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水革命：香港人如何在反送中運動集體臨機應變
Be Water: Collective Improvisation in Hong Kong`s Anti-Extradition Prot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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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香港人在2019年夏天發動了「如水革命」，抗議港府提出《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容許將香港的犯罪嫌疑人引渡至中國大陸受審。這場運動的名稱「如水」（Be Water）取自武術大師李小龍的名言：「如水一般，無形無相」。
結果「如水革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政治抗爭事件，不僅如此，這場運動還有一個不同於其他運動的獨特之處，那就是：參與者之間採取即時的溝通方式，而且全程「無大台」，也就是沒有領導中心。
本書試圖透過行動者視角，來理解「如水革命」的興起及其歷久不衰的後續效應，探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平凡市民投入這場充滿危險、後果深遠的抗爭，還有他們是如何形成並展開如此非凡的能動性。
結果「如水革命」成為香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政治抗爭事件，不僅如此，這場運動還有一個不同於其他運動的獨特之處，那就是：參與者之間採取即時的溝通方式，而且全程「無大台」，也就是沒有領導中心。
本書試圖透過行動者視角，來理解「如水革命」的興起及其歷久不衰的後續效應，探究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平凡市民投入這場充滿危險、後果深遠的抗爭，還有他們是如何形成並展開如此非凡的能動性。
名人推薦
推薦人：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主編、合著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尋租中國》作者
陳玉潔，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專章作者
陳健民，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佔中三子之一，《受苦與反抗》作者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推薦媒體與期刊：
本書不僅針對2019年事件及其背後的歷史與政治脈絡提出詳盡且論證嚴謹的描述，也給了其他重大的抗爭運動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及分類框架。對日益蓬勃的2019年運動研究來說，本書可謂做出了令人擊掌的及時貢獻。
——Cha: An Asian Literary Journal
這是第一本詳盡描述香港反送中運動如何進行動員的作品。……作者提出「集體臨機應變」的概念，對社會運動文獻的理論貢獻非常重要。
——China Information
本書有助於我們了解2019年反送中運動是怎麼動起來的。作者透過189人次的訪談與大規模的現場觀察，對抗爭者的動員過程提供一個行動者社會學式的論述。他分析了參與者在從事高風險抗爭時如何建立並維繫彼此的信任……描述了這場運動在走上國際舞台時如何出現不同取徑。本書給了讀者一個強而有力的分析視角，藉此評估香港人可以如何在香港及海外持續抵抗。對於任何關心香港政治前途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之作。
——The China Quarterly
作者這項研究的諸多優點之一，在於微觀與宏觀分析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作者拿自己的著作與其他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的抗爭研究進行對話；另一方面，他也詳盡描述了個別的參與者及其動機、情感與創造力。這是一部非常及時的作品，值得推薦給更多對當代抗爭感到興趣的讀者。
——Choice
對於理解2019年香港如何展開全城政治動員，本書做出了重大貢獻。書中廣泛討論了參與者之間的團結感，這種情感使他們的參與得以深化並持續下去……作者的分析為其他在威權環境下的反抗運動提供了洞見，包括如何建立組織架構、派系之間如何協作，以及跨國如何動員等。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本書不僅是一部香港起義史，也是一本給各地行動者的田野手冊，該書同時發出警告：在一個數位監控的環境下，去中心化抗爭有其侷限性。正是這樣的雙重性讓本書如此好看……作者所做的遠不止於分析一場抗爭，他提出了對現代運動來說最重要的悖論：那些讓反抗成為可能的戰術，或許同時也斷送了反抗的未來。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作者以流暢的筆觸引領我們踏上一段旅程。書中呈現了情感或義憤如何表達、高風險行動如何展開、無大台運動與自發性是什麼、抗爭如何進行以及何時進行、海外離散社群如何動員以及動員後如何演變，這些敘述有時挑戰了有時又補充了對反送中運動的既有觀點……這是一本掌握了這場運動之流動性與複雜性的傑作。
