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這本書，「比日本人更懂日本」！

譯者序

當我們提到人類學領域的經典著作，很多人首先會想到的就是美國人類學家露絲‧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與刀》，這本書出版後行銷一百多個國家，保守估計共售出三千萬冊。在美國，《菊與刀》被當作研究日本的《聖經》；一九五一年，又列入日本《現代教養文庫》，被稱作現代日本學鼻祖，暢銷至今。

很難想像，這樣一部暢銷的人類學著作，最初其實是作為一分研究報告呈現的。

一九四四年，作者露絲‧潘乃德受美國戰時情報局的委託，對日本進行研究。作者的研究主要是為了幫助美國解決兩個問題：一、要不要進攻日本本土，日本會不會投降；二、要不要保留日本天皇制。作者利用自己敏銳的洞察力，透過對日本影視、日本人訪談等材料的分析，用「菊」與「刀」對複雜而又矛盾的日本人文化及心理進行了解讀——清新優美的「菊」是皇室家徽，鋒利決絕的「刀」是武士道文化的象徵。於是，我們瞭解了日本的國民文化雙重性，瞭解了日本的「恥感文化」，瞭解了日本的等級制以及一般日本人眼中的恩仇情義……

從圖書的出版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為什麼今天我們還要再閱讀《菊與刀》呢？因為它是我們瞭解日本和日本人的最佳通俗讀物，借用日本人的話來說，就是這本書「比日本人更懂日本」。比如，日本著名評論家川島武宜就指出：「儘管潘乃德本人一次也沒有到過日本，但卻搜集到那麼多的重要事實，令日本人都感到非常驚訝。潘乃德依據這些事實栩栩如生地描繪了日本人的社會生活、行為方式和文化的全貌，推導出日本文化具有決定意義的諸特徵。」因此，透過對本書的閱讀，我們將會理解日本某些獨特的國民性，也能夠解答我們對日本民族的一些疑惑。

為什麼日本人在職場中特別在意上下級、前後輩的等級之分？

作者指出：日本人的行為模式就是「各安其分」，他們喜歡和尊重等級制。等級制帶來的束縛和相對自由，讓他們更有安全感。這種既定的關係，讓他們知道自己該做什麼、能做什麼，心境也因此更加平和。

為什麼日本影視劇中，主角總要經歷各種磨難和「兩難全」的痛苦？

日本文化的矛盾性也展現在人們對義理、名譽和人情的看法中。義理、名譽和人情，各自有一個圈子。很多時候，日本人會在這些品德中不斷糾結：是選擇忠、選擇報恩，還是選擇維護名譽……這一痛苦的選擇過程就是日本人的道德困境。在日本人看來，為了抱負、為了情義犧牲自己或感情是一種美好的品德。影視劇中，這也正是日本觀眾最喜歡的情節設計。而這種感情，其他民族的人往往很難理解，比如作者就在書中提到這樣一件事：日本的戰爭片總是在表現日本兵痛苦的一面——思念家人、露宿荒野、飲食不繼等，而在美國人看來，這簡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反戰宣傳片，絲毫沒有鼓舞士氣的效果。

為什麼日本天皇兩千年屹立不倒，而中國總是經歷朝代更迭？

書中認為：日本人對於天皇的感情是超越一切批判之外的，在他們眼中天皇就等同於日本。換句話來說，日本的天皇是作為日本國民的象徵存在的，代表著國民宗教的中心，是一種超越宗教的信仰對象。即使是在天皇存在感最弱的幕府時代，也從沒有人會想廢除天皇和真正統治者並存的雙重統治局面。

為什麼二戰後德國勇於認罪，日本人卻做不到這一點？

作者在書中已經有預見性地指出了這一點：日本人廣泛存在著一種恥感文化，在他們看來，自己的羞恥行為只要沒有被眾人知道，那麼自己就無須為此感到羞恥，因此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隱藏、維護自己的「名譽」，以免公開受辱。作者還舉了幾個有趣的小例子。比如，一位日本教師被學生問了自己不懂的生物學問題，那麼表面上一定要裝作很懂的樣子，不能坦白地對學生說我不知道；一個男子向喜愛的女子求婚，通常會在夜間去找女孩，而且要在頭上包一塊布，以免被拒後第二天無顏相見。儘管女孩照樣知道求婚的人是誰，但是只要不是當「面」拒絕，就還可以維持相安無事的樣子。

