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從明代中期的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明末的制藝風潮三股風潮的遞嬗變動中，將視角轉向一群常被忽略，卻可能左右時代思潮的隱形推手──小讀書人及其社集活動。
當十六世紀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從巔峰走向中衰，思想界迎來了何種轉變？全書跳脫傳統以大儒為中心的視角，深入探討這群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小人物。他們並不只是大儒學說的被動傳播者，而是鄉里風氣的真正塑造者。面對科舉功名的壓力與未來生計的不確定性，他們的集體焦慮與務實抉擇，最終將時代風潮從心性義理的講說，導向與科舉功名相關的制藝寫作。
本書以江右陽明學派所在的江西為場域，剖析三股風潮的交織與消長，並指出小讀書人在大儒之外，走出自己的道路，匯聚成一股足以牽動明末思潮走向的力量。這部從基層出發的「小人物思想史」，為理解明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不一樣的視野，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的變遷，往往始於無數小人物在生存與理想間的微小抉擇。
當十六世紀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從巔峰走向中衰，思想界迎來了何種轉變？全書跳脫傳統以大儒為中心的視角，深入探討這群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的小人物。他們並不只是大儒學說的被動傳播者，而是鄉里風氣的真正塑造者。面對科舉功名的壓力與未來生計的不確定性，他們的集體焦慮與務實抉擇，最終將時代風潮從心性義理的講說，導向與科舉功名相關的制藝寫作。
本書以江右陽明學派所在的江西為場域，剖析三股風潮的交織與消長，並指出小讀書人在大儒之外，走出自己的道路，匯聚成一股足以牽動明末思潮走向的力量。這部從基層出發的「小人物思想史」，為理解明代思想文化史提供不一樣的視野，也讓我們看見一個時代的變遷，往往始於無數小人物在生存與理想間的微小抉擇。
目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自序
導 論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二、小讀書人的動向與社集活動
三、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四、章節安排及主旨課題
五、對陽明學研究的反思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二、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
三、將變未變之際
結語
第二章 江西復古派詩社的發展與風潮的轉向
前言
一、江西文學復古運動：士紳與宗室
二、寧王府宗室的躍昇
三、新風潮下的宗室與小讀書人
四、轉向：制藝為主旋律的明末社集
結語
附錄
第三章 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之起
前言
一、從鼎盛到中衰
二、大儒的形象爭議
三、講會的萎縮及中衰
四、江西陽明心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四章 明末江西派的成型與選本的流行
前言
一、各地制藝文社的興起
二、豫章社的舉行
三、明末選本的流傳
結語
第五章 江西派及其主張
前言
一、應舉與窮經合一：標榜古學的制藝寫作
二、制藝為新文體及其定位
三、制藝與陽明學的關係
四、所謂古學：古籍復興下的博覽博學
五、諸子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六章 江西派的挑戰：風氣之變與江南復社
前言
一、諸子學流風對江西派古學的弊害
二、江南復社諸子與標舉經學的主張
三、艾南英與復社諸子的分歧及競爭
四、競爭或合作？
五、江南復社的政治爭議及江西派的兩種立場
結語
第七章 清初江西遺民與學風思潮的變化
前言
一、清初江西社集的沉寂與萎縮
二、背離又淵源於明末制藝風潮的兩人
三、喪亂之餘的重新出發
四、清初的重新定位與異軍突起：李來泰與李紱
結語
結 論
附 錄 對制藝解經的反思
徵引書目
自序
導 論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二、小讀書人的動向與社集活動
三、應舉與窮經的分歧
四、章節安排及主旨課題
五、對陽明學研究的反思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二、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
三、將變未變之際
結語
第二章 江西復古派詩社的發展與風潮的轉向
前言
一、江西文學復古運動：士紳與宗室
二、寧王府宗室的躍昇
三、新風潮下的宗室與小讀書人
四、轉向：制藝為主旋律的明末社集
結語
附錄
第三章 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之起
