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口史明鏡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 首部專著：第一部系統性挑戰中國官方西藏人口敘事的開創性著作。
★ 獨家史料：整合藏漢文獻，引用唯一流亡海外的《吉隆宗戶稅清冊》與《七萬言書》等中共內部檔案，以證據說話。
★ 解構迷思：顛覆「西藏自古人煙稀少」的刻板印象，並將元代「十三萬戶」還原為賦稅單位而非人口總數。
★ 揭示真相：以嚴謹數據與多方史料互證，揭示1950年代末因戰爭、飢荒與大逮捕，造成上百萬藏人非正常死亡的歷史斷裂。
為失落的生命，點亮一盞記憶的酥油燈
西藏的人口議題，長期以來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巨大空白，更是一個被政治塵封的禁區。中國官方的敘事體系，始終圍繞著「西藏自古人煙稀少」、「農奴制度導致人口停滯」、「和平解放後人口大幅增長」這三大主軸建構。然而，一個能夠創造輝煌文明、建立橫跨亞洲強大帝國的民族，其人口基數真會如此薄弱嗎？
本書是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榮退主任跋熱・達瓦才仁先生，對此官方敘事最系統、最有力的一次學術回應。作者以驚人的毅力與嚴謹的態度，耙梳浩如煙海的藏、漢文史料，猶如一位歷史的考古學家，從層層堆疊的扭曲與掩蓋中，發掘出被埋藏的真相碎片，試圖還原西藏人口變遷的真實軌跡。
本書開篇便直指核心，透過《五部遺教》等藏文典籍，將讀者帶回吐蕃王朝的盛世，指出僅西藏中部的「衛藏四如」地區，人口便已超過三百萬，從根本上擊碎了「西藏自古稀少」的虛假前提。接著，作者對元代「衛藏十三萬戶」、清代《西藏誌》等常被官方引為證據的史料進行精闢解構，論證了其中的「戶」多為賦稅單位而非人口單位，其統計更排除了廣大的牧區與寺院屬民，從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所有推論皆不攻自破。為了提供更堅實的佐證，本書更引用了目前唯一流亡海外的《吉隆宗戶稅清冊》，這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我們理解傳統西藏社會的真實樣貌，打開了一扇珍貴的窗。
然而，本書最為沉重、也最為核心的篇章，無疑是關於二十世紀中葉那場席捲雪域高原的浩劫。作者系統性地闡述了1956年至1962年間，藏人因戰爭、飢荒與大逮捕這三大原因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歷史。書中不僅引用了班禪喇嘛上呈周恩來的《七萬言書》，更挖掘了公安部簡報、新華社內參及前中共官員的回憶錄等內部文件，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證據，揭示了當時藏區人口急劇下降、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慘況。
為了掩蓋這段歷史，中國政府不僅隱匿了1953年與1964年兩次關鍵性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更透過「腰斬」人口基數等統計手法，在紙面上將人口的「驟減」扭曲為「增加」。作者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讓我們看清了數字背後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西藏人口史明鏡》的出版，不僅是一項填補空白的學術工程，它更像是在無數消逝的亡靈前，點亮的一盞永不熄滅的酥油燈。它照見了歷史的黑暗，也映照出求真求實的人性光輝，為所有關心西藏命運的人們，提供了一份還原真相、守護記憶的堅實理據。
好評推薦：
「作者達瓦才仁……在歷史和當代西藏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深入的了解。他以流利的中文撰寫此研究成果……相信這些努力和作為會使讀者更了解西藏人口的歷史。」——諾增卓瑪，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
「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讓西藏人口的真相重現於世，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謹此，我鄭重推薦《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巴瓦・格桑堅參，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 獨家史料：整合藏漢文獻，引用唯一流亡海外的《吉隆宗戶稅清冊》與《七萬言書》等中共內部檔案，以證據說話。
★ 解構迷思：顛覆「西藏自古人煙稀少」的刻板印象，並將元代「十三萬戶」還原為賦稅單位而非人口總數。
★ 揭示真相：以嚴謹數據與多方史料互證，揭示1950年代末因戰爭、飢荒與大逮捕，造成上百萬藏人非正常死亡的歷史斷裂。
為失落的生命，點亮一盞記憶的酥油燈
西藏的人口議題，長期以來是歷史研究中的一個巨大空白，更是一個被政治塵封的禁區。中國官方的敘事體系，始終圍繞著「西藏自古人煙稀少」、「農奴制度導致人口停滯」、「和平解放後人口大幅增長」這三大主軸建構。然而，一個能夠創造輝煌文明、建立橫跨亞洲強大帝國的民族，其人口基數真會如此薄弱嗎？
本書是西藏政策研究中心榮退主任跋熱・達瓦才仁先生，對此官方敘事最系統、最有力的一次學術回應。作者以驚人的毅力與嚴謹的態度，耙梳浩如煙海的藏、漢文史料，猶如一位歷史的考古學家，從層層堆疊的扭曲與掩蓋中，發掘出被埋藏的真相碎片，試圖還原西藏人口變遷的真實軌跡。
本書開篇便直指核心，透過《五部遺教》等藏文典籍，將讀者帶回吐蕃王朝的盛世，指出僅西藏中部的「衛藏四如」地區，人口便已超過三百萬，從根本上擊碎了「西藏自古稀少」的虛假前提。接著，作者對元代「衛藏十三萬戶」、清代《西藏誌》等常被官方引為證據的史料進行精闢解構，論證了其中的「戶」多為賦稅單位而非人口單位，其統計更排除了廣大的牧區與寺院屬民，從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所有推論皆不攻自破。為了提供更堅實的佐證，本書更引用了目前唯一流亡海外的《吉隆宗戶稅清冊》，這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為我們理解傳統西藏社會的真實樣貌，打開了一扇珍貴的窗。
然而，本書最為沉重、也最為核心的篇章，無疑是關於二十世紀中葉那場席捲雪域高原的浩劫。作者系統性地闡述了1956年至1962年間，藏人因戰爭、飢荒與大逮捕這三大原因而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歷史。書中不僅引用了班禪喇嘛上呈周恩來的《七萬言書》，更挖掘了公安部簡報、新華社內參及前中共官員的回憶錄等內部文件，以「以彼之矛，攻彼之盾」的證據，揭示了當時藏區人口急劇下降、男女比例嚴重失衡的慘況。
為了掩蓋這段歷史，中國政府不僅隱匿了1953年與1964年兩次關鍵性的人口普查原始數據，更透過「腰斬」人口基數等統計手法，在紙面上將人口的「驟減」扭曲為「增加」。作者在書中對此進行了詳盡的分析，讓我們看清了數字背後赤裸裸的政治操弄。
《西藏人口史明鏡》的出版，不僅是一項填補空白的學術工程，它更像是在無數消逝的亡靈前，點亮的一盞永不熄滅的酥油燈。它照見了歷史的黑暗，也映照出求真求實的人性光輝，為所有關心西藏命運的人們，提供了一份還原真相、守護記憶的堅實理據。
好評推薦：
「作者達瓦才仁……在歷史和當代西藏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深入的了解。他以流利的中文撰寫此研究成果……相信這些努力和作為會使讀者更了解西藏人口的歷史。」——諾增卓瑪，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
「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讓西藏人口的真相重現於世，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謹此，我鄭重推薦《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巴瓦・格桑堅參，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目錄
【推薦序1】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諾增卓瑪序
【推薦序2】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序
【作者序】跋熱・達瓦才仁序
1. 歷史上的西藏人口
1.1.衛藏四如及象雄的人口
1.2.古代康區人口
1.3.古代安多人口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2.1.衛藏十三萬戶
2.2.不同版本的《漢藏史集》
2.3.阿里和阿里三圍
2.4.與「十三萬戶」相關內容
2.5.安多人口
2.6.康巴人口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3.1.《聖武記》與《西藏誌》
3.2.《西藏誌》、作者及其背景
3.3.達賴喇嘛的權威與西藏的東部邊界
3.4.達賴喇嘛制度的衰弱
3.5.三十九族
3.6.「劃屬西寧」的四十族
3.6.1.四十族的前生今世
3.6.2.四十族的人口
3.7.吉隆地區的人口
3.7.1.土狗年的吉隆宗「九百部」戶稅清冊（中譯）
3.7.2.火鼠年（1936）吉隆「九百部」寺院與政府屬民的守法議約
3.8.對清冊中一些內容的說明
3.9.《黃琉璃》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4.1.西藏的僧侶人數和僧俗比例
4.2.西藏僧侶數的古今對比
4.3.西藏人口中的僧俗比例
4.4.《昌都地區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分析
4.5.有關《玉樹區社會調查》的分析
4.6.西藏的家庭人口規模
5.西藏和西藏自治區
6.中華民國時期有關藏人人口的記述
7.中國佔領西藏後的西藏人口
7.1.有關戰爭
7.2.有關飢荒
7.3.有關大逮捕及大量囚徒的死亡
7.4.中國政府怎麼說這段歷史
8. 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的藏人數據
9. 1982年人口普查及其後的西藏人口
9.1.總論
9.2. 2020年藏民族人口和性別、年齡
9.3. 2020年西藏民族分性別在中國的分布數據
9.4. 西藏民族分年齡性別的人口（城市）（鎮）（鄉村）
9.5. 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西藏人口分布情況
9.6. 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與西藏民族相關各族群人口
9.7. 與西藏民族相關各族群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
