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做工：勞工子弟何以接繼父業？
Learning to Labou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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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麥田「時代感」書系 最新鉅獻
二十世紀勞工階級問題研究、教育社會民族誌奠基之書
英國文化研究大師長期蹲點調查
解析當代階級流動困境的經典大作
翻不了身，因為我們既有選擇，又沒選擇。
如果在學校所學不過是些虛偽無用的東西，
還不如和哥兒們逃離一切去學做工比較帥？
要解釋中產階級子弟為何從事中產階級工作，困難在於解釋別人如何成全他們；
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從事工人階級工作，困難卻是解釋他們為何自甘如此。
── 保羅•威利斯
《學做工》是深刻描繪與解析當代勞工階級生活處境的經典之作，於四十年前出版時，引發了跨領域的巨大迴響、辯論、後續研究與政策應用。作者採用人類學民族誌調查方法，近身參與觀察勞工階級子弟在校園與社區裡的實際互動，據此得出深具啟發的反思貢獻。
全書理論、實務交參對照，由兩大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扎實的「現場」資料呈現，包括豐富精彩的訪談對話，同理描繪出勞工子弟如何叛逆、但相對自主地在權威教育與階級歧視的夾擊中，尋找他們有感的「看破」出路；第二部分則連結嚴謹濃密的理論分析，檢視勞工子弟看似「看破」、其實多所局限的言行與人生選擇，並反思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如何弔詭、但有效地延續階級處境。
《學做工》試圖理清階級流動或再製的矛盾套路，並提出尖銳而根本的質疑：勞工階級的後代是「自願」選擇接繼父業，還是被迫放棄向上流動的機會，無限迴路似地「學習」階級複製的文化？環視今日階級衝突不減反增的社會結構，四十年前作者擲地有聲的探問，此刻依然體現年輕世代追尋平等自由的急切呼喚。
目錄
時代感總序 ── 李明璁
導讀 ── 李明璁
第一部分 民族誌
第一章 文化的元素
1. 抵制權威，摒棄教條
2. 非正式群體
3. 打盹、哄騙和逃學
4. 找樂子
5. 無聊與刺激
6. 性別歧視
7. 種族歧視
第二章 文化的階級形式和制度形式
1. 階級形式
2. 制度形式
第三章 勞動力、文化、階級與制度
1. 官方準備
2. 連續性
3. 職業
4. 上崗
第二部分 分析
第四章 洞察
1. 分析之要素
2. 洞察
第五章 局限
1. 分工
2. 勞動力與父權制
3. 種族歧視與勞動力
第六章 意識形態的作用
1. 證實
2. 擾亂
3. 內部對話者
第七章 對文化形式及社會再生產理論的注解
1. 再生產與國家制度
第八章 週一清晨與千禧年
作者訪談 : 中心與邊緣
試閱
導讀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2014）與霍爾（StuartHall,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UsesofLiteracy,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Birmingham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P.Thompson,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Williams,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Left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論。
二、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那些年，壞小子（好哥們）教我的事
李明璁
「如果你問我，我是不是一名知識分子，我會回答我不是。我會說，我只是住在伍爾弗漢普頓的一個人，有時候會從事一些知識工作……如果我絕大部分是一個被學術機構界定的人，我大概不僅會感到孤單，而且也不可能做好自己想從事的工作。」──保羅．威利斯訪談自述
