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上流動的代價：愧疚、自我偽裝，與難以割捨的親緣羈絆……那些勵志翻身故事沒告訴你的隱形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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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踩著父母往上爬，你願意嗎？

這是一場最孤獨的長征：
轉身，是對家人的歉疚
留下，是對未來的妥協

獻給所有在成就與親情夾縫中
滿身傷痕卻依然努力前行的你


成功的故事總是相似的，背後的取捨卻各有各的辛酸

我們身處在一個崇尚「翻身」、熱衷「躋身上流」的社會，集體焦慮著如何往上爬，卻鮮少有人停下來問：當一個人決定離開原生階級、向上流動之後，究竟可能會失去什麼？

一旦力爭上游者終於換上精緻衣著、學會優雅談吐，進入曾經夢想的世界，以為從此迎來康莊大道，但現實的人生劇本卻可能是更揪心的拉扯：

→必須在經濟或情感上轉身離開，才能完成學業或換取理想的工作……
→努力從藍領爬升到白領階級，卻與家人日益陌生，再也沒有共同話題……
→努力融入新環境，卻始終懷抱「冒牌者症候群」，恐懼隨時被揭穿出身……
→脫離原生環境後，仍必須面對親緣重擔的拖磨，在拒絕與愧疚中反覆煎熬……

「為什麼我明明變優秀了，卻覺得自己像個背叛者？」

本書作者珍妮佛‧莫頓（Jennifer M. Morton）任教於有「窮人哈佛」之稱的紐約市立學院，她結合自身經歷與深度訪談，劃開勵志故事的表象，直視「向上流動」必經的倫理困境。

這不僅僅涉及個人的選擇，更牽涉到社會結構的陣痛。莫頓主張，我們必須將這些隱形代價置於社會、經濟與歷史的脈絡下，重新建構一套關於向上流動的敘事。讓每一位力爭上游者在實現階級跨越的同時，依然能保有完整的自我，並為曾經養育自己的家庭與社群，帶回真正的光亮。

名人推薦

真摯推薦
藍佩嘉｜臺大社會學系教授、《拚教養》作者
蔡依橙｜醫師、「陪你看國際新聞」創辦人、「素養教育工作坊」核心講師

好評讚譽
「這是一部充滿同理心且目光清明的分析，深刻描寫那些努力向上流動者必須面對的艱難抉擇。」
──詹姆斯．M．蘭（James M. Lang），《高等教育紀事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重要，而且容易理解。」
──《Choice》雜誌

「莫頓並非第一位描述向上流動的神話與磨難的人……但她與眾不同、以及最重要的貢獻，是她以哲學家的視角切入這個議題。」
──尚恩．歐賽-歐伍蘇（Shaun Ossei-Owusu），《公共書評》（Public Books）

「本書的價值在於，它不僅聚焦於社會流動所付出的倫理代價，也進一步指向可能的解方。」
──海倫．德．克魯茲（Helen De Cruz），《哲學家雜誌》（Philosophers’ Magazine）

作者

珍妮佛‧莫頓（Jennifer M. Morton）
賓夕法尼亞大學哲學教授，並擔任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倫理與教育中心資深研究員。曾任教於北卡羅來納大學教堂山分校、紐約市立大學學院、紐約市立大學研究中心，以及史瓦斯莫爾學院（Swarthmore College）。
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並在史丹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其研究成果獲得多項獎項肯定，其中包括古根漢獎學金（Guggenheim Fellowship）。
莫頓成長於祕魯利馬，是家族中的第一代大學生。

譯者

黃瑜安
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筆譯組畢，目前從事影視字幕、書籍等各類型的翻譯工作，譯有《我逃離的帝國》、《韓流憑什麼》、《不吵架也能贏的溝通術》、《經濟預測革命》等。

目錄

致謝
前言：力爭上游者
力爭上游者
力爭上游的倫理代價
重塑敘事框架
方法論

第一章、認清向上流動的倫理代價
陶德與亨利的向上流動故事
理解何謂倫理價值
特殊性
難以取代性
回顧陶德與亨利的故事
倫理價值的取捨
在有限資源下，將倫理價值放在首位
謎題
力爭上游者必須付出的高昂代價
重新思考珊卓拉的選擇

