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長老教會人物誌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濟南長老教會130週年人物誌
14位承擔時代使命、投身於社會建設
甚至扭轉國家命運的開創性人物
收羅含李登輝前總統在內的教友傳記
在時代的轉折與變局當中
見證台灣的政權更迭與民主歷程
本書記錄了14位畢生奉獻於教會與國家的教友故事,他們在各自領域中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基督精神,以自身成就扶持家庭、貢獻社會,追求及維護社會公義等,他們的生命故事是「台灣精神」的重要詮釋。
醫療傳道:效法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林國煌,致力推動長老教會的南北合一,並積極投入羅馬字(白話文)運動。莊明敏歷任草屯療養院院長等職務,致力倡導精神醫療社區化,使社區潛在精神病患者也方便就醫,陳雲址與凌淑蓮夫婦深入偏鄉提供診療與衛教,創立恆春第一個眼科門診,改善恆春半島居民眼疾。王愛熙在全民健保尚未實施的年代,堅持以最好的牙醫設備服務患者,並為無力負擔的經濟弱勢者義診,更與妻子石貴美遠赴日本偏鄉行醫24年。陳喬琪長年專注於精神病理的研究與臨床治療,特別是對於酒癮(成癮行為)的研究與酒駕防制立法,致力推動台灣社會改革。
信仰與靈性:在困頓與苦難的磨練中探求上帝的心意與呼召
張簡劉採桑的家族積極參與嘉義地方公共事務與建設,經歷戰後的政治壓迫與磨難,形塑出對生命與信仰的體悟。鄭陳麗容(陳息子)成長中曾面對生活的各種壓力,但傳承自母親的信仰力量讓她始終抱持信心面對各種挑戰與變動。林良信在困頓的環境中成長,長期抗拒篤信上帝的父親並遠離信仰,後在父母苦難卻堅韌的信仰見證中明白上帝的呼召與賦予的使命,積極投身事工,以文字與生命實踐傳承基督信仰。
藝術文化和公共服務:用藝術和公共行動譜寫上帝的真善美
前台灣總統李登輝畢生以基督「愛與公義」的信仰精神,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與「寧靜革命」,以行動鼓勵台灣人秉持愛與信心,為國家的公義與和平奮鬥。孫得雄專精於農業地理與人口研究,長期投入台灣人口政策並參與建立全國衛生體系。沈國仁教授一生以畫筆頌讚上帝創造之美,夫人李淑淨畢生以音樂事奉上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族李高安義以基督之愛爲根基,投身幼兒教育工作。楊旺順譜寫出七百多首極具台灣本土風格的教會合唱作品,溫暖每一個尋求心靈平靜的靈魂。濟南教會長老包珮玉是來自英國的宣教師,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時刻扮演關鍵角色,死後骨灰安葬在一生摯愛的台灣。林永頌律師長期投入司法改革,關心弱勢權益,曾參與反雛妓運動、RCA公害訴訟等,並曾任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等,以法律專業回應信仰的呼召。
14位承擔時代使命、投身於社會建設
甚至扭轉國家命運的開創性人物
收羅含李登輝前總統在內的教友傳記
在時代的轉折與變局當中
見證台灣的政權更迭與民主歷程
本書記錄了14位畢生奉獻於教會與國家的教友故事,他們在各自領域中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基督精神,以自身成就扶持家庭、貢獻社會,追求及維護社會公義等,他們的生命故事是「台灣精神」的重要詮釋。
醫療傳道:效法耶穌基督對世人的愛
國立台灣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林國煌,致力推動長老教會的南北合一,並積極投入羅馬字(白話文)運動。莊明敏歷任草屯療養院院長等職務,致力倡導精神醫療社區化,使社區潛在精神病患者也方便就醫,陳雲址與凌淑蓮夫婦深入偏鄉提供診療與衛教,創立恆春第一個眼科門診,改善恆春半島居民眼疾。王愛熙在全民健保尚未實施的年代,堅持以最好的牙醫設備服務患者,並為無力負擔的經濟弱勢者義診,更與妻子石貴美遠赴日本偏鄉行醫24年。陳喬琪長年專注於精神病理的研究與臨床治療,特別是對於酒癮(成癮行為)的研究與酒駕防制立法,致力推動台灣社會改革。
信仰與靈性:在困頓與苦難的磨練中探求上帝的心意與呼召
張簡劉採桑的家族積極參與嘉義地方公共事務與建設,經歷戰後的政治壓迫與磨難,形塑出對生命與信仰的體悟。鄭陳麗容(陳息子)成長中曾面對生活的各種壓力,但傳承自母親的信仰力量讓她始終抱持信心面對各種挑戰與變動。林良信在困頓的環境中成長,長期抗拒篤信上帝的父親並遠離信仰,後在父母苦難卻堅韌的信仰見證中明白上帝的呼召與賦予的使命,積極投身事工,以文字與生命實踐傳承基督信仰。
藝術文化和公共服務:用藝術和公共行動譜寫上帝的真善美
前台灣總統李登輝畢生以基督「愛與公義」的信仰精神,推動台灣的民主化與「寧靜革命」,以行動鼓勵台灣人秉持愛與信心,為國家的公義與和平奮鬥。孫得雄專精於農業地理與人口研究,長期投入台灣人口政策並參與建立全國衛生體系。沈國仁教授一生以畫筆頌讚上帝創造之美,夫人李淑淨畢生以音樂事奉上帝。二二八事件受難者遺族李高安義以基督之愛爲根基,投身幼兒教育工作。楊旺順譜寫出七百多首極具台灣本土風格的教會合唱作品,溫暖每一個尋求心靈平靜的靈魂。濟南教會長老包珮玉是來自英國的宣教師,在台灣民主運動的重要時刻扮演關鍵角色,死後骨灰安葬在一生摯愛的台灣。林永頌律師長期投入司法改革,關心弱勢權益,曾參與反雛妓運動、RCA公害訴訟等,並曾任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董事長等,以法律專業回應信仰的呼召。
名人推薦
【共同推薦】
李乾朗|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講座教授
沈伯洋|立法委員
邱垂正|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翁佳音|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許雪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陳建仁|中研院院長、前副總統
陳翠蓮|國史館館長
楊黃美幸|國策顧問、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蕭美琴|副總統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賴清德|總統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依姓名筆畫排列)
