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民也有派對：台灣獨立記者橫跨四大洲，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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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走線》紀錄片共同導演兼製作人、跨國獨立記者陳映妤首本著作
橫跨全世界四大洲，數十位受訪者，27張珍貴影像紀錄
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
「難民」議題看似遙遠，但圍繞的其實是人們更熟悉的字，
可能每個人一生都在面對的字──「家」
◎紛亂的時代．流離的人群．為他們的喜樂哀愁留下紀錄◎
❖俄烏戰爭
❖地中海難民潮
❖委內瑞拉政經危機
❖香港反送中運動
❖中國人「走線」
❖敘利亞獨裁政權垮台
❖巴勒斯坦人世代流亡
❖台灣《難民法》卡關
「難民」不再是一個宏大的詞，他們有著很小、很私人的願望。即便生命如荒原，也要在夾縫中舉辦一場小小的「派對」。──李雪莉
映妤不僅採訪了跋山涉水終於「得以離開」的人，也親身走進這些人的家鄉，聆聽那些「無法離開」，或「不願離開」的人。──廖芸婕
回顧歷史，人類從未停止流離失所。有人因種族、宗教、國籍、所屬群體或政治立場，受到生命或自由的威脅，而跨越國界。二戰後的《難民地位公約》將這群人界定為「難民」。隨著世界變動，聯合國難民署進一步將戰爭、衝突、暴力與社會嚴重失序也納入其中。但本書強調的是難民被迫離開母國的「例外狀態」──每個人都可能掉入、停留和脫離的狀態。
《難民也有派對》是作者陳映妤歷時八年，在世界各地記錄處在難民狀態的人，如何努力活成自己。本書以第一人稱出發，寫下一位台灣記者與來自敘利亞的音樂家、委內瑞拉的塗鴉藝術家、烏克蘭的演員、俄羅斯的獨立記者、厄利垂亞的英文老師、巴勒斯坦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同志情侶等的相識與對話，以及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折射出超越國界、對於家的感受與想像。
本書的開始，源自作者與一位敘利亞難民朋友，在一場萬聖節派對的相遇。派對象徵這群人在逃難中，依然擁有作為個人的尊嚴與主體，還有去愛、去表達、去選擇的能力。在被迫離開家園之後，他們仍試著連結彼此、創造關係、建立家的歸屬感，甚至是瘋狂談一場戀愛。
這本作品集結了十二組、來自九個國家被迫離家者的故事，同時也是作者對於「家」的叩問。面對台灣的未來，她也發現自己愈來愈接近書中人物的狀態。我們離家的原因有百百種，但人們面對恐懼、生死、自由與愛的過程，似乎又是那麼相近。
（本書內附一張敘利亞設計師歐馬的作品，供讀者自行彩繪。）
橫跨全世界四大洲，數十位受訪者，27張珍貴影像紀錄
與來自九個國家流離者的真誠相遇
「難民」議題看似遙遠，但圍繞的其實是人們更熟悉的字，
可能每個人一生都在面對的字──「家」
◎紛亂的時代．流離的人群．為他們的喜樂哀愁留下紀錄◎
❖俄烏戰爭
❖地中海難民潮
❖委內瑞拉政經危機
❖香港反送中運動
❖中國人「走線」
❖敘利亞獨裁政權垮台
❖巴勒斯坦人世代流亡
❖台灣《難民法》卡關
「難民」不再是一個宏大的詞，他們有著很小、很私人的願望。即便生命如荒原，也要在夾縫中舉辦一場小小的「派對」。──李雪莉
映妤不僅採訪了跋山涉水終於「得以離開」的人，也親身走進這些人的家鄉，聆聽那些「無法離開」，或「不願離開」的人。──廖芸婕
回顧歷史，人類從未停止流離失所。有人因種族、宗教、國籍、所屬群體或政治立場，受到生命或自由的威脅，而跨越國界。二戰後的《難民地位公約》將這群人界定為「難民」。隨著世界變動，聯合國難民署進一步將戰爭、衝突、暴力與社會嚴重失序也納入其中。但本書強調的是難民被迫離開母國的「例外狀態」──每個人都可能掉入、停留和脫離的狀態。
《難民也有派對》是作者陳映妤歷時八年，在世界各地記錄處在難民狀態的人，如何努力活成自己。本書以第一人稱出發，寫下一位台灣記者與來自敘利亞的音樂家、委內瑞拉的塗鴉藝術家、烏克蘭的演員、俄羅斯的獨立記者、厄利垂亞的英文老師、巴勒斯坦的大學教授、中國的同志情侶等的相識與對話，以及在與他們的互動中，折射出超越國界、對於家的感受與想像。
本書的開始，源自作者與一位敘利亞難民朋友，在一場萬聖節派對的相遇。派對象徵這群人在逃難中，依然擁有作為個人的尊嚴與主體，還有去愛、去表達、去選擇的能力。在被迫離開家園之後，他們仍試著連結彼此、創造關係、建立家的歸屬感，甚至是瘋狂談一場戀愛。
這本作品集結了十二組、來自九個國家被迫離家者的故事，同時也是作者對於「家」的叩問。面對台灣的未來，她也發現自己愈來愈接近書中人物的狀態。我們離家的原因有百百種，但人們面對恐懼、生死、自由與愛的過程，似乎又是那麼相近。
（本書內附一張敘利亞設計師歐馬的作品，供讀者自行彩繪。）
名人推薦
【專文推薦】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台大新聞所兼任副教授
廖芸婕︱跨國自由記者、紀實創作者
【推薦人】
李可心︱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李易安︱媒體工作者
金其琪︱《流離之書》作者
施逸翔︱台灣人權促進會資深研究員
張 西︱作家
張潔平︱記者、獨立書店「飛地Nowhere」創辦人
敏 迪︱國際新聞工作者
郭家佑︱台灣數位外交協會創辦人
劉吉雄︱紀錄片導演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蔣曜宇︱獨立記者
（依姓名筆畫排列）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台大新聞所兼任副教授
廖芸婕︱跨國自由記者、紀實創作者
【推薦人】
李可心︱美國台灣觀測站共同編輯
李易安︱媒體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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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佑︱台灣數位外交協會創辦人
劉吉雄︱紀錄片導演
劉致昕︱《真相製造》作者
蔣曜宇︱獨立記者
（依姓名筆畫排列）
目錄
推薦序（一）跨越萬里的連結：映妤帶回來的現場（李雪莉）
推薦序（二）幸運之人的祝福（廖芸婕）
作者序 難民不只有派對
1. 炭治郎的耳環
2. 沙漠中的起司片
3. 回家的路上
4. 「幸運」的男人
5. 劇場的花冠
6. 我深愛的她
7. 前往彼岸的渡船
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9. 塗鴉牆上的心臟
10. 用腳投票
11. 給阿理的備忘錄
12. 他的現實，我的噩夢
謝詞
注釋
推薦序（二）幸運之人的祝福（廖芸婕）
作者序 難民不只有派對
1. 炭治郎的耳環
2. 沙漠中的起司片
3. 回家的路上
4. 「幸運」的男人
5. 劇場的花冠
6. 我深愛的她
7. 前往彼岸的渡船
8.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
9. 塗鴉牆上的心臟
10. 用腳投票
11. 給阿理的備忘錄
12. 他的現實，我的噩夢
謝詞
注釋
序／導讀
推薦序（一）
跨越萬里的連結：映妤帶回來的現場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台大新聞所兼任副教授
旅途帶著映妤的新書手稿，沿路捧讀。行程到了新宿一家頗具歷史的爵士酒吧，牆上掛著許多來訪演出的樂手照片，象徵著這個場域的歷史與驕傲。
讀著映妤十五萬字的文稿，我很踏實也欣喜。我不禁想，《報導者》就像眾人馳騁的舞台，而映妤是那遊走世界的樂手，經過這些年的磨練，她已經是一個頭角崢嶸的獨立記者了。
我永遠記得二○一七年，初次見面時她的樣子──秀氣清瘦、中長直髮、個性耳環、思考的時候雙眼靈動，那時她才結束在國外留學交換的生活，主動寫信給我想聊聊與《報導者》合作的可能。她曾跟我說，自己走進我們辦公室時其實很怯生生。但我記得的，卻是一位二十四歲，幾乎沒有遲疑、已經準備往前奔去的寫手。那種不膽怯，甚至讓人有點意外。
映妤給我的提案總是跟難民議題相關，從柬埔寨國境內的非法移工、穿越地中海到馬爾他的北非利比亞難民、在黎巴嫩拜訪敘利亞流亡者……。一開始接到這些提案時，我的確多次在心裡問：「會有多少台灣讀者有興趣看下去？」但她沒有退縮，一次又一次，把這些現場帶回來。
當時社會對國際新聞並不那麼重視，大環境對記者、尤其是想專注國際議題的獨立記者更不友善。在《報導者》兼負國際新聞任務的我，深知這條路有多難走。看著她願意走入這條路，進入世界各地的現場，並透過文字讓讀者看進去，這份堅持實屬可貴。因此，我以編輯的身分，陪著她走了一段。
我回想合作的頭兩年，映妤經歷了相當磨人的改稿過程。雖然是特約記者，她卻像塊海綿，未曾因挫折離場，總是謙遜地檢視自己的不足。那種強烈「想把事情寫清楚」的渴望，讓大學主修經濟的她，在深度報導的路上展現了極快的學習速度。
而她最明顯的轉捩點，是二○一九年那篇關於在台土耳其人的報導，談的是政變下的在台土耳其人。
在此之前，映妤的目光多投向遙遠的他方；但那一刻，她試著把視野帶回腳下的土地。她細膩地顯影出那些就在我們身邊、臉孔卻模糊流離的人們。
