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姆林宮的中國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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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次中小學生讀物選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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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報套書展

內容簡介

是浪漫的革命理想，還是殘酷的清洗與鬥爭地獄？
在這個酷寒國度中，共產與理想的殿堂，將對兩位後來的國家領導人
──蔣經國、鄧小平──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偉大理想與熱情青春，留下的卻是血色教訓。★

紅色麥加：救國理想與革命輸出的交會點
1920年代，莫斯科是全球共產革命者朝聖的「紅色麥加」。數以千計的中國青年懷抱救國理想，跨越西伯利亞進入蘇聯的共產主義大學，期望為中國打造新的未來，夢想規劃烏托邦中國的藍圖。但這一場浪漫的追求，卻一步步捲入極權政治的漩渦，最終成為一場煉獄。

領袖同窗：重塑國共兩黨的祕密基因
國共兩黨的未來領袖蔣經國與鄧小平，皆曾在此學習。學校刻入他們的記憶裡，不只是共產主義的理想，更有紀律、批鬥以及集權統治的思維。蔣經國對蘇聯經歷諱莫如深，但日後他的政治職務與手腕都隱含這段經歷的影響。鄧小平後來所推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被認為帶有蘇聯基因。這段莫斯科歲月，深刻影響了中國與台灣的政治發展。

解密檔案：革命真的可以被「輸出」嗎？
歷史學家阿林切瓦與潘佐夫運用了首度公開的布爾什維克黨的紀錄片素材與第三國際檔案，以及中國留學生與史達林的勞改營囚犯回憶錄，重建了1917至1940年間鮮為人知的歷史現場。當革命成為可以「輸出」的理想工程，等待這群年輕人的，究竟是烏托邦，還是權力吞噬信仰的血色教訓？

作者

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
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中國研究的副教授。她已出版十五種以上著作，包括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oviet Russia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2015)與 Lives and Fates of the First Chinese Communists (2021)。達利亞．阿林切瓦（Daria A. Arincheva）
俄國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National Research University 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中國研究的副教授。她已出版十五種以上著作，包括 Chinese Revolutionaries in Soviet Russia in the 1920s and the 1930s (2015)與 Lives and Fates of the First Chinese Communists (2021)。

譯者

梁思文（Steven I. Levine）
美國蒙大拿大學（University of Montana）莫林‧曼斯菲爾德及邁克‧曼斯菲爾德中心高級研究員，哈佛大學博士。梁思文專攻現代中國政治及外交政策︑美國─東亞關係，曾出版多本譯作，包括《蔣介石：失敗的勝利者》、《毛澤東：真實的故事》、《鄧小平：革命人生》、與韓德（Micheal H.Hunt）合著的《弧形帝國：美國在亞洲的戰爭，從菲律賓到越南》（Arc of Empire: America's Wars in Asia from the Philippines to Vietnam）等︒何修瑜
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紐約理工學院傳播藝術碩士。史學譯著包括《帝國的勝利：從哈德良到君士坦丁的羅馬世界》、《法蘭西全史》、《1953：伊朗關鍵之年，一場被掩蓋的政變》、《伊斯蘭新史》、《鄂圖曼帝國的殞落》、《在風暴來臨之前：羅馬共和國殞落的開始》等。

目錄

縮寫詞表
圖片目錄
人物介紹
前言
第一部　在俄國革命的旋風中
1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大戰之後在蘇俄的中國人
2 在「紅色麥加」──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的中國學生
第二部　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
3 教育與史達林化
4 學生的派系鬥爭
第三部　俄國的中國共產黨與史達林的肅清運動
5 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學生
6 「人民公敵」：從「赤色麥加」到勞改營
結語
致謝
附錄一：參加蘇聯國際共產黨會議的中國革命者
附錄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最高機構的中國代表
附錄三：派駐蘇俄國際共產黨組織的中國成員與代表
註釋
索引