前言
一、從鼎盛到中衰
二、大儒的形象爭議
三、講會的萎縮及中衰
四、江西陽明心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四章 明末江西派的成型與選本的流行
前言
一、各地制藝文社的興起
二、豫章社的舉行
三、明末選本的流傳
結語
第五章 江西派及其主張
前言
一、應舉與窮經合一：標榜古學的制藝寫作
二、制藝為新文體及其定位
三、制藝與陽明學的關係
四、所謂古學：古籍復興下的博覽博學
五、諸子書與制藝寫作
結語
第六章 江西派的挑戰：風氣之變與江南復社
前言
一、諸子學流風對江西派古學的弊害
二、江南復社諸子與標舉經學的主張
三、艾南英與復社諸子的分歧及競爭
四、競爭或合作？
五、江南復社的政治爭議及江西派的兩種立場
結語
第七章 清初江西遺民與學風思潮的變化
前言
一、清初江西社集的沉寂與萎縮
二、背離又淵源於明末制藝風潮的兩人
三、喪亂之餘的重新出發
四、清初的重新定位與異軍突起：李來泰與李紱
結語
結 論
附 錄 對制藝解經的反思
徵引書目
序／導讀
序（節錄）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支持，而且獲得過余英時人文研究獎。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系，不久，收到藝曦教授寄來的大作《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讓我受益匪淺。友情繼續，藝曦教授在他的第三部學術專著《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序，於情於理不容推托，特別是即將出版的大作又是討論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的「小人物」，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遂欣然承命。
《小人物的思想史》繼續了作者《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裡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二○○五）、《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二○二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風格，可以說是在前兩部著作基礎上的持續推進和拓展，其中又有諸多的創新與突破，構成其研究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小讀書人」的三部曲，整個研究過程將近三十年。
《小人物的思想史》分為「導論」和七章正文，依次討論：儒家經典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明中晚期三股風潮（陽明心學、文學復古、制藝風潮）的變動、江西復古派詩社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學術風潮轉向的影響、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的興起、明末江西制藝派的形成及選本流行、江西制藝派的特征與主張、江南復社的興起及其對江西派的挑戰、清初江西社集的全面式微與回光返照。其中，對於風潮變化過程中江右王門及文學復古、江西制藝的代表性人物，如余曰德與朱多煃、陳弘緒與傅占衡、陳際泰與艾南英、魏禧與謝文洊，以及李紱等，均辟專節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在討論「江右王門」的時候，藝曦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區分，即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從而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將陽明學作為「學說」的是「大儒」，如鄒守益、羅洪先等，將陽明學作為「運動」的是「小讀書人」，即鄒、羅等人的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他們將老師的學說向更為廣闊的縣鄉「小讀書人」群體傳播。既然本書是以「小讀書人」的角度切入，那麼所討論的「陽明學」，當然主要傾向於「運動陽明學」。
在討論「制藝解經」的時候，藝曦教授指出：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很大程度是在批評通過講會、注經、制藝等方式「改造」了的陽明學，而並非以「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為核心內容的王陽明及江右王門第一、二代弟子所倡導的陽明學：「顧炎武等人所批評的，恐怕不是明中期以來師友講學的陽明學，而是進入制藝寫作中的陽明學。」