台灣沒有《難民法》，也欠缺完善庇護機制，被自己國家總統艾爾多安跨海整肅的土耳其朋友，只好再次遷徙；我還記得那篇報導的受訪者之一把映妤的文章翻成英文，在加拿大順利拿到政治庇護。那一刻，我們其實都有點不太真實的感覺，原來一篇報導，真的有機會改變別人的命運。
這份「篤定」，也成為她後來奔向烏克蘭戰場與「走線」雨林時，最堅實的底氣。
我擔任總編輯時，正好遇到兩場國際大事，一是二○一九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二是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時苦惱是否能找到最合適的人處理國際議題時，我會想到映妤，映妤也會主動聯繫我。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戰爭一爆發，我二十五日致電給映妤，她人正在桃園機場，準備去英國接受敵意環境下採訪的安全訓練。沒想到，她亳不猶豫地回答願意去到烏克蘭。於是她和致昕、子磊做了我們第一波烏克蘭的深度報導。
二○二三年她甚至再深入更危險的前線，第一次嘗試擔任紀錄片導演，到了南美洲與中國「潤」出去的走線客穿過巴拿馬雨林，帶著腎上腺素的注射器等的醫療急救包。艱險旅程後，完成紀錄片《走線》。
在閱讀《難民也有派對》每個篇章時，也看到她一路走來，慢慢累積起來的東西。
八年前，難民議題尚未獲得系統性的關注，映妤便隻身親赴現場。她敏銳地意識到，因戰爭、宗教、人口清洗與氣候變遷而被迫離家的人數，遠超大眾想像。隨著獨裁政權的合縱連橫，以及民主國家人權保障的倒退，難民遭受剝削的速度正急遽增加。那些當時她捕捉到的訊號，如今頻繁地浮現在我們的視野。
在書中，她開拓了更具辨識度的書寫筆觸，大膽帶入個人的感受與觀察，卻又克制地將情緒收斂，僅留下經由反覆辯證後的思考。雖然書中的主角大半曾在她長期合作的媒體中出現過，但經大幅度的重新解構與改寫，有著全新作品的體感。
在書裡，我也感受到她身為一位報導者在倫理上的反思琢磨。包括是先成為一位善良的人，再成為一個記者。但是，所謂「善良的人」的邊界畫在哪裡？如果一位受訪者一次又一次情勒式地訊息你，要你提供金錢、人道各方面的支援，該怎麼辦？映妤在第七章〈前往彼岸的渡船〉裡透露了她的不安和反省。
在書裡，我也看到她內心未被殘酷難民故事磨損，仍保留自己的柔軟真誠。在〈炭治郎的耳環〉篇章裡，她為流亡至黎巴嫩的敘利亞朋友榮奧遍尋《鬼滅之刃》主角炭治郎的耳環，那是在困頓流亡生命裡，榮奧想送給老婆的禮物。「難民」不再是一個宏大的詞，他們有著很小、很私人的願望。即便生命如荒原，也要在夾縫中舉辦一場小小的「派對」。
每篇章節末尾的「後記」同樣令人期待，滿足了讀者想得知受訪者近況的掛念。從中更可見映妤並非拿了故事就轉身離開的人，她投入大量時間與對方保持聯繫，在那樣的脆弱與動盪中，建立起深厚長久的交情。
映妤用自己的信念連結起地球兩端的陌生人，而她又透過書寫，把這個連結傳遞給翻閱此書的我們。
坐在酒吧裡讀完這份書稿，我想到，「派對」才正開始，映妤已經把這些人，帶到我們面前。
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推薦序（二）
幸運之人的祝福
──廖芸婕，跨國自由記者、紀實創作者
派對，維基百科如是說：「以娛樂和社交為目的而舉辦的聚會，通常是社會中人們用於慶祝特殊日子和集體休閒的一種方式。」我所參加過的派對，無論在中東、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亞洲，無論在全球南方或北方，在貧瘠的沙漠地或奢華的樓舍，從輕節奏展開到層層堆疊的高潮時刻，總是會出現助興用的元素，無論是神祕的致幻物質、藥、酒、火焰、即興彈奏、博弈、胴體或其餘不可言說之物。
也可以很簡單，只消一首彼此都耳熟能詳的歌曲──好讓那麼一個瞬間，派對裡的人們暫時忘卻彼此的歧異，忘卻所處時空的雲泥之別，盡情狂歡；直到派對結束，各自做鳥獸散，走回必須的人生。
映妤和許多記者一樣頻繁進出機場，然而在難民的報導上，她不僅採訪了跋山涉水終於「得以離開」的人，也親身走進這些人的家鄉，聆聽那些「無法離開」，或「不願離開」的人。
她參與筆下人物的日常，一起體驗生活的浪漫、或共同走一段艱險的路，紀錄他們的每一次抉擇。這使得她的敘事不需要傳統報導的英雄化或悲情化綴飾，讀者自然有機會貼近，理解一個一個生命之韌性與困難。縱然書中許多故事我已熟悉，亦聆聽過映妤筆下受訪者的聲音，為其生活場景徜徉或心碎，然而翻閱一則一則「後記」，仍然深深體會現實的推移與衝擊。
跨度九年的聯繫，有些受訪者輾轉遷徙了好幾個國度，有些則從最初的匿名、到後來終於能安心地使用本名述說自己的故事。距離我倆與幾位夥伴一起在世界難民日、疫情籠罩的台灣舉辦的實體展覽、工作坊已有六年，再度讀見某些故事主角的近況，有時感動，有時則感慨時光毫不留情地向前奔去、將生靈拋在後頭。
我所認識的跨國工作者裡，映妤是極少數在目睹大量創傷的扎實蹲點、田野工作後，仍然保持柔軟心腸的一位記者。也是難得在觀看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It Must Be Heaven）最後一幕歡樂喧囂的派對、舞動場景時，能懂得並陪伴我在尖銳的諷刺裡默默掉淚的記者夥伴。我們有許多心繫的地方，而正如理解現實重量的人們，譬如難民，都教會我們不害怕在世界都認為該笑的時候給予一記重擊，或在世界認為該哭的時候打一劑強心針。
在我自報導生涯日漸走向紀實、非虛構創作，並前往另一座叢林進修時，她在機場的餞別禮物裡夾了一張烏克蘭明信片：紙面上有四分之一的鉛筆跡尚未著色，著上暖色調的卻是轟炸場景，砲彈一顆一顆落在廢墟般的建築物與車輛上：
「它的紅色很美也很痛，提到機場，才想到他們一年多不能起飛了。」
「還能飛的我們，要好好地飛。」
三年過去，全球無數角落的戰爭、不公平依舊持續。《難民法》仍未落實的台灣，陸續有些喜愛並認同其價值的難民被迫離開、踏上另一趟找家的旅程；台灣自身命運難卜，並始終陷於失去友邦的困境。在體制的侷限下，台灣仍有許多個體靠自身努力，與世界做朋友、令各國人民印象深刻。
「我們是否必須先證明一個人『有用』，才有權留在一個國家？」映妤的提問看似天真，卻是人權的基本精神。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身。相對幸運的人，如果願意打造更多環境的柔軟，便有機會支撐不幸墜落的靈魂。
細讀《難民也有派對》一字一句，彷彿看見映妤脂粉未施地加入無數派對，真心地結識朋友、竭盡所能給予支持，同時相信「她可能是我」、「我可能是她」。直到助興之物展開副作用，替代性創傷、倖存者內疚藤蔓般悄悄地攀附上她的心靈，汲取她的養分，入侵她的夢境。她試圖堅決地提醒自己，曲終人將散，她必須正視自己與筆下人物所處位置的差異、勿忘邊界感，卻又因這樣的自我告誡，而時刻愧疚。
「痛苦無法比較」，離不開的痛苦，離得開的愧疚。愧疚是幸運又善感的人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只要有一個又一個幸運的人願意分享自己的幸運，正如映妤，邀請難民加入創作、說故事、舉辦工作坊的角色，展現其主體性及能動性，她分享了令自己愧疚的奢侈，讓幸運能一點一滴傳遞下去。
我很喜愛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生前曾寫下：「倘若生命的定義不過是死亡的反面，那便不是生命。」（Life defined only as the opposite of death is not life.）難民的生命有笑有淚，有歌唱的日子，有為花草樹木灌溉的日子，有在球場上揮灑汗水的日子。正如映妤所說，有派對，更不只有派對。
作者序
這本書確實是從一場派對開始。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萬聖節前夕。我當時在英國南部城市布萊頓的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修讀碩士。當天，院上來自七十幾個國家的同學，受邀參加舞會──其實只是同學將學生餐廳的桌椅移開，自備音響和DJ台的自發性活動。
那是我和班上的敘利亞同學福德（Fouad Al Kaái）第一次正眼對視。當天他穿著乾淨的白色襯衫，臉上卻畫了一隻有點嚇人的大蜘蛛，下巴還有著毛茸茸的山羊鬍。他向我走來，紳士地做出邀請的姿勢。他個頭不高，肩膀寬厚，近看眼睛深邃，笑容開朗。
接著他牽起我，隨著拉丁舞騷莎的節奏，腳步一前一後，即使有點笨拙，我們還是跟著音樂左右搖擺，再開心地轉幾個圈。
從二○一六年開始，我以獨立記者的身分跑了一些地方，也採訪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難民，但和敘利亞人當同學倒是頭一遭。後來我們一起辦活動、做專案、參加派對、在海邊曬太陽、在酒吧裡跳舞，還一起在校園裡敲鑼打鼓，搞一些無厘頭的抗議活動。系上其他朋友還包括一對來自巴勒斯坦的年輕夫妻、來自科威特的同志健身教練，還有來自委內瑞拉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等。
這群人讓我萌生寫書的念頭。在一次和福德喝咖啡的時候，我和他分享想寫一本關於世界各地「難民」的書之後，他忽然很認真地看著我的雙眼問：「妳敢跟敘利亞人約會嗎？」
即使我的答案毫不猶豫是肯定的，但當時的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感到不知所措。他並不是在調情或邀約，事實上，他當時正準備和還在敘利亞的女友求婚，為了得到女友父親的認可，他已經戒菸四個月了。