10. 2020年人口統計之西藏傳統地域劃分人口概略
11.中國的行政區劃之分地區人口數
11.1. 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據
11.1.1. 1965—1984年西藏自治區人口數據
11.1.2. 1983－2005年藏族人口、佔比、增長率
11.1.3. 西藏自治區各民族人口數據
11.1.4. 1990年西藏自治區藏族生育和死亡等數據
11.1.5. 西藏自治區人口2000年、2010年藏族人口數據
11.1.6. 西藏自治區分地區人口數據
11.1.6.1. 2010年—2020年西藏自治區總人口變化
11.1.6.2. 拉薩市
11.1.6.2.1. 1990年拉薩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2.2. 2010年，拉薩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3. 日喀則市
11.1.6.3.1. 1990年日喀則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3.2. 2010年日喀則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4. 昌都市
11.1.6.4.1. 1990年昌都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4.2. 2010年昌都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5. 林芝市
11.1.6.5.1. 1990年林芝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5.2. 2010年林芝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6. 山南市
11.1.6.6.1. 1990年山南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6.2. 2010年山南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7. 那曲市
11.1.6.7.1. 1990年那曲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7.2. 2010年那曲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8. 阿里地區
11.1.6.8.1. 1990年阿里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8.2. 2010年阿里地區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2. 四川省藏族人口
11.2.1. 四川省藏族分年齡、性別的人口
11.2.2. 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
11.2.3. 阿壩藏族自治州
11.3. 青海省藏族人口
11.3.1. 青海省藏族人口（1949－1992）
11.3.2. 青海省藏族人口（2006－2019年）
11.3.3.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時的青海藏族人口數據
11.3.4. 人口普查中有關青海藏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數據
11.3.4.1. 根據《青海省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匯總》
11.3.4.2. 根據《青海省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
11.3.4.3. 根據《青海省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11.3.5. 青海省民族混合家庭
11.3.6. 青海省其他各民族人口
11.3.7. 青海省分地區的人口數據
11.3.7.1. 西寧市
11.3.7.2. 海東地區
11.3.7.3. 玉樹藏族自治州
11.3.7.4. 果洛藏族自治州
11.3.7.5. 黃南藏族自治州
11.3.7.6. 海南藏族自治州
11.3.7.7. 海西藏族自治州
附錄、1990年海西州各民族人口及分布區域
11.3.7.8. 海北藏族自治州
附錄：1990年海北州各民族人口及分布區域
11.4. 甘肅省藏族人口
11.4.1. 甘肅省藏族2000年、2020年人口數據
11.4.2. 1990年人口普查中甘肅省藏族婚姻、生育等數據
11.4.3. 甘肅省藏族分布區域
11.4.4. 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
11.5. 雲南省藏族人口
11.5.1. 雲南省1990年、2010年藏族人口數據
11.5.2. 迪慶藏族自治州漢族和少數民族聯姻的家庭數據
11.5.3. 迪慶藏族自治州
11.5.4. 迪慶藏族自治州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12. 西藏民族人口的未來趨勢
附錄1：李江琳｜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靈
附錄2：公安部《公安工作簡報》
附錄3：新華社1962年2月2日內參：青海牧區婦女的要求
附錄4：尹曙生｜我參加落實民族政策的經歷
本書引用的部分書刊及資料名目
書籍
文章
網站
【推薦序2】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序
【作者序】跋熱・達瓦才仁序
1. 歷史上的西藏人口
1.1.衛藏四如及象雄的人口
1.2.古代康區人口
1.3.古代安多人口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2.1.衛藏十三萬戶
2.2.不同版本的《漢藏史集》
2.3.阿里和阿里三圍
2.4.與「十三萬戶」相關內容
2.5.安多人口
2.6.康巴人口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3.1.《聖武記》與《西藏誌》
3.2.《西藏誌》、作者及其背景
3.3.達賴喇嘛的權威與西藏的東部邊界
3.4.達賴喇嘛制度的衰弱
3.5.三十九族
3.6.「劃屬西寧」的四十族
3.6.1.四十族的前生今世
3.6.2.四十族的人口
3.7.吉隆地區的人口
3.7.1.土狗年的吉隆宗「九百部」戶稅清冊（中譯）
3.7.2.火鼠年（1936）吉隆「九百部」寺院與政府屬民的守法議約
3.8.對清冊中一些內容的說明
3.9.《黃琉璃》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4.1.西藏的僧侶人數和僧俗比例
4.2.西藏僧侶數的古今對比
4.3.西藏人口中的僧俗比例
4.4.《昌都地區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分析
4.5.有關《玉樹區社會調查》的分析
4.6.西藏的家庭人口規模
5.西藏和西藏自治區
6.中華民國時期有關藏人人口的記述
7.中國佔領西藏後的西藏人口
7.1.有關戰爭
7.2.有關飢荒
7.3.有關大逮捕及大量囚徒的死亡
7.4.中國政府怎麼說這段歷史
8. 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中的藏人數據
9. 1982年人口普查及其後的西藏人口
9.1.總論
9.2. 2020年藏民族人口和性別、年齡
9.3. 2020年西藏民族分性別在中國的分布數據
9.4. 西藏民族分年齡性別的人口（城市）（鎮）（鄉村）
9.5. 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西藏人口分布情況
9.6. 歷次人口普查數據中與西藏民族相關各族群人口
9.7. 與西藏民族相關各族群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
10. 2020年人口統計之西藏傳統地域劃分人口概略
11.中國的行政區劃之分地區人口數
11.1. 西藏自治區的人口數據
11.1.1. 1965—1984年西藏自治區人口數據
11.1.2. 1983－2005年藏族人口、佔比、增長率
11.1.3. 西藏自治區各民族人口數據
11.1.4. 1990年西藏自治區藏族生育和死亡等數據
11.1.5. 西藏自治區人口2000年、2010年藏族人口數據
11.1.6. 西藏自治區分地區人口數據
11.1.6.1. 2010年—2020年西藏自治區總人口變化
11.1.6.2. 拉薩市
11.1.6.2.1. 1990年拉薩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2.2. 2010年，拉薩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3. 日喀則市
11.1.6.3.1. 1990年日喀則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3.2. 2010年日喀則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4. 昌都市
11.1.6.4.1. 1990年昌都市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4.2. 2010年昌都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5. 林芝市
11.1.6.5.1. 1990年林芝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5.2. 2010年林芝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6. 山南市
11.1.6.6.1. 1990年山南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6.2. 2010年山南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7. 那曲市
11.1.6.7.1. 1990年那曲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7.2. 2010年那曲市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1.6.8. 阿里地區
11.1.6.8.1. 1990年阿里地區及轄屬各地所謂「團結戶」
11.1.6.8.2. 2010年阿里地區及轄屬各地區單一民族家庭數據
11.2. 四川省藏族人口
11.2.1. 四川省藏族分年齡、性別的人口
11.2.2. 甘孜藏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縣