藝曦教授又以曾在吉安學習陽明心學的建昌府南城縣人涂伯昌為例，指出其對陽明心學的學習和闡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作制藝文。而當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來後，涂伯昌痛心疾首之余，並沒有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儒」及「小讀書人」一門心思鑽研「制藝文」、追求過精致的利己主義生活而全然不顧民眾的苦難，卻將「誤國」的責任推向被他們引入歧途的變異了陽明學，而完全無視陽明心學本質上乃是「致用之學」「行動之學」。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地方。十六世紀陽明學極盛期，它是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連泰州學派的多位代表人物（顏鈞、何心隱、羅汝芳），也是出自此地，但直到2000年左右，仍很少研究者注意江西。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風氣，有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但亦不受肯定。也因此，當我決定以江西為研究區域時，我就好像看著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沒人找上它了。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所以當年我的博論題目便選擇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以及學術思想的實踐，尤其把重點放在陽明學大儒所倡導的社會事業及其後續的政治效應。但我在完成博論以後，其實仍有許多的不安及疑惑。這些疑惑與不安來源於研究與現實的落差。在研究上，我們會限定對象，封鎖地域範圍，以及集中閱讀相關資料，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人的思想及情感是複雜而多樣的，一個人不會僅習陽明學而不理會其他學問，也不會只考慮心性義理而不顧其他，而在生活中更不會只尋求同群的人的認同，無論再任性的人，也不會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因此，當我遍閱江右陽明學派的大儒及小讀書人的著作及相關資料，而始終未見這些大儒與陽明學以外的人物有較密切或頻繁往來時，我不免感到好奇。而大儒率領小讀書人展開社會事業時，卻鮮少談及人生前途與出路、功名與未來時，更令我不安。
陽明學不會在只有陽明學的環境下發展，所以人們會在理學與文學、講會與詩社間徘徊，而科考功名更是極切身的課題。大儒對現實的考量及各式的徘徊焦慮不會太過突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但小讀書人卻有更多須猶慮的事。這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高教教師有專業，專業是這些教師的現在與未來，既有與所有。但學生一無所有，於是反而更須面對不確定且多元的現在與未來。
拜近三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及一些大部頭叢書的出版之賜，過去不易接觸到的古籍，許多都已垂手可得，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與活動、思想與立場，但這些小讀書人往往只有三兩行的文字敘述，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資料太有限，以致於我雖知有這群人，卻難以下筆。於是我只能夠著眼於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包括兩者在講會及社會事業上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小讀書人仍僅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而沒有給我太多筆墨勾勒描寫的機會。
於是我著手寫作兩本書，一本是2022年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除了繼續討論陽明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傳及作用以外，我也選擇幾個小讀書人的個案及區域，利用文集、地方志，加上大量的族譜資料，以更具體寫出小讀書人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若說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中，大儒仍是主角，在此書中則是專門寫小讀書人的境遇及處境，讓更多鎂光燈落在小讀書人身上。另一本即此刻的這本書，我著手處理萬曆朝中期陽明學趨於中衰以後的變化，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以及小讀書人的處境將會有何轉變？