——Mobilization
這部優秀的新作檢視並分析了……反威權的抵抗中……流動的協作如何可能。作者認為香港的抗爭者展現了一種「臨機應變的理性」——亦即在強力鎮壓下，仍能持續調適、發明並同步化抗爭戰術的能力。本書既是一部豐富的實證研究，也是有關集體行動社會學的一次概念發展。研究社會運動、威權主義、數位動員以及東亞政治的學者與學生，應該都會被本書所吸引。
——Social Forces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烈火黑潮：城市戰地裡的香港人》主編、合著
吳介民，中研院社會所特聘研究員，《尋租中國》作者
陳玉潔，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巨浪後：國安法時代的香港與香港人》專章作者
陳健民，中研院社會所客座研究員，佔中三子之一，《受苦與反抗》作者
（依姓氏筆畫順序排列）
推薦媒體與期刊：
本書不僅針對2019年事件及其背後的歷史與政治脈絡提出詳盡且論證嚴謹的描述，也給了其他重大的抗爭運動一個極具價值的研究及分類框架。對日益蓬勃的2019年運動研究來說，本書可謂做出了令人擊掌的及時貢獻。
——Cha: An Asian Literary Journal
這是第一本詳盡描述香港反送中運動如何進行動員的作品。……作者提出「集體臨機應變」的概念，對社會運動文獻的理論貢獻非常重要。
——China Information
本書有助於我們了解2019年反送中運動是怎麼動起來的。作者透過189人次的訪談與大規模的現場觀察，對抗爭者的動員過程提供一個行動者社會學式的論述。他分析了參與者在從事高風險抗爭時如何建立並維繫彼此的信任……描述了這場運動在走上國際舞台時如何出現不同取徑。本書給了讀者一個強而有力的分析視角，藉此評估香港人可以如何在香港及海外持續抵抗。對於任何關心香港政治前途的人來說，這是一本必讀之作。
——The China Quarterly
作者這項研究的諸多優點之一，在於微觀與宏觀分析之間的平衡。一方面，作者拿自己的著作與其他社會科學／政治科學的抗爭研究進行對話；另一方面，他也詳盡描述了個別的參與者及其動機、情感與創造力。這是一部非常及時的作品，值得推薦給更多對當代抗爭感到興趣的讀者。
——Choice
對於理解2019年香港如何展開全城政治動員，本書做出了重大貢獻。書中廣泛討論了參與者之間的團結感，這種情感使他們的參與得以深化並持續下去……作者的分析為其他在威權環境下的反抗運動提供了洞見，包括如何建立組織架構、派系之間如何協作，以及跨國如何動員等。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本書不僅是一部香港起義史，也是一本給各地行動者的田野手冊，該書同時發出警告：在一個數位監控的環境下，去中心化抗爭有其侷限性。正是這樣的雙重性讓本書如此好看……作者所做的遠不止於分析一場抗爭，他提出了對現代運動來說最重要的悖論：那些讓反抗成為可能的戰術，或許同時也斷送了反抗的未來。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作者以流暢的筆觸引領我們踏上一段旅程。書中呈現了情感或義憤如何表達、高風險行動如何展開、無大台運動與自發性是什麼、抗爭如何進行以及何時進行、海外離散社群如何動員以及動員後如何演變，這些敘述有時挑戰了有時又補充了對反送中運動的既有觀點……這是一本掌握了這場運動之流動性與複雜性的傑作。
——Mobilization
這部優秀的新作檢視並分析了……反威權的抵抗中……流動的協作如何可能。作者認為香港的抗爭者展現了一種「臨機應變的理性」——亦即在強力鎮壓下，仍能持續調適、發明並同步化抗爭戰術的能力。本書既是一部豐富的實證研究，也是有關集體行動社會學的一次概念發展。研究社會運動、威權主義、數位動員以及東亞政治的學者與學生，應該都會被本書所吸引。
——Social Forces
目錄
● 本書用圖
● 本書用表
● 縮寫表
● 中文版序
● 導論
○ 民主進程的停滯｜傘後的低潮｜如水．革命｜抗爭之後｜全球地緣政治｜行動者社會學｜集體臨機應變｜本書架構
● 第一章 抗爭者的進化
○ 佔領區成了運動的孵化器｜失敗的教訓｜雨傘運動的遺產｜死亡的震撼｜激烈的情緒｜小結
● 第二章 勇武抗爭與後勤網絡
○ 高風險抗爭｜勇武小隊｜制度化與網絡化的資源動員｜當後勤碰上勇武｜看不見的網路城市｜小結
● 第三章 遍地開花
○ 抗爭的動態｜三種「抗爭事件」｜「無大台」的力量｜同儕協作的抗爭｜從核心到邊陲｜空間戰術｜戰術創新與其枯竭｜「和你」系列抗爭的興衰｜集體臨機應變的侷限｜組織的角色變遷｜小結
● 第四章 展演新生共同體
○ 受苦的共同體｜言語的革命｜多元身份的共同體｜抗爭的地理學｜國歌誕生｜革命的視覺呈現｜抗爭週期中的文宣創作｜新生共同體及其不滿｜小結
● 第五章 全球戰線
○ 國際舞台上的倡議行動｜攬炒論｜遠方的觀眾｜香港的離散社群｜國際線的無大台｜「全球中國」的幽靈｜港人運動在地化｜城市外交｜新一波移民潮｜小結