那是福德慣用的試探。他說他會用這個問題來區分哪些人是真正想要了解難民。他覺得身為敘利亞人，好像不論怎麼抵抗，都被迫變成一位「被觀看者」，而這個看似曖昧的問題，是他對獵奇眼光的提醒，對掌控敘事者的質問。
「我痛恨變成難民，沒有人想要成為難民。」福德抱怨。
儘管福德並非針對我，但這份提醒卻深植在我的腦海。這讓我想起在英國留學時，我修了一堂名為「難民、遷徙與人道主義應對」的課。第一天上課，來自巴基斯坦的教授，就要我們在Google圖片上搜尋「難民」。
「你們看到了什麼？」教授問台下的學生。
一群帶著家當大規模遷徙的人們。地中海上穿著救生衣、擠在破舊橡皮艇裡等待搜救的男人。抱著孩子倉皇逃難的母親。黑皮膚、黃皮膚的。被關在鐵絲網或封鎖線外求救的。還有那張驚動全世界，面朝下臥倒在土耳其沙灘上的小男孩艾倫。
「你有看到有人在踢足球或是跳舞嗎？」
「有人在開車或是在大學裡教課嗎？」
「有人在慶祝節日或是牽手談戀愛嗎？」教授反問，全班靜默。
「難民」時常被貼上階級弱勢與貧窮匱乏等標籤，但在我過去近十年來與許多難民的親身相處，像是來自敘利亞的年輕夫妻榮奧與愛娜、厄利垂亞的英文老師希烏姆、烏克蘭的藝術史工作者歐雷娜、俄羅斯的女同志記者伊蓮娜和伊亞娜、香港的政治工作者西西，和在敘利亞出生長大的巴勒斯坦裔教授森明等，他們都讓我看見難民群體裡的複雜和多樣，以及每個個體的韌性、能動性與獨特性。
敘利亞導演艾卡提布（Waad Al-Kateab）的紀錄片《親愛的莎瑪》（For Sama），用攝影機記錄革命者用黑色油漆在額頭上寫上自由；醫護人員在冬日用剛落在醫院附近的砲彈取暖；孩子們為遭到集束炸彈破壞而剩下骨架的巴士刷上五彩繽紛的油漆。艾卡提布也將鏡頭對著自己，拍下她和醫生丈夫在婚禮上隨樂曲共舞；拍下剛出生的莎瑪，在砲彈聲中睡得香沉；拍下夫妻倆在反抗軍陣營買了一棟新房，在後院的雪堆裡對彼此說著情話：「我愛你勝過這片雪。」
另一部一九四五年的經典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講述二戰期間一間流亡者酒吧的愛情故事。一群優雅高貴的紳士淑女，從法國逃亡到當時仍是法屬殖民地的摩洛哥。女主角在爵士樂的伴奏下，和同樣逃離戰火的酒吧老闆，請求兩張貴得嚇人的過境簽證，為了和丈夫搭飛機到葡萄牙，再乘船逃到美國。
這本書的核心其實是「派對」。「派對」在這裡，不只是歡樂的時刻，而是象徵他們依然擁有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主體，還有去愛、去表達、去選擇的能力。在被迫離開家園以後，他們仍然能夠連結彼此、創造關係，甚至在有限的空間裡，為自己保留一點光亮與自由。
醞釀這本書的八年間，半世紀的獨裁政權可以在一夕之間垮台，本來無礙的日常卻能在一個清晨陷入戰火。高樓可以建起又垮落，政客可以從神人變罪人，人生可以一夕從婚禮變喪禮。失控的時代下，有人被迫離家，有人在異地生根，有人原地反抗，有人為生存卑躬屈膝。
然後呢？這些人去了哪裡？什麼變了什麼沒變？這本書希望讀者可以像我遇見他們的方式一樣，看見每則故事裡的人們，也希望他們能給予你一些在生活中走下去的勇氣。
在進入本書以前，需要區分書中「難民」以及「移民」的定義。國際上公認的難民定義源自一九五一年的《難民地位公約》：「難民是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身分或政治立場而遭迫害，離開其原籍國，並因這種恐懼而無法或不願接受該國保護的任何人。」
因應全球情勢，聯合國難民署也將難民的定義擴大為「被迫逃離自己國家、並在另一個國家尋求安全的人」。不能回國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迫害，也包括戰爭、衝突、暴力或是社會嚴重失序。本書使用「難民」時沿用這個較廣泛的定義。在國際法裡，還未正式認可氣候難民，但當氣候變遷加劇個人面臨的迫害與暴力時，仍然適用。未跨越國界但仍被迫離家的，統一稱為「境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定義看上去是一種特定身分，但本書特別強調難民所處在的「例外狀態」──一種每個人都可能掉入、停滯與脫離的狀態。對巴勒斯坦難民而言，他們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國後，就處在難民的「例外狀態」好幾世代；但像是逃離國家又決定返家的烏克蘭人，在他們回國的那一刻，即使戰爭還沒有停，也結束他們所身處的難民狀態。
本書也將重點放在導致難民處在「例外狀態」背後的根源。他們大多和你我一樣，曾經擁有家園，享有生活的自由與選擇的權利，只是因為戰爭、壓迫、長期的殖民占領等結構性現實，讓這些本應屬於他們的權利被強行奪走。持續倡議各國提供難民更友善的庇護環境固然重要，但正視難民產生的源頭，才有機會減少全球流亡的人數。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此例外狀態提供了難民之所以會違反主權國家的移民法進入和停留在該國領土上的正當性，並且保障難民擁有在他國尋求庇護的權利。所以本書也不會稱難民「非法」跨越國境，而會使用「非正規」一詞。「偷渡」則只會用來描述路線、產業和行為。
國際移民組織定義「移民」為「任何跨越國界或在國內離開其常居地的人，無論其法律地位，無論出於自願或非自願，也無論其停留長短」。但近年在各國政府與媒體頻繁使用「移民」（migrant）來特指以非正規管道進入歐洲或北美洲的人們，簡化他們逃亡的動機，忽略他們所經歷的苦難，導致移民一詞時常已帶有貶意。
因此本書不論在地中海上或是達連隘口（Darién Gap）等大規模逃難的群體，我多以「難民」稱呼，若使用「移民」一詞，是受訪者的偏好，或必須引用特定單位的資料，或該群體確實以經濟移民為導向。「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則特指一個人到母國以外的國家申請庇護。一位「尋求庇護者」可以同時處在「難民」的狀態中。
＊＊＊
許多人會問我：「為什麼會開始關心難民議題？」老實說，是交友軟體上一個關鍵的右滑，讓我在西班牙認識了一位在地中海難民搜救船上工作的廚師。我們約了會，最後無緣在一起，但他卻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貴人。
從那之後，我遊走在異鄉和家鄉之間，記錄自己與難民們的碰撞和對話，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對家的複雜情緒，學習到他們在離開家鄉之後，如何在異地建立起自己的安全網和歸屬感。我也慢慢理解到，「難民」這個大框架背後，看似遙遠，但圍繞的其實是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字，一個每個人可能一生都在面對的字，那就是「家」。
我也曾經在台灣遇過這樣的質疑：「為何不先關心發生在台灣的事？」但在我稱為家的這座島嶼，也不乏被迫逃離家園的故事。
從國際上對「難民」的定義來看，台灣是否有一成左右的人口，就是來自難民及難民的後代？一九四九年，約二百萬兵民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逃離國共內戰。儘管在台灣他們被稱為「外省人」，並以殖民之姿來到台灣，本質仍是因戰亂被迫流離的人。
我姨丈的父親，一九四八年時，仍是一名山東昌濰農村的十六歲國中生。他的家鄉在與共產黨經歷血戰後淪陷，他與老師、同學喬裝逃往青島，躲在倉庫底層，斷續啃食窩窩頭度日。之後輾轉到上海、杭州、湘南，連夜搭粵漢鐵路逃至廣州，再跟著八千名學生渡海前往風沙漫天的澎湖列島集體從軍。在台期間，生活困苦，直到局勢稍緩，他才在台灣成家立業，與老伴安度一生。這樣的故事，至今仍存在許多台灣家庭之中。
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異議人士與知識分子，因恐懼國民黨政府的逮捕和迫害，被迫流亡海外，這群人也屬於政治難民。草擬《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認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彭明敏，就流亡海外二十三年。
另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也曾經經營過長達十二年的難民營。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估算有超過一萬二千多位難民來到台灣。台灣政府更在澎湖設立兩座越南難民營，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八年間，收留五十一艘難民船、二千多位海漂難民。這段幾近被遺忘的歷史，因導演劉吉雄多年蒐集資料、拍攝紀錄片並成立「講美難民檔案協會」，才逐漸被看見。
近三十年，也不斷有人因戰亂、政治迫害或因同志身分被迫離家而來到台灣，人數不多，卻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西藏、中國、土耳其、烏干達、阿富汗、哥倫比亞、衣索比亞甚至是敘利亞庫德族等。近幾年還有來自香港、緬甸、海地、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等。《國界上的漂流者》一書，記錄了部分像這群人一樣，在夾縫中求存的人。本書其中幾位主角也曾經或仍在台灣。