11.2.3. 阿壩藏族自治州
11.3. 青海省藏族人口
11.3.1. 青海省藏族人口（1949－1992）
11.3.2. 青海省藏族人口（2006－2019年）
11.3.3. 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時的青海藏族人口數據
11.3.4. 人口普查中有關青海藏族人口婚姻生育等的數據
11.3.4.1. 根據《青海省1990年人口普查資料匯總》
11.3.4.2. 根據《青海省2000年人口普查資料》
11.3.4.3. 根據《青海省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
11.3.5. 青海省民族混合家庭
11.3.6. 青海省其他各民族人口
11.3.7. 青海省分地區的人口數據
11.3.7.1. 西寧市
11.3.7.2. 海東地區
11.3.7.3. 玉樹藏族自治州
11.3.7.4. 果洛藏族自治州
11.3.7.5. 黃南藏族自治州
11.3.7.6. 海南藏族自治州
11.3.7.7. 海西藏族自治州
附錄、1990年海西州各民族人口及分布區域
11.3.7.8. 海北藏族自治州
附錄：1990年海北州各民族人口及分布區域
11.4. 甘肅省藏族人口
11.4.1. 甘肅省藏族2000年、2020年人口數據
11.4.2. 1990年人口普查中甘肅省藏族婚姻、生育等數據
11.4.3. 甘肅省藏族分布區域
11.4.4. 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縣
11.5. 雲南省藏族人口
11.5.1. 雲南省1990年、2010年藏族人口數據
11.5.2. 迪慶藏族自治州漢族和少數民族聯姻的家庭數據
11.5.3. 迪慶藏族自治州
11.5.4. 迪慶藏族自治州歷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12. 西藏民族人口的未來趨勢
附錄1：李江琳｜青海草原上消失的亡靈
附錄2：公安部《公安工作簡報》
附錄3：新華社1962年2月2日內參：青海牧區婦女的要求
附錄4：尹曙生｜我參加落實民族政策的經歷
本書引用的部分書刊及資料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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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導讀
序文 1
外交與新聞部部長諾增卓瑪推薦序
雪域西藏是一個文明豐富、歷史悠久的國家。長久以來，西藏人民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自西元第7世紀至10世紀，西藏建立的吐蕃帝國是亞洲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後來經歷了薩迦、帕摩竹巴、臧巴政權至西藏噶丹頗章政權，在1950年代被中國軍隊侵略並占領。
面對軍事征服，西藏人民堅決反抗侵略占領，造成120萬藏人死亡。中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宣稱西藏人口原來就只有100萬人，這是謊言。中國聲稱西藏人口少的原因是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征服或屠殺造成，這不是事實。
我父母那一代的藏人都記得中國對藏人的屠殺，無庸贅言。西藏史書更明載在今拉薩、日喀則一帶的衛藏四如之人口數，已超過300萬。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嚴重的戰爭或飢荒，只有在被中國占領後才發生。
為什麼西藏歷史書上記載的600萬人口數、在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卻變成只有100萬？中國政府出版了許多中文書籍來證明這一點。事實上，歷史上西藏對牧場、農場徵稅的紀錄很多，如果研究這些數據，就不難找出西藏人口中納稅人的數據。但在1959年倉促逃亡時，這些資料大部分留在西藏，目前具體下落不明。即使中國政府沒有銷毀這些數據，很可能也被鎖在文件櫃裡成為中國政府的秘密財產。2020年，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人口普查，隨後開始陸續公布各項人口數據。不過，中國政府並未像過去那樣公布西藏的人口數據，而是將其包裹在「少數民族」的數據之中。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次仁先生指示對西藏的人口進行研究。隨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為此設立了專案研究，並委託跋熱・達瓦才仁主任負責。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達瓦才仁主任圓滿完成此研究成果，以《西藏人口史鏡》為名撰寫專案研究報告。
我們非常感謝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以流利的中文撰寫此研究成果，也衷心感謝台灣雪域出版社賴總經理及志工們為西藏奉獻的精神。相信這些努力和作為會使中國讀者更了解西藏人口的歷史。
很抱歉我不懂中文，因此無法發表任何具體的評論內容。但是，我認識此專案研究的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在歷史和當代西藏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堅信這項研究結果將是公正、嚴謹、具高品質。我們也希望此專案研究能重新喚醒世界關注1950、1960年代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苦難，並聚焦西藏的自由事業。我也非常期待藏文版或英文版能早期發布。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
諾增卓瑪
序文 2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序｜重現雪域失落的生命印記
在一個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人口的增減消長，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其生命力的脈動與集體命運的縮影。它記錄著盛世的繁榮，也銘刻著災難的創傷。然而，對於雪域西藏而言，這部關乎民族存續的生命史詩，其真實的篇章卻長期被重重迷霧所籠罩，甚至被蓄意塗抹與改寫。關於西藏人口的專門著述，至今仍付之闕如，這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缺憾，更是對一個民族集體記憶的莫大傷害。
究其原因，除了西藏地勢遼闊、地形崎嶇，致使歷史上難以進行全面性的人口普查之外，更關鍵的因素在於，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西藏人口的議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學範疇，而成了一個被政治層層包裹、充滿爭議的敏感禁區。
回顧古代典籍，我們仍能窺見古代西藏人口繁茂的吉光片羽。藏人間流傳《舊唐書》中曾有關於「吐蕃」地區（古代對藏地部分區域的稱呼）人口高達 2,400 餘萬的記載，即便此數字可能包含當時地域認知的差異或誇飾成分，卻也雄辯地反駁了「西藏自古人煙稀少」的刻板印象。至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籌備設立「西康省」的過程中，亦有流傳官方估算人口超過 800 萬之說，雖涵蓋多個民族，但藏族作為主體民族的人口基數之龐大，已不言而喻。這些歷史的碎片，猶如散落的珍珠，暗示著一個遠比當代官方敘事更為豐沛與充滿活力的藏民族群體。
然而，自 1950 年中共武力入侵並佔領西藏後，所有關於人口的真相便戛然而止。儘管中共當局進行了多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但涉及藏區的原始數據、統計方法與細節，始終缺乏應有的公開與透明。官方發布的各版本數據之間，不僅存在巨大落差，甚至相互矛盾，令人難以採信。在這樣的背景下，流亡藏人社群數十年來以「600 萬藏人」作為民族總數的估計，這既是基於歷史記憶的傳承，也是一種對民族存續的信念與呼籲。弔詭的是，中國官方出於其政治宣傳的需要，亦時常引用「600 萬西藏人民」這一說法，從而使西藏真實的人口歷史，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下，共同陷入了一種模糊而詭譎的狀態。
在此艱困的時空背景下，甫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榮退的跋熱・達瓦才仁先生，以學者的嚴謹與藏人的擔當，耗費數年心力完成《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其問世不僅彌足珍貴，更是一項勇敢而必要的嘗試。本書猶如一道劃破歷史迷霧的銳利光芒，為所有關心西藏真相的人們，提供了一幅更為清晰、更具深度的西藏人口變遷圖景。
本書首先引導我們深入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藏人？」藏族的人口統計之所以如此複雜，正因其跨越了現代政治疆界的限制。歷史上，一部分藏人早已遷徙至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印度、不丹等地，他們雖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卻依然延續著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信仰。當我們討論「西藏人口」時，必須清晰地辨別其指涉的範疇：究竟是今日中國行政劃分下的「西藏自治區」人口，還是包含了所有傳統藏區（安多、康、衛藏）的「藏族總人口」，抑或是更廣義的、保有藏文化與語言特徵的「藏文明圈族群」。
達瓦才仁先生在書中對這些概念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揭示了民族分類本身的流動性與政治性。書中指出，如古代的羌族、吐谷渾等，皆與藏族有著深厚的血緣與文化聯繫，並逐漸融合；而今日被中國官方劃分為土族、羌族、納西族、摩梭族以及門巴族的部分群體，在古代文獻中亦曾被視為藏人的一支。這種認識，幫助我們跳脫了僵化的官方框架，回歸到更宏大的歷史文明視野，去理解一個民族有機的、動態的發展歷程。
本書最為核心，也最具勇氣的部分，便是直面那段最沉痛的歷史——即西藏流亡政府數十年來提出的「120 萬藏人非正常死亡」的指控。面對中國政府的全面否認與資料封鎖，達瓦才仁先生並未止步於簡單的控訴，而是選擇了更為艱鉅的學術路徑。他敏銳地指出，中國政府長期隱匿了西藏各地方政府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清冊）、嚴密的人民公社戶籍資料，以及1953年與1964年兩次關鍵性的人口普查細節，並以所謂「解放帶來人口增長」的片面數據作為反證，試圖以「現在」的增長來抹去「過去」的鉅減。
