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

前言

我原本是精神科醫師，一開始在大阪的公立精神科醫院擔任兒童精神科醫師，之後進入少年院（※01）擔任法務技官（※02）；二○一六年來到目前任教的立命館大學，主要負責臨床心理相關課程。

當年，我在門診與病房診療了許多發展障礙、遭受虐待、拒絕上學、正值青春期的兒童，該所醫院的規模在關西屬於醫學中心等級，自然會接觸到各類病例。以發展障礙的門診為例，從申請到初診要排上四年才看得到醫師，病患人數多到醫院幾乎無法發揮作用。除了診斷兒童之外，我也曾經鑑定犯下殺人等滔天大罪的成年犯與少年犯的精神狀態，工作充滿挑戰。

當時，我定期前往某所設施看診，並提供發展障礙相關諮詢，因此接觸到一名發展障礙的少年。他的偏差行為是渴望碰觸女性或女童的身體，所以屢屢前往這些人聚集的地點，尋找下手的對象。遇上這名少年，大幅轉換了我的人生方向。

我把北美地區根據「認知行為治療」而制訂的性侵防治工作手冊翻成日文，在該所設施使用這本效果可期的工作手冊，持續治療少年；同時也請這位少年來看門診，處方藥物以抑制累積於心中的各種壓力。

所謂認知行為治療是，藉由矯正扭曲的想法以增進適當的行為、想法、情感，減少偏差行為，具有改善社交技巧等效果，在心理治療領域成果豐碩。

例如：甲向乙打招呼，乙沒有回答，甲因而勃然大怒，認為「乙故意無視我，討厭我」，之後找乙的麻煩或忽視乙。認知行為治療的目的是促使甲改變想法，例如「可能是我打招呼太小聲，乙沒聽到」或「乙可能想事情想得太專心而沒聽到」。如此一來，甲或許會覺得「上次是我太小聲，這次大聲點打招呼」而再度向乙打招呼。倘若乙有所反應，甲便會發現之前以為「乙故意無視我，討厭我」，其實是自己的想法扭曲所致，自然而然開始採取適當的行為，打招呼等社交技巧也會有所改善。

藉由改善想法以採取適當行為的認知行為治療，也是治療性侵犯的基本做法。性侵犯可能對性懷抱扭曲的想法（女性其實都希望遭到侵犯），對人際關係抱持「所有人都是敵人」「大家都躲著我」「我這個人沒有價值」等攻擊性的想法或被害妄想而犯下罪行。認知行為治療的目的在於轉變扭曲的想法，改善其偏差行為。我用在該名少年身上的工作手冊正是這套辦法。

少年每次結束治療時都表示已經明白自己錯在哪裡，來看門診時也反覆誠心宣稱日後不會再犯。我屢屢以為已經矯正成功，他卻又重蹈覆轍──好幾次在回診前又出現性方面的偏差行為。為何矯正失敗，我百思不得其解。之後才終於明白，智能障礙導致他的認知功能不全，所以基本上從未正確了解工作手冊的意義。

認知行為治療的前提是「認知功能沒有問題」，從未證明該療法用在認知功能不全者身上是否生效。那麼，認知功能有問題的究竟是什麼樣的兒童呢？其實就是「發展障礙」或是「智能障礙」的兒童。換句話說，認知行為治療用在這群孩子身上，可能無法獲得預期的效果。實際上，第一線人員不知該如何應對的也是同一群孩童。

究竟該怎麼做才能真正幫到這群孩子呢？一般社會大眾以為醫院是最後一道防線，其實醫師也無法提供正確答案。針對屢屢出現相同偏差行為的發展障礙少年和智能障礙少年，唯一的解決辦法只有治標的處方藥物，缺乏治本的療法。

我深感院方能力有限，每日悶悶不樂。另外，工作時協助鑑定發展障礙少年犯的精神狀態，深深明白這些犯下殺人或殺人未遂的少年究竟有何問題與其犯罪背景，卻絲毫不知該如何給予具體的援助。我實在不認為處方藥物以外的個別面談、認知行為治療、職能治療能發揮效果，卻也想不出其他辦法。日本國內找不到鑽研此類療法的醫師與醫療機構。當我一步步搜尋資料，發現三重縣一所專門收容這群發展障礙和智能障礙的非行少年矯正機構──「醫療少年院」。