序／導讀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傍晚七點，莫斯科大劇院裡坐滿了人。由俄國布爾什維克黨提供資金與指導方針的國際性革命組織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來自五十二個國家、一百零三個共產主義組織的六百零五位代表以及為數眾多的來賓與記者，熱烈歡迎以主席團成員身分在舞台上就座的列寧（Vladimir Ilyich Lenin）、季諾維也夫（Grigorii Evseevich Zinoviev）、托洛斯基（Leon Davidovich Trotsky）與其他蘇俄領導者。名叫張太雷的二十三歲中國共產黨員是大會的正式代表，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第一位與會的代表，與在場其他人一起熱烈鼓掌。他「身材高大，留著梳理整齊的長髮」，從他的圓眼鏡後方「以聰慧的堅定目光，無畏地注視著他人」，展露出開朗、燦爛的笑容。
三週後的七月十二日，在克里姆林宮豪華的安德烈耶夫廳（Andreev Hall）裡討論東方問題的第二十三次會議中，張太雷發表了一場關於中國共產黨運動的五分鐘演說。他的英語十分流利。按照大會規定，他的演說時間不能更長。他準備了一份二十二頁的書面報告，詳細說明中國政治與社會經濟現狀，以及日益壯大的共產主義勞工運動（他早在六月十日就已準備好）。這是一名實際參與發展中的中國共產黨運動成員所提交給共產國際的第一份書面報告。
除了張太雷，其他幾個中國人也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包括二十二歲的俞秀松，他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臨時中央委員會書記，同時也是上海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書記的核心人物。他是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非正式代表。此外還有二十二歲的瞿秋白，他是張太雷的同鄉與同窗，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六月在莫斯科推薦他加入共產黨，他是以北京《晨報》記者的身分觀察大會。另一名觀察員是俞秀松與瞿秋白的同僚陳為人，是一九二○年七月十九日創建的上海布爾什維克黨圈子裡的成員，他和俞秀松也代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社會主義黨創始人之一，三十八歲的江亢虎也是正式代表，他有諮詢投票權，然而他並非共產黨員，並且在代表大會召開的第四天後，因為非正式代表俞秀松與正式代表張太雷寫了幾封信給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季諾維也夫，譴責他為「間諜」，他的出席資格遭取消。
張太雷、俞秀松、瞿秋白與陳為人從一開始就參與代表大會。但現在，在克里姆林宮的安德烈耶夫廳裡有同情中國共產主義的另一群人，他們三天前才來到莫斯科，剛拿到訪客通行證。他們來到這「紅色首都」，在剛開辦的共產國際學校──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俄文首字母縮寫為KUTV）上課。這些人包括劉少奇、羅亦農、吳芳、任培國（即任弼時）、蕭勁光、卜士畸、任岳、周兆秋、胡士廉、陳啟沃、謝文錦、 蔣光慈與廖劃平。他們都在上海共產黨員的推薦下抵達莫斯科。
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對中國革命分子敞開大門的第一所共產國際高等教育機構。不久之後，蘇俄將會設立全面的國際學校網絡。其目標是培訓國外的布爾什維克黨員，以便推動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因為自從布爾什維克黨經由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俄國掌權之後，該黨從一開始就熱切地宣傳此一概念。
……
一九一九年三月，列寧倡議的特殊組織──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創立，將許多國家的共產黨員集合在一起，其目的是掀起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熱潮。共產國際並非政黨之間的聯盟，而是一個僅有單一計畫與章程的統一組織。它由選舉所產生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所領導，不只是布爾什維克黨員，也有其他共產主義團體的代表參與其工作。然而俄國的共產黨員卻全盤掌握領導權。共產國際對其外國支部提供實質的組織、政治、意識形態、軍事、精神鼓舞與財務上的支援。