李乾朗|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講座教授
沈伯洋|立法委員
邱垂正|大陸委員會主任委員
翁佳音|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許雪姬|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陳建仁|中研院院長、前副總統
陳翠蓮|國史館館長
楊黃美幸|國策顧問、彭明敏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蕭美琴|副總統
賴中強|經濟民主連合召集人
賴清德|總統
薛化元|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依姓名筆畫排列)
目錄
序一 在磐石上建造教會,在世代中見證上主/黃春生 牧師
序二 為濟南教會編寫新史/鄭仰恩 牧師
01林國煌:信仰、學術與時代的交會/陳蕾惠
02張簡劉採桑:生命旅程與信仰見證/陳蕾惠
03李登輝:信仰、家族、傳承與濟南教會之連結/盧啟明
04沈國仁、李淑淨、李高安義:藝術、教育與信仰結合的典範/沈浩亮、王博賢、陳蕾惠
05鄭陳麗容(陳息子):知足感恩信仰的傳承/吳娟娟、陳蕾惠
06孫得雄:蒙恩奉獻榮神益人的人生/孫趙珠珍、孫慧娟、孫明宗、陳蕾惠
07楊旺順:譜寫恩典的音樂僕人/陳敏芳、盧悅文
08莊明敏:信仰與行醫的恩典之路/羅貫倫
09包珮玉:令人感念的跨國女宣教師/鄭仰恩
10陳雲址與凌淑蓮:以一生為榮耀上帝的舞台/施淑貞
11王愛熙與石貴美:帶著「刺」的恩典/王永德
12林良信:苦難與信實的生命見證/羅貫倫
13陳喬琪:精神醫學與基督信仰交融的愛與關懷/陳蕾惠
14林永頌:以法律專業回應信仰呼召的弱勢同行者/陳恆智
濟南大會大事記
參考資料
注釋
序二 為濟南教會編寫新史/鄭仰恩 牧師
01林國煌:信仰、學術與時代的交會/陳蕾惠
02張簡劉採桑:生命旅程與信仰見證/陳蕾惠
03李登輝:信仰、家族、傳承與濟南教會之連結/盧啟明
04沈國仁、李淑淨、李高安義:藝術、教育與信仰結合的典範/沈浩亮、王博賢、陳蕾惠
05鄭陳麗容(陳息子):知足感恩信仰的傳承/吳娟娟、陳蕾惠
06孫得雄:蒙恩奉獻榮神益人的人生/孫趙珠珍、孫慧娟、孫明宗、陳蕾惠
07楊旺順:譜寫恩典的音樂僕人/陳敏芳、盧悅文
08莊明敏:信仰與行醫的恩典之路/羅貫倫
09包珮玉:令人感念的跨國女宣教師/鄭仰恩
10陳雲址與凌淑蓮:以一生為榮耀上帝的舞台/施淑貞
11王愛熙與石貴美:帶著「刺」的恩典/王永德
12林良信:苦難與信實的生命見證/羅貫倫
13陳喬琪:精神醫學與基督信仰交融的愛與關懷/陳蕾惠
14林永頌:以法律專業回應信仰呼召的弱勢同行者/陳恆智
濟南大會大事記
參考資料
注釋
序/導讀
【序一】
在磐石上建造教會,在世代中見證上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黃春生
一百三十年,對一座教會而言,是一段漫長而珍貴的歲月。
從一八九六年設教至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長老教會(簡稱濟南長老教會)走過清末、日本時代、戰後威權統治、民主化,以及今日自由開放卻充滿挑戰的新時代。歷史不斷更迭,城市不斷改變,世代不斷交替,但教會始終矗立在台北城裡,見證上主的信實,也回應時代的呼召。
當我們迎接設教一百三十週年之際,特別出版《磐石上的教會:濟南長老教會130週年歷史與建築紀實》與《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長老教會人物誌》兩書,希望透過不同的角度,保存共同的記憶,傳承共同的使命。
第一本書,記錄的是教會的歷史與建築。
教堂,不只是磚瓦木石的組合,更是信仰的記號。濟南長老教會歷經不同時代的建築變遷,也經歷文化資產保存與宣教空間更新的挑戰。這些建築見證了無數人的敬拜、婚禮、洗禮、喪禮、祈禱、查經、服事與社會參與,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信仰呼召,也見證了台灣社會歷史的重要時刻。它不僅是一座古蹟,更是一座延續信仰的活見證,持續宣講福音、關懷社會、實踐信仰,促進上帝國信仰共同體的形成。
第二本書,記錄的是教會人物的故事。
若沒有一代又一代信仰前輩的奉獻,再美麗的建築也只是空殼。從早期宣教師、牧者、長老、執事,到默默服事的同工、關懷弱勢的信徒、投入公共關懷的基督徒,每一位都以不同方式活出了信仰。他們或許沒有留下驚天動地的事蹟,卻用一生證明:真正的教會,是由一群願意回應上主呼召的人所組成。
因此,這兩本書其實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什麼是教會?
教會不是一棟建築,也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群因著耶穌基督蒙召,彼此相愛,共同實踐福音的人。建築保存的是共同記憶;人物延續的是共同使命。空間承載歷史,生命延續歷史。兩者缺一不可。
回顧濟南教會一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更加深刻體會,教會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不是因為自身的能力,而是因為始終相信:「厝宅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勞苦。」(詩篇127:1,現代台語)
多年來,濟南教會始終秉持改革宗教的信仰精神,在敬拜中高舉基督,在宣教中傳揚福音,在牧養中關懷生命,在教育中培育信徒,在社會中實踐公義,在公共領域守護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我們相信,信仰從來不是逃離世界,而是進入世界;不是躲避歷史,而是在歷史之中活出上帝國的價值。
因此,這兩本書並非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展望未來。
我們期待年輕世代閱讀這些故事時,知道自己站在怎樣的信仰傳統之上;期待未曾認識濟南教會的人,透過這些文字,看見一座教會如何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更期待未來一百三十年的信徒,能夠接續前人的腳步,在新的時代繼續見證福音。
耶穌曾說:「我欲佇此個石磐頂起造我的教會,陰府死亡的權勢都𣍐贏過伊。」(馬太福音16:18,現代台語)
真正的磐石,不只是教堂所立之地,而是耶穌基督自己;真正的建築,不只是眼前可見的教堂,而是每一位信徒共同建造的屬靈殿宇;真正的歷史,也不是停留在書頁之中,而是在每一位信徒今日的生命裡繼續書寫。
願這兩本書,不只是成為一百三十週年的紀念,更成為下一個世代的起點。