● 第六章 後動員行動
○ 抗爭融入生活｜被迫中斷的選舉路線｜香港社會尚未屈服｜另類媒體｜社區報｜獨立書店｜法院與監獄支援行動｜小結：絕境求存的技藝
● 結論
○ 集體臨機應變的優缺點｜抗爭政治研究的下一步｜香港之外｜香港何去何從？
● 附錄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 附錄二 抗爭術語表
● 鳴謝
● 註釋
● 本書用表
● 縮寫表
● 中文版序
● 導論
○ 民主進程的停滯｜傘後的低潮｜如水．革命｜抗爭之後｜全球地緣政治｜行動者社會學｜集體臨機應變｜本書架構
● 第一章 抗爭者的進化
○ 佔領區成了運動的孵化器｜失敗的教訓｜雨傘運動的遺產｜死亡的震撼｜激烈的情緒｜小結
● 第二章 勇武抗爭與後勤網絡
○ 高風險抗爭｜勇武小隊｜制度化與網絡化的資源動員｜當後勤碰上勇武｜看不見的網路城市｜小結
● 第三章 遍地開花
○ 抗爭的動態｜三種「抗爭事件」｜「無大台」的力量｜同儕協作的抗爭｜從核心到邊陲｜空間戰術｜戰術創新與其枯竭｜「和你」系列抗爭的興衰｜集體臨機應變的侷限｜組織的角色變遷｜小結
● 第四章 展演新生共同體
○ 受苦的共同體｜言語的革命｜多元身份的共同體｜抗爭的地理學｜國歌誕生｜革命的視覺呈現｜抗爭週期中的文宣創作｜新生共同體及其不滿｜小結
● 第五章 全球戰線
○ 國際舞台上的倡議行動｜攬炒論｜遠方的觀眾｜香港的離散社群｜國際線的無大台｜「全球中國」的幽靈｜港人運動在地化｜城市外交｜新一波移民潮｜小結
● 第六章 後動員行動
○ 抗爭融入生活｜被迫中斷的選舉路線｜香港社會尚未屈服｜另類媒體｜社區報｜獨立書店｜法院與監獄支援行動｜小結：絕境求存的技藝
● 結論
○ 集體臨機應變的優缺點｜抗爭政治研究的下一步｜香港之外｜香港何去何從？
● 附錄一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 附錄二 抗爭術語表
● 鳴謝
● 註釋
序／導讀
作者序
中文版序：一個行動者社會學的解讀
2019年2月，港府倉促提出《逃犯條例》修正，該法案將重創香港的司法獨立，使得港人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法庭受審。為了抵抗，香港人展開長期抗爭，前後歷時71週。在2020年6月《國安法》降臨香港之際，已經有超過一萬一千人被捕、一千八百人被起訴，且有上百人被判刑。隨後《國安法》與2024年的「23條」立法進一步強化司法整肅的力道，根據海外港人組織統計，截止2026年初，香港已經有超過一千九百名政治犯。這場徹底改變香港命運的抗爭參與者眾，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六七暴動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然而，反送中運動始終存在一個待解的謎團：為何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或個人能代表整場運動？從所謂的「五大訴求」，到各種朗朗上口的策略構想，例如「不割席」、「和勇不分」等口號，都找不到實際的創作者，僅有匿名起源。甚至各種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例如機場抗議、人鏈、商場大合唱、遍佈各個社區的連儂牆，以及橫跨全球各大城市的海外聲援，也沒有可以指認出來的發起人。
2019年至2020年間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經常被稱為「如水革命」（Be Water），這個詞來自武術大師李小龍，他用饒富哲學的比喻描述這項技藝的精髓：無形、流動。換言之，精湛的武藝並非依靠某些必殺絕技，而在於武人因時因地靈活運用，不受侷限。「如水革命」的比喻精確點出了這場運動去中心化的特性，也就是香港人所謂的「無大台」。有人說這是一場「無領袖」（leaderless）的運動；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人主張這是一場「充滿領導者」（leaderful）的運動，因為每個參與者都可以自發採取各種適切行動，每個人都是領袖。此外，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去中心化是當代數位通訊的必然產物，無遠弗屆、即時且多元的資訊流動已經取代了層級分明、分工明確的科層組織。因此，抗爭行動必然呈現百花齊放的樣態，參與者不再僅僅遵守某個決策核心的指示。
本書採取行動者社會學（actionist sociology）的取徑，試圖解決上述難題。這個理論視野主張，社會變遷的源頭來自行動者，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出突破常規的抉擇，進而開啟創造歷史的力量。法國社會學家杜漢（Alain Touraine）以「歷史性」（historicity）描述這種源於主體的力量；美國社會學家雅斯博（James Jasper）則將行動者的能動性稱為「藝術性的創新」（artful creativity）。立基於這些概念，本書提出了「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觀點，藉此尋找支撐如水革命的關鍵機制。