發展障礙兒童或智能障礙兒童的家長與老師等相關人士，最不希望這些孩子淪落到進少年院。他們原本應該在庇護下成長茁壯，卻成為傷害他人的加害人，不得不進入矯正機構。這種結果正是所謂「教育失敗」。我心想，倘若進入大家認為是「最糟下場」的矯正機構，或許能找到一些援助這群兒童的線索，於是我辭去原本的精神科醫院，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前往醫療少年院。

任職於公立精神科醫院的兒童精神科時，我自認對於兒童與青少年具備一定程度的了解，然而來到醫療少年院才發現自己原來是井底之蛙。

同樣是發展障礙，醫療少年院的少年所面對的問題與我之前在醫院看診的情況大相逕庭。事實上，能到醫院就診的兒童與青少年是較為幸福的一群人。當中雖然也有受虐兒，至少身邊有監護人或相關人士能帶他們到醫院。實際情況是，許多兒童往往有問題也不曾就診，沒有人發現他們其實需要特殊教育。他們在學校遭遇霸凌或出現行為偏差，最後成為非行少年，進而遭到警方逮捕並送到少年鑑別所（※03），這才發現「這個孩子其實是智能障礙（或是發展障礙）」。這種現況也意味著當前的特殊教育等學校教育並未發揮功效。

我也想了解收容非行少女的女子少年院，離開醫療少年院之後前往女子少年院任職一年。女子少年院與醫療少年院的問題部分重疊，卻也不盡相同。本書主旨並非探討偏差行為的男女差異，書中提出的問題性質與解決辦法不因性別而有所不同，因此略過性別差異，不予討論。此外，本書列舉的例子包括女子少年院的案例。日本的矯正機構也以少年稱呼女孩，因此統一使用「少年」一詞。我根據自己在少年院的所見所聞，說明這群孩子的特徵，提出協助更生與預防的方案。

書中內容主要源自我在醫療少年院的工作經驗。目前全日本共有五十所少年院，並非所有少年院都收容發展障礙或智能障礙的非行少年。然而加上我在女子少年院工作的經驗與來自其他少年院的資訊，我發現過往任職的醫療少年院中的少年並非特例。本書描寫的非行少年特徵，同樣適用於其他少年院的眾多少年。
 
※01　少年院：類似臺灣的少年輔育院，臺灣的少年輔育院現已改制為矯正學校。
※02　法務技官：隸屬法務省（類似臺灣的法務部）的專業技術人員。
※03　少年鑑別所：類似臺灣的少年觀護所。

推薦序1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教授／李茂生

數年前，某矯正學校遭逢一個特殊案例：一位特殊教育少年，屢次犯罪而被少年法庭裁定感化教育並收容至矯正學校，他無法適應封閉式環境，易怒，且與他人衝突不斷。有天在中央臺，挑釁其他班級同學而遭到圍毆的群體暴動事件發生後，監察委員留意到矯正學校沒有特殊教育資源。在多方努力下，企業家捐贈特殊教育專用教室、地方政府提供巡迴的特殊教育師資，數個月後，該生終於擁有與他人溝通的正常反應。這是特殊教育進入矯正學校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我們只提供了一般教育與補習教育的資源而已。

這種特教生，雖然不是唯一，但整體而言數量應該不多。那麼對於其他的矯正學校少年，我們是否提供普通的教育資源即可？此事件發生之前，該矯正學校曾出現集體用餐的餐廳集團互毆事件，法務部的反應是下令禁止在餐廳集團用餐，改成分別於舍房用餐的方式，企圖防止類似事件的發生。但是學生們在其他場合的集團鬥毆事件仍然層出不窮，當局除了懲戒相關人員外，僅能採取精神講話與局部隔離的策略，企圖阻止這種會讓教育現場崩壞的氛圍。

法務部與矯正學校的這種態度，暗暗指出這些桀驁不馴的孩子，除了以物理力隔離外，別無他法予以矯治，而精神訓話、生活教導，也只是盡個人事而已。在成人的眼中，對於已經給予機會但卻無法確實掌握這個機會的孩子，僅能放棄，讓他離校；等待成人，司法自然會將之關到監獄中，繼續其悲慘的人生之途。