願閱讀這兩本書的人,都能從歷史看見上主的信實,從人物看見信仰的勇氣,並在自己的世代中,繼續建造教會、服事人民、見證福音,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使上帝國的盼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持續發光。
【序二】
為濟南教會編寫新史
台灣神學院退休教授、濟南長老教會神學與教育牧師 鄭仰恩
現今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與濟南路交叉口的濟南教會,先後歷經日本時代的「日本基督教會」(後改名為「幸町教會」)以及二次大戰後的「台北濟南教會」兩個階段,因為在兩個時期當中一直都有台灣基督徒積極地參與其間,這個「台灣人的信仰群體」可說貫穿整個超過一世紀的台灣歷史,且持續活躍在這個獨特的空間及其周遭含括政治、學術、社會、宗教、文化的世界裡。自從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基督教會創立至今,今年將要慶祝設教一百三十週年。
為了將這段充滿奇妙轉折及豐富經歷的歷史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濟南教會在二○二四年十一月的第七次小會通過決議,成立專書編輯小組,由王永德長老擔任召集人,並邀請我擔任編輯顧問。經過幾次密集討論後,我們開始邀集同工參與編輯小組,主要是以教會內受過歷史學訓練的學者、研究生以及長久關注歷史發展的長執們加入團隊。結果,在二○二五年三月召開的第一次編輯小組會議裡就已作出決定,一共要出版兩本專書,一本是濟南教會的歷史與建築專書,一本是教會人物的口述訪談。
首先,在該次會議裡已經討論出「專史」的主題架構:包括(1)教會古蹟的特色與獨特的地理位置;(2)早期在馬偕牧師協助下的傳教過程、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信徒,以及「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與幸町教會的關係;(3)戰後教會產權的爭議、轉移及回歸,以及教會的整修與重建;(4)教會的信仰實踐與社會參與。大家將會發現,這大致上就是現在這本專書《磐石上的教會——濟南教會長老教會130週年歷史與建築紀實》的基本架構。
至於「教會人物口述訪談」這本專書,在該次會議中也初步擬定了訪談名單,主要是以仍然健在或剛過世的信仰長輩為對象,並組成兩個訪談團隊,由黃春生牧師及我本人分別邀集可協助撰寫的成員參與訪談。經過一段時間的探尋與協商,最後終於確認了訪談名單:(依出生年代及訪談對象)林國煌、張簡劉採桑、李登輝、沈國仁與李淑淨、李高安義、鄭連智、鄭陳麗容、孫得雄、楊旺順、莊明敏、包珮玉、陳雲址與凌淑蓮、王愛熙與王石貴美、林良信、陳喬琪、林永頌與施淑貞。這也是另一本專書《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教會長老教會人物誌》的訪談成果。
就這樣,從二○二五年三月到七月的先期準備工作階段,到確定撰寫者的人選,最後在二○二六年六月到八月間,先後完成了人物誌及專史的初稿,並進行最後的編輯、出版工作。本書的出版,必須感謝所有編輯小組成員及受訪者,在此只能簡短描述他們的貢獻:黃春生牧師提供絕佳的人物資訊及行政資源,讓一切訪談及撰寫都能安心地進行;王永德、陳恆智兩位長老都是科技業的人才,並未受過文史訓練,但他們最終也參與訪談並協助人物誌的撰寫,令人敬佩;吳娟娟長老長期關注濟南史料的保存及導覽工作,不但為人物訪談提供基本資訊,也投入實際訪談、撰寫並為作者們提供寶貴的史料及相片;黃仁姿老師從一開始就提供歷史專業及編輯經驗,不但參與撰寫日本時代的專史,更成為編輯小組的後盾;吳昱瑩老師參與建築紀實的撰寫,也提供不少歷史圖像;盧啓明牧師以歷史專業參與人物誌的撰寫,更默默且不吝惜地提供檔案館的各種資料;羅貫倫這位受過歷史訓練的年輕學者也積極投入訪談及撰寫的艱辛過程;最後則是兩位到編輯後期才受邀參與的成員:盧悅文勇敢接任「執行編輯」以及與出版社聯繫的繁瑣雜務,陳蕾惠老師則是承擔數篇人物誌及歷史專書的撰寫及編輯,並提供細膩的編寫建議,非常感謝她們。
另外,編輯小組也邀請王博賢及紀求義兩位年輕學者參與寫作,讓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值得一提的是,林永頌及施淑貞這對律師夫婦不但是受訪者,也實際南下屏東協助訪談及撰文,淑貞律師更在與出版社簽約時提供專業的法律諮詢,在此一併感謝。整體而言,我必須說,這個小組最終完成了一個類似托爾金的小說《魔戒》裡的「遠征團隊」(Followship of the Ring)的艱鉅任務。
這兩本專書各有特色,《公義與憐憫的見證》這本人物誌呈現多元且深刻的信仰人物典範故事,如同作家陳柔縉所說「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期待讀者們能夠細細品嚐。《磐石上的教會》則是忠實描繪濟南教會所經歷的曲折歷史,在資訊混雜的世界裡帶有「以正視聽」的效果,期許讀者們深入賞析。
在磐石上建造教會,在世代中見證上主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 黃春生
一百三十年,對一座教會而言,是一段漫長而珍貴的歲月。
從一八九六年設教至今,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長老教會(簡稱濟南長老教會)走過清末、日本時代、戰後威權統治、民主化,以及今日自由開放卻充滿挑戰的新時代。歷史不斷更迭,城市不斷改變,世代不斷交替,但教會始終矗立在台北城裡,見證上主的信實,也回應時代的呼召。
當我們迎接設教一百三十週年之際,特別出版《磐石上的教會:濟南長老教會130週年歷史與建築紀實》與《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長老教會人物誌》兩書,希望透過不同的角度,保存共同的記憶,傳承共同的使命。
第一本書,記錄的是教會的歷史與建築。
教堂,不只是磚瓦木石的組合,更是信仰的記號。濟南長老教會歷經不同時代的建築變遷,也經歷文化資產保存與宣教空間更新的挑戰。這些建築見證了無數人的敬拜、婚禮、洗禮、喪禮、祈禱、查經、服事與社會參與,實踐行公義、好憐憫的信仰呼召,也見證了台灣社會歷史的重要時刻。它不僅是一座古蹟,更是一座延續信仰的活見證,持續宣講福音、關懷社會、實踐信仰,促進上帝國信仰共同體的形成。
第二本書,記錄的是教會人物的故事。
若沒有一代又一代信仰前輩的奉獻,再美麗的建築也只是空殼。從早期宣教師、牧者、長老、執事,到默默服事的同工、關懷弱勢的信徒、投入公共關懷的基督徒,每一位都以不同方式活出了信仰。他們或許沒有留下驚天動地的事蹟,卻用一生證明:真正的教會,是由一群願意回應上主呼召的人所組成。
因此,這兩本書其實是在回答同一個問題:什麼是教會?
