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

序言（節錄）

2014年6月24日，出版界八十八歲的老前輩、香港三聯書店前總經理蕭滋先生熱情向筆者建議，把幾十年來博覽群書，檔案鑽研結合實地調查與歷史想像的治史方法與經驗撰寫成書。

茲承雅命，方式是以「本偵探」的名義現身說法，把筆者曾運用這種四管齊下的治史方法所解決了的一些懸案，不拘大小，娓娓道來。因此本書各章節，有嶄新的探案，諸如「林則徐是製毒巨梟」。有把過去「本偵探」已經破解了的懸案，做進一步追查。例如污衊「葉名琛為六不總督」的順口溜，究竟元凶是誰？以及由於進一步發掘了新史料而更上一層樓並予以破解了的懸案，包括「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與英以色列信仰」。

案情繁簡決定了各章長短，而各章的上文下理（context），則見本偵探其他拙著，尤其是2011年出版的《三十歲前的孫中山》，2015年出版的《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以及行將出版的《文明交戰》（暫定名）。蓋本書的部分章節是取材自該三本拙著當中、短小精悍而獨立性極強的片段。因此，讀者會注意到，本書各章的題目分別屬於兩大領域：其一是有關兩次鴉片戰爭時期的探案；其二是對孫中山生平具關鍵性事件的偵察。兩次鴉片戰爭是帝國主義侵華的具體事例，孫中山則是反抗帝國主義侵華的典型民族英雄。

把帝國主義壓迫、民族主義反抗，這兩大領域再放到宏觀的角度檢視，則兩次鴉片戰爭這形於外的事物，是本偵探對斂於內的帝國主義所進行的個案研究。孫中山這形於外的人物，則是本偵探對涵於內的民族主義所進行的個案偵察。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恰似一塊銅板的兩面，而這塊銅板就是近代史──不單是中國近代史，而且在某程度上可以說是世界近代史。本偵探追蹤近代史的發展，不能偏重帝國主義或民族主義，因為如此就猶如偏聽一面之詞。治史必須在檔案鑽研、實地調查與博覽群書的基礎上，兼視兼聽來神遊冥想，藉此廣開言路。

至於為何本偵探選擇兩次鴉片戰爭和孫中山兩大領域作為個案來探索，則完全是由於機緣巧合。事緣1968年本偵探從香港大學畢業後，馬上前往牛津大學當研究生時，長期由英國駐中國大使館保存的葉名琛檔案，剛剛移交英國國家檔案館，並終於開放了。本偵探趁這個難得的機會，再結合英國各機關部門及各地方的英語檔案，正好兼顧了中英雙方的態度、處境與追求，避免了偏聽。於是本偵探決定首先以葉名琛作為個案，切入帝國主義的研究。

研究愈來愈深入之後，總覺得缺少點什麼。適逢1979年廣州市中山大學歷史系代主任胡守為先生，盛情邀請本偵探當訪問學人；更由於該校的陳錫祺先生，屢屢不恥下問有關孫中山的史事和史料，故突然想到孫中山乃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孫中山的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暨民生主義──通稱三民主義──是其畢生學習、思考與實踐的結晶，於是本偵探決定以孫中山作為個案，藉此研究民族主義。

終於，在2015年6月26日，比原定計畫提前四天完成了本書初稿共60章。但馬上碰到兩隻凶猛的攔路虎。其一是「炒冷飯」之嫌。其二是哪怕當時還只有六十章的初稿也只不過是烏合之眾。試想：把「獨立性極強的片段」結集在一起，「隊伍不整，放槍時參差不齊」，真是貽笑大方！說是一本論文集也夠不上。準此，唯一能同時打垮兩隻猛虎的武器是，為全書譜寫出一首主旋律。而這首主旋律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既能凝聚共識──把60種不同聲音編織成一首既多姿多彩而又和諧悅耳的交響樂，更藉此全面克服「炒冷飯」之嫌。

怎麼啦？擺明白是把曾經出版過的片段再拿出來獻醜，還說不是「炒冷飯」？此點正是中西治史方法的巨大分別之一。在西方，若某甲發掘出大量史料，並解讀及運用此大批史料來建構出一套理論，大家熱烈鼓掌。某乙運用某甲所發掘出的大量史料，加上自己所發現的新史料，從另外一個角度解釋同一種歷史現象，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結論，大家同樣熱烈鼓掌。同樣地，若某甲再接再厲而發掘了更多新的史料，加上經過星移物換而在思考問題時更為深思熟慮，又從一個嶄新的角度審視同一種歷史現象，終於得出不同的結論甚至推翻自己過去的結論，大家更是熱烈鼓掌，因為這是人類進化的積極表現。把這種治史方法昇華到思想的境界，則思想家稱之為「水平思維」（lateral thinking）。即不局限於某一種思維方向，而是從不同的方向、甚至反方向解讀史料和思考問題。