從過去、現在甚至到未來，關於被迫離家的故事，都和台灣這塊土地緊緊相連。
二○二一年我加入《華盛頓郵報》位在台北的辦公室，報導中國、台灣與香港相關的新聞。那些日子，我每天盯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臉做報導，反覆翻譯中國官方對台的強硬言論：「不排除以武力犯台」、「必須也必然統一」。後來我離開報社，某種程度是在逃避，書寫他人的離散，好過直接面對自己國家的危機。
然而離開後，才意識到自己太天真。二○二二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我在倫敦與福德散步聊天，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說：「不希望台灣變得跟敘利亞一樣」；同年裴洛西訪台後，北京發動軍演威嚇，烏克蘭朋友傳訊息問候我：「解放軍是不是真的發射了飛彈？」二○二五年，從塔利班政權逃出來的阿富汗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向哈佛的同學們介紹我：「這位是我朋友，她來自台灣，是一位未來難民，美國也會拋下他們。」（我同意讓他開這個玩笑，我們享受讓一群菁英啞口無言的瞬間。）
開始寫這本書時，我希望台灣人能看見難民的人性與面容，並能開始思考台灣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國家，可不可以接住更多被迫離家的人。但到收筆這本書時，我竟然無法確定，台灣還能不能夠成為這些人的避風港，我們所珍惜在這片土地上的一切，未來是否能夠一直平安無恙？
中間我停了整整一年無法書寫，像是過度運動後拉傷得要讓自己修養。我意識到自己離書中主角的狀態愈來愈近，當身邊的人開始在我身上投以相似的同情眼光時，那樣的接近與關注讓我害怕，恐慌，做噩夢。
世界總是以我難以理解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不僅只是跟台灣有關，其實是回到日常生活中，讓我更加懂得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和平安是多麼得來不易，也促使我思考，世界各地的人們，仍未實現或已遭剝奪的自由與平安。
＊＊＊
這本書從研究、採訪、書寫到最後出版歷時八年，採訪的時間跨度更是從二○一七到二○二六年，期間採訪過近二百位處在難民狀態的受訪者。書中主角的年紀落在二十至四十五歲之間，來自十個國家或地區：敘利亞、厄利垂亞、奈及利亞、巴勒斯坦、土耳其、委內瑞拉、烏克蘭、俄羅斯、香港和中國。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地方的人們正承受戰爭、暴力與衝突之苦，本書無法涵蓋所有主要的難民逃出地，而是希望透過個體故事，呈現能與讀者產生共鳴的普遍情感。這也凸顯難民雖被視為一個群體，其中卻有相當複雜的組成，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族裔和階層，擁有不同的語言、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當然也不一定相互同理或支持。
挑選書中主角全是出於私心，這些人物是在我記者生涯與我生命共振特別強烈的幾位。他們是音樂家、藝術家、社運家；是老師、記者、翻譯，他們即使被迫落入難民的狀態（或有些在戰爭中仍選擇留在國內），一樣會為愛奮不顧身，練習為人父母，會為了追求民主與自由冒險犯難。他們不悲觀被動，卻也不總是樂觀積極，他們有時以幽默與智慧面對困境，有時則被困在深淵久久不起。他們在宏大的事件中未必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他們豐富的生命厚度，大時代下面對多舛命運的韌性，我希望能提供一個好好安放他們故事的空間。當然，與我生命共振最多的人物，也大多和我的社會與教育階級比較相近。
我和每一位主角相處的時間長度不同，最長的有九年，最短的有至少一次的採訪。他們一次又一次遷徙到不同的地方，也並非總是線性移動，因此本書的每一章節，會將他們曾留下足跡的主要國家列出。章節編排主要以我認識主角們的時間序排列，但也不完全，比較像是一部文字紀錄片，記錄下我從他們身上反思自己與「難民狀態」的距離。每章節獨立成篇，讀者也可以隨意從任一有興趣的章節開始閱讀。在書中，主要人物我都以他們的名字稱呼，其他則以姓氏稱呼，化名會特別標注，也會解釋原因。
書中的內容部分曾刊載於《端傳媒》、《報導者》、《衛報》、《半島新聞台》、《華盛頓郵報》和《地中海移民》（Migrants of the Meditarranean）等，還有與《歪腦》合作的紀錄片《走線》。但全都經過重新改寫，並以我為第一人稱書寫。
我對書中內容的事實查證戰戰兢兢，但如果讀者在書中有發現錯誤，我會承擔全部責任，並在網路上以及下一刷（如果有的話）進行勘誤。也還請讀者不吝指教。
這是一本蒐集了世界各地被迫離家者的故事，同時也是我作為一位九○後的台灣記者對於「家」的叩問。逃難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種，但人們面對恐懼、生死、自由與愛的過程，似乎又是那麼相近。
「我記得妳那天穿著紅色洋裝，很鮮豔很好看，到現在都深印在我腦海。」福德和我提起那一場萬聖節舞會，他記得我們一起跳的舞。
「我想說，希望妳在寫下每個故事的時候，能記得我們一起跳舞的感覺，記得我們的位置是平等的，我希望你寫我們關於作為人的故事，不是單單作為難民的故事。」福德這麼交代我，希望成品沒有讓他失望。
跨越萬里的連結：映妤帶回來的現場
──李雪莉，《報導者》營運長、台大新聞所兼任副教授
旅途帶著映妤的新書手稿，沿路捧讀。行程到了新宿一家頗具歷史的爵士酒吧，牆上掛著許多來訪演出的樂手照片，象徵著這個場域的歷史與驕傲。
讀著映妤十五萬字的文稿，我很踏實也欣喜。我不禁想，《報導者》就像眾人馳騁的舞台，而映妤是那遊走世界的樂手，經過這些年的磨練，她已經是一個頭角崢嶸的獨立記者了。
我永遠記得二○一七年，初次見面時她的樣子──秀氣清瘦、中長直髮、個性耳環、思考的時候雙眼靈動，那時她才結束在國外留學交換的生活，主動寫信給我想聊聊與《報導者》合作的可能。她曾跟我說，自己走進我們辦公室時其實很怯生生。但我記得的，卻是一位二十四歲，幾乎沒有遲疑、已經準備往前奔去的寫手。那種不膽怯，甚至讓人有點意外。
映妤給我的提案總是跟難民議題相關，從柬埔寨國境內的非法移工、穿越地中海到馬爾他的北非利比亞難民、在黎巴嫩拜訪敘利亞流亡者……。一開始接到這些提案時，我的確多次在心裡問：「會有多少台灣讀者有興趣看下去？」但她沒有退縮，一次又一次，把這些現場帶回來。
當時社會對國際新聞並不那麼重視，大環境對記者、尤其是想專注國際議題的獨立記者更不友善。在《報導者》兼負國際新聞任務的我，深知這條路有多難走。看著她願意走入這條路，進入世界各地的現場，並透過文字讓讀者看進去，這份堅持實屬可貴。因此，我以編輯的身分，陪著她走了一段。
我回想合作的頭兩年，映妤經歷了相當磨人的改稿過程。雖然是特約記者，她卻像塊海綿，未曾因挫折離場，總是謙遜地檢視自己的不足。那種強烈「想把事情寫清楚」的渴望，讓大學主修經濟的她，在深度報導的路上展現了極快的學習速度。
而她最明顯的轉捩點，是二○一九年那篇關於在台土耳其人的報導，談的是政變下的在台土耳其人。
在此之前，映妤的目光多投向遙遠的他方；但那一刻，她試著把視野帶回腳下的土地。她細膩地顯影出那些就在我們身邊、臉孔卻模糊流離的人們。
台灣沒有《難民法》，也欠缺完善庇護機制，被自己國家總統艾爾多安跨海整肅的土耳其朋友，只好再次遷徙；我還記得那篇報導的受訪者之一把映妤的文章翻成英文，在加拿大順利拿到政治庇護。那一刻，我們其實都有點不太真實的感覺，原來一篇報導，真的有機會改變別人的命運。
這份「篤定」，也成為她後來奔向烏克蘭戰場與「走線」雨林時，最堅實的底氣。
我擔任總編輯時，正好遇到兩場國際大事，一是二○一九年的香港反修例運動，二是二○二二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有時苦惱是否能找到最合適的人處理國際議題時，我會想到映妤，映妤也會主動聯繫我。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戰爭一爆發，我二十五日致電給映妤，她人正在桃園機場，準備去英國接受敵意環境下採訪的安全訓練。沒想到，她亳不猶豫地回答願意去到烏克蘭。於是她和致昕、子磊做了我們第一波烏克蘭的深度報導。
二○二三年她甚至再深入更危險的前線，第一次嘗試擔任紀錄片導演，到了南美洲與中國「潤」出去的走線客穿過巴拿馬雨林，帶著腎上腺素的注射器等的醫療急救包。艱險旅程後，完成紀錄片《走線》。
在閱讀《難民也有派對》每個篇章時，也看到她一路走來，慢慢累積起來的東西。
八年前，難民議題尚未獲得系統性的關注，映妤便隻身親赴現場。她敏銳地意識到，因戰爭、宗教、人口清洗與氣候變遷而被迫離家的人數，遠超大眾想像。隨著獨裁政權的合縱連橫，以及民主國家人權保障的倒退，難民遭受剝削的速度正急遽增加。那些當時她捕捉到的訊號，如今頻繁地浮現在我們的視野。
在書中，她開拓了更具辨識度的書寫筆觸，大膽帶入個人的感受與觀察，卻又克制地將情緒收斂，僅留下經由反覆辯證後的思考。雖然書中的主角大半曾在她長期合作的媒體中出現過，但經大幅度的重新解構與改寫，有著全新作品的體感。