歐洲無產階級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三年的潰敗，尤其是一九二○年蘇俄入侵波蘭失敗，引發俄國共產黨自一九二○年代初開始，不只關注西方，也逐漸更關注東方的革命運動組織。在俄國革命與內戰期間，布爾什維克索求的大筆款項，開始透過共產國際流入各國，對象不只是歐洲與美國，也包括東方各國。中國、日本、印度、印度支那、埃及與土耳其的共產黨員都開始利用這些資金。一九二一年，共產國際給了中國共產黨一萬六千六百五十元中國幣，而在一九二二年又給了一萬五千元中國幣。如果考慮到當時的匯率是一枚中國銀元相當於金本位美元的五十分，那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共產國際給羽翼未豐的中國共產黨的金援，共計一萬五千八百二十五美元。這還只是一開始的數字。中國歷史學者楊奎松根據中共的檔案數據，斷言從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二三年六月）開始，莫斯科幾乎全額資助該黨的運作。到了一九二七年，對中共的經濟援助已達一百萬中國幣，即五十萬美元。這筆資金分配的對象包括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工人與農民運動、對抗帝國主義、軍中的工作以及各式各樣的特別計畫。許多份俄國檔案中也顯示，不只在一九二○年代，共產國際與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在一九三○年代也對中國共產黨提供全方位的金援，這一點證實了楊奎松提出的資訊。援助的總金額高達數千萬美元。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遭到納粹德國攻擊之後，蘇聯依舊持續幫助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黨的政治局通過決議，授權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匯「一百萬美元協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協助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扶持中國共產黨培訓革命幹部。以此為目標，蘇俄在許多共產國際的教育機構招收中國革命分子。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蘇俄針對該領域投入許多心力。而此舉與當時中國革命運動的快速發展息息相關。
在這段時間，中國革命分子在完整的國際學校網絡求學。
……
規模最大的教育中心，就是位於莫斯科的三所高等學府：於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八年以及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六年間開設給中國人就讀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五月改為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年間開設的莫斯科中山大學（該校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重組為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及國際列寧學校（一九二六至一九三八年）。
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有不少於三千名來自中國的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革命分子與運動人士，在蘇維埃布爾什維克黨的直接控制之下，於這三所學校接受培訓。在保存於莫斯科的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原中央黨史檔案館（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九年改名為俄國保存與研究當代歷史文件中心，現為俄國國家社會政治史檔案館）中，保存著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黨員的三千三百二十八份個人檔案。在這些檔案中，絕大多數都是當時在莫斯科共產國際學校就讀的中國學生。其中大約有四分之三都是中國共產黨員，而裡頭的一百六十七位黨員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重要性特別顯著的，包括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導人劉少奇、鄧小平、任弼時、楊尚昆、陳雲、葉劍英、鄧穎超、林彪、陳伯達、李富春、林伯渠（林祖涵）、劉長勝、吳玉章、董必武、徐特立、張聞天、王稼祥、劉伯承、蔡暢、聶榮臻、蕭勁光、烏蘭夫、閻紅彥、孔原、張琴秋、伍修權、王觀瀾。一九七○年代末與一九八○年代，這當中有許多人－－首先是鄧小平、陳雲、楊尚昆、葉劍英、烏蘭夫、鄧穎超與聶榮臻等人，在中國實施大規模經濟改革，促成中國蓬勃發展的開端。鄧小平與其他許多中共領導人在蘇俄期間以及他們的求學過程中與布爾什維克黨的接觸，無疑並沒有白費力氣。他們全都汲取了布爾什維克意識形態的影響。鄧小平領導集團引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帶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概念，與蘇維埃新經濟政策極為類似，此一事實或許可解釋這些人接受蘇維埃教育的深度不可小覷。有著這樣的關聯性，研究在莫斯科接受培訓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來領導幹部的歷史，不只有助於我們了解一九二○與一九三○年代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對於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社會政治與經濟轉變，也有其顯著的重要性。
