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與女權：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後殖民時期的建構

本書談的是國家的建構，也探討伊斯蘭中東社會脈絡下的女權，這兩個主題的交會形成本書的核心關懷。本書重點是分析何種結構力量，造成突尼西亞、阿爾及利亞與摩洛哥在獨立後，國家在家庭法與女權政策上的差異。本書的問題意識是：為什麼針對伊斯蘭的家庭法進行改革時，突尼西亞是採取激進的方式並公布法律擴大女權，摩洛哥是迅速採取一套保守的政策，而阿爾及利亞則是在實施保守的法律之前，長期陷在各種選項停滯不前？

為了解三個國家政策上的差異，我發展出一套框架關注國家權力形構（state formation）的過程，特別是針對這些部落整合到各個民族國家裡，如何影響國家的政治基礎進而改變家庭法的命運。這套框架使我們在分析以親屬關係為主的國家時，能更清楚掌握關鍵的國家／社會關係。我也試圖提供一套方法來分析在某些民族國家或某些時期，當親屬關係為基礎的部落團體在歷史上扮演政治要角時，一國家庭法或女權政策的政治起源。

本書的發展結合個人的經驗與學術興趣。我生於突尼西亞一個混合法國與突尼西亞兩種文化的家庭，之後又在美國生活，因此被迫周旋在不同文化。我的主要語言是法語，卻成長在一個以阿拉伯語為主的社會，所以讓我在一般文化中，處在一個半局外人的位置。身為女性，同時生活在數種文化世界之中，我也逐漸熟悉女性擁有與缺乏權利的異同。我認為家庭法所界定的女性權利是社會組織的核心議題，例如社會秩序中個人與集體的位置。我看見法律規範結婚、離婚、一夫多妻制和繼承如何深深影響伊斯蘭婦女的生命選擇。這被簡短地指稱為家庭法中的「女性權利」議題，已成為近來中東地區最具有戲劇張力的事。然而，不同國家的家庭法政策背後，還有很多長期的歷史與結構力量需要探索。我一直急著想釐清一個知識上的問題：為什麼突尼西亞能夠改革家庭法，但其他兩個馬格里布的國家卻無法達成改革目標？

作為一個受過法國與美國大學比較歷史訓練的社會學者，我一直對政治結果的結構分析感到興趣，不論是韋伯（Max Weber）的科層制、摩爾（Barrington Moore）的獨裁與民主、史考奇波（Theda Skocpol）的革命、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支配中心與邊陲的世界體系或是堤利（Charles Tilly）的集體抵抗。我所受的學術訓練，從事的教學，長期探討西歐與美國政治史的階級起源。然而，當我思索突尼西亞和馬格里布政治史的發展，原先使用在階級主導以及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模式，似乎不大適用。雖然馬格里布已經發展出階級，但部落的親屬團體，似乎還是馬格里布地區國家權力形構的過程與政治結果出現差異的主要變數。我逐漸相信就算資本主義的經濟配置已然成形，以親屬關係為基礎的社會形構仍然在馬格里布的歷史上留下長遠的印記。國家與部落之間的關係還有親屬關係都是社會組織的重要原則，因此也必然是分析馬格里布的國家權力形構、家庭法與女性權利等國家政策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