為了釐清這團歷史迷霧，作者廣泛比對了中、藏兩種語言的史料，系統整理了1982年以來歷次官方人口普查的公開數據，並深入剖析了諸如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共內部文件等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以縝密的邏輯，揭示了官方數據中的矛盾與不合常理之處，一步步地逼近歷史的真相。
這部著作不僅僅是一項學術工程，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記憶的修復行動。它試圖為那些在戰爭、飢荒與政治迫害中無聲逝去的生命，尋回他們應有的歷史定位。它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跨越語言與資料壁壘的整合性成果，更為未來的西藏人口研究，乃至於整個近現代史研究，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當然，受限於資料的匱乏與研究的艱難，本書或許尚未能解答所有疑問，但它無疑已為後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衷心期盼，能有更多具備良知與勇氣的學者、讀者，能夠關注此一議題，持續挖掘並提供更具證據力的資料，共同參與到這場還原歷史的志業中。
因為，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讓西藏人口的真相重現於世，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謹此，我鄭重推薦《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巴瓦・格桑堅參
2025年10月吉日
序文 3
作者序｜檔案的沉默與歷史的重建：西藏人口史的研究路徑
1950年，在內戰中獲勝的中共軍隊乘勢入侵西藏，佛國西藏萬人規模的國防軍面對中國的百戰勁旅自然是不堪一擊，歷史上一再重演的滅國亡族一幕看似就要在雪域上演。這時，中國軍隊卻沒有乘勝前進，反而提出要跟西藏政府進行和談，並指定了戰敗被俘、時為中國階下囚的西藏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方面的和談代表。戰敗的西藏除了唯命是從並無其他選擇，於是完全按照中國的意志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
明明已經徹底擊敗了藏軍，卻還要求西藏人簽訂「和平解放」的條約，有研究者就認為這一前所未有的操作應與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有關，聯合國憲章首次提出了「禁止通過武力來攫取領土」的原則，這一原則促使了中國政府在取得軍事勝利後，還要裝模作樣地為侵佔西藏披上「和平解放」的外衣和通過簽約兼併的假象。
同樣，戰爭中獲勝一方一般都會大肆炫耀自己的勝利並誇大自己的戰果，古有所謂築京觀或骷顱臺等，今有中共宣揚自己在抗日戰爭時中流砥柱以及消滅八百萬國民黨軍隊等，但蹊蹺的是，中國政府對於征服西藏開疆拓土的勝利卻不怎麼炫耀，對消滅大量西藏敵人的英勇事蹟更是深加隱晦，或代之於「解放」、「進步」、「一小撮農奴主反抗革命」等現代價值觀包裹下的籠統敘事。
這樣的「謙虛」肯定不是中共的本性，若探究外因，或可聯想到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底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該公約明確宣示不論戰時或和平時期，蓄意地消滅某一種族全部或部分的行為均係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需要防止和懲治。顯然，跟中國國民黨軍隊交戰是一國之內戰，可以炫耀。而入侵西藏則另當別論，蓄意消滅整體或部分異族成員的行為更是被國際法視為罪行。
姑且不論中國政府是否真的因為該公約而變得如此「謙虛」，至少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其在西藏高原上大肆屠戮藏人的暴行則是無庸置疑的。中國政府否認雪域高原曾發生持續多年的戰爭，否認期間的大規模抓捕以及絕大部分被抓捕者就此消失的事實，還有人為製造的飢荒等，當然更不會承認由於這些行為而造成了百餘萬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國政府不僅否認以上種種，而且還宣稱──歷史上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中國對西藏的解放未造成西藏民族人口的大量損失、中國促使了西藏人口的增長等。與此相關的論述或宣傳更是連篇累牘，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西藏薩迦王朝時期的萬戶制度、第七世達賴喇嘛時期有關西藏情勢的佚名中文紀錄，還有學者們玩弄數據的騙局──通過少算西藏家庭的平均人口數、誇大西藏僧人的數量和比例等方式，將西藏人口寥落的原因歸咎於本來人口就不多、出家人太多更是雪上加霜等。
其實，中國政府完全不必如此煞費苦心編織謊言。因為西藏各地方政府都有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中國政府也分別於1954年和1964年進行了人口普查，而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戶籍數據更是最為嚴密，拿出這些資料就足以了解真相。
歷史上由於沒有現代的人口普查機制，因此對歷史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據徵收賦稅的數據來做推測或判斷。有些國家會徵收「人頭稅」，其數據可能就相對精準一些。西藏歷史上沒有所謂的「人頭稅」。西藏的稅制是以政府向臣民撥付（分封）農田或牧場為前提，由領受土地的百姓以戶為單位繳納賦稅差役。因此，西藏各地方政府的稅冊中會詳細紀錄農田或牧場的數量，以及領受這些土地的百姓及其家庭人口等資訊。由於這個稅冊是各地官府向人民徵調稅賦差役的唯一依據，因此新舊地方官員替換時也要一一核對交接。通過這些稅冊，可以清楚了解西藏政府直接管轄之納稅居民的情況，這點從本書引用的唯一流入國外的西藏吉隆宗（縣）之稅冊即可見一斑。
但中國政府顯然不願意這樣做，西藏各地的稅冊等資料在簽定《十七條協議》後就處於中國政府的控制下，藏人反抗失敗後，這些稅冊資料便失去徵稅等功能而成為史料，但中國政府卻完全隱匿了這些稅冊的存在。
同樣地，由於百萬西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發生在1956～1962年之間，如果公布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或嚴格戶籍資料中有關西藏民族的真實人口數據，則西藏人口劇烈變化的全貌也不難呈現。但中國政府卻宣稱這兩次人口普查未含藏人居住區域、後來公布的數據是依據估算而來，以此來迴避真相。
由於中國政府隱匿其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反而以推測或間接的資料來說事，因此，研究西藏的人口問題一直都陷入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即使是在西藏出生的作者本人，雖曾書寫過相關的歷史，對於那段造成大量西藏人口死亡的歷史可謂是耳熟能詳，但面對中國官員在國際場域強詞奪理地否認中國的入侵造成西藏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實時，也真實感受到不知該如何自證的窘境。書寫西藏的人口史，也由此成為作者此生的一項使命。
從台灣回到印度達蘭薩拉後，深感人生苦短且無常，歲月不容再蹉跎，乃將部門的所有行政業務都託付給助手丹巴先生去處理，自己也因此才有機會儘可能地專注於研究書寫。針對歷史上至今的西藏人口數量，藉由蒐集中文及藏文的相關資料，探究西藏人口數量的消長，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檢驗，而推論結果。例如，為探究西藏僧俗的比例，針對青海的人口文獻，找出阿曲戶部落、夏卜浪千戶部落、貢工麻部落、年乃亥地區、浪加族、玉樹區、汪什代海藏族部等七個地方的資料，彙整僧人數量、戶數、總人口數後，分析僧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研究發現玉樹地區、汪什代海部的資料謬誤，其他五個地方，平均每戶不到5人，約每4、5戶有一位僧人。
在印度收集研究所需資料實屬不易，幸好網絡發達，承蒙盧惠娟老師和欽饒小姐及同事慈多等的幫忙，才使得本書的內容較為完整。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鄭凱榕小姐則做了最後的校對和編輯工作，鄭凱榕小姐以台灣人特有的認真和負責態度對全書做了在我看來是近乎完美的查核與訂正，每次看到她將滿篇紅字的校對文稿傳過來，我既感到慚愧，也對她的仔細和認真充滿感激。總之，本書是匯集諸多臺、藏友人的相助才得以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希望通過本書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關注西藏，並促使歷史和後人牢記那些已經消失的生命。
作者
跋熱・達瓦才仁
2025年9月23日
外交與新聞部部長諾增卓瑪推薦序
雪域西藏是一個文明豐富、歷史悠久的國家。長久以來，西藏人民創造了自己獨特的文化。自西元第7世紀至10世紀，西藏建立的吐蕃帝國是亞洲最強大的帝國之一。後來經歷了薩迦、帕摩竹巴、臧巴政權至西藏噶丹頗章政權，在1950年代被中國軍隊侵略並占領。
面對軍事征服，西藏人民堅決反抗侵略占領，造成120萬藏人死亡。中國政府發表的白皮書宣稱西藏人口原來就只有100萬人，這是謊言。中國聲稱西藏人口少的原因是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征服或屠殺造成，這不是事實。
我父母那一代的藏人都記得中國對藏人的屠殺，無庸贅言。西藏史書更明載在今拉薩、日喀則一帶的衛藏四如之人口數，已超過300萬。西藏歷史上從未有過嚴重的戰爭或飢荒，只有在被中國占領後才發生。
為什麼西藏歷史書上記載的600萬人口數、在中國政府的白皮書卻變成只有100萬？中國政府出版了許多中文書籍來證明這一點。事實上，歷史上西藏對牧場、農場徵稅的紀錄很多，如果研究這些數據，就不難找出西藏人口中納稅人的數據。但在1959年倉促逃亡時，這些資料大部分留在西藏，目前具體下落不明。即使中國政府沒有銷毀這些數據，很可能也被鎖在文件櫃裡成為中國政府的秘密財產。2020年，中國政府在西藏進行人口普查，隨後開始陸續公布各項人口數據。不過，中國政府並未像過去那樣公布西藏的人口數據，而是將其包裹在「少數民族」的數據之中。
因此，藏人行政中央司政邊巴次仁先生指示對西藏的人口進行研究。隨後，西藏政策研究中心為此設立了專案研究，並委託跋熱・達瓦才仁主任負責。經過兩年多的努力，達瓦才仁主任圓滿完成此研究成果，以《西藏人口史鏡》為名撰寫專案研究報告。