……

當然，由於作者從未親自到過日本，也由於西方人對於東方文化的一些誤解，本書還是存在一些謬誤的。比如，作者忽視了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化的深刻影響，誇大了太平洋原住民帶來的影響；再比如，作者過分強調種族文化、民族性格的必然性，卻忽略了民族性格在特定歷史情況下不穩定的一面，等等。此外，一些細節性的錯誤，譯者注中也做了說明，以供讀者參考。

∣第一章∣

研究任務——日本

在美國曾經竭盡全力與之奮戰的敵人裡面，日本人的性情是最讓人難以捉摸的。這個力量雄厚的對手，他的一舉一動和思維模式都與我們有著天壤之別，導致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地加以對待，這樣的情況在以往的戰爭中是從未有過的。我們現在就好像一九○五年的沙俄一樣，在戰爭中面對的敵手是一個並不屬於西方世界的文明與文化、經過嚴格訓練而又擁有強大武裝力量的民族。在西方國家所公認一些基於人性的戰爭習慣，對於日本人很明顯是不適用的。所有這一切都導致了太平洋上的戰爭不僅僅只是一連串島嶼登陸作戰和困難重重的後勤工作問題，更重要的是摸透地方習性的問題。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要取得戰爭的最終勝利，瞭解他們的行為習慣就成了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試圖瞭解日本時，我們發現這是十分困難的。自日本緊閉的國門被打開後的七十五年裡，外界對日本人的描述其實一直在使用一連串讓人困惑不解的「但是，又……」這類詞語，與對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描述相比差之甚遠。一個嚴謹的觀察家在談及世界上其他民族時，是不會在說他們舉止儒雅的同時，又加上一句「但是，他們又很驕傲、無禮」；他也不會一邊說這個民族頑固不化，又說「但是，他們又非常容易適應力道強大的革新」；也不會一邊說這個民族性情溫良，一邊又說他們不那麼容易服從上級的管制；也不會在說他們忠心、寬厚的同時，又宣稱「但是他們又心存怨恨，滿腹叛逆不安」；也不會一邊說他們堅強勇敢，另一邊又描述他們如何懦弱不堪；也不會既說他們的言行舉止完全被周圍人的評價所左右（也就是僅是為了自己的面子），又說他們擁有一顆誠摯的心；也不會一邊說他們在軍隊中接受魔鬼式的訓練，一邊又描述那個軍隊裡的士兵是怎樣的不服管教，甚至是以下犯上；也不會一邊講這個民族是如何痴迷於西方世界的文化，又訴說他們的冥頑不靈和不知進取；他不會在寫一本書，講這個民族是怎樣普遍熱愛美好事物，怎樣給予演員和藝術家崇高的榮譽，並且如何醉心於菊花養殖栽培的同時，又寫另一本書來補充說明，這個民族推崇刀劍和武士的至高榮譽。

總之，以上種種的自相矛盾成為關於日本民族的論著中不可或缺的言論，並且，都是真實存在的情況。菊與刀，這兩者是同一幅繪畫中的不同組成部分。日本人性情爭強好鬥而又溫文爾雅；崇尚武力而又熱愛美好事物；倨傲不羈而又文質彬彬；冥頑不靈而又靈敏善變；溫馴卻又不願任人支配；忠貞不渝而又極易背叛；堅強而又膽怯；守舊卻又急於接受新的生活習慣。他們非常在意別人對自己言行舉止的評論，可是在別人對其惡劣事蹟一無所知時，又會被自己內心邪惡的一面所征服。他們的軍隊受到嚴格澈底的訓練，同時卻又非常具有反叛性。

