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隆的故事：桶子裡的螃蟹
人際關係是是賦予人生意義的重要因素。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擁有社交天性，他人的陪伴能幫助我們成長茁壯。當代哲學家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指出，我們的目標與人際關係「為我們的生活賦予目的與形狀」，因此是人類價值的重要核心。從嬰兒期到成年期，我們的成長主要仰賴與身邊人群的互動；朋友與家人不僅是社群的基礎，更是我們個人成長的重要支柱。但對力爭上游者而言，種族與經濟高度分化因素往往使人際關係與自身成長產生衝突。
我們可以從德州非裔美國青年傑隆（Jeron）*的故事觀察到這一點。我與傑隆碰面時，他身穿整齊的扣領襯衫，搭配帥氣的領結。他看起來就像大學輔導員該有的樣子──沉著、細心且和藹可親，很少人會猜到傑隆從小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中長大。傑隆的母親有毒癮，高中就輟學了；事實上，傑隆家中沒有人讀完高中。他們依靠政府救濟金勉強維生，住在奧斯汀（Austin）以非裔與拉丁裔為主的政府補助低收入住宅。根據傑隆的描述，他們的生活「就是為了生存，並確保餐桌上有食物」。
我問起與傑隆一起長大的人時，他說大部分的人「在街上販毒，仍然過著街頭生活。」但在他還小的時候，傑隆高度仰賴他的社群，即便母親無法好好照顧他，哥哥姊姊也時常進出監獄。當傑隆上七年級時，混亂的家庭狀況變得讓人難以承受，於是他離家出走。有時他住在朋友家，有時睡在街上。他朋友的家人曾收留他一段時間。在那段居無定所的時期，他每天早上上學時會將所有隨身物品藏在灌木叢後的桶子裡。高三那年，足球教練發現了他的祕密，那一刻他的人生徹底改變。這位教練收留了傑隆，並幫助他進入蘭斯頓大學（Langston University），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傑隆在德州某所州立大學的住宿與學習部門工作，幫助像他一樣的學生順利融入大學生活。
身為大學輔導員，傑隆對成功所付出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他提到，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其中一項困難之處，在於不讓自己被那些他最重視的家人與朋友「拖回去」。他將這個現象稱為「桶子裡的螃蟹」。螃蟹試圖從桶子裡爬出來時，會被其他螃蟹給拖回去；同樣地，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可能因為所愛的人而受到阻礙或拉回原地──即便對方可能出於好意。除了唯一一位也上了大學的童年好友外，傑隆社交圈中的多數人「要麼販毒，要麼打球，要麼入伍，沒別的路。要不然就是死，要不然就是進監獄。」因此，傑隆上大學時，他切斷了與原生社群的聯繫，搬到奧克拉荷馬州，因為正如他所說：「我覺得自己能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的唯一方式，就是徹底離開。」直到最近，他才重新回到以前的社區。
傑隆的故事展現出極端的向上流動個案。他生活的社區極度貧困，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也十分嚴峻，而且向上流動的途徑幾乎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人成長核心因素的人際關係反而成了負擔。要向上流動，他必須將這些關係拋在身後。
在他處尋找機會
傑隆的故事清楚呈現了貧窮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而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並不是所有力爭上游者都會面臨像傑隆一樣極端處境，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對力爭上游者而言，提升教育與經濟地位的機會往往存在於他們所處的社區之外。因此，即便在親友的支持與關愛之下，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階級，力爭上游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必須遠離那些原本對他們成長與發展而言重要的人際關係。為了上大學、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並在擁有良好升學傳統的學區中養育孩子，他們必須在實際上拉開與成長環境的距離。但這種距離同時具有隱喻意義，力爭上游者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與成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關注的事物以及觀點逐漸脫節。每個人必須走得多遠因人而異，但如何拿捏這段距離，往往是向上流動過程的重要經歷。
