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行之道：滅絕邊緣的生命與消逝
Flight Ways: Life and Loss at the Edge of Extinction
活動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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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什麼是「物種滅絕」呢？
是最後一隻個體在動物園消失的那一刻嗎？
還是早在最後一隻個體消失之前，關於該物種的一切，就已經開始崩解？
洪堡研究獎、澳洲總理文學獎「非小說類」入圍、科學史Ludwik Fleck 獎得主
一個物種的形成是跨世代的成就，是綿延數百萬年的龐大演化世系。在人類深刻擾動地球各種生命的時刻，許多珍貴的世系傳承就此湮滅。自然科學也許能幫助我們度量生物多樣性消逝的速度，但這樣的理解往往看不見那些被切斷的關係，也無法衡量「消逝」的重量，更難劃定滅絕的起點和終點。
滅絕不該只是一個統計學上簡單的結束。
深受各獎項肯定的跨領域專家范杜倫，結合「動物行為」和「環境人文」，透過鳥類瀕危的故事，深刻描述物種滅絕所帶來的影響如何像漣漪般擴散開來，進而牽動眾多人類與非人類。作者試圖透過感知憂傷、思辨倫理，引領我們和其他物種在廢墟中重新連結「飛行之道」。
作者認為物種滅絕不只是個體數目歸零、一刀兩斷式的絕境而已，而應該是一個「滯鈍的滅絕邊緣」。那不是一條明確的生與死的界線，而是一長段持續發生失落的時間和空間，個體的消逝只是其中一次獨特的損失。在一連串多樣、複雜且衝突的滅絕事件裡，整體社會和經濟、物種之間的互動、文化模式、身心感知一同經歷了全面的關係崩解、哀悼和重新啟動。
從信天翁因為北太平洋的塑膠垃圾而斷了哺育下一代的機會，到兀鷲因為印度貧窮農村對牛隻投以止痛藥而面臨生存危機，再到照護美洲鶴、卻同時對美洲鶴和其他牽連其中的物種施行暴力的圈養現場，作者前進第一線進行觀察，甚至跟隨科學家穿著鶴裝、蹲踞在鳥類圈養區內。他還閱讀龐大的自然科學文獻，同時發揮人類學家觀察的洞見，以及哲學家的思辨。他認為唯有能夠描述出「滯鈍的滅絕邊緣」發生了什麼，我們人類和非人物種才有可能在一個沒有完美解方的世界重新連結，持續探問多物種如何共享世界，人類自己進而回應生命倫理的召喚。
是最後一隻個體在動物園消失的那一刻嗎？
還是早在最後一隻個體消失之前，關於該物種的一切，就已經開始崩解？
洪堡研究獎、澳洲總理文學獎「非小說類」入圍、科學史Ludwik Fleck 獎得主
一個物種的形成是跨世代的成就，是綿延數百萬年的龐大演化世系。在人類深刻擾動地球各種生命的時刻，許多珍貴的世系傳承就此湮滅。自然科學也許能幫助我們度量生物多樣性消逝的速度，但這樣的理解往往看不見那些被切斷的關係，也無法衡量「消逝」的重量，更難劃定滅絕的起點和終點。
滅絕不該只是一個統計學上簡單的結束。
深受各獎項肯定的跨領域專家范杜倫，結合「動物行為」和「環境人文」，透過鳥類瀕危的故事，深刻描述物種滅絕所帶來的影響如何像漣漪般擴散開來，進而牽動眾多人類與非人類。作者試圖透過感知憂傷、思辨倫理，引領我們和其他物種在廢墟中重新連結「飛行之道」。
作者認為物種滅絕不只是個體數目歸零、一刀兩斷式的絕境而已，而應該是一個「滯鈍的滅絕邊緣」。那不是一條明確的生與死的界線，而是一長段持續發生失落的時間和空間，個體的消逝只是其中一次獨特的損失。在一連串多樣、複雜且衝突的滅絕事件裡，整體社會和經濟、物種之間的互動、文化模式、身心感知一同經歷了全面的關係崩解、哀悼和重新啟動。
從信天翁因為北太平洋的塑膠垃圾而斷了哺育下一代的機會，到兀鷲因為印度貧窮農村對牛隻投以止痛藥而面臨生存危機，再到照護美洲鶴、卻同時對美洲鶴和其他牽連其中的物種施行暴力的圈養現場，作者前進第一線進行觀察，甚至跟隨科學家穿著鶴裝、蹲踞在鳥類圈養區內。他還閱讀龐大的自然科學文獻，同時發揮人類學家觀察的洞見，以及哲學家的思辨。他認為唯有能夠描述出「滯鈍的滅絕邊緣」發生了什麼，我們人類和非人物種才有可能在一個沒有完美解方的世界重新連結，持續探問多物種如何共享世界，人類自己進而回應生命倫理的召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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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振輔（《馴羊記》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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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聖峰，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員
馮孟婕，合著《臺灣珍鳥重現》）
黃文儀，合著《山上的布農學校》、環境史學者
