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千年史，兩千年航路的考古遺存
活動訊息
內容簡介
海洋絲路紀，從漢代港口駛出的文明交流史！
出土文物、航線復原、城市史變遷、港口興替……
透過考古遺址與跨文化研究，
再現海上絲路從漢代至宋元的繁盛歷程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脈絡與形成
本書以宏觀視角梳理中國古代海上交通與對外往來的歷史變遷，指出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萌芽，歷經發展、繁盛至衰落，綿延兩千餘年。其形成原因包括地理位置優勢、海運成本與效率的提升，以及陸上絲路受阻所帶來的替代需求。書中特別強調北部灣地區在漢代的關鍵作用，認為合浦、徐聞等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點，見證了早期中國與外部世界在貿易與文化上的深度交流。透過文獻記載與考古證據，本書呈現海路航程如何跨越南海、印度洋，連接至南亞、東南亞、遠至地中海，並成為東西方文明互通的重要通道。
▎廣西與北部灣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本書聚焦廣西北部灣的獨特歷史地位，強調其作為漢代中國面向海外的重要門戶，其海港網絡與腹地產業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步與發展中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書中透過合浦漢墓群、草鞋村漢城址與大浪古城等考古遺址的出土文物，呈現當時中外貿易的繁盛景象，例如羅馬玻璃、波斯陶壺及珠飾等文物，均證明北部灣是當時世界貿易體系的重鎮。作者並指出，航線沿途的文化交流深刻影響嶺南文化的形成，如玻璃工藝、冶金技術與佛教的傳入，使華南地區的文化樣貌呈現與中原不同的多元特色。
▎世界文化遺產申報與保護工作
書中另一大篇幅聚焦於「海上絲綢之路．北海史蹟」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過程。自2009年中國啟動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以來，北海市的三大遺址因其完整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價值，被納入多個聯合遺產申報計畫。作者透過檔案與政策分析，梳理申遺的制度架構、國家策略定位與地方政府的推進方式，包括考古發掘、多學科研究、遺址保護制度的完善等面向。本書也記錄各級政府如何在城市快速發展壓力下，透過立法與規劃維護遺址完整性，並透過國際合作與專家研討，提升申遺工作的深度與廣度。
▎絲路背景下的歷史意義
本書最後從當代視角回望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意涵，指出其所體現的「互利合作、開放包容」精神。書中也提及各項文化推廣活動與影視作品，如展覽、舞劇、動畫等，讓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成為連結現代大眾的文化符號。本書旨在以史鑑今，展示海上絲綢之路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性，並期待為未來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國際合作奠定更深的基礎。
【本書特色】：
本書以學術研究與考古成果為基礎，系統性探討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萌芽至近代轉變的完整脈絡，特別著眼於廣西北部灣在古代對外交通中的核心地位。結合文獻考證、遺址發掘與多學科研究，呈現中外貿易、文化交流的多樣面貌，展現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兼具學術深度與閱讀性。
出土文物、航線復原、城市史變遷、港口興替……
透過考古遺址與跨文化研究，
再現海上絲路從漢代至宋元的繁盛歷程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脈絡與形成
本書以宏觀視角梳理中國古代海上交通與對外往來的歷史變遷，指出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萌芽，歷經發展、繁盛至衰落，綿延兩千餘年。其形成原因包括地理位置優勢、海運成本與效率的提升，以及陸上絲路受阻所帶來的替代需求。書中特別強調北部灣地區在漢代的關鍵作用，認為合浦、徐聞等港口是海上絲綢之路最早的始發點，見證了早期中國與外部世界在貿易與文化上的深度交流。透過文獻記載與考古證據，本書呈現海路航程如何跨越南海、印度洋，連接至南亞、東南亞、遠至地中海，並成為東西方文明互通的重要通道。
▎廣西與北部灣在海上絲綢之路中的地位
本書聚焦廣西北部灣的獨特歷史地位，強調其作為漢代中國面向海外的重要門戶，其海港網絡與腹地產業在海上絲綢之路的起步與發展中發揮了不可取代的作用。書中透過合浦漢墓群、草鞋村漢城址與大浪古城等考古遺址的出土文物，呈現當時中外貿易的繁盛景象，例如羅馬玻璃、波斯陶壺及珠飾等文物，均證明北部灣是當時世界貿易體系的重鎮。作者並指出，航線沿途的文化交流深刻影響嶺南文化的形成，如玻璃工藝、冶金技術與佛教的傳入，使華南地區的文化樣貌呈現與中原不同的多元特色。
▎世界文化遺產申報與保護工作