教會不是一棟建築,也不是一個組織,而是一群因著耶穌基督蒙召,彼此相愛,共同實踐福音的人。建築保存的是共同記憶;人物延續的是共同使命。空間承載歷史,生命延續歷史。兩者缺一不可。
回顧濟南教會一百三十年的歷程,我們更加深刻體會,教會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不是因為自身的能力,而是因為始終相信:「厝宅若毋是上主建造,建造的人就空空勞苦。」(詩篇127:1,現代台語)
多年來,濟南教會始終秉持改革宗教的信仰精神,在敬拜中高舉基督,在宣教中傳揚福音,在牧養中關懷生命,在教育中培育信徒,在社會中實踐公義,在公共領域守護民主、自由、人權與和平。我們相信,信仰從來不是逃離世界,而是進入世界;不是躲避歷史,而是在歷史之中活出上帝國的價值。
因此,這兩本書並非只是回顧過去,更是展望未來。
我們期待年輕世代閱讀這些故事時,知道自己站在怎樣的信仰傳統之上;期待未曾認識濟南教會的人,透過這些文字,看見一座教會如何與這座城市共同成長;更期待未來一百三十年的信徒,能夠接續前人的腳步,在新的時代繼續見證福音。
耶穌曾說:「我欲佇此個石磐頂起造我的教會,陰府死亡的權勢都𣍐贏過伊。」(馬太福音16:18,現代台語)
真正的磐石,不只是教堂所立之地,而是耶穌基督自己;真正的建築,不只是眼前可見的教堂,而是每一位信徒共同建造的屬靈殿宇;真正的歷史,也不是停留在書頁之中,而是在每一位信徒今日的生命裡繼續書寫。
願這兩本書,不只是成為一百三十週年的紀念,更成為下一個世代的起點。
願閱讀這兩本書的人,都能從歷史看見上主的信實,從人物看見信仰的勇氣,並在自己的世代中,繼續建造教會、服事人民、見證福音,惟願公平如大水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使上帝國的盼望,在台灣這片土地上持續發光。
【序二】
為濟南教會編寫新史
台灣神學院退休教授、濟南長老教會神學與教育牧師 鄭仰恩
現今位於台北市中山南路與濟南路交叉口的濟南教會,先後歷經日本時代的「日本基督教會」(後改名為「幸町教會」)以及二次大戰後的「台北濟南教會」兩個階段,因為在兩個時期當中一直都有台灣基督徒積極地參與其間,這個「台灣人的信仰群體」可說貫穿整個超過一世紀的台灣歷史,且持續活躍在這個獨特的空間及其周遭含括政治、學術、社會、宗教、文化的世界裡。自從一八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日本基督教會創立至今,今年將要慶祝設教一百三十週年。
為了將這段充滿奇妙轉折及豐富經歷的歷史呈現在社會大眾面前,濟南教會在二○二四年十一月的第七次小會通過決議,成立專書編輯小組,由王永德長老擔任召集人,並邀請我擔任編輯顧問。經過幾次密集討論後,我們開始邀集同工參與編輯小組,主要是以教會內受過歷史學訓練的學者、研究生以及長久關注歷史發展的長執們加入團隊。結果,在二○二五年三月召開的第一次編輯小組會議裡就已作出決定,一共要出版兩本專書,一本是濟南教會的歷史與建築專書,一本是教會人物的口述訪談。
首先,在該次會議裡已經討論出「專史」的主題架構:包括(1)教會古蹟的特色與獨特的地理位置;(2)早期在馬偕牧師協助下的傳教過程、日本時代的台灣人信徒,以及「日本基督教台灣教團」與幸町教會的關係;(3)戰後教會產權的爭議、轉移及回歸,以及教會的整修與重建;(4)教會的信仰實踐與社會參與。大家將會發現,這大致上就是現在這本專書《磐石上的教會——濟南教會長老教會130週年歷史與建築紀實》的基本架構。
至於「教會人物口述訪談」這本專書,在該次會議中也初步擬定了訪談名單,主要是以仍然健在或剛過世的信仰長輩為對象,並組成兩個訪談團隊,由黃春生牧師及我本人分別邀集可協助撰寫的成員參與訪談。經過一段時間的探尋與協商,最後終於確認了訪談名單:(依出生年代及訪談對象)林國煌、張簡劉採桑、李登輝、沈國仁與李淑淨、李高安義、鄭連智、鄭陳麗容、孫得雄、楊旺順、莊明敏、包珮玉、陳雲址與凌淑蓮、王愛熙與王石貴美、林良信、陳喬琪、林永頌與施淑貞。這也是另一本專書《公義與憐憫的見證——濟南教會長老教會人物誌》的訪談成果。
就這樣,從二○二五年三月到七月的先期準備工作階段,到確定撰寫者的人選,最後在二○二六年六月到八月間,先後完成了人物誌及專史的初稿,並進行最後的編輯、出版工作。本書的出版,必須感謝所有編輯小組成員及受訪者,在此只能簡短描述他們的貢獻:黃春生牧師提供絕佳的人物資訊及行政資源,讓一切訪談及撰寫都能安心地進行;王永德、陳恆智兩位長老都是科技業的人才,並未受過文史訓練,但他們最終也參與訪談並協助人物誌的撰寫,令人敬佩;吳娟娟長老長期關注濟南史料的保存及導覽工作,不但為人物訪談提供基本資訊,也投入實際訪談、撰寫並為作者們提供寶貴的史料及相片;黃仁姿老師從一開始就提供歷史專業及編輯經驗,不但參與撰寫日本時代的專史,更成為編輯小組的後盾;吳昱瑩老師參與建築紀實的撰寫,也提供不少歷史圖像;盧啓明牧師以歷史專業參與人物誌的撰寫,更默默且不吝惜地提供檔案館的各種資料;羅貫倫這位受過歷史訓練的年輕學者也積極投入訪談及撰寫的艱辛過程;最後則是兩位到編輯後期才受邀參與的成員:盧悅文勇敢接任「執行編輯」以及與出版社聯繫的繁瑣雜務,陳蕾惠老師則是承擔數篇人物誌及歷史專書的撰寫及編輯,並提供細膩的編寫建議,非常感謝她們。
另外,編輯小組也邀請王博賢及紀求義兩位年輕學者參與寫作,讓全書內容更加豐富;值得一提的是,林永頌及施淑貞這對律師夫婦不但是受訪者,也實際南下屏東協助訪談及撰文,淑貞律師更在與出版社簽約時提供專業的法律諮詢,在此一併感謝。整體而言,我必須說,這個小組最終完成了一個類似托爾金的小說《魔戒》裡的「遠征團隊」(Followship of the Ring)的艱鉅任務。
這兩本專書各有特色,《公義與憐憫的見證》這本人物誌呈現多元且深刻的信仰人物典範故事,如同作家陳柔縉所說「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期待讀者們能夠細細品嚐。《磐石上的教會》則是忠實描繪濟南教會所經歷的曲折歷史,在資訊混雜的世界裡帶有「以正視聽」的效果,期許讀者們深入賞析。
試閱
【內文試閱】
03李登輝:信仰、家族、傳承與濟南教會之連結(摘錄)——盧啟明
本文一反傳統政治傳記聚焦於權力運作的框架,從「信仰與生命史」的視角,梳理李登輝在威權轉型其中的政教互動與實踐。作為長老教會會友,其信仰價值不僅影響其憲政改革與二二八事件平反等政策選擇,亦促成國安體制法制化,消解長期對教會的政治監控。濟南長老教會既是他連結公民社會的政教樞紐,亦見證了李登輝家族跨世代的生命歷程。
前言
談到台灣的民主轉型,李登輝(一九二三~二○二○年)絕對是關鍵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其信仰更是推動「寧靜革命」的核心理念。不過,這不只是他個人的內心世界,還連結一個具體的地方:濟南長老教會。
李登輝家族的重大婚喪喜慶都在濟南教會舉行,但這裡的背景非比尋常。它在日本時期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國家教會」,戰後經歷了國有財產的爭奪,更被黨國嚴密監控。這就帶來了一個極具衝突感的問題:李登輝身為一位政府要員,為什麼會選擇這裡做為自己的信仰歸屬?當他面對教會財產爭議和特務監控的張力時,又是如何在「虎口」中做出抉擇?