……
一九五○到一九七○年代，對於此主題不感興趣的中國史學界，其原因顯然是遵循中國共產黨的指示。即便是在與蘇俄友好的年代，中國也無人提及一九二○至一九三○年代中國學生至蘇俄求學的事。唯一例外是中國勞工參與俄國內戰，且因此接受某些布爾什維克培訓的主題。例如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一年間，雙語期刊《友誼》（Druzhba）經常提到那些經歷俄國內戰洗禮的中國人；而在一九五九年，歷史學者彭明甚至出版了一本書，書中以幾頁篇幅介紹了蘇俄工農紅軍的中國戰士。然而這位彭明卻完全沒有提到中國幹部在共產國際教育中心培訓的歷史。
這現象可以解釋，因為早在創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前，毛澤東與其他支持他的中共領導人，與某些從蘇俄返國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博古、洛甫、王明與其他人）進行了長時間的權力鬥爭，後者受到布爾什維克黨當局的庇護。在這場鬥爭中，毛澤東對於中國革命分子在共產國際高等學府培訓的成果提出了相當負面的評價。他的主要論點是，中國共產黨員在蘇俄吸收了教條主義，他於一九三○年的論文〈反對本本主義〉（原標題為〈調查工作〉）一文中揭示了這種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有害本質。
一九三八年九月至十一月，在粉碎了政敵之後，毛澤東開始對他們進行意識形態的再教育，宣稱「我們的戰鬥任務，就是以持續且有計畫的方式，培訓大量新幹部」。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四年的整風運動中，他勒令所有「教條主義者」（除了王明以外）在報告中承認他們在蘇俄什麼也沒學到。
舉例來說，以下是毛澤東之前一名主要政敵博古（本名秦邦憲，以化名波戈列洛夫〔Pogorelov〕於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就讀）在他的「自白書」（一九三一年自蘇俄返回中國後，他領導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並於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二月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寫道：
我在莫斯科接受……一種教條式的派系教育……在我個人生涯發展中，〔在蘇俄求學〕的這三年……是對我的意識有所毒害的一段時間……對於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而言，〔這所〕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毫無用處；反之卻帶來無以計數的傷害……學生被灌輸對實踐的蔑視，盲目信仰學究式的教條，忽略了中國的現實，卻歌頌著外國「典範」……接受如此教育的翻譯幹部卻沾染對外國事物的浮誇愛好。對蘇俄與共產國際的尊重與景仰，被用來教育紅色買辦……這些學生，尤其是口譯員之中，逐漸形成了一群模範教條主義者，他們是外國走狗。
另一位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畢業生楊尚昆（化名薩爾蒂科夫〔Saltykov〕）也在大約同一時間召開的某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期中說過同樣的話，周恩來也一樣，他對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與這所大學的情況十分了解。
無論是毛澤東或任何一位中國領袖，都不敢公開對在莫斯科成立培訓中共黨員教育中心的布爾什維克黨人表達不滿。即便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委員會通過權威性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也沒有將教條主義與蘇聯連結，但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卻自然而然地組織起來，成為毛派領導階層的主要任務之一。
這也就是為什麼不僅在一九五○年代，也包括在之後，即便中共與蘇共一刀兩斷，當時的中國史學家不被准許說任何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民族與殖民地問題科學研究院、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或國際列寧學校的任何好話，列寧與史達林主義時期的中蘇關係，都未曾在中國史學中留下悲傷的一頁。