我們非常感謝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以流利的中文撰寫此研究成果，也衷心感謝台灣雪域出版社賴總經理及志工們為西藏奉獻的精神。相信這些努力和作為會使中國讀者更了解西藏人口的歷史。
很抱歉我不懂中文，因此無法發表任何具體的評論內容。但是，我認識此專案研究的作者達瓦才仁主任，他在歷史和當代西藏問題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專業知識，並對中國政治和歷史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堅信這項研究結果將是公正、嚴謹、具高品質。我們也希望此專案研究能重新喚醒世界關注1950、1960年代西藏和西藏人民的苦難，並聚焦西藏的自由事業。我也非常期待藏文版或英文版能早期發布。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部長
諾增卓瑪
序文 2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格桑堅參序｜重現雪域失落的生命印記
在一個民族的歷史長河中，人口的增減消長，不僅是冰冷的數字，更是其生命力的脈動與集體命運的縮影。它記錄著盛世的繁榮，也銘刻著災難的創傷。然而，對於雪域西藏而言，這部關乎民族存續的生命史詩，其真實的篇章卻長期被重重迷霧所籠罩，甚至被蓄意塗抹與改寫。關於西藏人口的專門著述，至今仍付之闕如，這不僅是學術界的巨大缺憾，更是對一個民族集體記憶的莫大傷害。
究其原因，除了西藏地勢遼闊、地形崎嶇，致使歷史上難以進行全面性的人口普查之外，更關鍵的因素在於，自 20 世紀中葉以來，西藏人口的議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社會學範疇，而成了一個被政治層層包裹、充滿爭議的敏感禁區。
回顧古代典籍，我們仍能窺見古代西藏人口繁茂的吉光片羽。藏人間流傳《舊唐書》中曾有關於「吐蕃」地區（古代對藏地部分區域的稱呼）人口高達 2,400 餘萬的記載，即便此數字可能包含當時地域認知的差異或誇飾成分，卻也雄辯地反駁了「西藏自古人煙稀少」的刻板印象。至民國時期，國民政府籌備設立「西康省」的過程中，亦有流傳官方估算人口超過 800 萬之說，雖涵蓋多個民族，但藏族作為主體民族的人口基數之龐大，已不言而喻。這些歷史的碎片，猶如散落的珍珠，暗示著一個遠比當代官方敘事更為豐沛與充滿活力的藏民族群體。
然而，自 1950 年中共武力入侵並佔領西藏後，所有關於人口的真相便戛然而止。儘管中共當局進行了多次全國性的人口普查，但涉及藏區的原始數據、統計方法與細節，始終缺乏應有的公開與透明。官方發布的各版本數據之間，不僅存在巨大落差，甚至相互矛盾，令人難以採信。在這樣的背景下，流亡藏人社群數十年來以「600 萬藏人」作為民族總數的估計，這既是基於歷史記憶的傳承，也是一種對民族存續的信念與呼籲。弔詭的是，中國官方出於其政治宣傳的需要，亦時常引用「600 萬西藏人民」這一說法，從而使西藏真實的人口歷史，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語境下，共同陷入了一種模糊而詭譎的狀態。
在此艱困的時空背景下，甫自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一職榮退的跋熱・達瓦才仁先生，以學者的嚴謹與藏人的擔當，耗費數年心力完成《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其問世不僅彌足珍貴，更是一項勇敢而必要的嘗試。本書猶如一道劃破歷史迷霧的銳利光芒，為所有關心西藏真相的人們，提供了一幅更為清晰、更具深度的西藏人口變遷圖景。
本書首先引導我們深入思考一個根本性的問題：「誰是藏人？」藏族的人口統計之所以如此複雜，正因其跨越了現代政治疆界的限制。歷史上，一部分藏人早已遷徙至喜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爾、印度、不丹等地，他們雖生活在不同的國度，卻依然延續著藏民族的語言、文化與信仰。當我們討論「西藏人口」時，必須清晰地辨別其指涉的範疇：究竟是今日中國行政劃分下的「西藏自治區」人口，還是包含了所有傳統藏區（安多、康、衛藏）的「藏族總人口」，抑或是更廣義的、保有藏文化與語言特徵的「藏文明圈族群」。
達瓦才仁先生在書中對這些概念進行了細緻的梳理，揭示了民族分類本身的流動性與政治性。書中指出，如古代的羌族、吐谷渾等，皆與藏族有著深厚的血緣與文化聯繫，並逐漸融合；而今日被中國官方劃分為土族、羌族、納西族、摩梭族以及門巴族的部分群體，在古代文獻中亦曾被視為藏人的一支。這種認識，幫助我們跳脫了僵化的官方框架，回歸到更宏大的歷史文明視野，去理解一個民族有機的、動態的發展歷程。
本書最為核心，也最具勇氣的部分，便是直面那段最沉痛的歷史——即西藏流亡政府數十年來提出的「120 萬藏人非正常死亡」的指控。面對中國政府的全面否認與資料封鎖，達瓦才仁先生並未止步於簡單的控訴，而是選擇了更為艱鉅的學術路徑。他敏銳地指出，中國政府長期隱匿了西藏各地方政府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清冊）、嚴密的人民公社戶籍資料，以及1953年與1964年兩次關鍵性的人口普查細節，並以所謂「解放帶來人口增長」的片面數據作為反證，試圖以「現在」的增長來抹去「過去」的鉅減。
為了釐清這團歷史迷霧，作者廣泛比對了中、藏兩種語言的史料，系統整理了1982年以來歷次官方人口普查的公開數據，並深入剖析了諸如班禪喇嘛的《七萬言書》、中共內部文件等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他以縝密的邏輯，揭示了官方數據中的矛盾與不合常理之處，一步步地逼近歷史的真相。
這部著作不僅僅是一項學術工程，更是一場關於真相與記憶的修復行動。它試圖為那些在戰爭、飢荒與政治迫害中無聲逝去的生命，尋回他們應有的歷史定位。它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跨越語言與資料壁壘的整合性成果，更為未來的西藏人口研究，乃至於整個近現代史研究，開啟了一條嶄新的道路。
當然，受限於資料的匱乏與研究的艱難，本書或許尚未能解答所有疑問，但它無疑已為後續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衷心期盼，能有更多具備良知與勇氣的學者、讀者，能夠關注此一議題，持續挖掘並提供更具證據力的資料，共同參與到這場還原歷史的志業中。
因為，書中的每一個數字，都不僅僅是統計學上的符號，它背後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破碎的家庭，以及一個民族難以磨滅的集體創傷。讓西藏人口的真相重現於世，不僅是對歷史的尊重，更是對人性尊嚴的捍衛。謹此，我鄭重推薦《西藏人口史明鏡》一書。
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董事長
巴瓦・格桑堅參
2025年10月吉日
序文 3
作者序｜檔案的沉默與歷史的重建：西藏人口史的研究路徑
1950年，在內戰中獲勝的中共軍隊乘勢入侵西藏，佛國西藏萬人規模的國防軍面對中國的百戰勁旅自然是不堪一擊，歷史上一再重演的滅國亡族一幕看似就要在雪域上演。這時，中國軍隊卻沒有乘勝前進，反而提出要跟西藏政府進行和談，並指定了戰敗被俘、時為中國階下囚的西藏噶倫阿沛・阿旺晉美為西藏方面的和談代表。戰敗的西藏除了唯命是從並無其他選擇，於是完全按照中國的意志簽訂了所謂的《十七條協議》。
明明已經徹底擊敗了藏軍，卻還要求西藏人簽訂「和平解放」的條約，有研究者就認為這一前所未有的操作應與二戰後成立的聯合國有關，聯合國憲章首次提出了「禁止通過武力來攫取領土」的原則，這一原則促使了中國政府在取得軍事勝利後，還要裝模作樣地為侵佔西藏披上「和平解放」的外衣和通過簽約兼併的假象。
同樣，戰爭中獲勝一方一般都會大肆炫耀自己的勝利並誇大自己的戰果，古有所謂築京觀或骷顱臺等，今有中共宣揚自己在抗日戰爭時中流砥柱以及消滅八百萬國民黨軍隊等，但蹊蹺的是，中國政府對於征服西藏開疆拓土的勝利卻不怎麼炫耀，對消滅大量西藏敵人的英勇事蹟更是深加隱晦，或代之於「解放」、「進步」、「一小撮農奴主反抗革命」等現代價值觀包裹下的籠統敘事。
這樣的「謙虛」肯定不是中共的本性，若探究外因，或可聯想到聯合國大會於1948年底通過的《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該公約明確宣示不論戰時或和平時期，蓄意地消滅某一種族全部或部分的行為均係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需要防止和懲治。顯然，跟中國國民黨軍隊交戰是一國之內戰，可以炫耀。而入侵西藏則另當別論，蓄意消滅整體或部分異族成員的行為更是被國際法視為罪行。
姑且不論中國政府是否真的因為該公約而變得如此「謙虛」，至少中國政府試圖掩蓋其在西藏高原上大肆屠戮藏人的暴行則是無庸置疑的。中國政府否認雪域高原曾發生持續多年的戰爭，否認期間的大規模抓捕以及絕大部分被抓捕者就此消失的事實，還有人為製造的飢荒等，當然更不會承認由於這些行為而造成了百餘萬西藏人的非正常死亡。
中國政府不僅否認以上種種，而且還宣稱──歷史上西藏人口本來就很少、中國對西藏的解放未造成西藏民族人口的大量損失、中國促使了西藏人口的增長等。與此相關的論述或宣傳更是連篇累牘，其中最常被引用的是西藏薩迦王朝時期的萬戶制度、第七世達賴喇嘛時期有關西藏情勢的佚名中文紀錄，還有學者們玩弄數據的騙局──通過少算西藏家庭的平均人口數、誇大西藏僧人的數量和比例等方式，將西藏人口寥落的原因歸咎於本來人口就不多、出家人太多更是雪上加霜等。
其實，中國政府完全不必如此煞費苦心編織謊言。因為西藏各地方政府都有詳盡的差役賦稅紀錄，中國政府也分別於1954年和1964年進行了人口普查，而人民公社制度下的戶籍數據更是最為嚴密，拿出這些資料就足以了解真相。
歷史上由於沒有現代的人口普查機制，因此對歷史人口的研究基本上都是根據徵收賦稅的數據來做推測或判斷。有些國家會徵收「人頭稅」，其數據可能就相對精準一些。西藏歷史上沒有所謂的「人頭稅」。西藏的稅制是以政府向臣民撥付（分封）農田或牧場為前提，由領受土地的百姓以戶為單位繳納賦稅差役。因此，西藏各地方政府的稅冊中會詳細紀錄農田或牧場的數量，以及領受這些土地的百姓及其家庭人口等資訊。由於這個稅冊是各地官府向人民徵調稅賦差役的唯一依據，因此新舊地方官員替換時也要一一核對交接。通過這些稅冊，可以清楚了解西藏政府直接管轄之納稅居民的情況，這點從本書引用的唯一流入國外的西藏吉隆宗（縣）之稅冊即可見一斑。
但中國政府顯然不願意這樣做，西藏各地的稅冊等資料在簽定《十七條協議》後就處於中國政府的控制下，藏人反抗失敗後，這些稅冊資料便失去徵稅等功能而成為史料，但中國政府卻完全隱匿了這些稅冊的存在。
同樣地，由於百萬西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多發生在1956～1962年之間，如果公布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或嚴格戶籍資料中有關西藏民族的真實人口數據，則西藏人口劇烈變化的全貌也不難呈現。但中國政府卻宣稱這兩次人口普查未含藏人居住區域、後來公布的數據是依據估算而來，以此來迴避真相。