過去關於李登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政治理念(像著名的「不是我的我」)、推動憲政改革,或是他跟長老教會的宏觀關係(例如支持兩國論或比擬摩西出埃及)。不過,很少有人會把他的信仰,拉到濟南教會這個同時具有政治、社會與歷史交織的現場,來做深入的微觀體察。
因此,本文換個角度,不只談李登輝在濟南教會做禮拜的往事,還翻閱解密後的黨國監控檔案,看看當年政府是怎麼盯著總統自己去的教會。透過這些具體的資料,我們要帶大家一起來回顧,李登輝與濟南教會之間那段夾在建築、信仰、生命禮儀,甚至與權力之間,既複雜又真實的互動故事。
信仰形塑與專業基礎:非我之我的農經學者
李登輝的信仰建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源於對「自我」與「死亡」的哲學探索,這份內在的追尋與他作為農業經濟學者的專業實踐交織,成為他後來政治生涯的堅實基礎。
信仰根源與專業啟蒙
李登輝的信仰始於少年時期對社會不公與生死命題的探討,最終在基督信仰中體悟出著名的「不是我的我」神學概念。這核心理念強調放下個人「自我」,將主權交予上帝,以超然的態度指導其政治實踐。
李登輝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這五年間追尋信仰時,相信曾經考慮過長老教會。然而一九六一年受洗時,則是選擇了教會聚會所(召會),因為當時他認為那裡靈性比較能得到飽足。不過,李登輝對往事的陳述似乎有所出入,例如施洗者究竟是誰?他在訪談錄中提到:「誰替我洗禮的,我不記得了,總是那些前面的弟兄吧……記得有一個基隆人鄭天福。」但根據訪談者鄭仰恩教授所言,李登輝曾親口說是「你舅舅(鄭天福)洗禮的」。或許李登輝是想要強調,接受洗禮是個人的生命抉擇,施洗者是誰反而不重要。
後來,李登輝則是以專業知識與長老教會建立了早期聯繫。一九五七年,他進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任職;一九六二至六九年間,正值長老教會推動「新世紀宣教運動」、強調農村傳道的階段,李登輝作為農業經濟專家,不僅參與長老教會農民互談會,也多次受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之邀演講農業趨勢。他對土地改革、核心農家培育以及農工部門互動的研究,成為長老教會推動農村傳道的理論和專業素材。這些經歷,讓他的「計量經濟史」和「階段性制度史」的研究法有了完整的實踐場域。他將灌溉面積、肥料使用量等成長率帶入最新的生產函數後,數據便開口說話,指出這些變項對農產的實際影響。這些早期的知識和人脈連結,為他日後以「上帝子民」身分與長老教會站在一起奠定了基礎。
與長老教會的互動
後來,關於李登輝與長老教會的政教關係,可以從媒體的「流量」來觀察。他開始頻繁出現在《台灣教會公報》,是始於一九八一年任職省主席之後。起初只是小篇幅的報導,甚至不乏揶揄諷刺。例如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亞洲基督教大學國際學術會議,報載僅以簡單幾字談到省主席的出席,但未刊登致詞內容。六月十八日李登輝向全省山地行政人員發表退休後的意願,表示希望將來可以當傳道人,到「環境、空氣好,人民善良的地方去傳教」。教會公報對此認為,身為基督徒善盡牧養百姓之責,乃是耶穌基督的傳道人,因此「不必等到退休才做」。隔一期的專欄也指出:「李主席最近常常勉勵公務員要有愛心、奉獻為公的心,不可以有私心,聽起來很像牧師在講道」、「善哉,傳道者的心願!希望李主席馬上以傳道者的心去背十字架。」字裡行間聽起來有點酸,由此可見長老教會對李登輝的檢驗標準相當嚴格,沒有太多妥協空間。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當選副總統後,李登輝的見報率開始明顯提昇。濟南教會的翁修恭牧師曾在報上表示:「我所認識的李主席是一位很虔誠而踏實的基督徒,對主日禮拜認真恭守,很坦承而勇於向人表白他的基督信仰……在他所擔任的職務上,經常以信心和認知的態度去推行,貫徹到底,這種表現,我想一定是發自基督徒的信仰力量。」對李登輝給予了一定的包容與肯定。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登輝以「副總統當選人」的身分,接受第三十一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常議會的專題演講邀請,演講題目為「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宗教與政府」(引用《雅各書》第2章22節—26節)。這個時間點正值即將就職副總統的前夕,他在開頭即說:「我不屬於長老教會,但是與長老教會有一段淵源。」可見當時他還沒有長老教會的會籍。
李登輝為長老教會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日產教會」的解套。當時,苦於教產被當作「日產」對待的台南民族路長老教會藉機陳情,獲得接納。一九八四年五月,李副總統親函答覆,並指示國產局辦理捐贈事宜。七月,該會聯合台南南門長老教會、台北和平長老教會提出資料,由財團法人經市政府,與省政府、國產局、內政部、行政院到立法院編列預算等作業程序,進行第二次申請。但因辦理進度牛步化,又於一九九三年再次向李總統陳情,最終促成一九九五年捐贈辦法的修正。總之,繁瑣的「日產教會」土地建物問題獲得解決,真正的起點就是一九八四年教會人士聯名陳情,透過從省主席轉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政府才開始給予重視。之後,長老教會總會亦基於關心教會土地原屬日產或國有財產地的問題,積極向政府交涉發放或贈與事宜。
李登輝與長老教會的互動趨於頻繁,一來是家庭姻親的因素,二來是政教關係的鋪陳;但是,李登輝轉入長老教會的確切時間點,仍需詳細考證。依他自己所說是一九八四年八月,當時總統蔣經國指示,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代表政府與長老教會對話,並促成高俊明牧師等人獲釋。但若根據教會的會籍紀錄,李登輝與曾文惠夫婦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復活節主日)才正式設籍於台北濟南教會。李登輝對此表示:「當時擔任堂牧的翁修恭牧師召集許多牧師開會討論,大家明白我的來意後便同意我轉入。」由於李登輝夫婦已經在召會受浸,因此當時是採用入籍(轉會籍)的「成人入會禮」進行「信仰告白」。(亦有稱為「堅信禮」,主要是指接受小兒洗禮的信徒於成年後經教會小會許可,可宣告成為成人會員的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政教關係其實緊張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午,整批《台灣教會公報》因刊登了二二八事件專題報導而遭警備總部查扣;三月十一日,長老教會界首次發動牧師上街抗議;四月五日第二次大遊行,群眾分為七路集結於台南市政府前抗議,最終促成政府重印報紙並發還。對照四月十二日李登輝正式入籍濟南教會,此一時間點頗耐人尋味,似乎比較能夠反映政府意圖要紓解政教壓力所採取的舉措。
下列資料即為李登輝家族的洗禮紀錄:
危機中的信仰實踐:祈禱與啟示
李登輝的信仰實踐,最具體地體現在他對重大政治危機的處理時,透過讀經與禱告尋求啟示。他與曾文惠女士培養了一起讀聖經、祈禱的習慣,透過在夜裡隨意翻開聖經任意點出的章節,以尋求上帝的指示。這種方式雖然有點像是民間信仰的「抽籤」,但至少是以虔誠的心祈求聖經的話語。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期間,面對憲政危機,李登輝於禱告後獲得《使徒行傳》20章24節的指引,啟示他要將生命置諸度外、為國家盡職,並以對百姓的愛作為改革的動力。另一處關鍵是一九九○年面臨黨內權力鬥爭時,他徹夜難眠,獲得的啟示是〈以賽亞書〉37章35節;這給予他堅定的信心,相信上帝會保護他,使他得以安然入睡,並決定以媒體力量破局。這些案例說明,李登輝將信仰視為面對「虎口的難題」時,克服政治困境和個人軟弱的最終力量泉源。