拜臉書之賜，去年我和兩位老同學重啟聯繫，現在一位是怪手司機，另一位是有線電視的工程師傅。初中時他們便是麻吉，屬於已經被老師放棄（連體罰都懶得給予）的「考不上高中的那群壞傢伙」。而我則是微妙地介於他們、以及「還有點希望（所以被打很兇）的吊車尾」之間。
那時期，我除了迷上推理小說、日本偶像、武俠港劇，下課常和他們去鬼混，騙家裡上補習班其實是去打撞球打電動。更糟的紀錄是跟著那幫人去教訓好打小報告的抓耙仔同學，甚至還曾幫忙把風讓他們扁了某位很機車的學校職員。我雖然不完全屬於他們（畢竟仍在以升學為組成任務的「好班」），但其實有點莫名崇拜這群壞學生。有時跟著蹺課，覺得他們實在比那些乖乖牌酷一百倍。
據說那群哥兒們的老大，中輟混了一陣子幫派後，有「變好」去當監工，沒想到意外被脫落的鋼筋砸到而身亡。至於我僥倖考上高中，在那個沒有手機網路的年代，逐漸也就和他們失聯了。再無交集，人生一晃，三十年後才又重逢。
兩位哥們都有點驚訝我成了大學教師，本來還不知道怎麼和我搭話，而我也因此覺得不好意思（又不能故作江湖姿態太過矯情）。直到酒酣耳熱，才聊開了各自不同際遇的種種，以及人生說到底都有的荒謬無奈。
記得那晚聚會的當下，我腦海裡竟不斷浮現一本對我影響至鉅（我也在課堂反覆教過）的社會學經典作品：《學做工》。書裡頭那些「反學校」叛逆傢伙的言行舉止，竟和我記憶深處（屬於少年的）、與如今重逢話舊（已然中年的）的哥兒們，疊影般地交相參照、互給註腳。我當下也跟他們說，在英國唸博士讀此書時，總是清晰憶起年少作伙打混的點點滴滴，如此雷同。而他們嚼著檳榔，不敢置信地回我：「哪有可能大師級的人會做這種研究。」
就像我崇敬的威利斯將這本書獻給漢默鎮男校的那群壞小子，他在謝詞中說「沒有他們，我的研究便不可能實現」。我也希望自己至少能把這篇導讀文章，獻給曾經帶我一起𨑨迌、逃離升學體制、感受片刻自由的「壞朋友」（其實是好朋友）們。
一、《學做工》的醞釀背景：勞工生活與文化研究
在這本書最前面的致謝詞，威利斯還向他的兩位老師致敬──霍加特（RichardHoggart,1918-2014）與霍爾（StuartHall,1932-2014）。很顯然地，在《學做工》裡的關懷設定、思想取徑與研究方法，都受到他們深厚的影響。
先談談霍加特吧。他出身於工業大城里茲的藍領家庭，在當地就讀大學，畢業後在學校擔任成人教育講師。一般來說，接受成人教育的學生大多來自中下階層，因經濟或個人條件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這些學生後來成為霍加特撰寫《讀寫何用》（TheUsesofLiteracy,1957）的靈感來源、也是訴求對象和主要讀者。
這本被譽為英國文化研究起點的關鍵作品，其實不太是嚴格定義下的學術出版，書裡溢散著相當程度的自傳色彩。霍加特將自身成長經驗，與二戰前後英國工人階級受大眾傳播文化影響的生活變貌，巧妙地交織論述。
一方面，不同於當時學院菁英普遍對庶民文化不屑一顧，霍加特對流行歌曲、通俗小說、報章雜誌等素材相當重視；但另一方面，他也對這些勞工階級喜愛的休閒文化，態度相當保留、甚至頗為衝突。澳洲文化研究宗師特納（GraemeTurner），便曾以「一種焦慮的矛盾心態」來形容霍加特。
無論如何，《讀寫何用》對勞工階級日常生活文化的鮮明描繪，設下了一個典範，不僅在學術領域啟人無數，其影響也擴及大眾。一九六○年代開播、英國史上最長壽的電視影集《加冕街》（CoronationStreet），展演北英格蘭勞工社區的日常人際與生活細節，相當程度便呼應著霍加特的這本書。事實上，霍加特本人一直都積極投入媒體與大眾文化的各種辯論，曝光頗多，儘管學院人士不以為然，但他仍熱切扮演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
一九六四年，霍加特在伯明罕大學創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Birmingham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四年後，他受聘至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由霍爾接棒擔任主任。而差不多同一時間，從劍橋大學畢業的威利斯，原本認為自己並不是做學術的人，想棄文從商，先去倫敦政經學院讀個未來好找工作的科目。但後來因緣際會，大抵是受到當時嬉皮與革命風氣的影響，他決定先閃躲一下，不急著逼自己「找一份合適的工作」，從中心逃去邊陲，轉去剛成立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威利斯是該中心首批學生，並於一九七二年獲得博士學位，爾後繼續留下來做研究。《學做工》這本書的田野調查，便是從一九七二到一九七五年間進行的。