由於中國政府隱匿其掌握的第一手資料，反而以推測或間接的資料來說事，因此，研究西藏的人口問題一直都陷入不知從何著手的困境。即使是在西藏出生的作者本人，雖曾書寫過相關的歷史，對於那段造成大量西藏人口死亡的歷史可謂是耳熟能詳，但面對中國官員在國際場域強詞奪理地否認中國的入侵造成西藏人口大量死亡的事實時，也真實感受到不知該如何自證的窘境。書寫西藏的人口史，也由此成為作者此生的一項使命。
從台灣回到印度達蘭薩拉後，深感人生苦短且無常，歲月不容再蹉跎，乃將部門的所有行政業務都託付給助手丹巴先生去處理，自己也因此才有機會儘可能地專注於研究書寫。針對歷史上至今的西藏人口數量，藉由蒐集中文及藏文的相關資料，探究西藏人口數量的消長，進行資料的分析與檢驗，而推論結果。例如，為探究西藏僧俗的比例，針對青海的人口文獻，找出阿曲戶部落、夏卜浪千戶部落、貢工麻部落、年乃亥地區、浪加族、玉樹區、汪什代海藏族部等七個地方的資料，彙整僧人數量、戶數、總人口數後，分析僧人數占總人口數比例。研究發現玉樹地區、汪什代海部的資料謬誤，其他五個地方，平均每戶不到5人，約每4、5戶有一位僧人。
在印度收集研究所需資料實屬不易，幸好網絡發達，承蒙盧惠娟老師和欽饒小姐及同事慈多等的幫忙，才使得本書的內容較為完整。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的鄭凱榕小姐則做了最後的校對和編輯工作，鄭凱榕小姐以台灣人特有的認真和負責態度對全書做了在我看來是近乎完美的查核與訂正，每次看到她將滿篇紅字的校對文稿傳過來，我既感到慚愧，也對她的仔細和認真充滿感激。總之，本書是匯集諸多臺、藏友人的相助才得以出版，在此一併致謝。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希望通過本書可以吸引更多的人關注西藏，並促使歷史和後人牢記那些已經消失的生命。
作者
跋熱・達瓦才仁
2025年9月23日
試閱
1. 歷史上的西藏人口
有關西藏在歷史上的人口，《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下冊）記載了仲頓巴介紹西藏時候稱「大西藏有三千萬男性、四千萬女性」。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認為古時候的西藏，百萬和千萬的稱呼常常錯亂顛倒，因此，應理解為百萬。而即使如此，女性比男性多100萬似乎也說不通，若對男女比率做出平衡，則大概會做為藏人琅琅上口的西藏600萬人口之說的又一個例證。
當然，對《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中的相關記載恐怕也不能太認真，因為除了上述千萬人口的說法，全集還談到西藏有農戶「五千個十萬」，就是五億；游牧帳戶有「二十個十萬」，就是200萬。顯然是一種極為誇大的說詞。而且在介紹西藏與大西藏時，不僅說到「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崗」，還說西藏是指衛藏四如，也稱十三萬戶等。實際上，仲敦巴在世時，西藏尚處分裂時期，阿里三圍只能說還在雛型階段，而衛藏十三萬戶更是薩迦王朝時才產生的制度，當然不會出自仲敦巴口中。其實，隆多喇嘛的敘述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本生記的方式，即某人物以往之生生世世的故事，並非實指，所以，這些數字只能理解為是18世紀的隆朵・阿旺洛桑假托仲敦巴的說詞。
不過，在贊普時期，西藏統治的地域和人口極為廣大則是不爭的事實。《拔協》中則記載了西藏軍隊渡過恆河，引兵前往印度摩揭陀，西藏軍隊兵不血刃地佔領吉祥金剛座，取得佛陀的舍利，返回西藏時，贊普命令四人留守並在恆河邊豎立鐵柱做為界碑，宣布恆河以上之地為西藏屬地。
白桂思的《中亞的吐蕃帝國》第六章記載了公元810年左右，阿拔斯王朝東征，首先攻克了喀布爾的君主，喀布爾國王獻上一尊金偶像表示投降。這個國王在穆斯林的記載中被稱為「西藏諸王中的一位國王成為了穆斯林」，可見當時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的國王也是西藏諸王之一。
顯然，那時候的西藏作為亞洲的強國，統治著廣大的地域，被西藏統治的人口自然就非常多。王輔仁《關於藏族形成和發展的幾個問題》第141頁談到當時的西藏人口應在千萬人左右。李有義在《今日西藏》中也認為「吐蕃最盛時期，人口多達一千萬，其中藏族人口約有五六百萬。」黃奮生在《西藏史略》中認為，「唐初諸羌人口和吐蕃人口大約在千萬左右，吐蕃人口，約當諸羌人口的三分之一。」王克在《藏族人口史考略》中認為，「吐蕃盛期統治下有近千萬人口。」「並認為除了衛藏四如的近300萬左右外，吐蕃控制的異族人口包括漢族人口百萬、南詔人口四、五百萬、門巴、珞巴人十餘萬口等近700萬。」實際上，當時西藏統治的區域或民族遠較上述這些內容要大或多，中國的史書《舊唐書・吐蕃傳》就記載西藏贊普都松芒波傑時「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同樣，今拉薩大昭寺東牆的碑銘亦曰：「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於疆場，然對神聖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歡忭而聽命差遣也。」
因此在很多的西藏史書，包括《五部遺教》等都記載說西藏贊普當時統治了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二。此處所說的世界當然不是指現今我們所理解的整個地球或世界，當時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以岡底斯雪山或雪山（西藏）為中心的南瞻部州，包括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大食，北方的突厥或是沖格薩爾等。《五部遺教》並記載了西藏的達札樂貢征服中國，董・維瑪圖傑征服印度、聰德征服大食、增赤亞麻松征服格薩爾的故事。
《漢藏史集》載：「覺丹熱智所著《律儀之飾》中說：瞻部洲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是，東面生長甘蔗、南邊為河網地帶、西邊為婆羅門的嘎瓦城、北邊為西螺之黑山，東部有中國、契丹，南部有印度、克什米爾，西部有大食第彭，北部有沖木格薩爾，中心為雪山環繞之西藏等共九個部分。另有說法認為瞻部洲有大小十三個國家，其中有固定名稱的國家有五個，即教法之國的印度、卜算之國中國、財寶之國大食、軍旅之國沖・格薩爾、雪域之國西藏。」
如果僅就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西藏統治的範圍或者說西藏的勢力範圍而言，說三分之二或許有些誇大，但也可謂是相差不遠。故而所謂統治世界三分之二的說法或仲頓巴有關西藏人口的說詞等，應理解為是對當時西藏統治的地域廣大、人口繁多的一種表述方式，而不一定是實指。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公元9世紀，西藏由於內亂而分崩離析，並開始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時期，藏文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那個時期的人口資料。
分裂時期的西藏，在衛藏地方形成了分別由贊普的子孫所把持的割據勢力，其中象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阿里三圍，在現吉隆和尼泊爾北部地方形成了貢唐王朝，這些都是由王子威松的後裔所建立的割據小王國。而在西藏贊普的龍興之地山南，則是由王子雲丹的後裔形成各種大大小小的割據小王國。不過這一時期的西藏人口記載闕如，後來在蒙古人的扶持下衛藏地方形成了十三萬戶，從而有了與人口等相關的記載。
至於象雄或阿里地方則形成了古格王國和拉達克王國，後來又被拉達克統一。而從西藏分裂時期以來，這兩個王國一直游離於以衛藏為中心的西藏政權之外，除了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因為西藏與拉達克的戰爭而迫使拉達克將原屬於古格王國的一部分轄土割讓給西藏而外，其餘時期基本上屬於獨立的王國，相關內容需另做論述。
在康區，則形成了囊謙王、林倉王等很多地方勢力建立的王國。到噶丹頗章時期，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西藏時，在承認原有的德格王、拉妥王、囊謙王、甲拉王、霍爾五部、長江以西由喇嘛或寺院所屬部眾形成的如乍丫、昌都等領地的基礎上，又分封委任了巴唐第巴、理塘第巴、傑唐第巴、木里第巴等新的地方勢力。
在安多，除了大量不相統屬的部族，比較具規模的則是由贊普後裔建立的唃廝囉和由地方豪強建立的六谷部等。以下分別敘述之。⋯⋯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西藏在薩迦王朝以後，又經歷了帕竹王朝、仁邦巴時期、藏巴王國等，但這一時期有關人口的史料極為稀少，本文也因此無從論及。
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公元1642年在蒙古額魯特部固始汗的直接幫助下，擊敗與格魯派敵對的藏巴國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府，這也是從公元9世紀西藏分裂以來第一次對整個西藏三區實現統一和直接的統治。
達賴喇嘛的新政府除了對衛藏一帶派官吏實行直接統治而外，在很多地方還是延續了西藏古老的封建傳統，如薩迦法王、以及西藏古代贊普的後裔拉嘉日、乃東王室、新興的班禪喇嘛轄區等傳統地方勢力繼續稱王稱孤地以自治小王國的型態存續。至於康區和安多傳統的部落或小王國，如波密國王、德格王、囊謙王、甲拉王、果洛三部、嘉絨十八國等，只要宣誓效忠便幾乎沒有觸動，繼續維持原有的統治形態。至於那些在政權建立過程中奪取的敵對者之領地，則以分封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如著名的「巴、理、傑三部」的第巴統治制度、木里王國等都是在那時候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分封後形成的。幾乎沒有任何受封的小王國留下任何與人口相關的書面史料。
至於以農業為主的衛藏地區，西藏政府則建立了完整的宗或莊園等統治秩序，分封民戶（差巴）土地（差地），重新制定稅賦，派官吏實行直接的統治，因此就有了很多相關的所謂清冊（ཞིབ་གཞུང་།），主要是記載差地的數量、接受差地的差巴之資訊、賦稅數量等。對此，可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網站「檔案解密」欄目中一篇名為「制定《水羊清册》的背景」的報導做參考，其中載：
「甘丹頗章政權對於編制戶籍清冊是很重視的，各類各地區的清冊歷來都是政府工作的要事之一，尤其是對於門隅，從來都要按例列入。諸如1830年第十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鐵虎清冊》（ལྕགས་སྟག་ཞིབ་གཞུང་།），其第23件《錯那地區清冊》中就記載了門巴尼瑪三措、勒布四措、邦金六定等地的人口和支差情況。還有1853年第十一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水牛誓約》（ཆུ་གླང་མནའ་གན།），以及《水羊清冊》本身提到的相關的《戶籍冊》（སྒོ་དེབ།）、《鐵猴清冊》（ལྕགས་སྤྲེལ་ཞིབ་གཞུང་།）等，都無不關涉門隅。這些清冊制定的目的都是為了平均差賦、增加政府差稅，限制利用權勢占地避稅等。」