黃宗慧，合著《就算牠沒有臉》、國立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蔡晏霖，多物種人類學家、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唐娜・哈洛威，《猿猴、賽伯格和女人》作者
安清，《在世界盡頭遇見松茸》作者
黛博拉・羅斯，《野犬傳命》作者
Susan McHugh, Animal Stories: Narrating across Species Lines and Dog作者
這本《飛行之道》是澳洲環境人文學者托姆・范杜倫的代表作，也是滅絕研究（extinction studies）這一新興領域的經典文獻，書中講述了五種瀕臨滅絕鳥類的故事。它不是單純的科普書，也不是老掉牙的環保宣言，而是一系列關於生命與失落的探問。──徐振輔，作家
透過優美動人的敘事，本書帶我們走入人、鳥與無數生命彼此纏繞、共同生成的世界，並讓我們看見滅絕並非某個物種數量歸零的瞬間，而是一個牽涉多物種關係瓦解的漫長過程，藉以重新思考保育、物種，以及人類例外論。──黃文儀，合著《山上的布農學校》、環境史學者
這是一本滅絕之書，也是一本生命之書。托姆・范杜倫的哲學人類學讓讀者深刻體會：數百萬年的演化繼承、歷史與關係，如何活在每個生物體的肉身之中；而透過持續的演化，每個物種也都正在邁向超越自身的存在。滅絕所失去的從來不只是一個「族類」，而是它所曾經是的一切，以及原本可能成為的無數未來。這本書不只是召喚，更是一種網羅，將你與這些「飛行之道」緊緊纏繞。──蔡晏霖，多物種人類學家、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愛死這本書了。范杜倫扎實、細膩、飽含熱情的學術書寫，大大加深了讀者對關照、科學與正義的理解，也讓我更懂得思考要讓多物種再次共同繁盛，需要什麼樣的條件。他是這個領域的先驅，展示了如何跳脫人類例外論，重新看待世界，並敏銳地體察各「在地世界」的細微差異與特殊性，人類世界如何與其他生命夥伴相互關聯、共同構成。──唐娜．哈洛威，《猿猴、賽伯格和女人》作者
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是民族誌敘事書寫的極致展現，將環境人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度。讀過這本書之後，你看待鳥類的眼光將再也不同以往。──安清，《在世界盡頭遇見松茸》作者
在這本充滿智慧又引人入勝的著作中，作者帶領我們深入探究滅絕所牽動的具身現實、生物社會層面與倫理後果。他透過五種鳥類生動的故事，開展出一個個鳥類和人類相互糾纏的世界——當中滿載著關照、投入與最深切的承諾。作者強調物種是跨世代、跨物種共同造就而成的存在，藉此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消逝」與「保育」這兩件事，探討「滅絕為何重要、我們又該如何回應」。──黛博拉・羅斯，《野犬傳命》作者
本書重新找回了一種能以倫理思考架構回應滅絕的方式。作者以扎實的科學知識為基底，透過五個特定鳥類個案研究，戳破「剩下的最後一隻」這種敘事套路的缺陷，轉而將這些故事定調為歷經數百萬年演化而成的「獨特生活方式的崩解」，而這樣的消逝也被不均等地感受為一場場悲劇。這本書絕佳示範了「動物研究」如何超越「個體」與「族群」之間虛假的對立競爭，轉而正面處理多物種社群中為了維繫生命而真實存在的難題。──Susan McHugh, Animal Stories: Narrating across Species Lines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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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飛行之道》是澳洲環境人文學者托姆・范杜倫的代表作，也是滅絕研究（extinction studies）這一新興領域的經典文獻，書中講述了五種瀕臨滅絕鳥類的故事。它不是單純的科普書，也不是老掉牙的環保宣言，而是一系列關於生命與失落的探問。──徐振輔，作家
透過優美動人的敘事，本書帶我們走入人、鳥與無數生命彼此纏繞、共同生成的世界，並讓我們看見滅絕並非某個物種數量歸零的瞬間，而是一個牽涉多物種關係瓦解的漫長過程，藉以重新思考保育、物種，以及人類例外論。──黃文儀，合著《山上的布農學校》、環境史學者
這是一本滅絕之書，也是一本生命之書。托姆・范杜倫的哲學人類學讓讀者深刻體會：數百萬年的演化繼承、歷史與關係，如何活在每個生物體的肉身之中；而透過持續的演化，每個物種也都正在邁向超越自身的存在。滅絕所失去的從來不只是一個「族類」，而是它所曾經是的一切，以及原本可能成為的無數未來。這本書不只是召喚，更是一種網羅，將你與這些「飛行之道」緊緊纏繞。──蔡晏霖，多物種人類學家、陽明交大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我愛死這本書了。范杜倫扎實、細膩、飽含熱情的學術書寫，大大加深了讀者對關照、科學與正義的理解，也讓我更懂得思考要讓多物種再次共同繁盛，需要什麼樣的條件。他是這個領域的先驅，展示了如何跳脫人類例外論，重新看待世界，並敏銳地體察各「在地世界」的細微差異與特殊性，人類世界如何與其他生命夥伴相互關聯、共同構成。──唐娜．哈洛威，《猿猴、賽伯格和女人》作者