除了霍加特，威利斯的另一位導師霍爾，對他（乃至整個英國文化研究）的影響更為深刻。出身牙買加移民家庭的霍爾，靠獎學金進入大學，雖然在白人有錢菁英匯聚的牛津大學，一路唸到了博士，但卻因參與政治運動而中輟。爾後他在倫敦教了一陣子中學與成人教育。跟霍加特的生涯路徑近似，如此偏離傳統高教體制、進入庶民教育系統的經驗，深刻影響了伯明罕文化研究學派的發展。
一九六○年，霍爾與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湯普森（E.P.Thompson,1924-1993）與威廉士（RaymondWilliams,1921-1988）等人共同創辦了《新左評論》（NewLeftReview）期刊。爾後，他被霍加特延攬進入當代文化研究中心，並從一九六九年開始擔任主任。整個一九七○年代，霍爾帶領團隊成就了以下重要貢獻：
一、在理論取徑上，接合了兩股新馬克思主義路線──葛蘭西（AntonioGramsci,1891-1937）的「文化霸權」（culturalhegemony）論，以及阿圖塞（LouisAlthusser,1918-1990）的結構主義和「意識形態國家機器」（ideologicalstateapparatuses）論。
二、在研究對象上，全面展開對各式流行文化、媒體文本和日常消費的解析。這些都是過往在高教學術機構未曾被正眼看待的事物。同時，霍爾及其研究團隊也致力將傳統左派重視的階級問題，與不同性別、族群、年齡等議題進行辯證性的接合。
三、在研究方法上，自由多元地跨越門戶界線，不僅採用在文本與媒體分析的各種策略如符號學、影像敘事與論述分析等，更積極結合社會學的訪談方法、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尤其是人類學民族誌（ethnography）的田野調查等。
四、在研究交流上，大幅促進英美與歐陸間的連結對話。比如法國學者巴特（RolandBarthes,1915-1980）、傅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的著作，都在霍爾與中心研究同仁的引介下，更廣泛地被閱讀。
總的來說，一九七○年代的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像是一個產能滿載的發電廠，不斷推促、刺激著英國、歐陸乃至全球的學術界，且同時在喚醒公眾意識的政治行動上，活力旺盛地扮演重要角色。
在這樣的氛圍薰陶與協助下，威利斯展開了他的博士研究。當時他便以民族誌的方法，深入比較飛車黨和嬉皮族這兩種相互對立的次文化。此一研究成果，後來晚《學做工》一年出版成書：《世俗文化》（ProfaneCulture,1978）。若從此書回看《學做工》之前的威利斯，會發現他對人們主觀敘說真實經驗的重視，明顯多於「社會科學需客觀化」的實證主義要求；同時，比起學院派好發議論的概念化、理論化工作，他似乎也對知識的普及化與研究的生活應用，更具實踐熱情。
二、《學做工》的研究脈絡：叛逆小子與「看破／看穿」難題
如果說霍加特的《讀寫何用》，讓文學研究者蛻變為「文化研究者」，並進而想像如何以社會科學的方法，跨出文本分析局限的第一步；那麼威利斯的《學做工》，毫無疑問便是文化研究學派，具體實踐並確立其「民族誌轉向」（ethnographicalturn）的里程碑。這不僅是方法學上的轉向，其實也是種認識論的位移。
受威利斯影響的民族誌文化研究，大多不是從特定文本或理論概念著手（即便這些研究終究也能在論述層面上提供謹慎而有創見的貢獻），而是從關注特定社會群體的生活處境開始，比如《學做工》裡的壞學生、何柏第《次文化》裡各種穿著打扮或音樂喜好族群、或愛看肥皂劇的家庭主婦、玩龐克的少女樂團等等。
威利斯在博士畢業後，仍想繼續探究工人階級子弟從學校到就業工作的轉變歷程。蹲點是必須的，就選擇他最熟悉的英格蘭中部、一個勞工階級群聚的小鎮漢默鎮（Hammertown）。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是一所中學男校，核心研究對象則是令校方頭疼的十二個傢伙（thelads）。他們不愛唸書也不守規矩，形成一個搗亂的次文化團體。威利斯從這幾個「傢伙」在校期間，一路觀察跟訪到他們畢業、進入工廠做工的前半年。
威利斯所使用的民族誌，指涉的並不只是單一方法，而是涵蓋了各種質性研究的技術，包括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小組討論等等。此外，除了上述的「壞學生小團體」，威利斯還將其觸角廣伸及學校老師、各戶家長、工廠主管等。由此逐步建立的社會網絡與社會化過程，讓我們不僅能深刻同理行動者主體的思維與行為，也能同步宏觀檢視校裡校外的規訓結構及其意識形態。《學做工》因此比起威利斯的前作《世俗文化》，嚴謹周密許多，也更能達到學院理論化需求的標準。