無論大儒或小讀書人，他們都處在某個運動或風潮中，他們既有獨立自主的思想及能力，但同時也會隨風潮而移動或擺盪。十六世紀是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的鼎盛期，但萬曆朝中期，也就是進入十七世紀以後，兩運動皆已走向中衰，而制藝風潮繼之而起，在風潮的遞嬗轉變之際，人們將會面臨許多抉擇的難題，與選擇的困境。當年我寫作陽明學的鄉里實踐，談其社會事業，寫到萬曆中期便幾乎無法再寫，因為我發現萬曆朝的陽明學變了，不是學術內容變質，而是講會與社會事業皆起了質變，而大儒與小讀書人皆遭遇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此時的陽明學遭遇太多內在及外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不是從陽明學及其社群便可以找到原因與答案的。我試過幾種思路及切入角度，卻都發現已無法只從陽明學來談陽明學，以致於我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中，我既不能無視我所讀所見的一切，更不能曲解史料，但又深知這是一個既大又難解的難題，於是只好暫且作結，而以鄒元標作為我的博論的結尾。
這本書所處理的，正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中，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這三股風潮的興衰與作用，相關社集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以及諸多方面的發展及影響。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何以當年的我寫不出來，因為在經歷一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已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來決定的。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至於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只有理學與文學而已，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集交錯，才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2013年，這一年我以「明末江西社集活動、復古風潮與文化實踐──兼及與復社的比較」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當時我過度自信，也過度樂觀，以為至多四到六年，便可以完成這個計劃。有次我問老師，一本書應該預估幾年完成？老師說：至少七年，才能夠深入一個課題。我當下想，七年，好久，等於又寫一本博論。當時的我卻不知道，七年其實已經是很樂觀的年數了。
當時老師提醒我，即使寫書，仍必須持續發表單篇論文，畢竟書的完成是某年的事，學界無法容許我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發表。於是我有一系列跟陽明畫像、淨明道、小讀書人等有關的論文發表。這或算是實踐老師曾說的，必須同時有幾個題目在手上寫的叮囑。只是我做不到像老師一樣，能夠以單篇文章被人所知，我所寫的論文，也許沒有多少影響力吧。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我最初決定以社集為題時，其實是很猶豫的，加上最初的幾年幾乎沒有明顯進展，讓我不免萌生是否選錯題的焦慮。老師幾次告訴我，他以前在《國粹學報》上讀到有人說江西的社集極多（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節的話），所以老師認為這是好題目，非常值得研究。也是老師幾次的篤定及確認，才讓我得以堅持下來。
導論(節錄)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本書主要從小讀書人及社集的角度，談明中晚期江西三股風潮或運動之間的遞嬗變動，三股風潮分別是明中期興起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
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核心，有前七子及後七子先後主盟文壇。陽明心學運動中，王守仁（1472—1529）的門人弟子散布及往來各地倡學，以浙中、江右、泰州三學派最盛。兩運動對當時的臺閣體、程朱學皆有所不滿，於是皆以復古為取向。以前、後七子為首，訴求回歸古代的詩與古文辭，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陽明學則訴求不藉由典籍，而直接觸及本心良知，而將此視為兩千年的絕學，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回歸想像古代的方式。
兩運動都有從大儒、大文人而向下擴展流傳的傾向。陽明心學家積極往下走，不僅小讀書人參與其間，甚至是農工商賈也有參加講會的例子。過去學界對左派王學的研究，正是聚焦在陽明心學往基層百姓的流傳。文學領域從前七子以來，其創作視角下移及日常化的傾向，也體現了明中期以後文化下移的趨勢，如李夢陽（1472－1529）「真詩乃在民間」的主張便頗為人們所熟知。至於復古派講究模擬，雖然頗受訾議，被嘲諷為「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但其實這類「依倣」「摘拾」的方式，從另個角度看，正是降低了作詩的門檻，於是作詩的不僅僅只有文人雅士，小讀書人（或甚至庶民）間也多有詩人。