在美國，貧困家庭的孩子周遭往往都是與自己處境類似的人。貧困問題往往集中於特定社區，這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可能住在其他貧困家庭附近，也與其他貧困的孩子一同上學。如果這些孩子是拉丁裔或黑人，他們就讀的學校有三分之二以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機率比白人孩子高出兩倍。
貧困人口聚集的社區往往存在嚴重的問題，使得居住其中的孩子很難獲得良好的國民基本教育。由於資金不足、班級規模過大、師資缺乏經驗、校園暴力、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等諸多原因，嚴重弱勢社區的學校往往比中產階級社區的學校差得多。在弱勢社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僅畢業率偏低（只有六八%能順利畢業，而貧困比例較低的學校則為九一%），就讀四年制大學或取得學士學位的可能性也更小。傑隆就讀的高中對他這種背景的學生而言是典型的選擇，學校裡主要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學生。傑隆畢業那一年，兩百六十名學生中僅有六十人左右順利畢業。而那所學校在連續多年被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評為「學術表現不合格」後，最終只能面臨關閉的命運。傑隆能夠順利從高中畢業就已經令人佩服，可以離開社區去上大學簡直是奇蹟般的成就。
與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相比，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物質資源更為匱乏，在社群的組成以及孩子與社群的緊密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由於社會經濟高度分化造就的現實情況，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也會與其他同樣處於弱勢的人建立早期的重要人際關係。就這個現象本身而言並沒有任何問題，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高度集中的貧困人口往往伴隨著其他挑戰，威脅著這些人際關係的穩定。此外，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與處境類似的孩子一起生活、上學，也會在社群內建立深厚的連結。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研究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發現勞工階級的家長往往給予孩子更大程度的自由，允許他們花大量的時間與社區內的其他孩子及大家庭的成員玩在一起。因此，這些孩子通常與大家庭以及社區內其他勞工階級或貧困家庭的孩子建立深厚的連結。相較之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往往必須遵守更嚴格的日程規畫，像是在鋼琴課、足球練習等課外活動之間奔波，並透過這些活動與其他中產階級的成人和孩子互動、建立關係。
根據證據顯示，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往往生活在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社群，就讀於飽受各種問題困擾的學校，並與其他處境相似、面臨類似挑戰的人發展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力爭上游者在追求向上流動時付出的倫理代價本質上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畢竟，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孩子也會離家去上大學。事實上，遠赴千里以外求學被視為典型的美國大學體驗。那麼，經濟與種族高度分化的現象究竟帶來了什麼影響，使得力爭上游者必須承受的距離與倫理代價如此與眾不同呢？