第二章、社會脈絡下的倫理代價
傑隆的故事：桶子裡的螃蟹
在他處尋找機會
卡洛斯的故事：在家中尋找前行之路
照顧家人
黎安儂：寫信給教授的潛在風險
跨文化的調適
由誰來承擔向上流動的倫理代價？

第三章、探索不斷演變的身分認同
為什麼要語碼轉換？
加布里埃拉的故事：學習融入新環境
分裂的自我
弄假而不成真
語碼轉換的風險
種族與性別
露西的故事：美國鄉村的種族經驗
有意識的語碼轉換

第四章、拒絕成為體制的共謀
階梯的寓言
從學生到成為教授
力爭上游者所處的特殊地位
金柏莉的故事：哈佛學位能做什麼？
實踐社會正義
尋找反思的時間

第五章、建構倫理敘事
卡拉：大學學位值得多大的犧牲？
倫理敘事的各種要素
認清倫理價值
社會脈絡下的倫理代價
探索不斷演變的身分認同
拒絕成為體制的共謀
共同構建倫理敘事
在希望與絕望之間

結論：降低並緩解倫理代價
將倫理代價降到最低
緩解倫理代價
走出力爭上游者的單一視角

參考書目

序／導讀

作者序
前言：力爭上游者
我們每個人都從社會中的特定位置展開人生。這個位置取決於你出生的時間與地點、你父母的社經地位與教育程度、你的種族、你的性別等各式各樣的因素。根據社會學家提出的大量證據顯示，這些因素在人一生的發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美國，如果你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二年間出生於北卡羅來納州（North Carolina）夏洛特（Charlotte）收入最底層五分之一的家庭，你爬到收入最高五分之一的機率是四・四%。但假如你在加州（California）聖荷西（San Jose）出生，你的機率將提升三倍。今日，如果你出生於收入分布最底層十分之一的家庭，而且你是白人，你停留在原階層的機率是一七%。但假如你是黑人，這個機率將上升至四二%。如果你是過去三十五年間出生的女性，你上大學並取得學位的機率會比男性還要高。這對出生於較富裕家庭的女性來說尤其明顯。這些數據複雜得令人眼花撩亂。然而，我們非常確定的一點是：如果你在過去二十年間出生於美國貧窮的黑人或拉丁裔（Latino）家庭，並生活在經濟與種族高度分化的社區，那麼你最終的歸宿很可能離你的起點不遠。你的孩子也可能跟你一樣。正如俗諺所說：「蘋果落地，離樹不遠。」（apple does not fall far from the tree）
你的人生機遇將由偶然的出生所決定，這與美國夢最重要的機會平等精神完全背道而馳。作為社會的一份子，我們向來將教育機構視為真正能讓弱勢家庭的孩子擁有平等機會的途徑。樂觀派認為教育能夠改變命運。他們認為，我們應該努力幫助更多弱勢孩子進入大學，因為高等教育能讓他們晉升中產階級。悲觀派則認為，學校幾乎無法改變社會上普遍存在並反映在教育體系中的經濟、社會與政治不公現象，像是經濟與種族高度分化的社區、醫療資源不足、種族歧視與貧窮等問題。悲觀派主張，許多出生於弱勢家庭的學生永遠不會上大學；即使上了大學，眼前還有各式各樣的挑戰等著他們。樂觀派相信教育能扭轉人生；悲觀派則指出，這種情況屬於例外，並非普遍現象。
教育徹底改變了我的人生。我出生在秘魯利馬的勞工階級社區。在那裡，祕書與計程車司機的家與冒著黑煙的工廠比鄰而立。我的祖母從秘魯山區的小城市阿雷基帕（Arequipa）搬到這個社區。她很年輕就懷孕、結婚，但很快就離婚了，隨後到電影院擔任全職祕書，同時拉拔兩個孩子長大。令祖母失望的是，我的母親在青少年時就懷孕了。在我母親重新站穩腳步之前，我的祖母在大家庭的協助下把我撫養長大。儘管面臨了這些挑戰，我們家在秘魯的社會地位介於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之間。我祖母總是說，我們從沒餓過肚子，但許多秘魯人就沒那麼幸運了。然而，統計數據顯示，我的人生似乎注定上演同樣的劇本：我會勉強完成高中學業，很可能在年輕時就生孩子，然後在接下來的五十年間為了養家糊口而努力工作。
此時幸運之神出手了。我的母親與阿姨移民到歐洲。我的阿姨在歐洲遇到一位慷慨而富裕的男人並嫁給了他，從那時起，他們資助了我大部分的學費。有了他們的幫助，我得以從幼稚園到高中都就讀秘魯數一數二頂尖的國際學校。但一九八〇年代的利馬經濟蕭條，恐怖主義讓我們的日常生活危機四伏。我的學校周圍都有武裝警衛站崗，車輛在進入前也必須接受炸彈檢查。自從我有記憶以來，我的祖母就一直告訴我：如果想過上更好、更安全的生活，我必須出國──雖然她不知道這究竟該如何實現。幸運的是，我們學校的升學顧問很清楚該怎麼做。在我高三那年，她把我叫進辦公室並解釋給我聽，以我的成績，我有機會申請到美國大學的優渥獎學金。於是，我加入了美國移民的行列，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我成為家中第一位獲得學士學位（普林斯頓大學）以及博士學位（史丹佛大學）的人。現在我是一名哲學教授，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過著舒適的生活。我離開了自己出生的那個世界，而且走得異常遙遠。
我非常清楚，我的情況屬於特例。我們所處的社會與經濟結構往往對出生貧寒的學生構成極大的挑戰。如果要讓更多弱勢家庭的學生在學業與人生道路上擁有成功的機會，我們必須設法降低這些挑戰帶來的障礙。但我們也能從少數成功的特殊案例中學到向上流動的經驗。我從自己和其他擁有類似經驗的人身上學到的是，要超越自身的出生環境，往往必須付出沉重的代價。這影響了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像是我們與親友的關係、與社群的連結以及我們的自我認同。這些我稱之為「向上流動的倫理代價」。理解這些代價是什麼、為何重要以及如何面對，正是本書的主題。