如其所述，制定這些清冊的目的是作為徵收稅賦差役的根據，而不是為了統計人口。西藏的稅收制度類似於現代多數國家所採用的累進稅，不過納稅的單位不是根據個人所得，也不是根據人口，而是以家庭為單位，是根據納稅者（家庭）所擁有的農田和牧場的數量或收成來徵收。也就是說，只有領種差地的納稅者（差巴），根據其所擁有的差地數量來繳納相應的賦稅或差役，佔有的農田或牲畜越多，稅率越高，反之亦然，而那些沒有領種差地或佔有牧場的人是不需要納稅服差役的。因此，清冊只會很仔細地記載差地的數量、稅賦數額和差巴的相關資訊等作為徵稅的根據，而不會去關心或紀錄人口的數據。如著名的《鐵虎清冊》就是一部涵蓋大部分衛藏農業區的清冊，通篇只是各地差地和稅額的紀錄，即使偶有差巴的資訊，也是類似「政府差民岡巴等應支二點五岡差」的紀錄，根據這條紀錄可知，一個叫岡巴的納稅者，擁有二點五岡差地，他（家庭）需要支應與此相應的差役。對收稅官員來說，這就夠了。但對人口統計而言，這條資訊顯然沒有什麼意義。
另有所謂的門戶冊（སྒོ་དེབ།）或各地方納稅人等清冊，這些清冊會更具體地記載所屬鄉村的差地數額和納稅人的資訊，不過這類資訊屬於政府檔案，目前由中國政府控制，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看到中國政府對這類資訊做過披露或出版。不幸中的萬幸是，位於邊界的西藏吉隆宗官員在1959年流亡國外時也將該宗的清冊帶到國外，目前收藏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文獻圖書館，可謂是目前所見唯一第一手的資料，對此將另闢章節闡述。
另有第司・桑傑嘉措著《黃琉璃》，介紹了當時的格魯派寺院和僧人人數，也有助於了解西藏人口、尤其是僧侶的歷史資料，亦將另闢章節介紹。
此外，從七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西藏與其東方鄰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時戰時和，故而也促使歷代的中國人設法刺探或了解西藏的基本情況，也因此留下不少與西藏相關的記載，雖然大多是道聽塗說，甚至有不少是奇談怪論，但從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或推測當時的西藏人口狀況。其中尤以《西藏誌》和《西藏記述》等最具價值，亦另闢章節做闡述。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中國政府或官員學者在論述西藏人口史時，只能引用《西藏誌》的數據，不過引述的方式卻是大有徑庭，除了前述中共學者牙含章編造年代和呈報者等故事，在王克所著《西藏人口史考略》中的敘述方式則是：「繼13世紀忽必烈在藏族地區作了部分戶口清查後，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1734至1736年），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據清代的《西藏誌》記載⋯⋯除衛藏兩地外，還有布魯克巴⋯⋯管轄百姓約4萬餘戶⋯⋯巴爾布三罕⋯⋯三人共管百姓5萬4,000餘戶⋯⋯按此計算，以上西藏境內共222,190戶，以每戶4.5人計，當有百姓99.98萬，再加上所有的喇嘛34.12萬，共計當時西藏內有藏族134萬餘。由於當時清廷在西藏『徵收租賦⋯⋯按年立限嚴催』，並經常進行『察實絕戶荒田，隨時豁賦』的政策，因此，清代戶口清查的準確性基本上是可以置信的。」
此處所謂「雍正至乾隆初」，與牙含章大概也是相同的理由。而所謂「賈達細雄」，就是後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鐵虎清冊》的藏文名稱。作者將一本土地賦稅清冊名稱在正文中寫「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然後以註釋形式大謬不然地稱其為「清政府設在拉薩的戶口清查單位」來糊弄中文讀者。
更離譜的是，作者將《西藏誌》中清楚記載的不丹和尼泊爾三國的人口也全部計入「藏族人口」數中，從而得出134萬人口的數據，並煞有介事地宣稱因清朝經常在催收豁賦等，因此對清代戶口清查是可以置信云云。讀來感覺滿清不僅在西藏進行過人口清查，甚至還經常催收豁賦，一整個有效行使主權的假象。其實，通篇除了《西藏誌》中的引文而外，其餘都是類乎謊言的敘述。
而中國政府於2015年發布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稱「當時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區）共有人口約109萬」，可能也是受王克《西藏人口史考略》的影響，因為王克上述的134萬人口中，若減去尼泊爾（巴布爾）三汗的5萬4,000餘戶。其餘的以每戶4.5人計算的統計公式，正好就是白皮書所謂的109萬。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把尼泊爾的人口計入，但顯然還是把不丹的4萬戶百姓和2萬5,000餘喇嘛的數據計入了西藏的人口數中。
《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則明智地排除了不丹和尼泊爾的人口：「如果按照本書所述，藏族家庭規模小，戶平人口4人左右，加大保險系數戶平按4.5人計算，當時西藏的人口為576,855人，則喇嘛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4.81%。」
如此的僧俗比例任誰都可以看出其荒誕不經，因此，後來的中國官方學者在避免把不丹和尼泊爾人口計入的同時，將戶均人口提高到五人，黃奮生在《藏族史略》中稱：「若以每戶五人計⋯⋯其中喇嘛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多，百姓人數六十四萬多，喇嘛人數相當百姓人數的二分之一。」比例稍有減低。
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也說：「屬於寺院方面的農奴共約六十四萬餘人。」
中國學者馬戎，平時強烈主張以國家機器強力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他在《西藏的經濟型態及其對區域間人口遷移的影響》一文中談到：「1952年以前，西藏的耕作技術方面十分落後的農業需要養活一百多萬人口，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喇嘛。」然後在註釋中註明：「在1958年，據統計西藏有114,103個喇嘛，而在歷史上（1737年）曾達到316,231個喇嘛，佔當時總人口的35%（參見劉瑞編《中國人口・西藏分冊》，1989年，中國財經出版社，第298頁和第35頁），另外一個研究認為1737年的喇嘛數字僅是黃教僧侶，各派僧侶的總數實際上已近總人口的半數（王森，1984年，《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93頁）。達賴喇嘛則宣稱在50年代西藏有25萬個喇嘛（法國《費加洛報》，1982年10月5日）。」
馬戎所謂西藏耕作技術十分落後的說詞，顯然是對其所謂學習漢語文等於接受現代化，否則就是落後的奇怪邏輯做鋪墊。實際上，西藏和中國的農業技術在歷史上不相伯仲，西藏也並不是沒有鐵犁，只是在使用木犁比使用鐵犁更加便宜划算時就使用木犁，包括氂牛踏場等亦是如此，即使在當今的西藏，氂牛踏場也並不罕見。照馬戎的邏輯，西藏在公元8世紀之前有千萬左右的人口，即使在衛藏四如的範圍內也有幾百萬人口，難不成8世紀比20世紀初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或農業技術更先進？
有關西藏在歷史上的人口，《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下冊）記載了仲頓巴介紹西藏時候稱「大西藏有三千萬男性、四千萬女性」。在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中，認為古時候的西藏，百萬和千萬的稱呼常常錯亂顛倒，因此，應理解為百萬。而即使如此，女性比男性多100萬似乎也說不通，若對男女比率做出平衡，則大概會做為藏人琅琅上口的西藏600萬人口之說的又一個例證。
當然，對《隆朵阿旺洛桑全集》中的相關記載恐怕也不能太認真，因為除了上述千萬人口的說法，全集還談到西藏有農戶「五千個十萬」，就是五億；游牧帳戶有「二十個十萬」，就是200萬。顯然是一種極為誇大的說詞。而且在介紹西藏與大西藏時，不僅說到「上部阿里三圍，中部衛藏四如，下部多康六崗」，還說西藏是指衛藏四如，也稱十三萬戶等。實際上，仲敦巴在世時，西藏尚處分裂時期，阿里三圍只能說還在雛型階段，而衛藏十三萬戶更是薩迦王朝時才產生的制度，當然不會出自仲敦巴口中。其實，隆多喇嘛的敘述更多的是一種宗教本生記的方式，即某人物以往之生生世世的故事，並非實指，所以，這些數字只能理解為是18世紀的隆朵・阿旺洛桑假托仲敦巴的說詞。
不過，在贊普時期，西藏統治的地域和人口極為廣大則是不爭的事實。《拔協》中則記載了西藏軍隊渡過恆河，引兵前往印度摩揭陀，西藏軍隊兵不血刃地佔領吉祥金剛座，取得佛陀的舍利，返回西藏時，贊普命令四人留守並在恆河邊豎立鐵柱做為界碑，宣布恆河以上之地為西藏屬地。
白桂思的《中亞的吐蕃帝國》第六章記載了公元810年左右，阿拔斯王朝東征，首先攻克了喀布爾的君主，喀布爾國王獻上一尊金偶像表示投降。這個國王在穆斯林的記載中被稱為「西藏諸王中的一位國王成為了穆斯林」，可見當時阿富汗的首都喀布爾的國王也是西藏諸王之一。
顯然，那時候的西藏作為亞洲的強國，統治著廣大的地域，被西藏統治的人口自然就非常多。王輔仁《關於藏族形成和發展的幾個問題》第141頁談到當時的西藏人口應在千萬人左右。李有義在《今日西藏》中也認為「吐蕃最盛時期，人口多達一千萬，其中藏族人口約有五六百萬。」黃奮生在《西藏史略》中認為，「唐初諸羌人口和吐蕃人口大約在千萬左右，吐蕃人口，約當諸羌人口的三分之一。」王克在《藏族人口史考略》中認為，「吐蕃盛期統治下有近千萬人口。」「並認為除了衛藏四如的近300萬左右外，吐蕃控制的異族人口包括漢族人口百萬、南詔人口四、五百萬、門巴、珞巴人十餘萬口等近700萬。」實際上，當時西藏統治的區域或民族遠較上述這些內容要大或多，中國的史書《舊唐書・吐蕃傳》就記載西藏贊普都松芒波傑時「盡收羊同、党項及諸羌之地。東與涼、松、茂、嶲等州相接，南至婆羅門，西又攻龜茲、疏勒等四鎮，北抵突厥，地方萬餘里。自漢魏已來，西戎之盛，未之有也。」同樣，今拉薩大昭寺東牆的碑銘亦曰：「南若門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雖均可爭勝於疆場，然對神聖贊普之強盛威勢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歡忭而聽命差遣也。」