這是一部非凡的作品，是民族誌敘事書寫的極致展現，將環境人文學推向了新的高度。讀過這本書之後，你看待鳥類的眼光將再也不同以往。──安清，《在世界盡頭遇見松茸》作者
在這本充滿智慧又引人入勝的著作中，作者帶領我們深入探究滅絕所牽動的具身現實、生物社會層面與倫理後果。他透過五種鳥類生動的故事，開展出一個個鳥類和人類相互糾纏的世界——當中滿載著關照、投入與最深切的承諾。作者強調物種是跨世代、跨物種共同造就而成的存在，藉此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消逝」與「保育」這兩件事，探討「滅絕為何重要、我們又該如何回應」。──黛博拉・羅斯，《野犬傳命》作者
本書重新找回了一種能以倫理思考架構回應滅絕的方式。作者以扎實的科學知識為基底，透過五個特定鳥類個案研究，戳破「剩下的最後一隻」這種敘事套路的缺陷，轉而將這些故事定調為歷經數百萬年演化而成的「獨特生活方式的崩解」，而這樣的消逝也被不均等地感受為一場場悲劇。這本書絕佳示範了「動物研究」如何超越「個體」與「族群」之間虛假的對立競爭，轉而正面處理多物種社群中為了維繫生命而真實存在的難題。──Susan McHugh, Animal Stories: Narrating across Species Lines作者
目錄
導讀 當失去一個物種時，我們失去了什麼？ 徐振輔
前言 在滅絕邊緣述說生動的故事
第一章 豐羽的信天翁：飛行之道與廢棄世代
第二章 盤旋的兀鷲：滯鈍滅絕邊緣上的生與死
第三章 城市的企鵝：失落之地的故事
第四章 養殖的鶴：圈養生活裡的暴力關照
第五章 悲啼的烏鴉：在共享世界裡哀悼
後記 故事的召喚
前言 在滅絕邊緣述說生動的故事
第一章 豐羽的信天翁：飛行之道與廢棄世代
第二章 盤旋的兀鷲：滯鈍滅絕邊緣上的生與死
第三章 城市的企鵝：失落之地的故事
第四章 養殖的鶴：圈養生活裡的暴力關照
第五章 悲啼的烏鴉：在共享世界裡哀悼
後記 故事的召喚
試閱
【小標】前言：在滅絕邊緣述說生動的故事
一本關於鳥類與滅絕的書，除了渡渡鳥的悲慘故事，還能從哪裡說起呢？這種來自西印度洋小島上的鳥兒，詭異地在滅絕之後變得大名鼎鼎，幾乎成為物種滅絕時的「代言動物」（poster child）。不過，人們對渡渡鳥的想像，有著高度臆測的成分。歸根究底，渡渡鳥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鳥？牠的生活方式為何？又是何時自世上消失？這些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不清楚之處。雖然十七世紀關於渡渡鳥的報導、素描和繪畫有不少都留了下來，但我們仍很難確定當中哪些是正確的，而且是基於親眼所見。就像傳話遊戲，其中很多描述和圖像，本身似乎也是根據其他描述和圖像而來，並帶著不同程度的文學化潤飾（Hume 2006）。
不過我們的確知道，渡渡鳥（Raphus cucullatus）這種大型鳥類不會飛，只住在模里西斯島上。 牠們很可能是以地棲鳥類能夠吃到的落果為主食，佐以一些種子、球莖、甲殼動物和昆蟲。在人類到達該島之前，那裡的果實應該頗為豐富，也不存在其他陸生哺乳動物（Livezey 1993:271）。由於沒有哺乳動物，比起其他地方的鳥類，渡渡鳥的食物競爭對手大概比較少。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牠們沒有什麼顯著的天敵。這樣的情況，讓牠們對人類的到來，根本無法妥善應對。
我們還不清楚誰最早發現了渡渡鳥。也許是十三世紀發現該島的阿拉伯商人，但也可能是幾百年後（西元一五〇七年）開始造訪當地的葡萄牙水手。不過，就目前所知，這兩群人都未定居於模里西斯島，也沒有任何文獻證據顯示他們曾與渡渡鳥相遇。
關於渡渡鳥的最早可靠記載，是荷蘭人於一五九八年抵達該島後寫下的記錄（Hume 2006:67）。在接下來約莫一個世紀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模里西斯島當作「家畜的放牧與繁殖地，以及當地野生肉類的來源」（Quammen 1996:265），這是渡渡鳥末日的開端。連同象龜和許多當地鳥類，渡渡鳥也成了菜單上的佳餚，不僅如此，荷蘭人有意無意帶到島上的各種哺乳動物，更對渡渡鳥造成沉重的打擊。
對渡渡鳥而言，問題的一部分，無疑是牠們很容易遭飢餓的水手和定居者捕捉。渡渡鳥不會飛，過去又沒有和天敵交手的經驗，人們很容易便可徒手或用棍棒抓到牠們（Quammen 1996:266-68）。過去幾百年來，經常有種說法認為渡渡鳥的肉非常難吃，所以很少被人食用。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古生物學暨渡渡鳥專家朱利安・休姆（Julian Hume）透過大量一手資料（Hume 2006:80），詳細描述了荷蘭人如何「大啖」渡渡鳥肉（尤其是胸部和胃部），以及他們大量捕捉和食用渡渡鳥的日常。