一九九七年成立兩所矯正學校時，依法規定，教育部應該負起指導教育的職責，卻從未參與也並未提供任何教育資源。多年後因緣際會，教育部被迫開始參與矯正學校裡的教育事務，並且展開一連串矯正學校學生的學力檢測。結果發現收容於矯正學校裡的犯罪少年，其學歷與學力根本不相互吻合。也就是說這些犯罪少年縱然有一定的學歷，但事實上根本沒有在學校中習得任何相符的學力。事後國教署所採行的策略則是設計一套評鑑標準，利用定期的訪視加強學校的一般教育功能。換句話說，國教署認為不會寫字？多練習寫字即可；不會算術？多做練習題即可。但是這會有用嗎？

這項調查已經表明一個事實，這些司法少年學力不足，而本書則是傳遞另一個訊息，亦即少年們並不是不喜歡讀書，而是不會讀書。視覺障礙與聽覺障礙導致認知能力介於臨界點的少年們，無法獲得應有的臨摹、想像的能力，進而失去社交能力，無法理解他人反應的社會意義且產生誤解後，某些少年舉動觸犯《刑法》，而進入少年院（矯正學校）。這些並不屬於特教生的少年們，通常從小二就會展現徵兆，但是一般教育體系只認為這些少年頑劣、不喜歡讀書而已。對於這些少年，只是一味地訓誡要其反省改善是沒有用的。從一開始，他們就無法理解包含成人在內的人們話語或行動的意義。要改善他們的狀況，必須走一條與以往不同的路線。

二○一五年去世的立命館大學教授岡本茂樹寫過幾本極具啟發性的書，例如《教出殺人犯》（原文應該是：我是想養出好孩子，怎料卻成了犯罪人）與《逼孩子反省會讓他成為罪犯》，氏主張不應強求孩子反省，而該教導他學習信賴與仰賴他人，逼迫反省只會讓孩子邁向地獄。岡本教授逝世後，本書作者進入立命館大學任教，某種意義下，作者認為必須承繼岡本教授的遺志，繼續探討如何讓孩子健全成長的議題。作者承繼了什麼，繼續發展了怎樣的論述，其實在本書中已經表明得非常清楚。不要逼孩子反省，是因為孩子根本沒有基本的智能去理解人際關係，也沒有能力去反省，重點應該置於如何讓孩子增強認知能力，而不是在基本功都沒練過的情形下，要求其反省、改過。本書的最後一章，作者簡潔地整理出每天早自習花五分鐘訓練，即可增強少年認知能力的方法。少年有了正常的認知能力，我們才可能繼續援助其健全成長。看似簡單，其實必須經過長期的觀察、研究後，才能得到確證。

司法改革國是會議第五組曾經建議成立「少年矯正教育研究中心」，然而無法得到大會的認可，足證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大會某層面上的短視。作者的這本書於去年（編按：二○一九年）七月出版，瞬間火紅。或許書名取為《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有點誇大其詞，少年們不是不會切，而是不會均等地切蛋糕，再者論述跳來跳去，讀者必須花一點時間進行後續的整理與理解；但是正如本書於最終所建議：「讓罪犯轉變為納稅人」，才是真正的司法投資。投資一點資源，發展正確的矯正教育內容與技能，真的有這麼難嗎？

或許這件事情在臺灣真的很困難。基於不理解，進而採取排除或翦除策略的另一個對象就是思覺失調症。早期發病後，縱然用藥，也會因為無病識感而停藥，復發後情況更加嚴重，在幻聽幻覺下犯下大錯。最近的思覺失調症患者殺害鐵路警察案，重點不在於《刑法》第十九條的精神鑑定與對於責任能力的法官認定，嘉義地院的判決已經表達得非常清楚（雖然民眾不會去看），更不在於是否要將監護處分改成長期或不定期（例如反世界潮流的司法精神病院的建設）。重點應該在於犯案前後我們社會對這類的病患提供了多少的資源，強制用藥與長期拘禁只是整體社會不欲理解患者，僅想將其排除於社會外的道具而已。可惜的是，臺灣社會現今只會質疑精神鑑定，如果質疑不成則利用保安處分長期監禁病患而已。