在書裡，我也感受到她身為一位報導者在倫理上的反思琢磨。包括是先成為一位善良的人，再成為一個記者。但是，所謂「善良的人」的邊界畫在哪裡？如果一位受訪者一次又一次情勒式地訊息你，要你提供金錢、人道各方面的支援，該怎麼辦？映妤在第七章〈前往彼岸的渡船〉裡透露了她的不安和反省。
在書裡，我也看到她內心未被殘酷難民故事磨損，仍保留自己的柔軟真誠。在〈炭治郎的耳環〉篇章裡，她為流亡至黎巴嫩的敘利亞朋友榮奧遍尋《鬼滅之刃》主角炭治郎的耳環，那是在困頓流亡生命裡，榮奧想送給老婆的禮物。「難民」不再是一個宏大的詞，他們有著很小、很私人的願望。即便生命如荒原，也要在夾縫中舉辦一場小小的「派對」。
每篇章節末尾的「後記」同樣令人期待，滿足了讀者想得知受訪者近況的掛念。從中更可見映妤並非拿了故事就轉身離開的人，她投入大量時間與對方保持聯繫，在那樣的脆弱與動盪中，建立起深厚長久的交情。
映妤用自己的信念連結起地球兩端的陌生人，而她又透過書寫，把這個連結傳遞給翻閱此書的我們。
坐在酒吧裡讀完這份書稿，我想到，「派對」才正開始，映妤已經把這些人，帶到我們面前。
這本書來得正是時候。
推薦序（二）
幸運之人的祝福
──廖芸婕，跨國自由記者、紀實創作者
派對，維基百科如是說：「以娛樂和社交為目的而舉辦的聚會，通常是社會中人們用於慶祝特殊日子和集體休閒的一種方式。」我所參加過的派對，無論在中東、在非洲、在拉丁美洲、在亞洲，無論在全球南方或北方，在貧瘠的沙漠地或奢華的樓舍，從輕節奏展開到層層堆疊的高潮時刻，總是會出現助興用的元素，無論是神祕的致幻物質、藥、酒、火焰、即興彈奏、博弈、胴體或其餘不可言說之物。
也可以很簡單，只消一首彼此都耳熟能詳的歌曲──好讓那麼一個瞬間，派對裡的人們暫時忘卻彼此的歧異，忘卻所處時空的雲泥之別，盡情狂歡；直到派對結束，各自做鳥獸散，走回必須的人生。
映妤和許多記者一樣頻繁進出機場，然而在難民的報導上，她不僅採訪了跋山涉水終於「得以離開」的人，也親身走進這些人的家鄉，聆聽那些「無法離開」，或「不願離開」的人。
她參與筆下人物的日常，一起體驗生活的浪漫、或共同走一段艱險的路，紀錄他們的每一次抉擇。這使得她的敘事不需要傳統報導的英雄化或悲情化綴飾，讀者自然有機會貼近，理解一個一個生命之韌性與困難。縱然書中許多故事我已熟悉，亦聆聽過映妤筆下受訪者的聲音，為其生活場景徜徉或心碎，然而翻閱一則一則「後記」，仍然深深體會現實的推移與衝擊。
跨度九年的聯繫，有些受訪者輾轉遷徙了好幾個國度，有些則從最初的匿名、到後來終於能安心地使用本名述說自己的故事。距離我倆與幾位夥伴一起在世界難民日、疫情籠罩的台灣舉辦的實體展覽、工作坊已有六年，再度讀見某些故事主角的近況，有時感動，有時則感慨時光毫不留情地向前奔去、將生靈拋在後頭。
我所認識的跨國工作者裡，映妤是極少數在目睹大量創傷的扎實蹲點、田野工作後，仍然保持柔軟心腸的一位記者。也是難得在觀看巴勒斯坦導演伊利亞．蘇萊曼《導演先生的完美假期》（It Must Be Heaven）最後一幕歡樂喧囂的派對、舞動場景時，能懂得並陪伴我在尖銳的諷刺裡默默掉淚的記者夥伴。我們有許多心繫的地方，而正如理解現實重量的人們，譬如難民，都教會我們不害怕在世界都認為該笑的時候給予一記重擊，或在世界認為該哭的時候打一劑強心針。
在我自報導生涯日漸走向紀實、非虛構創作，並前往另一座叢林進修時，她在機場的餞別禮物裡夾了一張烏克蘭明信片：紙面上有四分之一的鉛筆跡尚未著色，著上暖色調的卻是轟炸場景，砲彈一顆一顆落在廢墟般的建築物與車輛上：
「它的紅色很美也很痛，提到機場，才想到他們一年多不能起飛了。」
「還能飛的我們，要好好地飛。」
三年過去，全球無數角落的戰爭、不公平依舊持續。《難民法》仍未落實的台灣，陸續有些喜愛並認同其價值的難民被迫離開、踏上另一趟找家的旅程；台灣自身命運難卜，並始終陷於失去友邦的困境。在體制的侷限下，台灣仍有許多個體靠自身努力，與世界做朋友、令各國人民印象深刻。
「我們是否必須先證明一個人『有用』，才有權留在一個國家？」映妤的提問看似天真，卻是人權的基本精神。沒有人能夠選擇自己的出身。相對幸運的人，如果願意打造更多環境的柔軟，便有機會支撐不幸墜落的靈魂。
細讀《難民也有派對》一字一句，彷彿看見映妤脂粉未施地加入無數派對，真心地結識朋友、竭盡所能給予支持，同時相信「她可能是我」、「我可能是她」。直到助興之物展開副作用，替代性創傷、倖存者內疚藤蔓般悄悄地攀附上她的心靈，汲取她的養分，入侵她的夢境。她試圖堅決地提醒自己，曲終人將散，她必須正視自己與筆下人物所處位置的差異、勿忘邊界感，卻又因這樣的自我告誡，而時刻愧疚。
「痛苦無法比較」，離不開的痛苦，離得開的愧疚。愧疚是幸運又善感的人必須付出的代價，然而，只要有一個又一個幸運的人願意分享自己的幸運，正如映妤，邀請難民加入創作、說故事、舉辦工作坊的角色，展現其主體性及能動性，她分享了令自己愧疚的奢侈，讓幸運能一點一滴傳遞下去。
我很喜愛的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Mahmoud Darwish），生前曾寫下：「倘若生命的定義不過是死亡的反面，那便不是生命。」（Life defined only as the opposite of death is not life.）難民的生命有笑有淚，有歌唱的日子，有為花草樹木灌溉的日子，有在球場上揮灑汗水的日子。正如映妤所說，有派對，更不只有派對。
作者序
這本書確實是從一場派對開始。
二○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萬聖節前夕。我當時在英國南部城市布萊頓的發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修讀碩士。當天，院上來自七十幾個國家的同學，受邀參加舞會──其實只是同學將學生餐廳的桌椅移開，自備音響和DJ台的自發性活動。
那是我和班上的敘利亞同學福德（Fouad Al Kaái）第一次正眼對視。當天他穿著乾淨的白色襯衫，臉上卻畫了一隻有點嚇人的大蜘蛛，下巴還有著毛茸茸的山羊鬍。他向我走來，紳士地做出邀請的姿勢。他個頭不高，肩膀寬厚，近看眼睛深邃，笑容開朗。
接著他牽起我，隨著拉丁舞騷莎的節奏，腳步一前一後，即使有點笨拙，我們還是跟著音樂左右搖擺，再開心地轉幾個圈。
從二○一六年開始，我以獨立記者的身分跑了一些地方，也採訪許多來自不同國家的難民，但和敘利亞人當同學倒是頭一遭。後來我們一起辦活動、做專案、參加派對、在海邊曬太陽、在酒吧裡跳舞，還一起在校園裡敲鑼打鼓，搞一些無厘頭的抗議活動。系上其他朋友還包括一對來自巴勒斯坦的年輕夫妻、來自科威特的同志健身教練，還有來自委內瑞拉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等。
這群人讓我萌生寫書的念頭。在一次和福德喝咖啡的時候，我和他分享想寫一本關於世界各地「難民」的書之後，他忽然很認真地看著我的雙眼問：「妳敢跟敘利亞人約會嗎？」
即使我的答案毫不猶豫是肯定的，但當時的我，對這突如其來的問題感到不知所措。他並不是在調情或邀約，事實上，他當時正準備和還在敘利亞的女友求婚，為了得到女友父親的認可，他已經戒菸四個月了。
那是福德慣用的試探。他說他會用這個問題來區分哪些人是真正想要了解難民。他覺得身為敘利亞人，好像不論怎麼抵抗，都被迫變成一位「被觀看者」，而這個看似曖昧的問題，是他對獵奇眼光的提醒，對掌控敘事者的質問。
「我痛恨變成難民，沒有人想要成為難民。」福德抱怨。
儘管福德並非針對我，但這份提醒卻深植在我的腦海。這讓我想起在英國留學時，我修了一堂名為「難民、遷徙與人道主義應對」的課。第一天上課，來自巴基斯坦的教授，就要我們在Google圖片上搜尋「難民」。
「你們看到了什麼？」教授問台下的學生。
一群帶著家當大規模遷徙的人們。地中海上穿著救生衣、擠在破舊橡皮艇裡等待搜救的男人。抱著孩子倉皇逃難的母親。黑皮膚、黃皮膚的。被關在鐵絲網或封鎖線外求救的。還有那張驚動全世界，面朝下臥倒在土耳其沙灘上的小男孩艾倫。
「你有看到有人在踢足球或是跳舞嗎？」
「有人在開車或是在大學裡教課嗎？」
「有人在慶祝節日或是牽手談戀愛嗎？」教授反問，全班靜默。
「難民」時常被貼上階級弱勢與貧窮匱乏等標籤，但在我過去近十年來與許多難民的親身相處，像是來自敘利亞的年輕夫妻榮奧與愛娜、厄利垂亞的英文老師希烏姆、烏克蘭的藝術史工作者歐雷娜、俄羅斯的女同志記者伊蓮娜和伊亞娜、香港的政治工作者西西，和在敘利亞出生長大的巴勒斯坦裔教授森明等，他們都讓我看見難民群體裡的複雜和多樣，以及每個個體的韌性、能動性與獨特性。
敘利亞導演艾卡提布（Waad Al-Kateab）的紀錄片《親愛的莎瑪》（For Sama），用攝影機記錄革命者用黑色油漆在額頭上寫上自由；醫護人員在冬日用剛落在醫院附近的砲彈取暖；孩子們為遭到集束炸彈破壞而剩下骨架的巴士刷上五彩繽紛的油漆。艾卡提布也將鏡頭對著自己，拍下她和醫生丈夫在婚禮上隨樂曲共舞；拍下剛出生的莎瑪，在砲彈聲中睡得香沉；拍下夫妻倆在反抗軍陣營買了一棟新房，在後院的雪堆裡對彼此說著情話：「我愛你勝過這片雪。」
另一部一九四五年的經典電影《北非諜影》（Casablanca），講述二戰期間一間流亡者酒吧的愛情故事。一群優雅高貴的紳士淑女，從法國逃亡到當時仍是法屬殖民地的摩洛哥。女主角在爵士樂的伴奏下，和同樣逃離戰火的酒吧老闆，請求兩張貴得嚇人的過境簽證，為了和丈夫搭飛機到葡萄牙，再乘船逃到美國。
這本書的核心其實是「派對」。「派對」在這裡，不只是歡樂的時刻，而是象徵他們依然擁有作為一個人的尊嚴、主體，還有去愛、去表達、去選擇的能力。在被迫離開家園以後，他們仍然能夠連結彼此、創造關係，甚至在有限的空間裡，為自己保留一點光亮與自由。
醞釀這本書的八年間，半世紀的獨裁政權可以在一夕之間垮台，本來無礙的日常卻能在一個清晨陷入戰火。高樓可以建起又垮落，政客可以從神人變罪人，人生可以一夕從婚禮變喪禮。失控的時代下，有人被迫離家，有人在異地生根，有人原地反抗，有人為生存卑躬屈膝。