試閱

一九二七年春天爆發的一場新的大型衝突，與拉狄克被解雇有關。上級指派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新校長米夫自一九二七年二月開始被派往中國。陳紹禹在他身邊擔任翻譯。米夫不在時，由學術事務主任沙洛姆・阿戈爾（Shalom I. Agol）擔任代理校長，他竭盡所能想保住這職位。但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黨委書記薩狄尼可夫並不支持他，而且公開反對他。雙方行政人員開始將學生捲入他們的爭執。其結果就是學生們分成兩個派系：教務派和黨委派。和一九二六年春天的情形一樣，學業進程幾近崩潰。新的爭鬥撼動了沃爾宏卡街十六號的大樓。學生們接連幾天進行吵鬧的辯論，情緒十分激昂。
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領導眾人支持阿戈爾的派系。這三位名聲顯赫的中共積極分子，在莫斯科中山大學都有不小的權力。在旅莫支部遭解散之後，「學問很好，人也易親近」的董亦湘由黨委指派，甚至負責學生的黨務工作；也就是說，他實際上是中國學生的新任黨書記，因為理所當然地，無論是薩狄尼可夫或是俄共黨委員會中其他大多數委員都不懂中文。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開始積極培養學生。
然而他們遇到了對手。感覺自己因為抵制領導人而落後了一年學業，許多一般黨員拒絕承認任何人有權力強行替他們做決定。這些人以兩名年輕學生張聞天與沈澤民為中心，兩人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一批抵達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他們是陳紹禹的朋友，也都支持米夫，而陳紹禹和米夫支持反對阿戈爾險惡陰謀的薩狄尼可夫。其結果就是，董亦湘的書記職位被解除；沉醉在第一場勝利中的張聞天、沈澤民與他們這一派的人開始發動攻勢。
到了一九二七年六月，眾人情緒已十分激昂，莫斯科中山大學學年末舉行的例行大會成了一場混戰。兩派人馬的衝突持續了五天才平息。除了現有的兩個派系，現在又加入第三個派系，將所有討論的反對者都納入其中，它被稱為「第三勢力」（third force）。
在學生情緒達到沸騰的一九二七年七月底，米夫與陳紹禹回到了大學。
他們迅速估量形勢，並訴諸所有獨裁者都推崇的「分而治之」原則，開始建立其專政。
校長地位很快就受到確認的米夫，第一件事就是公開支持「第三勢力」，煽動性地宣告結束一切紛爭的必要性。楊尚昆與盛岳寫道，是陳紹禹建議他這麼做的。這很有可能，不過米夫自己也能夠得到相同結論：如果沒有「第三勢力」，他就難以擊敗影響力最大的阿戈爾派系。得到擁護秩序的學生們的支持之後，米夫就能迅速擺脫他的主要對手。但當然了，這也必須經過一番鬥爭。大學在接下來的四週持續動盪不安，會議一個接著一個召開。不同派系的追隨者大肆表達各自的意見。因此，在其中一場會議上，阿戈爾的支持者郭妙根（瓦日諾夫〔Vazhnov〕）將學生分成三類──「走狗、中間派和反對走狗的戰士。」他進一步闡述此一觀點，聲稱：「戈盧別夫〔陳紹禹〕是個政治娼妓……他討好米夫同志與斯特拉霍夫〔瞿秋白〕同志。他自己想當老大，並為此爭取支持者。」彭玉階（化名班科夫〔Bankov〕）支持郭妙根：「在梅塔洛夫（Metallov，本名夏曦，薩狄尼可夫的支持者）看來，學生是健康的，學生裡沒有走狗。但是，例如瓦倫提諾夫（Valentinov）〔張國庶〕和戈盧別夫就是走狗，因為他們會去找米夫祕密談話。這表示梅塔洛夫隱瞞事實，他自己就是走狗。」討論就是在這種程度上進行。
不過，到了夏末，米夫勝利了。阿戈爾被開除。接著，顯然不想與該派系的黨委分享這勝利果實的米夫打擊他自己的支持者撒狄尼可夫。心灰意冷的黨委書記因被指控煽動衝突而被開除。「鬧事」的學生們──陳紹禹、張聞天與沈澤民的朋友們──全都受到處罰，但處罰很輕。這或許只是為了避免讓「第三勢力」起疑。
然而真正遭受批評的是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這三人遭到陳紹禹的怨恨，不只因為他們支持米夫的敵人阿戈爾，也因為這三名老資格的黨員從反對旅莫支部的鬥爭開始，就早已看透了他想在黨中奪權的陰謀。在當時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極力反對建立「戈盧別夫獨裁統治」。因此，一九二七年八月，米夫從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將這三人除名，替陳紹禹開路。學校以一個似是而非的藉口將他們轉學至國際列寧學校。「丘古諾夫（Chugunov）〔周〕、納里馬諾夫（Narimanov）〔俞〕和奧林斯基（Orlinsky）〔董〕已不能留在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陳紹禹在之後回憶道。
但是為了徹底掌權，陳紹禹還有許多事要做。現在最重要的，就是要毀謗還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的俞秀松、董亦湘和周達文三人的支持者，要成為無可爭議的學生領袖，這是唯一的方法。他所做的這一切，完全符合布爾什維克黨的傳統！