然而，在人類來到模里西斯島後，渡渡鳥面臨的最大威脅，恐怕是隨著人類一同抵達的其他動物了。至少從時序看來，最主要的物種可能是黑鼠（Rattus rattus）。如同歐洲船隻在那個時期停靠過的許多地方一樣，老鼠登陸極早，並且極具毀滅性。在此之前，渡渡鳥幾乎不需照顧自己的蛋和雛鳥，但這會兒卻成了老鼠手到擒來的盤中飧。稍後，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其他新來的物種也加入了行列——尤其是食蟹獼猴、山羊、牛、豬和鹿。這些動物恐怕都在渡渡鳥的衰亡裡扮演了角色：可能是牠們的掠食者，或是食物競爭者，或者兼而有之（Hume 2006:83）。
十七世紀八〇年代以後，也許還要更早一些，島上訪客便不曾提起看過渡渡鳥。所有證據都顯示，該物種在十七世紀末已經滅絕（Hume, Martill, and Dewdney 2004）。渡渡鳥在平靜享用了數千年的果實後，突然遭遇歐洲文化的衝擊，然後很快地，悄悄離開了世界。
渡渡鳥的消失與人類息息相關。雖然牠們絕不是第一個因此消失的物種，但在當代物種滅絕的描述裡，渡渡鳥卻占據了一個特殊的指標位置。渡渡鳥和滅絕這一生物學的過程，已奇異地緊密相連。如果你問身旁的人對渡渡鳥有何認識，他可能會告訴你，牠生活在模里西斯島，甚至或許會告訴你牠不會飛，但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告訴你，渡渡鳥已經滅絕了。
「逝者如渡渡」〔編按：Dead as a dodo.是英語常用的諺語，指一樣東西已徹底滅絕。〕；除此之外，關於渡渡鳥，我們的想像所剩無幾。
或許這是因為，人們對這個物種除滅絕的事實外，幾乎一無所知。不過，渡渡鳥之所以和滅絕密切聯繫，可能還因為這種鳥以特別的方式進入了人類的文字記載。根據貝弗莉・史特恩斯（Beverly Stearns）和史蒂芬・史特恩斯（Stephen Stearns）的說法，渡渡鳥擁有一項不甚光彩的榮譽——牠們是第一個在文字記錄中被人類承認，因人類自身而滅絕的物種（Stearns and Stearns 1999:17；亦見Quammen 1996:277）。
我不能保證渡渡鳥確實是第一個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的物種，但無疑是其中最早的一種。這場滅絕發生之時，正值一些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逐漸意識到，他們可能對造訪的環境——尤其是對一些小島——造成巨大衝擊。正如環境史學者理查・格羅夫（Richard Grove）所指出的，模里西斯島當時被視為這種可能性的關鍵案例。隨著森林被砍伐，動物和礦產資源耗盡，「對資本主義和殖民統治造成生態影響的整體性認識開始浮現」（Grove 1992:42）。然而，就模里西斯島而言，對渡渡鳥與同一時期消失的眾多物種來說，這樣的認知仍舊太少，也來得太晚了。
因此，渡渡鳥進入了文字記載，成為一個「因人類活動而滅絕的物種」，牠的命運從而奇怪地聯繫到一種甫露曙光的歷史意識，亦即，人類活動不只可能殺死個別、甚或有時數量可觀的動植物，還可能終結整個生命的存在方式（ways of life）。出於這樣的意識，物種的消失便能以一種方式被理解與書寫，這種方式，將我們深深捲入其中——在因果上，或在情感上，更是在倫理上，這是渡渡鳥留給我們的悲傷遺產。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飛行之道》延續了如今已相當成熟的「滅絕故事」傳統，這類故事往往將人類捲入其中。不過，本書也努力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講述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具體而言，本書以「鳥類糾纏」（avian entanglements）為核心，思考物種滅絕。意思是，這本書涉及鳥類及其關係，涉及生命在其中誕生、持續存在於世上、乃至最終逝去的互動之網。生命與死亡從來不是孤立發生的；對於有血有肉、終將一死的生靈而言，生與死完全是關係性的。鳥類世界也是如此，牠們與包含人類在內的多種物種交織在一起。這些關係是共同演化的，也具有生態依賴性。但其意涵遠不止於狹義的「生物學」。正是在這些多物種糾纏裡，學習與發展得以發生，社會實踐與文化得以形成。簡單來說，這些關係，讓生命以及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正因如此，這些關係非常重要。這在最好的時代便是如此，而在現今這麼多物種正從世上消失之時，這些糾纏更具有新的意涵。
《飛行之道》由五個滅絕故事組成，每則故事都以一群生存受威脅的鳥兒為焦點。本書強調這些鳥類的交互糾纏，藉此更深入了解牠們是誰、我們是誰，以及最終，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我們如何在這個共享的世界裡「一同化成」（become together）（Haraway 2008）？透過這一視角，我們將清楚看到，鳥類的消逝所攸關的，遠比我們通常以為的還多。由此，我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理解滅絕的多重意涵：當一個物種、一個演化支系、一種生活方式消失於世界，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這樣的消失在其發生的特定多物種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y）中——一個由人類與非人類、生者與死者共同構成的社群——又具有怎樣的意義？當前人類生命正處在一個複雜的位置：他是這些滅絕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也是負責保育的行動者；他同時又像其他生物一樣，暴露在危殆而持續變化的環境裡。對此，我們該如何思考？
