任內閣的約束；其他代表則主張採行總統制。十二月中旬，上海與武昌兩大陣營的對決導致局面僵持不下，而上海集團內又有宋教仁和章炳麟為首之同盟會溫和派的衝突。

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卻完全看不到新秩序即將繼起的跡象，在這混亂的時局裡，孫逸仙完全沒被提起，不論是在武昌，或是上海。
孫逸仙怎麼了？

十月初，孫逸仙仍然為募集經費在美國旅行。當他抵達洛磯山腳下的科羅拉多州丹佛（Denver）時，孫逸仙解讀了來自黃興的電報。這封電報是一個禮拜前收到的，但他一直無法閱讀電報內容，因為他並未隨身攜帶祕密電碼。孫逸仙如今獲悉有一場起義將在武昌發動，需要為此準備經費。旅途的疲憊使孫逸仙並未立刻覆電。所以，翌日清晨準備用早膳時，當他看到主流報紙的標題寫著「革命黨人占領武昌」，頓時驚訝不已。

一九一七年，流放瑞士的列寧，一聽到彼得格勒（Petrograd）爆發二月革命的消息，旋即刻不容緩地兼程趕回俄國，縱使他必須搭德國的火車（德俄當時交戰）。一九一一年，人在丹佛的孫逸仙，卻匆匆買了前往紐約和倫敦的票。真是個意外之舉。孫逸仙在自傳裡解釋：「則二十餘日可到上海，親與革命之戰以快平生；乃以此時吾當盡力於革命事業者，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所得效力為更大也，故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孫逸仙認為列強的態度攸關重大自有其依據。他們若持中立態度可確保革命的成功，他們的積極援助和慷慨解囊將是奪取權力的有利後盾。孫逸仙無非是想要重施一八九七年在倫敦遭綁架後、有助其發展的故技，並寄望能挾其在外國首都的成功和名聲，強化他在國人心目中的威望。

孫逸仙十月二十日抵達倫敦，先與康德黎夫婦敘舊，然後又與荷馬李碰頭。荷馬李顛覆滿清政權的大計雖胎死腹中，不過這位美國冒險家仍決意貢獻他身為將軍的專才替孫逸仙效力，這下孫有了他的「拉法葉」（Lafayette）無論如何，荷馬李積極輔佐孫逸仙，為襁褓中的中華共和籌募經費與爭取外交援助。

荷馬李居間與國際銀行團（International Banking Consortium）的代表接觸，建議他們把原本要貸給清廷的款項轉移給未來的共和國。荷馬李也透過崔弗．道森爵士（Sir Trevor Dawson，擁有維克斯，森斯和馬克沁公司〔Vickers, Sons and Maxim Company〕，他寄望孫逸仙一旦當上「中華合眾國總統」〔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China〕，能夠爭取到中國的軍火訂單）的斡旋，安排上呈一份給英國外交部的備忘錄，內容提議讓孫逸仙與英、美兩國共結同盟。
這份備忘錄由荷馬李與孫逸仙聯署，申明孫逸仙一旦當上總統（「這是毋庸置疑的」），將給予英國和美國許多特權，以交換兩國的友誼與援助：新總統將把中國海軍的指揮權委交英國軍官，並委任一位倫敦方面的代表為其政治顧問。孫逸仙專有的這種「虛張聲勢」（史扶鄰之語）的風格，並未贏得英國外交部的心。聞知備忘錄內容兩天後，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英國外交部長）拍發電報給北京，提到袁世凱似乎才是此時的人選。英國外交部後續保持中立、不提供清廷或革命黨人貸款的決定，乃是出於風險評估（包括各列強在中國的衝突），而不是孫逸仙的插手干預。孫逸仙唯一的收穫是可在返國旅程中，取道停留英國殖民地數天，即截至目前為止他仍被禁止進入的新加坡和香港。

十一月底，孫逸仙短暫逗留巴黎，收穫依然有限。不過，孫逸仙確實會晤了包括克里蒙梭在內的一些有力政要；他的一位密使則於十一月二十四日，見到了當時法國外交部亞洲司的官員巴歇拉。不過，就像英國所允諾的，孫逸仙僅獲得法國外交部重申保持中立，理由是基於一般政治利害得失。不過，在法國外交部這件事情上，孫逸仙多年來的友人、贊助者侯耀的報告，或許一開始即為法方的不干涉立場定調。他的報告肯定把武昌起義看作一場真正的革命，而絕非零星再起類似義和團的叛亂。

在巴黎時，孫逸仙也試圖取得貸款。十一月二十三日，他會晤東方匯理銀行（Banque de l’Indochine）的總裁西蒙（Stanislas Simon）。然而，西蒙僅僅重申在政局穩定之前，他不會同意貸款給中國當局。這種不介入的原則，在國際銀行團於十一月十日開會時就已確立。孫逸仙應該感到慶幸，至少革命的敵人同樣得不到任何奧援。