儘管從時序上來看，文學復古運動先行，而陽明運動後起，但各地仍有差異。若是從社集來判斷，江西作為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陽明學的風氣從嘉靖朝便已極盛，從南昌、撫州到吉安三府，都有陽明心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吉安府的安福、吉水兩縣更是大儒輩出，加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讓陽明心學進一步有草根化的傾向。相對於此，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較不顯著，江西在宋代雖有江西詩派，但入明以後此詩派不盛，待文學復古運動起，復古派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的訾議攻擊，往往讓人忽略了同時期江西的文學活動，而僅湯顯祖（1550-1616）較受注意而已。待王世貞（1526-1590）主盟時期，以余曰德(1514-1583)及宗室朱多煃(1534-1593)為首，與後七子相應和，直到隆慶、萬曆朝左右才有復古派詩社──芙蓉社，在南昌成立。也因此，儘管兩運動同時併起，但江西的陽明心學運動則從嘉靖朝便居主流，而主導整個學術流風及走向，文學復古運動則相對較弱，居於支線的位置。以江西寧王府宗室為例，嘉靖年間拱字輩的宗室所接觸的是陽明心學，但不活躍。直到晚明，多字輩的宗室與南昌當地士紳共組芙蓉社，宗室在詩作上的長才及優勢才得以展現。（詳第2章）也因此，本書將以陽明心學為主線，輔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展開討論。
「學說」和「運動」、大人物和小人物——序《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方志遠)
一、關於《小人物的思想史》
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與張藝曦教授見面，是在二○二四年六月一日由香港中華書局主辦的「從中國走向世界的陽明心學：首屆陽明心學國際論壇」。藝曦教授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年輕、帥氣、文質彬彬，感覺是香港或台灣某高校的在讀博士生或青年教師，一交流才知道，藝曦確實是年輕，但並不是在讀博士生，而是成果已經相當豐碩的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史與家族史的研究者，不但多次獲得「國科會」的項目支持，而且獲得過余英時人文研究獎。
那次會議之後，我們保持著微信聯系，不久，收到藝曦教授寄來的大作《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增訂本），讓我受益匪淺。友情繼續，藝曦教授在他的第三部學術專著《小人物的思想史：明代江西思想、文學與制藝》即將出版之際，囑我為序，於情於理不容推托，特別是即將出版的大作又是討論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的「小人物」，引起我的興趣和共鳴，遂欣然承命。
《小人物的思想史》繼續了作者《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裡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二○○五）、《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二○二二）的研究思路和研究風格，可以說是在前兩部著作基礎上的持續推進和拓展，其中又有諸多的創新與突破，構成其研究明代江西，特別是明代江西「小讀書人」的三部曲，整個研究過程將近三十年。
《小人物的思想史》分為「導論」和七章正文，依次討論：儒家經典闡釋過程中發生的明中晚期三股風潮（陽明心學、文學復古、制藝風潮）的變動、江西復古派詩社的形成發展及其對學術風潮轉向的影響、陽明心學的轉向與制藝風潮的興起、明末江西制藝派的形成及選本流行、江西制藝派的特征與主張、江南復社的興起及其對江西派的挑戰、清初江西社集的全面式微與回光返照。其中，對於風潮變化過程中江右王門及文學復古、江西制藝的代表性人物，如余曰德與朱多煃、陳弘緒與傅占衡、陳際泰與艾南英、魏禧與謝文洊，以及李紱等，均辟專節進行深入探討，提出了不少具有開創性的見解。在討論「江右王門」的時候，藝曦教授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區分，即將「陽明學」區分為「作為學說的陽明學」和「作為運動的陽明學」，從而發現了一個更有趣的現象：將陽明學作為「學說」的是「大儒」，如鄒守益、羅洪先等，將陽明學作為「運動」的是「小讀書人」，即鄒、羅等人的沒有功名或功名較低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們，他們將老師的學說向更為廣闊的縣鄉「小讀書人」群體傳播。既然本書是以「小讀書人」的角度切入，那麼所討論的「陽明學」，當然主要傾向於「運動陽明學」。