他的幸運時機到來了。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個名叫王長熙（化名謝爾蓋・謝爾蓋耶維奇・馬丁諾夫〔Sergei Sergeevich Martynov〕）的學生順道去當時米夫一手控制的莫斯科中山大學黨委員會。王長熙說當他恰好經過江蘇同學菲格納（Figner）的房間（此人即薛萼果，也就是後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知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孫冶方為其筆名），他聽見緊閉的門後方傳來哈哈大笑的聲音，又聞到強烈的中國菜氣味。他仔細聆聽，但聽不清他們在說什麼，因為王長熙來自北京，而菲格納以及和他聚會的同志們說著只有江蘇與浙江同鄉才懂的語言。他只聽見江蘇人董亦湘熟悉的聲音，以及顯然是某些浙江人的聲音（很可能是俞秀松，當時他確實在薛萼果的房間裡），之後他打小報告說：「冶方同志的室內有許多江浙人在談話，好像是在開江浙同鄉會。」他無法忍受董亦湘和俞秀松，因為他自己屬於陳紹禹派，陳紹禹推薦他擔任學生的領導。陳紹禹本人當時是教師和口譯員，也是負責煽動與宣傳的黨委；他已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完成大學學業。
在接獲檢舉後，黨委員會立刻確認這次晚餐聚會的人名。順帶一提，其中有幾人並不是江蘇人也不是浙江人。例如曾就讀莫斯科中山大學但不久前被轉學至軍事學院，只是「順道造訪」聚會的左權就是湖南人。但黨委們並不在乎這樣的瑣事，至少陳紹禹不以為意。陳紹禹與同一派系的人利用這次機會，迅速解決了對他獨裁不滿的學生們。
首先，陳紹禹將所有事情知會米夫，這時米夫已經升職了。除了擔任校長之外，他現在還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部長。陳紹禹將發生的事呈報為他「揭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中國學生反革命地下組織，該組織在董亦湘、俞秀松和周達文的領導下由江蘇人和浙江人組成。他把周達文也算在內，只因為他是董亦湘和俞秀松的朋友：周達文不在聚會中，而且他來自貴州。在文件中陳紹禹還附上了其他幾個學生的類似指控，這些人都是他的朋友。
米夫力挺他的黨羽陳紹禹，於是立刻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成立了黨部特別委員會，調查該組織的活動，不久後，他將「江浙同鄉會」的相關資料移交給蘇聯政治保衛總局。這份名為「編號5150情報案」（Intelligent Case No. 5150）的「同鄉會案」被移交給該機構的執行官鮑里斯・亞・梅尼斯（Boris Ya. Menis）負責。梅尼斯很快就揭露了對二十二名學生不利的資料，其中不只有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學生，還有來自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軍事工程學校、炮兵與步兵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以及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的學生。梅尼斯在結論中特別寫道：
〔一九〕二七年底，以俞秀松、周大林〔周達文〕與蔣經國為首，先是在莫斯科、接著在周邊地區開始形成嚴重的派系團體。他們的任務是奪取中國學生的黨領導權，並將其導向支持中國共產黨機會主義領導人陳獨秀，維繫與國民黨右派的關係，並且在軍事學院中獲得影響力。
文件已充分證實該無法無天的反黨活動。
逮捕與調查有其必要。
在這之後，一九二八年二月底（二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或最遲在二十七日早上），在米夫的准許下，陳紹禹對向忠發講述這「糟糕的」故事，後者是中共中央委員會臨時政治局委員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成員，他以中國共產黨代表身分前來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九次全會。向忠發相信陳紹禹。根據認識他的人表示，他天真且頭腦單純。他怎會不相信？畢竟陳紹禹和米夫，以及當時已經被米夫成功「拉攏」的幾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官員已經肯定，這些地下參加者的目的，就是要除去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國際列寧學校的學生領袖、布爾什維克黨內多數派的積極支持者，並與左傾托洛斯基反對派、國民黨右派以及「背叛了革命大業」的中共前領導人陳獨秀與譚平山建立「反革命」連結。到了這時，在中國共產黨運動被擊敗之後，陳、譚兩人已放棄了在中國共產黨內的積極工作。