比起其他國家，臺灣相對而言已經較為安全，但不管是街頭聚眾鬥毆、性侵或是殺人，每一件都造成非常大的個人與社會損失。不要和我說等到你也被害時再來說嘴。在不願意投入資源健全整體的知能狀況與精神健康狀態的臺灣，我當然也會怕，也想求安全。問題是讓我害怕的，不僅是這些因知能不足或精神疾病而侵犯他人的人們，更讓我疑懼的是不欲解決問題的臺灣政府與民眾，這種現況讓我排斥所有異於我的人，讓我的人性墮落。

推薦序2

前臺灣兒童青少年精神醫學會理事長／陳映雪

生命的活動，大腦功能的重要性是無與倫比。二次世界大戰後，科技的創新多少為我們打開一些大腦的奧祕，其中神經發展學與神經心理學的研究讓我們對大腦的認知功能有突破性的認識。在高齡化的臺灣，大家對「老年失智症」的名稱耳熟能詳，它就是老年的大腦認知障礙。

倘若認知功能障礙發生在兒童青少年，我們不叫它「失智症」，醫學診斷為「智能不足」，個案到發病時仍然在大腦發展的過程當中，但其認知功能相較於同年齡者低落很多，且因認知功能低落，連帶在學習、人際溝通、社會互動、工作上遇到各種生活適應的困擾。兒童青少年階段還有一種大腦發展性的認知功能障礙，個案智能基本上是正常，但在閱讀或數學或書寫有各種程度的障礙，導致生活各面向無法適應，臨床上診斷為「特定性學習障礙症」。

現實生活中，中度或重度以上的智能不足患者，因障礙嚴重，有明顯的肢體或語言異常的現象，容易被察覺。然而本書的主角們是輕度或臨界智能不足患者，或學習障礙症患者，外表正常甚至可愛，人際溝通也無明顯問題，除非父母老師很敏感，否則多數個案潛在的障礙往往未被察覺，很不幸的，日積月累錯過可以介入與教導的機緣，長期下來，如滾雪球般產生許多障礙，作者將日後可能續發的障礙稱為「四次障礙」，可見影響廣大深遠。也因此「及早察覺，及早介入」的重要，不言而喻。在臺相關工作人員一直都很期待兒青個案能像「老年失智症」患者一樣，得到更多大眾的關注。

《不會切蛋糕的犯罪少年》書中，所謂「不會切蛋糕」指的是不會等分分配蛋糕的認知障礙，不是不會切蛋糕的動作問題。大腦認知功能含括內容極為多樣與繁複，由簡而繁，各個環環相扣，其中統合視聽知覺、理解、詮釋、判斷、計畫、執行、檢討反省，以及情緒調控的執行功能是最高端的一環，這些出了狀況，當然生活中經常犯錯，一些個案也容易受環境影響步入歧途，涉入犯罪。這些個案的經歷與心路歷程，成為本書的靈魂，經由作者細膩的觀察與描述，殷切盼望大眾可以了解有些犯罪青少年的成因，他們表面的憤怒或衝動行為，不只是低自尊或心情低落，不只是仇視心態，不只是環境誘惑，也不只是父母或師長教導無方，而是還有少為人了解與探索的大腦認知功能障礙。這種理解是何其重要，否則，即使再多的介入也彷彿緣木求魚，未打入核心，不易見效。作者在書中提供協助的方法，希望能對個案了解與介入，減少後續的犯罪，增進他們的生活適應。

日本與臺灣的文化社會極為相近，書中的案例與介入也很貼近臺灣的現實狀況，頗具實用性。尤其作者強調從「社會」「學習」「身體」三方面介入，使用「認知功能強化訓練」來改善。書中雖以犯罪青少年為主軸，但有許多臨界智商、輕度智能不足、學習障礙症個案，並未產生犯罪，防微杜漸，他們需要獲得協助，很適合這類個案的父母、老師、醫療人員參閱。

本書作者是日本資深兒童精神科醫師，對兒童心智發展與兒童精神醫療有深厚的底子，加上在日本醫療少年院輔導發展障礙的犯罪兒童青少年經驗豐碩，尤其從大腦神經心理的角度闡述，經由案例介紹當今醫療與教育界的侷限、如何察覺評估，並創新提出強化認知功能的訓練與可能成效，在兒童精神醫療界堪稱寥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