所謂臨機應變，是指一種習得的行動能力，使我們能產生新穎且自發的回應。這正如我們能說出從未有人言說的全新話語，卻又符合語法規則並達成溝通目的。在本書中，我將「集體臨機應變」定義為：無須事先協調且由同儕協作的策略回應（peer produced strategic responses without prior coordination）。這意味著當眾多香港人共同意識到危機當前且別無退路時，便必須採取不同以往的因應策略。他們運用自身的技能與資源，一旦各行各業的人共同關注同一目標，就能產生巨大的成效。然而，並非所有抗爭運動都能召喚出這股潛在力量，集體臨機應變需要特定的社會條件。這包括廣泛的民意支持、汲取過往運動的教訓、發生違背道德期待的重大衝擊，以及強大的情緒動力等因素。
有些無政府主義者歌頌這種來自人民的自發性力量，認為唯有擺脫領袖與組織的束縛，群眾的能動性才會自然迸發。的確，如水革命正是因為缺乏明確的領導核心，各種前所未見的行動與口號才得以湧現。也正因為整場運動瀰漫著「反大台」的氛圍，許多原本平凡的香港人才意識到自身能力，成為運動中的無名英雄。不過，既有的領導者與組織並非毫無作用，他們能化整為零並開闢其他戰場，採取一般民眾難以單獨完成的作為。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無須過度美化集體臨機應變。這並非一種可以持續更新的力量，創新的源頭終究會面臨窮盡與枯竭。事實上，集體臨機應變之所以顯得強大，並不代表每項運動決策皆正確無誤；有時僅是因為無人需要承擔錯誤的責任，失敗的代價便大幅降低，變成可以被接納的後果。
長久以來，社會運動研究多聚焦於結構因素，亦即探討哪些歷史條件促成了行動的產生，而非關注行動者的能動性，或是人們如何創造歷史。因此，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概念即是「資源」（resource）與「機會」（opportunity），這些要素通常外在於行動者，並非他們所能掌握的面向。然而，如果資源的分佈與機會的開啟足以解釋運動起源，那麼為何反送中運動會爆發於香港民主派接連遭遇敗選打擊，且雨傘運動後的公民社會正深陷於「本土」與「左膠」對立的時刻？更可能的情況是，當時港府看準了反對勢力萎靡不振，火速推出《逃犯條例》修訂，意圖拆解兩地司法防火牆。事實上，反對者最初也不認為有可能擋下這項法案，因為當時民主派議員席次處於劣勢，且已喪失阻撓議事的合法手段。既然對立雙方在當時都無法預見後續的發展，為何研究者反倒可以憑藉事後之見，建構出一套結構決定的故事版本？為什麼社會科學的解釋不能關切行動者的決心、抉擇與毅力？本書認為，唯有正視行動者在結構縫隙中的集體臨機應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在看似絕望的情境中萌生的創舉，如何最終匯聚成改造時代的巨大力量。
事實上，香港抗爭者深知自己正掌握著這股扭轉歷史的力量。他們所採用的口號，例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攬炒」、「遍地開花」與「無大台」等，皆在不同程度上勾勒出了集體臨機應變的核心意涵。然而，這些格言式（aphoristic）的表述方式有時顯得晦澀難解，甚至容讓了多重詮釋的空間。作為社會科學家，我的任務便在於將這些抗爭者的反思轉化為普遍性的語言，使隱約不明的口號對接到清晰明確的概念體系之中。
香港何去何從？這座城市是否有可能實現重光，並最終走向真正的民主化？我們固然可以從結構性的視角展開思辨：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台海局勢的緊張對峙，以及中國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等因素，是否能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重整旗鼓提供契機？資源則是另一個審視的角度，我們可以藉由盤點海外離散社群的組織現況、國際社會的共鳴支持，以及潛存於香港本土社會的反對韌性，來評估新一波社會運動的潛在能量。
然而，資源與結構的評估終究只能揭示潛在的可能性。要從潛能轉化為現實，核心關鍵在於行動者的能動性介入，而這項因素充滿了不確定性，往往難以透過結構分析來準確預測。行動者社會學主張，只要香港人依然堅持守護自由的初衷，民主便仍存有一線生機；反之，若這份集體信念徹底潰散消失，這座城市將難有真正光復一天。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終章節，依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歷史志業。
中文版序：一個行動者社會學的解讀
2019年2月，港府倉促提出《逃犯條例》修正，該法案將重創香港的司法獨立，使得港人可能被引渡到中國大陸法庭受審。為了抵抗，香港人展開長期抗爭，前後歷時71週。在2020年6月《國安法》降臨香港之際，已經有超過一萬一千人被捕、一千八百人被起訴，且有上百人被判刑。隨後《國安法》與2024年的「23條」立法進一步強化司法整肅的力道，根據海外港人組織統計，截止2026年初，香港已經有超過一千九百名政治犯。這場徹底改變香港命運的抗爭參與者眾，其規模遠遠超過了六七暴動以及2014年的雨傘運動。然而，反送中運動始終存在一個待解的謎團：為何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團體或個人能代表整場運動？從所謂的「五大訴求」，到各種朗朗上口的策略構想，例如「不割席」、「和勇不分」等口號，都找不到實際的創作者，僅有匿名起源。甚至各種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例如機場抗議、人鏈、商場大合唱、遍佈各個社區的連儂牆，以及橫跨全球各大城市的海外聲援，也沒有可以指認出來的發起人。