在討論「制藝解經」的時候，藝曦教授指出：明末清初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對陽明心學的批評，很大程度是在批評通過講會、注經、制藝等方式「改造」了的陽明學，而並非以「致良知」「親民」「知行合一」為核心內容的王陽明及江右王門第一、二代弟子所倡導的陽明學：「顧炎武等人所批評的，恐怕不是明中期以來師友講學的陽明學，而是進入制藝寫作中的陽明學。」
藝曦教授又以曾在吉安學習陽明心學的建昌府南城縣人涂伯昌為例，指出其對陽明心學的學習和闡釋，目的是為了更好地寫作制藝文。而當李自成進京、崇禎帝自縊的消息傳來後，涂伯昌痛心疾首之余，並沒有反省包括自己在內的「大儒」及「小讀書人」一門心思鑽研「制藝文」、追求過精致的利己主義生活而全然不顧民眾的苦難，卻將「誤國」的責任推向被他們引入歧途的變異了陽明學，而完全無視陽明心學本質上乃是「致用之學」「行動之學」。
自序（節錄）
這本書是我的第三本學術論著，也是我對自己過去在陽明學研究上所遇到的一些問題的回答，這些問題可以回溯到我的第一本書《社群、家族與王學的鄉里實踐：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兩縣為例》，這是從我的博士論文改寫而成的，以江西的江右陽明學派為研究對象，完成於2005年，距今恰好二十年。
江西在思想文化史研究上是極特殊的地方，它從兩宋以來，便是思想及文化中心，既有江西詩派（黃庭堅），有唐宋八大家之三（歐陽修、王安石、曾鞏），有明初臺閣體（楊士奇），人們會討論這些文學流派，但卻鮮少關注江西這個地方。十六世紀陽明學極盛期，它是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連泰州學派的多位代表人物（顏鈞、何心隱、羅汝芳），也是出自此地，但直到2000年左右，仍很少研究者注意江西。江西在明初的科舉功名有極驚人的表現，明末則以制藝引領風氣，有艾南英等江右四大家，但亦不受肯定。也因此，當我決定以江西為研究區域時，我就好像看著一個得獎無數，卻接不到任何戲約的演員。大小獎項都有它的提名及得獎，但下了舞臺以後，就沒人找上它了。
正因為江西是一個在思想、文化的豐富、特色及成就皆不下於江南的地方，所以當年我的博論題目便選擇江右陽明學派，討論其學說宗旨、群體活動，以及學術思想的實踐，尤其把重點放在陽明學大儒所倡導的社會事業及其後續的政治效應。但我在完成博論以後，其實仍有許多的不安及疑惑。這些疑惑與不安來源於研究與現實的落差。在研究上，我們會限定對象，封鎖地域範圍，以及集中閱讀相關資料，但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如此。人的思想及情感是複雜而多樣的，一個人不會僅習陽明學而不理會其他學問，也不會只考慮心性義理而不顧其他，而在生活中更不會只尋求同群的人的認同，無論再任性的人，也不會只跟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也因此，當我遍閱江右陽明學派的大儒及小讀書人的著作及相關資料，而始終未見這些大儒與陽明學以外的人物有較密切或頻繁往來時，我不免感到好奇。而大儒率領小讀書人展開社會事業時，卻鮮少談及人生前途與出路、功名與未來時，更令我不安。
陽明學不會在只有陽明學的環境下發展，所以人們會在理學與文學、講會與詩社間徘徊，而科考功名更是極切身的課題。大儒對現實的考量及各式的徘徊焦慮不會太過突顯，畢竟大儒是成功者，成功者不必選擇。（或許羅洪先是例外，他到五十歲以後才真正放下心來。）但小讀書人卻有更多須猶慮的事。這就像高教教師，由於已有職位，所須考慮的是在職位上有更進一步的發展，但學生卻須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他們不能夠過份執著矢志學術的心志，也必須同時準備公務人員考試，加強英語能力，隨時注意其他領域的就業機會。高教教師有專業，專業是這些教師的現在與未來，既有與所有。但學生一無所有，於是反而更須面對不確定且多元的現在與未來。
拜近三十年來四庫系列叢書及一些大部頭叢書的出版之賜，過去不易接觸到的古籍，許多都已垂手可得，加上地方志資料──這是過去思想史研究較少用，我見到許許多多的小讀書人的人際往來與活動、思想與立場，但這些小讀書人往往只有三兩行的文字敘述，或一兩篇序文、傳記或墓誌銘，資料太有限，以致於我雖知有這群人，卻難以下筆。於是我只能夠著眼於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包括兩者在講會及社會事業上的合作，但即使如此，小讀書人仍僅側見旁出於大儒之間，而沒有給我太多筆墨勾勒描寫的機會。
於是我著手寫作兩本書，一本是2022年出版的《歧路彷徨：明代小讀書人的選擇與困境》，除了繼續討論陽明學在現實生活中的流傳及作用以外，我也選擇幾個小讀書人的個案及區域，利用文集、地方志，加上大量的族譜資料，以更具體寫出小讀書人所遭遇的問題及困境。若說在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中，大儒仍是主角，在此書中則是專門寫小讀書人的境遇及處境，讓更多鎂光燈落在小讀書人身上。另一本即此刻的這本書，我著手處理萬曆朝中期陽明學趨於中衰以後的變化，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以及小讀書人的處境將會有何轉變？
