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惡的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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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為什麼最殘酷的暴行，往往出自最平凡的人？
★長銷25年經典代表作．直譯自挪威文增修版★
挪威當代哲學家史文德森破除善惡界線與迷思的人性之作
惡不該被合理化，也不該以藉口開脫，惡應該被制止與對抗——
「對於善，愚昧是比邪惡更危險的敵人。」
我們總習慣將邪惡想像成某種遙遠而異常的存在：怪物、瘋子、惡魔，或某些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然而，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邪惡，往往並非來自極端異常者，而是來自普通人在服從、理想、利益與不加思索中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拆解邪惡、拒絕合理化苦難、保持獨立思考的清醒之書☆
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結合神學、倫理學、政治哲學、歷史案例與納粹大屠殺研究，深入探討人類為何作惡，以及如何避免將邪惡推給抽象概念、體制或他者。他批判神義論對苦難的合理化，也分析康德、鄂蘭等哲學家對邪惡的理解，並透過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電擊實驗、納粹醫生實驗與安樂死計畫等案例，提出直指核心的問題：
1 為何我們會迷戀電影的連環殺手？
2 愚昧與不思考比單純邪惡更危險？
3 只是聽從命令就能免除個人責任？
4 為什麼我們總覺得邪惡的是別人？
▍在混亂世代藉哲學思考日常，重新對焦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挪威當代知名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擅長以輕鬆淺白的語言，透過哲學持續不斷研究現今社會的日常議題，譬如無聊、孤獨、謊言、恐懼、自由、邪惡等，挖掘人性中最深沉情感的正反兩面，並試圖在這些灰暗的情感光譜中找到其獨特的光亮。也讓我們在資訊嘈雜的現世，學會用理性探求本質，重新檢視各個普世共通的心理情狀，從而構築出適合自己的思維，堅韌心智、活得更加自在。
本書特色
＊多方引用古今哲學論述，結合神學、倫理學、政治哲學與歷史案例，全面梳理邪惡的概念，探討人類為何作惡。
＊區分惡魔般的邪惡、工具性的邪惡、理想主義的邪惡與愚昧的邪惡，深入分析服從、群體認同與個人責任如何促成惡行。
＊給予讀者面對邪惡的思考基礎：拒絕將惡合理化或推諉於他者，重新審視自身的選擇與責任，進而培養獨立思考與道德判斷。
★長銷25年經典代表作．直譯自挪威文增修版★
挪威當代哲學家史文德森破除善惡界線與迷思的人性之作
惡不該被合理化，也不該以藉口開脫，惡應該被制止與對抗——
「對於善，愚昧是比邪惡更危險的敵人。」
我們總習慣將邪惡想像成某種遙遠而異常的存在：怪物、瘋子、惡魔，或某些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然而，歷史一再證明，真正令人不寒而慄的邪惡，往往並非來自極端異常者，而是來自普通人在服從、理想、利益與不加思索中對他人造成的傷害。
☆拆解邪惡、拒絕合理化苦難、保持獨立思考的清醒之書☆
挪威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結合神學、倫理學、政治哲學、歷史案例與納粹大屠殺研究，深入探討人類為何作惡，以及如何避免將邪惡推給抽象概念、體制或他者。他批判神義論對苦難的合理化，也分析康德、鄂蘭等哲學家對邪惡的理解，並透過第一〇一後備警察營、電擊實驗、納粹醫生實驗與安樂死計畫等案例，提出直指核心的問題：
1 為何我們會迷戀電影的連環殺手？
2 愚昧與不思考比單純邪惡更危險？
3 只是聽從命令就能免除個人責任？
4 為什麼我們總覺得邪惡的是別人？
▍在混亂世代藉哲學思考日常，重新對焦我們與世界的關係
挪威當代知名哲學家拉斯．史文德森，擅長以輕鬆淺白的語言，透過哲學持續不斷研究現今社會的日常議題，譬如無聊、孤獨、謊言、恐懼、自由、邪惡等，挖掘人性中最深沉情感的正反兩面，並試圖在這些灰暗的情感光譜中找到其獨特的光亮。也讓我們在資訊嘈雜的現世，學會用理性探求本質，重新檢視各個普世共通的心理情狀，從而構築出適合自己的思維，堅韌心智、活得更加自在。
本書特色
＊多方引用古今哲學論述，結合神學、倫理學、政治哲學與歷史案例，全面梳理邪惡的概念，探討人類為何作惡。