然後呢？這些人去了哪裡？什麼變了什麼沒變？這本書希望讀者可以像我遇見他們的方式一樣，看見每則故事裡的人們，也希望他們能給予你一些在生活中走下去的勇氣。
在進入本書以前，需要區分書中「難民」以及「移民」的定義。國際上公認的難民定義源自一九五一年的《難民地位公約》：「難民是基於種族、宗教、國籍、特定社會團體的身分或政治立場而遭迫害，離開其原籍國，並因這種恐懼而無法或不願接受該國保護的任何人。」
因應全球情勢，聯合國難民署也將難民的定義擴大為「被迫逃離自己國家、並在另一個國家尋求安全的人」。不能回國的原因除了上述的迫害，也包括戰爭、衝突、暴力或是社會嚴重失序。本書使用「難民」時沿用這個較廣泛的定義。在國際法裡，還未正式認可氣候難民，但當氣候變遷加劇個人面臨的迫害與暴力時，仍然適用。未跨越國界但仍被迫離家的，統一稱為「境內流離失所者」（Internally Displaced People）。
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定義看上去是一種特定身分，但本書特別強調難民所處在的「例外狀態」──一種每個人都可能掉入、停滯與脫離的狀態。對巴勒斯坦難民而言，他們自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國後，就處在難民的「例外狀態」好幾世代；但像是逃離國家又決定返家的烏克蘭人，在他們回國的那一刻，即使戰爭還沒有停，也結束他們所身處的難民狀態。
本書也將重點放在導致難民處在「例外狀態」背後的根源。他們大多和你我一樣，曾經擁有家園，享有生活的自由與選擇的權利，只是因為戰爭、壓迫、長期的殖民占領等結構性現實，讓這些本應屬於他們的權利被強行奪走。持續倡議各國提供難民更友善的庇護環境固然重要，但正視難民產生的源頭，才有機會減少全球流亡的人數。
從國際法的角度來看，此例外狀態提供了難民之所以會違反主權國家的移民法進入和停留在該國領土上的正當性，並且保障難民擁有在他國尋求庇護的權利。所以本書也不會稱難民「非法」跨越國境，而會使用「非正規」一詞。「偷渡」則只會用來描述路線、產業和行為。
國際移民組織定義「移民」為「任何跨越國界或在國內離開其常居地的人，無論其法律地位，無論出於自願或非自願，也無論其停留長短」。但近年在各國政府與媒體頻繁使用「移民」（migrant）來特指以非正規管道進入歐洲或北美洲的人們，簡化他們逃亡的動機，忽略他們所經歷的苦難，導致移民一詞時常已帶有貶意。
因此本書不論在地中海上或是達連隘口（Darién Gap）等大規模逃難的群體，我多以「難民」稱呼，若使用「移民」一詞，是受訪者的偏好，或必須引用特定單位的資料，或該群體確實以經濟移民為導向。「尋求庇護者」（asylum seeker）則特指一個人到母國以外的國家申請庇護。一位「尋求庇護者」可以同時處在「難民」的狀態中。
＊＊＊
許多人會問我：「為什麼會開始關心難民議題？」老實說，是交友軟體上一個關鍵的右滑，讓我在西班牙認識了一位在地中海難民搜救船上工作的廚師。我們約了會，最後無緣在一起，但他卻成為我生命中重要的貴人。
從那之後，我遊走在異鄉和家鄉之間，記錄自己與難民們的碰撞和對話，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對家的複雜情緒，學習到他們在離開家鄉之後，如何在異地建立起自己的安全網和歸屬感。我也慢慢理解到，「難民」這個大框架背後，看似遙遠，但圍繞的其實是一個大家更熟悉的字，一個每個人可能一生都在面對的字，那就是「家」。
我也曾經在台灣遇過這樣的質疑：「為何不先關心發生在台灣的事？」但在我稱為家的這座島嶼，也不乏被迫逃離家園的故事。
從國際上對「難民」的定義來看，台灣是否有一成左右的人口，就是來自難民及難民的後代？一九四九年，約二百萬兵民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逃離國共內戰。儘管在台灣他們被稱為「外省人」，並以殖民之姿來到台灣，本質仍是因戰亂被迫流離的人。
我姨丈的父親，一九四八年時，仍是一名山東昌濰農村的十六歲國中生。他的家鄉在與共產黨經歷血戰後淪陷，他與老師、同學喬裝逃往青島，躲在倉庫底層，斷續啃食窩窩頭度日。之後輾轉到上海、杭州、湘南，連夜搭粵漢鐵路逃至廣州，再跟著八千名學生渡海前往風沙漫天的澎湖列島集體從軍。在台期間，生活困苦，直到局勢稍緩，他才在台灣成家立業，與老伴安度一生。這樣的故事，至今仍存在許多台灣家庭之中。
台灣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異議人士與知識分子，因恐懼國民黨政府的逮捕和迫害，被迫流亡海外，這群人也屬於政治難民。草擬《台灣自救運動宣言》、被認為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推動者彭明敏，就流亡海外二十三年。
另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台灣也曾經經營過長達十二年的難民營。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後，估算有超過一萬二千多位難民來到台灣。台灣政府更在澎湖設立兩座越南難民營，在一九七七到一九八八年間，收留五十一艘難民船、二千多位海漂難民。這段幾近被遺忘的歷史，因導演劉吉雄多年蒐集資料、拍攝紀錄片並成立「講美難民檔案協會」，才逐漸被看見。
近三十年，也不斷有人因戰亂、政治迫害或因同志身分被迫離家而來到台灣，人數不多，卻來自世界各地，包括西藏、中國、土耳其、烏干達、阿富汗、哥倫比亞、衣索比亞甚至是敘利亞庫德族等。近幾年還有來自香港、緬甸、海地、烏克蘭和巴勒斯坦等。《國界上的漂流者》一書，記錄了部分像這群人一樣，在夾縫中求存的人。本書其中幾位主角也曾經或仍在台灣。
從過去、現在甚至到未來，關於被迫離家的故事，都和台灣這塊土地緊緊相連。
二○二一年我加入《華盛頓郵報》位在台北的辦公室，報導中國、台灣與香港相關的新聞。那些日子，我每天盯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臉做報導，反覆翻譯中國官方對台的強硬言論：「不排除以武力犯台」、「必須也必然統一」。後來我離開報社，某種程度是在逃避，書寫他人的離散，好過直接面對自己國家的危機。
然而離開後，才意識到自己太天真。二○二二年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我在倫敦與福德散步聊天，那是第一次他和我說：「不希望台灣變得跟敘利亞一樣」；同年裴洛西訪台後，北京發動軍演威嚇，烏克蘭朋友傳訊息問候我：「解放軍是不是真的發射了飛彈？」二○二五年，從塔利班政權逃出來的阿富汗朋友甚至半開玩笑地向哈佛的同學們介紹我：「這位是我朋友，她來自台灣，是一位未來難民，美國也會拋下他們。」（我同意讓他開這個玩笑，我們享受讓一群菁英啞口無言的瞬間。）
開始寫這本書時，我希望台灣人能看見難民的人性與面容，並能開始思考台灣作為一個自由開放的民主國家，可不可以接住更多被迫離家的人。但到收筆這本書時，我竟然無法確定，台灣還能不能夠成為這些人的避風港，我們所珍惜在這片土地上的一切，未來是否能夠一直平安無恙？
中間我停了整整一年無法書寫，像是過度運動後拉傷得要讓自己修養。我意識到自己離書中主角的狀態愈來愈近，當身邊的人開始在我身上投以相似的同情眼光時，那樣的接近與關注讓我害怕，恐慌，做噩夢。
世界總是以我難以理解的方式連結在一起。這種連結，不僅只是跟台灣有關，其實是回到日常生活中，讓我更加懂得看似理所當然的自由和平安是多麼得來不易，也促使我思考，世界各地的人們，仍未實現或已遭剝奪的自由與平安。
＊＊＊
這本書從研究、採訪、書寫到最後出版歷時八年，採訪的時間跨度更是從二○一七到二○二六年，期間採訪過近二百位處在難民狀態的受訪者。書中主角的年紀落在二十至四十五歲之間，來自十個國家或地區：敘利亞、厄利垂亞、奈及利亞、巴勒斯坦、土耳其、委內瑞拉、烏克蘭、俄羅斯、香港和中國。世界各地仍有許多地方的人們正承受戰爭、暴力與衝突之苦，本書無法涵蓋所有主要的難民逃出地，而是希望透過個體故事，呈現能與讀者產生共鳴的普遍情感。這也凸顯難民雖被視為一個群體，其中卻有相當複雜的組成，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族裔和階層，擁有不同的語言、成長背景與生活經驗，當然也不一定相互同理或支持。
挑選書中主角全是出於私心，這些人物是在我記者生涯與我生命共振特別強烈的幾位。他們是音樂家、藝術家、社運家；是老師、記者、翻譯，他們即使被迫落入難民的狀態（或有些在戰爭中仍選擇留在國內），一樣會為愛奮不顧身，練習為人父母，會為了追求民主與自由冒險犯難。他們不悲觀被動，卻也不總是樂觀積極，他們有時以幽默與智慧面對困境，有時則被困在深淵久久不起。他們在宏大的事件中未必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但他們豐富的生命厚度，大時代下面對多舛命運的韌性，我希望能提供一個好好安放他們故事的空間。當然，與我生命共振最多的人物，也大多和我的社會與教育階級比較相近。
我和每一位主角相處的時間長度不同，最長的有九年，最短的有至少一次的採訪。他們一次又一次遷徙到不同的地方，也並非總是線性移動，因此本書的每一章節，會將他們曾留下足跡的主要國家列出。章節編排主要以我認識主角們的時間序排列，但也不完全，比較像是一部文字紀錄片，記錄下我從他們身上反思自己與「難民狀態」的距離。每章節獨立成篇，讀者也可以隨意從任一有興趣的章節開始閱讀。在書中，主要人物我都以他們的名字稱呼，其他則以姓氏稱呼，化名會特別標注，也會解釋原因。