2019年至2020年間的香港反送中運動經常被稱為「如水革命」（Be Water），這個詞來自武術大師李小龍，他用饒富哲學的比喻描述這項技藝的精髓：無形、流動。換言之，精湛的武藝並非依靠某些必殺絕技，而在於武人因時因地靈活運用，不受侷限。「如水革命」的比喻精確點出了這場運動去中心化的特性，也就是香港人所謂的「無大台」。有人說這是一場「無領袖」（leaderless）的運動；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有人主張這是一場「充滿領導者」（leaderful）的運動，因為每個參與者都可以自發採取各種適切行動，每個人都是領袖。此外，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去中心化是當代數位通訊的必然產物，無遠弗屆、即時且多元的資訊流動已經取代了層級分明、分工明確的科層組織。因此，抗爭行動必然呈現百花齊放的樣態，參與者不再僅僅遵守某個決策核心的指示。
本書採取行動者社會學（actionist sociology）的取徑，試圖解決上述難題。這個理論視野主張，社會變遷的源頭來自行動者，他們在關鍵時刻做出突破常規的抉擇，進而開啟創造歷史的力量。法國社會學家杜漢（Alain Touraine）以「歷史性」（historicity）描述這種源於主體的力量；美國社會學家雅斯博（James Jasper）則將行動者的能動性稱為「藝術性的創新」（artful creativity）。立基於這些概念，本書提出了「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觀點，藉此尋找支撐如水革命的關鍵機制。
所謂臨機應變，是指一種習得的行動能力，使我們能產生新穎且自發的回應。這正如我們能說出從未有人言說的全新話語，卻又符合語法規則並達成溝通目的。在本書中，我將「集體臨機應變」定義為：無須事先協調且由同儕協作的策略回應（peer produced strategic responses without prior coordination）。這意味著當眾多香港人共同意識到危機當前且別無退路時，便必須採取不同以往的因應策略。他們運用自身的技能與資源，一旦各行各業的人共同關注同一目標，就能產生巨大的成效。然而，並非所有抗爭運動都能召喚出這股潛在力量，集體臨機應變需要特定的社會條件。這包括廣泛的民意支持、汲取過往運動的教訓、發生違背道德期待的重大衝擊，以及強大的情緒動力等因素。
有些無政府主義者歌頌這種來自人民的自發性力量，認為唯有擺脫領袖與組織的束縛，群眾的能動性才會自然迸發。的確，如水革命正是因為缺乏明確的領導核心，各種前所未見的行動與口號才得以湧現。也正因為整場運動瀰漫著「反大台」的氛圍，許多原本平凡的香港人才意識到自身能力，成為運動中的無名英雄。不過，既有的領導者與組織並非毫無作用，他們能化整為零並開闢其他戰場，採取一般民眾難以單獨完成的作為。更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無須過度美化集體臨機應變。這並非一種可以持續更新的力量，創新的源頭終究會面臨窮盡與枯竭。事實上，集體臨機應變之所以顯得強大，並不代表每項運動決策皆正確無誤；有時僅是因為無人需要承擔錯誤的責任，失敗的代價便大幅降低，變成可以被接納的後果。
長久以來，社會運動研究多聚焦於結構因素，亦即探討哪些歷史條件促成了行動的產生，而非關注行動者的能動性，或是人們如何創造歷史。因此，研究者最常使用的概念即是「資源」（resource）與「機會」（opportunity），這些要素通常外在於行動者，並非他們所能掌握的面向。然而，如果資源的分佈與機會的開啟足以解釋運動起源，那麼為何反送中運動會爆發於香港民主派接連遭遇敗選打擊，且雨傘運動後的公民社會正深陷於「本土」與「左膠」對立的時刻？更可能的情況是，當時港府看準了反對勢力萎靡不振，火速推出《逃犯條例》修訂，意圖拆解兩地司法防火牆。事實上，反對者最初也不認為有可能擋下這項法案，因為當時民主派議員席次處於劣勢，且已喪失阻撓議事的合法手段。既然對立雙方在當時都無法預見後續的發展，為何研究者反倒可以憑藉事後之見，建構出一套結構決定的故事版本？為什麼社會科學的解釋不能關切行動者的決心、抉擇與毅力？本書認為，唯有正視行動者在結構縫隙中的集體臨機應變，我們才能真正理解那些在看似絕望的情境中萌生的創舉，如何最終匯聚成改造時代的巨大力量。
事實上，香港抗爭者深知自己正掌握著這股扭轉歷史的力量。他們所採用的口號，例如「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攬炒」、「遍地開花」與「無大台」等，皆在不同程度上勾勒出了集體臨機應變的核心意涵。然而，這些格言式（aphoristic）的表述方式有時顯得晦澀難解，甚至容讓了多重詮釋的空間。作為社會科學家，我的任務便在於將這些抗爭者的反思轉化為普遍性的語言，使隱約不明的口號對接到清晰明確的概念體系之中。