＊區分惡魔般的邪惡、工具性的邪惡、理想主義的邪惡與愚昧的邪惡，深入分析服從、群體認同與個人責任如何促成惡行。
＊給予讀者面對邪惡的思考基礎：拒絕將惡合理化或推諉於他者，重新審視自身的選擇與責任，進而培養獨立思考與道德判斷。
名人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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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文德森善於用詞，而且不同於許多哲學書籍的作者，他還擁有一種巧妙的機智和對流行文化的深入了解。」
——菲爾．米勒（Phil Miller），《格拉斯哥先驅報》（The Glasgow Herald）
「他筆調輕盈，態度輕鬆。」
——湯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新國家報》（New Statesman）
「這位年輕的挪威哲學家又一本傑出且寫得極好的作品。」
——《政治報》（Politiken）
「史文德森善於用詞，而且不同於許多哲學書籍的作者，他還擁有一種巧妙的機智和對流行文化的深入了解。」
——菲爾．米勒（Phil Miller），《格拉斯哥先驅報》（The Glasgow Herald）
「他筆調輕盈，態度輕鬆。」
——湯姆．霍奇金森（Tom Hodgkinson），《新國家報》（New Statesman）
「這位年輕的挪威哲學家又一本傑出且寫得極好的作品。」
——《政治報》（Politiken）
目錄
第二版前言
前言
導論：何謂惡？能如何理解之？
邪惡的神學
神義論
缺失神義論
自由意志神義論
愛任紐式神義論
整體神義論
歷史作為世俗神義論
約伯的洞見——超越神義論
邪惡的人類學
人是善類還是惡類？
邪惡類型學
惡魔般的邪惡
因為惡而行惡
惡的美學吸引力
施虐癖
幸災樂禍
主觀與客觀的惡
康德與工具性的邪惡
魔鬼意志的不可能性
邪惡的悖論
道德的重生
惡即他者——理想主義的邪惡
「我們」與「他們」
暴力的個人
鄂蘭與愚昧的邪惡
蠢與惡
根本之惡與平庸之惡
艾希曼、赫斯與施坦格爾
平凡人與極端邪惡
思考作為反制之力
邪惡的人
邪惡的問題
理論與實踐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
政治與暴力
惡作為具體問題
後記
作者註
參考書目
前言
導論：何謂惡？能如何理解之？
邪惡的神學
神義論
缺失神義論
自由意志神義論
愛任紐式神義論
整體神義論
歷史作為世俗神義論
約伯的洞見——超越神義論
邪惡的人類學
人是善類還是惡類？
邪惡類型學
惡魔般的邪惡
因為惡而行惡
惡的美學吸引力
施虐癖
幸災樂禍
主觀與客觀的惡
康德與工具性的邪惡
魔鬼意志的不可能性
邪惡的悖論
道德的重生
惡即他者——理想主義的邪惡
「我們」與「他們」
暴力的個人
鄂蘭與愚昧的邪惡
蠢與惡
根本之惡與平庸之惡
艾希曼、赫斯與施坦格爾
平凡人與極端邪惡
思考作為反制之力
邪惡的人
邪惡的問題
理論與實踐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
政治與暴力
惡作為具體問題
後記
作者註
參考書目
試閱
第二版前言
《邪惡的哲學》一書完稿於二〇〇一年夏季。那年的九月十一日，我正坐在奧斯陸（Oslo）一家舒適餐廳內，與大學出版社（Universitetsforlaget）開會討論著《邪惡的哲學》的新書發表事宜。主編必須先行離席去幼稚園接小孩，我和責任編輯則是繼續天南地北閒聊著。兩分鐘過後，主編回來了，告訴我們好幾架客機撞上了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五角大廈（Pentagon）燒起來了，罹難人數恐怕上看數千位。起初我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但隨即明白不是。我和責任編輯繼續坐著幾分鐘，沒怎麼說話，接著便起身離開去看新聞。
當時我曾考慮延後出版這本論及邪惡的書，以便將剛發生的事納入書中，但最終考量到事件時間點太過接近，書應該照原樣出版比較好。此外，我認為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的論述基本上正確無誤，尤其是強調理想主義的邪惡的部分；我想讀者自個兒有能耐看出，關於評估九一一攻擊事件及其後續引發效應，本書可能蘊含的重要意義。
這本書再刷過幾次，附上了新的後記，我藉此試圖讓書的內容與時俱進，不過主文仍維持不變。在書即將翻譯成英文版之際，我做了大幅修訂正文的決定。最重要的變動，莫過於某幾處文字改寫得更為簡練了。雖未刪除任何章節，但我發現部分的措詞過於繁冗，沒有必要。本書內容還新增了較近期出版的文獻，包括猶太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尤其更可以新增：關於九一一與其後續「反恐戰爭」的種種反思。當然，我也發現了無數個仍有改進空間的單一表述。