其中一項關鍵差異在於，在高度貧困社區長大的人必須離開原本的社群，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最終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住進治安較佳、擁有優秀學區的社區，以供子女進入好學校。當然，許多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基於各種原因而離開原本的社群，但他們多數人不必離開才能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這是一種選擇。如果他們選擇留在家鄉，繼續維持與親友的關係，並扮演社群的核心角色，他們並不會像傑隆這樣的力爭上游者一樣注定陷入貧困。
第二項關鍵差異在於，力爭上游者為了獲取機會而與家人和社群保持距離，與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將離家作為大學生活「體驗」相比，兩者的選擇對他人帶來的影響截然不同。力爭上游者以各種方式為家庭做出貢獻，像是親密關係、相互照顧、情感支持、照護關懷以及經常提供的財務支持，一旦他們離開後，他們很難在這些方面繼續做出貢獻。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對自身社群貢獻良多，像是作為其他孩子的榜樣、參與志願服務，或是單純幫助有需要的鄰居。由於力爭上游者生活的社群往往是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居民之間仰賴彼此提供重要支持。因此，力爭上游者離開的倫理代價，必須由已經面臨重重難題的社群承擔。這並非否認家人與社群可能會因力爭上游者的成功而獲利，而是強調這樣的成功也會讓力爭上游者的社群、朋友與家庭付出代價，讓他們原本面臨的困境更加艱難。對出生於優勢社群的孩子而言，選擇離家上大學通常不會伴隨著如此沉重的代價。
再次強調，我們必須記得，社會經濟高度分化的現象會以各種不同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例如，美國過去曾實施紅線制度（redlining），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住房政策，可能導致非裔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經濟條件並不差的情況下，卻得面臨與力爭上游者類似的困境。
到目前為止的討論顯示，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所需承擔的「距離」，對他們自己與所處的社群帶來了龐大的倫理負擔。但傑隆的故事也點出一個微妙的問題，可用來反駁這項觀點。據他所述，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有許多人都捲入犯罪或毒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正確的做法不是保持距離嗎？
對此，我們應該避免一概而論。傑隆的社群就像所有社群一樣，既有從事犯罪、飽受毒癮與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也有努力在貧困處境中奮力改善生活的人。我們不應該將他的社群描繪為犯罪和毒品問題的溫床。話雖如此，這個社群顯然正面臨嚴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從第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主張，基於他的成長環境，傑隆與他的社群保持距離是比較好的選擇，這也可能是他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徑。就第二個角度而言，儘管沒那麼實際，卻更為根本──我們必須提出另一個問題：傑隆是否必須與自己從小長大的社群保持距離，才能為自己開創更好的生活？對此，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某些人的個人成長與他們和家人、朋友及社群的關係相互衝突，社會本身即存在結構性的缺陷。這些重要倫理價值的弱化並非向上流動的必然結果。試想一下，假如傑隆在社經背景多元的社區長大，他會有什麼樣的經歷？即便家庭仍然貧困，他也不必與他的社群維持如此遙遠的距離。他就讀的學校將擁有更豐富的資源和更強的學術實力，他會與來自不同教育及社經背景的孩子和成人建立關係。如果他必須向他人尋求幫助，也能在周遭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中得到支持，他在高中時無家可歸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可以在有能力擔任榜樣的成年人身邊成長，而他未來的成就也不會完全取決於與足球教練的偶然相遇。