香港何去何從？這座城市是否有可能實現重光，並最終走向真正的民主化？我們固然可以從結構性的視角展開思辨：地緣政治衝突的加劇、台海局勢的緊張對峙，以及中國內部的經濟與社會壓力等因素，是否能為香港民主運動的重整旗鼓提供契機？資源則是另一個審視的角度，我們可以藉由盤點海外離散社群的組織現況、國際社會的共鳴支持，以及潛存於香港本土社會的反對韌性，來評估新一波社會運動的潛在能量。
然而，資源與結構的評估終究只能揭示潛在的可能性。要從潛能轉化為現實，核心關鍵在於行動者的能動性介入，而這項因素充滿了不確定性，往往難以透過結構分析來準確預測。行動者社會學主張，只要香港人依然堅持守護自由的初衷，民主便仍存有一線生機；反之，若這份集體信念徹底潰散消失，這座城市將難有真正光復一天。因此，香港民主運動的最終章節，依然是一項尚未完成的歷史志業。
試閱
導論
2019年8月23日，悶熱夏夜中，四面八方的地鐵站湧出無數香港人，在全城搭起人鏈。前所未有的「香港之路」行動在晚上七點展開，正是這座繁忙大都會的下班時刻。路口、地下道、天橋，以至於香港各大景點——太平山、獅子山，風光如畫的維多利亞港沿岸——都有抗爭者手牽手、高舉標語牌，堅定呼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晚上九點，眾人紛紛用手遮住右眼，聲援一位年輕急救員。幾天前，該女子遭到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不幸失明。據報導，「香港之路」吸引了高達二十一萬人參與，人鏈長達六十公里，橫跨港島、九龍、新界，場面極其壯觀。
三十年前的同一天，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為了追求自決，牽起「波羅的海之路」人鏈，而這場抗爭及一連串戲劇性事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三十年後，香港人牽起人鏈，則是為了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當時港府已經推出《逃犯條例》修正草案，準備允許香港人被引渡至中國法院受審。
抗爭者深知必須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於是將各國國旗醒目地展示出來，又用不同語言表達其訴求。親政府陣營動員數百輛計程車，懸掛中國國旗前往挑釁，但抗爭者刻意予以無視。他們也特別小心不去阻礙交通，僅在綠燈時才搭起橫越斑馬線的人鏈，紅燈時則禮讓汽車通行。他們採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和平抗爭方式，順利獲得BBC、CNN、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正面報導。加拿大、日本、台灣等地的海外香港人也紛紛響應，在當地舉辦類似行動。
2019年的夏天高潮迭起，香港抗爭者日趨勇武，警方也益發暴力，雙方正面衝突，完全脫離一向溫和節制的抗爭傳統。「香港之路」舉行時，全城抗爭已持續七十五天。然而，這場人鏈集會仍然為整場運動注入一股嶄新動力，開創了一套全新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新聞報導記錄到八月有3次人鏈集會，九月105次、十月11次、十一月9次、十二月8次（請見附錄一的研究方法）。九月出現多次人鏈，主因是新學期開始，大量中學生投入。此外，一項抗爭現場調查顯示，約有六成受訪者曾參加過人鏈行動。這種靈活的抗爭形式，顯然特別適合香港這座高密度城市，因為人鏈很容易吸引路人目光；同時，對於學生或社區居民來說，當他們想要表態支持民主，人鏈也是容易模仿的劇碼。本研究統計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的香港抗爭事件，其中共有133種活動，按次數計算，新登場的人鏈行動出現了137次，排名第四，僅次於堵路（287次）、唱歌（284次）、遊行（213次）。
「香港之路」在國際上得到高度關注與熱烈迴響，但有一事令人費解：發起人的身份至今不詳，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實際上是誰。一位香港受訪者對「波羅的海之路」有深入了解，2019年7月，幾組不同的抗爭者同時接觸這位人士，他們都擔憂抗議活動轉向「激進」，心中盤算著或許一場大規模的和平行動可以扭轉這種危險的趨勢。另一位受訪者曾在巴塞隆納留學，目睹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抗爭，而他提出了搭人鏈的構想。他先將這個想法告訴一位經營部落格的朋友，眾人在網路上熱烈討論後，認為確實可行。當這項提案正悄悄流傳時，備受尊敬的專欄作家李怡，在一位年輕朋友的請託下，於Facebook轉發了六年前曾提出過的人鏈抗爭建議，於是更多人注意到這個想法。8月19日，距離「波羅的海之路」三十週年僅餘四天，香港的社群網站LIHKG貼出了一則號召行動的貼文，立刻受到瘋傳。不過，還是有人懷疑是否真有那麼多香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站滿預定的路線。