對大多數年輕人而言，高中畢業象徵著人生新階段的開始。如果你是幸運的那一群，你的大學生活近在眼前，即將迎來蛻變與自我探索的種種可能。你可能聽過父母、朋友的父母或你的鄰居分享他們大學時期的趣事與精彩經歷。你可能期待選課、加入社團，或許成為姊妹會或兄弟會的一員，並找到符合自己興趣的主修。當然，你也意識到自己必須努力學習、變得比以往更獨立──你得自己洗衣服、餵飽自己、自己決定要上什麼課。你甚至必須到離家數千英里遠的學校讀書。你可能也需要兼職來補貼生活費，像是到學校圖書館打工。但你的父母會告訴你，你唯一需要放在心上的，就是好好把握這段難得的經歷。
如果你來自低收入家庭或身為家中第一代大學生，高中畢業同樣象徵著人生新階段的開始。大學帶來自我蛻變的可能，也伴隨著改善生活處境的機會。你就是我所說的「力爭上游者」（striver）。你的父母可能不太清楚你即將面對什麼樣的生活，但他們希望你能把握他們未曾擁有的機會。他們無法與你分享他們最喜歡的教授、如何選擇主修或參加姊妹會的派對是什麼樣的感覺；這些大學生活你得靠自己摸索。他們期望你拿到大學學位，也可能期望你幫忙家裡，像是打工補貼家用、照顧年幼或生病的家人。你可能必須背負大筆的學貸，或長時間打工才能負擔大學學費。你也可能早已在許多方面獨當一面，而這些經驗對那些富裕的同學來說或許十分陌生──你可能曾經打工補貼家用、照顧兄弟姊妹或親戚，或在沒有父母的幫助下獨自摸索大學申請的重重關卡。儘管如此，你的父母可能對你遠赴他鄉讀大學而感到不安，希望你能留在家附近就好。你從親友口中得知，大學是通往安穩生活的門票，但你身邊成功走上這條路的人並不多。你對上大學感到興奮，但要想辦法順利完成學業、負擔龐大的費用卻讓你感覺十分吃力。
上述兩種情境大致描繪了大學新鮮人可能擁有的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歷。實際上多數學生的情況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正如高等教育機構本身類型多元，包含社區大學、技術學院、文理學院、公立大學以及私立大學，因此追求高等教育的學生之間也擁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經驗。有些在小康中產階級家庭長大的學生仍難以負擔大學費用，必須每週工作超過三十小時或背負龐大的債務才能維持生活基本開銷。有些勞工階級的學生則有幸進入具有龐大捐贈基金的學校，享受著他們從未料想到的各種優勢。而無論家境好壞，「追夢者」（Dreamers）都承受著被遣返的恐懼進入大學。我將分析重點放在力爭上游者的經歷，因為我相信，深入檢視他們的案例，能更清楚地看見向上流動過程中經常被忽略的重要面向。
我將研究重心放在這群學生的另一個原因，是本書的靈感與動力來源大部分來自我在紐約市立學院任教的經驗。紐約市立學院是位於哈林區（Harlem）中心的大型公立大學，其中許多學生都是力爭上游者。紐約市立學院的創辦人湯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立誓，這所學校是「富人與窮人的孩子們一起上課的地方，彼此之間只有勤勉、品行與才智上的差異。」創校之初，紐約市立學院因為免收學費而被稱為「窮人的哈佛」（Harvard of the Poor）。雖然現在不再免費，學校仍努力維持當初的使命，讓本州學生的學費維持在極低的水準。如今紐約市立學院已成為紐約市立大學體系的一部分，此體系內包含其他四年制學院、社區大學以及擁有國際知名學者與研究人員的研究所，一共服務超過二十五萬名學生。其中，有七八・二%的學生是有色人種，三八・五%的學生來自年收入低於兩萬美元的家庭，而三〇%的學生在就學期間每週工作超過二十小時。此外，有四二%的學生是家中第一位大學生。對許多學生而言，大學正是邁向中產階級的道路。