此一校訂過的挪威文第二版乃是我對英譯本修改的延伸。於此期間，就連挪威也遭受到極端恐怖攻擊：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奧斯陸市中心和于特島共有七十七人遇害。在一本探討邪惡的書內對這一事件不予評論雖說奇怪，可我並不打算讓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擔任這版書的要角——他不配。
本質上，這本書和二〇〇一年秋季問世的那本是一樣的，在任何要點上，我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見解。儘管如此，很大一部分的初版內文已刪去，並加入了大致等量的新內容。
拉斯．史文德森
奧斯陸，二〇一三年一月
前言
多年前，在我剛開始認真研究邪惡的概念時，得先為這個概念的哲學重要性辯護。當時，此概念固然正經歷一波剛起步的「復興」，但在哲學界同行、乃至其他學者之間，邪惡的概念大抵只被視為神話、基督教傳統所留下的殘遺物。
在「復興」的最初階段，邪惡的概念大多只作為一種純粹的迷戀客體而出現。這股「迷戀」特別與作為美學客體的惡密切相關，惡在此顯得像是某種不一樣的事物，從而成為一股對抗無聊日常的力量。電影及其他媒介不斷向我們呈現愈發極端的邪惡，但這種惡基本上並不屬於道德範疇。虛構故事中的邪惡乃是仰賴其虛構性而生的。虛構的惡與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形成對比；相形之下，惡體現了一種超越乏味日常的可能。當這種美化成為主流論調，我們便會對恐怖視而不見；在純美學的眼光之下，其實並不存在受害者。作為一種純粹美學現象，惡成了一場沒有約束力的遊戲；我們得以縱情恣慾、尋歡作樂，要不就是流下一滴不那麼深刻的淚水。
邪惡概念復興的下一階段，其嚴肅性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關注著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新聞，看著關於大規模屠殺、強暴與極端酷刑的報導。報導中充斥著太多無謂的殘暴行徑，像是我們都曾讀到，塞爾維亞軍隊強迫穆斯林父子彼此性交，或是強迫赤裸的穆斯林男子觀看女子脫衣，接著割下那些勃起男人的陰莖。要找到任何足以說明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解釋，可謂難事一樁。南斯拉夫的事件令我們震驚不已，因為我們本以為，那些慘事不可能在今天——至少不會在我們這一帶的世界發生；而針對那些發生了的慘事，除了「邪惡」以外，可就找不到其他貼切的詞彙了。
接著我們便迎來了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邪惡的概念一下子成了政治討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那一天，喬治．沃克．布希表示：「今天，我們的國家見證了邪惡。」東尼．布萊爾宣稱，「大規模恐怖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新邪惡」，並且「不把這股邪惡從世上逐出，絕不罷休」。艾里爾．夏隆迅速跟進，將恐怖主義描述為「殘酷、邪惡、人性價值蕩然無存」。九一一過後，邪惡的概念在使用上多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特徵，那就是我所稱的「惡魔般的邪惡」成了主論調。布希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沒有靈魂也沒有良知」，科林．鮑爾則聲稱：「他［賓．拉登］的血管內沒有流淌任何一滴人性的善」。如同我將試圖說明的，此乃對邪惡的原始理解，無法確切描繪出蓋達組織（al-Qaida）展現的邪惡。
九一一事件及其後數年的「反恐戰爭」，向我們展示了此一概念依舊強大的威力，尤其是其使用連帶引發的種種危險。大規模侵襲，比如說針對加薩（Gaza）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皆以對抗邪惡作為正當理由。既然恐怖主義被定義為絕對的惡，哈馬斯（Hamas）又是恐怖組織，那麼近乎任何殲滅他們的手段都被以色列一方視為可接受的，無論那些手段會對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何等苦難。這裡有一點值得牢記在心，我會在本書後面再度提及：即便一個人有充分理由把對手認定為惡，也不能證明他自身的良善。雙方非常有可能皆為惡者。