無論大儒或小讀書人，他們都處在某個運動或風潮中，他們既有獨立自主的思想及能力，但同時也會隨風潮而移動或擺盪。十六世紀是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的鼎盛期，但萬曆朝中期，也就是進入十七世紀以後，兩運動皆已走向中衰，而制藝風潮繼之而起，在風潮的遞嬗轉變之際，人們將會面臨許多抉擇的難題，與選擇的困境。當年我寫作陽明學的鄉里實踐，談其社會事業，寫到萬曆中期便幾乎無法再寫，因為我發現萬曆朝的陽明學變了，不是學術內容變質，而是講會與社會事業皆起了質變，而大儒與小讀書人皆遭遇極大的危機與挑戰。嘉靖朝的陽明學有強大的動能，大儒引領而小讀書人跟隨，周遭都是極樂觀的氣氛與氛圍。但萬曆朝不同，此時的陽明學遭遇太多內在及外來的挑戰，而這些挑戰都不是從陽明學及其社群便可以找到原因與答案的。我試過幾種思路及切入角度，卻都發現已無法只從陽明學來談陽明學，以致於我一度陷入束手無策的困境中，我既不能無視我所讀所見的一切，更不能曲解史料，但又深知這是一個既大又難解的難題，於是只好暫且作結，而以鄒元標作為我的博論的結尾。
這本書所處理的，正是十七世紀前半葉約四、五十年的時間中，陽明心學、文學復古運動，與制藝風潮，這三股風潮的興衰與作用，相關社集及小讀書人的動向，以及諸多方面的發展及影響。也是在完成這本書後，我才了解何以當年的我寫不出來，因為在經歷一百年陽明學的洗禮後，小讀書人已經具備更大的動能，思潮的走向已不僅由大儒引領，還有更多是由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來決定的。若忽略小讀書人的群體動向，便難以理解明末的思想文化史。至於影響小讀書人群體動向的因素，不只有理學與文學而已，還有制藝寫作，三股風潮及力量的交集交錯，才是解讀明末思想文化史的關鍵所在。
這本書的寫作計劃，開始於2013年，這一年我以「明末江西社集活動、復古風潮與文化實踐──兼及與復社的比較」為題，申請國科會計劃。當時我過度自信，也過度樂觀，以為至多四到六年，便可以完成這個計劃。有次我問老師，一本書應該預估幾年完成？老師說：至少七年，才能夠深入一個課題。我當下想，七年，好久，等於又寫一本博論。當時的我卻不知道，七年其實已經是很樂觀的年數了。
當時老師提醒我，即使寫書，仍必須持續發表單篇論文，畢竟書的完成是某年的事，學界無法容許我在此之前沒有任何發表。於是我有一系列跟陽明畫像、淨明道、小讀書人等有關的論文發表。這或算是實踐老師曾說的，必須同時有幾個題目在手上寫的叮囑。只是我做不到像老師一樣，能夠以單篇文章被人所知，我所寫的論文，也許沒有多少影響力吧。
這本書的寫作過程，得到許多人的幫忙。我最初決定以社集為題時，其實是很猶豫的，加上最初的幾年幾乎沒有明顯進展，讓我不免萌生是否選錯題的焦慮。老師幾次告訴我，他以前在《國粹學報》上讀到有人說江西的社集極多（我後來才知道這是黃節的話），所以老師認為這是好題目，非常值得研究。也是老師幾次的篤定及確認，才讓我得以堅持下來。
導論(節錄)
一、作為主線的江右陽明學派
本書主要從小讀書人及社集的角度，談明中晚期江西三股風潮或運動之間的遞嬗變動，三股風潮分別是明中期興起的陽明心學與文學復古運動，以及明末的制藝風潮。
文學復古運動以復古派為核心，有前七子及後七子先後主盟文壇。陽明心學運動中，王守仁（1472—1529）的門人弟子散布及往來各地倡學，以浙中、江右、泰州三學派最盛。兩運動對當時的臺閣體、程朱學皆有所不滿，於是皆以復古為取向。以前、後七子為首，訴求回歸古代的詩與古文辭，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陽明學則訴求不藉由典籍，而直接觸及本心良知，而將此視為兩千年的絕學，但其實也是另一種回歸想像古代的方式。
兩運動都有從大儒、大文人而向下擴展流傳的傾向。陽明心學家積極往下走，不僅小讀書人參與其間，甚至是農工商賈也有參加講會的例子。過去學界對左派王學的研究，正是聚焦在陽明心學往基層百姓的流傳。文學領域從前七子以來，其創作視角下移及日常化的傾向，也體現了明中期以後文化下移的趨勢，如李夢陽（1472－1529）「真詩乃在民間」的主張便頗為人們所熟知。至於復古派講究模擬，雖然頗受訾議，被嘲諷為「依倣唐人聲律以為詩，摘拾秦漢字句以為文」，但其實這類「依倣」「摘拾」的方式，從另個角度看，正是降低了作詩的門檻，於是作詩的不僅僅只有文人雅士，小讀書人（或甚至庶民）間也多有詩人。
儘管從時序上來看，文學復古運動先行，而陽明運動後起，但各地仍有差異。若是從社集來判斷，江西作為江右陽明學派所在，陽明學的風氣從嘉靖朝便已極盛，從南昌、撫州到吉安三府，都有陽明心學的代表人物，其中吉安府的安福、吉水兩縣更是大儒輩出，加上大儒與小讀書人的合作模式，讓陽明心學進一步有草根化的傾向。相對於此，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較不顯著，江西在宋代雖有江西詩派，但入明以後此詩派不盛，待文學復古運動起，復古派對兩宋以來的江西詩派的訾議攻擊，往往讓人忽略了同時期江西的文學活動，而僅湯顯祖（1550-1616）較受注意而已。待王世貞（1526-1590）主盟時期，以余曰德(1514-1583)及宗室朱多煃(1534-1593)為首，與後七子相應和，直到隆慶、萬曆朝左右才有復古派詩社──芙蓉社，在南昌成立。也因此，儘管兩運動同時併起，但江西的陽明心學運動則從嘉靖朝便居主流，而主導整個學術流風及走向，文學復古運動則相對較弱，居於支線的位置。以江西寧王府宗室為例，嘉靖年間拱字輩的宗室所接觸的是陽明心學，但不活躍。直到晚明，多字輩的宗室與南昌當地士紳共組芙蓉社，宗室在詩作上的長才及優勢才得以展現。（詳第2章）也因此，本書將以陽明心學為主線，輔以文學復古運動的流風影響展開討論。