傳統的集會是讓群眾集中在特定地點，而「香港之路」則需要參與者平均分佈到全城各個區域。有許多Telegram頻道是專門用來招募各地的協調人員，負責引導人流。我的一位受訪者曾報名參與該社區協調工作，與陌生人攜手合作，主要任務是在地鐵站周邊將人群平均分散，以及避免阻塞交通。活動前，他們在社區各處張貼海報，期間經常有街坊提醒他們某些地方不宜逗留，因為該處店舖老闆多半親政府。在抗爭初期，網路上已經出現許多地區性網路群組，透過這些匿名平台，協調人員能夠物色到理念相近的夥伴，因此也減輕了一些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歷史性的人鏈行動中，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完全缺席。以往香港的民主運動多由倡議團體領導，例如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舉辦每年的七一遊行。2019年2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草案，當時民陣率先示警；到了6月，他們已經舉辦兩場大規模遊行，參與人數分別有一百萬與兩百萬人，揭開全城抗爭的序幕。然而「香港之路」的規劃與執行既不是出自民陣，也不是出自任何其他組織，包括民主派政黨、學生會、工會等等。他們頂多在社群媒體上轉發貼文，而某些成員則自行參與。
儘管公民組織的領導人肯定支持「香港之路」，但他們選擇不介入，這是出於多項考量。首先，已獲註冊的組織通常特別注重群眾活動的合法性，若未獲警方批准，參與者有可能被控非法集結，最高可判三年徒刑；隨著港府六月以來強化鎮壓，動用法律戰（lawfare），這方面的顧慮愈來愈嚴重。其次，正式組織的決策需按照章程進行，最終需對成員負責，因此，面對一項來源不明、成效未知的臨時動員，正式組織難以迅速回應，遑論以組織名義背書支持。最後，當時整場抗爭已持續超過兩個月，參與者之間逐漸發展出「不需要領袖」的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無大台」。「大台」原指2014年在金鐘（香港政府總部所在地）臨時搭建的舞台，為期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就是以「大台」為實質指揮中心。由於雨傘運動普遍被視為一場失敗，於是抗爭者對集中式領導感到心灰意冷。既有社團的領導人意識到這種氛圍，審慎地選擇低調行事。
如果要搭起人鏈，參與者就必須和陌生人手牽手，表示團結一心。然而，對香港人而言，牽手不是一件正經的事情，保持距離才有禮貌。或許經驗豐富的運動者已經習慣牽手代表團結，但對於年紀尚輕者而言，尤其是後來發起校園人鏈的中學生，這種肢體接觸往往令人極度害羞。為了避免彼此尷尬，許多男性和女性並不直接牽手，而是握住一枝筆的兩端等等，以各種權宜之計試圖避免直接接觸；他們往往不好意思地轉開視線，以免引人誤會。儘管如此，香港人仍願意違反他們所受的文化教養，因為他們對這埸抗爭投入深深感情。送中條例已經引發多起以死抗爭的自殺事件，加上警方明顯與黑幫勾結，更激起公憤。正因如此，抗爭者出於強烈義憤，打破文化慣性搭起人鏈。
本書將探討「香港之路」所體現的幾個謎團：為何一場看似沒有領袖的抗爭，卻能持久不墜？沒有事先安排，要如何發明與實踐創新的行動劇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承擔個人風險，自願與陌生人合作？缺乏組織協調，如何能進行複雜的分工？在什麼情況下，民眾能實踐一種全新的行動方式，跳脫所屬文化的既有知識？這種突發的調整又是如何成為抗爭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在這本書裡面，我打算深入思考上述問題，還原當時脈絡。我將提出「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概念，以理解這場去中心化而充滿創新的抗爭。
2019年8月23日，悶熱夏夜中，四面八方的地鐵站湧出無數香港人，在全城搭起人鏈。前所未有的「香港之路」行動在晚上七點展開，正是這座繁忙大都會的下班時刻。路口、地下道、天橋，以至於香港各大景點——太平山、獅子山，風光如畫的維多利亞港沿岸——都有抗爭者手牽手、高舉標語牌，堅定呼喊「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口號。晚上九點，眾人紛紛用手遮住右眼，聲援一位年輕急救員。幾天前，該女子遭到警方布袋彈擊中，右眼不幸失明。據報導，「香港之路」吸引了高達二十一萬人參與，人鏈長達六十公里，橫跨港島、九龍、新界，場面極其壯觀。
三十年前的同一天，愛沙尼亞人、拉脫維亞人、立陶宛人為了追求自決，牽起「波羅的海之路」人鏈，而這場抗爭及一連串戲劇性事件最終導致蘇聯解體。三十年後，香港人牽起人鏈，則是為了抵抗中國對香港的蠶食；當時港府已經推出《逃犯條例》修正草案，準備允許香港人被引渡至中國法院受審。
抗爭者深知必須爭取國際社會支持，於是將各國國旗醒目地展示出來，又用不同語言表達其訴求。親政府陣營動員數百輛計程車，懸掛中國國旗前往挑釁，但抗爭者刻意予以無視。他們也特別小心不去阻礙交通，僅在綠燈時才搭起橫越斑馬線的人鏈，紅燈時則禮讓汽車通行。他們採用了西方人所熟悉的和平抗爭方式，順利獲得BBC、CNN、半島電視台等國際媒體正面報導。加拿大、日本、台灣等地的海外香港人也紛紛響應，在當地舉辦類似行動。