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人在布達佩斯（Budapest）。下午將近四點，我收到好幾則文字消息，說有一枚大型炸彈在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爆炸。我轉頭問女友：「這該不會是挪威版的蒂莫西．麥克維？」 隨後有來訊稱，幕後黑手最有可能是蓋達組織；由於當時沒理由不這麼認為，我也就接受了這個說法。訊息持續湧入，報道著死傷、大規模毀損、媒體機構及火車站的疏散撤離。然後，晚上快七點時我接獲消息：于特島——社會民主主義青年黨的夏令營舉辦地——也遭受了攻擊，數名年輕人喪生。當時我站在匈牙利首都的街頭，眼淚撲簌簌地滑下臉頰。我們在飯店房間裡徹夜追看新聞，于特島的死亡人數初估為十人，挪威明確遭逢了國史上最大的慘劇之一。終於，我們睡著了。隔天早上醒來後，我聽到女友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于特島上有八人死亡。」我回：「幸好不像昨天報道的那麼多。」她接著說：「是八十人死亡！」我的腦筋頓時一片空白。最終情況我們後來才得知：于特島共有六十九人遇害，六十六人受傷；位於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有八人遇害，三十人受傷；合計七十七人身亡。而兇手根本不是什麼蓋達組織的成員，是三十二歲的道地挪威白人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首相延斯．斯托騰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此為不折不扣的邪惡。」要同意這般說法很是容易，但在以此描述一個行為時，反思我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又應該是什麼意思——卻也同時是很關鍵的。
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變動。起初，幾乎所有關於施虐癖和種族滅絕的題材我都打算省略不提，因為我想著重於一般、不是超凡的邪惡。但後來逐漸顯露的事實是，我們對惡的想像與這些極端現象有著極強的關聯性，非將之納入不可。人們腦中最鮮明的種種邪惡印象，往往是由「禽獸」所犯下的極端行徑。人模人樣的衣冠「禽獸」或許存在——我指的是那些犯行罪大惡極到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認同的人——但就算是這樣，這樣的人實在太少，遠不足以解釋一般人際間的邪惡。歸根究柢，除了「成就大部分險惡的，恰為我們這些正常、還算正直且友善的人」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了；然而我們卻抗拒把自己描述為惡人，惡的往往是「別人」。
我在本書中會大幅著墨於納粹大屠殺，因為針對大屠殺加害者的研究相當廣博，我們得以從中以獨特視角洞悉，徹頭徹尾的普通人怎麼會要對可想得到的最大邪惡負責。在討論納粹大屠殺時，我不會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是更著重在參與大規模種族滅絕的「普通」人。我最關心的莫過於，邪惡的概念對於我們身為道德行為者的自我理解有何重要性，而就希特勒的例子而言，我們當中鮮少有人具備更多贊同他的基礎；面對其他行為者，我們反而就能予以認同。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不會聚焦在連環殺手及類似的案例。我將不會主張「我們」與「禽獸」之間存在壁壘分明的差別；傑佛瑞．丹墨的父親萊昂內爾．丹墨（Lionel Dahmer）就寫道，自己起先無法理解，兒子怎會成為美國史上最凶惡的連環殺手之一，兒子在他眼中成了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直到後來，他才緩慢而確實地開始體悟到：「某些因素恐怕使我成為我兒子變成的那種人」。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面向，一遇到像傑佛瑞．丹墨身處的那種情況，便會極端激烈地表露出來。不過我也認為，對像丹墨這樣的人——一名明顯高度精神錯亂的年輕人——產生認同的基礎非常薄弱，我因而選擇將焦點放在平凡的惡人。令我感興趣的是，邪惡的概念能為自我理解帶來什麼幫助。
要是自以為有本事把邪惡解釋得一清二楚，那可是一種面對知識的夜郎自大。寫作本書的期間，我對邪惡的看法產生了轉變：起初它特別教人著迷，繼而愈發令人恐懼，最終尤其讓我深感悲傷。歸根究柢，或許這正是惡的本質：悲傷。我合理地認為，讀者有能力自行想像我提及的那些事件的細節；若有人期待能讀到一連串惡行的詳述、哪些酷刑器具曾被使用以及仍在使用、各名連環殺手讓受害者遭受了什麼痛苦、種種極端處決方式等等，那他們恐怕要失望了——這類細節我大部分全都省略了。寫進一連串這類的描述說不定會讓書讀來更「趣味橫生」，可是我的首要打算並不是寫一本趣味橫生的書；況且我認為，那些概括性、較為冷靜客觀的描述，就已經夠令人髮指了。