增強對日本的瞭解對美國來說已經成為刻不容緩的事情，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就不能對這些和其他很多同樣令人煩躁不安的矛盾棄之不顧了。事態的嚴重性接連不斷地呈現在我們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將會採取怎樣的措施；能不能在不進攻日本本土的情況下取得勝利；我們是不是應該直接摧毀皇宮；我們可否期望從日軍俘虜身上得到些什麼資訊；在針對日本軍隊及日本本土居民所進行的宣傳中，我們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拯救美國民眾的生命，並且削減日本人頭腦裡那種抵抗到最後一刻的信念……這一系列問題在日本通中也引起非常大的爭議。倘若和平真的降臨了，為了使秩序有條不紊，需要對日本人實行永久的軍事管制嗎？我方軍隊是否要準備在日本山野深林的要地中與那些狂熱的抗戰分子進行殊死決鬥？在和平的曙光有可能照亮大地之前，日本人會不會掀起一次類似法國或俄國式的革命，誰將發起這次革命呢？又或者，是否應該將日本民族從世界上澈底毀滅？對這些問題我們的觀點必然是天差地別的。

筆者在一九四四年六月接受委託，開始從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本人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被授命使用所能使用的所有研究技能，以求瞭解日本民族是一個什麼樣的民族。那年夏初時節，我國對日本的全方位反擊戰剛剛拉開序幕。當時，美國的大部分人認為對日本的戰爭要持續三年，或者十年，甚至需要再長一些時間。而對於日本人來說，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則覺得這次戰爭將會成為百年之戰。他們的理由是：美國軍隊雖然取得一部分地區的勝利，但是新幾內亞、所羅門群島這些地方距離日本國土還有幾千英里。所以日本的公報壓根拒絕承認日本海軍戰事的失利，日本國民仍舊以為勝利是屬於他們的。

但是，進入六月以後，戰爭的形勢開始發生急劇轉變。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以後，最高司令部在之前的兩年半以來所給予歐洲戰場的軍事優先權已經沒有必要，對德戰爭取得最後勝利的日子已經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戰爭中，我們的軍隊已經占領了塞班島。這一勝利是宣告日本軍隊最終將澈底失敗的重大戰役。自此以後，我們的戰士便經常跟日軍兵戎相見。並且，在新幾內亞，在瓜達康納爾、緬甸、阿圖、塔拉瓦（Tarawa）、比亞克（Biak）及其他戰役中，我們已經很清楚地看到，我們所面對的是怎樣可怕的敵手。

於是，到了一九四四年六月，對於有關我們的敵人——日本，有很多疑問迫切需要做出解答。這些疑點，無論是有關軍事上的還是外交上的，也不管是為了最高決策的要求或是為了把宣傳小冊子散布在日軍前線的需要，都必須提出正確而透澈的見解。在日本所發動的所有戰爭中，我們一定要瞭解的不僅僅是日本統治者們的動機和目的，不僅僅是日本的歷史，也不僅僅是有關經濟、軍事上的資料。我們必須澈底搞清楚的是：日本的統治者能夠從他們的國民那裡得到什麼指望，我們一定要瞭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的傳統，以及瞭解這些傳統所帶來的行為模式，還必須搞清楚這些行為、信念背後隱藏的約束力。我們必須把美國人在採取一般行動時所考慮的東西暫時拋到一邊，並且最大程度上保證不輕易地做出斷言，說一些在類似那種情況下，我們會怎樣做，日本人應該也會怎樣做的話。