於是，孫逸仙兩手空空地啟程返國。不過這並不打緊—他已與西方領袖和其他要角接觸的流言，早賜與孫逸仙一輪威信的光環。國人同胞盛大歡迎他的歸國。
孫逸仙與中華共和的創建

返國後的孫逸仙達到他生涯的巔峰。他被推選為總統，並於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宣布中華民國成立。他主導南京中央臨時政府直到三月。這是孫逸仙生涯中唯一一次擔任政府的最高領導人，一個自稱（也確實即將）統一且統領全國的政府。這是一個困難又危險的使命，而孫的海外漂流完全無助於此。孫逸仙的能力與經驗皆不如清廷的悍將大吏袁世凱，而他似乎決意把大位託付給袁。不過，首先他希望這位對手能保證繼續實行共和體制。兩人之間的勢力拉扯最終在孫的讓步下停止。他異常的平和、甘心退讓，使人對這位革命領袖的個性有新的瞭解，同時也隱約透露一場較不利於革命的權力鬥爭，這比短短數月政治動亂發生的範圍與速度所顯示的更為不利。


孫逸仙返國

倫敦當局解除驅逐令後，孫逸仙返回中國，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抵達香港稍事逗留。香港許多聞人都去迎接他，其中包括他昔日的日本同志。這些日本同志中當然少不了宮崎滔天。過去十年來，這位日本冒險家兼顧問一直很活躍，卻在武昌起義的頭幾週無所作為。東京政府混亂、矛盾的政策，還有孫逸仙的缺席，都使他們失去主動性。多年來，他們所有焦點和精力都獻給了孫逸仙，所以鮮少接觸其他民族主義和革命陣營的領袖。孫逸仙的返國，給了他們在革命運動中重整旗鼓的希望。

在香港，孫逸仙還會晤廣州商界代表。根據梅鵬（Albert Maybon）的描述，孫甚至夸夸其談，說他能以極低利率取得外國借款，而且不須提供抵押擔保。孫逸仙聲稱自己深信，「列強（對我們共和國）什麼都不會拒絕」。由於孫逸仙遠道返國，還與各國政要有過接觸，所以廣州商人信任他，對他的說法信以為真。最後，孫逸仙還與同盟會的粵籍同志團聚，其中包括十一月廣東脫離清廷後被推舉為都督的胡漢民。

胡漢民之所以現身香港，不只是出於禮貌與忠誠。此行還有明確的政治目標：阻止孫逸仙前往長江流域各省，讓南京議會推選自己為總統。這兩大領袖之爭，不過重複著同盟會內部早存在於廣東幫與宋教仁之間的一些辯論。同時也引出一些未來十五年都將占據革命戰略思考核心的根本問題。依據胡漢民的見解，袁世凱的個人野心，以及他麾下的強盛軍力，肯定會讓孫逸仙淪為傀儡總統。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是在廣州成立臨時政府，集結足以大敗北方的兵力，從而確保革命的真正勝利。同盟會在議會與制度上能給予孫逸仙的任何支援，胡漢民都視如敝屣。他認為唯有藉武裝手段取得勝利，才能成功奪權。所以，最高優先是設法確保達成勝利的手段。

孫逸仙同意胡漢民的分析（後續事件很快就證實了他的觀點），不過他認為優先目標應該是排滿鬥爭，並強調維持列強採行中立的迫切性。孫也不信任袁世凱，不過他認為縱使袁的誠意不可靠，爭取到這位封疆大吏，將使立刻推翻滿清成為可能—孫相信這是革命奮鬥的根本目標。爭取這位將軍，還有助於結束國內的紊亂局勢，否則內亂可能鼓動列強發起可畏的干預。這番充滿歷史機會主義、急躁、樂觀主義特徵的論點，正是孫逸仙的人格特質。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孫逸仙的變化，這位冒險家過去夢想在南方成立分離的共和國，但此刻的他，卻視全國領導人為其唯一天命。歷經冗長的辯論，胡漢民臣服於孫逸仙的計畫。於是，兩人連袂於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上海。

革命黨人把孫的返國視為一個手段，用來緩和氣氛，並解決黎元洪與黃興相爭所產生的危機。在這之前，沒有人曾考慮推舉孫逸仙為國家領袖。眾人頂多認為孫是一個全權公使、籌募經費者，以及洋務專家。不過，推舉孫出任臨時總統，一方面可靜候袁世凱與他們結盟，同時還可正式確立南方的政治地位，以及中國進入共和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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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繁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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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571352084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496
  • 商品規格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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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中國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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