本書的主題過於龐雜、多元且模糊，任何一種表述皆無法十全十美地予以概括。不論是在寫作的哪一個階段，我都從未胸懷雄心壯志要提出一部全面概述，將惡的完整複雜性一網打盡，並為惡迫使我們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方。即使只是將目標限於探究幾個我認為特別核心的面向，結果仍是一項遠比我原先想像更棘手的任務。我原以為自己具備充分的學術條件，足以勝任撰寫此書，但隨著我著手查閱文獻資料，卻逐漸感到溺水般的不知所措。我從未處理過需要查閱這麼龐大資料的課題，採納的也只不過是所有文獻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我還不得不省略許多我自己覺得非常有趣的題材，不過最重要的點但願都已涵蓋其中。這也不是一部《邪惡史》，儘管我會動用到史料。一部完整的邪惡觀念史，從《舊約聖經》（或甚至更早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一路探討至今，可會是一項無比浩大的工程；因此，我選擇了將研究限縮在幾個我覺得特別有趣且重要的主題和理論家。
關於惡的起源，傳統上有四種解釋：（1）人被一股邪惡的超自然力量附身或誘惑；（2）人天生就註定會做出某種可謂惡行的行為；（3）人受其所處環境形塑而犯下惡行；（4）人是自由的，並選擇依循惡而行事。其中，我將著重討論（3）和（4），會較為簡略處理（2）；（1）的話我則是不打算討論，因為依我所見，那並非理性思考的標的，而是純粹只關乎宗教信仰。因此，我也不會將魔鬼與敵基督（Antikrist）的存在帶進討論，畢竟比起哲學，這些主題更屬於神學、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的範疇。作為一種詮釋的層級，魔鬼基本上在十八世紀間便失效了。宗教、魔法和神話相關的主題並非本書的核心，儘管針對惡的問題，也就是神的存在能否與世上存有的種種邪惡相容，我倒是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討論。比起神，我更關心的對象是人——這當然與我沒有信仰有關。選擇從人性出發來理解惡，並不意味著這麼做的我自認已證實了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在說，我將分析置於惡的主要顯現之處。在邪惡的問題上，哲學與神學之間固然往往劃不清界線，但我選擇比一般探討邪惡的相關文獻更大幅地排除神學層面——除了第一部分，其主旨是惡之問題的傳統神學解方。我將主要採取現代、世俗、西方的觀點；對我來說，邪惡關乎的是人際關係，而非某股超然的力量。我們將惡行稱作「非人」，這樣的說法卻是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因為惡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就如威廉．布萊克所寫的那樣：「殘酷懷著顆人心。」
我寫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揭露「惡根」、找尋萬惡湧現的源頭，而是主要描寫人類行為生活的一些特徵、其中蘊含的正面及負面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問題尤其在於，負面可能性遠大於正面。純粹就因果而論，作惡比行善容易；對他人造成餘生揮之不去的傷害，比為他帶來同等程度的益處容易；讓整個民族遭受巨大苦難，比為他們帶來同等程度的福祉容易。簡言之，在我們行善與作惡的能力上存在著一種不對稱性。此乃人類行為的先決條件，然而寧願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正是我們身肩的任務。比起受害者，本書更多是出於希望理解加害者而寫成，我更著重於犯下之邪惡，而非承受之邪惡。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受害者應該獲得更大關注度才對，但我的同情心與哪一方同在，這就無需多言了。
＊＊＊