需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指傑隆如果在不同的社群中成長會更好，而是指如果社群中有更多人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或者這些挑戰並沒有集中在他的社群，情況會更理想。無論貧富，毒品濫用、酗酒和精神疾病問題影響了所有人，但如果家庭能夠取得必要的照護資源，並仰賴其他家庭的支持，這些沉重的問題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就不會那麼深。在社經條件較佳的環境中，如果孩子選擇離開社群生活，會因為距離而蒙受損失，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擇與力爭上游者面臨的選擇截然不同。一旦力爭上游者意識到，如果不犧牲與社群的連結便無法擺脫貧困時，他們面臨的正是悲劇性的抉擇。
社區的社會經濟高度分化會對美國社會帶來許多不良影響。貧困社群的學校、公園、社會福利及其他資源往往不如富裕社群，使得原本就處於劣勢的人承受更深的剝奪感。缺乏良好的教育機會也讓貧困的孩子很難在自己的社群內找到提升自我的機會。在弱勢人口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一旦有才能的成員必須離開家鄉追求更好的生活，社群承擔的倫理代價往往遭到忽略。當然，人才的離開也伴隨著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流失，同時也可能削弱或失去緊密的家庭、友誼與社群連結等重要價值。
人際關係是是賦予人生意義的重要因素。亞里斯多德認為，人類擁有社交天性，他人的陪伴能幫助我們成長茁壯。當代哲學家山謬．薛富勒（Samuel Scheffler）指出，我們的目標與人際關係「為我們的生活賦予目的與形狀」，因此是人類價值的重要核心。從嬰兒期到成年期，我們的成長主要仰賴與身邊人群的互動；朋友與家人不僅是社群的基礎，更是我們個人成長的重要支柱。但對力爭上游者而言，種族與經濟高度分化因素往往使人際關係與自身成長產生衝突。
我們可以從德州非裔美國青年傑隆（Jeron）*的故事觀察到這一點。我與傑隆碰面時，他身穿整齊的扣領襯衫，搭配帥氣的領結。他看起來就像大學輔導員該有的樣子──沉著、細心且和藹可親，很少人會猜到傑隆從小在極度貧困的環境中長大。傑隆的母親有毒癮，高中就輟學了；事實上，傑隆家中沒有人讀完高中。他們依靠政府救濟金勉強維生，住在奧斯汀（Austin）以非裔與拉丁裔為主的政府補助低收入住宅。根據傑隆的描述，他們的生活「就是為了生存，並確保餐桌上有食物」。
我問起與傑隆一起長大的人時，他說大部分的人「在街上販毒，仍然過著街頭生活。」但在他還小的時候，傑隆高度仰賴他的社群，即便母親無法好好照顧他，哥哥姊姊也時常進出監獄。當傑隆上七年級時，混亂的家庭狀況變得讓人難以承受，於是他離家出走。有時他住在朋友家，有時睡在街上。他朋友的家人曾收留他一段時間。在那段居無定所的時期，他每天早上上學時會將所有隨身物品藏在灌木叢後的桶子裡。高三那年，足球教練發現了他的祕密，那一刻他的人生徹底改變。這位教練收留了傑隆，並幫助他進入蘭斯頓大學（Langston University），這是一所歷史悠久的黑人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後，傑隆在德州某所州立大學的住宿與學習部門工作，幫助像他一樣的學生順利融入大學生活。
身為大學輔導員，傑隆對成功所付出的努力有了更深刻的反思。他提到，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其中一項困難之處，在於不讓自己被那些他最重視的家人與朋友「拖回去」。他將這個現象稱為「桶子裡的螃蟹」。螃蟹試圖從桶子裡爬出來時，會被其他螃蟹給拖回去；同樣地，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可能因為所愛的人而受到阻礙或拉回原地──即便對方可能出於好意。除了唯一一位也上了大學的童年好友外，傑隆社交圈中的多數人「要麼販毒，要麼打球，要麼入伍，沒別的路。要不然就是死，要不然就是進監獄。」因此，傑隆上大學時，他切斷了與原生社群的聯繫，搬到奧克拉荷馬州，因為正如他所說：「我覺得自己能順利完成大學學業的唯一方式，就是徹底離開。」直到最近，他才重新回到以前的社區。
傑隆的故事展現出極端的向上流動個案。他生活的社區極度貧困，隨之而來的各種挑戰也十分嚴峻，而且向上流動的途徑幾乎不存在。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個人成長核心因素的人際關係反而成了負擔。要向上流動，他必須將這些關係拋在身後。
在他處尋找機會