教紐約市立學院的學生真是一種享受，他們為課堂帶來的見解與經驗往往讓我感到驚喜。這群學生與我先前在菁英型的文理學院裡指導的學生，在學術訓練上確實存在差異，但最明顯的差別在於這群學生在課堂以外所需面臨的挑戰。這群學生之中有許多人被迫做出艱難的抉擇，必須在家人、朋友與社群的需求，以及學業的要求之間取得平衡。當我的學生感到疲倦或沒來上課時，往往不是因為他們前一晚在外徹夜狂歡，而是因為需要幫忙照顧妹妹、到醫院探視生病的堂親或處理家中充滿情緒張力且複雜的關係。曾經有學生向我透露他們無家可歸、正從腦部創傷中逐漸恢復、每週工作五十小時以上或正努力償還房貸。最近我在課堂上教授種族哲學時，我們針對美國人因種族與階級所面臨的不同劣勢展開熱烈的討論。一位聰明的年輕拉丁裔女生向全班解釋，為什麼她認為階級比種族更重要──她的母親因傷殘而無法工作，因此她自己成了家中主要的經濟支柱，同時還要以全職學生的身分讀大學。她眼裡含著淚水，告訴我們這一切實在太沉重了。她的分享大幅提升我們後續討論的深度，同時也讓我們意識到，對許多學生來說，要撐過大學這段路有多麼困難。
力爭上游者出生的家庭往往面臨了勞工階級與貧困家庭常見的許多挑戰：他們更可能面臨失業或被迫接受不理想的工作；缺乏良好的醫療照護、價格合理的托育服務以及其他專業人士所享有的福利；居住在資源匱乏的學區，其中學校必須為許多勞工階級與貧困的學生服務。在美國，弱勢群體往往集中分布，並且與其他群體呈現高度分化。力爭上游者為了替自己尋求更好的生活，往往必須進入不同的社群，也就是能提供向上流動機會的社群。因此，在力爭上游者的生活經驗中，其中一個重要課題，就是如何在自己出生的社群與想加入的社群之間取得平衡。
我們都知道，要克服出生環境的種種限制，必須付出一定的努力、時間與金錢。勞工階級家庭得做出龐大的犧牲，才能讓他們的孩子獲得就讀大學、取得學位所帶來的各種機會。各界對高等教育的討論大多著重在學生是否負擔得起大學學費，而這確實是有道理的。如今，對力爭上游者而言，上大學的經濟代價十分驚人，甚至對許多中產階級家庭也是如此。然而，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也付出了其他同樣重要、卻鮮少被提及的代價。這些代價牽涉到倫理面，也就是涉及了賦予人生價值與意義的面向，像是與親友的關係、與自身社群的連結以及個人的身分認同。
這些倫理代價是力爭上游者在人生道路上必須承受的痛苦犧牲，卻經常遭到忽略。為什麼這些代價會牽涉到倫理？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些代價涉及了多數人認為構成美好生活的基本要素。家庭、友誼以及社群對人類的繁榮發展而言十分關鍵（這也是為什麼自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以來的哲學家一直對人們生活中的基本要素深感興趣。）因此我們將在本書中探討力爭上游者的這些生活面向。