為證明俞秀松、周達文和董亦湘與托洛斯基派和國民黨的「犯罪聯繫」，陳紹禹將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也列在「同鄉會」活動名單裡。蔣經國在一九二七年確實有一段時間受到托洛斯基派的吸引，而且他也是浙江人。將他列為這「犯罪」團體的一分子的根據，是他寫了一封信給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的同鄉（從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後，蔣經國從一九二七年底起就讀於列寧格勒的尼古拉・托爾馬喬夫軍事政治學院）。蔣經國的這封信，內容是回覆同鄉為了和朋友去中國餐館吃飯而向他要錢會餐。蔣經國寫到，他現在缺會費，但他母親很快就會寄些錢給他，到時候，他自然樂意幫忙。此種「罪行」足以指控這些這將學生，而在此同時，那些與他們勾結的江蘇學生，甚至為了達成在「同鄉會」內的犯罪目的而籌措一筆「互助基金」。
毫無疑問的是，自一九二七年起，的確存在著文件中被稱作「儲金互助會」或「同鄉會」的莫斯科中國學生團體，儘管余敏玲訪問的每一個住在台灣的莫斯科中山大學校友，都異口同聲地說根本沒有這些「協會」。但是它當然並不是「反革命」組織，只不過是包括俞秀松、周達文與董亦湘在內的一些學生，在物質上支持彼此，相互往來，成為朋友，一起打發時間。而他們有時也確實開玩笑把放錢的箱子稱為「互助基金」，而且大笑地說「根據章程第一條」他們都必須支付「會費」，才會被認為是「正式會員」諸如此類的話。
然而，受到陳紹禹和米夫誤導的向忠發，卻於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與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副部長索洛維約夫會面，知會他這令人不安的消息。向忠發不斷要求索洛維約夫安排讓布哈林與史達林接見他。但索洛維約夫僅以書面知會布哈林向忠發的造訪，而且還懷疑他指控這幾名中國學生的真實性。向忠發給了他蔣經國、俞秀松和周達文的名字。沒有人知道布哈林是否曾與向忠發會面，但是根據《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第一總書記接見人登記名冊》，史達林肯定沒有接見向忠發。然而，向忠發卻以自己的權力開始調查「同鄉會案件」。同時，米夫則知會布哈林、約瑟夫・皮亞特尼茨基（Joseph A. Piatnitsky，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與L・N・切爾尼亞夫斯基（L. N. Cherniavsky，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鼓動與宣傳部以及《真理報》編輯）事情發展的狀況。
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召開了一場與向忠發、另一名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中共代表蘇兆徵以及蘇聯政治保衛總局的官員的祕密會議，會議中決定「承認反黨組織的存在……並且對於〔儲金互助會的成員〕採取紀律處分，並通知所有〔這些中國人就讀的〕學校有該同鄉會的存在」。到了那時，蘇聯政治保衛總局已握有人數為一百五十人的「地下組織」成員資料。試想在當時許多蘇聯高等教育機構中共有一千五百名中國學生就讀，結果卻有十分之一的學生從事「反革命活動」。
三月二十三日，向忠發出發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米夫的支持者在學校召開了一場全體黨員會議（根據其他資料來源顯示，這是一場黨支部的擴大會議，有可能兩場會議都有召開）。在擴大會議上，或者在這兩場會議上，米夫不等來自黨的高層機關做出決定，就斷言大學中有一群學生從事地下反黨活動。在這之後，憤怒的向忠發對教師與中國學生發表以下談話：「凡是在黨內組織反革命的同鄉會的，一律槍斃！」在場的許多人臉色沉了下來。其中有個名叫陳修良（她的化名不詳）的學生表示，即便過了五十年，這些話語依舊縈繞在她的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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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語言
  • 中文繁體
  • 裝訂
  • 紙本平裝
• • ISBN
  • 9789570881783
  • 分級
  • 普通級
• • 頁數
  • 400
  • 商品規格
  • 25開15*21cm
• • 出版地
  • 台灣
  • 適讀年齡
  • 全齡適讀
• • 注音
  • 級別

中文書＞人文歷史＞中國史地＞中國史地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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