本書以糾纏為重點，旨在提出有別於來自「人類例外論」這種固有思考模式的理解。人類例外論將人類視為，從根本上與其他動物和整個「自然」世界相區隔的存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就此而言，滅絕必然被視為發生在「另一邊」，或者在外在「自然」中的事件。相對而言，本書則仔細關注人類——無論是作為個體、社群或一個物種——如何以多樣方式牽涉於其他正在消失的生命。當我們關注鳥的糾纏，便會打破人類例外論的框架，從而引發新的問題，探問滅絕教會了我們什麼，如何重塑我們，以及對我們提出怎樣的要求。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歸根究柢，本書關注的是更廣泛的倫理問題：在滅絕邊緣，人鳥之間還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照顧一個正在消失的物種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義務，為其他生物在這世上留下一片生存空間？
【小標】來自滅絕時代的深處
遺憾的是，滅絕在當下並不是能引發濃厚興趣的話題。但我猜想，在將至的未來——如果人類還在的話——滅絕將成為標誌我們這時代的少數核心主題，甚至可能是具決定性的主題之一。我們正是目睹地球多樣生命形態消逝的世代，也是或許尚未完全理解並尊重這些生命形態意義的世代——儘管牠們與我們共享世界、緊密糾纏，並共同演化。
有些生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認為，當前時期可能是地球的第六次「大滅絕」（Kingsford et al. 2009）；其他學者則認為，儘管我們還沒走到這一步，但無疑已在半途（Barnosky et al. 2011）。過去的大滅絕事件，如六千五百萬年前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滅絕，與約莫二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末期更大規模的滅絕事件，都造成地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物種消失（Jablonski and Chaloner 1994；Raup and Sepkoski 1982）。人們認為，造成先前「五大」滅絕事件的原因，可能包括隕石撞擊、火山爆發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大規模劇變。但不幸的是，我們現今面臨的滅絕事件顯然是人類所為。當前物種的死亡，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是由一系列相互糾纏的人類活動所導致，包括棲地破壞、外來物種引入、直接開發與獵捕、無差別使用新型化學物質和毒素，至於現在，氣候變遷帶來的各種影響更是日益加劇。
消失的規模尚不可知，大概也無法真正確定。生物學家理查・普里馬克（Richard Primack）估計，當前物種滅絕的速度，很可能比正常的「背景滅絕」（background extinction）高出一百至一千倍（Primack 1993）。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可能會失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現存物種（Myers and Knoll 2001:5389）。在這更廣泛的消逝範圍裡，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taxonomic families）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比如，蛙、蠑螈和其他兩棲類，可能處在特別危險的境地，目前這些物種約有三分之一被視為瀕臨滅絕，或者已在近期滅絕（Stuart et al. 2008）。
鳥類也深受滅絕衝擊。過去五百年來，已有一百五十三種鳥類被正式記錄為滅絕（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4）。然而，實際數字恐怕還要高上許多。畢竟，一些被列為「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物種，實際上已經滅絕了，還有一些物種可能根本還未被記錄就已經消失。如今，已知鳥類物種中，每八種就有一種被認為正面臨全球滅絕的危險，在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這個數字還要更高（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5）。比如。信天翁科裡，有百分之八十二正面臨滅絕的威脅（第一章）。