濟南教會的空間結構:時空載體與政教因素
濟南教會不僅是李登輝家族的信仰場所,其歷史建築、地理位置與土地產權的複雜性,更使其成為台灣政教關係角力的空間縮影。其特殊的歷史轉變,正是理解李登輝與長老教會政教關係的基石。
日本時代的教會背景
濟南教會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一六年完工的禮拜堂,其外觀為醒目的紅磚,採取單塔樓形式的哥德式建築語彙,坐落於台北市的政經樞紐之上。這座教堂最初是日本時期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由總督府土木局技師長尾半平擔任建堂委員長、井手薰操刀設計,並獲得本地紳商李春生的奉獻,彰顯出其自設立之初,便與殖民政權及本地菁英有著複雜的政商連結。專研空間政治的蘇南洲認為,濟南教會的區位與建築主體之設計,使得「儀典性」的象徵意義被放大,成為「國家統治機制透過特殊的宗教意涵,在空間上成為國家之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表現」。該教會的前身是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總部,在戰時體制下,實在很難不受「皇民化運動」的影響,自然也無法擺脫總督府文教局對台灣教會的指使。
戰後教產爭奪的危機
日本戰敗後,濟南教會的產權問題陷入長期懸而未決的困境。教會土地原為李春生所獻,戰後卻被政府接收,登記於國有財產局之名下。這種產權的不確定性,為後續的爭奪埋下伏筆。更大的衝突,則來自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籍信徒所組成的「國語禮拜堂」。這些信徒多具軍政背景,其極右的政治立場與黨國體制一致,進而使得政府要以隱晦的方式介入濟南教會。當時濟南教會的台籍信徒籠罩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進而形成了國語禮拜堂與濟南教會「共用」同一個建築的特殊現象。在長期的教產拉鋸戰中,甚至出現了打著反共旗號的「中正紀念教堂暨經國活動中心」(亦有人稱為「聖介石堂」)興建計畫。此計畫意圖將濟南教會改建成「反共、反台獨,促使全國教會團結與合作的我國教會總部」。根據蘇南洲分析,這項企圖使濟南教會徹底「國家化」的舉措,正是黨國基督徒逼迫本土教會的具體手段。
長老教會的即時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危機的扭轉,關鍵在於濟南教會的翁修恭牧師(一九七三~一九九六年)與李登輝總統的即時介入。翁修恭不僅是李登輝夫婦入籍濟南教會時的駐堂牧師,更是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時的連署人(與高俊明牧師共同簽署),代表了教會對抗威權的先知精神。在「中正紀念教堂(聖介石堂)」爭奪戰中,翁修恭與教會長老執事積極與當局周旋。最終,時任總統並兼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以濟南教會會友的身分及時擋下了改建為國家教堂的議案,使教會的原有建物得以完整保留。李登輝在體制內的權力,加上翁修恭的對抗精神,形成了阻止這場空間政治衝突的核心力量。
會友李登輝與牧師翁修恭
翁修恭牧師的角色正是連結李登輝與濟南教會的關鍵橋梁。他不僅是李登輝長子李憲文婚禮的證婚人,也是李登輝擔任總統任內,因維安考量而要將禮拜轉為家庭禮拜時,出任其家庭牧師的人。這使得翁修恭得以在黨國最高領導人身邊,持續擔任靈性牧養者與政教溝通者的雙重角色。
翁修恭的牧養與李登輝的信仰實踐相輔相成。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後,開始在處理中央政府與長老教會的矛盾中,扮演關鍵的對話者。一九八四年,李登輝受總統蔣經國的指示,促成了因「高雄事件」而被囚禁的高俊明牧師等人的釋放。這次對話不僅緩解國民黨與長老教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為後續解決教產等歷史遺留問題,創造了體制內的信任基礎。李登輝在體制內的努力,正是一種以「愛與公義」的精神,回應翁修恭所代表的教會先知職分。
翁修恭回憶,李登輝對於信仰極為認真虔敬,成為會友後,即便公務繁忙仍盡量參加聚會或閱讀教會週報。翁修恭形容李登輝極為謙遜守分,聚會總是提早五分鐘到場安靜禱告,且不希望教會強調其官銜,深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翁修恭亦提及,李憲文受洗與病逝的經過相當感人;曾有一位鄉下老翁在追思禮拜時,透露李憲文生前曾隱姓埋名、熱心助人的真實故事,展現了李家克己復禮的家風。此外,李登輝常舉行家庭禮拜,邀請非基督徒親友參加以此傳揚福音,同樣令人感懷。
翁修恭強調,李登輝是一位將信仰融入現實的實踐者。他熟讀聖經並從中汲取施政靈感,例如「八萬農業大軍」計畫,便是受《以西結書》中枯骨復生經文的啟發。他堅持信心須配合行為,致力於在自己的崗位上榮耀上帝。李登輝參與濟南教會的禮拜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擔任總統後,因維安考量且避免影響其他信徒,經幕僚勸阻,才改由翁修恭每月一次前往總統府,主持家庭禮拜,翁修恭也因此被外界稱為「總統家庭牧師」。這項聚會一直持續到翁修恭退休後,因行動不便才告一段落。
李登輝與濟南教會在公義和平的實踐之上,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首先,他在副總統任內,力保黑名單上的林宗義教授回台的人身安全。一九九○年,翁修恭牧師與周聯華牧師於台北懷恩堂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行政院長郝柏村等政要親自出席,標誌國家權力首次較為公開地面對此議題。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以總統的身分,經由翁修恭的協助,與林宗義等人會面,聽取其五項訴求:一、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二、國家道歉與賠償;三、建立紀念碑與紀念館;四、訂立紀念日;五、設立基金會推動文化與教育工作。同時,李登輝亦對以濟南教會為據點的「二二八家屬團契」給予實質支持。之後,李登輝於一九九五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這些皆成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以上為部分節錄)
03李登輝:信仰、家族、傳承與濟南教會之連結(摘錄)——盧啟明
本文一反傳統政治傳記聚焦於權力運作的框架,從「信仰與生命史」的視角,梳理李登輝在威權轉型其中的政教互動與實踐。作為長老教會會友,其信仰價值不僅影響其憲政改革與二二八事件平反等政策選擇,亦促成國安體制法制化,消解長期對教會的政治監控。濟南長老教會既是他連結公民社會的政教樞紐,亦見證了李登輝家族跨世代的生命歷程。
前言
談到台灣的民主轉型,李登輝(一九二三~二○二○年)絕對是關鍵人物。大家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其信仰更是推動「寧靜革命」的核心理念。不過,這不只是他個人的內心世界,還連結一個具體的地方:濟南長老教會。
李登輝家族的重大婚喪喜慶都在濟南教會舉行,但這裡的背景非比尋常。它在日本時期是具有官方色彩的「國家教會」,戰後經歷了國有財產的爭奪,更被黨國嚴密監控。這就帶來了一個極具衝突感的問題:李登輝身為一位政府要員,為什麼會選擇這裡做為自己的信仰歸屬?當他面對教會財產爭議和特務監控的張力時,又是如何在「虎口」中做出抉擇?