然而，威利斯還是在本書前言裡，明確表示自己不僅要與從事社會研究的同儕對話，更希望相關職業人士、乃至一般大眾讀者都能理解書中論點。據此，他把這本書拆分成兩大部分：首先是第一部分故事感濃郁的民族誌，對校園裡的青年叛逆文化及其與勞工社區生活、人際的各種連結，做了鉅細靡遺、引人入勝的描繪。威利斯認為，即使不是學院中人，也會對這部分的發現和討論感到興趣。其次，才是理論化（可能是社會學者更關注）的第二部分。
透過與既有社會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的承繼與對話，威利斯闡釋了他在第一部分所歸納之耐人尋味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充滿矛盾張力的衝突狀態。最終如同威利斯所言，他希望能闡釋這些「反學校／學做工」的文化過程，是「如何一方面推動了工人階級文化，另一方面又幫助維持並再生產社會秩序」。
在此浮現了本書的核心問題：工人階級的子弟，為什麼在看起來似乎是自由與平等的教育環境下，仍然得不到自身階級向上流動的機會？或者更精確地說：要解釋工人階級子弟為何在學校一畢業就快速投入工人階級工作，微妙與困難之處就是要解釋他們為什麼自甘如此？
對於這個問題，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解答大致如下：
一、階級之所以無法流動，一方面是由於上層階級將自己封閉起來、把中下階層區隔開，製造了所謂的社會封閉（socialclosure）；另一方面則是所謂的階級再生產（classreproduction），意指一個階級透過代際傳承，繁衍了自身階級的利益、行為、價值與認同。
二、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透過學校教育和媒體宣傳，讓工人階級產生認同資本主義生產秩序的「虛假意識」（falseconsciousness），從而「誤認」了自己的利益，並以此建構出一個順服的身體和信念。
這套論述固然有其犀利洞見，但夾帶著悲觀主義色彩的結構決定論，總有一種矮化低估社會行動者的風險。畢竟多數行動者既不是坐以待斃地被社會結構框限，也不是心甘情願地被意識形態洗腦。人們或多或少仍是有選擇的，只是這個選擇不全然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特定條件化的半（或偽）自由選擇。
據此，《學做工》更新、重論了階級再生產──並不是自動由階級封閉的結構所決定，也不單是意識形態作用，而是一套日常文化的習作與態度形成。威利斯細膩地考察、解釋工人階級的孩子，如何在學校中「自願選擇」地放棄了階級向上流動的可能機會，反而主動「迎向學習」一套工人階級特有的生活方式。反學校文化（counter-schoolculture），在此成為最關鍵的命題：
「工人階級子弟寄託希望於文憑和證書實非明智之舉……知識總是帶有偏見、充滿階級意涵，因而工人階級出身的學生必須克服一些不利條件，這些不利條件就嵌在他們錯誤的階級文化和教育觀念之中。但是，能夠做到這點並獲得成功的人只是少數，絕不可能是整個階級。更多的人則只能不斷為此努力，但正是透過這個努力爭取的過程，階級結構被合法化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種隱含於反學校文化之中的對於競爭的拒絕，就是一種激進的行動：拒絕與施加於自身的教育壓制合謀。」（頁二六○）
相對於多數來自中產階級、循規蹈矩、服從權威、認真學習、成績優良的「乖乖牌」（書中稱之為「theear’ole」），威利斯所關注的這群「thelads」（其實很難翻譯，可以說是傢伙、小子或哥兒們），他們不僅不愛唸書，而且是從頭到腳一整套、都沒在怕地挑戰權威（違反校規、破壞公物、甚至作弄教職員等）。有趣的是，這套反學校文化的發展和運作，其實直接上連至他們父兄輩在工廠裡的「廠房文化」（shopfloorculture）。
也就是說，這些壞小子並不是沒在學東西，只是他們不想學那些課堂上教的、藉此許諾他們可以變成不同階級的虛假東西，他們自成一團、用屬於自己的「課程時間表」學做工。
必須與學校裡那些受師長寵愛、看起來人生前景光明的乖乖牌整個對立才行，必須揪出、取笑甚至懲罰那些告密的同學才行，必須從穿著打扮、言行姿態就顯而易見我們和他們不同才行，必須要狠、要man、要像那些已經在工廠幹活的大人們一樣才行……這些都是沒有妥協餘地，非如此不可才能證明自身存在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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