以島嶼為家的鳥類，往往面臨特別嚴重的處境。雖然世界上「只有」兩成的鳥類物種侷限在島嶼棲地，但在歷史記錄中，約有九成鳥類滅絕事件發生在這些島嶼居民身上（Quammen 1996:264）。例如，在太平洋及其周遭地帶（本書大部分篇幅所描述的地區），一波接一波的人類定居（以及殖民與占領）浪潮，對這些鳥類造成沉重打擊（Steadman 2006）。生物學者約翰・馬茲魯夫（John Marzluff）簡明指出：「在短短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就消滅了熱帶太平洋那些繁茂島嶼上超過一半的鳥類物種」（Marzluff 2005:256）。然而，當我們更深入當前的消逝期，大陸上的鳥類，包括一些曾經極為常見的鳥類，也遭遇愈來愈多的滅絕風險（如第二章討論的印度兀鷲）。
然而，儘管已知滅絕的物種如此之多——從渡渡鳥到旅鴿（Ectopistes migratorius）和王島鴯鶓（Dromaius ater）〔編按：現在應該被歸類為鴯鶓底下的一個亞種（Dromaius novaehollandiae minor）〕——我們對這一情況的理解仍然相當片面。在這個「物種滅絕的時代」（Rose and van Dooren 2011），被逼上絕路的物種數量，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物種正在消失：當我們甚至不清楚這個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我們又怎能知道有多少正在消失呢？我們有時會聽人談起少數具魅力的旗艦型瀕危物種（charismatic endangered species）的消息，但同時間，還有無數未被注意、甚至未被察覺到的物種（至少對現代科學而言，或許對人類也是如此）正在消失。 生物學者魯斯・威爾克斯（Bruce Wilcox）指出：「每當一個物種被列為瀕危或滅絕時，至少還有一百多個物種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下消失了」（Wilcox 1988:ix）。
一本關於鳥類與滅絕的書，除了渡渡鳥的悲慘故事，還能從哪裡說起呢？這種來自西印度洋小島上的鳥兒，詭異地在滅絕之後變得大名鼎鼎，幾乎成為物種滅絕時的「代言動物」（poster child）。不過，人們對渡渡鳥的想像，有著高度臆測的成分。歸根究底，渡渡鳥究竟是一種怎樣的鳥？牠的生活方式為何？又是何時自世上消失？這些問題至今仍有許多不清楚之處。雖然十七世紀關於渡渡鳥的報導、素描和繪畫有不少都留了下來，但我們仍很難確定當中哪些是正確的，而且是基於親眼所見。就像傳話遊戲，其中很多描述和圖像，本身似乎也是根據其他描述和圖像而來，並帶著不同程度的文學化潤飾（Hume 2006）。
不過我們的確知道，渡渡鳥（Raphus cucullatus）這種大型鳥類不會飛，只住在模里西斯島上。 牠們很可能是以地棲鳥類能夠吃到的落果為主食，佐以一些種子、球莖、甲殼動物和昆蟲。在人類到達該島之前，那裡的果實應該頗為豐富，也不存在其他陸生哺乳動物（Livezey 1993:271）。由於沒有哺乳動物，比起其他地方的鳥類，渡渡鳥的食物競爭對手大概比較少。還有一點也很重要：牠們沒有什麼顯著的天敵。這樣的情況，讓牠們對人類的到來，根本無法妥善應對。
我們還不清楚誰最早發現了渡渡鳥。也許是十三世紀發現該島的阿拉伯商人，但也可能是幾百年後（西元一五〇七年）開始造訪當地的葡萄牙水手。不過，就目前所知，這兩群人都未定居於模里西斯島，也沒有任何文獻證據顯示他們曾與渡渡鳥相遇。
關於渡渡鳥的最早可靠記載，是荷蘭人於一五九八年抵達該島後寫下的記錄（Hume 2006:67）。在接下來約莫一個世紀裡，荷蘭東印度公司將模里西斯島當作「家畜的放牧與繁殖地，以及當地野生肉類的來源」（Quammen 1996:265），這是渡渡鳥末日的開端。連同象龜和許多當地鳥類，渡渡鳥也成了菜單上的佳餚，不僅如此，荷蘭人有意無意帶到島上的各種哺乳動物，更對渡渡鳥造成沉重的打擊。
對渡渡鳥而言，問題的一部分，無疑是牠們很容易遭飢餓的水手和定居者捕捉。渡渡鳥不會飛，過去又沒有和天敵交手的經驗，人們很容易便可徒手或用棍棒抓到牠們（Quammen 1996:266-68）。過去幾百年來，經常有種說法認為渡渡鳥的肉非常難吃，所以很少被人食用。但事實似乎並非如此。古生物學暨渡渡鳥專家朱利安・休姆（Julian Hume）透過大量一手資料（Hume 2006:80），詳細描述了荷蘭人如何「大啖」渡渡鳥肉（尤其是胸部和胃部），以及他們大量捕捉和食用渡渡鳥的日常。
然而，在人類來到模里西斯島後，渡渡鳥面臨的最大威脅，恐怕是隨著人類一同抵達的其他動物了。至少從時序看來，最主要的物種可能是黑鼠（Rattus rattus）。如同歐洲船隻在那個時期停靠過的許多地方一樣，老鼠登陸極早，並且極具毀滅性。在此之前，渡渡鳥幾乎不需照顧自己的蛋和雛鳥，但這會兒卻成了老鼠手到擒來的盤中飧。稍後，在十七世紀的頭幾十年，其他新來的物種也加入了行列——尤其是食蟹獼猴、山羊、牛、豬和鹿。這些動物恐怕都在渡渡鳥的衰亡裡扮演了角色：可能是牠們的掠食者，或是食物競爭者，或者兼而有之（Hume 2006:83）。