書中另一大篇幅聚焦於「海上絲綢之路．北海史蹟」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過程。自2009年中國啟動海上絲綢之路申遺以來，北海市的三大遺址因其完整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價值，被納入多個聯合遺產申報計畫。作者透過檔案與政策分析，梳理申遺的制度架構、國家策略定位與地方政府的推進方式，包括考古發掘、多學科研究、遺址保護制度的完善等面向。本書也記錄各級政府如何在城市快速發展壓力下，透過立法與規劃維護遺址完整性，並透過國際合作與專家研討，提升申遺工作的深度與廣度。
▎絲路背景下的歷史意義
本書最後從當代視角回望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意涵，指出其所體現的「互利合作、開放包容」精神。書中也提及各項文化推廣活動與影視作品，如展覽、舞劇、動畫等，讓海上絲綢之路不僅是學術研究，更成為連結現代大眾的文化符號。本書旨在以史鑑今，展示海上絲綢之路在全球化時代的重要性，並期待為未來的文化遺產保護與國際合作奠定更深的基礎。
【本書特色】：
本書以學術研究與考古成果為基礎，系統性探討海上絲綢之路自漢代萌芽至近代轉變的完整脈絡，特別著眼於廣西北部灣在古代對外交通中的核心地位。結合文獻考證、遺址發掘與多學科研究，呈現中外貿易、文化交流的多樣面貌，展現歷史價值與現代意義，兼具學術深度與閱讀性。
目錄
前言
第一章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全景
第二章 北部灣的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
第三章 海路開通前的嶺南社會面貌
第四章 漢代海上絲路的沿線考古研究
第五章 漢代海上絲路的擴展與跨區互動
第六章 唐宋時期廣西的海外貿易與文化交流
第七章 元明清時期廣西的海路往來與文明互鑑
第八章 廣西海上絲路的興衰脈動與歷史啟示
第九章 海上絲綢之路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
參考文獻
第一章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全景
第二章 北部灣的自然環境與歷史發展
第三章 海路開通前的嶺南社會面貌
第四章 漢代海上絲路的沿線考古研究
第五章 漢代海上絲路的擴展與跨區互動
第六章 唐宋時期廣西的海外貿易與文化交流
第七章 元明清時期廣西的海路往來與文明互鑑
第八章 廣西海上絲路的興衰脈動與歷史啟示
第九章 海上絲綢之路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
參考文獻
試閱
第一章 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全景
中西古代海上交通的研究由來已久，較早有馮承鈞1937年出版的《中國南洋交通史》，系統輯錄見張星烺編著、朱傑勤校訂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等。但冠之以「海上絲綢之路」，則出現在1980年代初，以陳炎1982年發表的〈略論海上「絲綢之路」〉、常任俠1985年出版的《海上絲路與文化交流》等為代表。陳炎對海上絲綢之路各條路線加以考證，其中包括一條從中國西南部經緬甸入海西航的路線，意在說明古代中國與海外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常任俠就宗教、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珠寶、花卉、珍禽異獸以及人民生活習慣、衣著、食品等方面，討論中國古代透過海洋與各國的交流及相互影響。
一、「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由來
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西元1833～1905年），是近代中國地學研究先行者之一。西元1868年9月，他到中國展開地質地理考察，耗時近四年，足跡遍及半個中國。回國後，他在柏林出版了德文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五卷），這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徵的重要著作。書中關於李希霍芬創立的中國黃土風成理論，至今仍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是在此書中，他首次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形容在張騫出使西域古道基礎上形成的中西貿易通道。其後，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瓦納（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國的絲絹貿易有兩條商道：一是透過粟特國的陸路，另一是透過海路到達印度沿岸。另據季羨林研究，在古印度巴利語文獻中實際上也提到了一些關於印度貨船遠行至中國的事情。而「海上絲綢之路」一詞的正式使用，則始於日本學者三杉隆敏1968年出版的《探尋海上絲綢之路──東西陶瓷交流史》一書，他根據中國陶瓷的海上運輸和貿易分布提出這一概念，儘管並未實際從歷史學、考古學角度給予明確的學術定義，但是「海上絲綢之路」簡明易懂，很快為媒體和學術界所接受。