過去關於李登輝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的政治理念(像著名的「不是我的我」)、推動憲政改革,或是他跟長老教會的宏觀關係(例如支持兩國論或比擬摩西出埃及)。不過,很少有人會把他的信仰,拉到濟南教會這個同時具有政治、社會與歷史交織的現場,來做深入的微觀體察。
因此,本文換個角度,不只談李登輝在濟南教會做禮拜的往事,還翻閱解密後的黨國監控檔案,看看當年政府是怎麼盯著總統自己去的教會。透過這些具體的資料,我們要帶大家一起來回顧,李登輝與濟南教會之間那段夾在建築、信仰、生命禮儀,甚至與權力之間,既複雜又真實的互動故事。
信仰形塑與專業基礎:非我之我的農經學者
李登輝的信仰建立並非一蹴可幾,而是源於對「自我」與「死亡」的哲學探索,這份內在的追尋與他作為農業經濟學者的專業實踐交織,成為他後來政治生涯的堅實基礎。
信仰根源與專業啟蒙
李登輝的信仰始於少年時期對社會不公與生死命題的探討,最終在基督信仰中體悟出著名的「不是我的我」神學概念。這核心理念強調放下個人「自我」,將主權交予上帝,以超然的態度指導其政治實踐。
李登輝在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這五年間追尋信仰時,相信曾經考慮過長老教會。然而一九六一年受洗時,則是選擇了教會聚會所(召會),因為當時他認為那裡靈性比較能得到飽足。不過,李登輝對往事的陳述似乎有所出入,例如施洗者究竟是誰?他在訪談錄中提到:「誰替我洗禮的,我不記得了,總是那些前面的弟兄吧……記得有一個基隆人鄭天福。」但根據訪談者鄭仰恩教授所言,李登輝曾親口說是「你舅舅(鄭天福)洗禮的」。或許李登輝是想要強調,接受洗禮是個人的生命抉擇,施洗者是誰反而不重要。
後來,李登輝則是以專業知識與長老教會建立了早期聯繫。一九五七年,他進入中國農村復興聯合委員會(農復會)任職;一九六二至六九年間,正值長老教會推動「新世紀宣教運動」、強調農村傳道的階段,李登輝作為農業經濟專家,不僅參與長老教會農民互談會,也多次受台南神學院院長黃彰輝之邀演講農業趨勢。他對土地改革、核心農家培育以及農工部門互動的研究,成為長老教會推動農村傳道的理論和專業素材。這些經歷,讓他的「計量經濟史」和「階段性制度史」的研究法有了完整的實踐場域。他將灌溉面積、肥料使用量等成長率帶入最新的生產函數後,數據便開口說話,指出這些變項對農產的實際影響。這些早期的知識和人脈連結,為他日後以「上帝子民」身分與長老教會站在一起奠定了基礎。
與長老教會的互動
後來,關於李登輝與長老教會的政教關係,可以從媒體的「流量」來觀察。他開始頻繁出現在《台灣教會公報》,是始於一九八一年任職省主席之後。起初只是小篇幅的報導,甚至不乏揶揄諷刺。例如一九八三年四月的亞洲基督教大學國際學術會議,報載僅以簡單幾字談到省主席的出席,但未刊登致詞內容。六月十八日李登輝向全省山地行政人員發表退休後的意願,表示希望將來可以當傳道人,到「環境、空氣好,人民善良的地方去傳教」。教會公報對此認為,身為基督徒善盡牧養百姓之責,乃是耶穌基督的傳道人,因此「不必等到退休才做」。隔一期的專欄也指出:「李主席最近常常勉勵公務員要有愛心、奉獻為公的心,不可以有私心,聽起來很像牧師在講道」、「善哉,傳道者的心願!希望李主席馬上以傳道者的心去背十字架。」字裡行間聽起來有點酸,由此可見長老教會對李登輝的檢驗標準相當嚴格,沒有太多妥協空間。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當選副總統後,李登輝的見報率開始明顯提昇。濟南教會的翁修恭牧師曾在報上表示:「我所認識的李主席是一位很虔誠而踏實的基督徒,對主日禮拜認真恭守,很坦承而勇於向人表白他的基督信仰……在他所擔任的職務上,經常以信心和認知的態度去推行,貫徹到底,這種表現,我想一定是發自基督徒的信仰力量。」對李登輝給予了一定的包容與肯定。一九八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登輝以「副總統當選人」的身分,接受第三十一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通常議會的專題演講邀請,演講題目為「信心因著行為纔得成全:宗教與政府」(引用《雅各書》第2章22節—26節)。這個時間點正值即將就職副總統的前夕,他在開頭即說:「我不屬於長老教會,但是與長老教會有一段淵源。」可見當時他還沒有長老教會的會籍。
李登輝為長老教會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日產教會」的解套。當時,苦於教產被當作「日產」對待的台南民族路長老教會藉機陳情,獲得接納。一九八四年五月,李副總統親函答覆,並指示國產局辦理捐贈事宜。七月,該會聯合台南南門長老教會、台北和平長老教會提出資料,由財團法人經市政府,與省政府、國產局、內政部、行政院到立法院編列預算等作業程序,進行第二次申請。但因辦理進度牛步化,又於一九九三年再次向李總統陳情,最終促成一九九五年捐贈辦法的修正。總之,繁瑣的「日產教會」土地建物問題獲得解決,真正的起點就是一九八四年教會人士聯名陳情,透過從省主席轉任副總統的李登輝,政府才開始給予重視。之後,長老教會總會亦基於關心教會土地原屬日產或國有財產地的問題,積極向政府交涉發放或贈與事宜。
李登輝與長老教會的互動趨於頻繁,一來是家庭姻親的因素,二來是政教關係的鋪陳;但是,李登輝轉入長老教會的確切時間點,仍需詳細考證。依他自己所說是一九八四年八月,當時總統蔣經國指示,李登輝以副總統身分代表政府與長老教會對話,並促成高俊明牧師等人獲釋。但若根據教會的會籍紀錄,李登輝與曾文惠夫婦是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二日(復活節主日)才正式設籍於台北濟南教會。李登輝對此表示:「當時擔任堂牧的翁修恭牧師召集許多牧師開會討論,大家明白我的來意後便同意我轉入。」由於李登輝夫婦已經在召會受浸,因此當時是採用入籍(轉會籍)的「成人入會禮」進行「信仰告白」。(亦有稱為「堅信禮」,主要是指接受小兒洗禮的信徒於成年後經教會小會許可,可宣告成為成人會員的儀式。)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政教關係其實緊張的。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日上午,整批《台灣教會公報》因刊登了二二八事件專題報導而遭警備總部查扣;三月十一日,長老教會界首次發動牧師上街抗議;四月五日第二次大遊行,群眾分為七路集結於台南市政府前抗議,最終促成政府重印報紙並發還。對照四月十二日李登輝正式入籍濟南教會,此一時間點頗耐人尋味,似乎比較能夠反映政府意圖要紓解政教壓力所採取的舉措。