十七世紀八〇年代以後，也許還要更早一些，島上訪客便不曾提起看過渡渡鳥。所有證據都顯示，該物種在十七世紀末已經滅絕（Hume, Martill, and Dewdney 2004）。渡渡鳥在平靜享用了數千年的果實後，突然遭遇歐洲文化的衝擊，然後很快地，悄悄離開了世界。
渡渡鳥的消失與人類息息相關。雖然牠們絕不是第一個因此消失的物種，但在當代物種滅絕的描述裡，渡渡鳥卻占據了一個特殊的指標位置。渡渡鳥和滅絕這一生物學的過程，已奇異地緊密相連。如果你問身旁的人對渡渡鳥有何認識，他可能會告訴你，牠生活在模里西斯島，甚至或許會告訴你牠不會飛，但無論如何，他一定會告訴你，渡渡鳥已經滅絕了。
「逝者如渡渡」〔編按：Dead as a dodo.是英語常用的諺語，指一樣東西已徹底滅絕。〕；除此之外，關於渡渡鳥，我們的想像所剩無幾。
或許這是因為，人們對這個物種除滅絕的事實外，幾乎一無所知。不過，渡渡鳥之所以和滅絕密切聯繫，可能還因為這種鳥以特別的方式進入了人類的文字記載。根據貝弗莉・史特恩斯（Beverly Stearns）和史蒂芬・史特恩斯（Stephen Stearns）的說法，渡渡鳥擁有一項不甚光彩的榮譽——牠們是第一個在文字記錄中被人類承認，因人類自身而滅絕的物種（Stearns and Stearns 1999:17；亦見Quammen 1996:277）。
我不能保證渡渡鳥確實是第一個以這種方式被記錄下來的物種，但無疑是其中最早的一種。這場滅絕發生之時，正值一些歐洲探險家和殖民者逐漸意識到，他們可能對造訪的環境——尤其是對一些小島——造成巨大衝擊。正如環境史學者理查・格羅夫（Richard Grove）所指出的，模里西斯島當時被視為這種可能性的關鍵案例。隨著森林被砍伐，動物和礦產資源耗盡，「對資本主義和殖民統治造成生態影響的整體性認識開始浮現」（Grove 1992:42）。然而，就模里西斯島而言，對渡渡鳥與同一時期消失的眾多物種來說，這樣的認知仍舊太少，也來得太晚了。
因此，渡渡鳥進入了文字記載，成為一個「因人類活動而滅絕的物種」，牠的命運從而奇怪地聯繫到一種甫露曙光的歷史意識，亦即，人類活動不只可能殺死個別、甚或有時數量可觀的動植物，還可能終結整個生命的存在方式（ways of life）。出於這樣的意識，物種的消失便能以一種方式被理解與書寫，這種方式，將我們深深捲入其中——在因果上，或在情感上，更是在倫理上，這是渡渡鳥留給我們的悲傷遺產。
在某個重要的意義上，《飛行之道》延續了如今已相當成熟的「滅絕故事」傳統，這類故事往往將人類捲入其中。不過，本書也努力以一種嶄新的方式，講述這些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具體而言，本書以「鳥類糾纏」（avian entanglements）為核心，思考物種滅絕。意思是，這本書涉及鳥類及其關係，涉及生命在其中誕生、持續存在於世上、乃至最終逝去的互動之網。生命與死亡從來不是孤立發生的；對於有血有肉、終將一死的生靈而言，生與死完全是關係性的。鳥類世界也是如此，牠們與包含人類在內的多種物種交織在一起。這些關係是共同演化的，也具有生態依賴性。但其意涵遠不止於狹義的「生物學」。正是在這些多物種糾纏裡，學習與發展得以發生，社會實踐與文化得以形成。簡單來說，這些關係，讓生命以及任何特定的生活方式成為可能。正因如此，這些關係非常重要。這在最好的時代便是如此，而在現今這麼多物種正從世上消失之時，這些糾纏更具有新的意涵。
《飛行之道》由五個滅絕故事組成，每則故事都以一群生存受威脅的鳥兒為焦點。本書強調這些鳥類的交互糾纏，藉此更深入了解牠們是誰、我們是誰，以及最終，無論結果是好是壞，我們如何在這個共享的世界裡「一同化成」（become together）（Haraway 2008）？透過這一視角，我們將清楚看到，鳥類的消逝所攸關的，遠比我們通常以為的還多。由此，我們得以用全新的方式理解滅絕的多重意涵：當一個物種、一個演化支系、一種生活方式消失於世界，我們究竟失去了什麼？這樣的消失在其發生的特定多物種社群（multispecies community）中——一個由人類與非人類、生者與死者共同構成的社群——又具有怎樣的意義？當前人類生命正處在一個複雜的位置：他是這些滅絕的主要（或唯一）原因，也是負責保育的行動者；他同時又像其他生物一樣，暴露在危殆而持續變化的環境裡。對此，我們該如何思考？
本書以糾纏為重點，旨在提出有別於來自「人類例外論」這種固有思考模式的理解。人類例外論將人類視為，從根本上與其他動物和整個「自然」世界相區隔的存在（第二章和第五章）。就此而言，滅絕必然被視為發生在「另一邊」，或者在外在「自然」中的事件。相對而言，本書則仔細關注人類——無論是作為個體、社群或一個物種——如何以多樣方式牽涉於其他正在消失的生命。當我們關注鳥的糾纏，便會打破人類例外論的框架，從而引發新的問題，探問滅絕教會了我們什麼，如何重塑我們，以及對我們提出怎樣的要求。最後一個問題尤其重要，歸根究柢，本書關注的是更廣泛的倫理問題：在滅絕邊緣，人鳥之間還可能有怎樣的關係？照顧一個正在消失的物種意味著什麼？我們又有什麼樣的義務，為其他生物在這世上留下一片生存空間？
【小標】來自滅絕時代的深處
遺憾的是，滅絕在當下並不是能引發濃厚興趣的話題。但我猜想，在將至的未來——如果人類還在的話——滅絕將成為標誌我們這時代的少數核心主題，甚至可能是具決定性的主題之一。我們正是目睹地球多樣生命形態消逝的世代，也是或許尚未完全理解並尊重這些生命形態意義的世代——儘管牠們與我們共享世界、緊密糾纏，並共同演化。