因此在很多的西藏史書，包括《五部遺教》等都記載說西藏贊普當時統治了整個世界的三分之二。此處所說的世界當然不是指現今我們所理解的整個地球或世界，當時對世界的理解基本上是以岡底斯雪山或雪山（西藏）為中心的南瞻部州，包括東方的中國，南方的印度，西方的大食，北方的突厥或是沖格薩爾等。《五部遺教》並記載了西藏的達札樂貢征服中國，董・維瑪圖傑征服印度、聰德征服大食、增赤亞麻松征服格薩爾的故事。
《漢藏史集》載：「覺丹熱智所著《律儀之飾》中說：瞻部洲的中心和邊緣的界線是，東面生長甘蔗、南邊為河網地帶、西邊為婆羅門的嘎瓦城、北邊為西螺之黑山，東部有中國、契丹，南部有印度、克什米爾，西部有大食第彭，北部有沖木格薩爾，中心為雪山環繞之西藏等共九個部分。另有說法認為瞻部洲有大小十三個國家，其中有固定名稱的國家有五個，即教法之國的印度、卜算之國中國、財寶之國大食、軍旅之國沖・格薩爾、雪域之國西藏。」
如果僅就當時人們對世界的認知和西藏統治的範圍或者說西藏的勢力範圍而言，說三分之二或許有些誇大，但也可謂是相差不遠。故而所謂統治世界三分之二的說法或仲頓巴有關西藏人口的說詞等，應理解為是對當時西藏統治的地域廣大、人口繁多的一種表述方式，而不一定是實指。
2.西藏分裂以後的人口
公元9世紀，西藏由於內亂而分崩離析，並開始進入長達四百年的分裂時期，藏文史料中幾乎沒有任何有關那個時期的人口資料。
分裂時期的西藏，在衛藏地方形成了分別由贊普的子孫所把持的割據勢力，其中象雄地方形成了著名的阿里三圍，在現吉隆和尼泊爾北部地方形成了貢唐王朝，這些都是由王子威松的後裔所建立的割據小王國。而在西藏贊普的龍興之地山南，則是由王子雲丹的後裔形成各種大大小小的割據小王國。不過這一時期的西藏人口記載闕如，後來在蒙古人的扶持下衛藏地方形成了十三萬戶，從而有了與人口等相關的記載。
至於象雄或阿里地方則形成了古格王國和拉達克王國，後來又被拉達克統一。而從西藏分裂時期以來，這兩個王國一直游離於以衛藏為中心的西藏政權之外，除了第五世達賴喇嘛時期，因為西藏與拉達克的戰爭而迫使拉達克將原屬於古格王國的一部分轄土割讓給西藏而外，其餘時期基本上屬於獨立的王國，相關內容需另做論述。
在康區，則形成了囊謙王、林倉王等很多地方勢力建立的王國。到噶丹頗章時期，第五世達賴喇嘛統一西藏時，在承認原有的德格王、拉妥王、囊謙王、甲拉王、霍爾五部、長江以西由喇嘛或寺院所屬部眾形成的如乍丫、昌都等領地的基礎上，又分封委任了巴唐第巴、理塘第巴、傑唐第巴、木里第巴等新的地方勢力。
在安多，除了大量不相統屬的部族，比較具規模的則是由贊普後裔建立的唃廝囉和由地方豪強建立的六谷部等。以下分別敘述之。⋯⋯
3.噶丹頗章時期的西藏人口
西藏在薩迦王朝以後，又經歷了帕竹王朝、仁邦巴時期、藏巴王國等，但這一時期有關人口的史料極為稀少，本文也因此無從論及。
第五世達賴喇嘛於公元1642年在蒙古額魯特部固始汗的直接幫助下，擊敗與格魯派敵對的藏巴國王，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噶丹頗章政府，這也是從公元9世紀西藏分裂以來第一次對整個西藏三區實現統一和直接的統治。
達賴喇嘛的新政府除了對衛藏一帶派官吏實行直接統治而外，在很多地方還是延續了西藏古老的封建傳統，如薩迦法王、以及西藏古代贊普的後裔拉嘉日、乃東王室、新興的班禪喇嘛轄區等傳統地方勢力繼續稱王稱孤地以自治小王國的型態存續。至於康區和安多傳統的部落或小王國，如波密國王、德格王、囊謙王、甲拉王、果洛三部、嘉絨十八國等，只要宣誓效忠便幾乎沒有觸動，繼續維持原有的統治形態。至於那些在政權建立過程中奪取的敵對者之領地，則以分封的形式建立了新的統治秩序，如著名的「巴、理、傑三部」的第巴統治制度、木里王國等都是在那時候由第五世達賴喇嘛分封後形成的。幾乎沒有任何受封的小王國留下任何與人口相關的書面史料。
至於以農業為主的衛藏地區，西藏政府則建立了完整的宗或莊園等統治秩序，分封民戶（差巴）土地（差地），重新制定稅賦，派官吏實行直接的統治，因此就有了很多相關的所謂清冊（ཞིབ་གཞུང་།），主要是記載差地的數量、接受差地的差巴之資訊、賦稅數量等。對此，可以西藏自治區檔案館的網站「檔案解密」欄目中一篇名為「制定《水羊清册》的背景」的報導做參考，其中載：
「甘丹頗章政權對於編制戶籍清冊是很重視的，各類各地區的清冊歷來都是政府工作的要事之一，尤其是對於門隅，從來都要按例列入。諸如1830年第十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鐵虎清冊》（ལྕགས་སྟག་ཞིབ་གཞུང་།），其第23件《錯那地區清冊》中就記載了門巴尼瑪三措、勒布四措、邦金六定等地的人口和支差情況。還有1853年第十一世達賴喇嘛時期制定的《水牛誓約》（ཆུ་གླང་མནའ་གན།），以及《水羊清冊》本身提到的相關的《戶籍冊》（སྒོ་དེབ།）、《鐵猴清冊》（ལྕགས་སྤྲེལ་ཞིབ་གཞུང་།）等，都無不關涉門隅。這些清冊制定的目的都是為了平均差賦、增加政府差稅，限制利用權勢占地避稅等。」
如其所述，制定這些清冊的目的是作為徵收稅賦差役的根據，而不是為了統計人口。西藏的稅收制度類似於現代多數國家所採用的累進稅，不過納稅的單位不是根據個人所得，也不是根據人口，而是以家庭為單位，是根據納稅者（家庭）所擁有的農田和牧場的數量或收成來徵收。也就是說，只有領種差地的納稅者（差巴），根據其所擁有的差地數量來繳納相應的賦稅或差役，佔有的農田或牲畜越多，稅率越高，反之亦然，而那些沒有領種差地或佔有牧場的人是不需要納稅服差役的。因此，清冊只會很仔細地記載差地的數量、稅賦數額和差巴的相關資訊等作為徵稅的根據，而不會去關心或紀錄人口的數據。如著名的《鐵虎清冊》就是一部涵蓋大部分衛藏農業區的清冊，通篇只是各地差地和稅額的紀錄，即使偶有差巴的資訊，也是類似「政府差民岡巴等應支二點五岡差」的紀錄，根據這條紀錄可知，一個叫岡巴的納稅者，擁有二點五岡差地，他（家庭）需要支應與此相應的差役。對收稅官員來說，這就夠了。但對人口統計而言，這條資訊顯然沒有什麼意義。
另有所謂的門戶冊（སྒོ་དེབ།）或各地方納稅人等清冊，這些清冊會更具體地記載所屬鄉村的差地數額和納稅人的資訊，不過這類資訊屬於政府檔案，目前由中國政府控制，遺憾的是至今尚未看到中國政府對這類資訊做過披露或出版。不幸中的萬幸是，位於邊界的西藏吉隆宗官員在1959年流亡國外時也將該宗的清冊帶到國外，目前收藏在達蘭薩拉的西藏文獻圖書館，可謂是目前所見唯一第一手的資料，對此將另闢章節闡述。
另有第司・桑傑嘉措著《黃琉璃》，介紹了當時的格魯派寺院和僧人人數，也有助於了解西藏人口、尤其是僧侶的歷史資料，亦將另闢章節介紹。
此外，從七世達賴喇嘛時期開始，西藏與其東方鄰國就一直處於一種剪不斷理還亂的狀態，時戰時和，故而也促使歷代的中國人設法刺探或了解西藏的基本情況，也因此留下不少與西藏相關的記載，雖然大多是道聽塗說，甚至有不少是奇談怪論，但從中多少還是可以窺見或推測當時的西藏人口狀況。其中尤以《西藏誌》和《西藏記述》等最具價值，亦另闢章節做闡述。
4.西藏的僧俗及家庭人口構成
中國政府或官員學者在論述西藏人口史時，只能引用《西藏誌》的數據，不過引述的方式卻是大有徑庭，除了前述中共學者牙含章編造年代和呈報者等故事，在王克所著《西藏人口史考略》中的敘述方式則是：「繼13世紀忽必烈在藏族地區作了部分戶口清查後，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1734至1736年），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據清代的《西藏誌》記載⋯⋯除衛藏兩地外，還有布魯克巴⋯⋯管轄百姓約4萬餘戶⋯⋯巴爾布三罕⋯⋯三人共管百姓5萬4,000餘戶⋯⋯按此計算，以上西藏境內共222,190戶，以每戶4.5人計，當有百姓99.98萬，再加上所有的喇嘛34.12萬，共計當時西藏內有藏族134萬餘。由於當時清廷在西藏『徵收租賦⋯⋯按年立限嚴催』，並經常進行『察實絕戶荒田，隨時豁賦』的政策，因此，清代戶口清查的準確性基本上是可以置信的。」
此處所謂「雍正至乾隆初」，與牙含章大概也是相同的理由。而所謂「賈達細雄」，就是後來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鐵虎清冊》的藏文名稱。作者將一本土地賦稅清冊名稱在正文中寫「清政府又於雍正至乾隆初，由駐藏的賈達細雄舉行較為詳細的戶口清查」，然後以註釋形式大謬不然地稱其為「清政府設在拉薩的戶口清查單位」來糊弄中文讀者。
更離譜的是，作者將《西藏誌》中清楚記載的不丹和尼泊爾三國的人口也全部計入「藏族人口」數中，從而得出134萬人口的數據，並煞有介事地宣稱因清朝經常在催收豁賦等，因此對清代戶口清查是可以置信云云。讀來感覺滿清不僅在西藏進行過人口清查，甚至還經常催收豁賦，一整個有效行使主權的假象。其實，通篇除了《西藏誌》中的引文而外，其餘都是類乎謊言的敘述。
而中國政府於2015年發布的《西藏發展道路的歷史選擇》白皮書，稱「當時西藏（不含今昌都地區）共有人口約109萬」，可能也是受王克《西藏人口史考略》的影響，因為王克上述的134萬人口中，若減去尼泊爾（巴布爾）三汗的5萬4,000餘戶。其餘的以每戶4.5人計算的統計公式，正好就是白皮書所謂的109萬。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把尼泊爾的人口計入，但顯然還是把不丹的4萬戶百姓和2萬5,000餘喇嘛的數據計入了西藏的人口數中。
《中國藏族人口與社會》則明智地排除了不丹和尼泊爾的人口：「如果按照本書所述，藏族家庭規模小，戶平人口4人左右，加大保險系數戶平按4.5人計算，當時西藏的人口為576,855人，則喇嘛占總人口的比例高達54.81%。」
如此的僧俗比例任誰都可以看出其荒誕不經，因此，後來的中國官方學者在避免把不丹和尼泊爾人口計入的同時，將戶均人口提高到五人，黃奮生在《藏族史略》中稱：「若以每戶五人計⋯⋯其中喇嘛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多，百姓人數六十四萬多，喇嘛人數相當百姓人數的二分之一。」比例稍有減低。
牙含章的《達賴喇嘛傳》也說：「屬於寺院方面的農奴共約六十四萬餘人。」
中國學者馬戎，平時強烈主張以國家機器強力同化和消滅西藏民族，他在《西藏的經濟型態及其對區域間人口遷移的影響》一文中談到：「1952年以前，西藏的耕作技術方面十分落後的農業需要養活一百多萬人口，其中十分之一以上是喇嘛。」然後在註釋中註明：「在1958年，據統計西藏有114,103個喇嘛，而在歷史上（1737年）曾達到316,231個喇嘛，佔當時總人口的35%（參見劉瑞編《中國人口・西藏分冊》，1989年，中國財經出版社，第298頁和第35頁），另外一個研究認為1737年的喇嘛數字僅是黃教僧侶，各派僧侶的總數實際上已近總人口的半數（王森，1984年，《中國佛教發展史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193頁）。達賴喇嘛則宣稱在50年代西藏有25萬個喇嘛（法國《費加洛報》，1982年10月5日）。」
馬戎所謂西藏耕作技術十分落後的說詞，顯然是對其所謂學習漢語文等於接受現代化，否則就是落後的奇怪邏輯做鋪墊。實際上，西藏和中國的農業技術在歷史上不相伯仲，西藏也並不是沒有鐵犁，只是在使用木犁比使用鐵犁更加便宜划算時就使用木犁，包括氂牛踏場等亦是如此，即使在當今的西藏，氂牛踏場也並不罕見。照馬戎的邏輯，西藏在公元8世紀之前有千萬左右的人口，即使在衛藏四如的範圍內也有幾百萬人口，難不成8世紀比20世紀初能夠養活更多的人口？或農業技術更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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