書中的內容部分曾刊載於《端傳媒》、《報導者》、《衛報》、《半島新聞台》、《華盛頓郵報》和《地中海移民》（Migrants of the Meditarranean）等，還有與《歪腦》合作的紀錄片《走線》。但全都經過重新改寫，並以我為第一人稱書寫。
我對書中內容的事實查證戰戰兢兢，但如果讀者在書中有發現錯誤，我會承擔全部責任，並在網路上以及下一刷（如果有的話）進行勘誤。也還請讀者不吝指教。
這是一本蒐集了世界各地被迫離家者的故事，同時也是我作為一位九○後的台灣記者對於「家」的叩問。逃難的原因可能有百百種，但人們面對恐懼、生死、自由與愛的過程，似乎又是那麼相近。
「我記得妳那天穿著紅色洋裝，很鮮豔很好看，到現在都深印在我腦海。」福德和我提起那一場萬聖節舞會，他記得我們一起跳的舞。
「我想說，希望妳在寫下每個故事的時候，能記得我們一起跳舞的感覺，記得我們的位置是平等的，我希望你寫我們關於作為人的故事，不是單單作為難民的故事。」福德這麼交代我，希望成品沒有讓他失望。
試閱
二○一九年夏天，我和來自敘利亞的榮奧約定，會再回到黎巴嫩見他一面；三年後，我辭去工作，履行與榮奧的承諾。
榮奧得知後，興奮地邀請我住在他和老婆愛娜位在首都貝魯特的新家。他們新家有客房，招待遠道而來的朋友。
我問他能幫忙帶什麼，當時貝魯特已是個在黑暗中掙扎的城市。從二○一九年一場全國性的公民抗爭之後，黎巴嫩陷入經濟危機。電力成了奢侈品，物資短缺，幣值暴跌。加上新冠疫情的肆虐，城市跟著一盞盞熄滅的燈倒退。我以為榮奧會請我幫忙帶藥品或是太陽能發電的設備。但他卻傳來了一張網路截圖。
「妳可以幫我從台灣帶這個嗎？」
圖上竟然是一副耳環，而且是日本動漫《鬼滅之刃》主角炭治郎的耳環。
「耳環？」我驚訝。
「對，幫我帶這個耳環。」榮奧說。因為愛娜很喜歡這部動漫，但在黎巴嫩很難買到周邊商品，他想要給老婆一個驚喜。
回想起初次與榮奧相遇的夏夜，是二○一九年六月，那是我第一次去黎巴嫩做田野調查。當時的他，二十七歲，還住在貝魯特西北部的文青街區──傑美札區（Gemmayze）。
他與同樣流亡的敘利亞藝術家亞爾，共租了一間兩房兩廳的水泥公寓。
公寓有個後院，他們用幾塊木棧板和舊坐墊拼成平台。我在貝魯特的最後一晚，我們三人坐在後院，喝著貝魯特啤酒聊到深夜。
我起初以為他們不喝酒。原來他們不是穆斯林，是德魯茲教派（Druze），所以沒有酒禁。全球大約有一百萬德魯茲人，他們主要分布在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在敘利亞，德魯茲教派僅占敘利亞戰前二千三百萬人口的百分之三，即使他們時常被納入穆斯林人口，但德魯茲人大多不認為他們是穆斯林。榮奧說，他們不齋戒，不日禮，他甚至覺得，德魯茲教派中相信輪迴，信仰「德魯茲之星」代表宇宙五色的黃白藍紅綠，和道教裡的金木水火土，更加接近。
他們都很能喝，我酒量最差。榮奧興致一來，拿起他的烏德琴開始彈奏。他不僅會彈琴，也會製琴。他的房間裡擺著幾把花紋形狀各具特色的琴，其中一把是他在敘利亞當學徒時親手做的。
烏德琴是中東及非洲東北部常見的一種傳統弦樂器，持琴姿勢和吉他很像，但烏德琴琴把上沒有琴格，音準全靠手指記憶。他形容烏德琴的迷人之處，便是在「正確的指法之間探索模糊的可能」。
他從阿拉伯的早安曲彈到晚安調，從敘利亞的黑門山唱到幼發拉底河。榮奧解釋，在阿拉伯世界，分成「馬什里克」（Mashriq）和「馬格里布」（Maghreb），亦即日出與日落之地，曲調亦然。他想家時，清晨彈奏埃及歌手烏姆．庫勒蘇姆（Umm Kulthum）的歌曲，夜晚則以阿爾及利亞歌手薩利姆．哈拉利（Salim Halali）的歌撫慰自己。
榮奧隨口請我唱幾首台灣的老歌，要幫我伴奏。我腦中一片空白，聯想到的先是中國的詩詞元曲，想想不對，接著反射性地唱出徐佳瑩的〈身騎白馬〉，唱得怪腔怪調。
「不對，這是流行樂吧？」榮奧馬上識破。「還有更老的嗎？」
我的臉瞬間漲紅，像是脫離土壤太久，皮都乾皺的番薯。我唱不出一首台灣的老歌，哼不出鄧雨賢的〈雨夜花〉和〈望春風〉，甚至那時也不知道羅大佑的〈橄欖樹〉和〈亞細亞的孤兒〉。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台灣這塊島嶼的聲音如此陌生。
亞爾在一旁幫忙圓場。他是一位藝術家，個性內斂，聲音細柔，短鬍成圈。公寓牆上，掛滿與他性格反差甚大的作品──面部扭曲、身瘦頸長、如火柴的男人。
「我在畫裡衡量我經歷戰爭和失去親人的記憶。」亞爾看到我凝視畫的表情，用雲淡風輕地口吻說。
我不太懂他所謂「衡量」的意思，但或許在藝術的世界裡，筆墨有它計量情緒的單位。
不到二十坪大的公寓，就有快十個長頸火柴人。
除此之外，他的床邊放著一幅女孩在經歷化學武器攻擊後的驚恐特寫。我不知道，他每天如何與那幅畫入睡。電視櫃上是一位父親緊握護照、扛著女兒逃難的素描。八歲時，亞爾曾在敘利亞電視台的選秀節目上，大聲說未來想當一名藝術家。如今夢想實現，卻是藉由藝術，在流亡的日子裡練習安放情緒。他曾獲英國策展邀約，卻在申請簽證時被英國內政部懷疑是假展覽真移民，而遭到拒絕。「來自敘利亞」像臉上的疤，無法不被看見，也總被放大檢視。
兩位藝術家住在酒吧與藝廊林立的街區一點也不違和。但房租不便宜，一個月六百美金，他們在黎巴嫩每月工資也僅幾百美金，分攤下來仍顯吃力。
那晚榮奧給我一張粗糙的手繪傳單，上面寫著：「學烏德琴，一小時十美元」。
「妳可不可以幫忙找學生？」
「你是不是問錯人了？」我苦笑。「我才在黎巴嫩待一個月，要去哪裡找？」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抱歉，因為我在敘利亞的家人，又需要生活費了。」
榮奧告訴我，他是在二○一七年離開敘利亞。讓他離開敘利亞的主因，不是戰爭，是兵役。許多介於十八歲到四十二歲的敘利亞男性，不願加入政府軍，試圖逃兵，榮奧則是靠一張「海外工作」緩徵文件，暫避徵召。
在一些國家，為國而戰是榮耀；但對像榮奧這樣經歷二○一一年公民起義的敘利亞人，卻是恥辱。他和我講了一個故事，來形容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憤怒。
今天有一個牧羊人，請求新的領導人給他一個更大的牧場，領導人說沒問題，但要牧羊人先幫忙看顧一批羊。他承諾，一段時間後，就會給牧羊人一個更大的牧場。牧羊人細心照顧第一批羊，一個月後，問了領導人：「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更大的牧場？」領導人說不要急，請他再幫忙看顧另一批羊。就這樣，一批又一批的羊，慢慢地塞滿了牧羊人本來的牧場，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氣急敗壞想找領導人理論。領導人淺淺地笑了，他把託付牧羊人看管的羊群全收了回去。
「你看，現在牧場，是不是變大了？」
敘利亞的年輕人，曾經對阿薩德抱有期待。二○○○年，阿薩德的父親，也是當時的獨裁領導人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因心臟病發過世。擁有醫生背景和留英經驗的兒子阿薩德隨即繼位。初期阿薩德展現開放的態度，允許部分的媒體自由，敘利亞好似躍現改變的契機。抗爭者要求改革開放，知識分子舉辦沙龍，其中一群人甚至提出《九十九人聲明》，呼籲國家結束緊急狀態法，並釋放政治犯，掀起了「大馬士革之春」。
然而改革的門縫很快消失，沙龍被關、異議人士遭捕。在以遜尼派為主的敘利亞社會，阿薩德家族屬阿拉維派（Alawites），人數在敘利亞僅有十分之一，因擔心大權落入他人之手，自掌權以來不惜採用極端手段，包括啟用緊急狀態法、實施戒嚴與成立特殊法庭，來鞏固自身權力。接過權杖的兒子，不但沒有緩和民意，反而變本加厲。
二○一○年底，一位來自突尼西亞的小販在一棟政府辦公大樓外自焚抗議，引爆一場席捲中東與北非的革命運動，推翻包括突尼西亞與埃及數十年的獨裁政權。但在敘利亞的榮奧，仍不覺得在阿薩德家族的獨裁治理下，敘利亞會加入這波浪潮。
然而春風還是吹起了野火，敘利亞的公民起義於二○一一年三月爆發。
一群青少年在敘利亞南方城市德拉（Daraa）的高中校園圍牆上，噴上反政府的口號，包括：「人民要政府下台！」、「該輪到你了，醫生」（指曾是醫生的阿薩德），安全部門隨後逮捕他們，並進行虐待式拷問。這些青少年遭到電擊，甚至是拔指甲，和如烤雞般吊掛在牢房裡。
數百人民走上街頭和平抗議，要求釋放青年。阿薩德下令鎮壓，坦克駛入德拉，迅速點燃全國各地人民的怒火。至少數十萬人上街抗議，抗爭者的訴求更加全面，他們反貪腐、反壟斷，要求政府解除緊急狀態法，以及更全面地，還給人民民主與自由。
局勢在二○一一年底急轉直下。反叛軍組成聯盟，城區各方角力亂鬥，謠言飛散更加劇人民的恐懼。群眾逐漸以宗派立場分出界線，陷入以阿薩德政府為主的阿拉維派，和敘利亞大宗派系穆斯林遜尼派的對立混戰。二○一二年底，首次有報導稱阿薩德政府動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當時包括榮奧在內的許多人民都還不願承認，戰爭已經開始了。
伊斯蘭國趁亂加入戰局，控制敘利亞東部；庫德族人民保衛軍成為主要打擊伊斯蘭國的勢力。二○一五年，俄羅斯正式宣布軍事介入，內戰升級為代理人戰爭，以支持阿薩德政府的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對上援助反叛軍的美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兩陣營，戰爭進入曠日持久、看不見盡頭的僵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敘利亞全國在戰前約二千二百萬人口，十四年間，一千三百萬人因此流離失所，其中超過六百萬人逃至海外。逃往國外的難民中，約一百萬人進入歐洲，其餘多半留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周邊國家，榮奧是其中之一。