有些生物學家和古生物學家認為，當前時期可能是地球的第六次「大滅絕」（Kingsford et al. 2009）；其他學者則認為，儘管我們還沒走到這一步，但無疑已在半途（Barnosky et al. 2011）。過去的大滅絕事件，如六千五百萬年前白堊紀末期的恐龍滅絕，與約莫二億五千萬年前二疊紀末期更大規模的滅絕事件，都造成地球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物種消失（Jablonski and Chaloner 1994；Raup and Sepkoski 1982）。人們認為，造成先前「五大」滅絕事件的原因，可能包括隕石撞擊、火山爆發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大規模劇變。但不幸的是，我們現今面臨的滅絕事件顯然是人類所為。當前物種的死亡，無論直接或間接，皆是由一系列相互糾纏的人類活動所導致，包括棲地破壞、外來物種引入、直接開發與獵捕、無差別使用新型化學物質和毒素，至於現在，氣候變遷帶來的各種影響更是日益加劇。
消失的規模尚不可知，大概也無法真正確定。生物學家理查・普里馬克（Richard Primack）估計，當前物種滅絕的速度，很可能比正常的「背景滅絕」（background extinction）高出一百至一千倍（Primack 1993）。 有些科學家認為，我們可能會失去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現存物種（Myers and Knoll 2001:5389）。在這更廣泛的消逝範圍裡，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taxonomic families）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比如，蛙、蠑螈和其他兩棲類，可能處在特別危險的境地，目前這些物種約有三分之一被視為瀕臨滅絕，或者已在近期滅絕（Stuart et al. 2008）。
鳥類也深受滅絕衝擊。過去五百年來，已有一百五十三種鳥類被正式記錄為滅絕（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4）。然而，實際數字恐怕還要高上許多。畢竟，一些被列為「極度瀕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物種，實際上已經滅絕了，還有一些物種可能根本還未被記錄就已經消失。如今，已知鳥類物種中，每八種就有一種被認為正面臨全球滅絕的危險，在某些分類學上的科層級生物群，這個數字還要更高（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8:5）。比如。信天翁科裡，有百分之八十二正面臨滅絕的威脅（第一章）。
以島嶼為家的鳥類，往往面臨特別嚴重的處境。雖然世界上「只有」兩成的鳥類物種侷限在島嶼棲地，但在歷史記錄中，約有九成鳥類滅絕事件發生在這些島嶼居民身上（Quammen 1996:264）。例如，在太平洋及其周遭地帶（本書大部分篇幅所描述的地區），一波接一波的人類定居（以及殖民與占領）浪潮，對這些鳥類造成沉重打擊（Steadman 2006）。生物學者約翰・馬茲魯夫（John Marzluff）簡明指出：「在短短一千多年的時間裡，我們就消滅了熱帶太平洋那些繁茂島嶼上超過一半的鳥類物種」（Marzluff 2005:256）。然而，當我們更深入當前的消逝期，大陸上的鳥類，包括一些曾經極為常見的鳥類，也遭遇愈來愈多的滅絕風險（如第二章討論的印度兀鷲）。
然而，儘管已知滅絕的物種如此之多——從渡渡鳥到旅鴿（Ectopistes migratorius）和王島鴯鶓（Dromaius ater）〔編按：現在應該被歸類為鴯鶓底下的一個亞種（Dromaius novaehollandiae minor）〕——我們對這一情況的理解仍然相當片面。在這個「物種滅絕的時代」（Rose and van Dooren 2011），被逼上絕路的物種數量，遠遠超出我們的理解能力。我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物種正在消失：當我們甚至不清楚這個星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我們又怎能知道有多少正在消失呢？我們有時會聽人談起少數具魅力的旗艦型瀕危物種（charismatic endangered species）的消息，但同時間，還有無數未被注意、甚至未被察覺到的物種（至少對現代科學而言，或許對人類也是如此）正在消失。 生物學者魯斯・威爾克斯（Bruce Wilcox）指出：「每當一個物種被列為瀕危或滅絕時，至少還有一百多個物種在沒有被記錄的情況下消失了」（Wilcox 1988: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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