下列資料即為李登輝家族的洗禮紀錄:
危機中的信仰實踐:祈禱與啟示
李登輝的信仰實踐,最具體地體現在他對重大政治危機的處理時,透過讀經與禱告尋求啟示。他與曾文惠女士培養了一起讀聖經、祈禱的習慣,透過在夜裡隨意翻開聖經任意點出的章節,以尋求上帝的指示。這種方式雖然有點像是民間信仰的「抽籤」,但至少是以虔誠的心祈求聖經的話語。最著名的案例發生在一九九○年野百合學運期間,面對憲政危機,李登輝於禱告後獲得《使徒行傳》20章24節的指引,啟示他要將生命置諸度外、為國家盡職,並以對百姓的愛作為改革的動力。另一處關鍵是一九九○年面臨黨內權力鬥爭時,他徹夜難眠,獲得的啟示是〈以賽亞書〉37章35節;這給予他堅定的信心,相信上帝會保護他,使他得以安然入睡,並決定以媒體力量破局。這些案例說明,李登輝將信仰視為面對「虎口的難題」時,克服政治困境和個人軟弱的最終力量泉源。
濟南教會的空間結構:時空載體與政教因素
濟南教會不僅是李登輝家族的信仰場所,其歷史建築、地理位置與土地產權的複雜性,更使其成為台灣政教關係角力的空間縮影。其特殊的歷史轉變,正是理解李登輝與長老教會政教關係的基石。
日本時代的教會背景
濟南教會的歷史可追溯至一九一六年完工的禮拜堂,其外觀為醒目的紅磚,採取單塔樓形式的哥德式建築語彙,坐落於台北市的政經樞紐之上。這座教堂最初是日本時期的台北日本基督教會,由總督府土木局技師長尾半平擔任建堂委員長、井手薰操刀設計,並獲得本地紳商李春生的奉獻,彰顯出其自設立之初,便與殖民政權及本地菁英有著複雜的政商連結。專研空間政治的蘇南洲認為,濟南教會的區位與建築主體之設計,使得「儀典性」的象徵意義被放大,成為「國家統治機制透過特殊的宗教意涵,在空間上成為國家之支配性意識形態的表現」。該教會的前身是日本基督教會在台總部,在戰時體制下,實在很難不受「皇民化運動」的影響,自然也無法擺脫總督府文教局對台灣教會的指使。
戰後教產爭奪的危機
日本戰敗後,濟南教會的產權問題陷入長期懸而未決的困境。教會土地原為李春生所獻,戰後卻被政府接收,登記於國有財產局之名下。這種產權的不確定性,為後續的爭奪埋下伏筆。更大的衝突,則來自隨國民政府來台的外省籍信徒所組成的「國語禮拜堂」。這些信徒多具軍政背景,其極右的政治立場與黨國體制一致,進而使得政府要以隱晦的方式介入濟南教會。當時濟南教會的台籍信徒籠罩在二二八事件的陰影,進而形成了國語禮拜堂與濟南教會「共用」同一個建築的特殊現象。在長期的教產拉鋸戰中,甚至出現了打著反共旗號的「中正紀念教堂暨經國活動中心」(亦有人稱為「聖介石堂」)興建計畫。此計畫意圖將濟南教會改建成「反共、反台獨,促使全國教會團結與合作的我國教會總部」。根據蘇南洲分析,這項企圖使濟南教會徹底「國家化」的舉措,正是黨國基督徒逼迫本土教會的具體手段。
長老教會的即時介入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危機的扭轉,關鍵在於濟南教會的翁修恭牧師(一九七三~一九九六年)與李登輝總統的即時介入。翁修恭不僅是李登輝夫婦入籍濟南教會時的駐堂牧師,更是長老教會發表《人權宣言》時的連署人(與高俊明牧師共同簽署),代表了教會對抗威權的先知精神。在「中正紀念教堂(聖介石堂)」爭奪戰中,翁修恭與教會長老執事積極與當局周旋。最終,時任總統並兼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以濟南教會會友的身分及時擋下了改建為國家教堂的議案,使教會的原有建物得以完整保留。李登輝在體制內的權力,加上翁修恭的對抗精神,形成了阻止這場空間政治衝突的核心力量。
會友李登輝與牧師翁修恭
翁修恭牧師的角色正是連結李登輝與濟南教會的關鍵橋梁。他不僅是李登輝長子李憲文婚禮的證婚人,也是李登輝擔任總統任內,因維安考量而要將禮拜轉為家庭禮拜時,出任其家庭牧師的人。這使得翁修恭得以在黨國最高領導人身邊,持續擔任靈性牧養者與政教溝通者的雙重角色。
翁修恭的牧養與李登輝的信仰實踐相輔相成。李登輝擔任副總統後,開始在處理中央政府與長老教會的矛盾中,扮演關鍵的對話者。一九八四年,李登輝受總統蔣經國的指示,促成了因「高雄事件」而被囚禁的高俊明牧師等人的釋放。這次對話不僅緩解國民黨與長老教會之間的緊張關係,也為後續解決教產等歷史遺留問題,創造了體制內的信任基礎。李登輝在體制內的努力,正是一種以「愛與公義」的精神,回應翁修恭所代表的教會先知職分。
翁修恭回憶,李登輝對於信仰極為認真虔敬,成為會友後,即便公務繁忙仍盡量參加聚會或閱讀教會週報。翁修恭形容李登輝極為謙遜守分,聚會總是提早五分鐘到場安靜禱告,且不希望教會強調其官銜,深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翁修恭亦提及,李憲文受洗與病逝的經過相當感人;曾有一位鄉下老翁在追思禮拜時,透露李憲文生前曾隱姓埋名、熱心助人的真實故事,展現了李家克己復禮的家風。此外,李登輝常舉行家庭禮拜,邀請非基督徒親友參加以此傳揚福音,同樣令人感懷。
翁修恭強調,李登輝是一位將信仰融入現實的實踐者。他熟讀聖經並從中汲取施政靈感,例如「八萬農業大軍」計畫,便是受《以西結書》中枯骨復生經文的啟發。他堅持信心須配合行為,致力於在自己的崗位上榮耀上帝。李登輝參與濟南教會的禮拜持續了相當長的時間;直到擔任總統後,因維安考量且避免影響其他信徒,經幕僚勸阻,才改由翁修恭每月一次前往總統府,主持家庭禮拜,翁修恭也因此被外界稱為「總統家庭牧師」。這項聚會一直持續到翁修恭退休後,因行動不便才告一段落。
李登輝與濟南教會在公義和平的實踐之上,有著相當重要的關聯。首先,他在副總統任內,力保黑名單上的林宗義教授回台的人身安全。一九九○年,翁修恭牧師與周聯華牧師於台北懷恩堂主持「二二八平安禮拜」,行政院長郝柏村等政要親自出席,標誌國家權力首次較為公開地面對此議題。
一九九一年,李登輝以總統的身分,經由翁修恭的協助,與林宗義等人會面,聽取其五項訴求:一、公布二二八事件真相;二、國家道歉與賠償;三、建立紀念碑與紀念館;四、訂立紀念日;五、設立基金會推動文化與教育工作。同時,李登輝亦對以濟南教會為據點的「二二八家屬團契」給予實質支持。之後,李登輝於一九九五年公佈《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同年設立「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這些皆成為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的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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