一路上獲得朋友和同事們的從旁協助，我何其榮幸。安妮．格蘭貝格（Anne Granberg）、托馬斯．尼爾森（Thomas Nilsen）、希爾德．諾爾格倫（Hilde Norrgrén）、赫爾格．斯瓦勒（Helge Svare）以及克努特．烏拉夫．奧默斯（Knut Olav Åmås）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評語、指出缺失，並建議幾處重要刪改。赫爾格．尤爾海姆（Helge Jordheim）提供了一系列改善建議，包含第二部分章節的重新編排，使本書更為清晰有序。艾納．厄弗倫格（Einar Øverenget）針對關於鄂蘭的章節提出了指教意見。責任編輯英格麗．于格爾維克（Ingrid Ugelvik）則是以出色的手腕追蹤照料了本出版計畫。在此由衷感謝以上所有人，他們的貢獻使本書比起我獨自能達成的更加出色。任何遺留下來的錯誤和疏漏，責任當然完全由我一人承擔。
《邪惡的哲學》一書完稿於二〇〇一年夏季。那年的九月十一日，我正坐在奧斯陸（Oslo）一家舒適餐廳內，與大學出版社（Universitetsforlaget）開會討論著《邪惡的哲學》的新書發表事宜。主編必須先行離席去幼稚園接小孩，我和責任編輯則是繼續天南地北閒聊著。兩分鐘過後，主編回來了，告訴我們好幾架客機撞上了世界貿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五角大廈（Pentagon）燒起來了，罹難人數恐怕上看數千位。起初我以為他只是在開玩笑，但隨即明白不是。我和責任編輯繼續坐著幾分鐘，沒怎麼說話，接著便起身離開去看新聞。
當時我曾考慮延後出版這本論及邪惡的書，以便將剛發生的事納入書中，但最終考量到事件時間點太過接近，書應該照原樣出版比較好。此外，我認為那天的事件證實了我的論述基本上正確無誤，尤其是強調理想主義的邪惡的部分；我想讀者自個兒有能耐看出，關於評估九一一攻擊事件及其後續引發效應，本書可能蘊含的重要意義。
這本書再刷過幾次，附上了新的後記，我藉此試圖讓書的內容與時俱進，不過主文仍維持不變。在書即將翻譯成英文版之際，我做了大幅修訂正文的決定。最重要的變動，莫過於某幾處文字改寫得更為簡練了。雖未刪除任何章節，但我發現部分的措詞過於繁冗，沒有必要。本書內容還新增了較近期出版的文獻，包括猶太大屠殺的相關資料；尤其更可以新增：關於九一一與其後續「反恐戰爭」的種種反思。當然，我也發現了無數個仍有改進空間的單一表述。
此一校訂過的挪威文第二版乃是我對英譯本修改的延伸。於此期間，就連挪威也遭受到極端恐怖攻擊：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奧斯陸市中心和于特島共有七十七人遇害。在一本探討邪惡的書內對這一事件不予評論雖說奇怪，可我並不打算讓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擔任這版書的要角——他不配。
本質上，這本書和二〇〇一年秋季問世的那本是一樣的，在任何要點上，我都沒有改變自己的見解。儘管如此，很大一部分的初版內文已刪去，並加入了大致等量的新內容。
拉斯．史文德森
奧斯陸，二〇一三年一月
前言
多年前，在我剛開始認真研究邪惡的概念時，得先為這個概念的哲學重要性辯護。當時，此概念固然正經歷一波剛起步的「復興」，但在哲學界同行、乃至其他學者之間，邪惡的概念大抵只被視為神話、基督教傳統所留下的殘遺物。
在「復興」的最初階段，邪惡的概念大多只作為一種純粹的迷戀客體而出現。這股「迷戀」特別與作為美學客體的惡密切相關，惡在此顯得像是某種不一樣的事物，從而成為一股對抗無聊日常的力量。電影及其他媒介不斷向我們呈現愈發極端的邪惡，但這種惡基本上並不屬於道德範疇。虛構故事中的邪惡乃是仰賴其虛構性而生的。虛構的惡與平淡無奇的日常生活形成對比；相形之下，惡體現了一種超越乏味日常的可能。當這種美化成為主流論調，我們便會對恐怖視而不見；在純美學的眼光之下，其實並不存在受害者。作為一種純粹美學現象，惡成了一場沒有約束力的遊戲；我們得以縱情恣慾、尋歡作樂，要不就是流下一滴不那麼深刻的淚水。
邪惡概念復興的下一階段，其嚴肅性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關注著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的新聞，看著關於大規模屠殺、強暴與極端酷刑的報導。報導中充斥著太多無謂的殘暴行徑，像是我們都曾讀到，塞爾維亞軍隊強迫穆斯林父子彼此性交，或是強迫赤裸的穆斯林男子觀看女子脫衣，接著割下那些勃起男人的陰莖。要找到任何足以說明這樣的事情為什麼會發生的解釋，可謂難事一樁。南斯拉夫的事件令我們震驚不已，因為我們本以為，那些慘事不可能在今天——至少不會在我們這一帶的世界發生；而針對那些發生了的慘事，除了「邪惡」以外，可就找不到其他貼切的詞彙了。
接著我們便迎來了二〇〇一年九月十一日，邪惡的概念一下子成了政治討論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那一天，喬治．沃克．布希表示：「今天，我們的國家見證了邪惡。」東尼．布萊爾宣稱，「大規模恐怖主義是這個世界的新邪惡」，並且「不把這股邪惡從世上逐出，絕不罷休」。艾里爾．夏隆迅速跟進，將恐怖主義描述為「殘酷、邪惡、人性價值蕩然無存」。九一一過後，邪惡的概念在使用上多了一項引人注目的特徵，那就是我所稱的「惡魔般的邪惡」成了主論調。布希說賓．拉登（Osama bin Laden）「沒有靈魂也沒有良知」，科林．鮑爾則聲稱：「他［賓．拉登］的血管內沒有流淌任何一滴人性的善」。如同我將試圖說明的，此乃對邪惡的原始理解，無法確切描繪出蓋達組織（al-Qaida）展現的邪惡。