試閱

傑隆的故事：桶子裡的螃蟹
人際關係是是賦予人生意義的重要因素。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擁有社交天性，他人的陪伴能幫助我們成長茁壯。當代哲學家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指出，我們的目標與人際關係「為我們的生活賦予目的與形狀」，因此是人類價值的重要核心。從嬰兒期到成年期，我們的成長主要仰賴與身邊人群的互動；朋友與家人不僅是社群的基礎，更是我們個人成長的重要支柱。但對力爭上游者而言，種族與經濟高度分化因素往往使人際關係與自身成長產生衝突。
我們可以從德州非裔美國青年傑隆（Jeron）*的故事觀察到這一點。我與傑隆碰面時，他身穿整齊的扣領襯衫，搭配帥氣的領結。他看起來就像大學輔導員該有的樣子──沉著、細心且和藹可親，很少人會猜到傑隆從小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中長大。傑隆的母親有毒癮，高中就輟學了；事實上，傑隆家中沒有人讀完高中。他們依靠政府救濟金勉強維生，住在奧斯汀（Austin）以非裔與拉丁裔為主的政府補助低收入住宅。根據傑隆的描述，他們的生活「就是為了生存，並確保餐桌上有食物」。
我問起與傑隆一起長大的人時，他說大部分的人「在街上販毒，仍然過著街頭生活。」但在他還小的時候，傑隆高度仰賴他的社群，即便母親無法好好照顧他，哥哥姊姊也時常進出監獄。當傑隆上七年級時，混亂的家庭狀況變得讓人難以承受，於是他離家出走。有時他住在朋友家，有時睡在街上。他朋友的家人曾收留他一段時間。在那段居無定所的時期，他每天早上上學時會將所有隨身物品藏在灌木叢後的桶子裡。高三那年，足球教練發現了他的祕密，那一刻他的人生徹底改變。這位教練收留了傑隆，並幫助他進入蘭斯頓大學（Langston University），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傑隆在德州某所州立大學的住宿與學習部門工作，幫助像他一樣的學生順利融入大學生活。
身為大學輔導員，傑隆對成功所付出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他提到，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其中一項困難之處，在於不讓自己被那些他最重視的家人與朋友「拖回去」。他將這個現象稱為「桶子裡的螃蟹」。螃蟹試圖從桶子裡爬出來時，會被其他螃蟹給拖回去；同樣地，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可能因為所愛的人而受到阻礙或拉回原地──即便對方可能出於好意。除了唯一一位也上了大學的童年好友外，傑隆社交圈中的多數人「要麼販毒，要麼打球，要麼入伍，沒別的路。要不然就是死，要不然就是進監獄。」因此，傑隆上大學時，他切斷了與原生社群的聯繫，搬到奧克拉荷馬州，因為正如他所說：「我覺得自己能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的唯一方式，就是徹底離開。」直到最近，他才重新回到以前的社區。
傑隆的故事展現出極端的向上流動個案。他生活的社區極度貧困，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也十分嚴峻，而且向上流動的途徑幾乎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人成長核心因素的人際關係反而成了負擔。要向上流動，他必須將這些關係拋在身後。