毫無疑問，「海上絲綢之路」是藉助「絲綢之路」的概念衍生出的對從西太平洋到南中國海，經麻六甲跨越印度洋，到達西亞、地中海地區和非洲東岸的古代海上商貿、交通線路的表述。從文化遺產和文化對話、交流的角度看，「海上絲綢之路」是「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海上絲綢之路」作為文化遺產的正式名稱，學術界也有過討論。當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十年規畫（1987～1997年）時，有些國家的學者提出，古代東西方之間海上商路所轉運的大宗商品多是香料、瓷器等物，故應稱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而更多國家的學者認為，古代東方與西方各國之間，除了商品交換，還包括文化交流。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傳播，中國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西傳，就是文化交流的展現，如果把名稱改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反而限制了這個專案自身的意義。能夠涵蓋古代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而且又為世界各國學者所接受的，唯有「絲綢之路」這個詞。「海上絲綢之路」最終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採用，遂成固定表述，並開始推廣使用。
中西古代海上交通的研究由來已久，較早有馮承鈞1937年出版的《中國南洋交通史》，系統輯錄見張星烺編著、朱傑勤校訂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等。但冠之以「海上絲綢之路」，則出現在1980年代初，以陳炎1982年發表的〈略論海上「絲綢之路」〉、常任俠1985年出版的《海上絲路與文化交流》等為代表。陳炎對海上絲綢之路各條路線加以考證，其中包括一條從中國西南部經緬甸入海西航的路線，意在說明古代中國與海外各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相互交流；常任俠就宗教、文學、音樂、舞蹈、繪畫、雕塑、珠寶、花卉、珍禽異獸以及人民生活習慣、衣著、食品等方面，討論中國古代透過海洋與各國的交流及相互影響。
一、「海上絲綢之路」概念的由來
德國地理學家、地質學家費迪南．馮．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西元1833～1905年），是近代中國地學研究先行者之一。西元1868年9月，他到中國展開地質地理考察，耗時近四年，足跡遍及半個中國。回國後，他在柏林出版了德文著作《中國──親身旅行和據此所作研究的成果》（五卷），這是第一部系統闡述中國地質基礎和自然地理特徵的重要著作。書中關於李希霍芬創立的中國黃土風成理論，至今仍是學術界的主流觀點，也是在此書中，他首次使用「絲綢之路」一詞，形容在張騫出使西域古道基礎上形成的中西貿易通道。其後，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瓦納（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在《西突厥史料》中提出，中國的絲絹貿易有兩條商道：一是透過粟特國的陸路，另一是透過海路到達印度沿岸。另據季羨林研究，在古印度巴利語文獻中實際上也提到了一些關於印度貨船遠行至中國的事情。而「海上絲綢之路」一詞的正式使用，則始於日本學者三杉隆敏1968年出版的《探尋海上絲綢之路──東西陶瓷交流史》一書，他根據中國陶瓷的海上運輸和貿易分布提出這一概念，儘管並未實際從歷史學、考古學角度給予明確的學術定義，但是「海上絲綢之路」簡明易懂，很快為媒體和學術界所接受。
毫無疑問，「海上絲綢之路」是藉助「絲綢之路」的概念衍生出的對從西太平洋到南中國海，經麻六甲跨越印度洋，到達西亞、地中海地區和非洲東岸的古代海上商貿、交通線路的表述。從文化遺產和文化對話、交流的角度看，「海上絲綢之路」是「絲綢之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海上絲綢之路」作為文化遺產的正式名稱，學術界也有過討論。當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制定「絲綢之路：對話之路綜合考察」十年規畫（1987～1997年）時，有些國家的學者提出，古代東西方之間海上商路所轉運的大宗商品多是香料、瓷器等物，故應稱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而更多國家的學者認為，古代東方與西方各國之間，除了商品交換，還包括文化交流。佛教、伊斯蘭教等宗教的傳播，中國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和火藥的西傳，就是文化交流的展現，如果把名稱改為「香料之路」或「陶瓷之路」，反而限制了這個專案自身的意義。能夠涵蓋古代東西方之間物質、文化交流的豐富內容，而且又為世界各國學者所接受的，唯有「絲綢之路」這個詞。「海上絲綢之路」最終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採用，遂成固定表述，並開始推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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