筆者接受的任務是非常艱鉅的。對於正處於交戰中的美國與日本，將戰爭中的一切過錯都歸罪於敵國，這是很正常的；可是要想澈底搞清楚我們的敵人內心中對人生的一些看法就很困難了。然而這又是必須完成的任務，問題是日本人在面對此種情況時將會有何行動，而不是假設我們處在他們的境遇時將怎樣行動。筆者只有盡力把日本人在戰場上的種種行為，作為弄清他們的「正值」也就是有利用價值的材料來加以對待，而不是當作「負值」也就是無用條件來看待；筆者必須仔細揣摩他們針對戰爭本身所採取的行進模式，並且暫時不當作軍事問題而是作為文化問題來看待。與平常一樣，日本人在戰爭裡的舉動也必然帶有日本民族的行事風格。他們對待戰爭時表現了哪些固有的生活習慣和思考問題的特徵，他們的領導者鼓舞士氣、消減民眾恐慌，以及他們在戰場上調兵遣將的方式或方法——所有這一切都表明了他們自認為可被利用的核心支持力是什麼。筆者必須事無巨細地認真研究戰爭中的各個環節，以此來洞察日本人怎樣一點點地暴露自己。

然而，因為我們兩國的戰爭正在進行中，這一事實無法避免地會對筆者產生嚴重的不良影響。事實表明筆者必須放棄原本想要實地調查的想法，而所放棄的這種調查是文化人類學者最重要的研究方法。本人沒有辦法到日本去，更不可能到日本普通人的家庭中生活，也不能用自己的雙眼去觀察他們在平常生活中的種種作風和習慣，從而分辨出哪一部分是主要的，哪一部分是次要的。筆者無法觀察到他們是經過怎樣的複雜過程才做出某一決定的。本人也不能觀察他們使用什麼樣的方法來培育下一代。出自約翰‧艾勃里 （John Embree）之手的《須惠村》是人類文化學家透過實地觀察後所寫出的唯一一部有關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學習參考的價值。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我們在一九四四年遇到的很多有關日本的問題，在那本書裡都沒有提到過。

儘管存在著上述種種巨大的困難，可是作為一個文化人類學家，筆者仍舊相信，還有另外一些研究方法和條件可以加以利用。至少筆者還可以利用被文化人類學家最重視的方法，那就是直接與被研究的人民接觸。在我們的國家裡，有很多在日本本土長大的日本人。筆者可以詢問他們在日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詳細事例，從而發現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法對事物進行判斷的，這樣我們知識結構中的許多空白點就可以藉由他們的陳述來填補。在筆者看來，這樣的考察對於任何一個人類學家瞭解一種新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在當時，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會科學家，利用的則是文獻的記載或者解析歷史事件及資料，期望能從日本的宣傳文字或一些口頭宣傳的語句中，發現他們發展的進程。然而筆者卻相信：被他們所渴求的答案，大部分都藏匿在日本文化的制度及其價值裡面。所以，對生活在這種文化裡的人們進行研究，得到的答案將會令人更加滿意。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言並不代表筆者不看書，不去求教曾經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士。很多描述日本的豐富文獻資料及很多在日本居住過、優秀的西方觀察家，對筆者 都有很大的幫助，這一點是那些到亞馬遜河發源地或新幾內亞高原等沒有文字的部落進行研究的人類學家們所不能得到的優待。那些沒有文字的民族，是無法用文字語言來表達自我想法的，一些西方人對他們的描述也是寥寥無幾，走馬觀花。他們過去的歷史無人知曉。去到那裡實地調查的學者們也只能在沒有任何前輩學者幫助的情況下，探求他們的經濟生活方式、社會階層狀況，以及在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尊崇者等。在筆者研究日本之時，卻有很多學者的遺著可以學習繼承。在嗜古獵奇的文獻資料中滿是有關生活瑣事的敘述，他們生活中的一些生動經歷被歐美人士做了詳細的記載，日本人本身也編撰了很多不同尋常的自我記錄。與其他東方民族有著很大差異的日本人，擁有很濃烈的自我描寫衝動，不僅寫他們生活中的種種瑣事，也寫他們對全球的戰略擴張計畫，他們如此的坦率實在讓人感到驚訝。當然，他們並沒有把一切都公諸於世，筆者相信也沒有一個民族會這樣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國家的時候會省略掉很多比較重要的事情，因為他們對這些事太過熟悉了，就好像我們習慣空氣存在一樣，視而不見，這一點在美國人寫美國時也是一樣的。儘管這樣，相比之下，日本人還是比較喜歡袒露自己的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