中國史學界則至今仍然深受清朝乾嘉時代純粹考據的治學風氣所影響，結果多是致力於史料的考據。乾嘉考據誠然是一種追求樸實無華的考據學風，故又稱為樸學。但缺點則在於其不注重史料的運用，遑論解讀史料並藉此以建構出一套符合經世致用的理論。其實，在乾嘉考據學風出現之前，明末遺民鑑於明朝的覆亡，痛定思痛之餘，對中國的社會、政治、哲學、軍事各方面的思想主張，均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專制政體和宋明理學進行有力的批判。可惜清朝政權穩固以後，即大興文字獄──順治帝施文字獄七次，康熙帝施文字獄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獄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獄130多次──把華夏的文化精英嚇得噤若寒蟬。誰敢建構理論並抒發己見，等待誅九族好了！君不見，清朝在所有孔廟前面的空地上都豎立一塊臥著的石碑，上面刻有「士子不得議論時政」之類的字樣。違者的命運將會像該石碑一樣──馬上躺下來！難怪中央研究院某院士前輩，聽了本偵探在2006年11月6日於廣東省中山市舉行的「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後，當場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話：「走火入魔！」。

也難怪2015年5月5日，中國大陸某學術期刊把拙稿〈孫文之信教與被逐〉退還，理由是「內容與寫法可能均與刊物風格不同」。筆者莫名其妙，於是把該文分拆成兩章收入本書，即題為〈孫中山何時領洗進入基督教？〉的第三十八章，和題為〈為何孫中山被驅逐出教會〉的第五十章。佇候讀者諸君教正內容、寫法與風格有何不妥。

本偵探也不氣餒，興致勃勃地把拙稿轉投台灣某學術期刊。2015年8月3日接審查意見說：「尊稿過半內容文字已見於閣下近年兩本巨著：《孫文革命──聖經和易經》（2015.01）、《三十歲前的孫中山──翠亨、檀島、香港1866-1895》（2011.09），重複比例過高，與本刊宗旨不符，本會只得割愛，敬請原諒。」此言一針見血地指出該審稿人的注意力全盤貫注在史料的發掘上，完全忽視史料的解讀和運用以解決歷史學界中有待解答的問題。

該審稿人沒有理解：本偵探之所以撰寫《三十歲前的孫中山》，除了發掘有關史料這趟必須履行的手續以外，更高的學術目標是為了解答孫中山「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問題。又本偵探之所以撰寫《孫文革命》，除了發掘有關史料這趟必須履行的手續以外，更高的學術目標是為了解答孫中山「為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問題。至於為何〈孫文之信教與被逐〉之作為一個獨立專題，至今還沒有人運用筆者所發掘出來的史料嘗試解答，因而是一個嶄新的探索項目。若本偵探運用自己過去發掘出來、哪怕已經收入兩本拙著的資料，加上本偵探最新發現的、滴滴皆甘露的珍貴史料，合力試圖解答一個前人解答不了的問題，有何不可？

西方學術界發明「水平思維」快一個世紀了，為何傳來傳去，總是傳不進大陸與台灣？是華夏精英不屑接受、不願意接受、還是害怕接受？拒絕接受這種現象，是否證明了乾嘉時代那種沒思想、純考據的治學之風貽害甚深？尤有甚者，華夏精英不單漠視「水平思維」的治史方法，又竟然以拒收為榮，傲然「割愛」，這是否證明華夏文明的天朝上國心態，至今嵬然不動？

沿著這條思路進一步考量，就更難怪2015年11月12日，本偵探在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的「傳承與創新：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過拙文「孫文之信教與被逐」後，評論人、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朱浤源教授，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話：「走火、入魔」。

哈哈！好事成雙：本偵探「走火入魔」之美名，先後刻進廣東省中山市「紀念孫中山誕辰14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主辦單位的錄音機，和主辦「紀念國父孫中山先生15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的台北市國父紀念館的錄音機，留存萬世。

對於本偵探運用「水平思維」來解讀和運用史料是可行的治史方法，容本偵探再舉一個例子。本偵探的師弟，劍橋大學歷史學皇家講座教授艾文斯爵士（Professor Sir Richard Evans），大半生專攻德國史。他在1990年把他歷來所寫的書評結集成專著，書名是《重新審視德國史》，出版後受到西方史學界高度重視。什麼？炒自己過去所寫過的書評的冷飯？重複已經出版了的書評，有什麼價值？竟然也會受到廣泛的高度重視？關鍵是：艾文斯爵士藉著結集其眾多書評的機會，總結他那一代人研究德國史所取得的成績、心得，指出不足之處和有待努力的地方，並建議將來研究的方向以及可能加強或糾正的史論。歸根結柢，他的眾多書評在出版以後，已經變成史料了，他正在運用史料──哪怕是他自己所創造的史料（書評）──來宏觀地開闢史論新天地。若出版社所禮聘的審稿人，只顧史料之重複而漠視史料的運用，肯定會建議出版社「割愛」！

準此，本偵探接下來的任務是：構思出一首主旋律作為本書的主心骨，藉此凝聚各自為戰的初稿共六十章的精神。最後想通了：主旋律宜採當前西方世界天天隱喻地厲聲高叫的「中國該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