九一一事件及其後數年的「反恐戰爭」，向我們展示了此一概念依舊強大的威力，尤其是其使用連帶引發的種種危險。大規模侵襲，比如說針對加薩（Gaza）巴勒斯坦平民的襲擊，皆以對抗邪惡作為正當理由。既然恐怖主義被定義為絕對的惡，哈馬斯（Hamas）又是恐怖組織，那麼近乎任何殲滅他們的手段都被以色列一方視為可接受的，無論那些手段會對巴勒斯坦平民造成何等苦難。這裡有一點值得牢記在心，我會在本書後面再度提及：即便一個人有充分理由把對手認定為惡，也不能證明他自身的良善。雙方非常有可能皆為惡者。
二〇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我人在布達佩斯（Budapest）。下午將近四點，我收到好幾則文字消息，說有一枚大型炸彈在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爆炸。我轉頭問女友：「這該不會是挪威版的蒂莫西．麥克維？」 隨後有來訊稱，幕後黑手最有可能是蓋達組織；由於當時沒理由不這麼認為，我也就接受了這個說法。訊息持續湧入，報道著死傷、大規模毀損、媒體機構及火車站的疏散撤離。然後，晚上快七點時我接獲消息：于特島——社會民主主義青年黨的夏令營舉辦地——也遭受了攻擊，數名年輕人喪生。當時我站在匈牙利首都的街頭，眼淚撲簌簌地滑下臉頰。我們在飯店房間裡徹夜追看新聞，于特島的死亡人數初估為十人，挪威明確遭逢了國史上最大的慘劇之一。終於，我們睡著了。隔天早上醒來後，我聽到女友說出的第一句話是：「于特島上有八人死亡。」我回：「幸好不像昨天報道的那麼多。」她接著說：「是八十人死亡！」我的腦筋頓時一片空白。最終情況我們後來才得知：于特島共有六十九人遇害，六十六人受傷；位於奧斯陸的政府大樓區有八人遇害，三十人受傷；合計七十七人身亡。而兇手根本不是什麼蓋達組織的成員，是三十二歲的道地挪威白人安德斯．貝林．布萊維克。首相延斯．斯托騰貝格（Jens Stoltenberg）表示：「此為不折不扣的邪惡。」要同意這般說法很是容易，但在以此描述一個行為時，反思我們究竟是什麼意思——又應該是什麼意思——卻也同時是很關鍵的。
本書的寫作過程中發生了許多變動。起初，幾乎所有關於施虐癖和種族滅絕的題材我都打算省略不提，因為我想著重於一般、不是超凡的邪惡。但後來逐漸顯露的事實是，我們對惡的想像與這些極端現象有著極強的關聯性，非將之納入不可。人們腦中最鮮明的種種邪惡印象，往往是由「禽獸」所犯下的極端行徑。人模人樣的衣冠「禽獸」或許存在——我指的是那些犯行罪大惡極到身為人類的我們無法認同的人——但就算是這樣，這樣的人實在太少，遠不足以解釋一般人際間的邪惡。歸根究柢，除了「成就大部分險惡的，恰為我們這些正常、還算正直且友善的人」之外，沒有別的解釋了；然而我們卻抗拒把自己描述為惡人，惡的往往是「別人」。
我在本書中會大幅著墨於納粹大屠殺，因為針對大屠殺加害者的研究相當廣博，我們得以從中以獨特視角洞悉，徹頭徹尾的普通人怎麼會要對可想得到的最大邪惡負責。在討論納粹大屠殺時，我不會聚焦在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而是更著重在參與大規模種族滅絕的「普通」人。我最關心的莫過於，邪惡的概念對於我們身為道德行為者的自我理解有何重要性，而就希特勒的例子而言，我們當中鮮少有人具備更多贊同他的基礎；面對其他行為者，我們反而就能予以認同。出於同樣的原因，我也不會聚焦在連環殺手及類似的案例。我將不會主張「我們」與「禽獸」之間存在壁壘分明的差別；傑佛瑞．丹墨的父親萊昂內爾．丹墨（Lionel Dahmer）就寫道，自己起先無法理解，兒子怎會成為美國史上最凶惡的連環殺手之一，兒子在他眼中成了個完完全全的陌生人——直到後來，他才緩慢而確實地開始體悟到：「某些因素恐怕使我成為我兒子變成的那種人」。我相信，我們每個人都有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某些面向，一遇到像傑佛瑞．丹墨身處的那種情況，便會極端激烈地表露出來。不過我也認為，對像丹墨這樣的人——一名明顯高度精神錯亂的年輕人——產生認同的基礎非常薄弱，我因而選擇將焦點放在平凡的惡人。令我感興趣的是，邪惡的概念能為自我理解帶來什麼幫助。
要是自以為有本事把邪惡解釋得一清二楚，那可是一種面對知識的夜郎自大。寫作本書的期間，我對邪惡的看法產生了轉變：起初它特別教人著迷，繼而愈發令人恐懼，最終尤其讓我深感悲傷。歸根究柢，或許這正是惡的本質：悲傷。我合理地認為，讀者有能力自行想像我提及的那些事件的細節；若有人期待能讀到一連串惡行的詳述、哪些酷刑器具曾被使用以及仍在使用、各名連環殺手讓受害者遭受了什麼痛苦、種種極端處決方式等等，那他們恐怕要失望了——這類細節我大部分全都省略了。寫進一連串這類的描述說不定會讓書讀來更「趣味橫生」，可是我的首要打算並不是寫一本趣味橫生的書；況且我認為，那些概括性、較為冷靜客觀的描述，就已經夠令人髮指了。