傑隆的故事清楚呈現了貧窮問題帶來的嚴重後果，而這樣的情況其實並不罕見。並不是所有力爭上游者都會面臨像傑隆一樣極端處境，然而，正如我們將看到的，對力爭上游者而言，提升教育與經濟地位的機會往往存在於他們所處的社區之外。因此，即便在親友的支持與關愛之下，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階級，力爭上游者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必須遠離那些原本對他們成長與發展而言重要的人際關係。為了上大學、找到中產階級的工作，並在擁有良好升學傳統的學區中養育孩子，他們必須在實際上拉開與成長環境的距離。但這種距離同時具有隱喻意義，力爭上游者會感覺到，自己的生活與成長過程中的人際關係、關注的事物以及觀點逐漸脫節。每個人必須走得多遠因人而異，但如何拿捏這段距離，往往是向上流動過程的重要經歷。
在美國，貧困家庭的孩子周遭往往都是與自己處境類似的人。貧困問題往往集中於特定社區，這表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可能住在其他貧困家庭附近，也與其他貧困的孩子一同上學。如果這些孩子是拉丁裔或黑人，他們就讀的學校有三分之二以上來自低收入家庭的機率比白人孩子高出兩倍。
貧困人口聚集的社區往往存在嚴重的問題，使得居住其中的孩子很難獲得良好的國民基本教育。由於資金不足、班級規模過大、師資缺乏經驗、校園暴力、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等諸多原因，嚴重弱勢社區的學校往往比中產階級社區的學校差得多。在弱勢社區學校上學的孩子，不僅畢業率偏低（只有六八%能順利畢業，而貧困比例較低的學校則為九一%），就讀四年制大學或取得學士學位的可能性也更小。傑隆就讀的高中對他這種背景的學生而言是典型的選擇，學校裡主要是低收入的有色人種學生。傑隆畢業那一年，兩百六十名學生中僅有六十人左右順利畢業。而那所學校在連續多年被德州教育局（Texas Education Agency）評為「學術表現不合格」後，最終只能面臨關閉的命運。傑隆能夠順利從高中畢業就已經令人佩服，可以離開社區去上大學簡直是奇蹟般的成就。
與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相比，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物質資源更為匱乏，在社群的組成以及孩子與社群的緊密程度上也有所不同。由於社會經濟高度分化造就的現實情況，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也會與其他同樣處於弱勢的人建立早期的重要人際關係。就這個現象本身而言並沒有任何問題，但正如我們將看到的，高度集中的貧困人口往往伴隨著其他挑戰，威脅著這些人際關係的穩定。此外，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不僅與處境類似的孩子一起生活、上學，也會在社群內建立深厚的連結。社會學家安妮特・拉蘿研究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家庭的教養方式，發現勞工階級的家長往往給予孩子更大程度的自由，允許他們花大量的時間與社區內的其他孩子及大家庭的成員玩在一起。因此，這些孩子通常與大家庭以及社區內其他勞工階級或貧困家庭的孩子建立深厚的連結。相較之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往往必須遵守更嚴格的日程規畫，像是在鋼琴課、足球練習等課外活動之間奔波，並透過這些活動與其他中產階級的成人和孩子互動、建立關係。
根據證據顯示，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孩子往往生活在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社群，就讀於飽受各種問題困擾的學校，並與其他處境相似、面臨類似挑戰的人發展關係。然而，這並不代表力爭上游者在追求向上流動時付出的倫理代價本質上有什麼特別的問題。畢竟，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家庭孩子也會離家去上大學。事實上，遠赴千里以外求學被視為典型的美國大學體驗。那麼，經濟與種族高度分化的現象究竟帶來了什麼影響，使得力爭上游者必須承受的距離與倫理代價如此與眾不同呢？
其中一項關鍵差異在於，在高度貧困社區長大的人必須離開原本的社群，才能獲得良好的教育，最終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住進治安較佳、擁有優秀學區的社區，以供子女進入好學校。當然，許多中產階級的年輕人基於各種原因而離開原本的社群，但他們多數人不必離開才能享受中產階級的生活。這是一種選擇。如果他們選擇留在家鄉，繼續維持與親友的關係，並扮演社群的核心角色，他們並不會像傑隆這樣的力爭上游者一樣注定陷入貧困。