但榮奧強調，他不是「難民」，他是透過親戚擔保、取得合法居留的「移工」。但可從事的工作被限制在農業、工地與清潔。他的居留證上甚至寫著「農夫」，與他在非政府組織做藝術專案的工作南轅北轍。
他憑著組織的工作與彈琴的技能，勉強在貝魯特安身，但在街上仍可能遭警察盤查，甚至以「不務正業」被逮捕。
──節錄自第一章〈炭治郎的耳環〉
榮奧得知後，興奮地邀請我住在他和老婆愛娜位在首都貝魯特的新家。他們新家有客房，招待遠道而來的朋友。
我問他能幫忙帶什麼，當時貝魯特已是個在黑暗中掙扎的城市。從二○一九年一場全國性的公民抗爭之後，黎巴嫩陷入經濟危機。電力成了奢侈品，物資短缺，幣值暴跌。加上新冠疫情的肆虐，城市跟著一盞盞熄滅的燈倒退。我以為榮奧會請我幫忙帶藥品或是太陽能發電的設備。但他卻傳來了一張網路截圖。
「妳可以幫我從台灣帶這個嗎？」
圖上竟然是一副耳環，而且是日本動漫《鬼滅之刃》主角炭治郎的耳環。
「耳環？」我驚訝。
「對，幫我帶這個耳環。」榮奧說。因為愛娜很喜歡這部動漫，但在黎巴嫩很難買到周邊商品，他想要給老婆一個驚喜。
回想起初次與榮奧相遇的夏夜，是二○一九年六月，那是我第一次去黎巴嫩做田野調查。當時的他，二十七歲，還住在貝魯特西北部的文青街區──傑美札區（Gemmayze）。
他與同樣流亡的敘利亞藝術家亞爾，共租了一間兩房兩廳的水泥公寓。
公寓有個後院，他們用幾塊木棧板和舊坐墊拼成平台。我在貝魯特的最後一晚，我們三人坐在後院，喝著貝魯特啤酒聊到深夜。
我起初以為他們不喝酒。原來他們不是穆斯林，是德魯茲教派（Druze），所以沒有酒禁。全球大約有一百萬德魯茲人，他們主要分布在敘利亞、黎巴嫩、以色列等地。在敘利亞，德魯茲教派僅占敘利亞戰前二千三百萬人口的百分之三，即使他們時常被納入穆斯林人口，但德魯茲人大多不認為他們是穆斯林。榮奧說，他們不齋戒，不日禮，他甚至覺得，德魯茲教派中相信輪迴，信仰「德魯茲之星」代表宇宙五色的黃白藍紅綠，和道教裡的金木水火土，更加接近。
他們都很能喝，我酒量最差。榮奧興致一來，拿起他的烏德琴開始彈奏。他不僅會彈琴，也會製琴。他的房間裡擺著幾把花紋形狀各具特色的琴，其中一把是他在敘利亞當學徒時親手做的。
烏德琴是中東及非洲東北部常見的一種傳統弦樂器，持琴姿勢和吉他很像，但烏德琴琴把上沒有琴格，音準全靠手指記憶。他形容烏德琴的迷人之處，便是在「正確的指法之間探索模糊的可能」。
他從阿拉伯的早安曲彈到晚安調，從敘利亞的黑門山唱到幼發拉底河。榮奧解釋，在阿拉伯世界，分成「馬什里克」（Mashriq）和「馬格里布」（Maghreb），亦即日出與日落之地，曲調亦然。他想家時，清晨彈奏埃及歌手烏姆．庫勒蘇姆（Umm Kulthum）的歌曲，夜晚則以阿爾及利亞歌手薩利姆．哈拉利（Salim Halali）的歌撫慰自己。
榮奧隨口請我唱幾首台灣的老歌，要幫我伴奏。我腦中一片空白，聯想到的先是中國的詩詞元曲，想想不對，接著反射性地唱出徐佳瑩的〈身騎白馬〉，唱得怪腔怪調。
「不對，這是流行樂吧？」榮奧馬上識破。「還有更老的嗎？」
我的臉瞬間漲紅，像是脫離土壤太久，皮都乾皺的番薯。我唱不出一首台灣的老歌，哼不出鄧雨賢的〈雨夜花〉和〈望春風〉，甚至那時也不知道羅大佑的〈橄欖樹〉和〈亞細亞的孤兒〉。那一刻，我才意識到自己對台灣這塊島嶼的聲音如此陌生。
亞爾在一旁幫忙圓場。他是一位藝術家，個性內斂，聲音細柔，短鬍成圈。公寓牆上，掛滿與他性格反差甚大的作品──面部扭曲、身瘦頸長、如火柴的男人。
「我在畫裡衡量我經歷戰爭和失去親人的記憶。」亞爾看到我凝視畫的表情，用雲淡風輕地口吻說。
我不太懂他所謂「衡量」的意思，但或許在藝術的世界裡，筆墨有它計量情緒的單位。
不到二十坪大的公寓，就有快十個長頸火柴人。
除此之外，他的床邊放著一幅女孩在經歷化學武器攻擊後的驚恐特寫。我不知道，他每天如何與那幅畫入睡。電視櫃上是一位父親緊握護照、扛著女兒逃難的素描。八歲時，亞爾曾在敘利亞電視台的選秀節目上，大聲說未來想當一名藝術家。如今夢想實現，卻是藉由藝術，在流亡的日子裡練習安放情緒。他曾獲英國策展邀約，卻在申請簽證時被英國內政部懷疑是假展覽真移民，而遭到拒絕。「來自敘利亞」像臉上的疤，無法不被看見，也總被放大檢視。
兩位藝術家住在酒吧與藝廊林立的街區一點也不違和。但房租不便宜，一個月六百美金，他們在黎巴嫩每月工資也僅幾百美金，分攤下來仍顯吃力。
那晚榮奧給我一張粗糙的手繪傳單，上面寫著：「學烏德琴，一小時十美元」。
「妳可不可以幫忙找學生？」
「你是不是問錯人了？」我苦笑。「我才在黎巴嫩待一個月，要去哪裡找？」
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抱歉，因為我在敘利亞的家人，又需要生活費了。」
榮奧告訴我，他是在二○一七年離開敘利亞。讓他離開敘利亞的主因，不是戰爭，是兵役。許多介於十八歲到四十二歲的敘利亞男性，不願加入政府軍，試圖逃兵，榮奧則是靠一張「海外工作」緩徵文件，暫避徵召。
在一些國家，為國而戰是榮耀；但對像榮奧這樣經歷二○一一年公民起義的敘利亞人，卻是恥辱。他和我講了一個故事，來形容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的憤怒。
今天有一個牧羊人，請求新的領導人給他一個更大的牧場，領導人說沒問題，但要牧羊人先幫忙看顧一批羊。他承諾，一段時間後，就會給牧羊人一個更大的牧場。牧羊人細心照顧第一批羊，一個月後，問了領導人：「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更大的牧場？」領導人說不要急，請他再幫忙看顧另一批羊。就這樣，一批又一批的羊，慢慢地塞滿了牧羊人本來的牧場，直到他真的受不了了，氣急敗壞想找領導人理論。領導人淺淺地笑了，他把託付牧羊人看管的羊群全收了回去。
「你看，現在牧場，是不是變大了？」
敘利亞的年輕人，曾經對阿薩德抱有期待。二○○○年，阿薩德的父親，也是當時的獨裁領導人哈菲茲．阿薩德（Hafez al-Assad），因心臟病發過世。擁有醫生背景和留英經驗的兒子阿薩德隨即繼位。初期阿薩德展現開放的態度，允許部分的媒體自由，敘利亞好似躍現改變的契機。抗爭者要求改革開放，知識分子舉辦沙龍，其中一群人甚至提出《九十九人聲明》，呼籲國家結束緊急狀態法，並釋放政治犯，掀起了「大馬士革之春」。
然而改革的門縫很快消失，沙龍被關、異議人士遭捕。在以遜尼派為主的敘利亞社會，阿薩德家族屬阿拉維派（Alawites），人數在敘利亞僅有十分之一，因擔心大權落入他人之手，自掌權以來不惜採用極端手段，包括啟用緊急狀態法、實施戒嚴與成立特殊法庭，來鞏固自身權力。接過權杖的兒子，不但沒有緩和民意，反而變本加厲。
二○一○年底，一位來自突尼西亞的小販在一棟政府辦公大樓外自焚抗議，引爆一場席捲中東與北非的革命運動，推翻包括突尼西亞與埃及數十年的獨裁政權。但在敘利亞的榮奧，仍不覺得在阿薩德家族的獨裁治理下，敘利亞會加入這波浪潮。
然而春風還是吹起了野火，敘利亞的公民起義於二○一一年三月爆發。
一群青少年在敘利亞南方城市德拉（Daraa）的高中校園圍牆上，噴上反政府的口號，包括：「人民要政府下台！」、「該輪到你了，醫生」（指曾是醫生的阿薩德），安全部門隨後逮捕他們，並進行虐待式拷問。這些青少年遭到電擊，甚至是拔指甲，和如烤雞般吊掛在牢房裡。
數百人民走上街頭和平抗議，要求釋放青年。阿薩德下令鎮壓，坦克駛入德拉，迅速點燃全國各地人民的怒火。至少數十萬人上街抗議，抗爭者的訴求更加全面，他們反貪腐、反壟斷，要求政府解除緊急狀態法，以及更全面地，還給人民民主與自由。
局勢在二○一一年底急轉直下。反叛軍組成聯盟，城區各方角力亂鬥，謠言飛散更加劇人民的恐懼。群眾逐漸以宗派立場分出界線，陷入以阿薩德政府為主的阿拉維派，和敘利亞大宗派系穆斯林遜尼派的對立混戰。二○一二年底，首次有報導稱阿薩德政府動用化學武器攻擊平民。當時包括榮奧在內的許多人民都還不願承認，戰爭已經開始了。
伊斯蘭國趁亂加入戰局，控制敘利亞東部；庫德族人民保衛軍成為主要打擊伊斯蘭國的勢力。二○一五年，俄羅斯正式宣布軍事介入，內戰升級為代理人戰爭，以支持阿薩德政府的俄羅斯、伊朗、伊拉克，對上援助反叛軍的美國、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等兩陣營，戰爭進入曠日持久、看不見盡頭的僵局。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截至二○二四年十二月，敘利亞全國在戰前約二千二百萬人口，十四年間，一千三百萬人因此流離失所，其中超過六百萬人逃至海外。逃往國外的難民中，約一百萬人進入歐洲，其餘多半留在土耳其、黎巴嫩、約旦等周邊國家，榮奧是其中之一。
但榮奧強調，他不是「難民」，他是透過親戚擔保、取得合法居留的「移工」。但可從事的工作被限制在農業、工地與清潔。他的居留證上甚至寫著「農夫」，與他在非政府組織做藝術專案的工作南轅北轍。
他憑著組織的工作與彈琴的技能，勉強在貝魯特安身，但在街上仍可能遭警察盤查，甚至以「不務正業」被逮捕。
──節錄自第一章〈炭治郎的耳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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