2019年的夏天高潮迭起，香港抗爭者日趨勇武，警方也益發暴力，雙方正面衝突，完全脫離一向溫和節制的抗爭傳統。「香港之路」舉行時，全城抗爭已持續七十五天。然而，這場人鏈集會仍然為整場運動注入一股嶄新動力，開創了一套全新的行動劇碼（repertoire）。新聞報導記錄到八月有3次人鏈集會，九月105次、十月11次、十一月9次、十二月8次（請見附錄一的研究方法）。九月出現多次人鏈，主因是新學期開始，大量中學生投入。此外，一項抗爭現場調查顯示，約有六成受訪者曾參加過人鏈行動。這種靈活的抗爭形式，顯然特別適合香港這座高密度城市，因為人鏈很容易吸引路人目光；同時，對於學生或社區居民來說，當他們想要表態支持民主，人鏈也是容易模仿的劇碼。本研究統計2019年2月至2020年7月的香港抗爭事件，其中共有133種活動，按次數計算，新登場的人鏈行動出現了137次，排名第四，僅次於堵路（287次）、唱歌（284次）、遊行（213次）。
「香港之路」在國際上得到高度關注與熱烈迴響，但有一事令人費解：發起人的身份至今不詳，恐怕永遠不會有人知道實際上是誰。一位香港受訪者對「波羅的海之路」有深入了解，2019年7月，幾組不同的抗爭者同時接觸這位人士，他們都擔憂抗議活動轉向「激進」，心中盤算著或許一場大規模的和平行動可以扭轉這種危險的趨勢。另一位受訪者曾在巴塞隆納留學，目睹加泰隆尼亞的獨立抗爭，而他提出了搭人鏈的構想。他先將這個想法告訴一位經營部落格的朋友，眾人在網路上熱烈討論後，認為確實可行。當這項提案正悄悄流傳時，備受尊敬的專欄作家李怡，在一位年輕朋友的請託下，於Facebook轉發了六年前曾提出過的人鏈抗爭建議，於是更多人注意到這個想法。8月19日，距離「波羅的海之路」三十週年僅餘四天，香港的社群網站LIHKG貼出了一則號召行動的貼文，立刻受到瘋傳。不過，還是有人懷疑是否真有那麼多香港人願意挺身而出，站滿預定的路線。
傳統的集會是讓群眾集中在特定地點，而「香港之路」則需要參與者平均分佈到全城各個區域。有許多Telegram頻道是專門用來招募各地的協調人員，負責引導人流。我的一位受訪者曾報名參與該社區協調工作，與陌生人攜手合作，主要任務是在地鐵站周邊將人群平均分散，以及避免阻塞交通。活動前，他們在社區各處張貼海報，期間經常有街坊提醒他們某些地方不宜逗留，因為該處店舖老闆多半親政府。在抗爭初期，網路上已經出現許多地區性網路群組，透過這些匿名平台，協調人員能夠物色到理念相近的夥伴，因此也減輕了一些負擔。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歷史性的人鏈行動中，公民社會組織幾乎完全缺席。以往香港的民主運動多由倡議團體領導，例如民間人權陣線（民陣）舉辦每年的七一遊行。2019年2月，港府提出《逃犯條例》草案，當時民陣率先示警；到了6月，他們已經舉辦兩場大規模遊行，參與人數分別有一百萬與兩百萬人，揭開全城抗爭的序幕。然而「香港之路」的規劃與執行既不是出自民陣，也不是出自任何其他組織，包括民主派政黨、學生會、工會等等。他們頂多在社群媒體上轉發貼文，而某些成員則自行參與。
儘管公民組織的領導人肯定支持「香港之路」，但他們選擇不介入，這是出於多項考量。首先，已獲註冊的組織通常特別注重群眾活動的合法性，若未獲警方批准，參與者有可能被控非法集結，最高可判三年徒刑；隨著港府六月以來強化鎮壓，動用法律戰（lawfare），這方面的顧慮愈來愈嚴重。其次，正式組織的決策需按照章程進行，最終需對成員負責，因此，面對一項來源不明、成效未知的臨時動員，正式組織難以迅速回應，遑論以組織名義背書支持。最後，當時整場抗爭已持續超過兩個月，參與者之間逐漸發展出「不需要領袖」的觀念，也就是所謂的「無大台」。「大台」原指2014年在金鐘（香港政府總部所在地）臨時搭建的舞台，為期七十九天的雨傘運動就是以「大台」為實質指揮中心。由於雨傘運動普遍被視為一場失敗，於是抗爭者對集中式領導感到心灰意冷。既有社團的領導人意識到這種氛圍，審慎地選擇低調行事。
如果要搭起人鏈，參與者就必須和陌生人手牽手，表示團結一心。然而，對香港人而言，牽手不是一件正經的事情，保持距離才有禮貌。或許經驗豐富的運動者已經習慣牽手代表團結，但對於年紀尚輕者而言，尤其是後來發起校園人鏈的中學生，這種肢體接觸往往令人極度害羞。為了避免彼此尷尬，許多男性和女性並不直接牽手，而是握住一枝筆的兩端等等，以各種權宜之計試圖避免直接接觸；他們往往不好意思地轉開視線，以免引人誤會。儘管如此，香港人仍願意違反他們所受的文化教養，因為他們對這埸抗爭投入深深感情。送中條例已經引發多起以死抗爭的自殺事件，加上警方明顯與黑幫勾結，更激起公憤。正因如此，抗爭者出於強烈義憤，打破文化慣性搭起人鏈。
本書將探討「香港之路」所體現的幾個謎團：為何一場看似沒有領袖的抗爭，卻能持久不墜？沒有事先安排，要如何發明與實踐創新的行動劇碼？為什麼有那麼多人願意承擔個人風險，自願與陌生人合作？缺乏組織協調，如何能進行複雜的分工？在什麼情況下，民眾能實踐一種全新的行動方式，跳脫所屬文化的既有知識？這種突發的調整又是如何成為抗爭者之間的共同語言？在這本書裡面，我打算深入思考上述問題，還原當時脈絡。我將提出「集體臨機應變」（collective improvisation）的概念，以理解這場去中心化而充滿創新的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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