第二項關鍵差異在於，力爭上游者為了獲取機會而與家人和社群保持距離，與中產階級家庭孩子將離家作為大學生活「體驗」相比，兩者的選擇對他人帶來的影響截然不同。力爭上游者以各種方式為家庭做出貢獻，像是親密關係、相互照顧、情感支持、照護關懷以及經常提供的財務支持，一旦他們離開後，他們很難在這些方面繼續做出貢獻。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對自身社群貢獻良多，像是作為其他孩子的榜樣、參與志願服務，或是單純幫助有需要的鄰居。由於力爭上游者生活的社群往往是貧困人口高度集中的地區，居民之間仰賴彼此提供重要支持。因此，力爭上游者離開的倫理代價，必須由已經面臨重重難題的社群承擔。這並非否認家人與社群可能會因力爭上游者的成功而獲利，而是強調這樣的成功也會讓力爭上游者的社群、朋友與家庭付出代價，讓他們原本面臨的困境更加艱難。對出生於優勢社群的孩子而言，選擇離家上大學通常不會伴隨著如此沉重的代價。
再次強調，我們必須記得，社會經濟高度分化的現象會以各種不同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例如，美國過去曾實施紅線制度（redlining），這種帶有種族歧視的住房政策，可能導致非裔美國中產階級家庭在經濟條件並不差的情況下，卻得面臨與力爭上游者類似的困境。
到目前為止的討論顯示，力爭上游者在向上流動的過程中所需承擔的「距離」，對他們自己與所處的社群帶來了龐大的倫理負擔。但傑隆的故事也點出一個微妙的問題，可用來反駁這項觀點。據他所述，在他的成長過程中，身邊有許多人都捲入犯罪或毒品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難道正確的做法不是保持距離嗎？
對此，我們應該避免一概而論。傑隆的社群就像所有社群一樣，既有從事犯罪、飽受毒癮與精神疾病困擾的人，也有努力在貧困處境中奮力改善生活的人。我們不應該將他的社群描繪為犯罪和毒品問題的溫床。話雖如此，這個社群顯然正面臨嚴重的問題。
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思考這個問題。從第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可以主張，基於他的成長環境，傑隆與他的社群保持距離是比較好的選擇，這也可能是他改善生活的唯一途徑。就第二個角度而言，儘管沒那麼實際，卻更為根本──我們必須提出另一個問題：傑隆是否必須與自己從小長大的社群保持距離，才能為自己開創更好的生活？對此，我認為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某些人的個人成長與他們和家人、朋友及社群的關係相互衝突，社會本身即存在結構性的缺陷。這些重要倫理價值的弱化並非向上流動的必然結果。試想一下，假如傑隆在社經背景多元的社區長大，他會有什麼樣的經歷？即便家庭仍然貧困，他也不必與他的社群維持如此遙遠的距離。他就讀的學校將擁有更豐富的資源和更強的學術實力，他會與來自不同教育及社經背景的孩子和成人建立關係。如果他必須向他人尋求幫助，也能在周遭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中得到支持，他在高中時無家可歸的情況幾乎不可能發生。他可以在有能力擔任榜樣的成年人身邊成長，而他未來的成就也不會完全取決於與足球教練的偶然相遇。
需要澄清的是，我並不是指傑隆如果在不同的社群中成長會更好，而是指如果社群中有更多人擁有更好的生活條件，或者這些挑戰並沒有集中在他的社群，情況會更理想。無論貧富，毒品濫用、酗酒和精神疾病問題影響了所有人，但如果家庭能夠取得必要的照護資源，並仰賴其他家庭的支持，這些沉重的問題對孩子造成的傷害就不會那麼深。在社經條件較佳的環境中，如果孩子選擇離開社群生活，會因為距離而蒙受損失，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選擇與力爭上游者面臨的選擇截然不同。一旦力爭上游者意識到，如果不犧牲與社群的連結便無法擺脫貧困時，他們面臨的正是悲劇性的抉擇。
社區的社會經濟高度分化會對美國社會帶來許多不良影響。貧困社群的學校、公園、社會福利及其他資源往往不如富裕社群，使得原本就處於劣勢的人承受更深的剝奪感。缺乏良好的教育機會也讓貧困的孩子很難在自己的社群內找到提升自我的機會。在弱勢人口高度集中的情況下，一旦有才能的成員必須離開家鄉追求更好的生活，社群承擔的倫理代價往往遭到忽略。當然，人才的離開也伴隨著經濟與人力資本的流失，同時也可能削弱或失去緊密的家庭、友誼與社群連結等重要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