在他處尋找機會
傑隆的故事清楚呈現了貧窮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而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並不是所有力爭上游者都會面臨像傑隆一樣極端處境，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對力爭上游者而言，提升教育與經濟地位的機會往往存在於他們所處的社區之外。因此，即便在親友的支持與關愛之下，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階級，力爭上游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必須遠離那些原本對他們成長與發展而言重要的人際關係。為了上大學、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並在擁有良好升學傳統的學區中養育孩子，他們必須在實際上拉開與成長環境的距離。但這種距離同時具有隱喻意義，力爭上游者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與成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關注的事物以及觀點逐漸脫節。每個人必須走得多遠因人而異，但如何拿捏這段距離，往往是向上流動過程的重要經歷。
在美國，貧困家庭的孩子周遭往往都是與自己處境類似的人。貧困問題往往集中於特定社區，這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可能住在其他貧困家庭附近，也與其他貧困的孩子一同上學。如果這些孩子是拉丁裔或黑人，他們就讀的學校有三分之二以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機率比白人孩子高出兩倍。
貧困人口聚集的社區往往存在嚴重的問題，使得居住其中的孩子很難獲得良好的國民基本教育。由於資金不足、班級規模過大、師資缺乏經驗、校園暴力、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等諸多原因，嚴重弱勢社區的學校往往比中產階級社區的學校差得多。在弱勢社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僅畢業率偏低（只有六八%能順利畢業，而貧困比例較低的學校則為九一%），就讀四年制大學或取得學士學位的可能性也更小。傑隆就讀的高中對他這種背景的學生而言是典型的選擇，學校裡主要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學生。傑隆畢業那一年，兩百六十名學生中僅有六十人左右順利畢業。而那所學校在連續多年被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評為「學術表現不合格」後，最終只能面臨關閉的命運。傑隆能夠順利從高中畢業就已經令人佩服，可以離開社區去上大學簡直是奇蹟般的成就。
與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相比，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物質資源更為匱乏，在社群的組成以及孩子與社群的緊密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由於社會經濟高度分化造就的現實情況，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也會與其他同樣處於弱勢的人建立早期的重要人際關係。就這個現象本身而言並沒有任何問題，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高度集中的貧困人口往往伴隨著其他挑戰，威脅著這些人際關係的穩定。此外，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與處境類似的孩子一起生活、上學，也會在社群內建立深厚的連結。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研究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發現勞工階級的家長往往給予孩子更大程度的自由，允許他們花大量的時間與社區內的其他孩子及大家庭的成員玩在一起。因此，這些孩子通常與大家庭以及社區內其他勞工階級或貧困家庭的孩子建立深厚的連結。相較之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往往必須遵守更嚴格的日程規畫，像是在鋼琴課、足球練習等課外活動之間奔波，並透過這些活動與其他中產階級的成人和孩子互動、建立關係。
根據證據顯示，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往往生活在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社群，就讀於飽受各種問題困擾的學校，並與其他處境相似、面臨類似挑戰的人發展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力爭上游者在追求向上流動時付出的倫理代價本質上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畢竟，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孩子也會離家去上大學。事實上，遠赴千里以外求學被視為典型的美國大學體驗。那麼，經濟與種族高度分化的現象究竟帶來了什麼影響，使得力爭上游者必須承受的距離與倫理代價如此與眾不同呢？
其中一項關鍵差異在於，在高度貧困社區長大的人必須離開原本的社群，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最終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住進治安較佳、擁有優秀學區的社區，以供子女進入好學校。當然，許多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基於各種原因而離開原本的社群，但他們多數人不必離開才能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這是一種選擇。如果他們選擇留在家鄉，繼續維持與親友的關係，並扮演社群的核心角色，他們並不會像傑隆這樣的力爭上游者一樣注定陷入貧困。