試閱
第一章 從古籍復興到儒經詮釋：明中晚期三股風潮的變動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前言
明中期有陽明心學運動與文學復古運動，文學復古運動最初主要是一場文學運動，提出「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的口號，以復古為創新，希望走出新路。由於復古的需求，於是帶動對先秦兩漢以來的典籍蒐獵的熱潮，配合當時印刷術與出版業的發達，於是許多過去少見、不易得，或者是版面錯亂的，都一一被重新校訂編排而出版，於是典籍大量增加，並更廣泛流通於一般人手中。隨著古籍的越來越多，也有進一步統整這些古籍的工作。
文學復古運動所取法及所蒐獵的主要以史、子、集等三類書籍為主。由於很少連結到尊經或復興經書等口號，所以能夠疏離於「文以載道」的要求，而歸向於文學本位。但在蒐獵古籍的風氣下而大量刊行的諸子書，影響所及，則已逸出文學本位之外。
陽明心學的致良知說，所對抗的是僵化以後的程朱理學，而有意在程朱理學所壟斷的儒學詮釋以外開闢新途。良知雖不假知識聞見，但「六經註我」的立場讓人在詮釋典籍上較為自由，人們可以不必進入典籍的考證、章句的講究，而可以用一套原則來貫通諸多典籍。這其實在面對日益增多的典籍時，是相對簡捷便當的一種作法及立場，而這些古籍等於提供了陽明心學詮釋儒經的思想資源。
另一方面，陽明心學與儒經詮釋最初是若即若離的，王守仁雖以儒經的內容來印證所悟，最初所側重的在致良知說而不在儒經的詮釋，但陽明心學不可能跟儒經詮釋完全無關，如心學大儒對《大學》改本各類詮釋及見解，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讓陽明心學很容易被制藝寫作所用，至少在萬曆朝便已見到科舉用書中引用陽明心學來詮釋儒經。明末江西制藝風潮中，古籍的復興與陽明心學作為儒經詮釋，是兩項凸出的特點。
制藝也有變，從單純的應試之文，到漸漸受到正面肯定。萬曆朝制藝宗匠湯賓尹先是高度肯定制藝詮釋儒經的價值，已開了明末制藝風潮的風氣之先。明末江西派對湯賓尹的某些見解雖有批評，但對於以制藝詮釋儒經則又更往前推了一步，而形成以制藝作為新文體，以古學為內容的主張，而古學的主軸即諸子百家之學。
第五章將談到，由於不少人把諸子書定位為羽翼六經，相當於把諸子書納入到六經的詮釋中，待明末制藝風潮起，由於制藝被定位為經義之學，是詮釋儒經的新文體，於是這些重刊的諸子書，便被入制藝寫作中，如江西派便擅長援引諸子書入制藝寫作中，以諸子書來詮釋儒經。
一、文學復古運動與古籍的蒐獵整理
1. 從文學復古到古籍的校訂刊刻
復古派主張文學創作必須以古人為典型，詩作倣效以杜甫(712-770)為首的盛唐詩，或益之以漢魏古體，排斥宋詩。古文辭則祖述以《史記》為主的秦漢文。原則上，對詩的重視甚於對古文辭。在創作方法上，嚴守古人成法，不但用語措辭上形似，也須在內容感情上神似，標榜「文必先秦兩漢，詩必漢魏盛唐」，要求人們在寫作詩及古文辭，模擬盛唐詩及秦漢文。但復古派並不是簡單為復古而復古而已，而是有寓創新於復古之意。如吉川幸次郎（1904-1980）指出：「他們認為從事文學的不二法門，無他，只要精研這些有限的古代典型之作，字模句擬，依樣葫蘆，如能求其近似或一致，便可進入文學的堂奧，上比古人，自成名家」，「這樣的方法就更直截了當，可謂簡易率直之至」。這種簡率、樸質，甚至帶點生硬的文體，讓人們更容易入手寫作詩文。以摹倣為入手法，人們為了參考先秦兩漢的典籍及漢魏盛唐的詩作，而有更多閱讀古籍的需要，於是帶動蒐獵古籍的風潮。
配送方式
-
台灣
- 國內宅配：本島、離島
-
到店取貨：
不限金額免運費
-
海外
- 國際快遞：全球
-
港澳店取：
訂購/退換貨須知
加入金石堂 LINE 官方帳號『完成綁定』，隨時掌握出貨動態：
提醒您！！
金石堂及銀行均不會請您操作ATM! 如接獲電話要求您前往ATM提款機，請不要聽從指示，以免受騙上當！
退換貨須知：
**提醒您，鑑賞期不等於試用期，退回商品須為全新狀態**
-
依據「消費者保護法」第19條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公告之「通訊交易解除權合理例外情事適用準則」，以下商品購買後，除商品本身有瑕疵外，將不提供7天的猶豫期：
- 易於腐敗、保存期限較短或解約時即將逾期。（如：生鮮食品）
- 依消費者要求所為之客製化給付。（客製化商品）
- 報紙、期刊或雜誌。（含MOOK、外文雜誌）
- 經消費者拆封之影音商品或電腦軟體。
- 非以有形媒介提供之數位內容或一經提供即為完成之線上服務，經消費者事先同意始提供。（如：電子書、電子雜誌、下載版軟體、虛擬商品…等）
- 已拆封之個人衛生用品。（如：內衣褲、刮鬍刀、除毛刀…等）
- 若非上列種類商品，均享有到貨7天的猶豫期（含例假日）。
- 辦理退換貨時，商品（組合商品恕無法接受單獨退貨）必須是您收到商品時的原始狀態（包含商品本體、配件、贈品、保證書、所有附隨資料文件及原廠內外包裝…等），請勿直接使用原廠包裝寄送，或於原廠包裝上黏貼紙張或書寫文字。
- 退回商品若無法回復原狀，將請您負擔回復原狀所需費用，嚴重時將影響您的退貨權益。
商品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