本書的主題過於龐雜、多元且模糊，任何一種表述皆無法十全十美地予以概括。不論是在寫作的哪一個階段，我都從未胸懷雄心壯志要提出一部全面概述，將惡的完整複雜性一網打盡，並為惡迫使我們面臨的種種問題提出解方。即使只是將目標限於探究幾個我認為特別核心的面向，結果仍是一項遠比我原先想像更棘手的任務。我原以為自己具備充分的學術條件，足以勝任撰寫此書，但隨著我著手查閱文獻資料，卻逐漸感到溺水般的不知所措。我從未處理過需要查閱這麼龐大資料的課題，採納的也只不過是所有文獻的冰山一角；尤其是，我還不得不省略許多我自己覺得非常有趣的題材，不過最重要的點但願都已涵蓋其中。這也不是一部《邪惡史》，儘管我會動用到史料。一部完整的邪惡觀念史，從《舊約聖經》（或甚至更早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一路探討至今，可會是一項無比浩大的工程；因此，我選擇了將研究限縮在幾個我覺得特別有趣且重要的主題和理論家。
關於惡的起源，傳統上有四種解釋：（1）人被一股邪惡的超自然力量附身或誘惑；（2）人天生就註定會做出某種可謂惡行的行為；（3）人受其所處環境形塑而犯下惡行；（4）人是自由的，並選擇依循惡而行事。其中，我將著重討論（3）和（4），會較為簡略處理（2）；（1）的話我則是不打算討論，因為依我所見，那並非理性思考的標的，而是純粹只關乎宗教信仰。因此，我也不會將魔鬼與敵基督（Antikrist）的存在帶進討論，畢竟比起哲學，這些主題更屬於神學、宗教史與宗教社會學的範疇。作為一種詮釋的層級，魔鬼基本上在十八世紀間便失效了。宗教、魔法和神話相關的主題並非本書的核心，儘管針對惡的問題，也就是神的存在能否與世上存有的種種邪惡相容，我倒是進行了相對詳細的討論。比起神，我更關心的對象是人——這當然與我沒有信仰有關。選擇從人性出發來理解惡，並不意味著這麼做的我自認已證實了惡的根源，而只不過是在說，我將分析置於惡的主要顯現之處。在邪惡的問題上，哲學與神學之間固然往往劃不清界線，但我選擇比一般探討邪惡的相關文獻更大幅地排除神學層面——除了第一部分，其主旨是惡之問題的傳統神學解方。我將主要採取現代、世俗、西方的觀點；對我來說，邪惡關乎的是人際關係，而非某股超然的力量。我們將惡行稱作「非人」，這樣的說法卻是把事實顛倒過來了，因為惡乃是人性的、太人性的；就如威廉．布萊克所寫的那樣：「殘酷懷著顆人心。」
我寫本書的目的並不是要揭露「惡根」、找尋萬惡湧現的源頭，而是主要描寫人類行為生活的一些特徵、其中蘊含的正面及負面可能性。我們面臨的問題尤其在於，負面可能性遠大於正面。純粹就因果而論，作惡比行善容易；對他人造成餘生揮之不去的傷害，比為他帶來同等程度的益處容易；讓整個民族遭受巨大苦難，比為他們帶來同等程度的福祉容易。簡言之，在我們行善與作惡的能力上存在著一種不對稱性。此乃人類行為的先決條件，然而寧願做好事也不要做壞事，正是我們身肩的任務。比起受害者，本書更多是出於希望理解加害者而寫成，我更著重於犯下之邪惡，而非承受之邪惡。或許有些人會覺得，受害者應該獲得更大關注度才對，但我的同情心與哪一方同在，這就無需多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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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獲得朋友和同事們的從旁協助，我何其榮幸。安妮．格蘭貝格（Anne Granberg）、托馬斯．尼爾森（Thomas Nilsen）、希爾德．諾爾格倫（Hilde Norrgrén）、赫爾格．斯瓦勒（Helge Svare）以及克努特．烏拉夫．奧默斯（Knut Olav Åmås）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建設性的評語、指出缺失，並建議幾處重要刪改。赫爾格．尤爾海姆（Helge Jordheim）提供了一系列改善建議，包含第二部分章節的重新編排，使本書更為清晰有序。艾納．厄弗倫格（Einar Øverenget）針對關於鄂蘭的章節提出了指教意見。責任編輯英格麗．于格爾維克（Ingrid Ugelvik）則是以出色的手腕追蹤照料了本出版計畫。在此由衷感謝以上所有人，他們的貢獻使本書比起我獨自能達成的更加出色。任何遺留下來的錯誤和疏漏，責任當然完全由我一人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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