第二項關鍵差異在於，力爭上游者為了獲取機會而與家人和社群保持距離，與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將離家作為大學生活「體驗」相比，兩者的選擇對他人帶來的影響截然不同。力爭上游者以各種方式為家庭做出貢獻，像是親密關係、相互照顧、情感支持、照護關懷以及經常提供的財務支持，一旦他們離開後，他們很難在這些方面繼續做出貢獻。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對自身社群貢獻良多，像是作為其他孩子的榜樣、參與志願服務，或是單純幫助有需要的鄰居。由於力爭上游者生活的社群往往是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居民之間仰賴彼此提供重要支持。因此，力爭上游者離開的倫理代價，必須由已經面臨重重難題的社群承擔。這並非否認家人與社群可能會因力爭上游者的成功而獲利，而是強調這樣的成功也會讓力爭上游者的社群、朋友與家庭付出代價，讓他們原本面臨的困境更加艱難。對出生於優勢社群的孩子而言，選擇離家上大學通常不會伴隨著如此沉重的代價。
再次強調，我們必須記得，社會經濟高度分化的現象會以各種不同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例如，美國過去曾實施紅線制度（redlining），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住房政策，可能導致非裔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經濟條件並不差的情況下，卻得面臨與力爭上游者類似的困境。
到目前為止的討論顯示，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所需承擔的「距離」，對他們自己與所處的社群帶來了龐大的倫理負擔。但傑隆的故事也點出一個微妙的問題，可用來反駁這項觀點。據他所述，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有許多人都捲入犯罪或毒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正確的做法不是保持距離嗎？
對此，我們應該避免一概而論。傑隆的社群就像所有社群一樣，既有從事犯罪、飽受毒癮與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也有努力在貧困處境中奮力改善生活的人。我們不應該將他的社群描繪為犯罪和毒品問題的溫床。話雖如此，這個社群顯然正面臨嚴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從第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主張，基於他的成長環境，傑隆與他的社群保持距離是比較好的選擇，這也可能是他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徑。就第二個角度而言，儘管沒那麼實際，卻更為根本──我們必須提出另一個問題：傑隆是否必須與自己從小長大的社群保持距離，才能為自己開創更好的生活？對此，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某些人的個人成長與他們和家人、朋友及社群的關係相互衝突，社會本身即存在結構性的缺陷。這些重要倫理價值的弱化並非向上流動的必然結果。試想一下，假如傑隆在社經背景多元的社區長大，他會有什麼樣的經歷？即便家庭仍然貧困，他也不必與他的社群維持如此遙遠的距離。他就讀的學校將擁有更豐富的資源和更強的學術實力，他會與來自不同教育及社經背景的孩子和成人建立關係。如果他必須向他人尋求幫助，也能在周遭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中得到支持，他在高中時無家可歸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可以在有能力擔任榜樣的成年人身邊成長，而他未來的成就也不會完全取決於與足球教練的偶然相遇。
需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指傑隆如果在不同的社群中成長會更好，而是指如果社群中有更多人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或者這些挑戰並沒有集中在他的社群，情況會更理想。無論貧富，毒品濫用、酗酒和精神疾病問題影響了所有人，但如果家庭能夠取得必要的照護資源，並仰賴其他家庭的支持，這些沉重的問題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就不會那麼深。在社經條件較佳的環境中，如果孩子選擇離開社群生活，會因為距離而蒙受損失，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擇與力爭上游者面臨的選擇截然不同。一旦力爭上游者意識到，如果不犧牲與社群的連結便無法擺脫貧困時，他們面臨的正是悲劇性的抉擇。
社區的社會經濟高度分化會對美國社會帶來許多不良影響。貧困社群的學校、公園、社會福利及其他資源往往不如富裕社群，使得原本就處於劣勢的人承受更深的剝奪感。缺乏良好的教育機會也讓貧困的孩子很難在自己的社群內找到提升自我的機會。在弱勢人口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一旦有才能的成員必須離開家鄉追求更好的生活，社群承擔的倫理代價往往遭到忽略。當然，人才的離開也伴隨著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流失，同時也可能削弱或失去緊密的家庭、友誼與社群連結等重要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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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865084226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288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社會哲思＞社會議題＞社會觀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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